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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赵思乐

野兽按:今天上午在微信公号上整理编辑推送了一篇《热闹的李云迪嫖娼案,被忽略的性工作者权利》,也许是文末的备注警告起了点作用,目前还没被举报404,于是想起了赵思乐的一本书《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在这里推介之。


热闹的李云迪嫖娼案,被忽略的性工作者权利

作者:雨里 赵思乐

2021年10月21日晚,北京朝阳警方在其官方微博账号@平安北京朝阳 上发布了一则通报。通报称,“接群众举报有人在朝阳某小区卖淫嫖娼,对此警方依法展开调查,将卖淫违法人员陈某卉,嫖娼违法人员李某迪查获。”通报还称,他们两人已经供认了违法事实,目前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

这份通报就像一颗炸弹在网上炸开了花,微博上一时间充斥着各种调侃李云迪的段子。有网友说:“可能李云迪只是去一对一教钢琴课,但最近补课抓得太严,为了不露馅儿说成是嫖娼。”

然而,在这波热闹的舆论关注中,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罪化性工作者的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却少有被触及,中国性工作者的权利继续被主流人群忽视。由于严重的边缘化和污名化,性工作者很难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

也许还有人记得,中国曾经有一项叫做“收容教育”的制度。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行政强制措施。它规定,只要经过执法部门裁定,就可以不经法律程序的审判将收教人拘役六个月至两年的时间不等。收容教育制度其实不属于任何一部法律,甚至是违反包括《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在内的一些上位法律的。它也不符合宪法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执行过程中执法者的权力过大且缺乏监督,容易滋生腐败。这项制度因此一直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的质疑,但它在2019年底才在人大会议上被彻底废止。在此之前,它在中国已经被执行了近三十年,受其侵害的性工作者不计其数,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

虽然臭名昭著的收容教育制度现已被废止,在中国,“卖淫嫖娼”仍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当局的持续打击。然而,没有证据显示法律上的禁止和惩罚能够减少、杜绝性交易,或者阻止性工作者从事这项工作。

赵思乐在一篇题为《“处女”和“妓女”之间,没有安全分割线》的文章里写道:“性工作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工作,女性从业者占了绝大多数。她们大多出身底层,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向上流动的资源,要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她们的选择很少。因此,从事性工作其实是社会阶级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所造成的结果。当国家和社会没有对这些不平等作出有力回应的时候,却热衷于对这部分女性进行打击,这无法称之为正义”。

叶海燕也曾说,“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对性工作者的歧视与排斥,不仅是个性道德的问题,还有富者对贫困者、强者对弱者、主流对少数群体那种无法自拔的控制欲望与踩踏欲望”。

“处女”和“妓女”之间,没有安全分割线

2014年6月1日,因嫖娼被抓的演员黄海波被决定收容教育6个月。此事被作为扫黄典型被推送到人们面前的同时,过去不为人所知的收教制度引发了热议,陈有西、袁裕来等法律人士纷纷撰文论证收教制度的违法性。

有记者问:这是一项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制度,为什么社会公众需要关心它?

首先,会被收教的人只是卖淫嫖娼者吗?答案早已给出,在媒体曝光的收容教育案例中,曾被收教者有广州“钉子户”冼耀均、北海“维权代表”覃群辉、邵阳“访民”何玉荣……在中国的现实下,不管原本是一名律师、记者、商人、农民还是普通居民,只要对自己的权利有所坚持,每个人都可能变成“访民”和“维权代表”。国家暴力是一只八爪捕手,捕住你的那一爪不叫做“劳动教养”,是叫做“收容教育”还是“学习训诫”,谁也无法预测。除非所有的非法拘禁都被废除,没有人会得到安全。

不可否认的,被收教对象主要是“卖淫嫖娼人员”,而且多数是性工作者,但这是它能被容忍的理由吗?如果不能意识到,不论身份、职业、性别,任何人不应被非法制度侵害,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精神,也无人可以自免于法治精神缺失所带来的伤害。

收容教育,是一个法治议题、人权议题,更是一个妇女权利议题。最浅显的理由是,性工作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职业,绝大多数的从业者是女性,而收容教育主要针对性工作者,即受害者主要为女性。据《南方都市报》调查,在福建省、江苏一些地区和山东济南等地方收容教育仅针对女性。

性工作高度性别化,并非因为女性比较好逸恶劳或者男性的性需求比较多构成市场,没有证据显示男性性欲比女性旺盛。这一现象或更多来自两方面的交叉影响:一是底层女性阶层流动、上升空间匮乏,底层女性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很少,却往往被加以帮哥哥娶媳妇供弟弟上学的重担,要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她们可做的选择不多,对熟悉性产业者的访谈也证实,性工作者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多孩家庭的女性;二是男性被社会明许默许的性特权,当男性性欲被作为男子气概鼓励,而女性性欲则被作为压抑和讪笑的对象,所谓“需求”差异就应运而生了。

也就是说,性工作的高度性别化本身是社会性别不平等结构的结果,每一名女性都在这个结构中被摩擦向下,做出不同的选择,性工作者是作出了特定选择的一群。因此反对对性工作者的侵害也是反对性别不平等的运动的一部分。然而,国家和社会在没有对性别不平等作出有力回应的同时,却热衷于对这部分女性进行再次打击。

黄海波因嫖娼被决定收容教育6个月,网上骂声一片。许多人认为,嫖娼本是“男人下半身那点事儿”,因此要失去人身自由6个月匪夷所思。匪夷所思是固然,但为什么舆论没有同时说,“女人谋个生那点事儿”同样没有被抓被关的道理呢?有多少人指出性工作者刘某的权利也面临非法侵害?相反,对于刘某,舆论的兴奋点在于她的相貌和曾接受性别“矫正”手术的经历,她不仅被人肉搜索得毫无隐私可言,更在“黄海波真冤”的讪笑中备受折辱。这一切的潜台词是不是在说:你是性工作者,你丢脸你活该,你被伤害你活该?

针对妇女的暴力不会仅限于某一群体

许多女性或许从来没想过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会伤害自己,但暴力从来不可能被限制在某个群体。

“姐妹丢了都不敢报案的,留下姓名电话地址,下次扫黄,抓的就是你!”这是话剧《阴道之道》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一幕《性工作者》中的台词。对性工作者的严打,养出了一批被称为“小姐贼”的人,他们利用性工作者不敢报案的特点,专门蹲守在性工作者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对她们实施抢劫。据性工作者权利人士介绍,在扫黄频繁的北京,此类暴力甚至强奸、失踪、杀害是性工作者面对的主要危险。

“小姐贼”会只对“小姐”构成威胁吗?庞大而忙碌的北京城,每天都有许多女孩因加班、应酬、休闲而夜归,而“小姐”真有100%准确的判别方法吗?针对“好欺负”的女性的暴力氛围一旦形成,“好欺负”的标准只会不断降低和扩大。山东招远血案,受害者即是一名上夜班后在麦当劳休息的女性,暴力的来源被“邪教说”淹没在迷雾中,但暴力的发生难排除针对较弱势的只身女性的因素。

那是不是应该劝说女性不要加班、不要饭局、不要有夜晚的娱乐活动?这样的规范,其实是在要求女性为了别人的过错而惩罚自己,她们要因此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机会、在丰富的都市生活中阉割自己的乐趣。1970年代,欧洲女权主义者曾发起“夺回夜晚”游行,即是基于对女性也有权利享受夜晚的信念,这一运动在90年代末期因“彭婉如被谋杀事件”在台湾得以延烧。

只要无碍于他人的安全,任何人不应因为自己的谋生方式和生活习惯而遭受暴力,不论她是否从事性工作、是否喜欢午夜行走、是否衣着鲜艳露肤。消除暴力的责任,不在潜在受害者,而在社会和国家。但是,通过纵容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在,社会和国家都不仅没有承担起制止和预防暴力的责任,反而成了暴力的培养者和行使者。

国家行使的针对妇女的暴力也不会仅限于性工作者,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生暴力——将妇女的子宫当做生育的资源和机器,进行调控和配额,生还是不生,停育还是绝育,都被视为国家父权的权力范围——这种物化、支配和规训,就如同将性工作者视为有待“教育”的“失足妇女”一样,是国家父权意识的暴力表现。

不论是社会中的暴力还是国家暴力,本就不是针对“性工作”而产生的,而是基于一系列推崇强力、将妇女孩子当做规训和惩罚对象的父权思维。它一旦存在并滋长,就产生对所有女性乃至所有人(被当做孩子)的侵害。

“良家女”和“妓女”的分立是男权社会统治手段

德国神父马丁·尼穆勒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写下一首小诗:“最初他们来抓共产主义者时,我没有站出来,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没有站出来,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来抓工会组织者时,我没有站出来,因为我不是工会的人/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我没有站出来,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他们来抓我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站出来了。”

这首诗被作为抗争的号召广为传颂,但同时,它也深刻地揭示了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异化、分立和隔离来让压迫成为可能的——当你相信受迫害者与你有安全分割线时,你会沉默、会漠视、会不相信危险也在虎视着你,然而,对于歧视和暴力,安全分割线从不存在。

这首小诗也能改成:“最初他们来抓性工作者时,我没有站出来,因为我不是性工作者/他们侮辱性开放者时,我没有站出来,因为我不性开放/他们贬低女权主义者时,我没有站出来,因为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他们嘲笑剩女时,我没有站出来,因为我相信自己能早早嫁掉/后来,他们伤害我时,已经没有女人能为我站出来了。”

