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m
silm

喜愛讀書,喜愛詩,更喜歡哪個? [大家不用困惑,我關注和拍手都是很隨性的,不用一定回拍,也不用一定回關。因為我是把追蹤作為一個個人閲讀器,不定期梳理,隨着自己的關注變化,關注再取關,取關又關注。所以不要困擾,都好,都好,大家一切都好。^_^]

高啓之死

近來讀明文選,高啓應是必選的明人作家,但易代之際的劃分原本就紛紛擾擾,不那麽絶對,高啓本人在明朝建立後,很快就穫罪而死,若是論其他的文學創作,其實算作元代作家,或是元明交界之作家,可能更適合。

文明的一個標誌,就是放棄了酷刑。

茨威格便專門描寫過火刑的慘烈,讀之令人驚悚不已。

我們常常聽說的凌遲之刑,也是要通過酷烈殘忍的非人行為,來嚇止一些膽敢反抗的行為。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里探究酷刑的用意,邊指出這種公開處決,通過超出懲罰本身的肉體暴虐,便是一種儀式性的報復,其最終用意並不是因為犯罪的對應懲戒,而是要用這種喪失人性的手段,來表達君權至高、不容破壞的絶對性。

「18世紀的改革者認為,在這種危險的儀式化的暴力(公開酷刑)中,雙方都超出了正當行使權力的范圍。在他們看來,暴政面對著叛亂,二者互為因果。這是一種雙重的危險。因此,刑事司法不應該報復,而只應該給予懲罰。」(《規訓與懲罰》)

高啓恰恰就死在朱元璋的酷刑下,時間是洪武六年(1373年),而這種酷刑便是「腰斬」。

後來祝允明在《野記》中說,高是被截為八段。

但按照腰斬的通例來說,其實並不確實,因為「腰斬」刑罰的殘酷性就在於拖延人死亡的痛苦,讓人死而不死,才具有其恐怖的威懾力。這就像莫言所寫的《檀香刑》一般,都是要通過延長受刑者的痛苦來滿足施刑者的發泄報復之氣。

所以,即使高啓確實被砍成碎塊,也不過是一種誇張的傳言而已,或是竟在腰斬之後,又對屍體加以侮辱,類似於後來清朝文字獄,一定要破棺戮尸了。

但高啓又為何陷入此种結局呢。

這其實要與當時的社會大環境聯繫起來說。高啓是平江路長洲縣人,也就是明代的蘇州府,如今的蘇州市。元末群雄並起,此地算是張士誠的核心區域,當年與朱元璋彼此攻伐多時,雖然戰敗而亡,但蘇州一代的百姓始終都對張抱有同情之心,而對外來的朱元璋軍隊少有好感。

後來梁羽生先生寫《萍蹤俠影》,還專門提及這段歷史,并虛構了一個張丹楓,來演繹一場羅密歐朱麗葉的故事。

朱元璋本人在明朝建立後,始終對坐穩皇位有所憂懼,這也是一時暴起,忽登大位者的常態。經常被後人拿來并舉的漢高祖劉邦,同樣也是如此,漢初三傑與明代的功臣們,同樣沒什麽好下場。當代一位學者還專門統計過,朱元璋誅殺功臣的順序與標準,而在這份表格中,明太祖的選擇和漢高祖的選擇沒什麽不同,都是從「外人」殺起,最後只保留下一小部分算得上核心的親近,而留給後世的爛攤子也都是一群親戚子孫。然後便是「七國之亂」和「朱棣奪位」了。

順便說一句,朱棣在面對方孝孺的堅韌不屈時,所採取的手段,同樣算是父子同心,不僅有了「誅十族」的花頭,甚至在傳說中,也受到同樣的虐殺方式:腰斬。(關於腰斬,維基百科還統計了一下歷史上曾經受過此刑的人,可以參考。)但在正式的歷史記録中,方孝孺是被凌遲而死的,大概是因為腰斬太便宜,必須凌遲,切成碎肉,才能發泄朱棣造反過程中,幾經生死,在絶望中得勝,必須以暴虐之手段報復,才能得到安慰的帝王之心。

不過,話說回來。方孝孺之死的原因,無論朱棣打算怎麽解釋,最終還是無法改變歷史的評價,明代後來的帝王,也逐漸恢復了方孝孺的名譽。但高啓呢?雖然大家也知道他是冤枉的,他也沒有十族可殺,但具體因果直到明末,錢謙益來考證其始,還是認為起源於他的一首小詩。這也被《明史》所採用。其實今日讀來,不過是清風不識字的誣枉而已。但對於帝王身邊人來說,朱元璋本人的好惡還是能被察覺到的。所以,重要的不是朱元璋怎麽看待這首詩,而是當那些意圖逢迎,藉機取利的人,掌握了這一動態後,朱元璋本人便在各種消息里,不斷循環自證了。

