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rusparty
citrusparty

[E2C]在2010年代消費主義中購買虛無(修訂)

原文:How Nothingness Became Everything We Wanted By Kyle Chayka

在2019年,我開始習慣性沈溺於「一無所有」。太多的社交媒體彈出提示、太多的新聞頭條、政治危機、頻繁的極端天氣淹沒著我的頭腦,令我覺得世界彷彿快要迎來一場大災變。於是,我決定不再去感受。當時市場上一種號稱能徹底幫人抽離五官感受的水艙療法吸引了我的注意,短暫失去自身知覺的想法,深深令我著迷。

這種幫人脫離感知的服務(sensory-deprivation),在那一年是休閒業市場上的大熱門。根據行業報告,在北美大約有500家「漂浮式水療」會館,而年內還有十餘家正在興建。這些新興的場所在人頭擁擠的城區中迅速冒起,巨大的水缸般的容器包裹著肉身,遮擋一切光線,隔離一切聲音。只有你自己。

整個「floating」療程大約要一至兩小時,加入了瀉鹽(編者按:Epsom Salts,一種浴鹽)的鹹水緩緩將你托起,就像是小魚吐出的泡泡,身體重量似乎全然不存在,如同人的存在被抹消。更重要的是,整個療程里都不能玩手機。

商家都聲稱,經常進行「floating」活動可以令肌肉快速放鬆,能治癒病痛,還可以鎮定神經系統,提升個人創造力。一如以往所有的休閒行業風口,賣家基本都會標榜,某某活動對身體健康具有奇效,還有空中樓閣般的心理治療效果。但無論如何,「floating」成功捕獲了我的群體性焦慮,我在離家不遠的會館Soulex做了預約,打算去體驗一下。(編按:Soule是華盛頓的奢侈水療品牌)。

這趟Soulex漂浮之旅的價錢是60分鐘,145美金。雖然並不便宜,但是會館里那座由匈牙利設計師親自操刀、看起來像巨大Apple產品的水療容器,單個售價要高達3萬美金,這麼想也還算划算。到門口的時候,Soulex苗條的聯合創始人兼藝術總監Dariush Vaziri出來迎接我,我看著他光滑的皮膚,心裏暗暗希望這是「floating」的功效。

Soulex的大廳佈置簡單,僅有黑白兩色,掛著不少極簡主義的藝術品。Vaziri告訴我,華盛頓有不少政客的顧問都是他的常客,「生活里太多瘋狂,這裏可以讓他們稍作喘息,」他說。

Vaziri帶著我走進一間鋪著瓷磚的小房間,裡面有一個淋浴間,還有那個最為矚目的巨大水療器,大約是正常浴缸的兩倍大,就像一個白色的太空艙。雖然幽閉恐懼症讓我開頭有點退縮,但我還是鎮定下來,脫光、沖完涼後,爬進了艙位,蓋上蓋子。

一秒後,我便身處於完全的漆黑。我在黑暗中漂浮了起來,感覺像是這麼多年以來第一次如此放鬆。溫暖的鹽水像是一片虛無在擁抱我,我甚至感覺到一丁點安詳的死亡。

在離開之前,我又作了一次預約。完成這次水療之後,出了會館,溫暖的陽光照射在我身上,我眨眨眼,好像睡了有八個鐘那麼多。之後的連續幾個晚上,我都睡得很沉,或者有些深沈而怪異的夢境。

在生活中,曾經有一些瞬間,就像是有一股神秘的波長在暗中振動,如同宇宙正向我發來訊號,告訴我:你的想入非非是合理的。自從第一次「floating」之後,去年我幾乎在任何地方都能留意到那些追求「虛無即自我」的事物。走過一家健身房,上面的廣告詞就寫著「登出,熄機,做瑜伽」。看看商場的櫥窗,運動品牌REI就正在售賣「沒有感覺,就是全部感覺」的衣服。

在去年1月的一篇專欄里,《The Economist》提到了近來無處不在的降噪耳機,並指這種趨勢顯示,人們何等渴望將自己與周遭環境隔離。那篇文章提到,「在這你我共享的世界,我們的忍耐度越來越差」。作家Ottessa Moshfegh前幾年的暢銷小說《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則是講述一個女子不斷用藥、不斷沈睡,只是為了可以在睡夢中進入另一個新世界。我去年還看到寬帶公司Cox在超級碗上的廣告,是一個家庭在客廳里玩耍,但每個人都帶著虛擬現實(VR)的眼鏡。這個廣告有點詭異,但又像是在預告不久的將來。