男权社会要伤害贬低女人太过容易,开放的可以叫妓女、婊子、破鞋、绿茶婊、小三,不开放的可以叫剩女、老处女、母老虎、黄脸婆……总有一款标签适合你。有人会说,这些标签很多时候是女人加给女人的,没错,女人的相互切割、敌视和攻歼是男权结构得以维持所必需,它们基于分拨给女性的匮乏资源,通过这些标签的异化作用被创造和培养。

“荡妇”和“贞妇”作为两大最典型的对峙阵营被构建出来,使得自认属于任一阵营的女人都将自身的苦难视为另一阵营挤压的结果,而非男权结构之必然——“贞妇”怪罪于“荡妇”的“勾引”而认为丈夫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荡妇”厌恶“贞妇”的道德虚伪而忘记给“贞妇”以压力的正是男权社会的种种教条。

然而,“荡妇”与“贞妇”分割线并不真实存在,一个女人,要作为何种身份,被赞美还是被打击,打击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男权社会的需要,与其自身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我的阴道说”事件中,一向被认为是“良家女”代表团的女大学生,仅因对自己的性自主有所要求和表达,就被用上“不要脸”、“十元鸡”、“婊子”等一般用于“失足女”的攻击;在东莞事件中,经常蒙受污名的性工作者被奉为温柔、善良、弱小、多情的“锁骨观音”;在黄海波嫖娼事件中,刘某因“连累”的知名男人黄海波被抓被关,而被扒光隐私以替黄喊冤;在文革那样将性别规范极端化的社会中,女人可能仅因一件衣服、一个动作甚至一个被刻意解读的眼神,被批斗被伤害被拘禁,而以目前的严打趋势,文革的氛围离我们越来越近。男权与专制互动中的变脸之快,并不是女人靠自我定位、自我规范就可以自清、自保的。

“良家女”和“失足女”、“荡妇”和“贞妇”的区隔,无力于保护女性的安全、维护女性的利益,而在催生彼此的敌视攻歼、方便男权与专制的贬抑打击中才发挥关键作用。这样看来,女性实无自觉运用和维护此类分割的必要性。相反,女性只有彼此联合,让任何一种贬抑和打击女性自主的污名都无法存在,任何异化某个女性群体的企图都被免疫,才有可能让彼此都免于歧视和暴力的威胁。

备注:两位作者的文章经过野兽编辑整理,去除了一些敏感点,但不影响核心观点,有意愿阅读原文的书友们可谷歌。至于审查和要举报的朋友们,请保留基本的良善,记得你家中也有女性亲属。你不希望你的家人和你自己也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吧?


书名: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 作者: 趙思樂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11/01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由,讓書中的女性跨出人生既定道路,成為鎂光燈下面對龐大國家機器的鬥士?甚至留下迥異於男性運動者、令世人難忘的表現?

有人屬於自我覺醒,有人是被迫成長,有人則是順著原本該生長的樣貌而走到命定的位置。她們在各種社會運動中有了與男人的橫衝直撞不同的形象,她們的聲音也因為稀罕而珍貴。

「當你站在當事人的角度,從他的眼睛裡,看見他的悲哀,這種個體被摧毀的命運就難以再被當作一個繁榮背景下的雜音而忽略不計。」──本書作者趙思樂

劉曉波同學、著名學者/艾曉明──

她說自己完全不是一個具有政治家思維的人,她是一個學者、紀錄片導演,她參與運動,關心的只是問題、故事和人。她眼睛裡閃著光,說著:「這是中國人的靈魂,儘管此刻是失魂落魄的……」

懷有作家夢的下崗女工/寇延丁──

她向公安局副局長撂下狠話,自己現在是拿著全世界朋友捐的錢給川震的孩子來治病,「你只要讓我把事情做得下去,我怎麼著都可以委曲求全,要是讓我做不下去,非得讓我碎個瓶子踢個響,我就讓全世界都是玻璃碴子!」

北京市人大公務員、退休大媽包租婆/王荔蕻──

她在現場原本是不必過多露面做事的,然而負責喊口號的人喊一個字拖三下,她對這種節奏忍無可忍,自己拿過擴音器喇叭就喊了起來,中氣十足的高音壓過了上百人的嘈雜。數部攝影機對著她拍攝,記錄下為她這一生帶來最多光榮和苦難的一幕。

過氣網紅、性工作者/葉海燕──

她來到小學門口,舉起一張大紙,上面寫著:「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標語下面還有聯繫電話「12338」,這是全國婦聯官方電話。她的抗爭訴求與社會主流發生前所未有的結合,再一次擊中了整個網路的興奮點。

都市白領、律師妻子/王峭嶺等──

她們背著紅色水桶,桶上用白色膠帶貼出字樣:「和平,支持你」、「全璋,相信你」,並露出得意笑容的照片上傳到社交網路。七零九家屬團的行動透過手機影像散播,這種歡樂風格一發不可收拾,她們的樂觀更讓人心疼她們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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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底層打拼者在摸爬滾打中沒沒無聞度過一生,但在急速變遷的時代裡,有些人的個人特質會突然與時代產生共振,從而脫離既定的人生軌道。本書所描述的從事社會運動的女性,就是此類敘述的典型例子。中國女性向來在社會運動中扮演二線的角色,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由,讓書中的女性跨出人生既定道路,成為鎂光燈下面對龐大國家機器的鬥士?甚至留下迥異於男性運動者、令世人難忘的表現?

本書描寫女性主要為五組人:她們分別是代表八零年代知識分子、劉曉波同屆博士生的艾曉明;以自組川震NGO為開端、懷有作家夢的下崗女工寇延丁;以俠氣集結網路人馬、以行動快閃為號召的包租婆王荔蕻;以驚人作風從網紅跨界社運、並聯結女權NGO的葉海燕;以及以王峭嶺為核心、「七零九大抓捕」中被捕律師們的妻子團。

這些中國女性分別在不同的時間點投身社會運動,有人屬於自我覺醒(如艾曉明、寇延丁),有人是被迫成長(如七零九律師團的妻子們),有人則是順著原本該生長的樣貌而走到命定的位置(如王荔蕻、葉海燕)。透過同樣身為女性的作者之筆,她們在各種社會運動中有了與男人的橫衝直撞不同的形象,她們的聲音也因為稀罕而珍貴。

她們的故事在作者筆下,成為社會運動中最獨特的一頁。「上部:野蠻生長」將每個女性抗爭者的命運和她們所屬的運動路徑都寫到最高點,並引入外界熟知的男性運動者的故事,展現社會運動的全貌並相互對照;「下部:困獸猶鬥」描寫政府打壓各種維權組織與個體,及其後男性角色勢弱與女性角色上升的關係。換句話說,本書即以中國女性在公民覺醒道路上的轉變為觀察重點,橫向記錄五組分屬社會各階層女性的人事變化,並在其所屬時代背景下、綜向爬梳中國三十年來的社會運動從野火之苗、風風火火到被幾近斬草除根的歷史脈絡。

而作者趙思樂在書中是採訪者的角色、但她同時也與書中女性一樣,曾經與公共部門有過交手經驗,因此她的自身經歷很容易與筆下各角色的生命歷程、當下人際網絡串連。本書的報導寫作,一部分可看見記者的近距離採訪、另一部分也能看見作者與受訪者們互動而產生的自省、甚至是改變自我的影響。

本書的開章是以善拍紀錄片的艾曉明正躲避一場追捕開始,最終章也以艾曉明在雪地裡拍攝勞改農場的血淚故事為收尾,對比開場的驚心動魄、收尾在冰天雪地的荒地裡,作者筆下的人物更顯滄桑、而出現在鏡頭裡的故事卻永遠不被遺忘。

特別推薦

◎作者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現狀,帶領讀者直擊中國女性與司法抗爭、展開公民覺醒的漫長征途,其文章多次榮獲「人權新聞獎」肯定。

◎全書以2008年《零八憲章》發布的時間點為分界,上部描寫書中女性人物與中國內部社會運動的緊密連結,下部描述她們的命運因陷入掙扎所做出的應對和成長。

◎本書為報導文學體裁,人物參與的事件有「八九學運」、「四一六運動」、「太陽花運動」、「茉莉花運動」、「雨傘革命」、「七零九大抓捕」等,時空背景橫跨兩岸三地近三十年。

作者簡介

趙思樂

廣州人,畢業於南京大學。長期為港台媒體撰寫中國時政與民間運動相關深度報導及專欄。她持續關注中國女性與抗爭議題,其文章曾五次獲得亞洲區域人權新聞報導的最高榮譽──「人權新聞獎」肯定,並於二○一七年獲得亞洲地區最高新聞獎項——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新聞獎」。


