翩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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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弄里的相遇与抗争

(edited)
一起围炉夜话、报警对峙的年青人,可能是我在上海生活中最后珍视的一部分。

“1200弄里的鄙视链是这样的:先是GSK公寓,再到你们6号院,然后是3号院,最后是我们那片角落。”邻居在讨论到大家的房租和弄堂里的话语权时,这样总结到。我们俩在3号院聚会中认识,后来发现竟在同一天生日,算是这50多天封控里的意外收获。

想起一年前决定租下房子时,二房东说这地段是以前上海的“上只角”——过去是买办、洋人、当官的聚居地。 当时一心想着尽可能在上海剩下的日子里,多体验老法租界内的的居住日常,毕竟上海吸引我的地方,是隐藏在梧桐树街道和法租界建筑巷弄间的烟火气和情意结——是花样年华的纷纷情欲,长恨歌的弄堂女儿,爱情神话的中年纠葛,总之,不是现代中国商品房小区里的单调乏味。但搬进来后,除了能认出门卫保安,其他一个人都没认识。

在封控中的50多天里,总算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住在“上只角”里的民生百态。过去邻里互不打扰的距离被缩小,近到一出家门就能打个照面,让我能窥视不同阶层的生活。

住着很多外国人的GSK公寓内,下午总有金发碧眼的小孩大人在一楼踢足球,围绕在喷泉水池旁的宽敞空地开展各种体育活动;武警部队家属大院6号院,老干部们三三两两出来唠嗑,走过时总要打量你几眼,似乎要以此加强自己的主场优越感;带独立院子的3号院,和后面几排单栋小洋房,因为住户人数少,更早能自由走动,他们不时打听GSK公寓和6号院内的新消息,期盼收到解封的迹象。


3号院里的小众相聚

3号院内本来是个废弃的院子。多亏做室内设计的姑娘,租下房子后,开始慢慢休整泥地,种下植物,亲手制作木工家具,收拾出今天有模有样的小花园。谈话间,她会不经意提及福建霞浦老家的童年,耙草,种地,赶海。在自然中长大的孩子,从小动手能力强,眉宇气质间也透露一种自在从容。

五四那天后,我们十几个年青人有事没事来院子坐坐躺躺,院子时光成为这段黯淡日子里的一抹亮色。大家多出生于88-98年间,彼此生活阶段虽不尽相同,成长年代和思考方式也算相近;同样是租户的角色,更让我们对居委街道办的权力滥用、区别对待愤愤不平。

在吊床里躺着看天的下午,有时不禁恍惚,若不是因为疫情封控,我还不会知道弄堂里有这么一块秘境之地。更没想过会被封两个月,让原本陌生的邻居们从不认识,到时时串门共享食物,一起被植物环绕感受春生夏长,用白色床单作屏幕看露天电影,围坐于长木桌边上烤肉喝酒,过上疫情前都少有的半户外生活。彼此的职业和背景迥异,但在这段时间内罕见地能打破圈层,互相启发。


铁门解锁的前夜

随着上海更多小区发放临时出入证,我们弄堂还一直被无限期锁着,激起了年青人的群起而攻。周日下午,有人倡议效仿隔壁小区报警,控告居委街道非法拘禁,让民警找出封小区的责任方(居委、街道、物业本来互相推卸都不承认是自己锁的),出示合法红头文件,否则就撬锁;不然就在下次集体做核酸时,把弄堂大铁门锁上,不让居委街道的人离开——我们不出去,他们也别想来拿着鸡毛当令箭,滥用公权力。

周日晚,有人先报了警。大家开始在大铁门前聚集。两辆警车到达后,警察先不温不火和稀泥,回复会层层上报情况,劝大家原地解散。“我们已经休息50多天了!”,有人在人群中喊,此时弄堂里已聚集六七十号人,坚持要求警察联系居委街道代表出面对峙,群情激愤处还一度爆发“开门!开门!”的口号。警察也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历了电话要不无法打通,要不被电话另一方踢皮球的尴尬。场面一度僵持。

