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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余英时

野兽按: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男,江苏无锡人,中国作家、文学研究家。晓畅多种外文,包括英、法、德语,亦懂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台湾著名作家、诗人兼讲座教授余光中分析当代中文时,常称道钱西学列于中国人之第一流,两岸三地之作家如陶杰、宋淇,行文之时,亦多交许赞之。

其妻杨绛为翻译家、作家,女儿钱瑗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堂弟钱锺韩为工程热物理学家。

钱锺书是古文学家钱基博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钱基成,由伯父启蒙。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钱锺书都跟去。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抽大烟,早上起得晚,婆媳彼此看不起,后来伯父也染上大烟。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锺书,可是抓到机会,就着实管教。六岁入秦氏小学,上学不到半年,大病一场,在家休养。十一岁,和钱锺韩同考取东林小学一年级,这年秋天,伯父去世。十四岁考上苏州桃坞中学。二十岁后,伯母去世。

1929年,锺书考上清华大学,数学只考得15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当时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的冯友兰曾说,钱锺书“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连哲学也有特殊的见地,真是天才。”钱锺书十八及二十学年的总成绩为甲上,十九年则得到超等的破纪录成绩。1933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赴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后考取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名列榜首,平均分数87.95是史上最高,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其间女儿钱瑗出生。1937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其夫人杨绛翻译为副博士学位),随后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一年的研究。

1938年9月回国,钱刚回国时,经香港上岸,转去西南联大任教授,月薪300元。1939年秋天从昆明回沪探亲后,接到其父亲钱基博来信要其去湖南照顾,故没有回昆明而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1941年暑假,钱锺书去上海探亲,再也没有回蓝田。

钱锺书在小说《围城》中成功塑造了一批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生动地再现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与心态,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此后在西南联大、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暨南大学任教。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获评为一级教授。

1938年,钱锺书留居蓝田两年,写了《谈艺录》的一半。两年后回到上海,又写了《谈艺录》的后一半。此书于1942年完稿。《谈艺录》问世后,广受好评。文史家曹聚仁说:“胜利以后,回到上海,读了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才算懂得一点旧诗词”。夏志清认为“钱著《谈艺录》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译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然而,海外学者一开始对于《谈艺录》的评价并不高。夏志清就说过,“尽管该书‘眼光正确,范围惊人,旁征博引……却没有能替中国诗的急需重新估价立下基础’”。

1950年到1953年,钱锺书担任《毛泽东选集》1-3卷英译委员会委员,花费了大量精力翻译毛泽东著作,几乎没有发表文章。1957年,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出版,不久即遭到批判。他在序言中指摘宋诗的缺点称:“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当时在台湾的胡适看过这本选注说:“黄山谷的诗祇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了。”“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的。”钱锺书本人则表示因为“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享受了“沉默的自由””。

1960年,钱锺书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1969年11月,下放至河南罗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不久,随“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锺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在清查“5.16”运动中被逼自杀。

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1979年,在其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中,钱锺书不仅通过传统的训诂方法澄清了许多学术史上之公案,更在大量文献梳理与互证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精辟与独到的评论。是集数十年功力的学术钜著,尤其对比较文学有所贡献。该书为集合各种学科知识,对中国古典如《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进行论述,自成一家之言,他也因此被推为现在中国的文化批评大师。《管锥编》据说起草于1972年,是文革中期,钱当时无家可归,住在文学所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据《谈艺录》、《管锥编》责任编辑周振甫记载,钱当时的书桌既是饭桌,晚上还要当床。

1978年赴意大利出席第26届欧洲汉学会议。1979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88岁。钱锺书临终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逸事

1935年,钱锺书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锺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著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杨绛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杨绛陪锺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钱锺书的妻子杨绛(本名杨季康)是江苏无锡人,1911年出生于北京。杨绛于1932年春天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期间邂逅钱锺书。据闻两人初次见面,钱锺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杨绛则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就这样才子配上佳人,继而于1935年共结连理。

