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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真相没死,只是你不再相信了|张洁平

野兽按:今晚九点发现,因为昨天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这篇歪脑 | 张洁平:真相没死,只是你不再相信了,然后就被腾讯已涉嫌发布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给关小黑屋了。朋友圈里面有4489个朋友,也算是一个自媒体了,里面藏几个信息员或小粉红也正常。

在大陆,当太监是常态,无论主动还是被动,还好还有matters。在这里备份一个。同时还注意到这篇评论获得第二十五届人权新闻奖的中文评论类大奖,前天重读余杰的《刘晓波传》,发现刘晓波的文章得过多次人权新闻奖。这次也顺便找来备份一下。

“人权新闻奖由香港外国记者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及香港记者协会合办,表彰亚洲地区的卓越人权新闻报道,尤其强调贴合《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精神的报道,到今年已经是第二十五届。

自由亚洲电台香港记者吕熙去年10月采写的香港天主教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的专访获得人权新闻奖中文电台广播类大奖。“歪脑”特约评论员、分布式内容平台“Matters”创始人张洁平去年撰写的文章《真相没死,只是你不再相信了》获得中文评论类大奖。”


歪脑 | 张洁平:真相没死,只是你不再相信了

作者:张洁平

一个独裁者,要对付一个有影响力的异议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干掉他?不。突然消失只会令他影响力更大。死亡引发的集体哀悼,常是言论转化为政治行动的开始。对独裁者来说,一个异议者的处境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那些相信他的人——怎样重新掌控他们的心,才是重点。

怎样减弱、消除异议者对群众的影响力?隔离。竞争。抹黑。不消灭他,但限缩他发挥影响、及为自己辩驳的能力。派十个人与他竞争,分薄支持者注意力,并争夺粉丝。寻找弱点、痛脚,想办法抹黑他,破坏群众对他的信任。至此,异议者肉身仍在,甚至仍发声,但人们已听不见他,即使听见,也不再相信他。他就不再是威胁。

对极权政府的观察者来说,以上过程并不陌生。也许你们还能想起好些名字——多年来一度在民间叱咤风云的异议者,那些反贼头目,他们都去哪儿了?

在极权国家,最具威胁力的异议者,不是任何个人,而是真相。

上述推演,是独裁者对付异议者的方式,也是极权政府压制真相的方式。

不过,真相无处不在,并不只封锁一个人、一支笔就可以简单隔离或抹黑。所以在过去,对付“真相”不像对付单独几个“异见者”这么容易。传统舆论管控模式,以阻截真相传播为主要方式——通报禁令、删文删帖,是最常见的。但这种操作,在大范围灭声同时,也会在特定圈层,令事件因禁令反而引发更多关注、更急速传播。到今天,有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演算法能力,得到信息技术加持的极权政府,有了比以往更大的能力,去精细化控制言论、压制真相。

所谓精细化的信息统治术,指的究竟是什么?如何逐步发生?

我想起自己在中国舆论环境遇到的三个事例,或能折射这种细致变迁。

第一件事,是2008年前后,中国传媒界出现的一支特殊力量: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它前身是官媒“人民网”创办的杂志,叫《政策信息》,后改名《网络舆情》。杂志封面一句话,清晰陈述它的立场:“帮领导干部读网”。主编祝华新,是有丰富官方媒体经验的传播学者,后来舆情监测室的副主任。

舆情监测室副主任祝华新 (网络图片)


当时,一边,是中国互联网使用者总人数达2.5亿,是世界网民规模首位;另一边,是web2.0潮流方兴未艾,社交网络初兴,互联网去精英化、释放了“人人可以言说”的能量,也带来信息爆炸、热点放大、公共事件短时间快速汇集民意、形成群体事件的现象。站在公民社会的立场,人们视之为莫大机会,可通过网络参与,引导重要事件公共议程的设定,“围观改变中国”,挟民意以倒逼政府改变。站在管治者角度,他们体会到官方声音在社交网络的迅速式微,没人要看那些官式语言,政府成了嘲笑对象,擅长“用常识说人话”的市场化媒体、辛辣有趣的公共知识分子,成了网络公共舆论场的明星。

这种情形下,管治者意识到危机,确定官方要积极介入互联网舆论场的方向。致力“帮领导干部读网”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成了重要的,给各级官方机构提供舆情分析服务、舆情解决方案的官方智库。

有趣的是,他们的舆情监测报告,数据资料丰富,主体内容也向社会公开,尽管出发点是“帮助官方掌握舆论,并研究怎么疏导舆论”,但《南方周末》等不少自由主义立场的市场化媒体,甚至会给他们“年度致敬”的新闻奖项。

2011年7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祝华新提出一个重要说法:“打通两个舆论场”。意思是,官方声音在社交网络不断被边缘化,已形成官方、民间两个舆论场,这是管治者无法忍受的,因而须“打通两个舆论场”。

怎么打通?具体的措施,在之后几年间,大家看到了迅疾的展演。

北京成立了中央级别、习近平亲自领导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4年2月第一次会议,就提出“要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随即的清网行动,以卖淫嫖娼、偷税漏税、造谣诽谤等罪名,抓捕一批微博最活跃的大V,薛蛮子是著名一例。杀鸡儆猴效果明显,《2014年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分析报告》指,这一年,微博大V整体发博量少了四成。微博的公共舆论生态,开始朝娱乐、明星化方向转变,公共事件、公共知识分子,渐不再是热门话题。

同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包括澎湃新闻,诸多颇受欢迎的官方新媒体集团,“学习小组”“侠客岛”这样用新鲜语言的时政公号,都在这一阶段出现。

对民间舆论场杀鸡儆猴,对官方舆论场着力培养。两个舆论场这样慢慢“打通”。

令我具体意识到这一变化的,是另一件不起眼的事。

2012年7月,北京一场暴雨,夺走79条人命。尽管暴雨数十年罕见,但中心大城市竟多人溺死,基础设施弊病一时令舆论震惊,议论纷纷。北京市府也大为紧张。雨后,许多媒体前往调查,其中《南方周末》寻访到所有死者家属,用八个版面制作《你的名字,你的故事》,写出可确认的每个死者名单、个人故事,预计头七面市。

当时,官方并未公布死亡名单。面市前一天,报纸送印路上,接到官方禁令,八个版面从印刷厂被拦住,强行撤下。次日一早,市民收到的报纸,从头版开始,调查报导消失不见,连续几个版面由广告匆匆填塞。

