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世芳
馬世芳

台灣廣播人,寫作者。

我有什麼資格寫李怡呢?

「自由是不能夠通過血脈傳給下一代的,自由需要每一代人、每一時刻的警覺,去捍衛它。」

我有什麼資格寫李怡呢?我與先生素未謀面。追讀他的文章,也是很晚很晚的事:大概是 2017年之後吧,從他在香港《蘋果日報》的「世道人生」專欄,到網上《失敗者回憶錄》的連載,我一期不漏,一直追到最末篇。

2022 年 9 月 15 日,《失敗者回憶錄》198 回「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先生寫反送中運動。他提醒我們不要忘記:2020 年 3 月為止,香港共有超過七千人被捕。2019 年 6 月到 9 月,有 256 宗自殺案,和 2537 具「屍體發現案」。

他寫道:「(反送中)的結局是一個悲劇,但誰能料到它不會成為未來的生機?......強權可以壓制覺醒了的人的行為,但壓制不了這種覺醒。」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至此中斷。先生在臉書表示「暫停數天,無大礙,不勞各位朋友牽掛」,沒想到,這便是他最後的公開留言了。

10 月初,先生在台灣的老同事邱近思女士輾轉聯繫上我,在手機留了話。我看到訊息的時候已是深夜,不敢打擾長輩。隔天午後回電,那頭人聲雜遝,邱女士第一句話是:「哎呀,你這時候打電話來......。」接著她靜定地說:「李怡今天早上往生了,我在禮儀公司處理後事。」我哎呀失聲,邱女士壓抑情緒,告訴我:先生說他欣賞我這個年輕人(先生長我三十五歲),想讓我在《失敗者回憶錄》出版的時候寫幾句話。她又說:本來希望能讓先生看到這本書出版,現在沒有辦法了。

我非常意外。畢竟除了追看先生文章,不時在臉書轉發,我和他的交流,僅止於幾次網上留言致意。沒有想到,他竟記住了我。

2021 年,先生移居台灣。我相信,他是到了不能不走的時刻,才告別畢生心繫的香港,在暮年成為流亡者。臉書看到他坐火車在台灣旅遊的照片,覺得他離我一下子近了,卻始終沒想過要見先生一面。他的心情,我只能想像。

我有什麼資格寫李怡呢?他主持《七十年代》、《九十年代》雜誌的時代,我還太年輕。先生自謂論政生涯可分為上半場與下半場,以 1998 年《九十年代》結束為界。這麼說來,我首先是他「下半場」最後階段的受益者。但仔細一想,又不只如此。

先生回憶錄以「失敗者」為題,是因為他自謂「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朝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斯言斯語,沈痛可知。然而他又說:「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台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在言論上推動台灣民主化,台灣終於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

台灣解嚴那年,我十六歲。台灣民主化、告別威權的過程,深深影響我們這一輩人的生命。是當時言論最自由的香港,還有李怡先生這樣的媒體人,讓台灣政治異議者有了「外轉內」的發聲管道,方能「裡應外合」,鬆動黨國統治的基礎。所以,我們也都間接受惠於先生的「上半場」,只是當時未必明白。

先生出身左派陣營,曾是死心塌地的愛國愛黨者。他說:拋棄愛國主義思想,是一生心路歷程最大的轉變。拋棄信仰,等於否定曾經的自己,甚至被昔日同志目為「自毀前途」。他自謂「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並讓《七十年代》成為真正獨立媒體的過程,也是──套用他引用過的黃偉文歌詞──自身「從頭溶掉我多災的信仰」的過程。

但他說:唯有如此,纔能「恢復正常生活的能力,展現真正的我」

極權之可怖,不只從上而下的規制和迫害,還有深入骨髓靈魂,對人性的摧折和扭曲。先生在回憶錄歷數中國一場場政治運動帶來的精神凌辱,「成為正常的人」竟往往成為亂世中艱難的奢望。先生大半生的著述、奔走,也不過就是爭取、維護「成為正常的人」的權利,如此而已。

