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派M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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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这个大时代,反对一切压迫和宰制的青年平台。关注思想交锋、社会运动,关心工人、农民、女性、全球南方等被损害者的真实处境,也通过写作和实践去想象、去创造别样的社会。网站:masseshere.com

性别|豆瓣激进女权的迷思与困境

豆瓣两次“炸组”后,原本就沦陷在与反女权人士、温和派女权的论战中的激进女权,愈发失去了辩解与观点输出的空间。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其余反对激进主张的女权主义者,都对“激进女权”所代表的观点和人群有着极深的误解和污名化。

文|赏花杏仁露

继肖美丽等女权博主以“港独”倾向为由被围猎和封号后,豆瓣社区的八个女权主义小组在一夜之间接连被封禁。破产版雅典学院小组、破罐子不摔小组、6b4t小组等,是豆瓣上知名的“激进女权”小组,成员之间核心的共识为反婚反育。同时,“6b4t”一词在整个豆瓣平台成为了违禁词(下文会予以详细解释)。经此变故,其余有类似主张、但因规模较小未引起官方注意的小组,如lesbian feminism小组,纷纷转为私密,贴文内容不再对外可见。遭遇封禁后,原破产版雅典学院的成员们迅速再次组建了一个低调的新小组,名为“假装生活在2137年”,并恢复了大量高质量的讨论与文献搬运。然而新组也在不到两周内被封禁,成员仅达到八千多人。

(网络图片)

两次“炸组”后,原本就沦陷在与反女权人士、温和派女权的论战中的激进女权,愈发失去了辩解与观点输出的空间。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其余反对激进主张的女权主义者,都对“激进女权”所代表的观点和人群有着极深的误解和污名化。

什么是激进女权?

激进女权(radical feminism),也被译为基进女权,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比起自由主义女权更具革命性和进步性。其主张主要包括对父权制度的批判、女本位的性别角色以及对性关系的批判。

在豆瓣社区中,激进女权的具体主张可以参见小组的组规。为了保证小组内讨论的深度和集中性,避免没有建设性的反复争论占用空间,激进女权小组通常会制订一些成员之间的共识,在认同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入组,发言一旦违反了共识则会被踢出小组。人数和发言最多、最具代表性的破产版雅典学院小组的基本共识为:1)不骂小三、妓女 2)腐女身份与女权相悖 3)向下的自由(如化妆、穿高跟鞋,详细解释见下文)不是自由,不予以支持。

除此之外,组员之间还有一些普遍的观点,例如:

  • 支持6b4t;
  • 反思自身的厌女倾向是女权的第一步;
  • 反对纳入式性行为,认为纳入式对于女性来说是生殖行为,因为女性的性器官不是阴道而是阴蒂,大部分女性无法在纳入式性行为中获得阴道高潮,同时具有染病与怀孕的风险;
  • 反对性缘关系和异性恋叙事,认为性欲是被社会构建的而非自然形成的,爱情是维持婚姻制度的洗脑话术,鼓励女性之间形成非性缘的亲密关系;
  • 反对跨性别的概念,只承认男/女二分的生理性别,否认性别可以由主观的心理认同决定,因为这种心理认同脱离不开父权社会对男性、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也否认男性切除生殖器、造出阴道后就可以成为女人。

豆瓣激进女权为何遭到封禁?

此次被封禁的八个小组的共同特点是以6b4t为共识,有大量关于反婚反育的贴文。与此同时,在其他内容较杂乱、并非单纯探讨女权话题的小组中,诸如“反对纳入式性行为”的贴文也遭到删除。

在此需要特别解释的是6b4t,一个从韩国女权处借鉴过来的概念。6b指:不和男人结婚、不和男人恋爱、不和男人发生性行为、不和男性生育、不消费厌女辱女品牌、单身女性互助不与已婚女性互助。4T指:脱束身衣、脱宗教、脱偶像、脱宅脱腐。简而言之就是通过避开恋爱、婚姻等父权制框架下的异性关系,以避免遭受对女性的剥削,同时形成单女互助以补偿亲密关系的缺失。

韩国激进女权主义。(网络图片)

