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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非人

[翻译]《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导言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Harvey J. Kaye

导言

我只想说,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1]

在过去的数年中,历史学与社会学发展出了一种共生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社会历史学历史社会学这两门专业的成长发展看出来。这意味着这两门学科都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学科间的联系上。考虑其迹象,我们也许会以这一领域内刊物的增长为例子。首先,该领域最早的英文刊物是Past & Present,于1952年由本书将讨论的四位历史学家创刊,四年之后,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也开始发行了。而现在,除了前述之先锋二刊外,我们有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Review,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Social History以及Social Science History等一系列刊物,在此仅列出其中历史社会学倾向性最明显的几部。更重要的是,这些同时囊括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刊物从样态上暗示了一种关于历史性问题的新的志趣,因为这预示着我们可以从社会学方法和历史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的角度来思考历史性问题。当然,已经有许多关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的大部头著作,比如彼得·伯克的Sociology and History,查尔斯·蒂利的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以及后来腓力·亚布兰的Historical Sociology。尽管许多历史学家仍会拒绝接受文首所引的E.H.卡尔的那个论断,许多社会学家仍对C.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说的“任何社会学都值得成其为‘历史社会学’”这句话颇有微词,然而,卡尔和密尔在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激进(甚至是荒唐)的论断,现在却被认为是极为合理之事了(至少在一些圈子里)。

但是,在建立在历史和社会学科间的关系下,仍然遗留着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问题毫无疑问很大程度源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自己和对方学科各自抱有的那种想当然的预设。正如加雷斯·斯蒂德曼·琼斯观察到的,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都存在着一种顽固的倾向,即把社会学视为方法论和理论的源泉,而把历史学视为数据、案例研究以及过去性例证(与当下的例证相对)的来源,正是借着历史提供的材料,人们得以证实社会学理论。腓力·亚布兰和安东尼·吉登斯提出说,经过适当构造的社会学和历史学不会是两个分离的学科,而会是一个整体;不管人们是不是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至少我是同意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确极受限制,而且也没有怎么被人们所思考、建构。首先,我毫不隐讳地说,社会学理论的质量非常不平衡。第二,当然这一点之前就有人提到过,历史学研究有着同社会学研究一样的理论性工作,尽管人们总是声称它没有。因此,历史学家应该和社会学家一样,为社会理论付出同样的贡献。

忽视历史学家可能为社会理论付出的贡献并不仅仅体现在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身上。这是说,直到最近,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社会思想都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承认、接纳历史学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尽管我们看到,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对其作品和思想有着中心作用。因而,在一些所谓理论综合性、对革命实践起促进性作用的作品中,比如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讨论缺席了(然而,安德森自己也承认,需要以同样的范畴来重新审议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他这部作品却是重要的理论成果!在本书中,我的基本假设是——历史学家同社会学家(我也乐意加上那些所谓哲学家)一样,为社会理论做了等量的贡献。但不言而喻,正如不是所有社会学家的理论都有同样的价值一样,各个历史学家的理论价值也是同理。

创作本书部分是出于为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共生关系的长远发展做贡献,因而我的研究旨在介绍、调查和检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作品。本书中出现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具体指的是:莫里斯·多布,一位为经济史作了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罗德尼·希尔顿,他的建树集中在中世纪历史和佃农研究等领域;克里斯托弗·希尔,其作品打破了辉格观点,为我们重塑了一幅17世纪英国革命的画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他在很多个历史领域都展开了研究,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劳动者、佃农和全球史的;还有E.P.汤普森,他为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贡献了极大的成果。正如本书后面将揭示的,毫无疑问,这些历史学家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做出的个人贡献非常杰出,他们也作为一个集体共同推进了社会历史研究。但是,我更深入的论点在于,在他们作为个人和作为集体为历史学付出的努力之外,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作为一个集体,极为强烈地揭示出一种独特的理论传统。(需要澄清的是,这个理论传统绝不局限于讨论的这五位历史学家,他们不过是其中最杰出的因而最能展现其内核的学者罢了)

