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砥宪
尤砥宪

前记者,现NGO从业者。

应该感谢的,是那些“躬身入局”的中国公民

互联网上流传着曾国藩在《挺经》中讲的一则故事:

一老翁请客,让儿子买些果蔬,许久未回。老翁便到村口看,见儿子挑着菜担与一个挑京货的汉子在一条田间狭窄的水路上对峙。田埂窄,两人无法同时通过。老翁说家中有客,儿子身材矮小,下水必湿担子,汉子身材魁梧,下水不会沾湿担子,请汉子下水田稍避。
汉子说,你儿子挑的是果蔬,浸湿没关系,他是京广贵货,浸湿一文不值。于是老翁对汉子说:“这样,我下田,你将担放在我头上,等你空身而过,再给你。”边说边解衣脱鞋。汉子见此,过意不去,当即下田避让,争执就此消散。

曾国藩的意思是,“入局才能破局”。很多问题看起无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把自己放进局里。罗胖也在今年的跨年演讲中引用了这个故事,说如果你愿意把自己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置身其中的人,把自己放进去,那么很多看似无解的事,就有了答案。

结合这次疫情的“甩锅大战”,就更加感慨了——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放进去,都在把责任推给别人,所以至今“无解”。但这个无解的局面比罗胖所说的无解更可悲,因为这些甩锅者分明都是局内人啊,可他们不光不愿意把自己放进去,一个个还都要把自己择(zhai)出来,好像每一个人都是无辜的旁观者。

有没有人把自己放进去呢?有。

微博VLOG博主@蜘蛛猴面包 把自己放进去了,他本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家呆着,可他偏偏跑出去拍#武汉日记#,在记录下封城下的真实武汉,同时还在义务接送医务人员上下班,为面临断药的病人送药。

主业医疗美容医师、副业游戏主播的29岁武汉女孩李小熊把自己放进去了,接受“北青深一度”采访时,她的父亲还在同济医院的重症病房治疗,母亲正在酒店隔离,她自己刚做完新一轮的核酸检验,正在等待最终结果……她本该是被救助的对象,却因为不想被绝望困住,成为司机志愿者、志愿车队队长、捐款人、募捐人,“她曾在返回武汉当天捐出1万5千元为医院买口罩,也曾用仅仅4小时的时间组建了一支志愿车队为医院运送物资;她目睹过医生苦求一只口罩和几天几夜没睡的劳累;也感受过打无数遍120仍没有床位的绝望;她曾在做志愿者时被欺骗和误解,也感受过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

“普通人”李文亮把自己放进去了,当他在训诫书上签字画押之后,他也害怕,他本可以选择息事宁人,但他最终不愿忍气吞声,选择了公开训诫书,实名接受采访,说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在自己不幸感染躺在病床上,被问到“出院后有何打算”时,他仍然要“尽快回到防疫一线“,理由是“同事和同行们太累了”,“不想当逃兵”。

从事灾害信息服务的郝南把自己放进去了,虽然他在自汶川地震以后的12年中积累了大量灾害响应经验在这次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派不上用场,虽然远在北京,但他不愿置身事外,发起成立NCP(新冠)生命支援网络,发动志愿者为那些无法入院的重症病人提供医疗咨询、心理关怀,惟愿他们的最后一程走得更有尊严,虽然他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生离死别,一次次情绪崩溃……郝南还和其他几位银杏伙伴联合发起了“武汉银杏在行动”,想尽一切办法为那些无法住院的重症患者送去制氧机和血氧仪延续生命。“公益组织捐助了将近三千台甚至更多的呼吸机,这些呼吸机极大地缓解了湖北省各个医院医疗设施紧张的现状,三千台呼吸机,每一台呼吸机都至少救一个人,这样的努力是值得铭记在整个公益行业发展的历史上”。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全国物流大量停摆、各地关卡严防死守、疫区通行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完成的,整个过程中要克服的困难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歌手韩红把自己放进去了,她取消了原本2月29日要在武汉举办的演唱会,转身和她的基金会团队投入到亟需的医疗物资救助中。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本不是政府指定的那几家慈善机构,但她和她的团队第一时间响应,把一批批物资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在封城初期,当大家把目光几乎全部聚焦在武汉时,他们就已经想到了,武汉周边那些被忽略的地方可能存在更为严重的物资短缺,所以率先采取行动援助周边地区。个别人的质疑和举报没有让韩红停下脚步,她“不忧不惧”,每天更新工作汇报,用行动回应争议。

还有太多太多的人——那些响应号召奔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那些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能在网上存活多久的新闻工作者、那些关注到新冠肺炎患者之外的智障儿童、慢病患者等被边缘化群体需求的公益人,那些驰援湖北运输抗疫物资的卡车司机,那些坚持跑单的外卖小哥,那些自救中仍然不忘对他人施以援手的武汉市民,那些在网上搜集和转发救助信息的志愿者,还有每一个声援正义怒斥不公的普通人……这件事本来与他们无关,他们甚至被排除在这个可以体现制度优势的官方回应体系之外,但他们不愿意冷眼相看、袖手旁观,他们把自己放进去了,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有人说,这次疫情应对体现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式微,这自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但我更想说,我看到更多公民意识的觉醒。前两天,受人尊敬的公益界前辈杨鹏老师说,与2003年的非典相比,这次疫情期间舆论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出现了巨大的分野,而且“个体的苦难”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是啊,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个体的苦难,而且,他们不只为个体的苦难而感到愤怒,更会为解救个体于苦难而付诸行动。这或许是最近诸多消极情绪中为数不多的让人感到乐观的原因之一。在不久的将来,凯歌奏响时,他们或许依然会感动于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相信,他们也依然会保持清醒、不忘苦难、坚持行动。

感谢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人的糊涂,丢掉了自己的发自肺腑的感谢。我们应该感谢和尊敬的,是这些“躬身入局”的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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