長風的隨筆

文史星曆,隨便聊聊

不知何处是吾家:余英时的中国情怀

遥望神州依旧


余英时

一、城郭如故人民非

1978年,阔别大陆近三十载的余英时,终于踏上了故土。在飞机降落北京的时刻,他忽然有种化鹤归来的感觉,恍惚在神话之中。然而,江山依旧,故园已非。兴奋之余,是无限的感慨和惆怅。

余英时代表了当下中国历史学家成就的高峰。他年轻时,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几所美国顶尖高校,在西方学界,打出一片天地。中年以后,多以中文写作,风靡一时,又成为中文学界绕不开的人物。

中国不仅是他的研究课题,也是他一生情之所系。这次,他是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回归故土。

自1950年离开大陆,他无数次魂牵梦萦,遥望故乡,但真正有了回去的机会,他一生的回乡之旅,却仅此一次。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他作为美国官方学术代表团的一员,回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一行遍及北京、洛阳、西安、成都、河西走廊等地。平时在只在纸面上看到的秦关汉月,都一一浮现在眼前,心中震撼自不可言;汉唐时祖先筚路蓝缕,开创如此疆域辽阔的国家,其雄伟之气魄,让他胸中激荡,久久不能平静。

历史尽头的现实,却让他极度失望。以前长袍马褂与西服并存的着装,现在只有清一色的灰蓝布衣。和他交谈的几位一流学者,均极为谨慎,好像担心言谈间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敏锐的他通过这些细节,已经感受到,时代不一样了。在大陆的时间一日日过去,他得知无数的古建筑、雕塑在历次运动中被毁坏,旧时社会的乡情礼仪,几乎荡然。

城郭如故人民非。这一个中国,已不是他早年生活的中国。此后,余英时继续在中国史领域耕耘,却终生未曾回去。他要用中文把那个传统中国,告诉仍在使用汉语的人们。大陆统战部通过他的亲戚朋友,多次劝他回去看看,他决绝地说,我没有乡愁。

余英时与老师钱穆(中)

二、在大时代的延长线上

余英时生于1930年,国内战争风起云涌,各种思潮飚起又跌落。他的学术著作,大都在50年代后问世,可谓处于大时代的延长线上,所受影响,至深且远。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避战乱,他被送回故乡安徽潜山的山间。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这里没有鲁迅笔下旧社会的“吃人”与压迫、愚昧,代之以淳朴的乡情,以及大自然的鸟语蝉鸣、松杉溪流,为他的少年赋予了一种金色的光芒,也让他对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传统乡村社会有了亲切的认识。

后来他师从于史学大师钱穆,正式进入了历史学的殿堂。钱穆对中国传统的温情与敬意和他早年的经历不谋而合,挖掘传统的价值,发现中国历史的独特脉络,并比较其与西方历史的异同,渐渐成了他决定研究终生的学问。

到了哈佛,他获得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治学方法和思路,即站在一种纯然客观的立场,对研究对象进行冷静的解剖;以专题研究的方式,解答他心中关于中国历史的大问题。这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兴起,影响及于人文学科之故。余英时在这里,师从著名汉学家杨联升,他并未放下钱穆那里学到的方法,而是左手屠龙刀、右手倚天剑,两套功力并用,被杨戏称为“带艺投师”。此外,他也广博阅览西方思想及历史著作,以期与中国历史相比较。

他从思想史内部出发,提出“内向超越”的理论,指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中通往现代的诸多“秘道”;也因其对兴革之际士大夫心理的精准把握,被人称为“心灵捕手”。其实,他自己就生存于一个江山鼎革的时代。

近代中国,西风压倒东风,亡国灭种的危机,不时压迫在人们心头。于是,很多人认为,传统大都是糟粕、我们的文化素来低人一等,见了白人就应该立马矮一头。一些“不合时宜”的学者便希望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挖出闪光的宝石,来证明我们民族的价值,以应对这灰暗无边的时世。

待到1949年,建国之后,时代的主题已经改变。“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不存在了。大陆学界的主流变成以马克思主义来解读历史,重压之下,不少名师巨匠,纷纷转向。又有一些学者,坚持己见,远赴海外,寻找另一片天地。他们要应对的危机,已经由亡国灭种而变为反对xx了。中国文化是否能发展出民主文化、衍生出现代社会,就成了大陆之外时常讨论的大问题。

余英时

这两个时代的主题,深刻地影响了余英时的治学。他虽然过的是纯粹的书斋生活,对大洋彼岸的神州大地,却时时关注。他的客厅,常常是政治异见者、流亡学者、各个学科的著名人物的聚谈之所,谈学问、写文章,常常到凌晨三四点。

他一方面,坚持客观的视角;另一方面,又带着感情,以同情之理解,探索历史。他研究思想史,但不局限于思想史,政治、经济乃至外交,无不涉及;他从断代史入手,但不囿于某一朝代,而是放眼通史,从先秦以至近现代,都有他治学的身影。他对中国历史中具体课题的研究,如宋明理学中的政治文化、明末的士商合流、先秦诸子的轴心突破等等,已成了我们文化中智慧结晶的一部分。

做学问过程中的艰难,他很少提及。他的学生王汎森曾说过一个细节,有段时间,经常见到老师眉头紧锁,聚会吃饭,无不如此。后来得知,是他那段时间在一直思考一个历史问题。

如果将近现代为中国文化持旗的学者分为三代,辜鸿铭、陈寅恪、余英时可为其代表。辜鸿铭生于1857年,他在其名著《中国人的精神》中,更多的还是以意气之争,来为中国说话;陈寅恪生于1890年,他已经有了更多的学理支持,来更冷静地处理中西融合的具体思路,如他所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学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余英时则在他们的延长线上,提出了当下时代的命题,中国文化是否能发展出民主文化、衍生出现代社会。

三、不知何处是吾家

故国情怀,历代士人都有,古代往往是发配到边疆的士人对中原故土、朝堂帝都的一种怀念。到了近代,更多的则是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思念。

辛亥革命前后,大批海外华人给各方阵营投资,或者不远万里,亲赴大陆,塑造他们认同的中国。1949年建国,又是一个分水岭,大量的人流如一粒粒水珠,组成片片浪潮,或走出国门,或回到大陆。及至1978年改革开放,有人义无反顾地出走,成为新的华人;也有海外华侨来到故土,寻找新的发展。

余英时伉俪(2013年)

余英时属于1949年后出走的一批,1978年回国,更让他心灰意冷。文人心中的故国情怀,比经济效益更难恢复。

“未知何处是吾家”,是他回国时所作的诗中的一句。他最喜欢的典故,是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种记载的一个佛教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愿,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尔!”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这个已经汉化的佛教故事,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等诸多寓意,也可说是是佛教版的精卫填海。小小一只鸟,竟有悲歌慷慨之感。“尝侨居是山,不忍见尔!”通过余英时的引用,也刻在了更多人的心上。

余英时的心中,他也是这只鹦鹉。兴亡无常,他对政治,只是“遥远的兴趣”,他真正关注的,还是具有数千年文明的古国的文化现状。思想史不能经国济世,却能给人一种精神力量。

唐朝时崔颢有言:“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山使人愁”,成为千古名句。其实他的家乡就在附近,快马指日可到,只是他的心灵依然在漂泊。余英时随时可以回去,在1978年后的四十多年中,直到91岁在睡梦中逝世,他始终居留异邦,将故国的长江大河,写给人们。

德国文坛巨匠托马斯·曼曾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余英时也说过相似的豪情天纵的话: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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