正因先生的左派出身,早早洞悉專制政治的本質。他寫文革帶給全中國人的最深刻教訓:「一旦失去權力,就連生存的權利都沒有了,因此一旦回朝掌權,就不要那麼天真去『為人民服務』了,最重要就是掌握權力,為自己服務。權力就是一切,『有權不用,逾期作廢』是專權體制的最高法則......這也是隨後帶來的幾十年經濟政治體制變化發展的主要原因。」

他寫香港六七暴動,最終雷大雨小,中共底牌自我揭穿,「反英抗暴」徹底失敗,反而「使香港市民對英治下的香港有了認同感,亦使英國管治者產生對香港的認同感」「隨著暴動的收攤,卻是香港歷史上最光輝時代的開始。」

這兩段關於文革和六七暴動的總結,解答了我多年糾結的疑惑。

他對極權政治本質的洞見,醍醐灌頂:共產黨唯一不變的最高原則,就是不計一切代價延續政權統治。只要政權能維持,一切原則、一切說法都可以變通。「所有的花言巧語都是預設的政治行為」「所有貌似開明的言論都是為權力鬥爭服務。」所以「不管中國如何信誓旦旦的承諾,不管有怎樣完善的文本設計,在一個沒有法治自由傳統的國家統治下,都不可能守得住法治規則。」

證諸香港的沈淪,先生不幸言中,《中英聯合聲明》已成廢紙。我島至今猶有人主張和共產黨簽和平協議,他們應當要記得李怡先生的提醒:「只要上了談判桌,中共就一定贏,因為所有承諾它都不會遵守」

先生曾創造「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一詞,描述專家學者一旦接近絕對權力,便往往以國師自居,不自覺美化掌權者,變成極權政府眼中「非常有用的白痴」。我不禁想:周恩來曾是《七十年代》忠實讀者,雜誌成為獨立媒體之後,更屢在關鍵時刻影響歷史進程。回憶錄提到曾有人試探請先生出任政協委員,他一口回絕。先生無數次面對權力的誘惑,不會沒有經受魔鬼的試煉。而他自謂受徐復觀啟發,選擇「事無不可對人言」的「透明人生」。他引陳獨秀詩自勵:「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我想是這樣的覺悟,讓他能對「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免疫。

他一生堅守媒體工作的原則:「政府任何部門都因為有權,而有機會欺騙人民,因此,媒體的責任就是任何時候,都要對掌權者或部門採取質疑態度。」他說:「這世界最需要的是真相,人生最應該探求和堅持的是真相,真相就是 truth,就是真理,就是做一個真正的、忠於自己的人。」他引羅素的話:「即使是你不想見到的事實,或你不願相信的事實,或認為這事實的揭露對社會可能不好,但事實就是事實。」所以他說:「不畏權勢」或許不是太難,真正困難的是「不畏群情」:「當群情洶湧地說你錯了,而你相信自己是對的,你能夠堅持嗎?」

他也屢次強調:「強權雖得逞,但自由壓不住。掩蓋事實,就是掩蓋真理。強權得逞,但強權永遠不能代替真理。」先生一生之中不斷目睹強權得逞,所以自稱「悲觀者」、「失敗者」,但他也說了:他的人生觀是「悲觀卻不消極」,因為「每一個憑良知驅使的行為都不是白費的,對自己不是,對社會、對人類、對歷史也不是。」

先生直到人生最後的時刻,仍然貫徹這樣的理念。

先生選擇台灣,作為晚年流亡寓居的所在──這裡是先生自謂「失敗者」人生志業僅有的例外。只願民主的台灣,讓先生在香港沈淪的亂世,仍然看到了希望的星火。

先生不在了。作為後來者,我能做的,就是記住他教給我的重要的事,並且盡我所能影響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先生反覆說過的:「自由是不能夠通過血脈傳給下一代的,自由需要每一代人、每一時刻的警覺,去捍衛它。」

借用先生引用邱吉爾的名言:「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謹此向李怡先生致敬──他是一位真正的勇者。

(寫於 10/22/2022 李怡先生告別式當天,刊《印刻文學生活誌》2022年11月號)


CC BY-NC-ND 2.0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or like, so I know you are with me..

Loading...
1

Want to read more ?

Login with one click and join the most diverse creator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