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la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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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英国,来自中国内地,对于东西方的政治、历史、时事都有一定了解和兴趣。 Together, we can make this world better.

白纸抗议以后,我们下一步要争取什么

(edited)
从近期针对封控的不满和抗议,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改变中国大陆的曙光。我们的同胞们应该继续抗争,从选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游行示威受保护、权力运作公开透明化等出发要求全方位改革政治面貌,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但同时,也注重斗争手段,以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扩大影响力。

【引子】

11月24日,乌鲁木齐高层火灾导致10名我们的同胞丧生。

虽然据官方通报和一些自称是现场人员的叙述,火灾发生时未及时逃离与新冠防控没有强烈的关联,其真实性难作定论,但是他们生命的最后关头的一段日子里,数月封控在家里,不能不称之为一种巨大的悲哀。

与此同时,关于核酸公司造假的消息也接踵而至。再联系到自上海疫情以来,某些封控地区的基本生活物资价格上涨幅度难以接受、人民群众很容易做出以下判断:疫情防控是一门生意,核酸机构、物资转运公司和管理方、乃至一些有关官员都想趁机发国难财,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于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中国内地的很多大城市和大专学校,都爆发了针对当局长期封控的抗议,要求解封。

【背景回顾】

自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人面对抗疫历来十分团结,也基本同意自愿配合政府接受封控。这段时间,由于病毒传染性较弱,致死性较高,中国政府基本能够做到“精准防疫”,通过严格防控将疫情控制在较小范围内,对人民生活干扰较小。极少有人经传染得过新冠,死亡人数也很少;而对国家经济和就业贡献颇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因为新冠没有扩散,封控有限,工人既不会因为确诊新冠、也不会因为遭到封控而不能工作,大部分可以正常运转。这个时候,看到国外新闻,美国防疫过程中的混乱局面,两党阵营间社会之撕裂,反衬之下似乎还让我们颇感欣慰。

2021年11月26日,南非确认出现Omicron变异株病毒,[https://www.who.int/news/item/28-11-2021-update-on-omicron]

一开始世界各国均持谨慎态度,并不同程度加强了防控力度。12月14日,英国平民院 (House of Commons) 在经过辩论后投票表决通过新冠B计划,要求必须在公共室内场所和公共交通上出示疫苗码 (COVID Pass) 及佩戴口罩,鼓励居家办公等措施。[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rime-minister-confirms-move-to-plan-b-in-england]

同时,推广新冠加强针疫苗接种。法国则关闭与英国之间的边境。在2021年12月22日至2022年1月13日期间,英国每日报道的新增阳性数均在10万以上。这仅是汇报了核酸阳性结果的人数,考虑到未做以及未汇报核酸的人员,则更多。

但与此同时,医疗专家发现Omicron对于有疫苗防护的人来说,重病率、致死率极低;此外,由于Omicron株基本只影响上呼吸道而不入肺,后遗症也少了很多,很多人认为是时候放开严控,让人们的生活恢复正常。从2月24日开始,英格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彻底与新冠共存的地区 (Living with COVID-19),所有阳性患者均不需隔离,并从4月起除特殊情形外不再提供免费的核酸检测。[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vid-19-response-living-with-covid-19/covid-19-response-living-with-covid-19]

在此前后,也全面对边境开放。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开放各类防疫措施。不过,如德国、台湾、香港等地,仍然有严格的强制佩戴口罩要求。

而在中国内地,则是另一副光景。三月上海疫情爆发,一开始上海市政府的应对思路仍大致是新冠疫情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所主张的“精准防疫”(此前上海是精准防疫的代表,能将高风险隔离区控制在一条街道、一栋楼里)。然而,Omicron传染力惊人,快速扩散,使得精准防控无法实现。4月初,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来沪,上海也进入“全域静态管理”的状态。这段时间,针对一些社区工作者的加码防控、限制自由的行为,上海市民依据法律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受上海高强度防疫管控的影响,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GDP仅同比增长0.4%。[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7/t20220715_1886607.html]

这与2020年、2021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中国一枝独秀比形成了巨大反差。

而后,为了限制Omicron这种传染力极强的毒株的传播,中国内地各个城市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很多地方甚至一天一核酸。而在上海出现的加码防控行为,也在其他地方多有出现。

