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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 電影《台北物語》:觀影者反叛空間規訓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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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映的台灣電影《台北物語》,作為一部邪典電影,影評卻很少注意到,這部電影之所可能成為台灣電影史上的經典,並不是因為電影文本自身,而是因為《台北物語》不經意地邀請觀影者,一同挑戰了固有放映空間的權力規訓。
被譽為台灣首部邪典電影的《台北物語》

如果將觀影者與電影之間的互動關係,聚焦於電影放映的場所:電影院,並把它視為一個權力運作的空間,我們更能夠理解為何電影台北物語引起不尋常的關注而成為一部邪典。相較於不能在電影院播放的內容,諸如網路影片或是八點檔連續劇,能夠容許業餘的水準或是刻意的惡搞,電影院空間內播放的內容,被觀眾期許在劇本、演技、剪接、攝影等技法上至少有一定的專業標準,這樣的標準雖然模糊但還是形塑了電影院空間的界線。《台北物語》則是在以上諸多指標都失敗得荒謬,不僅是一部平庸的電影,更是一本正經拍爛片,爛得出奇,完全藐視電影院空間的界線。

《台北物語》之所以成為一部廣為流傳的邪典電影,正是因為它的內容踰越甚至無視空間原有的規範權力,這樣對電影院空間權力赤裸的反叛,不只體現在放映本身,邀請觀影者一同挑戰電影院的空間規範。在一般放映的電影當中,觀影者被要求盡可能將情緒抑制在不干擾他人的範圍內,出聲討論、批評電影更是不被允許的,因為電影文本的權威詮釋者-導演才是空間的主宰。人們如果對電影不滿,能做的會是提早離場,而不是直接挑戰電影院與電影放映創造出的時間與空間秩序。然而,在《台北物語》的放映場景中,吐槽、狂笑、複誦、諧擬台詞則是放映時的常態,觀影者明目張膽地反叛空間的秩序,違反日常觀影時受到的規訓,將自己解放出來。

若要理解《台北物語》的成功,不能只分析電影本身的風格與敘事,而從它院線放映的空間中抽離。如果不從觀影空間的角度去分析這部電影,我們確實能注意到它有一些好笑的台詞,有獨特而詭異的美學與幽默感,也某種程度上挑戰了電影藝術的界線,但效應遠不如它對空間的挑戰來得強烈。《台北物語》往後超乎預期的放映場次,以及影迷一再呼喚的重映場次,反映的不會是對電影內容本身的評價,而是對觀影經驗的評價。《台北物語》使不合空間規範的電影佔據了電影院,使觀影者以不合空間規範的方式觀看電影。電影院的沈默空間與文本權威的共構秩序,被文本脫軌的奇襲所拆解,創造一場場觀影者自我解放的勝利。假設電影是觀影者脫離日常生活的儀式情境,作為一部邪典電影的《台北物語》則是觀影者脫離電影院日常的另一層儀式情境。

《台北物語》的續集《台北物語2:獲利者》(2020年上映)之所以在票房和評價上雙重失敗,正是因為拍攝者錯認了首部電影的成功在於電影的美學或幽默感受到觀眾喜愛,而沒有注意到他的成功之處在於它偶然營造了一種儀式氛圍,而這種儀式氛圍是超乎製作者預期,脫離文本創造者的詮釋的失序狀態。這種由觀眾才能感知的失控「靈光」,顯然是機械性的複製無法再現的,任何文本創造者有意識地去創造失序都必然是徒勞且無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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