这本是个寻常的审查、撤稿故事。但这时已是微博年代,八个版面制作完成时,头版编辑已拍照,发在自己颇有人气的帐户上。而后,深夜收禁令,撤稿,版面打红叉,换广告,全程也有编辑在微博直播,引起群情激愤。荒诞过程被曝光,禁令效果大打折扣。

故事并未到此为止。撤稿当晚,我例行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被画面里黑衣的主播吸引注意力:国家电视台突然插播特别新闻,由主播以肃穆表情,一个一个,念出死者名单和简要介绍。

央视报导引发空前好评,许多人视之为政府机制透明、官媒人性化的进步。而《南方周末》被画红叉的版面只在微博小圈子流传,毕竟影响有限。

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游戏规则变了:以前封杀真相——“你闭嘴”,现在是“你闭嘴,然后抢过你的话,我来说。”

如果说信息管制1.0时代,是以监管、消灭特定信息和源头为第一目标 —— 控制说真话的人,真相就不会流出去;那信息管制2.0时代,则是回到官方媒体自身,大量制造新式宣传故事,抢夺粉丝,积累群众认同。

(图:AP Photo / Mark Schiefelbein)


2015年,祝华新说“打通两个舆论场”的三年后,看微信公号、微博影响力排名,效果已明显:人民日报、人民网、环球时报等官媒,在大量聘用年轻人,经营青春化网络语言后,成了新的最具影响力网红,粉丝量数一数二。以前的市场化媒体,在悬殊的资源战中,影响力跌出前十、前二十,飞速边缘化。

官方舆论几年调整步伐,重新夺回主流,并借由信息技术加持,比传统媒体时代,影响力更为深远。

也是这时开始,我见识了第三个故事,信息管制3.0时代的故事。

2014年,香港爆发以争取《基本法》所承诺的民主普选为目标的“占领中环”行动,演变成79天的雨伞运动。运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著称,有理有据有节,无数感人新闻画面,触动全球观众,包括身在大陆的人。这也引发大陆管治者极大的紧张忧虑。

为避免“和平占领争取民主”形象深入人心,防止民心思变,处理香港新闻时,中国信息策略不再仅是封锁真相、也不再是宣传己方,而更进一步,以“污染”为主导:大量制造谎言,搅浑水,放大运动瑕疵,污名化“争普选”为“谋港独”,污名化“和平游行”为“香港文革”、“颜色革命”,将民主诉求污名化为“经济不行了,优越感下降”的利益动机,放大中港矛盾,煽动中港之间的愤恨情绪。

当时一位资深官方媒体工作者告诉我,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他见过最大规模的一次、由官方媒体不遗余力策动的信息污染。污染效果很成功:大量制造假话,真话就听不见了,就算听见了,也没人相信。

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图:oclp.hk)


2014年后,中国普通人相信:香港人现在经济实力不如中国,心态不平衡了,开始闹腾,要独立,要英美势力支持,以为独立可以解决问题,不仅可恶,而且可怜、可悲。香港普通人,则远望大陆媒体歪曲自己和平单纯的示威行动,觉得心寒愤怒,面对抽象的“中国”罅隙日深,越来越不愿区分当权者与民众、政府与文化。在情绪对立中,真相就算未被全面封杀,也举步维艰。

2014年我们见过的这套信息管制3.0模式,在2019年香港更大规模,也更大破坏性、颠覆性的激烈抗议运动时,发挥得登峰造极。“污染”已升级为资讯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舆论机器武器化、资讯战开幕的年代。

此前信息统治术精细迭代、升级的十年铺垫,逐渐收编的舆论环境,为资讯战打造了绝佳孵化器。

资讯战的目标,从不是抹黑单一对象,更是让你什么都不信,进而分化、极化社会,掀动仇恨与敌意,令民主失去基础。资讯战的武器,不是禁令、不是谎言、不是给审查加持的人工智能等技术,而是相信了谎言、被它调起愤怒或厌倦情绪的我们每一个人。资讯战的武器,就是失去了自觉的我们。

回到开头的问题,一个独裁者,要对付一个有影响力的异议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在纷扰信息中,失去诚实自主的判断,进而失去对价值的信任。一切统治术都建基于此,动摇一切的种子,同样深埋于此。


2004年第九届香港“人权新闻奖优异奖”,获奖文章为《“新闻腐败”不是新闻》,发表于《开放》月刊2004年1月号。

2005年第十届香港人权新闻奖大奖,获奖文章为《权贵的天堂 弱者的地狱》,发表于《开放》月刊2004年9月号。

2006年第十一届香港人权新闻奖优异奖,获奖文章为《汕尾血案的始末和背景》,发表于《开放》月刊2006年1月号。

刘晓波:“新闻腐败”在黑箱中

在中国,独裁党对公权力的垄断,造成全方位的腐败,像其他领域的腐败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一样,新闻界也难以避免腐败的侵蚀。新闻腐败,不仅表现为利用公权力进行贪污和索贿,也表现为普遍的“有偿新闻”和“新闻造假”,更表现为媒体对新闻腐败的有意识掩盖。所以,直到近两年,有目共睹的新闻腐败才在官办媒体上露出冰山一角。比如,广州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广州日报社原社长黎元江腐败案,十一位新华社记者收取红包而为地方当局隐瞒真相案,央视金牌导演赵安受贿案等。

有偿新闻的普遍化

媒体的职责是收集信息和发布信息,媒体的公信力来自其立场的客观、超然和公正,所提供的信息力求准确和真实。记者出席新闻发布会和写新闻报导是其本职工作,除了所在媒体付报酬之外,媒体及其记者决不能接受被采访、被报导、被评论的对象的任何报酬。一旦记者与被报导者之间具有了新闻之外的金钱交易,新闻的客观、准确和公正便付之东流,作为公共信息提供者的媒体就会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在满足了新闻从业者的私利欲求的同时,必然对社会公益造成巨大的伤害:当公众无法从媒体中获得准确、真实、客观的信息之时,社会也就等于处在黑幕、烟雾和误导之中。

然而,在大陆,媒体及其记者与被报导者之间的关系则完全相反,一直处在制度化的幕后交易之中,半公开化的“有偿新闻”已经无所不在,除了涉及到政治上敏感的信息之外,其他的所有信息皆可以进行“有偿交易”。