耐人寻味的是,6b4t的主张虽然因为偏离传统的社会框架而被归类为激进,但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却是不具备任何“破坏力”的。6b4t不对修改法律有任何诉求,也没有像几年前的行动派那样有任何发起线下行动的意图。相比之下,豆瓣上有关争取冠姓权、争取平等的就业机会或男性对女性的恶性暴力事件的贴文,即使有“挑动男女对立”的厌男倾向和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也一概没有被删除。

主张6b4t的激进女权所讨论的内容更多围绕“自身”而非“社会”,姿态是“拒绝”而非“争取”——毕竟,一旦破解了恋爱与婚姻的叙事、完全脱离男性,温和派女权在和男性伴侣的零和游戏中所需要争取的冠姓权、家务劳动均分便不存在了;脱离了择偶的语境,男性凝视和病态审美标准也很难再成为需要费力挣脱的枷锁。

因此她们唯一值得官方忌惮的,是反婚反育的思潮一旦成为主流,将会对婚姻制度和生育率所产生的影响。豆瓣网友们推测此次封禁和即将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有紧密的关系。

激进女权被误解的形象

在对中国女权动向不甚了解的旁观者眼中,谈到激进女权往往联想起前些年的微博辱骂papi酱“婚驴”的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在豆瓣上征婚的清华姚班男被外貌羞辱一事。认为打着女权主义旗号对普通女性恶语相向、无故打击男性自尊的那一批人,便可称作激进女权,甚至和极端女权是同义词。然而激进的行为必然意味着做出这些行为的人持有激进的观点吗?反之,选择接受激进思想的女权主义者必然会以欠妥的方式输出自己的观点吗?事实上,争取冠姓权、对男性的外貌要求等议题,因为和性缘、婚姻关系紧密相连,更多被划分在温和女权的范畴里,反而不是激进女权所重点关注的。

辨别一场运动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必然是从他们所持的观点出发,而非从输出观点的方式反推立场。激进女权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她们比起自由派女权,对于化妆打扮、性关系、婚姻制度等社会惯例的拒绝更为坚定,并不意味着她们的厌男情绪更为强烈、攻击性更高。同理,因为一部分人的攻击性行为而批评激进女权,属于完全没有分清自己所谈论的对象。这种失实的指责造成的最大伤害在于,人们会将激进女权理论和激进女权主义者(实际未必是这一批人)的过激人格联系在一起,从先入为主地而将“反婚反育”贴上过激行为的标签,使激进女权进一步失去了对其观点展开理性论述的空间。

Lynn Hershman Leeson 艺术作品。(网络图片)

爹味女权与向下的自由

如果说将激进立场与激进行为混为一谈展开批判的行为,是由旁观者的身份带来的离地和缺乏认知,那么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豆瓣社区的女权主义者内部产生的分歧。就在激进女权小组被封禁的前一天,一个科普纳入式性行为是男本位的生殖行为、呼吁拒绝纳入式性行为的帖子,因为其中过激的用词(指出在女性无法获得阴道高潮的情况下仍采取纳入式性行为相当于自愿成为“恒温飞机杯”),引起了温和派女权主义者的反感,指责激进女权“限制女性行为”的做法与父权规训无异,是换了一套说辞的“新女德”。

除性关系之外,在人数较多、立场混杂的小组里被讨论最多的是对于女性化妆打扮等迎合主流审美的行为背后的意义。自由派女权极力驳斥“化妆打扮是媚男行为”的指控(这一指控在过去来自男性,现在在自由派眼中,似乎也来自激进女权),认为女性本身拥有、也需要争取取悦自身的自由;激进女权则更多关注女性以“关注外貌获得自身价值”这一心态本身背后的动因,认为在女性或多或少受到父权审美影响的当下,宣称化妆打扮是出于完全“自愿”并不合理(自愿并不等于自由)。同样的逻辑可以适用于当家庭主妇、放弃冠姓权等被激进女权归类为“向下的自由”的行为,争取向下的自由实际是一种退步。

也正是因为对于向下的自由的明确拒绝和严厉抨击,激进女权被冠以“爹味女权”的头衔,并被误解为与父权有着异曲同工的高傲与厌女的心态。需要承认的是,以直接冒犯他人的言语表达观点的做法欠缺素养,也更难获得对方的认可,但确实是网络互动中难以规避的现象。例如以“婚驴”形容在婚姻中以爱之名放弃事业且得不到足够的家务劳动报酬、生育补偿的女性,指出婚姻对女性的剥削本质并无不妥,但用“婚驴”直接形容个人便造成了冒犯,其中的分寸在网络论坛的交流中更加难以把握。