胡适与钱锺书夫妇有数面之缘,但胡适晚年在台湾曾表示没见过钱锺书。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一文披露胡适与钱锺书不仅认识,还一起在陈衡哲夫妇家“吃个家常tea”。钱锺书见过胡适是由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介绍的,钱锺书和胡适都常在合众图书馆看书。胡适还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过一首旧体诗送钱锺书,杨绛只记得其中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这张小纸杨绛把它保存到文革期间才毁掉。

这首《题唐景崧先生遗墨》是胡适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二天,是陈寅恪请他题词,全文为“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唐景崧是陈寅恪夫人的祖父。胡适本人可能相当满意这首诗,1931年,胡适还在致周作人信中一附诗云:“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钱锺书晚年饱受多种疾病折磨,计有哮喘、喉炎、肺气肿、高血压、前列腺、白内障、急性大脑皮层缺氧、腱鞘炎、输尿管肿瘤、膀胱癌、急性肾功能衰竭等,接受多次手术,左肾切除。乃至于1998年逝世后,遗体解剖才发现胃中尚有一大肿瘤。女儿钱瑗亦因骨癌59岁辞世。夫人杨绛则直到101岁左右才发现有心衰症状,105岁时去世。


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我也参加了。在北京时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开门的是默存先生。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但望之如四、五十许人。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

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大致分成两组: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我和俞、钱两位则以《红楼梦》为开场白。但客厅不大,隔座语声清晰可闻,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学、哲学的范围。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

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接着我好像便把话题移到《谈艺录》。他连说那是“少作”、“不足观”。

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锥编》的书名。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他半真半假地说(原话我已记不住了,但意思确是如此)。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谈艺录》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天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究竟见于何处?他又作滑稽状,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不过他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载》上找得到。

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就像《谈艺录》中说Authlr Waley,“宜入群盲评古图”那样。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谑而不谑。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时正值中美建交之后,双方都在热络期间。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辞,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

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熊抱”礼。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答礼一定不合标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黩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 了。

当天晚上,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我们平时极少应酬,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现在试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

默存先生是坐我开的车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机会聊天。仅仅隔了四、五个月,我觉得已能无所拘束,即兴而谈。大陆上学术界的冰层似乎已开始融化。外面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是他担任了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我为此向他求证。他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我也问他《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

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现在读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我更深信不疑了。这两句诗是: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这是他的“咏怀诗”。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为人多,分成了好几处,我们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几位,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就我记忆所及,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 (见《林纾的翻译》)。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

在这次聚会中,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之外,也写《咏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试读他一九八九年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牍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笺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

1979年别后,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不过还有一点余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书写来一封客气的谢函。我虽经年难得一亲笔砚,也只好勉强追随。这样一来一往,大约不下七、八次。

他的墨迹我都保存着,但因迁居之故,一时索检不得。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在《管锥编》第一、二册出版后,他以航邮寄赐,扉页上还有亲笔题识。不久我又收到他的《旧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题赠的《春泥集》。受宠若惊之余,我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谢诗如下:

艺苑词林第一缘,春泥长护管锥编。渊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争说照圆。冷眼不饶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鋗轩过后经秋雨,怅望齐州九点烟。

诗固不足道,但语语出自肺腑,决非世俗酬应之作。《管锥编》第三、第四册面世,他又以同样办法寄赠,以成完璧。我复报之以《读〈管锥编〉三首》: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全汉文》卷二十)

“避席畏闻文字狱”,龚生此语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为言辞灭族来。(《全后汉文》卷十四) 桀纣王何一例看,误将祸乱罪儒冠。从来缘饰因多欲,巫蛊冤平国已残。(《全晋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以上三节不过示例而已。先生寄赠《管锥编》四巨册,都经亲笔校正,尤足珍贵。寒斋插架虽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传来,重摩兹编,人琴之感,宁有极耶!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最后,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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