我的论点首先基于一个事实,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有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型。让我从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欧仁·热诺维斯那里借用一下他的看法,因为他曾经深深地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作品的影响,他认为他们(英国历史学家)试图“跨越关于阶级的狭隘经济概念,而更多地关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问题这一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初起就一直折磨着这个主义本身的范畴。”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绑定在一个概念上,即社会总体以一个模型、或者说是隐喻[1]为基石,即所谓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而这一经济基础被定义为决定性的技术以及/或者说经济维度,而上层建筑被定义为政治、法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维度。这样一个关于社会总体的概念、模型或者说隐喻经常被归为马克思本人的手笔,其证据在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讲到过的,被当作其历史和社会分析的基本工具的那段话: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分析家把这个模型解释为马克思在倡导一种经济决定论,尽管很值得怀疑马克思的引文是否有这层意思。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当然看到了这种“经济决定论”的污名化倾向,于是他们焦急地希望发展出一种与经济决定论脱开距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因为一提到马克思主义方法,人们就不由自主地把经济决定论与之联系起来(不仅是在过去,现在仍然是这样),这样他们试图借此来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方法。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也并没有抛弃所有的决定性。正如雷蒙·威廉斯提到,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也会强烈赞同的那句话:“一个满口这个决定那个,那个又决定那个的各种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已经过气了。[但]没有决定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不值一提。”

除了共享一套克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论问题型以外,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还有着一套共同的历史问题型。其多样化的研究有个集中构建在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和扩张问题上的框架,其理解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变化上,而更强调从最广阔的层面来观察社会变迁。其经常被提及的成果即对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的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是莫里斯·多布的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的核心议题,也广泛出现在他继出版物之后发表的演说和讨论中。这一话题也同样出现在许多不同的作品中,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的Society and Puritanism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Primitive Rebels

作为一个理论传统,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做的并不止共享一套共同的理论和历史共识而已。在处理、面对那些出现在这些问题型之中的材料时,他们同样发展出了一种历史研究的共同方法,我将其称之为阶级斗争分析。(这个范畴并不等同于人们通常说的阶级分析)总的说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不仅在研究中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唯物主义假说,他们还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历史性论断作为其研究的依据——“迄今为止,一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与他们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紧密相连的是那种庶民研究的历史视角,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样在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要用在他们著作中具体出现的术语的话,那就是——自下而上的历史。这个范畴的意思是,同以往那种局限在精英或者统治阶级的视角相对——这种视角是传统历史研究的基本形态——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特别是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把“下等阶级”的历史经验、行动和斗争看得极为重要,并力图为他们重新书写历史——因为历史是由他们创造而不是由他们书写的:希尔顿和霍布斯鲍姆描绘佃农,希尔和汤普森谱写诸众,而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为工人阶级立传。

这些历史学家确实为历史和社会理论做出了深远的贡献。在他们为超越经济决定论以探索资本主义的过渡而付出的努力中,多布、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建立起了自己的阶级决定论,其中心论点在于——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过程的中心问题。我在此想详尽地阐述欧仁·热诺维斯的看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通过历史实践来总结其理论(换句话说,不是以理论本身怎么逻辑展开的方式)的过程中“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发展做出了无价的贡献,而不是仅仅在‘辨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议题上写出了无数的作品”。

在继续下一个话题之前,我该加一句——这样他们的历史成就便更能为读者所理解——现在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模式的理解来自于巴灵顿·摩尔·Jr.:“根据马克思主义范式,工人一开始总体上处于麻木迟钝的状态,倾向于按自己的本能来自发暴动。在工业化过程后,他们被带到大工厂中面对一个共同的命运,通过这种经历,他们才获得了革命意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才不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采用的阶级模式。

这些历史学家们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成果是他们对当代英国政治文化的推动。他们以他们的书写和著作,或多或少地参与到了英国当代民主和社会主义历史性意识的形成过程之中。


本书的大纲

本书以如下方式来组织:章节2-6选取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作品,并分别检验他们对其历史研究的特定场域和时段做出的贡献,然后分别讨论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理论的共有贡献的发展。因此,章节2讨论的是莫里斯·多布,尤其是他的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他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大转型中坚持了一种阶级斗争分析的视角,由此,初步描绘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问题型和分析方法。在章节2中,我也讨论了多布的作品在当时引起的争论,以及一些近期考察资本主义转型的作品,这些作品提示我们遵循多布的论点的实用性和重要性。

