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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另一面|民主党右倾的幕后推手(上)

编者按:
美国选举团成员在12月14日开会,正式宣布2020美国大选的结果,民主党人拜登将在明年1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美国大选以来,许多自媒体颇为关注诸如拜登曾经在大学考试中获得较差成绩等边角新闻,但相较而言,拜登上台对于中国的影响、他自身政治理念会否在任期中延续更值得关注。
多数派分上、下期推出一篇翻译文章,这篇文章节选自作者Branko Marcetic将出版的新书Yesterday’s Man: The Case Against Joe Biden,作者用足够丰富的细节和分析讲述了拜登的政治生涯中重要一面:他不仅仅是一个中庸的副总统,更是民主党右倾的幕后推手:投票赞成削减福利预算、赞成减税等等。

译者 | 何啸风

1980年11月,乔·拜登的一名同事正在整理国会议员的排名。自由派组织“美国民主行动”(ADA)会定期对每位国会议员评分,判断他们的进步程度。拜登想知道自己的排名如何。

让拜登产生这种想法的,是里根和共和党人在11月初获得的压倒性胜利。自从48年前罗斯福击败胡佛,这还是首次有人挑战现任总统。

里根以10%的优势获胜,赢得44个州,以489张选举人团票对阵卡特的49张票。他胜利的原因很明确,就是粉碎了1976年帮助卡特胜利的联盟:工会成员、犹太人、天主教徒,自诩为自由派的人都转投里根阵营。他赢得了南部和中西部。同样有利于他的是,投票人数减少到成年人口的一半左右。

事情本不该如此。里根抱持保守的意识形态,投票的大众都认为他过分右倾,而事实也是这样:他习惯说自己的对手同情共产主义,他抨击“大政府”,标志观点是给富人减税;他坚称越南战争是“崇高事业”,认为美国应该“为越南指明道路”;他在公开场合号召与苏联军事对抗。3K党大头领比尔·威尔金森为他背书,说他的政纲“读起来就像3K党写的一样”。他想要“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造就里根的,是新政以来酝酿已久的一场右翼运动。发起这场运动的是美国最有权势的企业家们,包括贾斯珀·克兰和皮埃尔·杜邦。杜邦公司的这两位领导,像一块封地一样统治着特拉华州。担任通用电气的“巡游大使”(traveling ambassador)时,里根完成了他所谓的“政治科学中的研究生课程”。

https://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president-reagan-shot 里根总统。

领导里根的是通用电气副总裁莱缪尔·博尔韦尔,他是工会的死敌,而且是反对罗斯福的保守份子。正是在博尔韦尔的教诲下,里根从新政民主党人转变成这个吸收了哈耶克等保守思想家思想的“罗纳德·里根”。哈耶克在他最有名的书里认为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是走向极权独裁的第一步。

到1980年,这场保守运动成功让里根入住白宫,还提拔了一批支持里根激进计划的国会议员。这一系列努力的关键,就是全国保守政治行动委员会(NCPAC)。它是“新右派”活动家特里·多兰在筹款向导理查德·维格里的帮助下建立的。NCPAC玩弄选举法,和共和党候选人结成同谋:候选人的拥护者支持委员会,委员会为候选人筹款,并且攻击国会内的自由派对手。在这些组织的运作下,11月,民主党丢掉了众议院的33个席位、参议院的12个席位。这些席位很多都上了在NCPAC长期任职的自由派参议员“打击名单”(hit list),包括印第安纳州的伯奇·贝赫、爱达荷州的弗兰克·丘奇、1972年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

保守派紧锣密鼓地行动之时,拜登被不情愿地选中,给身陷囹圄的总统站台。显而易见,拜登对这项职责毫不热衷。在其中一站,他对总统的褒奖适得其反:“我们必须面对吉米·卡特不是最佳选择(finest thing since wheat cakes)……他不是那种出现在历史书上的人物……可是他很优秀。”