红包新闻

有偿新闻的演化与整体上的腐败发展水平密切相关。90年代初,新闻单位的性质还是事业单位,财政源于上级拨款,除了工资和奖金之外,采访经费非常拮据,记者出去采访,单位不给报销车钱饭钱,只好向被采访单位索要,单位也出于宣传自己的需要,或主动或被动地给新闻单位及其记者报销车马费,由此形成了最早的“饭桌上的或车轮上的新闻”,记者靠出卖新闻获得“餐费”和“车马费”。久而久之,交易双方都觉得直接塞“红包”更方便。随着全社会腐败的普遍化,有偿新闻也变成了行业惯例:企业的新闻发布会和被报导的单位,没有不给“出场费”的,这在新闻圈内已经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

有媒体圈的人甚至说:大陆记者做份内事情如同歌厅里的小姐坐台一样,小姐必须要“坐台费”,记者必须有出场费和采访费。记者身价的高低,既要看知名度的高低,“名记”相当于“明星”,出场费自然要高出普通记者;也要看本行业内的地位,记者所在媒体的级别与出场费的高低成正比,各地方衙门都有接待不同级别新闻单位的规格,中央级的记者自然要高于省级记者。

一般而言,记者出场费最少要一百元,一般分为两百、三百、五百、八百几个等级,视主办企业的实力而定。还有专约的稿子,一般会千元到万元之间,有的私人老板和国营大企业私下给的还要多一些,几千元买篇千字稿并不希罕。我有一位在保险公司做事的朋友,曾经主办过一次新闻发布会,由于初入此道,经验欠缺,只给了每位记者五十元,结果一篇稿子也没见报。现在,为了方便,记者甚至连稿子都不用写,而是由召开发布会的单位供给现成的稿子,而且是不同的几个版本,供记者和媒体挑选,哪个合适就发哪个。同时,新闻记者也有小圈子,也等于小利益共享体。凡是出场费高的发布会,圈子内的任何一位记者被邀请,总要带上几个要好的同行。记者出席一般的新闻发布会500—800元人民币;出席商业性的新闻发布会 1000—2000元人民币

政绩新闻

有偿新闻的买方,不仅仅是想宣传产品的商家,更有想制造政绩的衙门及其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形象工程之所以遍布全国并得到媒体的吹捧,就在于新闻垄断制度使记者成为中国的另一特殊阶层,每个地方都希望正面报导而害怕负面报导,特别怕高级记者写的内参,不服侍好记者就有可能威胁到仕途。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就越需要提高知名度,其官员也越需要政绩,自然就越把记者奉为贵宾,记者的摆谱也就越发肆无忌惮。

一些驻京的外国记者感叹说:中国大新闻单位的记者真有特权,下去采访不花分文,还要住高级饭店,成天有官员陪着吃请,临走还有红包或赞助。如果说,权力化市场造就了“膀大款”的记者,那么官本位制度必然造就“绑大官”的记者。当记者成为地方高官的座上宾之后,他们便丧失了起码的职业操守和做人底线,而变成政治权力的遮羞布和吹鼓手。下面是了解内情的圈内人所列举的政绩新闻价格:

新华社价格

乡镇级领导的表扬内参 2—3万元人民币

县市级领导的表扬内参 5—6万元人民币

地市级领导的表扬内参 8—9万元人民币

省部级领导的表扬内参 10—15万元人民币

中央电视台价格

乡镇级领导的表扬报导 20—30万元人民币

县市级领导的表扬报导 40—50万元人民币

地市级领导的表扬报导 60—70万元人民币

省部级领导的表扬报导 80—100万元人民币

一般新闻报导:一分钟 4——5万元人民币

2——3万元人民币(熟人)

人民日报价格

乡镇级领导的表扬内参 1—2万元人民币

县市级领导的表扬内参 3—4万元人民币

地市级领导的表扬内参 5—6万元人民币

省部级领导的表扬内参 8—10万元人民币

企业表扬稿: 半 版 20—25万元人民币

整 版 30—40万元人民币

膀大款新闻

现在,大陆记者的富裕甚至令西方的驻京记者唏嘘不已,看看中央电视台的宿舍区,已经被小轿车占满,不光是普通的捷达和桑塔纳2000,还有高档的丰田、别克、奥迪。许多记者还在城郊买了别墅或买农用地盖起别墅。这样的收入水平,就不是出场费所能解释的,而是利用职务方便来傍大款,然后可以承办新闻发布会、拉广告、搞策划、上节目、弄批文。比如,在大陆举办的任何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经济会议上,中国的私营大老板和高级CEO身边,除了保镖之外,还总有一批记者随从,记者的任务不是采访报导,而是帮助老板们搞社交,结识政府官员和各路名流,其“顾问费”和“咨询费”当然不薄。而电视主持人就更风光了,或自己开公司或倒在大款的怀中数钞票。

新闻腐败的制度性根源

有人说,有偿新闻源于市场化中买方和卖方的双重需要,买方需要新闻的政绩效应和经济效益,也就是“软广告”效应。然而,在中国,所有腐败中最大的腐败是政治腐败,所有道德无耻中的最大无耻是政治无耻——制度化的腐败和无耻。所以,改革以来的市场化背后,中共的新闻体制才是造成有偿新闻的最大祸根。

1,党的喉舌必然腐败。在党营垄断体制下,党给媒体经费、给从业者乌纱帽和饭碗,媒体人就只能按照党的要求向社会提供信息。新闻制度对从业者的要求,不是激励独立报导和诚实新闻,而是纵容奉命报导和作假新闻。大陆新闻界的造假式腐败不是从改革才开始的,难道毛泽东时代的“放卫星”不是新闻腐败!所以,中国新闻人作为党的雇员,已经养成了充当喉舌的习惯,既然为了碗饭和乌纱帽可以作假,那么为了一夜暴富作假也就顺理成章。

2,垄断权力产生腐败。在中国,掌控媒体的权力与其他政治权力一样是垄断,只要垄断就必然造就特权,特权必然孳生腐败。在中共体制下,没有独立的媒体,自然也就没有独立的新闻管理层,而只有主管新闻部门和各大媒体的党官,中央电视台台长与国有银行行长、省部级大员一样,同样是由党的组织部门选任的。所以,新闻腐败与其他腐败一样,表现为利用公权力牟取个人私利。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现状,也为新闻人这一特权阶层提供了腐败的广阔天地。

3,既是职业道德的亵渎者,也是社会公德的败坏者。全社会的道德堕落也必然影响到媒体从业者,利益至上的不择手段也成为新闻造假的原因之一。由于媒体拥有信息采集和信息发布的特权,具有引导和左右社会舆论的巨大作用,所以,新闻腐败的更大危害在于:他们不仅自己堕落,而且是造成社会诚信荒芜的罪魁祸首之一,“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民间流行语,恰好验证了新闻腐败的严重性。