几个在3号院一起玩的年青人,抓住了好时机。趁保安开锁放外卖时,一把抓住左右两扇铁门分别往反方拉,用自己的自行车锁把铁门扣在两侧栏杆上,让门没办法再关上。此时警察也无可奈何,原本可能还想通知居委拿来新锁,却继续被前排居民反抗游说,最后不得不撤离现场。

警察离开后,大家对明日如何向街道合法合规提出诉求作出计划。滑稽的是,一早醒来,铁门外的保安已在收拾细软,准备撤走一个多月的临时监控亭。街道看来是不敢出面了,只敢私下告知几个楼长这几天在制定出入证规则中,不再给弄堂门强制上锁。

这算是种“阶段性胜利”,让大家感受到一次行动的力量。天天在群里建议、诘问、转发文章,不如作一次集体行动。同时,滥用公权力的一方外强中干,不敢面对群众的鸵鸟态度,要不锁死一刀切要不放飞不管的二极管做法,也让大家感到可笑。其实大家都有意识,开放大门后会有一定风险,也不是只要自由不要安全,如果有合理的规定也会配合,但一等再等的结果是街道居委只求自保、不顾民生的僵化管理。

大陆的很多城市,早已被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划出一片片千篇一律又自诩聪明的现代小区。这种“gated community”,大多只有gate,没有community,只是为了迎合城镇化生活想象建造出来的管理单位。疫情之前,背后是利益,是算计,是斗智斗勇,是生活一地鸡毛;疫情之后,不得不被迫绑在一起成为封控共同体,重新学习生存策略。

怎么解读和实践“上头文件”,影响到每个人的生存底线,没有过多公共生活经验的居民,在一次次刷新三观的新闻和切身事件中被逼着学会倡议、投诉、吵架、反抗,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但总比等待普遍无能懦弱的基层组织来打发自己要靠谱。


从共同玩乐到共同抗争

弄堂还没解封时,有一晚我从两扇铁门中的缝中钻了出去。骑着共享单车穿行在空空如也的街道,录下了视频。街道两边店铺都关着,路上没有汽车,红绿灯如同摆设,地铁口卷帘门内传来“请紧握电梯扶手”的循环语音播报。

外国友人看到后,问“Doesn't anyone in China talk about 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opened up and moved on from Covid?”。我一时气愤又语塞。想来应该是我日常发过在3号院玩乐的片段,让他误会了我们已恢复正常。太多来龙去脉无法解释,只悻悻回了句“We know. Thanks. ”

3号院是惶惶不可终日的封控日子里的一片避难地。尤其看到一个女生,能用自己的双手,亲手一点点改善生活环境,从无到有美化一个院子,我获得了一种知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的踏实感。何为良好生活?可能就是自己有个空间,有花草蔬菜可打理,会动手制作家具器物,能在树荫中、篷布下置一条长木桌,闲来无事可工作、会友、读书、逗猫。

但其实我们都没忘记这一方乐园背后的荒谬底色,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抗争。

铁门前对峙警察时,3号院的姑娘在我身后,坚定喊到“警察叔叔我们不为难你们,但大家都有权利出去,请帮帮我们!”。我扭头看看她,感到彼时彼刻突然有种“我们都值得”的信心。

特殊时期,需要积累很多细小的快乐,感受到同伴的支持,才有力气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封控到最后,很多朋友没有我那么幸运,在家里已经待到或习惯或萎靡,小区内也缺乏契机建立共识和召集行动。

总觉得未来还要被迫接受很多身不由己,对大环境的悲观已经让同辈人喊出“我们是最后一代”的消极。但在1200弄的青年人身上,我庆幸还能亲历在上海仍有希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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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五四那天,開了兩瓶酒——封控中的青年生活

上海四月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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