章节3在佃农研究、尤其是中世纪历史研究的相关背景中检验罗德尼·希尔顿的作品,我们要特别聚焦的是,他坚持阶级斗争在中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具有中心性,也坚决肯定英国佃农制的历史贡献。章节4会考量克里斯托弗·希尔关于十七世纪尤其是关于英国革命的丰厚写作,主要是关于他在两个方面做出的理论贡献:1.关于革命假说——英国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2.对英国革命中失败了的“民主革命”的认识。此外,就如后文将要显示的,对希尔顿和希尔来说,阶级斗争分析仍只是被限制在政治经济问题上。

章节5则讨论研究议题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十分广泛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尤其是他为劳工、佃农和世界历史研究,以及为扩展所谓的阶级经验而作出的贡献。章节6里,我将检验E.P.汤普森:首先,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然后是他对十八世纪英国的研究,最后则是他在历史编纂学以及社会理论方面的写作。尤其要注意,本章仍是把汤普森对阶级形成以及阶级意识的问题所做的理论贡献同一种阶级斗争分析的视角相联系的。

到了章节7,我将检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共有贡献:他们对自下而上的历史视角的发展——我将这种视角同其他自下而上的视角相比较;以及他们对作为一种阶级决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后,我以思考他们对历史意识中的政治问题所做的贡献作为全章节的尾声。

导言的剩余部分将会简要检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传统的背景或者说这个传统的“形成”

理论传统的形成

在不列颠,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意味着要在这样一种传统之下工作:由马克思所创立,被威廉·莫里斯独立的和补足性的洞见所充实,并且在近期通过专家方法被下列优秀的男士女士所丰富,他们是——V.戈登·希尔德、莫里斯·多布、多娜·托尔和乔治·汤森;同时,你会同这样一群专家-同僚共事: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V.G.基尔曼以及(也许还有人会提到一些其他的学者)这份Socialist Register期刊的编辑们[约翰·萨维尔还有拉尔夫·米利班]。面对他们,我感到自己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来忝列在这份传统的门墙。——E.P.汤普森

尽管我认为多布、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以及汤普森代表了一种理论传统,近来有三份文章却不这么看待这些历史学家们。拉菲尔·萨缪尔书写了其中的一篇文章,他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源泉”,并认为,根据他的所见所闻,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本身就是从马克思肇始的发展了一百多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传统的固有部分。在第二篇文章中,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回忆了他们曾于1946-1956年间活跃其中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并认为他们向心于它。在一个有所分歧的背景里,理查德·约翰逊用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历史学家,并主张他们与战后特定时期(五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英国历史和社会研究中的“感知结构”脱离不了关系。

在拉菲尔·萨缪尔的分析中,他展现了一个基础的、但却特别全面的过去一个世纪内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历史。他的主题是要讨论自马克思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发生的种种“变异”,并将这些变异同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这些背景可归纳为:许多历史学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为英国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在这个漫长的时段里,不同的社会主义以及非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不同的主题关切的影响;还有每一代历史学家都分别要面对的不断改变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因此,打个比方,萨缪尔讨论了自由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历史学家如哈蒙德的影响(我们将在章节5讨论霍布斯鲍姆的时候提到他),还有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如G.D.H.科尔(费边主义)还有R.H.托尼(我们将在章节4讨论希尔的时候谈到托尼)。他评估了以上要素的影响,而他特别把这些要素同他自己的一个概念即“人民历史”相联系,因为他认为“人民历史”是后来成其为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汤普森书中自上而下的历史的一个主要来源。