4,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媒体作为社会的第四权力,其主要功能之一是舆论监督,但媒体作为监督者也要受到社会的监督,把媒体权力置于法治系统内和社会公众的视野里,时时接受来自制度和公众的监督,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必然要求。但在中国,谁来监督媒体?正如谁来监督“一把手”一样,已经成为难以解决的制度难题。尽管,中共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新闻腐败的三令五申,比如,早在1991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就公布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之后每隔一两年中共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及其协会都要制定类似的准则或条例,但是,类似的准则、条例之类的约束,仅仅是一种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主要靠提高新闻人的道德素质来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也就是一种封闭的权力监督机制。所以,新闻腐败才会成为行业性腐败中最少爆光的行业。而且,即便极少数爆光案件,也是避重就轻。

比如,轰动全国的赵安腐败案,法院只公开了他受贿61万元和判监10年。但关注这一媒体界最著名腐败案的人士,大都对这一判决表示失望,“避重就轻”是普遍的感受。因为:第一,当初赵安被捕时,媒体上盛传从他家中搜出上千万现金,而现在只有61万,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难以服众。第二,众所周知,想上央视的任何一个重要节目,都要有经济上的权钱交易,赵安作为央视文艺部主任和大型文艺晚会的金牌导演,实际上具有媒体官员和影视名流的双重权力,怎么可能仅仅收取张俊以一人的贿赂?第三,众所周知,电视是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大陆新闻腐败的最大巢穴自然在电视行业,娱乐明星、企业家、地方官员、其他人士或单位,只要想上电视台的节目,最低也要付出万元以上的成本。赵安腐败案爆光不足为奇,因为央视文艺部的官员们之贪婪,在影视圈中尽人皆知,主导大型晚会的导演们靠卖“准入证”发财,央视的黄金时间播放的电视剧也是牟取私利的巨大财源。凡是由台外资金拍摄的电视剧想在黄金时间播出,不付出高昂的准播费是不可能的。

新闻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或“社会良心”,负有监督政治权力的职责,而在中国,第四权力腐败了,社会良心被权钱利诱吞噬了,媒体不是政治权力的监督者,而是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也是既得利益阶层,官员、大款与媒体的合谋欺骗公众就是必然的。同时,新闻界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充分利用垄断体制和职业之便,尽力掩盖自身腐败和进行自我吹嘘。比如,央视新闻频道的片头是典型的伟光正画面,而以揭露黑暗面为主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道德观察”等栏目,却从未见过揭露新闻界黑暗面的节目。换言之,在中国,最大新闻腐败不是“有偿新闻”本身,而是“有偿新闻无法成为新闻”的腐败。

2003年12月18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开放》2004年1月号)

刘晓波:权贵的天堂,弱者的地狱

今日中国几乎已是暴富权贵者的天堂,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上不起学的农村女孩马燕,在日记中记述了因家贫而辍学的痛苦,也倾诉了自己非常想读书的渴望。一位法新社记者把这本《马燕日记》带到西方并翻译出版,顿时引起轰动,对辍学穷孩子的关注和资助,使马燕所在乡村的几十个孩子得以重返课堂。

从教育贫富不均看两极分化

另据中国媒体报导:二○○三年七月,陕西省榆林市的十九岁的景艳梅终于考上了大学,这本该是全家的大喜事,“望子成龙”的父母更应该高兴。然而,贫困却让大喜事变成了大悲剧,景艳梅父亲景统仕因拿不出至少上万元的学费而对女儿满怀愧疚,终于在难以承受的压力之下自杀身亡。

甘肃省山丹县的十七岁苏天将,以四百四十三分的优异成绩考取兰州医学院,却因家贫缴不起三千二百元的大学学费,在与父亲激烈争吵后,感到前途无望而上吊自尽。苏父是矿工,母亲没工作,全家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

二○○三年八月,四川简阳市安象镇节约村一位十八岁的女孩考上了大学,但是家里拿不出供她上学的学费。在父母无力凑足学费的情况下,女孩居然为了筹措学费,就在网上刊登启示,愿意以身相许,换来对她读大学的资助。还没有迈进大学门坎的十八岁女孩,就要先献出自己的肉体。

此类惨剧只是极端两极分化的冰山一角。

有媒体比较了一九九八年各省(市、区)平均教育资源的占有情况:全国小学生人均预算内经费三百七十八元,而将这样的经费量化到地区,就出现严重失衡。比如,最高的上海为一九五七元,最低的河南为二百零二元。到县一级,差距更大。经费的差别造成教学条件的巨大差距,也必然使入学率产生巨大地区差距。如北京、上海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百分之四十左右,而贵州初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五。

一面是富豪子弟的教育高消费,另一面是平民家庭为孩子上学而发愁,特别是义务教育所覆盖的农村学生为一点二三亿,因无钱而大量失学。河北农村的孩子因交不起每年四百元小学学费而辍学,贵州初中人均预算内经费只有:城镇为五六十元、农村三百零一元。然而,中心城市教育高消费从幼儿园就开始了,纷纷办起被称为“金色摇篮”的豪华幼儿园,三岁的孩子一年的花费三万一千四百元(伙食按十个月算),三年下来就是九万多,还有押金三万。除幼儿园的费用之外,家长还给孩子报一、两个兴趣班,比如,幼儿学钢琴在大城市中非常普及,买钢琴要近万元,学钢琴的费用每次的市价最低二百元,每周一次,一年以五十周计,又是一万元。仅此一项,不考虑物价上涨因素,三年就是三万元左右。(见人民网二○○三年七月四日:“从幼儿园到高中,北京的教育消费清单”)

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一等家庭花巨款送孩子留洋,二等家庭的孩子读国内名校,三等家庭的孩子读普通学校,四等家庭孩子进不了任何学校。

从宏观资料看两极分化

近年来,中共最爱炫耀的政绩是经济高增长和民众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却尽量回避愈演愈烈的分配不公。东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的人均收入也在不断提高,但中心和边缘、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地区差异,城镇内的权贵家族及其各类精英与下岗者、失业者、退休职工之间的收入差异,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间的差异,非但没有因经济高速发展而缩小,反而越来越扩大,财富正在以西方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向极少数权贵家族集中,两极分化之严重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近五年来,大陆中国的贫富差异之悬殊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点四,且以每年递增○点○○一的高速分化着:一九九九年为○点四五七,二○○二年为○点四六○。