這也是後來魏觀被污蔑,便立即穫罪,而高啓也因為一篇上樑文,聯及而死的原因了。

魏觀是老實人,他又怎麽能猜想到,朱元璋久藴心中,對於張士誠在蘇地所獲得愛戴之驚懼呢?此時一併激發,所謂有仇報仇,有怨抱怨,是魏觀連累了高啓,還是高啓連累了魏觀,已經不重要了。正如當年唐代張巡、許遠後人的爭執一般,根源並非是誰的不對,而是朱元璋本人心裏的不舒服。

說得更直接一些,朱元璋在明初的想法與後來清人入關後的想法,十分相似。都是一種「我怎麽就得了大位」,而對四面八方的看法格外在意。所以,朱元璋要寫《昭示姦黨錄》(後來雍正同學也很開心地寫《大義覺迷録》)、寫《大誥》,要讓天下人世世代代都聽從我的安排。當然,他一死後,孫子不聽他的話,兒子也不聽他的話,最後這祖宗之法還真是祖宗之法了。

其實,事過幾個世紀,再來看高啓之死,到底他該如何逃脫這種命運呢?

其實是沒什麽好辦法的,只能說當時與他一般名氣的人,要麽僥倖,要麽不幸。

莊子在《人間世》中虛構了顔回與孔子的對話,正是在說明這一點。

人在世間,總有無法逃脫的羈絆,高啓固然有之,而對立方的朱元璋也不是沒有。高啓固然是在臨刑時痛苦萬分,但朱元璋建國後一樣無往而不在恐懼之中,佛陀便曾經解說過這種不得為苦,得也為苦的心態,喻之猶如「火宅」。

到了近代,朱元璋化為民族主義的符號,大家要反清,雖然不一定復明,但將朱元璋竪起來作為大旗,實在是一件利器。而到了後來,一些搖搖擺擺的人,又將之拿來借古諷今,可見是學多了歷史,卻又忘了歷史。高啓的性命,可始終與他的詩文扯不開關係的。

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距今天已有七十多年,但那仍然是人類在不斷地試錯和糾偏中,慢慢得來的一種期望和信條。到了今天,固然在文字語言上,仍然可以耍弄花招,但在這篇宣言中所提及的各種自由,仍然是得到大家認可的法則。

自然,總有一些「但是」派,來為我們強調各種特殊原因,但我們只要看出,他們也不得不在這法則之上來強調特殊,也就能明白,四海之人心,并沒有什麽不同。

人與人,可以在口味上有區別,可以在膚色上有差異,可以在性格上有不同……我們還可以舉出「你和我」的種種不同,但總有一些東西,是不會因為這些「不同」而改變的。也正是在這一法則之上,高啓和朱元璋同樣達成了一致。他們都需要安全,高啓無法改變,而朱元璋有權力改變,卻只選擇了一條錯誤的道路。

當煤山上的皇帝和太監一起彷徨的時候,當李自成、張獻忠一起點火燒房,肆意殺戮的時候,當一個個皇帝坐在清朝正大光明的牌匾下,最終只剩下一個馬上就完的小孩子……

我不知道,高啓能否想象這種想象,朱元璋必然是不會如此想象的,因為他一心想着的,無非是給自己子孫,把棍子上的刺都削掉,好不容易賺下的家產,可不能被人偷了去。

高啓那首被認為惹來殺身之禍的小詩,如此: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宫女图》)

而他被後人稱道的詩,又有很多,我只是胡亂略引幾首:

渡水復渡水,看花還看花。春風江上路,不覺到君家。(《尋胡隱君》)
江水江花只自春,不知容易解愁人。山川寂寞衣冠淚,今古消沉簡冊塵。草草逢人空識面,匆匆為客莫容身。十年憂患誰相慰,賴得君家是近鄰。(《早春寄王行》)
何處可徘徊,林間共水隈。夜歸家犬識,春睡野禽催。有地唯栽藥,無村不見梅。興來慚獨飲,時喚老農陪。(《郊墅雜賦(十六首)·何處可徘徊》)

最後再提一句,雖然高啓在詩中提到自己已老,但其實他只活了三十六歲。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加载中…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