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詞無形@香港文學館
虛詞無形@香港文學館

虛無中誕生︰探索文學邊界。香港文學館經營網上發表平台「虛詞」、實體紙本月刊《無形》。 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由一群香港作家及學者組成,並設立香港文學生活館。常與大學、藝術單位合作,策劃各種文藝活動及展覽。 linktr.ee/houseofhklit

時代賦予我主題——悼大江健三郎先生

先生的小說,已經圓滿地完成了,而我們的小說,還在艱難地掙扎前行。在這個前景晦暗不明的時代,我們如何接受被賦予的主題,用文學的方式去承擔責任,將會是大江先生留給我們的功課。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董啟章

要說我最崇敬、影響我也最深遠的當代作家,非大江健三郎先生莫屬。在談論大江先生給我的啟發之前,讓我先整理一下我的大江作品閱讀歷程。(括號內是中譯出版年份)

初次知道大江先生,是一九九四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當時他五十九歲,在中文世界讀過他的人不多,因為譯本很少。之前在台灣已有《萬延元年的足球隊》(1986)、《大江健三郎》(內容為《個人的體驗》)(1987)和《聽雨樹的女人們》(1987)三本小說中譯。後者我從未見過,前兩者則在大江獲獎之後立即找來閱讀。一九九五年,內地很快便出版了好些簡體譯本,我最早讀到的是短篇集《死者的奢華》、中篇集《性的人》和報告文學《廣島札記》。一九九六年內地又一次過出版了《青年的污名》、《同時代的遊戲》、《日常生活的冒險》和《擺脫危機者的調查書》。再下來就是二零零一年的作品集,包括《燃燒的綠樹》、《遲到的青年》和《小說的方法》。同年稍後又出版了大江的新作《空翻》,都是長篇巨著。

台灣譯本在八十年代早得先聲之後,一直滯後,到了一九九九年才出版了《靜靜的生活》。之後急起直追,緊貼著大江新作的推出,在二零零二年譯出了《換取的孩子》,二零零五年譯出了《憂容童子》,二零零八年出版了《再見,我的書》(是大陸譯本的台灣版)。這三部長篇是大江以自身為原型的「長江古義人」為主角,邁入其「晚期風格」的三部曲。當時都以為大江會就此封筆,告別寫作生涯。二零零九年十月,大江訪問台灣,同時出版最新長篇中譯《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以及舊作《沖繩札記》。二零一二年,中譯《水死》出版,終於成為大江真正的「最後的書」。從五十九歲得獎到七十五歲高齡,大江連續寫出了八部長篇和許多其他類型著作,徹底打破諾獎是作家的死亡之吻的魔咒。

在長篇小說之外,大江的生活隨筆集也有中譯多種。首先是簡體版《大江健三郎自選隨筆集》(2000)和《寬鬆的紐帶》(2004)。另一本談家庭和兒子成長的《康復的家庭》,我讀的是英文版A Healing Family(1996)。《大江健三郎散文集》(2002)是唯一在香港出版的大江著作。在台灣方面,二千年後出版了大江的創作論《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2006)、音樂論《音樂與文學的對談:小澤征爾與大江健三郎》(2006)和讀書講義《讀書人》(2010)。最有參考價值的,應該是極為詳盡深入的訪談錄《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語》(2008)。另外還有寫給孩子和青年的散文集《為甚麼孩子要上學》(2002)、《給新新人類》(2005)和《兩百年的孩子》(2009)。

大江先生的作品極為豐富,我讀過的只是主要部分,還有許多遺漏,不是還沒有譯出,就是錯過了,難再找到。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出先生的著作,除了想顯示出他過人的勤奮和創造力,也想強調閱讀大江作品,「不厭其煩」是多麼的重要。他的小說以繁複和艱深著稱,當中有大量知識討論和文學作品引述,涉及深入的政治、社會、宗教思考,人物設計和想像方式亦非常獨特,有時的確是難以觸摸。