目录

【上部】野蠻生長

第 一 章 知識分子

太石村/八○年代/黑五類/女權主義/社運光譜

第 二 章 法治先鋒

非典型愛情/魚躍龍門/小湯山/平衡

第 三 章 公民社會

元年/下崗女工/NGO裂變/夢想美麗/第三條道路

第 四 章 互聯網運動

一刀兩斷/推特黨/網友出動/盛宴

第 五 章 野蠻生長

原始積累/網路紅人/為小姐服務/十元店


【下部】困獸猶鬥

第 六 章 零八憲章

攤牌/平行時空

第 七 章 茉莉花

秘密樹洞/九月/乍暖還寒

第 八 章 開房找我

海南/野心家

第 九 章 雨傘與太陽花

非暴力/白澗/走出泰山

第 十 章 七○九

黑色星期五/譚嗣同/家屬團/紅桶

第十一章 祭事


书摘

第四章 互聯網運動

推特黨

王荔蕻覺得舒坦,覺得自己終於踏在了一直想走的路上,在找到這條路之前,她已經在荒野裡遊蕩了二十年。

她的遊蕩開始於一九八九年。

學生宣佈絕食抗議後,北京出現過各行各業市民遊行聲援學生的浪潮,許多黨政軍機關都有積極份子打著單位的旗號組織同事參與,王荔蕻就是市人大公務員們的帶頭人。

北京宣佈戒嚴後,她跟同事們下班就騎著自行車去堵軍車,她們掏出自己的工作證,對著士兵們進行馬拉松式的演說:我們是機關幹部,你們跟學生的年紀差不多,你們出來當兵,是為了保衛國家,學生是為了國家有一個更好的前途,為了民主自由,你們不能朝他們開槍……年輕的士兵們面無表情地坐在軍用卡車裡,市民們遞來的水果、餃子都不敢接。

王荔蕻從小就聽慣了父輩們對各種不順心的人和事都用的口頭禪「拉出去斃了」,她能想像打下江山的中共一代領導人可能使用怎樣的手段。

但從小父親也教育她:「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如果人人不為我怎麼辦?」她問父親。

「那就先從你自己做起。」父親回答。

這種正直的共產黨人形象、軍民魚水情的信念,同樣構成著她對中共初代建政者的期待。當時北京街頭烏泱泱的都是支持學生的普通人,王荔蕻相信這就是民心的展現,極端的鎮壓是可以被足夠強大的民心阻止的。

直到槍聲擊碎了信念。部隊大院裡的退休老軍官在院門口破口大罵:媽的,老子們打天下是為了勞苦大眾打天下,你們他媽的現在對老百姓開槍?!

六月四日,王荔蕻去了離天安門最近的復興醫院,蓋著白布的屍體滿地放著,有的長,有的很短,一看就是孩子。

六月五日是週一,王荔蕻騎著自行車去上班,裝甲車還停在長安街上,黑洞洞的槍眼就看著她,她不敢看它。又過兩天,她騎車經過兒童醫院,看見一個屍體躺在街上,他濃眉大眼,眼睛睜得圓圓的,眉毛以上全沒了,腦漿噴了一地,腿上還有一個槍眼,完整得像車床鉉出來的。附近的人說,他拿鐵管裝鞭炮去嚇唬站崗的戒嚴軍人,軍人追出來,遠處一槍打中腿,他被撂倒在地,軍人慢慢走過來,近距離對著眉毛又一槍,腦殼就飛了。

北京市人大的辦公樓在長安街上,槍聲零零落落了一個月,對王荔蕻的清查也持續了差不多的時間,但這是多此一舉,她已經認定“不能再吃共產黨的飯”。她很快辭職,以承包轉租地下室為生。

──

市場化浪潮襲來的時候,許多人紛紛離開體制的港灣到商海裡浮沉,這就是九十年代的「下海潮」。王荔蕻想證明自己離開體制能混得更好,也加入其中,她去山西販過煤,去山東推銷過電力設備,到黑龍江跑過螺紋鋼指標,賣過保險,當過話劇經理,都沒能發成財。

相比那些能成功撈一把的人,她的生意頭腦和身段顯然不夠靈活。那些拉關係的飯局上觥籌交錯,行賄、拿指標、官商勾結不絕於耳,她每每晃神,對著「一切向錢看」的一桌人,她有種時空錯置的疏離感:「我怎麼跟這些人混在一起?」

曾經她也是個文藝青年,初中時最喜歡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和普希金,被那種悲憫人類命運的情懷所打動,到陝北插隊時也想著要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但下鄉又回城,結婚、生子、當公務員。王荔蕻說自己「斷了」,她沒有艾曉明劉曉波的幸運能重返校園,是那種典型的被文革打斷的知青人生。

然而,庸常的生活裡總有些事會猝不及防地出現,提醒著王荔蕻,她心裡還有些放不下的東西。

一九九幾年的一天, 王荔蕻早晨出門鍛煉, 她一出社區就看見,一個盲人拿著盲杖在過馬路,他瘦瘦高高,穿白襯衣,戴著墨鏡,但能看出來長得清秀帥氣。那是一個沒有紅綠燈的路口,過往的車轟轟地開過,沒有要停下來讓一下的意思。

王荔蕻就走上前去,碰了碰盲人的胳膊說:我扶你過馬路。盲人說謝謝。她問:你就一個人啊?他答是。她又問:你幹嘛去啊?他說,我上班。後來王荔蕻就留了點心,每天到那個鐘點,她沒別的事的話就去扶他過馬路。

有一天他們聊了起來,她問,你這個是天生的嗎?盲人說,六四打的。王荔蕻一瞬間心裡胃裡就翻騰起來。

一九八九年,盲人的妻子正大著肚子快要生了,六月三日晚上,他下夜班回到家,發現妻子不在,外面的槍聲已經響起來。他急了,心裡一邊埋怨著妻子,大著肚子去湊什麼熱鬧,萬一被打著怎麼辦?一邊趕緊騎自行車出去找,結果他自行車一出胡同口,一顆子彈就在他鼻樑後飛過,兩顆眼球被准准地貫穿,他瞬間就失去知覺倒在地上。

當時的北京市民用三輪車送了許多傷者去醫院,他就是其中一個。他保住了命,但眼球全部摘除,後來就學了按摩,每天去按摩院上班。

「我覺得我忘了,可是怎麼能忘啊?」她講起這故事時仍忍不住激動起來。王荔蕻後來特地回憶過,她第一次見到他就是在那一年的六月四日。

忘不掉的事擱在心底,王荔蕻仍舊只能在蒼白的生活裡晃蕩,就這樣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她的閨蜜一次見面聊天時提了一句:既然你有些想法情緒沒處說,不妨寫寫博客。什麼是博客?王荔蕻決定先上網看看。

她斷掉的人生就此被互聯網續上。

──

王荔蕻「觸網」時,中國的互聯網時代已經開啟好幾年了。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是在九五世婦會的前一年,但直到九十年代末高校陸續為學生宿舍接通網路服務,互聯網才開始進入公共生活。

最早火起來的是校園網路論壇,即BBS。在學潮之後,中國高校內的自由討論氛圍從未真正被放開,虛擬的BBS迅速被大學生們發現是最可能結識興味相投的同道的地方,當時校園BBS還沒有限制校外網友進入,因此也吸引了許多慕名而來的參與者。

BBS這種發帖跟帖的模式很快從校內火到校外,其中最知名的是天涯社區中的多個網友自行管理的BBS,包括話題面最廣最火爆的「天涯雜談」,思想性較強的「關天茶舍」,以及請來學者和媒體人助陣的「天涯縱橫」。天涯縱橫很快因觸犯審查被關閉,許多用戶轉移到原本曲高和寡的關天茶舍。

最早一批BBS的版主們憑著對言論自由的樸素渴望,最大程度地包容敏感話題。校園BBS中用戶最多的北京大學「一塔湖圖」論壇,就設有公民生活、台海觀察、人權研究等時政板塊。它在二○○四年被官方關閉時,郭玉閃曾策劃抗議,這成為他在公共領域嶄露頭角的行動。隨後校園BBS推行實名制,只允許校內ID登陸,這就是劉曉波曾引援引溫家寶的話抗議的那波整肅。

二○○一年「九一一事件」成為世界級的新聞,關天茶舍上出現《今夜,我是美國人》的公開信,一時激起爭論無數,版主堅持不刪除任何帖子,隨即大量網友湧入圍觀。關天茶舍成為大陸互聯網中討論「九一一事件」最激烈和自由的地方,影響力迅速擴張。

「九一一事件」當時,網路輿論和主流媒體還是兩個平行世界,BBS裡的「拍磚」再怎麼風起雲湧,主流報紙電視也波瀾不驚。但很快兩個世界就發現了彼此,關天茶舍網友「莫之許」從未在新聞媒體上過一天班,但當他從學術期刊編輯跳槽成報紙評論部主任,熱衷網路“拍磚”的他很快成為第一個用網路寫手組建紙媒評論版的人。

隨後活躍網友羅永浩創立牛博網,招徠網友莫之許、媒體人閭丘露薇、學者艾曉明、藝術家艾未未等各色來路者,用類似媒體評論的方式撰寫博客。牛博網在奧運前後達到鼎盛,雖然在奧運之後很快被關閉,但網路打造公共知識份子的能力已然超越傳統媒體。

網路輿論的活躍程度和影響力在間歇性的打壓中迅速竄起,以網友為基礎的線下活動緊接著開始出現。各色沙龍講座最為常見,沙龍後的便飯成為網友聚餐活動的雛形,老虎廟的流民公房則是網友集體行動的雛形之一。

王荔蕻通過互聯網看到了與自己同齡的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博客,她內心震動不已:原來在我渾渾噩噩的時候,是有人在努力、在說話、在做事情的。她帶著自卑嘗試與其中一位通信,不好意思地告訴他,自己曾是他在延安工農兵大學的校友。

王荔蕻知道自己已經來晚了,她努力地學上網,瞪著老花眼,用兩根食指一個一個鍵地敲打著博客。她積極結識網友、關注公共事件。王荔蕻給自己取了個網名,叫「跛行者」──拖著比自己的價值追求短了一大截的知識和技術,一瘸一拐、如饑似渴地蹣跚在驟然展開的網路新世界中。