這些年,針對「一無所有」的審美愈發盛行,一種字面意義上的虛無主義,在所有的潮流中都悄然出現。人們追求全然的「無」,想要拋棄外在的一切,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外界的噪音、家中的裝飾、你所擁有的雜物、個人身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再久遠一些,美國消費者在九十年代居家裝修時已經開始追求一種造價昂貴但又一片空白的「expensive nothing」,開放式單位、Loft公寓等等。最近,近藤麻理惠鼓勵觀眾將家裡的雜物都扔掉,只留下四壁白牆。人群對「消失」的憧憬,令看不到、聽不到、不擁有、不感受成為了一種奢華的體驗。(編按:近藤麻理惠是日本整理師,曾著書《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宣揚斷捨離概念,近年因為Netflix同名真人秀再度走紅)。

時光快進到2020年3月,新冠疫情帶來全美首輪大封城,我們曾經習以為常的躁動外界生活終於停滯不前。這一次,流行病不僅帶來了悲劇、絕望,疫情下的強制自我隔離還讓人們對「一無所有」的追求終於成真。「一無所有」不再是中產階級逃離到鄉村小屋里渡過假期,躺在舒服的抱枕上,享受著雜貨店送來的物資,也不再是Netflix真人秀里的劇情,或者悠閒的瑜伽課。

疫情下,我以前專門去參加的五感抽離療程,現在變成了我的全職生活體驗。社會性的大規模隔離以一種非常極端的方式改變了日常生活,也改變了人際互動的方式。過去中產階級像縱慾一般追求內心的寧靜、遠離塵世,結果現在所有人都被強行安排了這種生活。就像是一個偷偷嘗試抽煙的小孩,這時被逼著要抽完一整包。

我開始思考,人們在這個時代不斷追求自我抽離、試圖遠離周遭的環境、最終達到避世(absence)的境界,似乎是一種「否定文化(culture of negation)」的具象化。這種文化可以附著在具體的商品上,或者娛樂節目、生活用品的廣告上,而其所包含的群體願望,則是拒絕現代社會的過度體驗。

體驗,曾經是當代社會生活最吸引人的特徵。但自十年前起,人們卻開始一步步撤退。在這種逐漸成型的潮流之下,似乎是群體對未來無法再度樂觀的心態。無論是肺炎之災,還是經濟危機,都只是加劇了我們未來的幻滅感。我們不想要去感受,不想要去期待,只想要花錢去擺脫生活中為我們帶來負重的事物,好像這樣做就能夠讓我們不再害怕失去。

-

在消費主義文化里追求「一無所有」、「不再體驗的體驗」的巔峰,大概還是要數我開頭提到的奢華五感剝奪服務。但生活中有許多細枝末節,讓我有同樣的感覺:所有人都沖去購買多肉植物,偏愛它可以免去照料植物的大部分繁複工作;日式極簡美學「侘寂」(Wabi Sabi)系列陶器突然成為時尚家品,強調粗糙平凡但又讓Instagram打卡一代愛不釋手;服飾品牌Everlane與Uniqlo一次又一次推出強調實用的單色套裝,極度柔軟的羊絨質地運動褲在疫情間被一掃而光。

同樣的原因,令CBD(大麻二酚)成為2010年代最興起的「萬靈藥」,它號稱過濾了大麻中的致幻成分THC(四氢大麻酚)帶來的萬千思緒,只會為我們帶來白噪音一般的心靈寧靜,令負面心理如煙消散。也不得不提當年的CBD飲品商Recess(編按:牌子名正是小憩的意思)推出了注入CBD的氣泡水,以夢幻顏色包裝,標價5美金一罐,其特大號字體的廣告詞標榜自己是「現代社會的解毒劑」,而喝完之後,你也不會有特別的感覺。這大概是這個時代最能代表千禧世代心態的消費品。

作為千禧世代雅痞中的一員,我可以說,這個群體喜愛追求不同的生活體驗,大多居住大城市中,私人空間變得無比珍貴。這些特點無疑推動了當代電商、消費品的急速發展。(編按:雅痞(yuppie)原指1980年從美國新興都會區所興起的年輕一代,特點是並非出身豪門,但靠自己有較高收入,追求享樂與生活質量,現在也被定義成一種生活風格)