前不久,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表示,二○○三年未能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非但无减少,反而增加八十万(年收入在六百三十七元以下)。而据专家统计:

农村的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八百元左右),绝非中共政权号称的三千万,起码在一亿左右;城镇的贫困人口(人均月收入在二百元左右)超过四千五百万人。

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但银行里的居民存款的百分之八十归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二十的富人们所有,而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平民却只占存款的百分之二十。

一般而言,税收政策是国家调节分配差异的主要工具之一。富人多缴税而穷人少交甚至免税,这种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制,乃为世界通行的惯例。但在中国,税收非但起不到抑制两极分化的作用,反而还在加大两极分化。大陆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百分之十,而百分之九十落在平头百姓身上。更不公平的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受仅仅是城镇市民的百分之三十三,而农民所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却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百分之六十,而纯收入高于农民的三倍的城镇居民却仅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百分之四十。

在富豪与平民、市民与农民之间,这一出一进的巨大反差,是多么典型的“损不足而奉有余”!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农民完全享受不到低保,城镇人口还有至少五百万人没有低保。

在医疗服务方面,起码有一亿左右的人口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超过三千万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近百分之二十的农村县达不到初级卫生保健水平,有一亿人口还喝不上洁净的饮用水。在世卫组织(WHO)对世界一百九十一个国家的卫生体系及其效绩的评估中,中国排在一百四十四位。在教育服务方面,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一百五十三个国家的人均教育支出排序的调查,中国大陆名列一百四十五位;中国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仅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八,远低于世界各国三点六的平均水平。而且,号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共政权,其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却只占教育总投入的不足百分之六十,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占总投入比重就更低,近年来还不足百分之三十。另据中共教育部二○○三年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透露:十五岁以上的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七点八五年,二十五岁以上人口人均教育年限只有七点四二年,也就是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到初中二年级,只相当于西方一百年前的水平。

而众所周知,中国的军费开支则连年猛增,公开数字是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七,黑箱运作的预算外开支远远高于公开的预算,国际上的估计为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军费大国行列。

从权贵的掠夺看两极分化

现在的中国,先是事实上的私有化已经无法阻挡,接着优惠富人的“三个代表”出台,继而又通过修宪来提升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然而,在独裁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制度环境下,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最大受益阶层,只能是中共各级的权贵家族。他们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贪婪,的确是推动私有化的主要动力,但其私有化方式却是最恶劣“强盗资本主义”,即利用特权来诈取和瓜分全民资产。所以,中国式贫富两极分化,绝非源于真正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或源于资源匮乏和人口太多,而是源于制度造成的权利不平等,即贫富大分化是极少数人享有极大特权而绝大多数人却无权无势的结果,也就是制度匮乏造成的国民权利匮乏的产物。正是这个一党独裁制度,给予了中共权贵瓜分诈取全民资产的特权和一夜暴富的机会。

据大陆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的内参版透露:目前大陆,有五百万人是千万富豪,其中约两万人是亿元富豪。按照富豪的出身背景分类,出自权贵家族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靠境外亲属资助或商业合作而发财的人约占百分之五点五靠自身努力加机遇发财的人约占百分之四点五。

现在,权贵们高居于海滨山顶的豪华别墅内,出入于各类高消费的场所(如五星级酒店、境外赌场、高尔夫球场和具有私密性质的高级会所等),俯视着脚下人满为患的商海,背靠家族权力进行垄断经营,完成一夜暴富的原始积累之后,进入稳定而高速的资本升值阶段,其掠夺财富的手段也日益多样化和隐蔽化。

在国企改革和私有化同时进行的过程中,权贵们通过黑箱作业疯狂瓜分国有资产的贪婪,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已经成为国有资产重组的惯例,有人总结出国企法人监守自盗的九大类二十五种招数,其中的猫腻之多和腐败之严重,比行贿、贪污、走私或偷漏税更可怕(如国有大电力公司华能国际变成李鹏家族的“李家电”,占据中国电信业半壁江山的南方电信在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的掌控之下)。金融黑洞、股市黑幕、大量失业和社会保障严重不足等社会问题,皆与极少数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所造成的低效和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有关。那些特权者及其家族们的发家致富,根本不用像白手起家的私营老板那么辛苦,中共从民间掠夺来的所谓“国有资产”,对于权贵们来说无异于现成的金山,几个公子哥儿经过讨价还价,商量好了瓜分方案,各人往自家里搬就是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到二十一世纪初,仅据官方机构的统计,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已经高达四百到五百亿美元,而二○○二年中共政权作为伟大政绩炫耀的亚洲第一的境外投资,也不过是五亿美元。

对民间财富的大规模掠夺

更为邪恶的是,与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同步进行的,是权贵们对民间财富的大规模掠夺。这种掠夺,通过银行贷款、财政赤字、发行国债、股市圈钱和企业集资等冠冕堂皇的方式,已经超过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界限,正在走向对民间资产的巧妙侵吞。大量被侵吞的民间资产,绝非富翁们的财产而大都是平民百姓们的家底。据专家统计,现在,由银行的不良资产、国债、社保资金缺口等加在一起的债务,最低数字也将高达十六万二千八百二十六亿人民币。由此看来,现行的跛足改革,在造就了仅占不到总人口百分之○点四五的千万富豪的同时,也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百姓留下了十六万亿的债务黑洞,能够填补这巨大黑洞的,除了恶性通货膨胀,再无其它解救之途。恶性通胀洗劫的只是百姓的存款,而那些暴富的极少数富豪们,其个人资产早已大量转移到海外,他们在国内做生意赚钱的资本,一靠权力,二靠瓜分剩余国有资产,三靠国有银行的贷款,四靠对民间财富的巧取豪夺。

据官方学者统计,权贵们通过特权掠夺的全民资产,平均每年在九千八百七十五至万二千五百七十亿之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三点二到十六点八。而民间学者认为,最保守的估计也要占到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自一九九○年以来,因官员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超过一万亿元。即便不算上每年以将近四、五百亿美元的流失速度转移到国外的资产,不算吃喝等消费挥霍每年三千亿到四千亿资产,仅就国内银行中将近十一万亿的存款而论,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归百分之二十的富人们所有。而且,权贵们在大陆中国的财富中所占有的总额,将是一个无法像的天文数字。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钟伟指出:在中国,五十个富豪的资产,相当于五千万个农民的年纯收入;三百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相当于九亿农民二年的纯收入。再加上各级权贵的公开挥霍(政绩工程),谁也无法计算出中共权贵到底挥霍掉多少民脂民膏!比如,中共执政五十周年庆典,江泽民大笔一挥就花掉一千多亿元,等于当年国家小学教育总预算的两倍;朱镕基金口玉牙,访问德国的一句话,就花掉上百亿建磁悬浮,也差不多是农村小学的总预算。