王荔蕻隱隱約約預感到,網路將帶自己走出安穩沉悶的生活。到二○○八年,政府為舉辦奧運要清理城市時,她覺得自己被推了一把:進入另類「退休生活」的時機到了。王荔蕻收拾掉地下室的出租生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老虎廟打了那個電話。

自從開始公共參與,王荔蕻就像要把過去的時間搶回來似的,一發不可收拾。

為了給流民小張治病,她和老虎廟發起網上募捐,手術費還是湊不夠,兩人就找到艾未未捐助最後的幾萬元;鄧玉嬌案爆發後,王荔蕻和網友到湖北大廈舉牌抗議,這是她第一次跟網名「屠夫」的吳淦合作,也是她第一次被帶到派出所;山東上訪者被截訪人員毆打至重傷,王荔蕻與許志永一同呼籲關注繼而發起募捐,為被打者湊夠了醫療費和律師費。

一時間,王荔蕻無事不與。老虎廟經常當給她潑冷水的人,他總要她冷靜一點,多考量一下再行動,但王荔蕻通常劈頭蓋臉就是一句:「你不幹我幹!」老虎廟只好又老老實實地幫她的忙。他說:「她碰到那種非正義的事情,立刻就是血沖到頭、不能容忍,而且馬上要付諸行動。」

──

王荔蕻積極投入到互聯網運動中的時期,也是有公共關注的網友大量轉戰海外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的時期。網友們已經厭倦貓捉老鼠的遊戲:當局亦步亦趨地關停剛剛活躍起來的國內網路平台,他們又得匆匆趕往下一個集結地。

維權律師滕彪自從與許志永一同創辦陽光憲道後就一直活躍於社會運動,兩人都屬於從法治維權出發,又在NGO領域和互聯網運動中參與甚深的跨界人物。

在一次案件研討會上,滕彪遇上了幾個在國內最早使用推特的網友,他們當場幫他註冊了推特帳號。那是二○○九年五月,推特還沒有被中國的互聯網防火牆封鎖,但滕彪沒覺得推特有什麼特別的好處,沒有馬上開始使用。

兩個月後,新疆維吾爾族與漢族的暴力衝突「七五事件」發生,國內的首個微型博客社交平台「飯否」隨即被關,大量活躍網友轉投中國政府無法控制的境外同類網站推特。「七五事件」之後不到一個月,許志永因公盟稅案被抓,滕彪開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為許志永呼籲,他用了博客、skype群組、群發郵件,甚至手機短信,當然也包括推特。

此時推特官方功能變數名稱已經被防火牆阻擋,但推特的開源特點導致任何人都可以創建通向推特的協力廠商功能變數名稱。滕彪把這些協力廠商比作通向推特的「橋」,一座橋被防火牆阻擋,許多座橋就又建起來,依靠這些橋,滕彪在國內從來沒有翻牆上過推特。

第一次使用之後,滕彪再也沒有離開過推特。他的一切網路需求都逐漸轉移到推特,他通過推特獲取資訊、發佈消息、組織活動,也進行一些日常聯絡。

對中國抗爭者而言,推特最大的優勢是不用擔心被刪帖封號,這使得運動的資訊和人脈得以積累,另一方面,推特的技術特點也讓它與社會運動高度契合。

博客和BBS都採用文章加跟帖的形式,更適合發表時政觀點,而推特的強項是即時性和互動性,一百四十字的長度限制又大大拉平了表達能力的差距。由此網路話語場的思想性減弱,而傳播功能大大增強。發佈者的資訊越快越接近現場,就越容易吸引關注者。因此不同于博客時代成名的主要是評論者,在推特時代大放異彩的則是草根行動者,這種影響力激勵又讓更多人願意投身到運動現場。

推特中文圈相比其它語種更特別的是,一百四十個中文字元能承載的信息量,要幾倍於同等數量的拼音語言字元,時間地點事件等要素都能涵蓋其中,如此一來,傳播效率就更高,更適合運動。

「一個技術有這麼多有利於社會運動的特點,運動的領導者、活躍者們是不可能放過的。」滕彪說。

另外,使用境外社交平台推特,對中國網友來說,天然附有一種帶異議色彩的默契:來推特要說的就是在國內網上不能說的話。在這種默契下,即便「七五事件」後僅一個月,國內版推特「新浪微博」就上線運行, 推特中文圈的使用者也沒有明顯的流失。

滕彪總結,推特中文圈裡關注者眾的國內ID有這幾類:第一類是行動者,包括王荔蕻、吳淦以及滕彪本人等草根行動者和維權律師;第二類是公民記者,但他們與前一類人的界線往往並不分明;第三類是異議藝術家、作家和學者,如艾未未、艾曉明等等。

推特中文圈網友誠然親和於社會運動,但他們不一定從一開始就都具有政治反對意識。然而推特是國際互聯網的一部分,這使得一些早已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如八九學生領袖王丹、吾爾開希,以及在國內早已邊緣化的政治犯,如九十年代組党刑滿釋放的胡石根等,都能活躍於推特。

這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國內與國外、社運與反對之間的界線。據滕彪觀察,國內網友一開始聽到政治反對話語可能會感到有風險,但隨著互動增多,不少網友因此脫敏,然後社會運動者和政治反對者會逐漸相互影響,甚至線上下活動中出現重疊。

王荔蕻上網之後才瞭解到九十年代異議者們的組黨行動,她有時會想:如果當年就認識他們,也許我就跟著他們一起幹了。在1989年看見滿布屍體的醫院時,王荔蕻就跟同事說過「上山打遊擊去」一類的話,在官方宣傳中,中共就是從上山打遊擊開始奪取政權的。王荔蕻笑言當年是「沒找到組織」。

如今,她在推特上找到了一大撥人,後來成為王荔蕻在行動中的重要幫手的網友「天天海豚」就是其中一個。

二十多歲的天天海豚是為了自家的拆遷案件開始上推特的。中國的土地在法律意義上都屬於國有土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和豐厚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廉價回收民眾的居住地和耕地,再變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大面積拆遷的經常被比作英國工業革命前期的圈地運動,只是這次的掠奪者不是資本家而是國家。

中國的拆遷受害者,可以說是整個國家發展紅利的輸送者和被剝奪者,普遍的強制拆遷更導致國家暴力集中作用於這個群體。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無法默默接受不公,就加入到民間的各色運動中,他們有的是希望自己的損失能得以補償,有的則最終融入到推動體制轉變的理想主義的群體裡。

天天海豚在推特上注意到有個大姐經常去給訪民發饅頭和舊衣物,當時在推特上活躍的行動者都比較年輕,像王荔蕻這樣的「五零後」很少,天天海豚自然就產生了一點好奇。一次她又看到這個大姐在推特上召集網友跟愛滋病維權者田喜一起吃飯,這算是一個表達支持又有反歧視意味的聯誼活動,天天海豚覺得挺有意思就去參加,後來她又參加了王荔蕻召集的跟王靜梅一起吃飯的活動。一來二往,天天海豚與王荔蕻就成了忘年好友。

除了行動者之間的彼此發現,王荔蕻通過推特與艾曉明、艾未未、滕彪等中國知名的自由派意見領袖有了互動,這些人後來都對她的行動有所助力。

那是推特中文圈的黃金歲月,推友們的交往很快從線上延伸到線下。艾未未到各地出差都召集推友飯局,隨即帶動起同城推友聚餐的風潮。人們語帶調侃地把這些聚餐叫做「飯醉」,「飯醉」友誼很自然地又發展出種種小規模行動。推特中文圈內部在很短時間裡就發展出一種共同體的情感,以及行動主義的氛圍,推友們不時會自稱為「推特黨」。


赵思乐:抗争书写者,需要站在运动的内外之间

运动的内外分界并不明确,而是一个模糊而狭窄的空间,需要每个报导者时刻以反思的眼光调控自己的位置。

2016-11-01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和第二篇中,我曾写到:“抗争报导”不仅仅是记录抗争的新闻文字,其本身就是对极权现实的抗争。因此,报导者需要坦诚自己的反极权价值立场,并基于这种立场分别去跟自己的报导对象和读者建立联结。如此一来,抗争报导者就成为运动者与公众间的桥梁,站在了运动的内外之间。

然而,运动的内外分界并不明确,而是一个模糊而狭窄的空间,需要每个报导者时刻以反思的眼光调控自己的位置。

若离运动远了,在政治环境越来越严峻、运动越来越地下化的现实中,报导者很容易被排除出运动的“信息内圈”,从而失去观察运动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2003年到2011、12年,记录民间运动的记者和公民记者很多,而打压愈发频繁之后,能书写抗争题材的报导者,一只手就能数完。

但若离运动太近,事实呈现和批判眼光,容易被同情和认可带偏,这份记录就会失去成为公众窗口和历史切片的可能性,变成又一篇宣传文,偏离了抗争报导的初衷。

因此,书写抗争报导,是一项极为压抑的工作。书写者在观察、提问、写作的每一环节,都像走钢丝一样,不断觉察和调整自己的思维和状态,保持平衡,避免被共情淹没,或被运动甩出局。

说到走钢丝,如果看过高空行走艺术家 Philippe Petit 的传记电影《云中行走》(The Walk),不难发现,走钢丝需要的远远不只是专注和天分,更是关于平衡的一系列计算,风力、自重、螺丝数量、钢丝材质等等,还有旷日持久的练习和反复失败。

写作的平衡虽然没有公式可以算,但也是精密的技术活,尤其对于抗争报导这样充满变量和两难的题材来说。以下是我自己在成功或失败的反复实践中,积累下的一些关于写作位置的想法。