以前,所有消費品都強調自己的必要性,這將是你最後一件必買的連帽衫、必買水樽、必買書架。而現在,很多牌子選擇直接去改革我們舊有的習慣。

飲食替代品牌Soylent Nutrition推出的Soylent營養液,含有幾乎所有人體所需的營養 ,可以替代一日三餐,而公司創始人Rob Rhinehart的初心正是覺得吃飯太麻煩;電子煙品牌Juul在年輕一代中重新定義了「有型」的形象,也因為太多人害怕煙草的健康危害從小眾走向主流(雖然最近也有人開始懷疑電子煙的風險);新派酒飲料White Claw採用含酒精的蘇打水作原料,不再是跟隨要麼啤酒、要麼紅酒的路線,低糖低卡的酒飲料一下就在2019年的夏天走紅。

煲Netflix、養多肉、喝White Claw、食Juul等等成為了今天的年輕一代雅痞「人設」,雖然沒有特別明確的共性,但這些行為顯然自成一種文化,一方面仍藉消費主義追求生活的素質,另一方面卻略帶一些厭世氣質。對這種共性最精辟的自嘲可能要數這張迷因(memes)圖:給「I resent my own humanity and don’t feel anything real anymore」的初始套裝,即「我對人性不感興趣,也不再想感受任何事情」。換言之,是「否定文化」的工具套裝。

(編按:所謂初始套裝(starter-packs)來自Reddit群組r/starter-packs,其中的內容全部是在一張圖上展示某類特定人與事物的特點,比如「家住西南地區40歲中年老爹」starter-packs,「欺騙自己今晚能夠解決失眠問題」starter-packs,設計的有抽象也有具象話題。文中提到的「不想感受」meme就是出自這一群組,而該meme之後曾經被《The New York Times》文章引用過,所以也算小有影響力。

White Claw的走紅與社交媒體密不可分,該品牌於2019年成為集體現象後,也曾經被多次被用家製成自嘲meme,《The New York Times》文章中開篇顯示的meme就自嘲,愛飲White Claw的人包括假扮有性格的女孩(becky)、避世廢人(dirtbag)、酒後睡人女(barstool)等)。

而在網路用語中,「否定文化」的精髓也開始逐漸顯現。「平滑的大腦」(Smooth brain)本身是指平腦症(lissencephaly),一度被用來嘲笑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但這個詞逐步被年輕一代用來形容進入大腦空白、與外界毫無關聯的最高境界,就好像令所有現實脫離大腦。能達到這種境界,被視為一種驕傲。更不用提多年以來,被廣泛研究的社交媒體常見回應萬能key「LOL Nothing Matters」,這句話所體現的犬儒主義,在去年的政治事件中直接被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更刷新了存在主義的定義。存在主義學派大師、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約80年前提出洞見,只有行動才能令一個人創造自我的存在。不過按今天的話說:行動什麼的就算了吧,「nothing matters」。

(編按:存在主義探討人的存在、思考、感覺、行為之間的關係。沙特作為存在主義學派名家之一,認為「存在先於本質」,即是每個個人都是能夠獨立作出行為,並為自己行為負責的生物(存在),而所有的個體特徵、標籤、擔任的角色都是次要的(本質),最終個體的行為是為自身創造意義的關鍵。)

我們的消費習慣,大概是在這個被割裂的世界中最後的慰藉。去年春天,大都會迎來了「隔離生活式消費主義」的時代。我們的生活依然舒適,與此同時,有一群無法居家工作的人員則要日夜忙碌,以令不絕的Amazon包裹傳遞到我們手中,究竟是包裹更為值錢,還是這些工人的健康更為值錢,我們不得而知。

作家Venkatesh Rao在2019年的一篇博文中形容,年輕一代沈迷Netflix、打機、每天開門取包裹的生活,可以說是一種「居家愜意」(domestic cozy)。他在自己的博客Ribbonfarm就這個詞撰寫了一系列的文章,Rao形容,這可以看成「一代人搶在現實之前躲避現實,遠離世界每日發生的大小事,但這亦能夠理解,很多人認為公共空間已經逐漸崩潰」。(編按: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是指公民可以公平討論、參與公共事務的領域,例如18世紀的大會堂、現代的互聯網及大眾媒體等)。