大江先生的諾貝爾獎得獎演辭,題目可直譯為〈曖昧的日本的我〉,意譯則是〈我在曖昧的日本〉,擺明是針對二十六年前首位獲得諾獎的同胞川端康成。川端當年的演講題目是〈美麗的日本的我〉,而他所代表的東方式的、神秘主義式的「美麗」,在大江的詮釋中,就是「曖昧」(ambiguous)。大江認為,這種「曖昧」雖然美麗,但也和現代日本人的精神矛盾有關,即傳統與西化之間的撕裂,甚至是產生軍國主義侵略行為的背景因素,因為它(曖昧/美麗)是封閉的、拒絕溝通的。但這並不是說,大江先生反過來主張簡單的、直接的表達。相反,他以虛構小說這個裝置來建造複雜的思想迷宮,讓各種潛伏於日本社會和精神底層的陰暗力量,在曖昧中互相衝突,通過衝突的表面化來突破封閉,打開新的溝通可能。大江先生終其一生,都在和這種「曖昧」戰鬥。

在〈時代賦予我主題〉一文中,大江先生引用南非作家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說法,認為「不是作家選擇主題,而是主題選擇作家。」先生繼續說:「如果自己被這個主題選中了,自己接受下來,想要負責任地寫下去,那麼對作家來說,就是加入到時代中去。英語有個詞commitment,在法語裡叫engagement,我想就是『加入』的意思。戈迪默是說,所謂加入到時代中去,就是用自己的一生去表現自己被賦予的主題,就是不停地寫作,以求能在死去的時候說,我完結了一個故事。」大江先生自言,時代賦予他的主題有三個。第一、是戰後的解放感,也即是民主主義的精神;第二、是核武器造成的痛苦,以至終身反核的責任;第三、是先天殘疾兒子的出生,令他下定與殘疾兒共生的決心。如果要加以補充的話,我會說:第四、對以天皇制為象徵的權力的批判,以及對暴力反抗的思考;第五、探索沒有宗教的靈魂修煉的可能;第六、面對老年與死亡,如何通過想像力行動起來。

關於「想像力」,大江先生在談及照顧殘疾兒的文章〈同情〉中,作出這樣的解釋:「我認為子規(正岡子規,俳句家)所說的『同情』一詞的含義,是指以自身主動的心態去積極地猜想對方內心的力量。這樣一來,子規的『同情』一詞,很接近像我這樣在文學領域中工作的人最注重的『想像力』一詞。若將這『想像力』重新與看護工作對照的話,就會想起盧梭在《愛彌兒》中講述的有關教育的話:『只有一個人的想像力能使我們感受到他人的痛苦。』」這個簡單而深刻的道理,每一個創作者都應該謹記。

最後,我想談談大江先生對所有在這個時代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提出來的幾點啟發。一、知識、閱讀、思考與論述的重要性:我們傾向認為文學是情感的抒發,但大江作品說明了,理性與感性並行不悖的可能性,甚至是必要性;二、時代賦予我主題:身為作家所要做的,除了探索自我和實現自我,也必須對世界作出回應,無論採取的是怎樣的回應方式,或者所回應的是甚麼主題;三、個人的體驗是創造力的泉源:相對於總體的時代而言,個體生命無可替代的獨特性,是文學藝術之為創作,而創作根源於生命經驗的憑據;四、小說作為裝置的自覺意識,以及文體的不可忽視。

對我個人來說,大江健三郎先生不但是一位我欣賞和敬仰的作家,也是我私淑的文學老師,是我曾經刻意模仿的典範,也是在文學精神承傳上的一位父親的形象。身為後繼者,我無論在學識、見地、技藝和勇氣方面,都遠遠不及。面對先生的離去,除了感到悲傷,還有深深的慚愧。先生的小說,已經圓滿地完成了,而我們的小說,還在艱難地掙扎前行。在這個前景晦暗不明的時代,我們如何接受被賦予的主題,用文學的方式去承擔責任,將會是大江先生留給我們的功課。

董啟章
1967 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現專事寫作及兼職教學。1994 年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同時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推薦獎,《雙身》獲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獲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出版後,榮獲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文學類。2009 年獲頒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藝術家獎(文學藝術)」。《物種源治.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榮獲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及第四屆香港書獎。2014 年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近期著作包括《心》、《神》、《愛妻》、《命子》和《後人間喜劇》。

虛詞・無形網站
虛詞・無形Facebook
虛詞・無形YouTube
虛詞・無形Patreon

ALL RIGHTS RESERVED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or like, so I know you are with me..

Loading...
Loading...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