不过,拜登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在这一年民主党的全国大会上演讲,抨击里根1980年政纲的“无能”、“空想”、“虚伪”。第一个参议院任期内,拜登就煽动大众情绪,抨击里根的“银行家朋友”、“石油业顾问”,号召民主党人鼓起勇气“维持新政、公政(Fair Deal)、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历史承诺”。可惜,卡特没法应付苦于十年来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的民众,没法应付企图让自己人上台的雄心勃勃的保守运动。

然而,对拜登来说,里根胜利也有好处。由于同僚们的失败,拜登在司法委员会等多个委员会成功上位,成了数一数二的民主党人。而且,这位候任总统的反政府理念,其实和拜登的想法如出一辙。他说:“奇怪的是,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和我这样的人……过去几年推动的预算十分契合。”他说,他拖延已久的“日落法案”(sunset legislation),现在反而被推进了。同样的,拜登也主张减税。《威尔明顿晨报》说:“拜登坐在预算委员会上时,可能更像个保守派。”

里根的总统任期,没有导致那些草根拥护者期待的快速反政府“革命”。不过,8年任期结束时,1970年代对新政政策摇摆不定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现在完全抛弃了新政政策。某种程度上说,里根最长久的遗产,就是成功地让反对他的人做出改变。而拜登,正是帮助实现这一改变的人。

不再是自由派了

拜登在公开场合都表达了对新政遗产的日益不满,很自然让他在里根时代向右转。虽然他对里根的竞选纲领大加鞭挞,但是,1980年代,他对公众表示:“我们不可能用没完没了地通过政府项目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虽然他想阻止里根取消石油天然气的价格控制,虽然他投票赞成对里根1981年预算留下的“安全缺口进行弥补”,但是,他明确表示,比起“社会项目”,他更关心国家“前进的方向”。人们问道,民主党人应该在哪些方面与里根的预算削减划清界限?拜登的回答是,国家航天局(NASA)、联合铁路公司(Conrail)、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能源研究和开发之类的机构。他说:“他们用新办法来应付老问题,不是借助社会项目,而是给东北部一套有效的铁路系统。”

虽然拜登说“里根的政纲对国内大多数人在经济上是灾难性的”,可是他是30名民主党议员中唯一一个投票赞成总统的第一份预算的。《纽约时报》说,这份预算是“保守派对于罗斯福和约翰逊自由派的胜利”。几十个医疗、教育、社会服务项目遭到大规模削弱、损坏、甚至废除。预算削减让无数人陷入混乱,27万公共服务人员失业,超过40万家庭无法享受福利,100万劳动者得不到失业救济,等等。《华盛顿邮报》说,里根的大刀阔斧,“是对‘新政’和‘伟大社会’这两项大型政府干预的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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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拜登对里根政策的批评,从它的残酷性,转向它的财政危害和赤字危机。里根上任6个月时,拜登说:“消除联邦赤字,应该成为国家走向经济良好未来的唯一重要因素。”

包括他在内,这些开始像共和党人一样说话的民主党人,对1981年的减税政策投怀送抱。这是里根重塑美国人与政府关系的又一项举措。虽然拜登说该政策“会引起不公、通货膨胀”,可他还是投了赞成票。里根的减税方案是战后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方案,是对最富有人群的单方面让利,迅速扩大了财政赤字和经济不平等。长此以往,超级富人借助日益腐败的政治系统,把经济利润转化为增长的政治权力,并且用他们的权力让支持新政的总统的成果毁于一旦,导致越来越多美国人陷入绝望、厌倦。其中一个讽刺的地方是,最先提议降低所得税的是民主党人,而里根本来是反对的。

减税也带来其他后果。里根的顾问布鲁斯·巴莱特后来说,保守知识分子想“强行大规模削减总支出。如果不首先借助减税造成大规模赤字,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确实,里根很快开始散播对财政赤字的恐惧。对于那些对新政自由派日益敏感的人,这可是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民主党人害怕卡特时代滞涨导致的反税反政府暴动,急于证明自己的理财能力,正好落入了陷阱。