相比起Omicron进入中国内地前,许多卫健委的负责人和地方主政官员因防疫不力而被免职,似乎极少有因为加码防控而被免职的官员。

这一局面,直到中共二十大结束以后,11月11日,国务院发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之后才有所缓和,明令禁止层层加码和一刀切,开始释放出逐渐放开的信号。 [http://www.gov.cn/xinwen/2022-11/11/content_5726144.htm]

然而,许多地方仍未完全做到认真贯彻执行“二十条”。

而11月24日的这场大火,则点燃了长久以来对封控的各种不满。

【防疫措施的讨论】

2020年1月-2022年3月,是精准定点防疫的时代;

2022年3月-2022年11月,全域静态管理是最大特色;

2022年11月以后,则是“二十条”的时代。

我们还是要承认第一阶段,中国政府的防疫策略是整体成功的,人们并不需要每日排队做核酸,偶尔有疫情爆发也只是短时间小范围封控,死人较少,医疗系统未受重大挑战,劳动密集型行业未受冲击,经济正常平稳增长。

但是第二阶段,不仅是个人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许多行业也在封控中遭遇重大打击:“灵活就业”人口大大增加,不仅缺少收入来源,物价上涨又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对政府来说,无论是外贸抑或消费取得的税收均减少,却又将很多支出用在核酸和封控管理上;市场竞争力受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也相对下降。

无论自由,抑或经济,调整已成必然。

中国官方说“不躺平”。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别的地方在放开的过程中,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些仍然保留了如强制口罩等措施。

在全域静态管理的时代,为了限制新冠病毒Omicron毒株传播,政府尚且捉襟见肘,乃至于要靠“一刀切”、层层加码来完成工作指标。在“二十条”发布以后,人员流动性增大,想要彻底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已全然不现实,未来中国的新冠阳性必然飞速上升。那么,我们要真正逐渐放开,需要面临哪些挑战,可以调整的点有哪些?

改全民到核酸点强制核酸为个人领自测核酸包汇报核酸结果;

针对医院预约系统进行改革,要求普通阳性患者居家隔离;

普通阳性患者在家自主隔离即可,周围则不受影响(今年暑假,我楼下的室友阳性期间我就没有受到影响);

增大医疗的投入,为容纳更多的重症患者做足准备。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做好心理准备,大概要死几百万人。虽然新冠Omicron株毒性较弱,但是如果是几亿人感染的话,死亡人数大概就是如此。不过对于普通人扛几天就过去了,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少数人会患上长新冠 (long COVID);极少数人,基本上是未打过疫苗或者患有各种基础性疾病的人会死去,也就是那几百万人。

这也是因为相比起较早共存的其他国家,我们的前期封控太过严格,大多数人都没有遭遇新冠的真正挑战。而这些国家,在前期即有一大批最脆弱的人得新冠死了,现在留下来的基本是经历了病毒筛选后,有较强抗体的人们。

我们再看几条可以调整的点里,前三条直接就省下来了相当多防控管理的成本,也为大多数普通人带来了自由,但肯定会带来因人不自觉而导致疫情传播的问题。然而如果真按“二十条”来,传播只是早晚的问题。主张逐渐放开而非一下子全面放开,也只不过是为了让医疗系统在每一个较短时段内不必承受过大的负担。

【根本问题在哪里】

但无论制定方针、决定采取何种措施防控疫情,还是具体的执行环节,显然都应该和群众积极沟通,听取群众意见和监督,向大家解释好这样做的理由,以及保障好基本的人身自由。对于民众,法无禁止即自由。

乌市火灾也点燃了大家长期以来对于有限的舆论自由度的不满。

舆论的管控,其实是互联网时代的全球性议题。歧视、仇恨、辱骂性言论,会影响网络社区的和谐和人们的心情;谣言的传播,也应该得到限制;机器人和水军更是使得网上言论鱼目混珠、真假莫辨。

网络平台的言论管控,权力主要在政府和平台资方的手里。

如果没有管控,必然会让网络舆论环境混乱无比,然而在如今的管控力度下,一些对政府正常的批评都很难发出来。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抗议者手上都举着“白纸”,以及为什么官方此次辟谣却会遭到网络的大肆嘲讽的原因。

赵立坚曾引用Bob Dylan的Blowing in the Wind中的歌词来嘲讽美国政府。其实,由于人总是趋利避害,各国政客和政府、媒体,选择性回答,选择性报道乃至撒谎,这种事情本没有什么奇怪的。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在遵守网络社区的一些基本的符合大众普遍道德的舆论规则之下,我们确实需要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让人民能够更好地利用网络舆论监督政府。这样的舆论规则具体应该是怎么样的,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如果说网络社区由于种种因素无法实现自由,那么线下的基本自由是应该得到保障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次,我们的同胞在多地示威抗议声援乌鲁木齐,如果他们没有暴力冲击警察和国家机关,或者违反其他法律,只是表达自己的一些诉求,就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也应该得到大众的理解。

如果超越法律的限制,则有更不同的理解。一般来说,群众是弱势群体,群众的斗争具有天然合理性。法律为人民服务,如果法律规则存在不合理,大家就可以讨论对其进行修改,但是否在修改前遵守它?