Rao解釋,根據語義上的統計,「愜意」在多數人看來,是要躲避三個D與一個C,即「Discomfort, Danger, Deprivation, Ceremony」,而現實生活中許多場景都對應其中一個詞。例如若你人到中年,從事夕陽產業,每日為生計奔波,這是Discomfort。例如城市街道上一邊是屎尿痕跡、用過的針頭,另一邊是星巴克,窗外有兩個衣著襤褸的人互相在無謂地襲擊,這是Deprivation。

Rao反問,如果你現在22歲,置身於「DDDC」的世界,你會想探索嗎?你會擁有勇氣嗎?他最後總結道,「這個世界的壁壘越來越難被打破,更確切地說,費盡心思去打破它的行為似乎越來越不值得」。

-

縱使種種對「虛無」的追求,卻不能否認,這個社會還是會出現大規模的抗議。特朗普上任的第二天,就出現了華盛頓女性大遊行(編按:Women's March,主要是因特朗普此前涉及歧視女性及性騷擾的行為而發起)。此後,他領導的政府一次又一次令公眾不滿憤怒,從穆斯林入境禁令,到墨西哥邊境築牆,再到他遭到彈劾後卻被宣判無罪,至他提名深陷性侵醜聞的卡諾瓦(Brett Kavanaugh)作最高法院大法官。諸多的不公出現,而人群在公共空間從未就此停止表達自己的憤怒。在去年5月,非裔人士George Floyd被警察膝壓頸而死,更加觸發了全球範圍內的大型抗議。

在一系列的抗議中,似乎孕育著另一種文化。人群以一種團結的精神,直面世界的壁壘,而運動的核心則是人群間的互助及連結。在眾籌網站GoFundMe以及其他類似網站上,我們募集了上百萬美金以促進民權運動發展;在社區自發組成的不同互助小組中,雪櫃里滿是可供自取的食物,餐廳為疫情下仍必須要外出工作的人免費煮食三餐。沒有人事先安排過這些團體行動,也並不是由官方指揮。無秩序、去中心化的互助生活,像是與「否定文化」截然不同的社會實驗。

這種團體運動時而振奮人心,有時卻又難免引起不適。「行動文化」不像消費主義,無法將我們的注意力從痛苦上分散,也無法帶來麻藥一般的慰藉效果。在平日的社會生活中,「否定文化」是絕對的主流,但有時,我們也能見到「行動文化」的點點希望。

誠然,面對時代的動亂,就算我們再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另一方面,逃避卻也依然是吸引的選擇。全球變暖、科技改變世界、種族主義、不公平待遇,每一天歷史都在激烈震盪,而未來也會如此。拒絕外界的訊息似乎最為簡單:在最艱難的時候,在病痛最令人無從招架的時候,在每日都要高唱輓歌的時候,麻木地生活看起來最具吸引力。

有很多人會選擇用繭將自己包起,只將美好的事物,或者起碼不太糟糕的事情留在繭里。Rao之前和我通電話的時候曾說,「(虛無主義)不是公共觸覺的減法,而是私人觸覺的加法」。他提到,「一杯熱可可,一張沈睡毯,還有抽離五官感受的水缸」就像是我們在內在與外在之間創造了一層隔膜,即使外界每日都更加動盪,我們也還對自己的小世界有絕對控制權。他說,「本質上這是一種保護機制,是人類天性的適應能力」。

曾任美國總統顧問的政治科學家Robert D. Putnam早在2000年於《Bowling Alone》一書中就曾寫過,本能地追求私人觸覺沒什麼稀奇。Putnam將社會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現象(編按:指個人和公共領域的連結被剝奪)部分歸咎於電視及互聯網,而他提出,社交媒體的崛起即放大了原子化,又同時淡化了這種原子化。新時代的通信技術就如同安慰劑,為人與人之間本已缺失的連結提供了一個空虛的版本。

而突然之間,缺乏連結的虛擬的世界又成為了我們的全部。我們依賴Zoom與FaceTime,在視頻通話中聊天、渡過不怎麼happy的「happy hour」、慶祝生日、玩遊戲,每個平凡人都像是被困在外太空空間站的宇航員。