面对这种情况的变化,拜登走在了前面。虽然他投票反对食物券计划,反对削减联邦养老金计划,可他反对民主党试图用累进的增税来弥补里根减税留下的缺口。他抱怨说,增税对中产阶级负担太大。因为他担心税收系统不公平、过于复杂,所以他赞成多项税收改革法案,它们实际上大幅减少了富人的税负。其中一项法案把累进税率分为三级,每级都不超过30%;一项法案把一切个人税率统一为14%,甚至低于保守的胡佛研究所的提议。

给这些减税投赞成票5年之后,拜登承认,减税是民主党失败的标志。“里根的减税让社会议程都结束了,”他说,“民主党人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保持现状。”

到了1984年,拜登的生涯亟需一场胜选,就像1978年一样。民调显示,他的人气又一次超过了他最有力的对手——即将卸任的特拉华州长皮埃尔·杜邦。于是,重任只能交给约翰·布里斯。布里斯是州议会前任多数派领袖,也是杜邦的盟友。他竞选的理由是拜登没有很好地执行里根的经济计划。

布里斯是个很弱的候选人,他的竞选活动也很弱,跟詹姆斯·巴克斯特没多大区别。拜登以60%的得票率获胜,仅比3月民调预测的少10%,而且比他上次的结果要好。

虽然如此,拜登还是全力以赴,获得胜利。1984年,他接过所谓里根的“橄榄枝”(在增税的同时冻结财政支出),他联合两名共和党同僚,向预算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冻结提案”。拜登知道,人们认为提案是“德拉古式的”(他说:“除了勇往直前,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他的这项计划,要在3年内削减239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比里根的提案还多1000亿。要做到这点,原计划中扩大社保和医保参保人规模的,一部分就停止了。

拜登利用末日式预言,来兜售他的政策。他警告人们,放任赤字扩大会“让经济崩溃”,在12-18个月内导致“大规模政治和经济危机”。20年后,评论家们指出,这简直就是茶党(Tea Party)宠儿保罗·瑞恩的剧本。这位崇拜安·兰德的威斯康辛众议员,一心想拿社保和医保开刀。2012年和瑞恩竞争副总统时,拜登就警告选民,瑞恩会威胁他们来之不易的权利。

虽然“冻结提案”失败了,不过这只是开始。长期以来,拜登都对平衡预算修正案(BBA)不满,可这不妨碍他在1984年提出类似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让财政支出跟GDP和通货膨胀的增长挂钩。他称之为“现收现付”的举措。他称这是一个“更现实的办法”,而且自豪地吹嘘自己是从杜邦那里“剽窃”来的。1984下半年,拜登对一次分项否决、一项预算举措表示赞成。前者是里根和保守运动提出的反财政支出的措施;后者要求国会冻结预算一年,然后才能提高债务上限。接下来,他的竞选广播称,“削减赤字比党派分歧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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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切背后,是对竞选资金的不懈追求。为了对抗布里斯,拜登又一次依靠工会和企业的矛盾同盟来为竞选筹款。他拒绝伯里斯把竞选费用限制在100万以下的呼吁,在9月就筹到130万,比对手的两倍还多。大部分资金不是来自个人,而是来自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伯里斯则相反,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只得到1.8万。在拜登的筹款名单上,海事协会、钢铁工人协会、矿工协会不协调地出现在克莱斯勒、通用电气、辉瑞旁边。由本地企业大佬(包括杜邦公司)联名的信,在竞选中寄出了2万份,上面说拜登是“财政职责的担当者”。

拜登在选前赞成了保守派的一项核心主张,就像1978年一样。不过,上次他针对的是财政紧缩,这次他针对的是政府的角色。他说:“我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少干预各州。”过去30年,联邦政府已经改变了各州的思维方式,这说明,只要反歧视法案还在,“就很少需要联邦政府干预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他说,他认为“教育政策最好交给各州”,“联邦政府曾经介入的一系列领域……情况都是一样的”。他还说,政府要继续介入环境问题,介入全球毒品贸易等问题,但是“少干预幼儿园、教育、医疗这些直接的社会问题”。