萨缪尔同样讨论了新教伦理和不服从传统对不同代际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他指出有时这种影响较为直接,比如卫斯理宗的抚养以及/或教育,体现在如希尔和E.P.汤普森身上(汤普森本人则拒绝这种假设)。有时候,这种影响则是非直接的,正如独立工党与约克郡西区卫斯理宗之间的关系所说明的。(就此,我们应看到,罗德尼·希尔顿的父母活跃于独立工党,他对自己的评论则是,他是在一个“不服从主义的非宗教、文化传统”中被抚养大的。)此外,萨缪尔还说道,新教不服从传统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一些历史学家试图挖掘展现清教的“激进遗产”的努力中看出来,即所谓的异见不服从。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克里斯托弗·希尔关于清教和激进教派的那些作品中。除此之外,在总标题“科学理性主义”之下,萨缪尔考虑了那些政治和知识趋向的影响,如“自由意志”、反教权主义、科学、生产主义和进步主义。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则声称——与萨缪尔相反——在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产生之前,“在不列颠并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但无论萨缪尔是否把有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断自我发展的连贯传统的存在作为非常可靠的论题展现出来(我觉得他做到了),他表示这种传统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过程,牵涉到不同的乃至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相对立的矛盾要素的影响。

一般认为,1946-1956的十年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传统的形成来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段。在这个期间内,多布、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以及汤普森(在较小的程度上),以及其他人(如维克多·基尔曼、乔治·鲁迪、A.L.默顿、约翰·萨维尔还有多罗茜·汤普森)都是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活跃成员。为了支持我就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形成了一个理论传统的论点,我从霍布斯鲍姆就这个小组而写的文章的导言部分摘录了下面这句话:“出于一些现在对人来说甚至是难以理解的原因,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大部分集中在历史学领域。”

在他的文章中,霍布斯鲍姆讨论了该小组的形成与组织;它的出版活动;它同英国共产党的关系;其成员对1956-1957年社会主义危机的反应;小组及其成员从那时起至今,为历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霍布斯鲍姆回忆道,该小组是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在讨论是否要针对A.L.默顿所写的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展开一个研讨会时应运而生的。(原书最初出版于1938年,目的在于为英国历史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文本。研讨会旨在用后续研究的目光来重新探讨这部作品。)克里斯托弗·希尔则在回忆中提到,组建小组的最初动力来自于组内的希尔顿、霍布斯鲍姆、基尔曼和他自己——霍布斯鲍姆都提到了这些人,而且还讲到了约翰·萨维尔以及马克斯·莫里斯,他们在1946-1956年间曾是小组内最活跃的领导性成员。这些历史学家有的在战前获得了学位并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就着手于研究(如多布和基尔曼),有的则在大战前后才刚刚打算这么做(如希尔顿和霍布斯鲍姆)。应该谨记的是,这些历史学家在大萧条时期、在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时期发展起了自己的知识和政治参与,以及反抗法西斯的知识与政治回应,既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上战场对抗轴心国集团。除了这一年轻世代的历史学家,小组内还有一些老辈历史学家,最著名的就是莫里斯·多布(我们将在下一个章节考察他最重要的作品)和多娜·托尔(我们将简要地谈谈她的影响)。

霍布斯鲍姆观察到:“对一些成员来说,小组如果并不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那至少也是一份简单的事业,同时也是一种构造闲暇的次要途径。对大多数成员来说,它也是一份友谊,”他补充道:“身体上的苦行、知识上的激动、政治上的热情以及友谊或许是还在世者们最能记忆真切的闪光点——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平等感。”霍氏说的平等的意思是,所有的成员都认识到他们是“对未知领域的平等的探索者。很少有人……对参与讨论而感到犹豫不决,更少有人怯于批判,没有人会不敢接受批评。”小组以“历史分期”为标准组织专业分工(古代、中世纪、16-17世纪和十九世纪,以及一种教学用的分期)。小组的活动以伦敦为中心,尽管霍布斯鲍姆指出他们曾尝试着去建立地区性分支,但只是获得了部分成果。通过其成员的努力,小组积极地寻求“普及”他们正在发展的一种历史研究和视角,特别是向大众普及关于那些重要节点的历史视野如1649年。

小组的“现代史”历史学家们自然而然地急于研究并让英国劳工运动的历史得以昭彰,并且,毫无疑问,这些努力是被英国共产党所鼓励的。也正是在这个领域,人们感到他们的研究受到了他们与党之间的关系的限制。正如霍布斯鲍姆在许多场合所主张的,挖掘二十世纪的劳工史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这种研究必然牵涉到对英共本身活动的批判思考。