在去年任天堂的大熱生活模擬遊戲《集合啦!動物森友會》里,玩家建立村莊,與動物村民共渡時光。更不用說Peloton、Mirror兩家提供在線健身課程的健身器材廠商,賺到盆滿缽滿。以前我們曾經一度掀起支持中小企牌子、工匠手作的浪潮,但疫情下小品牌運營接近癱瘓,消費者便快速轉向了極具規模、運轉高速的大企業,令Amazon創始人Jeff Bezos等富豪的身價一飛沖天。

我們在當下生活狀態所熱愛的「居家愜意」,養活了一系列的企業及服務,而這種經濟的背後卻是大數據的監控,以及被巨企當成廉價成本的勞工血汗。硅谷投資人Marc Andreessen早在2011年就預言,科技必將會蠶食世界,這一點今天已經成真,但我們似乎也並不抗拒。

現實生活中本有許多隨機與驚喜,但是在虛擬世界,一切則被一早安排好的商業系統所替代,我們每日所接受的資訊也被算法一早設計好、商品化程度極高的內容所替代。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被切斷,看不到服務背後的人,笑,與淚。在過去這一年的巨大的災難之中,因為無數仍要落手落腳工作的人,我們才能安坐家中,繼續享受「floating」療程般的避世快樂。

-

在麻木的「否定文化」裡,我們從平庸的歌曲中尋找金句,把內容俗氣的真人秀推薦給朋友,最終只是因為這類文化迎合我們的焦慮,也減輕了我們的焦慮。今天,人群置身於一個極度焦慮的時代中,戲院、劇院、交響樂、畫廊、讀詩會、喜劇、書店全部都要停業,我們能夠攝取的娛樂內容就只有串流平台、短視頻平台。疫情時代里,串流劇集網站的首頁成為了文化粘合劑,壟斷每個人的注意力,並提供著隔離生活中,個體唯一能獲得群體交流體驗的機會。

而這些壟斷文化的內容更像是麻醉劑,而非藝術。去年年初,有兩部火熱的真人秀收視率鬥得難分難解。二者皆是以隔離(isolation)作為背景,不自知地預示了未來。一部是《The Circle》,8名競爭者被安排在一個公寓裡,互相無法見面,只能用社交網絡彼此交流,並且吸引粉絲,以增加影響力,角逐最後的名次。另一部是《Love is Blind》,年輕男女在無法看到對方的情況下進行約會,每個人都身處一個相當舒適的小隔間,有沙發、毯子、啤酒和零食,尋求「真愛」的男女每次只能與一名異性隔牆聊天。後者的隔間頗像我體驗過的水艙,燈光曖昧、舒適、隔音,壁紙是讓人放鬆的顏色。

在麻醉劑的作用下,我們想要追求「一無所有」,剝奪自身對外界的知覺,也美化了麻木的心態。再看看音樂界,不少流行音樂都像是隔著一層厚厚的紗布,聽起來就像是創作者用了太多的贊安諾(編按:Xanax是一種治療焦慮症的處方鎮靜藥物,長期使用具有依賴性,但也常被用於娛樂,是流行說唱歌手歌詞中的常客)。Billie Eilish在2019年發的專輯《Xanny》中的唱腔模糊又動人,其中有一刻她唱道,「我的朋友無所事事/因太陶醉而不懂得害怕」。

巨星如她往往都最不快樂,即使他們已經擁有一切,甚至擁有的太多。Drake的歌基本都是憂鬱的「lounge beat」,本人似乎長期處於焦慮的失樂狀態,為某天突然不見蹤影準備好藉口。The Weeknd整天以「自我毀滅風」的打扮閃亮出場。他本人的風格,就像把一個賽車相撞的畫面成功擬人化了。Phoebe Bridgers則是去年最火的獨立樂手,她有一項企劃叫做《Better Oblivion Community Center》。她在Instagram上曾經有一系列暗含著抑鬱症暗示的貼文,而那低沈的音樂則將這種暗示烘托到極致。

這些音樂裡充斥著抑鬱、毀滅、遺忘(oblivion),似乎沒有人想要任何東西,我們的文化里已經不再有追求事物的熱情,只祈求自己擁有放棄的權利。這種化學反應融合了幾種物質:爭先搶後的競爭、無處不在的服藥過量、近似佛教式的虛無主義,最終造就了現在這種「儘可能抹消一切」的文化。

