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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喜律师:“我爱你们,但我不能放弃理想和信念”

(edited)
丁家喜被宣判12年重刑的前一天,美国时间恰逢复活节,罗胜春买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国家中,以此表达过去十年中,每个十二月她对爱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归来。
作者 苑敏安 编辑 Echo
2022年7月28日,罗胜春在美国家中抱着丁家喜照片的合影。图片来自自由亚洲

12年重刑,这是一场拖延已久的判决,被告人已被关押三年零四个月。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获刑者丁家喜,是一名中国律师。于他同一日被宣判重罪的是许志永,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他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这一天是2023年4月10日。

因为这个刑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引起了巨大轰动。CNN、纽约时报等各大国际媒体纷纷报道,国际社会也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作为中国新公民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丁家喜不是第一次坐牢。早在2011年,他就加入了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追随该运动“自由、爱、公义”的精神,他参与推动教育平权,组织公民聚餐,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等行为。也正因为参加这些活动,2013年4月13日,丁家喜从家中被警方带走,并于次年4月8日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3年6个月。而同样被捕的许志永,也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13年第一次被捕时,被关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的丁家喜。图源:BBC

出狱后,丁家喜与许志永没有停止行动,仍然奔走中国大地。2019年12月26日,因为在厦门的一场朋友聚会而再度入狱。

与大学就学法律、早早参与社会运动的许志永不同,理工科出身的丁家喜介入公共领域甚晚。2003年,当身为法律学者的许志永因“孙志刚案”发起三博士上书,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并进入公共视野时,丁家喜才刚创立他的律师事务所。而在此后许志永创立公盟、探访“黑监狱”、调查城市新移民子女受教育权、推动北京律协民主选举的几年里,丁家喜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律师,过着众人眼中“上流社会”的生活:打高尔夫、住五星级宾馆、吃鲍参燕翅。

虽然人生经历不同,但最终,因共同的信仰与追求,他们殊途同归。是什么原因促使丁家喜放弃原有的生活,投身社会运动?又是什么让他在饱受牢狱之灾后仍不放弃,成为中国近十年来社会运动的标志人物?回望丁家喜一路走来的历程,会发现,一切皆有来路。

1 “我发现只有律师职业可以改变社会”

1986年,丁家喜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学习航空发动机设计。当时“文革”结束刚十年,中国社会环境相对开放,各种思潮朝气蓬勃。上了大学后,丁家喜阅读了大量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资料对于初出湖北宜昌一座小县城的他而言,十分新鲜,也让他开始反思“文革”。1989年,他曾和同学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和静坐。在2017年接受《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采访时,他曾表示,“我对当时(学潮)的主张从内心深处是非常认同的,比如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

然而,与许多八九一代的政治活动家不同,丁家喜此后并未继续投身社会运动。本科毕业后,他到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代号六〇六所)工作了两年,接着又回北航继续读研究生。也是在读研究生时,他结识了妻子罗胜春。

2017年9月在美国时,丁家喜和妻子罗胜春的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据罗胜春介绍,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航的热学实验室。“当时他穿着沈阳606所的工作服走进来,满面笑容,对我叫了声’师姐’。那一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笑)让房间充满了阳光。”自那以后,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后便开始恋爱。互为初恋的她们,总是形影不离。恋爱后的那个春季学期,丁家喜常骑自行车载着罗胜春穿行校园。罗胜春熬夜写论文时,他也会陪伴左右。

在罗胜春眼里,那时的丁家喜是一个喜欢阅读的文艺青年。 “他喜欢读书,大学时读了很多文学书籍,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作品他都读过,目标是读遍诺贝尔文学奖的所有作品。还没完没了地和我讲。好像他什么都能回答。”

那是浪漫的日子。丁家喜和她一起看《日瓦戈医生》的小说,也去看改编的电影。记忆中,他还会聊文革带给人的扭曲,谈及产权私有制的必要性。这对中学时就开始迷恋罗素的自由思想、熟读梁晓声伤痕文学的罗胜春来说,很容易就激起了共鸣。在她记忆中,他和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有一段时间还迷恋上了写诗,在一个本子上写满了给她的情诗。

“当时他把所有钱都花在了买书上,只有两套工作服。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特别富有,有时他也会送我玫瑰花。”一直到今天,罗胜春都记得这些往事。

在罗胜春看来,除了喜欢阅读,丁家喜还是一个关怀他人、阳光乐观的人,他总是笑眯眯的。只有一次,他的妹妹因为婚姻不幸而自杀,这让丁家喜哭了好久,自责没有好好关心妹妹。在罗胜春看来,他是那种把身边人放在首位的人。工作后,他也总借钱给朋友,哪怕常常有借无还。