除了成员们的个人研究和出版物,小组同样计划在研究和出版上做一些集体努力。最重要的是,在1948-1949年,成员们开始出版一系列涵盖英国历史不同阶段的历史档案的卷宗(并为之做导言和注解),他们的目的在于普及他们的历史视角和历史研究成果。出版这一个系列的灵感来自多娜·托尔,她也是该系列的总编。系列的标题叫做《形成中的历史》,其四卷分别以如下的名号刊行:“善的旧事业 1640-1660”(由克里斯托弗·希尔和埃德蒙·戴尔编辑),“从科贝特到宪章派”(由马克斯·莫里斯编辑),“劳工的形成岁月”(由J.B.杰弗里所编辑),以及“劳工的转折点”(由E.J.霍布斯鲍姆编辑)。

他们另外还筹措了两个计划,但这两者并未达到可以付梓的水平——至少没做到小组一开始倾向于达成的形式,它们是对劳工运动的一份马克思主义历史,发端于多娜·托尔的一个建议——“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历史”。小组为两个项目都举办了研讨会以促进其开展,但却都为成书。除此之外,我们要记住,虽然小组并未完成他们曾经热烈讨论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在许多情况下,其研究产生了一些作为内容简介而出版的论文,从而为后来其成员自主展开领域研究提供了基础。此外,我们要注意一卷由约翰·萨缪尔编辑,凭借乔治·汤森、莫里斯·多布和克里斯托弗·希尔的辅助而出版的作品——“民主和劳工运动”。这本纪念多娜·托尔的论文集包含了许多优秀的——同时也确实是影响深远的——论文,同时表明了小组成员学术的品质,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后续的研究计划的本质。打个比方,在为这一卷做出的许多学术贡献之中,有两份来自克里斯托弗·希尔——《诺曼时代的约克》——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十九世纪不列颠的工人贵族》。(我们将在关于希尔和霍布斯鲍姆的章节中讨论这些。)

在这一段背景之中,尤其要认识到来自多娜·托尔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形成”的“有力影响”。托尔出生在切斯特教区,是一个教士的女儿。她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历史学士学位,然后成为了一个记者,首先在Daily Herald工作,然后是在Daily Worker。她是于1920年成立的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被众人描绘为一个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除了致力于编辑这个《形成中的历史》的系列之外,托尔还编纂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934);对英文版《资本论(卷1)》的一个增补(1938);《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战争》(共二卷)(1040);还有《马克思对中国》(1951)。但她最著名的作品——《汤姆·曼恩及其时代》,甚至在她于1957年去世前还没有完成。在她的最后一本书中,托尔不仅试图展现汤姆·曼恩在劳工运动中,作为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度过的一生及其所处时代,她还把他在其一生——1856-1941——中的斗争同更广阔的英格兰为民主而斗争的漫长历史联系了起来,这个漫长历史可以上溯到17世纪英国革命。

克里斯托弗·希尔提到,尽管托尔并不是这个小组的发起人之一,但“她马上就把小组当作她的精神家园,因为这个小组能给她提供一种知识性的刺激,一种她迄今为止缺乏的特别的学术性历史关怀。”然而,他还说道:“实际上,关于历史,她比我们懂得更多,也比我们想过更多;而且,她允许我们自由地对待她的工作、学习和智慧。”在《民主和劳工运动》的前言里,萨维尔及其同事阐释了来自托尔的影响和贡献的重要实质:

她教给了我们历史激情。因为她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同时也是一场强烈的情感体验……我们所有人都能回忆起同她的激烈争辩,我们用的话语后来变得十分尖锐,因为托尔让我们明白,一些对人们极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已经岌岌可危。她让我们用自己的脉搏来感受历史。历史并不是页面上的语词,不是王侯将相的家谱,也不是纯粹的事件年谱。历史是普通大众、是我们的人民的汗水、鲜血、泪水和成就。