这样严重的贫富差异,即便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早期也不多见;一夜暴富的权贵们如此阔绰的挥霍,即便在当今世界的顶级富豪身上也属罕见。

如果放任按照跛足改革的方式推动这种“强盗资本主义”,那么未来的大陆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二○○四年八月十六日于北京家中

【开放】2004年9月号

刘晓波:汕尾血案始末与背景

十二月六日广东汕尾当局向徒手请愿的村民开枪,制造六四以来最大血案,本文记述的详情与社会背景,并分析中共面临的总体危机。是对汕尾事件全方位的一份报告。

请记住独裁者的暴行,记住血染的二○○五年十二月六日,正如记住泣血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中国人,只要你还自以为良知未泯,就拿出公开发言的勇气和行动来证明:我们是有尊严有权利的人,而不是面包和自由的乞丐;我们要用坚定的勇气和行动,抗议恐怖政治、揭穿黑箱谎言,维护民间尊严,通过改变自身的依附性、分散性和犬儒化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和平的民主转型。

广东汕尾血染的十二月六日

二○○五年十二月六日,中国再次发生令人发指的暴行--广东汕尾红海湾东洲坑村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全副武装的武警向徒手请愿的村民们开枪。

综合境外媒体报道:二○○二年,当地政府在红海湾经济开发试验区兴建大型发电厂,强行征用村民的大片山地、田地和白沙湖水面,却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给予合理的补偿和安置,致使东洲大约四万多村民失去赖以为生的立锥之地。所以,自二○○四年开始,村民走上依法维权之路,通过多种方式向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申诉,却一直得不到官方负责任的答复和解决。

更恶劣的是,当地政府还动用了种种手段阻挠村民上访和申诉,拘押维权代表,封锁消息和禁止媒体报道,警告和恐吓愿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使之不敢继续为村民代理。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村民们只能轮流驻守汕尾发电厂门外,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敦促政府尽快回应村民的合法合理诉求,妥善解决村民们的补偿和安置问题。当局却出动上千名警察和武警进行镇压,武警在试图冲散上千示威者的过程中释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造成村民死伤。据路透社十二月七日报道,一名村民透过电话告诉记者:他的兄弟在抗议示威时被击毙。事发时武警向村民发射约二百枚催泪弹,之后开枪射击,至少有十人被打死,尸体就躺在村民的屋子里。他说:“我的双亲与嫂子跪在屋子前,要求政府官员给个说法。”“当局已开始在村子里抓人。”

十二月九日,我上网收集这场血案的资讯时,接到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先生的电话采访。据杨明先生介绍说:他刚刚采访完一位当地村妇,她证实了武警开枪射杀和平示威村民的事实,她的丈夫就是被射杀者之一。据她介绍,起码有十一位村民在冲突中被射杀,三十多人失踪。现在,当局甚至出动了防暴装甲车,东洲已完全被武警封锁。据说,山上有十多名被射杀的示威者尸体,可村民无法接近,更不敢收尸。网路上已经有大量照片显示,死者家属在荷枪实弹的武警面前,焚香下跪,请求认领尸体的场景。同时,一些勇敢的村民自发集结在东洲多个地点,包括开枪扫射村民的发电厂前现场、北门桥头都有大批村民,部分人穿上白衣服或披着白头巾,持香烛,下跪拜祭死者。祭祀者说,他们都是死者的家长,被枪杀的大部分人是村里的年轻人。

截至十二月十四日,村民对法新社记者说,已经有九名村民被捕,其中三人是村民代表,其余是参与抗议行动者。同时,东洲仍驻有二千到三千名武警人员,全天候监视该村,截查所有进出者的身份证。继续搜捕大约一百四十名最活跃的示威者,街上张贴了他们的照片和通缉告示。整个村子笼罩在恐惧中,一些人可能已躲到山中。

张德江上任广东沦为首恶之区

改革开放以来,毗邻香港的广东,以其地理优势和中央的优惠政策,一直引领着全国的改革开放大潮,经济上先富了起来,政治上也属于开明的省份,广东媒体也曾被誉为中国媒体界的改革先锋。然而,自从张德江于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以来,从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在收容所开始,一系列备受国内外瞩目的丑闻接二连三:对《南方周末》和《南风窗》进行管理层大换血,致使优秀的主编、副主编和多名资深记者辞职;整肃《南方都市报》,以经济罪名诬陷优秀新闻人程益中、俞华峰和李英民,制造轰动国内外的新闻冤狱;隐瞒萨斯疫情,致使病毒扩展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一个月内发生两次恶性矿难,导致一百三十九名矿工死亡;出动上千警察镇压太石村维权,逮捕维权人士郭飞雄,甚至雇佣黑社会对艾晓明教授等维权人士进行围追堵截的恐吓和群殴。

现在,面对徒手请愿的村民,广东当局出动全副武装的武警和防暴装甲车进行镇压和射杀,制造了汕尾东洲血案。在胡温政权急遽左转的政治高压政策的纵容下,广东已经由改革先锋沦为全国首恶之区。

东洲惨案不能不让我想起十六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野蛮大屠杀,二○○五年十二月六日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后极权中国的两个血腥的日子!

徒手村民争取的是赖以为生的经济权益,小小东洲被全副武装的武警和防暴装甲车封锁;徒手学子争取的是赖以富民强国的政治权利,偌大北京城被全副武装的军队、坦克和装甲车戒严;民间的诉求和行为合法合理合情,但双双倒在罪恶的子弹之下,六四冤魂还未得到安慰,又有新冤魂仆倒在嗜血的枪口下!