也许正是丁家喜的这份热心让他选择转行做了律师。研究生时,他就因厌倦专业课程产生了转型的想法,并在业余时间考取律师资格。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北京的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随后辞职,转行做了律师。据罗胜春回忆,她一开始不理解为何喜欢文学的丁家喜会选择做律师,但他告诉她,“我经过了两年思考,发现只有律师这个职业可以替人说话,为受不公正对待的人说话。这是个可以改变社会的职业。”

对此,丁家喜的朋友吕先生也补充,丁家喜多年后向他透露,自己的兴趣本来是做研究,但他觉得当年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没有未来。因为体制内大部分人的心思不在做研究上,而是赚钱、往上爬。

2 商业律师再次转型:投入新公民运动

与许多热心公义的人权律师不同,转行做律师后,丁家喜接触的大多数是商业案子。

2017年,在接受《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采访时,丁家喜曾说,他在做律师助理时接触过一些刑事案件,但当时因为法庭不采纳辩护方提供的证据,感到伤心与失望,逐渐远离刑辩领域,转而专注他更擅长的技术领域——知识产权。

代理商业案子让丁家喜得以接触社会各界人士。罗胜春回忆,当时丁家喜经常去打高尔夫,去茶馆,和不同人聊天。“大学教授、企业家、政府官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用丁家喜自己的话说,广泛社交让他有了“更宽的视野来看待社会”。另一方面,他也在工作中接触到更多不公平的案例。“他当时帮很多企业家应对过政府不合理的规定,帮他们讨回过钱。”罗胜春说。

这些都促使丁家喜思考社会不公背后的共性,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为了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直接反映给相关部门,2002年,他加入了中国的民主党派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民盟期间,他曾写过大量提案: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的三个月前,要求加强奶粉质量监管;要求精简二手车的过户手续;要求设立网站公开全国的执行案件。然而,如罗胜春所说,这些提案或石沉大海,或在他提议多年后才正式被纳入政策执行。

屡屡没有回音的提案让他对加入民主党派感到失望,也促使他另寻社会改革的出路。

真正让他决心投身社会运动的是他于2011年2月份的一次赴美访学。据罗胜春描述,当时他在做缅甸、伊朗等国家民主进程的比较研究,几乎每天都在看文献、上网查资料、思考研究问题。陪他一同访学的女儿沙沙曾形容,“每天就看见老爸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另一方面,当时正值国内“茉莉花运动”爆发之际,外面的资讯让他第一次看到原来国内还有这么多抗争的人。这七个月的查阅信息、探索思考,解答了长久以来困扰丁家喜的问题,也仿佛点燃了他对社会运动的热情。

这些研究令他意识到文明(民主)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在那之后)他想要直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他说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说话。”罗胜春如此解释那次访学对他的影响。

2011年10月1日回国后,丁家喜开始了他的社会运动之路。经朋友搭线,他在当年的10月10日第一次与许志永见面,并于10月下旬参与了许志永与滕彪等人组织的宪法研讨会。自那以后,他开始加入这个圈子,帮忙组织宪法研讨会和公民聚餐,再到后来,他和许志永、赵常青等人推出要求205位部级以上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从联络各地公民、订场地、到整理通讯录、印制公民文化衫,再到后来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时,组织倡议书的签名、发放传单、张打横幅,丁家喜几乎事事亲力亲为。多年的律师事务所管理经验,加上他的组织能力,令他很快成了联络组织的核心。

许志永与丁家喜的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新公民运动”的另一位核心参与者李先生回忆,他和丁家喜就是在2012年认识的。当时,丁家喜通过微博私信他,邀请他参加同城聚餐。在那次见面中,丁家喜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次聚会我很早就去了,但是老丁比我去得更早。他拿着电脑,记录到会人员的联系方式,还教大家罗伯特议事规则。非常有亲和力,什么都懂,又是律师,自然引起了我的好感和信任。”他说。正是在丁家喜的邀请与介绍下,李先生开始协助联络公民聚会,结识许志永等人,后来一起组织和参与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

除了组织公民聚会,丁家喜也开始关注弱势群体。他为北京拆迁户齐月英提供法律援助,在她“消失”后发表文章为她声援;支持北京南站的上访者,为他们提供经济资助;与律师伙伴一同去青海,为被拘留的异议人士与警方交涉。据罗胜春回忆,丁家喜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曾在他被捕后告诉她,丁家喜回国后开始将事务所的所有事务交由他人打理,自己只专注维权相关的案子。同事说,“他办公室抽屉里全是访民的诉状。”

