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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事件背后的粉丝文化与网络民族主义

终于找到时间来聊聊我对227事件的看法了。具体的来龙去脉可以参见《肖战粉丝偷袭AO3始末》(https://mp.weixin.qq.com/s/XnOn5zAvqkZfxyguTuOktw),但就这件事来说,我的态度基本和下图一致。

要补充的一点是,作为坚定的反集体主义者,我曾经非常不理解“粉丝行为,偶像买单”中的逻辑,因为我一向秉持个体独立地为也仅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时过境迁,如今我对这句话已经倾向于支持(虽然原因跟最初发明概念的人或许有所不同),盖因“偶像买单”实际上是针对“粉丝言行”的制约措施。鉴于“粉丝行为”的私人性,大多数情况下法律往往力不能逮,道德对集体行为的约束作用有限,而所谓的圈内默认规则又强烈依赖君子协定的心照不宣,故而必须找到填补这种危险真空的制约措施——通过评价的转嫁让粉丝有所顾虑,达到一种权力间的相对平衡。

以上是我在狭义上对本次事件的部分观点,当然,我并不打算止步于此。观察如今互联网的纷繁生态已久后,我发现明星粉丝已然成了21世纪前20年的标志性群体,前有“饭圈女孩出征”,后有“227事件”,娱乐与政治的结合几乎从未紧密至此。今天逛豆瓣的时候看到有人调侃“粉丝拿出举报AO3的劲去反对《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下简称《条例》)多好啊”,所以我灵光一闪,决定把这两件事拉到一起唠唠。

首先,《条例》具体内容因为太忙我还没看,只零星翻到了些评论,所以意见暂时保留,因为我对任何人的二手解读都没兴趣也不信任。不过哪怕我赞成《条例》的内容,也跟我赞成其他人表达反对意见不冲突(虽然很遗憾我目前听到的反对声音都充斥着情绪宣泄、国家民族主义、种族歧视和刻板印象)。表达不满是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我还希望他们能把这种热情辅以理智后同等地投入到其他公民事务上去。

其次,不同于70后的知识青年和80后的工业党与军迷,90后和00后网络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由李慕瑾于2003年提出)的主力中出现了更多女性,而她们多为饭圈女孩。追星在某种程度上本就类似国家民族主义,两者的情感基础都是建构“自我”与“他者”,在刻意制造的矛盾与对抗中汲取“想像的共同体”带来的身份认同快感——民族主义者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开放背景下并未像想象中那样产生世界公民观念和弱化国家意识,反而在与境外价值观的碰撞中出现了文化休克,更加强烈地确认了身份边界和自己的群体归属感;追星商业机制不遗余力地积极提供身份认同,通过对粉丝进行深度情感动员来获得不计成本的消费和拥护,使得粉丝对偶像的喜爱不仅停留在为ta花钱上,还会进一步把ta与其他艺人之间的竞争问题视为粉丝群体的内务,并承担起为ta争取演艺界地位和上升空间的责任。加之娱乐媒体对政治奇观化的再现,使得这些表面上远离政治的亚文化群体反而通过消费流行文化获得了对政治议题的评价能力和自信(其中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饭圈中经常发生的、高度组织化与仪式化的集体行动保证了饭圈女孩能够瞬间进行高效动员和统一行动。不过,在身经百战中积累了一定媒介素养和斗争经验的饭圈女孩和“帝吧出征”中的数字时代群氓又不能完全混为一谈。一方面,他们都多多少少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群体性狂热与非理性,体现着当代瓷国与全球化趋势南辕北辙的民粹化、保守化浪潮;但另一方面,帝吧男孩刷屏谩骂的行为属于纯粹的情绪宣泄,不提供任何沟通可能,饭圈女孩却有主张、有策略、有原则,至少并未完全否定交流的价值。从这一点上来说,后者在手段的文明程度方面有所进步,可惜其行为动机与目的未有质变。

然而,饭圈女孩身上更致命的固有缺陷恰恰来源于前文所述的“优点”。一方面,她们做到了对国际政治的部分知情(尽管知情的渠道是商业活动和爆款文章);另一方面,她们对国际问题的战略分析和重大民生政治议题并不必然关心,经常将其转化为消费主义语境中的话术,并自豪地将其视为有效的统战手段。在后现代商业文化,尤其是粉丝和动漫文化中,严肃的政治话语往往必须被转换成可以投射情感认同的“萌化”编码系统,这种肤浅且危险的娱乐化解构行为已经在“江山娇与红旗漫”事件中遭到了猛烈抨击。

共青团在评论翻车后随即删除了相关微博
网友们纷纷评论中愤怒地表示自己是国家的公民而非粉丝
博主@为什么它永无止境 发起了对江山娇的反问,该条微博与相关内容已遭到全网删除
@圆的中心

最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今的爱国者们(姑且称之)正在通过公共领域向国家对民族主义解释权的垄断发起挑战。据我观察,他们的身份认同不再跟毛泽东时代的民众一样落脚于领袖、党派和理论,而是更多地强调“祖国”和“中华民族”。民众在民族主义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强大,甚至有时连当权者都不得不通过调整政策来回应国内民族主义者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私以为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没有战争阴影、科技经济突飞猛进、消费主义横行的全球化环境之中,西方价值观与传统思维方式的融合造就了对外民族主义、对内批判主义的新时代爱国者。

拒绝盲信敢于批判固然是好现象,但这一代看世界的方式仍未能脱离地缘政治和身份政治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对于这一点的未来发展方向,我暂时持悲观态度。

Charle Taylor在《The Dangers of Soft Despotism》中提到了美国舆论环境在far-right与far-left的撕裂中震荡,民众形成共识的能力日益匮乏,以及特殊利益政治泛滥猖獗。悲哀的是,这些问题都绝非美国特色,前两点尤为常见。

在互联网大数据和轻而易举的拉黑机制“帮助”下,个体或团体的echo chamber固若金汤,人与人之间的共情纽带却逐渐弱化,群众越来越没有能力或意愿和对立阵营形成共识甚至妥协。这样的社会很难说是不自由的,但必然是割裂的、盲目的、情绪化的。

好了,分析就先写到这里,解决方法目前想不到,CT的建议个人认为也产生不了什么根本改变。不过他在文中提到了美国舆论对立的一大独特原因蛮有意思,我摘录一下——

近几十年来,在美国政治进程中,越来越多的精力转到了司法复议上面。在其他社会由立法机关判定的许多事情,在经过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以及有时的妥协之后,被认为可以在宪法的精神之下成为司法决定的恰当主题。堕胎就是一个例子。自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极大地解放了这个国家的堕胎法之后,保守派一直在法庭上下功夫,以求反转局面,如今这逐渐取得了成效。法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其结果则是思想上的惊人努力被导入“作为司法复议的政治”,这使得法学院成为了美国大学校园社会与政治思想的活跃中心。
也有一种看法指出这种风格的政治只会使问题更难解决。司法决定往往是赢家通吃,非胜既负。特别是,关于权利的司法决定被认为是要么全得,要么全失。权利的概念本身就要求完全的满足,如果算得上权利的话;如果算不上权利,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堕胎又一次成为绝佳的例子。一旦你视其为胎儿的权利对上母亲的权利,那么,在不受限制的豁免权和不受阻碍的自由权之间就没有多少余地。司法决事的偏好,被相互竞争的特殊利益运动进一步极端化,有效地破灭了妥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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