官方媒体对事件的黑箱封锁

东洲血案发生后的整整四天内,官方对血案进行极为严格的新闻封锁,大陆媒体上一片空白;境外记者也无法进入当地采访,面对境外记者们的电话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地方官员们和中央新闻发言人均表示不了解情况。所以,外界根本无法了解血案的真实情况和确切的死亡人数。

直到十二月十日,新华社才首次对外证实六日发生的官民冲突和武警开枪镇压事件。十一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和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同时发表题为《红海湾开发区发生严重违法事件》的报道。同一天,新华社发出的简短报道称:在汕尾警民冲突中下令开枪的官员已被刑事拘留。

官方的报道把血案的主要责任归罪于村民,而把村民被射杀称为处置失当的“误杀”。官方报道说:这次冲突,是由少数人煽动的数百村民对风力发电厂进行打、砸、烧甚至对现场执法公安干警发动暴力袭击的严重违法事件。滋事分子黄希俊等纠集一百七十多名村民,手持大刀、钢叉、木棍、炸药、汽油燃烧瓶、鱼炮(内含炸药和雷管),围攻、袭击风力发电厂主控楼,大量投掷鱼炮和汽油燃烧瓶,导致厂内多处起火,一变压器被炸坏。值勤民警为维护公用设施安全,使用催泪弹驱散闹事人群,现场抓获两名东洲坑村的闹事分子。

关于死伤人数,官方媒体说:当警民对峙时,村民用土制燃烧弹攻击武警,并准备用土制炸弹炸汕尾电厂,警方在鸣枪警告时造成误伤,三人死亡八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

官方公布的“十二.六真相”,不能不让我想起八九年《人民日报》的那篇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二者的诬陷手法完全相同:把民众以和平方式表达合法诉求的活动,定性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的动乱”,结果引致屠杀惨案。

官方媒体报道一出,境外媒体纷纷转载和发表评论,BBC的十二月十一日报导认为,新华社提供的数字与境外媒体通过采访东洲村民提供的数字差别很大,比如:法新社引述当地不愿透露姓名居民的话说,有三十人被警方开枪打死;纽约时报引述当地居民的话说,多达二十人被打死。同时,凡是接受过境外媒体采访的当地村民,无一不指责官方在撒谎。他们一致说:村民没有任何暴力行为,而是武警主动向村民开枪。

更为讽刺的是,在官方新华社公开证实“东洲血案”确实发生之后,截至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二十一点半,我查遍国内各大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全不见这条新华社及《南方日报》的报道。就连在时政新闻上比大陆媒体更具灵活性的《凤凰网》上,也没有任何东洲血案的资讯。在官方没有封锁的境外亲中新闻网站中,只有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网》十一日和十三日有所报导。

中共对东洲血案的封锁之严,也能反映在大陆的民间网站上。哈尔滨毒水危机时,浏览量和点击量较高的《世纪中国》、《猫眼看人》和《关天茶社》等民间论坛中,多少还有些相关资讯和网友评论,但这些网站对东洲血案却没有任何资讯提供,更不要说网友点评,“汕尾”一词在很多国内BBS被设置为敏感词。

网民顽强地表达抗议

尽管严格封锁,网民还是要顽强地表达对东洲血案的关注和对冤魂的哀悼。有网民重贴鲁迅为“三.一八惨案”写的祭文《纪念刘和珍君》,截至十二月十三日,在《猫眼看人》和《世纪中国》中,几个隐讳地关注东洲血案的贴子的点击率已经高达五万点左右,这在民间网站已经是超高的点击率了。有的网友说:“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有的网友写诗悼念,特摘录“猫眼看人”的两位网友感人至深的帖子。

“范学德”网友贴出题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悼诗:

回家的路上,

从关得紧紧的玻璃窗户往外看:不见人影。

天地在寂静死去,但大雪,还在飘。

漫天的白花,飞成无数的花环。

大地,披上了洁白的孝装。

再厚的雪,也掩盖不住大地的真相

大地的深处愤怒在燃烧。

凸起的土包,如孤坟,

不敢哭泣。

冰,如冻干了的泪水

倒挂在树梢。

一大片又一大片的荒草,

枯黄了

它们颤抖着细弱的身体问,

春天,还要等多久?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太远吗?

在众多民间网站的沉默或隐讳表达中,还是有勇敢的民间网站提供有关东洲血案的报道和评述。浏览量有限的《递进民主》和经常打不开的《自由中国论坛》,从十二月六日开始转载了境外媒体对东洲血案的跟踪报道。《中国青年报》的论坛“中青在线”中有“广东汕尾,中国又出王八蛋了”的帖子。

在此,我不能不向不畏官权封锁的勇敢的民间网站致敬!

宣传的粉饰太平与自我标榜

在“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东洲血案,而中共媒体做法却恰恰相反,在严格封杀血案的同时,自我标榜和自我辩护的文章出现在中国各大媒体的醒目位置上: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自我吹嘘报道:《中国人权保护有目共睹,网路成民众表达观点平台》;同一天的新华社发布另一条新闻:中共公安部就即将展开的一项专项督察行动说,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打赢预防特大事故的攻坚战,“宁叫民警掉皮掉肉,不让群众流血流泪”。十二月十一日新华社发表的谴责美国的新闻发言人秦刚的声明:《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借所谓人权问题攻击中国》;十二月十三日新华社发表胡锦涛等高官的亲民秀《胡锦涛江泽民等为灾区人民捐钱捐物》。

大陆媒体上的歌功颂德完全淹没了血案,而境外媒体上的死伤者照片和亲人跪求武警、要求准予收尸的照片,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全副武装的武警向手无寸铁的村民开枪,已经是骇人听闻的屠杀;中共当局又在国内媒体全面封杀血案的资讯,既是对国民知情权和发言权的野蛮剥夺,更是对死于武警枪口下的冤魂们的第二次谋杀。面对这样的双重谋杀,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直击灵魂的悲愤,中共官权的冷酷封锁,冻僵了冤魂的鲜血,窒息了死者亲人们的哀嚎、眼泪和乞求。

胡温亲民变屠民 和谐变血案

胡温上台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挽救政权合法性流失,一直在高喊“亲民路线”与“社会和谐”。是的,官权为民权服务和维护社会和谐,本应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但近年来,在“亲民”、“和谐”的号召下不断发生的,却是官权对民间维权的蛮横镇压,“依法治国”的动听口号沦为“靠枪治国”的残暴现实。

如果只看大陆的官方媒体,中国正在步入小康社会,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多姿,官方发言人自夸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御用智囊们赞为“太平盛世”。然而,在通报危机的内参里、在境外媒体上和互联网上,此起彼伏的底层反抗遍布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激烈的官民冲突也时有发生。