从民众的主要诉求来看,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十年内乱”时期,不守法制地搞斗争的混乱局面仍然历历在目。从力量对比来看,首先使用暴力会让道义打折扣,也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中,近几十年相当多的政府向人民屈服都是通过和平斗争的方式实现,我们也追求为后来者带来和平抗议参与政治、改变国家的传统。[《项小凯:文革是民主实践吗?》, http://m.aisixiang.com/data/54313.html]

地方官员敢于不顾民意反对层层加码,主要是为了完成上头的任务指标。但是他们害怕完不成指标被免职,却不怕封控的人民反对,根本原因为何呢?

权力总是优先为权力来源负责。

民众的反对不会剥夺他们的权力。

我们的选举系统,本来应该产生效果,可以选掉大家不喜欢的民意代表,让民意代表不得不惮于群众意见。当有地方官倒行逆施时,民意代表可以代表民众弹劾掉它。即使上层想要换掉这个官员,如果它有着广泛的民意,会让上层迫于民众反对压力,在未证实此人有违反法规情形或其他丑闻下而不敢撤换。

但这些都有前提:反对的声音能够传播出来形成压力,选举系统真正有效运转。

这两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如果更进一步,探讨地方官的产生,他们是应该直接民选呢,还是类似于代议制系统,民选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来选地方主政长官。以我们目前采取的系统,实际是后者。在英国这样的西敏制 (Westminster system) 国家,也是后者。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中国的地方主政长官,多是由中央直接空降任命,可能干了没多久又直接调走或免职。可是正常的代议制系统下面,是由当选的民意代表推选他们熟悉信任的人,而且此人本来就是民意代表中的一员。由中央随时空降任命、调走本来并非是当地的人大代表来充任地方主政长官,似乎与我国的根本性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悖。

【改变的方向】

我认为,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发展和老百姓生活好坏,主要有三大要素。

民主:如果不民主,政治经济决策就会脱离民意,无法满足大家的需要;

集中:政治集中民众信赖的精英制定决策,才会有效率,也能增强科学性;经济集中调配社会资源(国企土地等),可改善社会公平(但只集中不民主则分配难免只利好少数人);

稳定:除非迫切需要,急切地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会带来很多不适和成本,改革也常需要试点积累经验后再推广全国。

从晚清开始,关于如何现代化地治理国家,我们其实已经积攒了很多成功和成熟的经验,也制定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所以官方一再说“我们不要照抄西方”,确实也没这个必要,但是如果提学习交流借鉴那还有不少可以谈的。

我们现有的制度,就是先“以俄为师”,学列宁、斯大林建立了“民主集中制”,后来在制定法律以及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又参考了很多西方法学界的做法和经济理论。

在集中方面,借鉴自斯大林模式,我们做的很多,大家讨论的多是民主的问题。

一般来说,集中是政府机关和官僚所习惯做的,掌控欲是人的正常心理;但自由民主,却往往要靠普通人努力争取給上层施压才能实现进步。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游行示威应受保护、选举和权力运作不够公开透明,这些都是问题。

在英国,公众可以去平民院旁听议程的辩论和政策制定过程,每日谁发言讨论什么议题的流程乃至于实时直播都可以在国会的网站上找到。英国还有网络请愿系统:超过1万签名,政府就要回应;超过10万签名,要考虑在国会辩论。[https://petition.parliament.uk/]

除非休会期,英国国会每周三下午还有固定的PMQs(首相问答)时间,首相和反对党领袖(现在是Rishi Sunak, Conservative和Keir Starmer, Labour)就一些近期热点话题进行讨论,阐述不同的政治意见。相比而言,我们只是每年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而已,频率远不能及,也没法观看议题讨论的实时直播。请愿当然要确保参与者的资格,避免刷票之类,我国人口多,准入门槛也应该增加。