面对数量庞大的访民,丁家喜曾向罗胜春表示,“想要让那么多访民每个人都能有声音,不能让访民上访,而是要让当地有人帮他们说话,解决问题。这些最终都归结到:老百姓要权利,要选票。”

尽管丁家喜在家中甚少与她说起他在新公民运动中具体做的事,但她也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变化。她记得,有一次,丁家喜一边上网,一边大骂:“一定要拆了这个防火墙!”。就连大女儿豆豆也把回国后的爸爸形容作“老愤青”。在2012年六四那天,他还在家中身着黑衫,绝食一天,悼念六四死难者。之后每年六四他都会绝食,甚至包括后来在看守所、监狱。

丁家喜和同伴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罗胜春至今对丁家喜第一次被国保带走约谈的场景记忆犹新:“当时他被带走谈了十几个小时,我浑身发抖,一直在给他发短信。他短信回复我别担心。”在那次之后,国保开始频繁约谈丁家喜,甚至连家里接送孩子都造成了影响。

当局的举措让罗胜春开始担心丈夫的安危,也担心家庭会受到波及。她表示,当时家人都劝他减少活动。面对家人的劝说,丁家喜一方面坚持,“怎么不去劝坏人别做坏事,而是劝好人别做好事?”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了风险,敦促罗胜春带孩子办签证去美国。

巧合的是,2013年4月13日,就在丁家喜辞去律所主任、陪妻子去申请签证的第二天,他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同年4月17日,他被以“非法集会”罪名拘留。2014年4月8日,丁家喜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三年半。

那次开庭,他在海淀法庭上陈述时,对自己推动改革的梦想如此总结:“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

2016年刑满出狱后,丁家喜对社会运动的热诚不减。

同样因“新公民案”被判了刑的李先生回忆,丁家喜在2016年出狱不久来找过他,说想去美国探访太太及两个女儿。当时正是“709”大抓捕不久,当局对民间力量的打压比新公民运动前更为严厉。因此,李先生不止一次劝丁家喜,去美国后就不要回来。丁家喜却表示不甘心,希望回来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实公民权利、民主自由。在李先生看来,执着的丁家喜难免显得过于理想主义,他也直觉感到他这次探亲后还会回国。

这次赴美探亲并不容易。丁家喜出狱后仍处于当局的严密监视下,不知能否顺利出境。罗胜春回忆:“他以为当局不会放他出来,当时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来的时候,他只拿了个特别小的包,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来到美国后,丁家喜全心全意陪伴家人。在《丁家喜与阿尔弗雷德》一文中,罗胜春曾如此回忆她们十年来仅有的两个月团聚:

“他在阿尔弗雷德这两个月,我大部分时间在上班,很忙。孩子们也都在上学。他每天做饭、洗衣服、看书,跟朋友聊天、听各种各样的新闻频道。他跟我一块去散步,去会朋友,去教堂。他很愿意认识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他还跟我一块去跳民间舞,看艺术展,听音乐会,甚至早起和我去练瑜伽。”

“他做饭、做菜、洗衣服做得非常棒。连女儿都说’爸爸来之前,我们家的小屋子从来都没有焕发过如此的光芒’。”2023年4月,在丈夫被宣判12年重刑之后,罗胜春向NGOCN回顾起自己的丈夫,依然不吝惜对他的欣赏。

2017年,丁家喜赴美探亲时拍的全家福。图片来自网络

在一家人难得相守的日子,唯一让他们发生分歧的就是丁家喜是否回国这件事。罗胜春在文中写到,一心想要留在中国投身社会运动的丁家喜在行前就让她买了来回票。“他告诉我,只计划在阿尔弗雷德呆两个月。我非常伤心。我说我等了你四年,你只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太过分了。”那段时间,一家人每天都在茶余饭后谈起他该留下还是回去,甚至在美国的所有朋友也劝他不要回去。尽管罗胜春反复和他说起各种风险,也揶揄中国不是没了他就不能改变,但丁家喜一直很平静,坚持要回国。

罗胜春记得,丁家喜曾对她说:“我们要有最坏的打算,也要有最好的期待。极权专政就是不合理,我就是要出一份力量。哪怕没有能力建设,见证变革也是一大幸事。”为此,罗胜春感到无奈。甚至一度“恨不得中国政府不让他回国”。但她也是矛盾的。她说:“我本来就没打算说服他留下来,甚至只是想让他待六个月。(就算这样)他都觉得会耽误他回中国做事。”