因此,在年轻一代历史学家们对“人民历史”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发展上,托尔的影响一定功不可没。她在《汤姆·曼恩及其时代》的开头引用了19世纪的一位劳工人物——威廉·牛顿的话,以此来表明她本人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应该如何行事的理解:

我们的任务和职责必须是——让有关我们的秩序的记忆永保常青,让我们记录下我们的斗争、标明我们的胜利、指向新的挑战以及从失败中聚集通往成功的要素……我们应当看到,世界通过劳动者的粗糙大手来获得文明,而不是养尊处优的贵族们的纤长玉手。

此外,正如希尔在评论托尔“她试图(也通常成功做到)为后代人或同代人保留尖深的智慧”时所申明的,托尔反对那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过于流行的经济主义。尤其是她反对“那种被她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灾变学派‘以及支持这个学派描绘的前景的人,这些人相信英格兰的社会条件必须要变得更糟糕,否则不可能发生严肃的变革。”

霍布斯鲍姆承认,研究英国共产党建立之后的时段的现代史学家们会感到他们受到很大拘束。他也点明说:“在1946-1956的日子里,小组与党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是晴朗的。”他指出,这要归因于历史学家们像其他党组织那样结成了“忠诚的、活跃的、高度参与的共产主义者小组,这只是因为我们都认为拥抱马克思主义暗示着成为党的一员。批判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攻击党,反之亦然。”他同时也承认当时存在着这样一个趋势,即某些假设支配了对历史学问题的讨论,比如,在审视“绝对主义与英国革命”的时候。借此,霍布斯鲍姆欲表达的可能是,马克思本人的手稿有时候被当作“必须要接受的模型”,而不是“需要被探索、检验的假说”。而且,他坚持道“我们辩论和行动的最终结果是要在更广阔的维度上扩大而不是缩小或歪曲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他声称,这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为就算是在最教条的斯大林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官方版本也聚焦着真实的历史问题,并且也像严肃历史一样可以辩驳,仅仅是在关于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合法性或相似的问题时,人们才噤声。甚者,他认为“在大部分英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党的封锁线‘” ,至少就他们当时的所知而言,的确如此。

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小组的成员们认识到他们的一项任务是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时,他们也并不打算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中把自己孤立起来。实际上,他们试图与那些有共同利益或共同关怀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建立桥梁”。这种尝试最重要的产物就是刊物《过去与现在》,第一期出版时是1952年寒冷的冷战季节。(本来是半年刊,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份季刊,第100期是1983年8月刊)。刊行这份刊物的最初动议是由小组内的几位成员提出的,尤其是多布、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和后来的约翰·莫里斯(他被认为是组织这份刊物过程中最得力的宣传家)。但是《过去与现在》并不是由小组或者英共出版的。它并非旨在成为一份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之内的刊物——这从来没有发生过。事实上,编辑版包含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科学家,比如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社会学家腓力·亚布兰还有人类学家杰克·古迪。

《过去与现在》的编辑们在第一期中引用了十四世纪阿拉伯智者伊本·卡尔敦的话,来说明这份新刊物的主要关切。他们写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记录和解释‘社会以其特殊的本质而经历的变迁‘。这样一种研究并不能却必须要促进某些普遍论断的得出,无论我们是否把这些普遍论断称作’历史发展的法则‘——尽管在我们看轻社会的复杂性的时候,仅仅能成自身为可怜的历史学家。”其本来的副标题是“一份科学的历史刊物”(这个副标题已经不再采用了),《过去与现在》的编辑把他们的意图与社会科学家们的区分开来,特别是同那些结构功能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家总是过分地追随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研究,以后者为基础为他们的理论实践构建模型,因此也就丧失了同社会生活的“历史细节”的接触。甚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生怕“历史发展的法则”被视为在暗示某种超验力量或者对历史发展的先验决定——他们同样写道:“人是积极的有意识的历史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历史的被动受害者和数据指数。”