同时,近年来的群体维权事件的频发地区,已经不再局限于贫困的中西部,而使蔓延到富裕地区如广东等地。

据中共官方公布的统计,二○○四年,大陆各地共发生骚乱或严重骚乱七万四千起,比二○○三年的五万八千多起群体抗议事件大幅上升。大规模的官民冲突越来越多,冲突的性质也越来越血腥,其中,重庆市万州区爆发几万民众包围区政府,四川雅安市汉源县爆发的有十万民众参与的大规模官民冲突,都酿成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汉源冲突时中有两名武警和七名农民死亡,四十多人受伤。中国犹如坐在暂时平静的火山口上,全面危机随时都可能突然爆发。

二○○五年以来官民暴力冲突事件

仅就近二○○五年而言,就发生过如下备受国内外舆论关注的大规模的官民暴力冲突:

二月二十六日,深圳市发生逾千员工与几百名防暴警察的警民冲突,警方拘捕四名工人。事件持续三个多小时,直到工厂答应暂缓执行新措施,工人才散去。

四月十一日,浙江东阳县画水村村民众抗议当地化工厂对环境的严重污染而进行群体维权,当地政府出动三千警力对付画水村两万名维权农民,冲突中,警方因寡不敌众而撤离,警车遭翻覆伤毁。

五月三十一日,广东佛山民众因对强制拆迁的不满而进行了持续三个月的维权,官权出动了四千多名军警,包括了一些打手和地痞流氓,还出动了四十多辆推土机,二十多辆挖土机,致使和平维权演变成大规模警民冲突。

六月三日广州郊区的西州福太纺织厂罢工抗议的三千工人遭到警察镇压,二十人被监禁并有人受伤致死。

六月十一日,河北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征地纠纷而坚持维权,最后遭到暴徒血洗,造成六名村民被打死的惨案。

六月十三日,中山市黄圃镇大岑村上千村民,因不满当地卖地所得款项下落不明,认为有官员贪污,连续多天堵路抗议。当局出动近千名武警和公安驱散村民,十多人被捕并有多名村民受伤。

六月十四日,广东东莞塘厦镇大规模警民流血冲突,传八名的士司机在冲突中死亡。

六月十四日,广西省南宁市因官权暴力征地大批民众与现场二千名警员发生冲突,导致抗议民众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多人被捕。

六月二十六日,曾经发生在重庆万洲的大规模官民冲突,在安徽池州再次上演,因警方对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处置不当,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冲突从下午持续到夜间,抗议者在派出所门外燃放爆竹并且向警察投掷石块。

六月二十九日,湖南省衡山县一批公安夜闯民居抓人,将一名怀有六个月身孕的中年妇人暴打致死,事件触发当地逾万民众包围派出所大楼,推翻及焚烧公安车辆泄愤。

七月十五日,浙江省新昌县京新制药厂旁边发生了大规模暴力冲突事件,嵊州市黄泥桥村一万多名村民聚集在制药厂门前抗议药厂污染新昌江,当局出动近千多防爆警察和保安队员前去镇压。愤怒的村民推倒制药厂的围墙,并与警方撕打在一起,冲突中有七名警察和四十多民众受伤。

七月至十月,重庆特钢工人维权与官方压制的斗争在十月七日演变为大规模警民冲突,两位工人代表和八位维权骨干被抓,多人受伤,但工人没有屈服,通宵站马路以示抗议,官方不得不满足工人们的部分要求。

八月至十月,广东番禺区太石村因官权压制村民合法罢免村官而导致官民冲突,当局出动上千警力进行镇压,还动用黑社会人员对维权人士进行围追堵截,帮助村民维权的郭飞雄先生被逮捕,至今仍深陷囹圄。

十一月五日,深圳市发生逾千名基建工程兵及家属为抗议政府逮捕两名维权代表而上街示威事件,示威者包围香蜜湖派出所并一度冲击市政府,深圳警方抽调数百名公安、保安及防暴大队到场,警民之间多次发生冲突。

十一月十六日,辽宁大连甘井子区三千多名原红旗镇社员聚集在红旗街道办事处,抗议非法征地和财产不明,要求公开多年钜额征地款流失内幕、解决养老保险、取暖费等生活问题。当局出动数百名公安、防暴警察、保安和部分警校学员强行驱散示威人群。

十二月六日的汕尾东洲血案,无疑中共官权制造的最为恶劣和严重的流血事件!

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是官民和谐,官民和谐的前提是官权为民权服务,倾听民间呼声、尊重主流民意和保障基本人权。而广东当局在处理东洲冲突上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背道而驰,不听村民呼声、不尊重村民权益、肆意践踏村民人权。

必将加深社会对立与中共总体危机

当下中国的社会公正危机之所以日显加深,一方面,独裁强权主导之下的跛足改革,让普通百姓和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综合代价,不仅是普遍腐败、金融黑洞、公正奇缺、环境破坏和道德沉沦,而且持续增长的巨大债务正在透支着百姓的未来,这些代价的持续积累使民间怨恨日益加深。另一方面,独裁体制下的官权与民权的严重失衡,致使权贵阶层对底层民众的巧取豪夺愈演愈烈且越来越肆无忌惮,二者之间的冲突也就必然越发频繁和强烈。

就当下的社会稳定而言,广东当局的暴行已经给各地官权提供一个非常恶劣的示范,如果中共最高当局不作出严厉处罚,以杜绝此类血案的再次发生,那么,全国各地的官权就将群起而效仿广东当局,势必在各地造成官民之间的更多更激烈的冲突和对抗,甚至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二○○八年北京奥运会的信心。但就目前的处理情况看,仍然是小角色充当替罪羊,只有一名武警军官被刑事拘留,不要说广东大员毫发无损,即便是汕尾市的主要负责人也安然不动。

所以,东洲血案再次证明:中共政权的执政理念和危机处理方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滥用权力和贪得无厌依旧,敌视民意和践踏人权依旧,蔑视生命和野蛮嗜血依旧,黑箱操作和撒谎成性依旧,狂妄肆意和机会主义,不择手段和狡猾阴险……这些恶政恶德是渗透这个政权骨髓的遗传。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性保护和纵容,各级地方政府才能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和榨取百姓,广东当局才敢动用从黑社会围殴到武警射杀的残暴手段来镇压合法的草根维权。如果中共最高当局仍然固守现行制度,不对现行政治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写进宪法的人权就将仍然是一纸空文,类似的暴行和血案还将继续发生,不要说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无从谈起,即便是跛足改革所积累的重重危机也难以解决,甚至连危机的缓解也将变得不可能,久而久之,必将演变成社会的广泛对立和总体危机。

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开放》2006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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