但将激进女权的主张与父权规训作类比,无疑是失实的指控。父权阻止女性化妆、穿着暴露、进行性行为是出于将女性物化的掌控欲;激进女权则在为女性开拓在父权制框架下的“自由”之外的其他选项,即不通过外貌获取自我认同、不依靠男性获取性快感的自由。与父权制对家庭主妇的轻视进而想要达到否定女性婚内权益的目的不同,激进女权反对家庭主妇的幸福叙事,其目的是鼓励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经济独立。“厌女”一词的前提是将女性视为客体化的第二性,女本位的激进女权恰恰是厌女的反面。

再者,违背父权规训所面临的是失去被男性伴侣挑选、进入亲密关系的机会,以及来自社会舆论与制度的惩罚。“规训”本身是上级对下级的行为,只有掌握权力、能够施加惩罚的一方才具备规训的能力。这不是“婚驴”、“恒温飞机杯”等词汇所体现的所谓“恶意”可以同日而语的。父权社会通过规训收割了女性的性价值、生育价值和家务劳动,激进女权在女性同类身上并无利可图。

(网络图片)

剑走偏锋的割席分化?

在上述争论中,激进女权往往被视作因其他女权主义者无法达到“门槛”而主动割席的一方,尤其是6b4t中“不与婚女互助”一条,被指责破坏了女性之间的团结。更有评论斥责激进女权排跨的立场(具体表现为不承认男跨女为女性),认为女性与跨性别人士同为父权制的受害者,不应互相倾轧。

提出这些批评的人未曾注意到立场与策略的区别,透露出旁观者对女性面临困境的复杂性的无知。立场以理论为基础,是需要被反复细化、愈辩愈明的。一味执着于“女性共同体”、“团结弱势群体”的宏大叙事下的讨论,反而混沌一片,难理头绪。至于团结与分化的策略,需要视具体的运动展开情况而定。

然而,通过牺牲对部分观点的坚持所达成的团结,在中国的语境下又有多少现实意义呢?中国内地的网络女权,最力所能及的贡献,是通过知识的传播使受到父权压迫的女性觉醒。至于依靠众人力量推动法律与制度的改变,考虑到线下运动的开展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是更为遥远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女权流派或弱势群体之间的“求同”或许没有“存异”更为重要。如果为了团结婚女放弃对婚姻制度的分析和批判,为了团结跨性别被迫认同性别不是由生理而是由主观定义的观点,那么女权主义便缺少了很重要的叙事空间和讨论余地。

对于女权主义者“应当包容、博爱”的道德上的要求,则完全颠倒了女性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初衷——不是出于她们价值观的优越,而仅仅是作为受害者的身份反抗压迫。女权主义者的行动不是站在人权高地上呼吁既得利益者放弃特权,而是保全自身的反抗运动,不必首先成为无可指摘、普渡众生的圣母。谁有资格向受害者、反抗者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呢?指出婚育对女性的压迫且主动放弃婚育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即使不愿花费精力为自愿选择结婚的女性争取婚内权益,由于其斗争的方式在于其对个人生活的选择,也没有对婚女造成任何实际意义上的现实伤害,并不能构成指责激进女权的理由。

女权主义在中国正面临着日益缩窄的公共讨论空间和行动空间。(网络图片)

写在最后

在发声空间变得狭窄这一“不可抗力”的因素之外,激进女权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还是与温和派女权在观点碰撞时难以相互理解的尴尬处境。来自外界或父权的斥责与“指导”,反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毕竟如上文所述,激进女权并不以争取既得利益者的认同为目的。

八个女权小组被封杀的当晚,其他女性居多的豆瓣小组中充斥着“经过今晚,温和派也要变成激进派”、“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的激烈言论。然而在口号式的表态之外,激进女权的遭遇是否真正促进了温和派、平权派对她们的同情和理解?在激进女权发起的讨论被删除得越来越迅速的今日,似乎也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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