尽管编辑们的初始意向并没有在一个相同的程度上得到实现(比如,他们关于第三世界的文章中体现出来的兴趣),《过去与现在》最终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份领导性刊物,它本身成为了社会历史和历史社会学借以(重新)呈现为学科中心的手段。后来,维克多·基尔曼与E.P.汤普森也加入了该刊物,而希尔、希尔顿与霍布斯鲍姆保持他们在刊物中活跃的领导角色。希尔是《过去与现在》协会的总裁,而希尔顿与霍布斯鲍姆分别是编委会的主席与副主席。他们在期刊上发表的共同作品显示了他们持续长存的同志情谊与友谊,尽管在面对1956-1957的事件时,他们就是否留在英共党内下了各自不同的决定。

1956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演讲;同年,苏联入侵了匈牙利,之后英共拒绝公开反对苏联暴行(以及同时在内部实行民主化改革),数以千计的英国共产主义者离开了党。这之中有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和E.P.汤普森,还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许多其他成员。莫里斯·多布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则留了下来。尽管霍布斯鲍姆并没有离开党,在1956-1957年间,他十分活跃地同许多小组内的成员一起努力向党的领导层施加影响,并在党的实践以及政策方面造成了一些“民主化”的转变。他观察到,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们“在那个时期是对党的杰出批评者”,并且“‘反对‘有着三个戏剧性的片段——Reasoner的出版;一封一些知识分子发表在The New Statesman and Tribune上的公开信;然后是在大不列颠共产党第二十五大上发表的《少数派关于党的民主的报告》,这份报告与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们(其中有萨维尔、汤普森、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也脱离不了关系。“我们特别注意一下Reasoner:萨维尔和汤普森在1956年组织了这份刊物,以为在党内进行讨论和异见提供载体,但是党的领导层却做出了暂停他们党籍的回应。萨维尔与汤普森的回应是退党,Reasoner也就变成了New Reasoner(《新左派评论》的前身)。

霍布斯鲍姆猜测历史学家们在异见与反对时表现得相当活跃,因为“关于斯大林的关键议题同样也确实是历史的一个关键议题: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了的这些事情被掩盖了。“既然”历史分析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核心“,他们有必要独立采取行动,特别是当党的领导层已经否认这种分析的必要性时。霍布斯鲍姆观察到,在1956-1957年的危机后,历史学家小组仍然在活动——尽管太多成员已经选择了离开党,他以此来总结他的文章。他简要地揭示了他眼中小组的主要成就,强调了他们对社会历史的贡献,尤其是在自下而上的历史、劳工历史与英国革命的议题上。

前文所说的第三篇文章是工作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查德··约翰逊所写的《文化和历史学家们》。约翰逊的文章是作为一个更大的项目的一部分而被写就的,而这个大项目正试图探讨英国历史学写作与社会理论、政治学以及“群众记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牵涉到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形成的批判衡量。极为重要的是,这个项目在其开展的大部分时间内,文化研究中心的主导视角都是来自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本书的某些地方也会提到阿尔都塞,尤其是在关于多布和汤普森的作品的章节里)。

在《文化和历史学家们》中,约翰逊事实上在根据他眼中的一种特殊的“感觉结构”来检视了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作品,这种“感觉结构”发端于五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的英国社会主义历史和社会研究,并延伸到了七十年代。(以“社会主义”的名目,约翰逊把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涵盖了进来)。他认为,在后1956时期,英国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学家和作家们增进了对文化关系和实践的聚焦和强调(出于一些历史的具体原因,如1956年的事件本身,以及假定中英国劳动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和工人贵族化)。他申明这代表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例如,离开纯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分析——以及在劳工历史编纂学——例如,离开纯粹的机构性研究——中发生的一个迁移。同时,他指出,“文化”(作为一种概念)在包含“社会性”和“大众性”的时候,才能被拓宽,或者用更好的词说是被修订,而仅仅包含“文艺性”和“精英性”则相反。

约翰逊在他的五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的感觉结构里包含了希尔顿(约翰逊认为他仅仅部分包含在这个感觉结构中)、希尔、霍布斯鲍姆,萨维尔和汤普森。他也在其中包含了一些其他学者,如艾萨·布里格斯,因其编辑作品Chartist Studies;理查德·霍加特,因其《识字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因其《文化与社会》;还有美国历史学家欧仁·热诺维斯,因其《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其后来的作品。