里根的政治是不是真的深入人心还不好说,毕竟,各个种族、各种背景的美国工人阶级仍然靠联邦政府才免于贫困、疾病、死亡,而且国家一半的人都无心投票。不过,拜登看起来俨然是里根的信徒了。就像他的对手评论的那样:“赢也好,输也好,乔·拜登都不再是自由派了……我认为,我已经赢了。”

对于拜登自己,他反而责怪民主党人让里根获胜。他不停催促民主党人,通过冻结预算和税收改革来“清扫我们的房子”。

冻结预算没有实现,可是,他最后实现了税收改革。在新的选举三年前,拜登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除了三位)给了里根又一场胜利,批准了里根要求的税收改革。有四级累进税,虽然征税起点提高了,但是最高级的税率从50%锐减至28%。对于国内最富有的人,这又是一个好消息。

拜登说:“这项法案总的来说是好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提出这项法案是两位民主党人,它以两党多数票通过。看起来,民主党人已经让里根的革命走到了台前。

终究,拜登会意识到自己的办法是错的。数年之后,也许是他参与制造的“税收泡沫”,导致赤字螺旋式上升。1990年,拜登投票赞成给富人增税。可是,这时“后里根”的共和党对税收的反对情绪已然根深蒂固。这一举措宣告失败,一边倒的税收系统又持续了数年。为了怕人家以为他赞成减税,从而不在乎削减赤字了,拜登又支持葛兰姆法案(Gramm- Rudman bill),一项让民主党人产生分歧的平衡措施。为了在1991年之前实现预算平衡,葛兰姆法案要求,如果国会没法实现平衡,那么,总统要全面削减支出(除个别例外)。这导致国内各城市多年的紧缩政策。民主党人小心翼翼,畏首畏尾,而且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忧心忡忡,他们不知道怎么应付葛兰姆法案。忠实的自由派泰德·肯尼迪表示支持,证明自己在乎赤字问题;新自由派加里·哈特表示反对,证明自己不是无情的投票机器。拜登投的是“赞成”。

也许拜登曾经对自己说,他的转变是必要的。在反政府情绪高涨的时代,民主党人都相信“新政已经陈旧,可新政的承诺是真切的”,此时我们必须更新罗斯福的遗产。这无疑是民主党人为克林顿时代三角策略(triangulation)辩护的办法,因为他们部分地吸取了拜登“伪装成右翼来获胜”的精神。

可是,也许还有另一种办法。面对保守派的崛起,拜登竭力淡化自己“自由派”的标签。而就在向北500英里处,伯尼·桑德斯,这位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中年活动家、纪录片导演,成为保守的佛特蒙州最大城市的市长。像拜登一样,他也根据时代氛围调整政策。可是,他不反对政府,不把财政赤字视如大敌,不依靠企业家阶层的施舍。桑德斯发起左派的反税收运动,试图把伯灵顿的税负从资产所有者转移到商人和富人身上。同时,他和草根运动合作,争取劳动家庭和穷人的利益。桑德斯市长苦于里根、拜登和其他议员强加给伯灵顿的预算削减,发动与本地保守建制派的战争,让一切选民(还有至关重要的非选民)团结到他这边,把这座城市变成志同道合的议员们掌握的进步堡垒。

桑德斯:https://www.cfr.org/blog/meet-bernie-sanders-democratic-presidential-candidate

桑德斯1980年代在伯灵顿的胜利,让我们瞥见了一条最终没有实现的道路。在拜登和其余民主党人后来加速右转之时,桑德斯的成就告诉我们,不同于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的路是可行的。相反,拜登把不知所措的民主党从政治光谱上拖向他这边。

原文来自Jacobin杂志

原文作者:Branko Marcetic,原文标题:Joe Biden Helped Pull the Democrats to th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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