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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

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70)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医院领导等人认为目的使手段变得神圣,也就是为了所谓医院发展(政绩,权力等),就可以不择手段。但是,目的的正当性不能用来为手段的非正当性辩解,而手段的不正当性却能证明目的的不正当性。马克思理论认为,为达到所谓“崇高”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仅历来都是管理者们的惯用手法(伪善),也是前苏联斯大林模式失败的一个深刻教训。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医院领导等人对言论的控制无非是对其非法行为(或缺乏道德底线)的实际认可,而一些威胁恐吓打压行为目的也不过是维护其特权。所以一边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医院领导等人的胡作非为,另外一边却是普通医患人员对公正公平,有错必纠的要求寸步难行。

       这种只可意会的大环境,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对违法乱纪行为的默许、放纵造成的。屈死不告状,也是很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的生活常识经验。个别血性汉子的拔刀自卫,造成两败俱伤血案,受到司法惩罚的依然都是社会底层人士。这种处理方式,既于事无补,又不能阻止类似案件的终止,更不会引起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和警策。 你要追究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医院领导等人软暴力行为,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为,他们就会很默契地在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在时间程序上布下道道关卡,叫你在实际诉求的操作上,陷于困境重重。使你在领教了无数的无趣和愤怒后,最后叫你在无可奈何中放弃,或无限期等待。最终让你明白一切努力均无济于事,你只能无奈地不了了之。

        如果是基于公共权力对医疗改革的操纵和扭曲远比其他力量更容易左右改革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考虑,医疗改革的实质性阻力的正是来自对权力以及权力附属的利益的留恋。要求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医院领导等人或某些既得利益者自动退出权力中心的想法也未免过于天真。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比拥有权力的人更明白,权力比任何东西更能带来收益。不过,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压力下,顶层也不得不利用一些矛盾来安抚医务人员,否则遭到医务人员集体怠工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只注重眼前的人员是否易于管理,而不去关心长期割裂所带来的恶果。当被管理者甘愿屈从于权力、只顾追逐权力和局部利益、各自过着冷漠而麻木的生活时,他们便丧失了个体的丰富性,集权对人的心灵产生戕害,抹平棱角,使一切变得归顺,人们之间的行为、情感、欲望都在不断地趋近于相似,个性不再得到重视,人性也在不知不觉间泯灭,损害医患双方的利益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不过只有当伤害了更多的医患人员,甚至夺走了一些人的生命,社会才会清醒,治庸问责的民意才会汹涌,反对医改的利益集团才会被大家所认清,人们才会真真正正地相信,对人性的泯灭是远甚于管理恶行导致经济下滑的真正威胁。

但是,那个时刻到来时,又将是多么悲壮啊。 在这些冤魂之中,会有我们的家人吗?会有我们最亲近的朋友吗?会有我们自己吗?梅姨重新提醒人们,不要忘了那些宝贵的、需要我们去守护和值得为此抗争的东西:弱势者的尊严;媒体的独立和言论自由的保障;对掌权者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及在面对他人遭受侮辱和伤害时,需要承担起我们的责任,站出来为此发声,而不是旁观和无动于衷。而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则反其道而行之,放弃理性和常识,逻辑在这里遭遇尴尬,而所有你曾努力学习和了解的知识也都变得一无是处。对医院领导和某些人而言,你除了为他们政绩和功名之外,连活着都是非法的,你最好老老实实,除了呼吸,连思维、说话都应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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