我们只能直选县级、乡级人大代表,是否要尽快要求实现以上级别的选举暂不表,这一层级的表现似乎就不够好。我接触到的许多周围人并没有投票选举的经历,也不认识人大代表。如此一来,何谈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以及要求他们为民办事、表达诉求?虽然我的个人经验尚显主观,但确实选举、人大代表,在我们的生活中比重还是小了点,未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在英国租的房子里,曾收到City Council的信件,指导大家在网站上注册选民身份。在国内,我从未接到过这种指导。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容易让我们发现的介绍各个地方参选的人大代表候选人的网站或是其他场所,供大家去了解他们的主张。代表们的具体资料和联系方式,也难以在网站上找到。(英国议员们都有着自己的网站,网址也会在国会官网显示,并提供联系方式)

中国官方喜欢批判美国“伪民主”,接受商业赞助燃烧经费参与选举。对此,是可以根据一些法律规定对参选人的商业宣传进行限制,以减少资本的影响,让参选人较为平等地竞争;但如果让选民们都不太了解参选人,那是另一个极端了。

更进一步的,我们国家是否要开放多党制,允许其他党派更自由地与共产党竞争、批评共产党?这点从长远来看,非常关键。因为在一般的民主社会里,都是由反对党来监督执政党。如果仍然让共产党一直执政下去,那就是得让共产党批评共产党,共产党监督共产党,共产党反对共产党。

如果要挑战共产党的根本领导地位,在当前的斗争环境下,有点困难。如果暂且不表,对于一个执政党,不管是否可以实现政党轮替,我们希望它做到什么?

要做到党内民主。从英国脱欧到新冠B计划的一系列表决过程中,平民院的保守党议员投时任首相Theresa May和Boris Johnson的反对票的也不少。在今年7月的保守党领袖竞选中,有多达8人成为候选人(虽然在10月的选举中,提高了提名门槛到100人,但仍有Rishi Sunak, Boris Johnson, Penny Mordaunt三人试图竞选)。

相比较而言,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选举并不透明,也没听说过其他候选人。

一方面,执行党组织经民主表决达成的决策;另一方面,党内竞争要充分进行,要差额选举,允许党内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党组织的重要会议、选举、任命的过程向公众公开,开放公众讨论。

再加上此前赘述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游行示威受保护、选举体制和权力运作透明化、监督方式完善,我们应该就可以确保中国政治在一个较为民主的轨道上运转。

在此基础上,允许社会上各种声音发表出来,参政党和普通群众也有了更多讨论的自由,这个时候自然应该会有是否开放多党制的讨论了。

是否要在早期阶段就直接提出开放多党制,还是只谈先实现党内民主呢?后者显然更为安全,因此也更易传播。

其实在中国内地普通人这里,了解到的明确对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本就是法轮功和时代革命这些,这些对手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共产党也人心未丧。大多数人从未去过西方国家,即使去了也未必深入了解对方体制。而从过去的历史中来看,七十余年的执政经历也大体称得上成功。所以我以为,提多党制也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大多数人只是反感封控、舆论不自由和个人崇拜而已,一步一步来,似乎更好。

联系历史,就是清末新政中立宪派的活动,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准备了一个广泛讨论和思想传播的基础。

【幻想时间】

中国搞多党制以后还会走社会主义道路吗?这个很难说,继续坚持公有制为国家主体,就算是社会主义吧。只不过会是多个社会主义派别间的竞争。

按偏向毛泽东思想的人来说,现在实际上是修正主义,普通劳工的福利待遇也一般,经济上也用了资本主义市场思路。还有人主张现在还不如文革时代民主。但是,文革太乱了。今后要革新政治,还是要防范民粹的。

我们说过稳定也对国家发展和普通人生活很重要,所以如果要改革肯定要改重要的、有急切需要的。中国官方喜欢批判美式民主。这个世界上,主要有两种政体:代议制(议行合一)、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前者是先选民意代表,民意代表选出来行政长官(但行政长官必须首先是民意代表之一);后者是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分开选举,进行牵制。中国大陆和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都属于前者,美国、台湾是后者。

这个其实就不需要改。因为代议制最大的好处,一是权力集中,行政队伍本来就由立法机构直接选出来,两者属于同一批人,但美国却可能出现国会和总统分属两党,互相扯皮的局面;二是政治领袖不是直接选举出来,可以提防民粹势力,如美国特朗普。

所以我们批判美式民主的问题,确实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大家一般一谈起西方民主,就只知道美式民主,这是缺憾。英国的西敏制和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很相似,讨论起来可能更有参考意义。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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