丁家喜的坚决也在他的行动中有所体现。为了便于回国后继续参与运动,他在国外选择保持低调,没有参加公开活动,仅仅是私下见了几个朋友。哪怕是在他回国前几天,曹雅学邀请他采访时,他最初也不太愿意,担心会引起注意,妨碍他的工作。

罗胜春曾在文中写到,住了一个多月后,丁家喜开始有一种急着回中国的焦躁。她形容,“他对中国老百姓的苦难了解得太多。他觉得本来中国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自由,但他现在却一个人在这里享受,有负罪感,很痛苦。所以他只能在美国享受安逸的生活一段时间,但两个月之后,他可能就会想着访民。那是他骨子里质朴的东西。”

由于不忍看着丁家喜煎熬,罗胜春最终选择了妥协。身为基督徒的她只能安慰自己:也许这就是神赋予他的使命。

在丁家喜回国的那天,罗胜春一人送他去水牛城坐飞机。背着小背包,转身飞吻,灿烂微笑——这就是丈夫留给她的身影。她形容,送走丈夫后,”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把车开回来的”。

如今,她还清楚记得,回国的前一晚,丁家喜在沙发上抱着她和小女儿的样子。他说:“我很爱你们。但我只能以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爱。我也很想两全。但在常人无法理解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支持一下。我不愿放弃理念和理想。”

没人想到,这次见面成了丁家喜第二次被捕前的最后一次家人团聚。

罗胜春与丁家喜的信件往来。图源:罗胜春推特

3 曾经给妻子的“十年之诺”

2018年5月,丁家喜带着给孩子们的礼物和一行李箱的家庭照片,再次赴美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计划留美六个月,好好陪伴家人。但这次,他却遭到了限制出境。

那次对两个人的打击极大。罗胜春形容,“那一个星期我都很难受,基本上觉得以后团聚无望。之前他保证每年都会来看我们,每次都待半年以上。但现在,婚姻、家庭都破灭了。内心只有绝望。”甚至,她一度闪过和丁家喜分手的念头,认为那样彼此就都不会再痛苦了。而丁家喜也因这次出境受限而备受打击。回到家中后,他将原本要带给家人的照片一张一张拍下,传到USB里。这个USB后来被朋友带到美国交给了罗胜春,一直保存在美国的家中。

罗胜春记得,绝望中的她对丁家喜说:“家喜,你总要给我一点活下去的希望吧?”对此,丁家喜恳请妻子给他十年时间。他承诺,从他第一次出狱后算起,如果十年内他没有看到中国发生改变,就会安心将事业交给下一代更有能力的人去做,来美国和家人团聚。

这个十年承诺也为丁家喜的多位朋友所知。老友吕先生回忆,他大概在2019年5月的一场饭局上和丁家喜相识。之后,他曾和丁家喜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在那次深聊里,丁家喜笑着说起曾经的牢狱岁月,也说到自己与爱人的“十年之约”。他对此既深感震惊,也敬佩不已。他表示,“对很多从事社会运动的中国人来说,由于受过政治迫害,如果有机会去到一片自由的土地,他们大多都会选择留下。他非常清楚自己面对的风险。他选择回国其实就是选择了为信仰受难。尽管他是轻描淡写,但在我看来这是很悲壮的。”尽管丁家喜并未皈依宗教,但他的献身精神却让吕先生将他视作“基督的门徒”。

背负着这样的承诺,丁家喜四处奔走,组织公民聚会,与大家讨论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另外,他也利用自己此前积累的人脉和资源,调解公民圈内的隔阂矛盾,声援维权人士,资助良心犯及其家属。他梦想着能用十年的时间联结各领域的活动人士,建立公民社会,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

不光是联络以前相熟的伙伴,他也默默帮助着年轻的同道。据吕先生回忆,2019年的一天,丁家喜带了一名刚出狱不久、对前途感到迷茫的政治犯来找他,希望有过相似经历的他能予以帮助和开导。

朋友小河(化名)注意到,再度投身社会运动的丁家喜比之前更加直面问题的根本——专制和极权。她表示,丁家喜的这一变化轨迹也是近十年社会运动演变的缩影。丁家喜参与公民运动的起点正值胡温当政的末年。当时,社会运动的空间还相对宽松,大多数维权运动也因此采用去政治化的策略,例如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教育平权等新公民运动的主要活动。然而,2012年,习近平当政后,中国更极权化,维权运动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系统性打压:NGO、维权律师、宗教团体及异议人士几乎被扫荡绞杀。这让很多人更加意识到,无论是女权运动、劳工运动还是环保运动,要想走得长远,最后都殊途同归:反极权。在她看来,这也是他要联结同温层里不同光谱、不同领域的行动者的原因。