成为“同路人”

从接触报导对象开始,报导者的确需要让对方感受到她是“同路人”。这种关系,比传统新闻记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信要强许多。传统新闻中,受访者一般只需相信记者会如实报导。而在抗争报导中,运动者需要确信自己的谈话对象不是警方的线人,还至少要在某程度上相信报导者即使被警方羁押和威胁,都不会供出自己的身份和行动计划。最后,运动者还要相信报导者有经验和能力,对采访素材和成文报导做专业的安全处理。

这种信任的建立,需要报导者的着意努力。而抗争报导者与运动者在反极权的大立场上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确是“同路人”。

即便如此,要建立“同路人”的信任并非易事。除了真诚,报导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报导者的“信誉积累”:比如有参与运动的履历;曾写过有风险的报导,但没有给受访者带来危险;或有抗争圈子中的资深人士愿意为其可靠性背书,等等。

因此,有意尝试抗争报导的人,或许需要从风险系数较低,或自己人际圈子可达的运动开始。这既是积累信誉,也是探索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角色分离,尽量降低影响

既然成了运动的“同路人”,报导者很自然地会被期待对运动有额外贡献,尤其在传播方面。类似的要求很难全然拒绝,毕竟“闲人”是很难留在运动的现场和核心信息圈的。面对这种情形,我一般会采用两种方法来处理:影响最小化和角色分离。

先说“影响最小化”:当我被要求协助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时,我会尽量用运动本来的方式去完成。

比如,在跟访“709案”家属团时,我陪同家属们去天津检察院现场举牌后,她们驱车赶回北京,又希望现场发生的事能尽早传播,于是她们问留在天津酒店里的我能否替她们写当天的情况说明。于是我模仿家属的操作方式,写了一个简短的说明,用匿名的方式通过她们常用的渠道发布,而没有使用自己作为职业撰稿者的名字或熟悉的媒体平台。这样除了说明文字早了一两个小时出现以外(当然,不能否认这也是一种影响),对运动本身具有的资源和影响力没有带来多少改变。

“影响最小化”的操作方式,仅适用于作为报导者身处运动当中。但报导者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完成报导工作以后,我有可能会转变为运动的参与者,但身份流变之后,就自觉不再回到该运动报导者的角色上。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在保持报导独立性的同时,保持自己留在运动信息圈中的方式。

“角色分离”的原则,适用于报导对象期待报导者为运动做贡献的时候。比如,我在做占中波及的公益人寇延丁的人物报导时,她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我能参与推广她当时在做的“128天耐力行走”,这当然蕴含着正面评价的期待。

这种情形中,我不得不拒绝一些期待。我会跟采访对象沟通自己能做到的程度,比如先写一篇专栏或转发一些微信朋友圈,报导之后再看是否能参与更多。同时,我会用不同的文章、平台或笔名完成这种更“参与”的角色。

“角色分离”有点像在一个场景中将自己分离成两个人,一个作为运动的参与者,一个作为报导者,两个人要尽量不同的空间和文本中活动,前者是为了保障后者的独立性而存在的,但前者太强难免干扰后者,因此要尽力限缩前者的活动范围。

适时的“距离提醒”

在抗争报导的采访过程中,报导者与采访对象在高压的运动中紧密相处,又经常被作为倾诉对象。运动者很自然地会对报导者建立越来越多的情感联结,以至于他或她会展现出越来越多原本不愿意公开的信息。

这对于报导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她既需要、想要知道这些信息,伦理上又不应该让对方在误解中透露这些。于是,及时恰当地做“距离提醒”就成为必需。

在“709”家属团的采访过程中,由于长时间与家属团的中心人物、被捕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相处,我会看见她因其他家属的误解而感到失望和抱怨。这个时候,若仅作为朋友,我应该尽量让她倾诉,并肯定她感受的合理性。但作为报导者,我的选择是在倾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告诉她:我在采访中经常会看到运动中复杂的一面,比如运动者间的信任并非理所当然,很多当事人会希望我只报导运动美好的一面,但我认为,向公众展现运动的复杂性也是报导者的责任。

我的“坦白”在提醒王峭岭:我是一个报导者,她跟我的对话默认是“on the record”的。这个时候,王峭岭就能调整她的期待,并及时告诉我哪些内容她希望“off the record”,我也能趁此机会,跟她谈我打算如何呈现运动的复杂性,使之能有助于公众更立体真实地理解运动,而非流于对运动内部矛盾的“爆料”。

“距离提醒”在我看来是最考验抗争报导者功力的技术,我也曾不止一次因没有控制好情感距离,而与采访对象发展出过于亲密的关系,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向编辑说明自己丧失了独立资格,不得不终止这个题目的写作。放弃,有时是专业操守的最后一道防线。

批判性眼光

距离失控除了会导致信息获取的伦理问题,更深刻的可能是让报导者失去“批判性眼光”。说到批判,当然涉及立场和参照系,对于抗争报导者,参照系就是她秉持的“价值篮子”(这个概念在“书写抗争”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中有详细介绍)。报导者若对运动或运动中的人产生基于情感的认同,自然就会或多或少地失去理性批判的能力和可信度。

但是,拥有“批判性眼光”,并不等同于报导者能在新闻中直接写出自己的评判,相反,她仅仅是应向读者呈现运动可供评判的事实,由读者自行判断,而不是将自己的结论扔在读者面前。

在我去年的作品《寇延丁:128天炼狱,100公里的救赎》的原稿中,我虽然始终带着“批判性眼光”观察她的“128天耐力行走”。但由于我自己对她坚持的“避免触怒官方的温和建设”的有效性持保留意见,我在文章中着意加入了他人对寇延丁的行动认为“意义有限”的评论。

回看这篇文章,我会觉得自己虽然没有直接写出主观意见,但仍然是过于“有态度”地呈现。更好的做法应该是,用更多事实描述来代替直接评论,让读者自行做出对运动有效性的理解。事实上后来文章发表时,编辑也较多删去了他人评论的部分,这是相当有见地的修改。

安全伦理的考量

在中国大陆抗争风险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很多人会对公开报导是否会对运动安全造成负面影响提出担忧。报导者作为运动在反压迫立场上的“同路人”,在公开报导的同时,尽量保障运动的安全,确是重要的能力和责任。

在我的经验里,关于安全的考量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是对真实安全风险的判断;二是考虑运动者对安全的心理需求。

关于真实的安全风险,有两条安全防线可供参考:一条是运动者已自行公开的信息,一条是与运动直接对垒的当局已经知道的信息。

第一条防线很容易理解,大多数关于打压和行动的信息,运动者出于制造舆论的需要,已经自行公开,只是没有经过专业写作者的处理和正式的媒体发表,难以被公众获取和理解。报导中使用这一类信息,是没问题的。

第二条防线,涉及到报导者在采访中观察和了解到的运动信息:比如抗争怎么组织和形成,抗争中使用的手段和技巧是什么。造成读者和受访者担忧的,往往是这一类信息。我个人的考量标准是:这些信息是否是与运动者直接博弈的警方已经知道的?

例如,在温州抗拆十字架的报导《十字架之战》中,我写到抗争者大量购买强光手电筒,在官方聘请的强拆者深夜爬上教堂顶端时,照射他们眼睛,成功抵抗过强拆攻势。这自然是强拆者已经知道的信息。与之类似,同一文章中还写到一间教堂将遭遇强拆时,会动员附近教堂的信众都参与守护,这也是官方已知的情况,我采访时,官方已经动用过多种手段阻止外堂信众的参与。因此,报导这类信息不会对运动造成更多泄密,但会增进公众对运动的了解。

对于直接对垒方仍不知道的运动策划信息,我基本不会在报导中使用,如果确需使用,则会用匿名或模糊化处理,使之不造成安全问题,并向运动者再次确认同意。

另外一类考量——“运动者对安全的心理需求”则是指类似这样的情况:曾有一名受访者希望我不要在报导称他为“维权人士”或“人权捍卫者”,担心会增加安全风险。但我若不这样介绍他,普通读者很难立刻理解他的身份和角色。

这时,我就需要详细地与他探讨:用这样的称谓是否真的会对他造成额外的危险。例如,我会提出,根据大量的案例,官方并非根据一篇报导中如何称呼一个人,来决定对他打压的程度,而是根据当下的管制政策、他的具体行为,以及奉命关注他的警察所提供的信息等等。因此报导中的称呼,往往不会带来风险的升级,相反,打压发生前公众对他有一定的认知度,会增加官方对打压时的考量和压力。

这样的沟通之后,如果他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我就会接受他的要求,并当即与他一同决定要如何在文章中描述他的身份。例如,描述可能会改成“长期关注某议题的人士某某”,或出现他时使用化名。毕竟,一个问题,到底是真实的安全风险,还是过度想象的风险,往往不能精确计算的。若真的发生危险,将面对压迫的,是他而不是我。

抗争书写的历史意义

或许会有人问,考量再多也难以万无一失,那为何不先保持沉默,等待可以说的一天?

