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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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y Tsai | 蔡凱西 台北人 / 不專業旅人 / 流浪中的學術人 / 研究旅行史與旅行文化的不良歷史學徒/《後綴》假掰文青誌編輯群 在出門旅行、閱讀,與作古的旅記文本中持續穿越 佛系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travelhistorystory 合作邀約:[email protected]

旅行史的另一個側面:我讀《旅行許可證:護照的文化史》

(edited)
你應該知道出國要帶護照,但是歷史上的護照八卦,你可能不知道
書封取自網路

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新冠大疫蔓延全球,各國逐步收緊旅行的自由,當初看似無絕期的封關,使出入境賴以通行的護照,一度沒了存在感,效期過了也放置不管。

而疫後解封,蓄勢待發的報復性出國潮,各地領務單位,滿溢著排隊等待辦理換發、領取新護照的民眾,也才是不久之前台灣最美的風景。國門重開,護照的相關報導也特別多,例如護照內頁短少、破損,被視為無效護照而慘遭遣返。

一本護照所構成的封面、內頁、個資,與跨境之際的攜帶、查驗、盤問,甚至個人的入境抑或驅逐,反映的是護照作為出境旅行必備的證件,早已是標準化與全球化的普世制度,甚至可以說是價值。然而,出國習常要持有的證件與通過的流程,這一切自始並非那麼的理所當然。究竟,人類的旅行史發展,是如何走到這一步?


打從人類有旅行的需求開始,旅行許可就以各種名稱與形式,出現在歷史上。例如清初以前漢籍裡,稱之為「符節」、「度牒」、「通關牒文」等;日本在幕末明治之交,有所謂的「旅切手」、「內地旅行免狀」、「旅券」(日治台灣甚至現代日文裡都還在用,是パスポート的同義詞),以及中文世界習稱的「護照」。

古埃及使節,肩負法老王的任務,帶著以泥板製作的旅行許可,在王權聲威所及之處自由移動,並驅避兇險,進行外交、貿易、運輸等交流。忽必烈汗授予馬可波羅的通行金牌,使其通過蒙古各汗國返歐之際,獲得馬匹、騎兵的服務與保護。

而近代歐洲逐漸形成的主權國家,將相對於國內的國際空間,形構成危險的旅行地區,持有向國王與議會申請的旅行許可,形同擁有受該國政治權威的庇護,或是進行外交事務的權力。至於18世紀,赴歐陸展開「大旅行」(Grand Tour)的英國上流青年,攜帶英王所簽署的旅行許可,也形同帶著一張追求古典紳士與博雅教育的門票。

「大旅行」的風氣,是源自英國上流菁英教育的養成,後來也被歐陸部分國家的中產階級仿效,這種高度例行化的活動,意味著國際的人群移動更為繁複,也為國界的劃定,與人群出入境的控制,提供新的動力,各國要求出示旅行許可的規定更為趨嚴。加以近代革命風潮的湧動,政府更需要以維護境內外的流動來樹立權威。

儘管如此,旅行許可無論在發行單位、規格、個資等,仍各行其是,並無統一的規範。像是英國發給赴歐壯遊的貴族青年的旅行許可,尺寸長達30公分,登記目的地、同行者與行李裝備等資訊;而請有力人士寫介紹信,也被視為有效的旅行許可。


過往多為提供支援、協助作用的旅行許可,在19世紀以降,逐漸朝向確認旅人身分,也就是辨識持有文件者是否為本人的重要手段。但這樣的轉型並非一朝一夕,制度尚未確立與嚴密之前,變造旅行許可並非難事。

《科學怪人》的作者瑪麗雪萊(Mary Shelly),就曾幫助一位英國女作家,申請到男性身分的旅行許可,讓她得以「免術換證」前往法國文壇發展。對女作家而言,偽造的證件,不但提供跨性別、跨文化,更是通往自由的機會。類似持假證件出走,獲得新生的故事,雪萊的女性友人並非孤例。

近代的照相技術被利用於戰爭,促使國家將照片導入旅行許可,來識別旅人身分,以避免間諜玩起家家酒,進行認知作戰或破壞活動的隱憂。較之只有以文字描述長相與身體特徵的旅行許可。照片開始被視為代表個人且保證再現(representation),提供客觀、精確的機制,建構旅行許可與持有人之間,更可靠的聯繫。

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當旅行證件照仍未有如今設下定規標準的一百年前,照片能鑽營的空間很大。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領導人列寧,在歐戰期間所使用的旅行證件照,是戴上假髮、工人帽,剃鬍且掩蓋經典禿頭的喬裝照。

此外,就算不為掩人耳目,早期的旅行證件照,亦提供了持有者塑造人設的空間。1915年,意識流文學的代表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的旅行證件照裡,戴著呢帽、眼鏡、蓄鬍,面無表情的喬伊斯,讓人無法聯繫起一位文壇巨擘的形象;而證件照中的妻小,更揭露了父權制度裡的性別位階,婦女的旅行證件必須附隨在夫婿之下。


當代我們所認識的護照形制,大抵是國際聯盟在歐戰之後,為了減輕邊檢官員面對形制複雜多樣的護照時的無所適從,大力推動護照統一的國際準則,所逐漸增修而成:尺寸、個資與簽證內頁、卡式封面上的國名、國徽與「passport」字樣。至於90年代以降,全球逐步採行國際民航組織對晶片護照標準化規定,故封面底端增加了晶片護照的圖示。

出示護照領取登機證,憑照出境、入境、被詢問旅行目的、停留時間、申報行李等,照規定走才有旅行的自由,此係源於上個世紀國際聯盟推動的護照標準,加強綁定了個人身分與國籍關係,所留下的遺產。

但是,我們賴以呼吸國外自由空氣的旅行史遺產,對許多經歷19、20世紀之交,就算不持有護照,也可以自由跨境的旅人而言,則是一種被剝奪旅行自由的崩潰。小說家褚威格(Stefan Zweig)曾表示,1914年以前邊界是象徵性的,與穿越格林威治子午線並無二致,且搭船入境無須被盤問,也不必填寫繁瑣的文件,但如今邊境的審查機制,變成一道鐵絲網,也充斥著相互間病態的不信任感。

許多現代主義文學家與激進分子,都曾苦惱於現代護照制度加諸在個人行動上的壓力和限制,褚威格的崩潰並不孤單。護照制度在20世紀初,逐步被形塑、確立的過程中,除了牽動著眾多旅人們,在跨境/流轉之際的心境轉折,更帶出身分如何被定義與歸屬等問題。


隨著歐戰後的四大帝國解體,政治地理的重劃,數百萬喪失國籍的人群,連帶失去他們仰賴政府,所提供最低限度的權利保障。這是標準化與建制化的護照制度下,得不到政府保護,據以主張個人基本權利的群體。

而創發體制外的旅行證件,如「世界護照」、「原住民護照」等各種超越由國家所壟斷的旅行許可,則是為解決無國籍者的困境,與原住民拒絕認同殖民國家領土和管轄要求的一種嘗試。

羅列條規,梳理制度變遷,無法看見冰冷的制度背後,所掩藏的人群流動間,多變的活動與思想。而本書作者Patrick Bixby,以其文藝跨學科的背景,通過挖掘名人的護照檔案、文本裡的跨境書寫,與當代影劇作品等材料,為讀者追索所出一部聚焦歐美,兼及關照全球的護照文化史,這也是旅行史的另一個側面。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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