早前我駕車去自我隔離時,曾在費城公路經過一個巨大的塗鴉,上面寫著「讓美國再次什麼也不是」(Make America nothing again)。這個宣言似乎在暗示,如果我們不復存在,那麼也可以不用背負我們的錯誤,不需要再被譴責。

-

解離(dissociation)一詞本身是指心理學上認知功能的消解,它在2010年代再度成為熱詞,並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被用來形容虛無的個人精神狀態。根據最新的說法,如果你想解離,你可以來點「K仔」(ketamine),其針對腦部神經系統的受體,阻斷痛覺,為人同時帶來快樂與幻覺。這種最初是獸醫麻醉藥的物質,隨後成為夜店娛樂項目,現在則已變成了用來放鬆精神的「靈丹妙藥」。

在現在的社會,「K仔」不單止被用於治療抑鬱,還被宣揚為一種「愛自己」(self-care)的方式,初創公司Mindbloom專賣精神活性藥物,並宣稱較低的劑量可以令人「擁有明澈的頭腦,過一種你值得的生活」。同樣地,LSD也從致幻藥物搖身一變,成為了提高生產力的秘密武器。(編按:約在2017年前後,美國科技界興起微量用藥(microdose)潮,大量年輕科企高層、風險投資人公開表示曾服用LSD以提高效率。再早些年,Steve Job亦曾表達過對LSD的認同)。

在HBO去年新開播的英劇《Industry》里,Z世代的銀行業實習生們不停在辦公室吸著「K仔」,偶爾還會加點維他命補充劑(編按:Z世代約是1995年至2005年出生,即最年長者25歲)。導演將鏡頭拉近未來金融業精英們的面部,你看不到任何表情,只有無神的雙眼,沈溺在虛無之中,完美地「解離」。我分不清楚這是藥物的副作用,還是劇中角色完美地演繹了那種精神狀態:不斷消耗生命,直到成為資本社會這巨型機械中的一個齒輪。

當代政治學家Fredric Jameson曾經在著作中寫道,「想像這世界如何毀滅,比想像資本主義如何毀滅要容易得多」。這句話代表的思想已人盡皆知,甚至就算是Jameson,也是從某個不知名來源獲得的靈感。無論如何,人的想像力總是會受到控制文化傳播的主流平台所限,我們總是以為比以前更加能主導所獲取的內容與資訊,但實際上這些人造的規則,卻最終會反過來限制我們自己。

在Tik Tok和Twitter這些空間裡,流行趨勢每天都在變化,而不變的是算法傳遞給我們訊息的方式,以及企業對我們私隱的兜售。現在,最新的文化推崇麻木與「虛無」,自不然地,企業也會加強這一訊息,並且從中獲利。而其他原本最開始屬於小眾的文化,例如九十年代曾經興起的雅痞、朋克,也會被商業社會立刻吸收,轉化成社交平台上的力量,進而迎合大眾的口味。若你想要反抗,聲音也只會被中和。就連厭倦感本身也變成了一個品牌,Pantone去年年底宣布了代表2021的兩種顏色,其中一種叫做「無盡灰」(編按:Ultimate Gray,官方譯為極致灰)。

不管我們想不想,歷史也會一再重複自身,例如特朗普的狂熱支持者衝入國會山莊,這群暴亂者令五人喪命,而他們未來則有可能釀成更可怖的數字。特朗普很快將會遭到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彈劾,但恐怕最終的結果也只能再一次向我們展示,美國政治的修復機制是多麼的無力。只要歷史允許,「一切都很正常,只要在家煲Netflix就好」的自欺欺人,大概很快也會再次發生。

審視現在的政治界,剛剛被選出的總統拜登雖然一度帶來樂觀的瞬間,但接連而來的是他乏味的承諾、乏味的政綱。顯然在這場競選中,選民對他們的新總統也沒想太多。現階段,未來唯一的希望是全民注射疫苗的計畫能順利推行,但所見到的每一步,卻都是困難重重。世界仍是「DDDC」的世界,或許今年將又會是充滿著抑鬱回憶的一年吧。

-

我之前預約「floating」療程的會館已經重開了,但我卻覺得沒必要再拜訪。以前能安慰心靈的那種「一無所有」,已經不再是從繁瑣的日常生活裡浮生偷閒才能體驗到,反而每一個隔離在家的夜晚,都差不多是這樣。不過,我偶爾還是會想起這次預約,也想知道這到底對我意味著什麼。