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因为运动要获得公众支持及舆论保护,若仅靠宣传,效果非常有限,需要有更多人对运动和运动者产生基于了解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另一方面,尽管很多人会说“等到中国民主了,我就写回忆录”等等,但若看看二战和东欧等经典极权题材,不难发现,可供了解研究的文本之少,与历史之重大相比,简直难以理喻。在黑暗时期结束之后,能写出抗争回忆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在经历过惊心动魄后,都难以回首其中复杂与痛苦。何况,回忆也经常会根据结果被改写。因此,在压迫和抗争正在发生的当下,抗争的书写者努力留下的片段记录,有可能就会成为后来人理解这段历史的珍稀文本。

(赵思乐,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2015人权新闻奖得主)

赵思乐:非虚构,必需写在自由的纸上——关于她们的征途

11/04/2017

默默低调了大半年。做了一件事。

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

大概一年前,我把自己的近两年的长报道持捋成一个集子,寄给了一位台湾的出版社编辑。这位编辑出版过台湾版的何伟的《中国三部曲》,还有欧逸文的《野心时代》,简单来说就是近年来最出色的关于中国的非虚构作品。

他在中国出生,后来到台湾发展自己的出版事业名叫富察,出版社的名字与他的民族有关,叫做八旗。

富察很快回复了我的邮件,约我在台北面谈。我心里想:八九不离十了吧。

结果,见了面,他先是狠狠地赞美了一番我的文字。然后……要求我【全部重写】

富察说,
他相信只要我拿出更大的勇气挑战自己,我能写出代表中文尖峰水平的非虚构写作。可以与何伟、欧逸文放在一起对比讨论。也能够打动更广泛的读者。

高帽大焉,我就去做了。

在我从第一个字开始重写过去六年我所经历、见证、书写过的中国运动故事的同时,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这个概念开始红火起来。出现了一批相关公号,其中核心者似乎是过去的媒体特稿记者。

曾经的新闻理想,似乎从传统媒体流浪到公号,从深度报道/调查报道,流进了重重细节包裹的“故事”中。

这个现象一度让我非常疑惑:新闻理想之所以从传统媒体被流放,除了所谓“纸媒式微”,难道不是因为那只“房间里的大象”?流浪到看似自由但审查依旧甚至更无孔不入的微信公号,就真的能够存活甚至变现吗?

非虚构,就是挟真实的故事的意思。

在审查之下,用再多动人的笔触包裏,真的可以将现实的狰狞,温和化到能够被“大象”容忍,或者直接避而不谈吗?

“非虚构写作”的天然使命,难道不是展現出小人物的命运悲欢,其实是大结构压迫下的脆弱和顽强 吗?

建道不是故事写得越深,批判性就越强吗?

难道是我对“非虚約写作”有什么误解?

后来,这个问题好像不需要再纠结。在我花半年时间重写又修改书稿,书籍行将在台湾出版之际。中国最知名的一个非虚构写作实验公号,解散了。

断言似早,但我选择了这个信念:

非虚构,必需写在自由的纸上。

没有批判性的深刻是不存在的。

说回我的书,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叫做《她们的征途》,11月1日在台湾和香港上市了。


一位从事出版的朋友告诉我,我要学会用一句话说清楚这本书讲了什么。

这句话大概是:

这是一本非虚构的故事书,讲的是中国女性抗争者笑、泪、痛、爱的成长故事,又通过她们的故事, 透视中国近十五年来复杂跌宕的社会运动,如何兴起,又如何落败。

我选了五组女性抗争者,分别代表中国五条民间运动路径:异议知识份子运动、法制维权运动、公民社会建设、互联网运动、草根行动。

《她们的征途》一书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名叫“野蛮生长”,共五章,每一章就对应一条路径。

五条路径的主角分别是:艾晓明、以王峭岭为代表的律师妻子们、寇延丁、王荔蕻、叶海燕。对非常熟悉我的作品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些主角我都写过人物稿,认为内容可能雷同。我要郑重地说:【完全不是】过往的文章加起来不过6、7万字、这本书总共约20万字。

我在之前的人物故事的基础上主要做了两种工作:向上拓展和向下挖掘

向上拓展是指,将这些女性人物放回中国的大时代变迁背景中,用运动的脉络和光谱还原出她们的运动生命所处的环境。许多知名的男性英豪于是充任她们的配角,共同构成运动的星河。

比如说,知识份子的章节里,有一节“社运光谱”,梳理中国社会运动从最激进到最温和的异同,介绍关键冲突事件,也展现女性参与者在其中的位置和生存之道;公民社会的故事里有一节“NGO裂变”,讲述不同位置的NGO如何相互评判敏感度,然后选择不同的合作策略。

向下挖掘比较容易概括,就是人性的细致复杂。比如恋人的感情如何在打压中“奇葩”地建构;比如高压下的家庭暴力如何爆发和缓和;比如一个母亲在投身运动前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沟通;比如姊妹淘如何聊着美容和微整形度过苦难;还有一个女人野心毕露时的神采……都在故事中,看了就知道。

相比于上半部是曲折上升,下半部是急促的。每一个章节名:o八xz、莱莉花、开房找我、七*零*九、祭事,都是一条路径的坠落。下部的标题是:困兽犹斗——有人们在极端处境下的状态和故事,也有对当局如何一步步实现全面打压和控制的手段梳理。

我自己的故事也穿进了下部中:一个90后年轻人,个人的命运如何意外地与这些运动和打压一再交集,一步步被推到抗争书写者的位置上——仅以此作为中国青年一代如何与过去十多年的民间运动发生化学作用的侧影。


最初要求我加入大结构和时代视野重写全书的富察,在出版当日写了这样一段评语:

我的高帽子法再次有效,魔术般成真,让那些单一的文章变成了《她们的征途》。她的第一本书,还 不到三十岁。她行走社运的江湖里,就像东邪西毒里的林青霞,已经娴熟老道。然而,非虚构写作却 也是一次就上手,架构之漂亮,俨然是多年老妖了。

是不是东邪西毒,还是请同样老妖的读者们来评价吧。

接下来会有人问:怎么能看到呢?

是…本在港台出版的书,对大陆读者是非常受限的。但中文世界里,也就那么个地方还有自由的纸了…

如果电子版能轻易索取到,大概就再也没有台湾出版社愿意冒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风险出版这类作品了…所以也请不要为难我,别问我要电子版。

目前,大陆读者要看到书只有两种方法:
一、自己到香港或台湾买;
二、请朋友到香港和台湾代买。
听说某宝有些代购书店,可以试试,但不确定能不能寄进来。
可能有人担心带不过海关,只能说,应该没事,书的封面可以整个拆下来,拆掉后没有任何文字在书 皮。
如图…不知道出版社是无心插柳还是专门考量

也请不要要求我代购……我不想“非法经营”,这大概是我保障自己安全的底线了。

在这个时代,我没有办法,把这些故事直接送到你面前。我已经走了九十九里路,只能请你走最后那一里……很抱歉。如果那一里的距离真的无法跨越,只能说一句有缘无份。

PS,八旗出版社有很残酷的规则,新书出版一年后,如果有滞销的库存,会被【销毁】,也就是在书店的存货卖完就买不到了。关于中国的严肃题材,其实在港台是非常小众的,滞销的可能性也不小,所以……嗯,把握时间。

以前我曾陪日本民间团体探访在中国的二战性暴力幸存女性,得知日本经常有邀请二战性暴力幸存者讲述自己遭遇的活动,被称作“见证会”。

见证会的意思是,

每一个听到这些故事的人,都会成为新的证人。

让苦难、罪行和勇敢都不至于消失在风中。

如今,对抗争者而言,无疑是黑暗的时代。

曾经建立的被毁灭,勇敢美好的被遮蔽。

你愿意来当ー次见证人吗?

别让她们的故事淹没在黑暗中。

关于我是谁……

不好意思又要列这串衔…为了卖书就原谅我吧…


人权新闻奖得主,五次

亚洲地区最高新闻奖项,

亚洲出版协会卓越新闻奖得主

90后女生;社会运动者;女权主义者

中国社运与时政自由撰稿人

现在可以加:非虚构写作者

BTW,我叫赵思乐,能翻墙的活可以在FB搜繁休「趙思樂」然后追踪我,或twitter @longlivebelief

十字架之战:为什么温州盛产教堂“钉子户”?

温州历史上曾多次遭遇“灭教”,但教会活动仍然生生不息。今年,拆除十字架的行动在这里再次遭遇了最为坚决的抵抗。

特约撰稿人 赵思乐 发自温州

2015-09-02

8月16日晚,近百名基督教牧师丶传道人和教会长老聚集在一个村庄教堂的小集会室里,他们都是来自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各牧区抗拆十字架的骨干。平日在讲坛上滔滔不绝的他们,今天静静地坐在讲坛下,听同为基督徒的北京新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凯的讲座。

讲座开始前,一位牧师带领众人祈祷上帝通过张凯将法律知识传授给他们,帮助他们守护十字架。而张凯开讲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我站在这里,与其说是分享法律,不如说是分享策略和方法。”

从去年开始,浙江省当局推进了数波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行动,据浙江省基督教协会统计,已被拆十字架的教堂有1200馀座。

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基督教的历史有150年,基督徒人数占总人口约10%,为全国之最。在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这座城市曾多次遭遇“消灭宗教”的打压,但教会活动仍然生生不息。2014年至今,拆除十字架的行动在这里遭遇了最为坚决的抵抗,其中又以平阳和苍南两座县城的抵抗最为激烈。除了“肉身守堂”的传统招式,法律维权丶舆论关注等新元素也成了温州基督徒守护十字架的新武器。据教会长老郑大同估计,抵抗至今,温州仅有15%-20%的教堂被拔下十字架。

以法律手段“反守为攻”

“今天温州面临这样的逼迫,我相信有神更大的旨意在里面,完成了这场考试,温州的教会才能承担起带领中国教会的使命,才能称得上是中国的耶路撒冷。”讲座中的张凯不时踮起脚跟,声音高了一个八度。

张凯从事宗教维权案件已有十年,他鼓励温州教会采取法律手段“反守为攻”:“如果像你们这样一个镇有十几个教会丶一个村有三个教堂的地方,都抵抗不住一个拆十字架事件,那怎麽能指望那些大山里的教会丶那些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堂的地方能抵抗得住呢?”