约翰逊的文章以及他的同事完成的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引起了人们对后1956时期,英国的社会主义学术和社会主义话语,以及对与之相关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更广阔层面上的关注。这尤其重要,因为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实际上参与进了早期新左派的形成,通过某种组织如核裁军运动(CND),他们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至少在当时不是,比如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特殊的知识分子关系的雷蒙德·威廉斯)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作家站在了一起。如果说你认为约翰逊及其同事仅仅是在坚持,这个时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需要被放在早期英国新左派的历史背景中来考虑,从而改变那种仅强调他们的历史研究的讨论状态,那就是理解出了偏差了。无论如何,他们讨论的东西早已超出这个界限。他们认为,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以及汤普森在这段时期的作品与前1956的问题型尤其是与莫里斯·多布的问题型发生了断裂。他们觉得在1956年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己发展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或“文化主义”,这代表了他们同莫里斯·多布在其历史学研究作品的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中展现的“结构主义”(译者注:不同于后来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里讲的是多布的经济-政治结构分析)与“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断裂。

约翰逊谈道,文化主义的发展看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假设——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对“主导部门”和“生产方式”的概念的拒绝,或者至少是回避。根据约翰逊及其同事所说,这要归功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为克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所做的努力,以及他们对阶级的聚焦,如阶级意识被作为阶级的“还原形式”而被理解。实际上,之后,他们辩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许多马克思思想的中心原则发生了决裂,尽管多布、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可能呈现出一种历史编纂学传统,但他们却未能展现出一种理论传统。如果要说他们建构了什么传统,那么也只能是要么“文化主义”,要么“经济主义”。

约翰逊及其同事坚持道,在文化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宝贵的时代精神已经遗失了,有必要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重建一种结构主义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学的关怀,而这种关怀由马克思和多布所代表。不过他们也提示到,这种重建不能靠重新回到多布的“理论”来达成,因为他太“经济学主义”了。相反,他们提倡在“人道主义”和“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及其支持者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对话。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十分自信地认为结构主义者为这场假想中的理论对话能做出的贡献要大于历史学家们,因为对文化主义来说,它被认为存在着回避理论与“抽象”而偏好“经验主义”与“活生生的体验”的大问题。

这种关于断裂的主张并不是总能让人信服。比如,约翰逊在期刊History Workshop里投稿了一篇名为《汤普森、热诺维斯以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历史》的文章,挑唆引发了一场炽热的理论交流互换。在论文里,约翰逊检视了两位“文化主义者”的历史学作品,并找出许多支持多布与年轻一代历史学家之间有着断裂的观点的证据。令人好奇的是,参与这场理论互换与争辩的人物及其贡献表明,对存在断裂的假设并不局限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西蒙·克拉克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也对结构主义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也承认断裂的假说,但他拒绝约翰逊对断裂的衡量。也就是说,克拉克同意约翰逊,认为希尔顿及其他人都在发展文化主义的路途中与多布的经济学主义发生了断裂;但与将此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们的约翰逊相反,克拉克为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做辩护——尽管他顺便提了一句,那些历史学家有点做过头了!还有另一份批评,基斯·特莱布辩称(他的文章投稿在History Workshop以外)道,实际上,从多布到汤普森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被这样一种统一性所塑形—— “他们的杰出理解与他们所研究的时代的经济关系”的统一性。

我自己的立场则是——既反对约翰逊的,也反对克拉克和特莱布的——在多布与希尔顿及其同、后辈之间的关系即不能用经济学主义与文化主义之间断裂来形容,也不能用一种对经济关系的理解的统一性来塑形。与他们相反,我将在后面的文本章节里具体展开我的这样一个论点——尽管从多布的作品到其年轻一代的同僚们的作品,其强调的重点发生了改变,但这更是个改变,而不是断裂。此外,统一性也并不在于他们对经济关系的理解而是他们全体都有着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关怀。因此,如果我们必须把这个关于阶级决定的理论称作什么的话,我们既不能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用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来形容,而应该称之为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其关怀重点,始终在阶级斗争的历史形式和历史决定上没有偏移。



[1]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一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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