神經學家John C. Lilly實際是最早發明抽離五官感受水艙的人,在1950年代,當他還在政府任職時,有一天突然好奇,若人的五感都不復存在,是否還能感知自我或有任何的意識。Lilly隨即將空氣泵入潛水帽,設計了一個自用的水艙。實驗結果說明,當沒有感官體驗之下,人依然能夠感受到自己。但好處在於,這個最原始的水艙強迫他將思緒與肉體分開,換言之,造就了一種快速進入冥想狀態的手段。

在Lilly的晚年,他開始使用LSD以及「K仔」,並與推崇致幻藥的心理學家Timothy Leary成為好友,一同踏上了60年代的用藥潮流。某次服藥後,他開始篤信自己是被外星人所控制,而外星人的目的是想令人類意識進入一個新的層次,以免發生災禍。他不久後也離開了政府職位,不再與科學界的人來往,而是在滿是海豚的加勒比海(Caribbean)上設立了一個研究海豚智力的機構。

Lilly於2001年逝世,但他發明的水艙和「floating」大概還能再存活幾個世紀。在Lilly的年代,對這項另類潛水活動有興趣的人將經歷口口相傳,不少人在家中開始建立自己的艙位。1980年代華納兄弟出品的科幻片《Altered States》也將神秘的活動「floating」揉合進了劇情,不過這套戲把它塑造成了精神崩潰的瞬間,令人得以穿越時空,形象有些詭異,不算是太正面。

無論起源如何,「floating」最終逐漸成為了現代生活的一部分,在這個耐性越來愈低的社會裡,它令人得以喘息,也逐漸演化成了一盤龐大的生意。曾經是瘋狂科學家用來沈浸自我的體驗,現在變成了輕鬆的休閒,和美甲沙龍、CrossFit健身房沒什麼區別。

住在滿地可的影像藝術家Amanda Vincelli也是「floating」愛好者。她對我說,「知道如何去淨化身心,已經成為了我們想方設法追求的競爭優勢,某程度上這是很悲哀」。

我想,對「一無所有」的追求大概沒能帶我們去任何地方。所謂的五感剝奪體驗也被現代社會提煉,再重製,成為了鏡中的我們自己。而「floating」原有的意義也不復存在:一切都已被否定。

-

翻譯手記:這一篇的篇幅雖然不及Azov那篇長,但從粗翻到改寫到編輯,竟然用了更久(以至於我現在寫到夜裡4點),因為我是看了幾段覺得很有意思,就打算翻譯這篇文章,所以中間一度有些迷失,理解不到文章想表達的重心。最終反覆咀嚼,相信原文使用的nothingness和nihilism這個詞的含義還略有不同,他更想討論的是Gen-Z獨有的逃避主義,可以說是新瓶裝舊酒(舊酒是物質主義)。在理解的時候,「否定文化」、「一無所有」和類似詞幾乎全部都可以理解成逃避。

譯後感慨,看來無論哪個國家,港豬現象都非常普遍,也是因為現在的消費主義讓一切都太方便了。這篇文章的評論相當有意思,有一個人提到,現在所謂的self-care industry很大程度上是讓你自己解決自己問題,cut out這個,cut out那個,而不是去透過幫助他人解決問題。想想也很有道理,出去做義工也是self-care啊,不一定要每個月花幾千塊做spa吧。

個人認為Kyle對生活細節和文化的觀察非常敏銳,但也有不少人認為,同樣一件事,你可以說他是沒事花臭錢買nothingness,但也可能人家真的找到自我。我想每個例子都是見仁見智,但是fix自己的追求,壓垮了去fix更大問題的追求,這個文化是毋庸置疑的。話說回來,現在99%的互聯網產品就是圍繞每個用家自己的吧,市面上真的有那種能連結人的產品嗎,除了GoFundMe。科技可能真的無法解決所有事情。

以後希望翻譯更多和文化有關的內容,這次尤為吃力,對成品不太滿意,很多地方未必能讓中文讀者relate to美國人生活的語境(因為我自己也是邊看邊學),也認為最終不夠連貫。但我還是很愛討論這類話題,以後希望做得更好。

最後例行強調,不是翻譯專業,不足之處請諒解;也不是為任何形式的盈利,只是盡我所能,希望分享知識。踩進灰色地帶,還請諒解。



CC BY-NC-ND 2.0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or like, so I know you are with me..

Loading...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