张凯的演讲结束後,组织活动的年轻传道人王寻助(化名)在大萤幕上打出了自己拟定的供讨论问题:“如何使十字架成为一场运动”丶“如何看待/处理与‘两会’的关系”丶“教会如何应对‘五进五化’的侵入”等等。(注:基督教“两会”即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会,为政府下辖的管理基督教的团体。“五进五化”即“宗教本地化”丶“管理规范化”丶“教义适应化”等,为“基督教中国化”的具体政策简称。)

会场喧闹成一片。各个牧区围成一圈商讨策略,但他们都面临种种掣肘:有的教会有多人曾被拘留,仍处於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状态;有的教会,教堂在法律意义上确实没有完备的手续;有的教会中企业家较多,政府以干扰厂房相胁,他们想退下抗争火线;有的教会已经守堂逾一整年,身心俱疲……他们纷纷拉住张凯,要求出谋划策。

讨论和问答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许多教会成员对法律维权的作用和方法仍不甚明了,但基本上都受到了积极抗争的情绪感染。“对张凯律师的思路我是很认同的,我们已经跟他签了代理。”参加聚会的高沙村圣爱堂的张崇助牧师说,“有没有用就要看接下来的发展了,各种方法都要试试,我们现在也是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麽做。”

执行“反守为攻”思路最彻底的,大概是温州鹿城区下岭教堂。

2014年12月2日,下岭教堂收到了最後通牒——立刻腾空教堂,即将强制拆除十字架。此前官方曾多次口头明示,拆了十字架就能保住教堂。

“11点钟接到公告,下午两点钟就看到张凯说来温州了,”下岭堂的传道人陈宗义(化名)说,“我们晚上召集开会,大家说已经到这个形势了,只能请律师商量商量看。”

张凯来了,听完了下岭堂的种种情况,他设计出一整套维权方案,向教会全体工作人员作了解释说明,也明言整体执行需要30万到50万元人民币费用。教会同意了他的方案,说即使借钱也要维权。

一周後,下岭堂出现了11个律师,他们合作提起了四项诉讼——要求政府赔偿因企图强拆十字架损毁的教堂台阶;政府无故断教堂水电行政违法;对政府的拆除违建公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各政府部门对拆除行为进行资讯公开。

律师们的诉讼反击引起了鹿城区政府的震撼,政府随即与下岭堂展开了长达数周的谈判,最後双方停滞在一种默契状态:你别追着告我,我也不去拆你。相安无事已有半年。

下岭堂的成功案例让张凯在浙江一战成名,到2015年8月中旬,已有近百教会与他确定了委托代理关系。

8月16日的聚会散去,已是夜里11点多,张凯在长期定点驻扎的下岭教堂,坐在高高的台阶上喝八宝粥,守堂信徒们的鼾声在他身边此起彼伏。在温州,教堂总是村镇里最高大堂皇的建筑。这座村教堂有近50米高,旁边的副楼也有五层,这仅是一个中型的教会,有七八百登记信徒。

9天後的深夜,张凯在下岭堂被十多名警察翻墙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有约十名与张凯有密切合作的神职人员,其中包括上述的圣爱堂张崇助牧师,到发稿时被带走的人数仍在上升。

“我们既震惊但也在预料之中,既愤怒但也可怜那些无知之人。”传道人王寻助说:“我们随时做好准备,该来的总会来的,随时恭候!”

截至发稿时,张凯的合夥人杨兴权律师已通过温州市公安局确认,张凯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实施“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六个月”的强制措施,办案部门为温州市公安局。

以法律手段“反守为攻”的战略,至此遭遇重创。

“把他们偷十字架的过程拍下来”

8月底的一天上午,烈日当空,数百信徒围绕着平阳县明里(化名)教堂,一致地仰着头,望向同一个焦点——两片薄木板垂直钉起,刷上红漆,正在被竖立在这座乡村小教堂光秃秃的顶端——那就是他们第三次立起的新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众罪都洗清洁/惟靠耶稣宝血……”不知道是谁的带头,信徒们一同唱起了这首名叫《十字架》的赞美歌,一遍又一遍。这首偏居赞美歌本一隅丶过去很少被唱到的短歌,在最近一年成了各个抗拆教会每逢聚会必唱的歌。

明里教堂五天前才刚刚重立过十字架,当晚就被偷偷拆除。教堂自己装设的监控设备也被一并拆除带走,拒绝归还。

这座教堂是所在牧区几乎最小的教堂,此次参加重立仪式的信徒并非都来自本堂,而多是由牧区的其他教会组织前来。就在前一天晚上,该牧区的十几名各教会骨干聚在一起,商议这次重立仪式:包车接送丶时间流程丶诗班献诗丶讲道内容丶拍摄後勤……他们还吸取上次的教训,准备安排信徒守堂:不是为了保十字架,而是为了保监控设备。

“十字架拆了就再重立,但要把他们偷十字架的过程拍下来,拿去告他们。”明里教会的长老说。

讨论完明里教堂的重立仪式,牧区骨干们开始交流各教堂的抗拆进展:他们一同提起的行政复议,有的被接收有的被退回;监控设备要买什麽清晰度,装在哪里才不容易被拆走;某个教堂的楼披满了抗议条幅,反而获得周边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各教堂是否守堂,守堂的气氛和人力如何;人力不足时要支帐篷,让当局难辨虚实;通往十字架的楼道门焊死,准备好遇到强拆时要怎样敲锣;遇到政府的探子怎麽应对……

这些教会在去年都还不愿意接受采访,而如今开策略会议都不避讳记者在场。这个牧区的多数教会都与张凯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这里的抗争需要外界的关注和支持。”一名牧区长老说。

8月中旬,一封《重立十架倡议书》在浙江基督教群体里广泛流传,信中倡议:“浙江天主教会丶基督教会都必须迅速丶高效地重立十字架。秉持温和丶非暴力丶不合作的原则,为了神圣的信仰,实施这一行动……从即日起,至2015年9月14日(‘圣十架日’)止,完成重立十字架工作。”对教会来说,“重立十字架”从宗教性和行动方式上都是可以接受的。据信徒估计,平阳县目前约有四分之一被拆除十字架的教堂都完成了“重立”,其中有数个教堂重立了多次。多个教会骨干都认为,温州教会的抗争将进入“重立阶段”。

“钉子户”教堂的联动攻防战

平阳县的各教会之间的密切联动,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多种抗拆手段的熟练使用和不断完善,也不是一日之功。这样的演练,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主要的演练场,是七座位处S230省道和G104国道沿线的教堂。

去年4月,平阳县约有40座教堂接到了拆除违建的通知,一些教堂的十字架被陆续成功拆除,也有一些教堂坚决抵抗,成了“钉子户”,他们包括:显桥堂丶曾山堂丶救恩堂丶桃源堂丶上周堂丶光明堂和垂杨堂。

这七座“钉子户”教堂动员和吸引了所在牧区丶周边牧区甚至邻县苍南的信徒,日夜守护十字架。苍南县牧师朱夸义(化名)回忆,当时牧区里每天会安排哪几个教会要出人去守哪一个教堂,并有中巴车接送。当时的联动虽较为松散,亦基本保证了每座教堂每天至少有近百人守护。

然而政府方面也迅速出手遏制这种互助网路。多名骨干都表示他们教会的信徒曾受到过基层官员压力和威胁,要求不要参与守护。许多信徒,尤其是小工厂主丶小商人和公务员背景的信徒,因此退出了联动守护。与此同时,政府的拆除行动一次次变得更大规模丶更出人意料丶部署更严密,七教堂中的六个,在这样一次次的攻防战中陆续“失守”。

显桥堂是这六个教堂中最後一个失守的。

2014年10月10日下午3丶4点钟,正是交班时间,教堂里仅有三四十名守护信徒,警察从显桥堂背靠的山丘绕进教堂,迅速将信徒们控制在教堂门外,动用消防云梯拆除了教堂顶端的十字架。根据事後信徒拾获的政府方面的现场布控图,拆除行动由镇政府一丶二把手直接领导,分为七个大组共22个小组,布控在教堂周边10馀个不同地点,不计拆除工人和交通管制人员,共动用官员丶警察至少400馀人。

显桥堂之後,曾山堂成了七教堂中仅存下十字架的一个。

“显桥堂是10月10号被拆掉的,10月11日我们就叫了平阳全县教会,凡是有参与守十字架的,我们都叫他们派代表来开会,我们把我们的危险向他们说明。”曾山堂长老方守爱(化名)说,当时曾山守堂已逾百天,本堂信徒的精力已难以为继。

这次全县抗拆代表的大会达成共识:他们要倾全县之力守护曾山一堂。平阳七牧区分工一周七天守护教堂,轮到哪个牧区守护的日子,该牧区自行负责集合丶接送丶分工丶现场管理丶安排聚会和讲道。曾山本牧区的信徒则可以回家修养。此方案从2014年10月12日一直运作到2015年2月16日(大年二十八),几乎每天都有千人在曾山守堂。