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常年从事社会运动的林先生(化名)表示,在他与丁家喜的相处中,他发现丁家喜拥有卓越的行政管理、人际交往和组织能力。加上谦卑、亲和的品质,丁家喜得以将公民圈内不同光谱的人凝聚在一起。“大家一般都很坚持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认可,所以能让大家坐到一起、和平相处,十分难得。”

然而,也许正如林先生所说,能力越突出,越容易被当局视为威胁。回国后,国保一直对丁家喜保持严密监控。据丁家喜的朋友王安娜撰文回忆,丁家喜位于北京的房子楼下长期停有国保的车。为了便于工作,他不得不四处借住朋友家。她回忆,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丁家喜曾几次借住她家。2018年夏天,在丁家喜最后一次借住期间,有一天有几名身着便衣、疑似警察的人非要进门查看。出于对丁家喜的担忧,她让他赶紧换地方。不幸的是,这次见面也成了丁家喜被捕前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9年12月7日,丁家喜、许志永及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厦门聚会。聚会上,他们聚餐、唱歌、打台球,讨论公民社会培育和时政事件。一场看似普通的聚会,却在同年12月26日,让参会的丁家喜、戴震亚、李英俊、张忠顺分别从四地被捕。随后,参会的近二十人相继被约谈、传唤、逮捕、刑事拘留。甚至连没有参会的李翘楚也仅因声援男友许志永而遭到了逮捕。这一系列的抓捕被称为“12.26大抓捕”,也是2015年“709大抓捕”以来,中共当局对活动人士最大规模的打压。

这次丁家喜受到了严酷的报复。据丁家喜通过律师透露出来的消息,在长达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他曾遭遇酷刑:包括被连续7天的24小时剥夺睡眠、疲劳审讯,以及半个月内每天半个馒头、600毫升饮水,还有长达6个月见不到阳光,有8天被绑在“老虎凳”上。

据已曝光出来的信息,这些酷刑曾让丁家喜脚踝肿得像馒头,还令他身体极度虚弱,两度昏阙。除了酷刑,他被限制与律师会见、仅能通过律师与家人传信。经历了秘密庭审、秘密宣判,他的胡子白了,看起来苍老了很多。身体出现种种问题。被捕至今的近三年四个月里,他的经历让罗胜春时时揪心。

在大洋的彼岸,罗胜春也比丁家喜第一次被捕后更加积极声援。她在社交媒体发声,给丁家喜写信。她向各国政府游说,去联合国发言,接受各方媒体采访,要求跟踪报道,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和支持。对中国当局,她写了大量投诉信给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投诉丁家喜被捕后长期被剥夺律师会见与通信权。另一方面,她动员其他12.26案被捕者的家属,共同声援被捕者,在患难中相守。

第二次被捕后,罗胜春寄给中国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投诉信。图片来自网络

审判的前一天,美国时间恰逢复活节,罗胜春买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国家中,以此表达过去十年中,每年十二月对爱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归家。

2023年4月10日,丁家喜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他在不公开宣判的法庭上如此陈述:

面对很多质疑,遇到很多困难,遭受很多挫折,以及个人被酷刑折磨,都不会改变我坚守的理念。所有关心民族前途的中国人,都需要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根除专制,建设美好中国。这需要我们克服心中的恐惧,大声地发出正义的呐喊,坚决地反对独裁者,坚决地反对特权利益集团,拒绝他们的专制统治。只要我们一起努力,自由之光,民主之光和法治之光一定会照亮神州大地!

后记

判决下达的当天,罗胜春就一直在索要判决书。然而迫于当局的压力,没有人敢提供判决书给她。她对当局连判决书都不敢公开的行为感到无比气愤。宣判后的一个星期里,她接受了各大国际媒体的采访。后续,她计划继续向各国政府呼吁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并发布家属声明,要求律师会见和家属探望,追踪丁家喜和许志永入狱后的所有情况。她也加入了一些其它的社会运动,希望与更多的人一起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她形容,与丁家喜此前被捕时相比,自己现在感受到更多的是——“力量、希望、信心”。

审判前一天,罗胜春新买的放在家中的12支玫瑰。图片来自罗胜春推特

“这一个星期以来,我是重生了一次。他们选择复活节(宣判),我买这束玫瑰,正是庆祝我自己的复活。朋友打电话过来都以为我崩溃了,但我没有任何的忧伤、恐惧和难受。我有的只是我眼前看到要做的事情和我的力量。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丁家喜和许志永的名字。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救。我有信心,因为神和我在一起。”她说。

我要在我先生被监禁的时候把他没完成的事业完成,而且会比他做得更好。”这是罗胜春的决心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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