这样的流转分工,使得各个牧区的抗拆信徒和骨干都在曾山堂受到了“系统的”抗拆训练,用方守爱的话是,“经历了神的统战”。

在曾山堂,几乎可以看到所有历次攻防战中积累出来的抗争手法:大门外堆满巨石,车辆不得靠近;大铁门用黑布蒙住,谨防偷窥;铁门後面建了两个活动板房,青壮年值班人员就睡在里面;整个教堂的围墙都用锯齿铁丝网加高,以免翻墙;教堂各个角度都安装了摄像头,及时发现风吹草动;高音喇叭被安装起来,紧急时呼叫增援;通往十字架的大门被道道锁死,危急时刻还有特别组将用肉身挡在十字架前;教堂配备200支强光电筒,强拆人员深夜来袭时就一起照射他们的眼睛;还有数个巡视小分队,反向监视各个相关政府机关的活跃程度……

曾山堂的十字架就这样被孤零零地守住了。

到了今年6月,拆除十字架工作在平阳全面铺开,各个教会都自觉而且熟练地使用起这些早已习得的手段。只是再难有集中守护了,“现在个个堂自己都要守咯。”去年忙碌了大半年的曾山驻堂後勤人员梅阿姨说。

遍地开花的“战场”,也使得各教会间的抗争联动进一步升级,积极参与抗拆的牧师朱夸义说,最多的时候,他手机里有80多个各种功能的抗拆十字架群组。

抗争的悲喜剧在各个教堂不断发生。有守护的教堂每天清晨四五点即响彻信徒们集体歌唱祷告之声,“已经很多年没有过大家这麽团结仰望的情景了。”朱夸义牧师说。而在山区的一间小教堂杨美,两名老年女信徒在守堂时被深夜爆发的山洪冲走,第二天才找到尸体,政府每人赔偿了7万元人民币息事宁人。

温州数次遭遇“灭教”重生

沿着曾山堂门前的路往村子深处走几百米,就到了山脚下那片曾山村的古村落,当地人都叫它“福音村”,据说村民信仰基督教已有百年历史。曾山堂的传道人说,如果算上“福音村”,曾山村可能有7成以上的人是基督徒。

一座扁矮的老教堂被层层村舍荫蔽在古村落最靠山的一侧,那是文革後村里重建的第一座教堂,约建成於1990年,如今已经租予私人,正堂成了仓库,副堂里纺纱机轰轰地响着。它简易的两层小楼与2002年落成丶建筑面积达3000平米的曾山堂形成鲜明对比。

老教堂贴山而立的低调姿态,似乎映照上一辈基督义工们的心态——他们在文革期间躲进山里坚持聚会传道,直到八九十年代宗教解禁後才逐渐回到平原,重整教会,但始终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深为不信任,若有风吹草动,便预备隐回山里。

温州是中国最早有基督教传入的地区之一,通常认为可追溯至1860年代英国内地会传教士进入温州,至今已有150年历史,经历数波宗教打压。最近的两波发生在50年代末和文革期间:1958年,温州市平阳县(注:现在的平阳和苍南两县)被划为“消灭宗教”试点,教堂被没收,教会被解散,部分神职人员被判刑;1959年,温州被正式定为“无宗教区”;文革期间,大批基督教信徒被批斗丶游街甚至坐牢。然而温州的基督教并没有就此被消灭,各种各样的团契丶聚会和教会以秘密的方式生长起来。

老一辈温州基督义工的受难和坚持,为他们在本地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和崇敬,加上“三自教会”在打压期间的无所作为,决定了宗教解禁後温州的教会重建以老义工为主导,虽挂在“三自”名下,实质上“三自”难以插手。温州教会的独立基础就此奠定。

上世纪90年代以後,温州高度发展的民营经济,使教会多了许多“企业家信徒”。教会仅靠信徒的奉献,经济上就自给自足有馀,不需要也不愿意向“三自”伸手要钱要资源,只是每年缴纳象徵性的会费。

人事上,温州的许多中年神职人员由老义工们像带门徒一样带出来,而青壮年神职人员大多数出身本地基督教家庭,从小受教会办的“主日学校”教育,不少人还出过国学习神学,基本上不依靠官方神学系统的培养。人事任命由牧区决定後上报“三自”,“三自”通常只充当“橡皮图章”。

长达30馀年的经济与人事的双独立,使温州教会几成自治的“飞地”,以致教会内部有个调侃,说“三自”只管“两个半”——全温州只有两个半教会会听“三自”的话。

如果说温州教会的独立特徵使得抗争发生的门槛较低,并不遥远的宗教压迫记忆,则或可解释温州,尤其是平阳苍南信徒的抵抗意愿之坚决。

“越逼迫越复兴。”这是抗争信徒们在谈论拆十字架事件时使用得最频繁的话语,这种信念一方面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以及耶稣受难复活的故事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他们自豪地引述的例子往往就是文革──文革期间,温州基督信徒成倍地增加。

抗拆十字架运动中的不少最坚定的参与者,都对那段历史有过切身经历。75岁的长老郑大同曾两度因信仰坐牢,在他看来,现在的打压就是“小菜一碟”;温州市五溪堂长老范良安曾在文革期间遭死亡威胁,如今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五溪堂三次重立十字架;文革期间还是小孩的方守爱记得,大人们在自己家里聚会的时候,他和其他孩子就要在屋外分三个方向放哨;60年代生的牧师朱夸义在小时候带过高帽,陪着基督徒父母游街,他也在父母聚会时放过哨,通风报信的方法就是学猫叫或狗叫。

温州教会中的青壮年神职人员,大多数家庭信教的历史在两代以上,因此即使不曾亲历,也听过父母回忆那段往事。记者接触到的多个七零丶八零年代出生的神职人员,每个都能描述那段宗教压迫历史中的故事。然而与前辈不同之处在於,青壮年传道人们一方面虽继承了受难的记忆,但并没有真正的对残酷压迫的恐惧,加上他们对媒体丶网络和法律更熟悉,往往可以迅速投入新式的抗争方式。

“如果不是这次拆十字架,我都差点要忘记那段时间了。”方守爱坦言自己难以想像政府到现在会再搞宗教压迫,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後,他自己办起了小工厂,20多年来一直觉得政府会越来越开放。“现在在我看来这是件美事,如果教会长期过得很舒服就不正常了,是神要重新建造我们温州教会,如果神不爱我们,就不会发生这件事。”

“基督教中国化”的地方升级版?

“这麽大力地拆十字架就是要羞辱基督教,让大家看清了这就是宗教压迫,接下来还想要‘五进五化’,就没有那麽容易了。”平阳县抗拆牧师李道会(化名)说。

2012年,宗教学界最初提出“基督教中国化”的概念,初衷是为了探讨基督教何以融入中国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社会。2013年9月,中国国家事务宗教局首次在政治领域提出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期望。

2015年年中,浙江官方开始推广基督教的“五进五化”:五进包括“政策法规进教堂丶健康医疗进教堂丶科普文化进教堂丶扶持帮困进教堂丶和谐创建进教堂”;五化则是“宗教本地化丶管理规范化丶神学本土化丶财务公开化丶教义适应化”。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浙江提出的“五进五化”与“基督教中国化”的论述大背景是否相关,但反抗者已经把两者连在一起:“我们希望中国基督教化,他们却希望基督教中国化。”李道会说。在不少温州教会的神职人员看来,这就是政府要全面控制和管理教会的信号。

“五进五化”的具体实施方案并不明朗。但在8月24日,张凯等十馀名抗拆人士被拘的前一天,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公布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徵求意见稿。根据该意见稿,民宗委将对宗教院校丶场所丶活动丶资金丶对外交往的“违规”行为都有“责令停止丶罚款和没收财物”的权力,而什麽是“违规”,几乎没有定义。

下岭堂的陈宗义对温州教会的前景感到悲观:“他们如果问你要教堂还是要‘五进五化’?大多数教会都是守不住的。”他说:“但这样的教会就不再是神的教会了。”

如果被迫要做这样的选择,陈宗义甚至开玩笑地说:“如果他们真要拿教堂威胁我们,我们就请上海同济的爆破学院直接定时来爆破(教堂),然後请弟兄姊妹和国内外的媒体一同来做见证。”

他说到这时笑了,尽管这是他们费尽心血守护了一年多的教堂。

注:出於受访者的安全考虑,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及教堂名称为化名。

赵思乐:书写抗争,今夜无人致谢

“抗争报道”必然挑战经典的“新闻”定义。它既是文字,也是运动。

2016-05-11

日前,我得知的自己的报导作品《覆巢:中国权利NGO生死劫》和《寇延丁:128天的地狱,100公里的救赎》分别被授予香港人权新闻奖“中文报导及特写”的大奖和优异奖。能获得这份荣誉,我有很多需要感谢的,但对于最应感激的人——新闻故事中的主角们,我却不能说出一句“多谢”。

获得“人权新闻奖”,意味着我写下的都是些“没人权”的故事。而作为自由撰稿人,我并不愿意写单纯的惨剧,我想发现并记录下的,是惨剧中人的挣扎和反抗。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一个贼,偷了别人一片最痛苦、最屈辱,但也是最闪烁动人的人生,展现在观众面前,引发阵阵唏嘘和赞叹。

当然,我在采访和书写的时候,没有瞒没有骗也没有强迫谁。受访者也是怀着揭露真相、寻求公道的愿望接受我的采访。但每一个做过中国人权报导的记者都会明白:相比故事中的他们的付出和需要,一篇报导能帮到的实在太少太少——就像石头投入大海,只泛起微不足道的涟漪。

站在颁奖礼的台上,我成了突然被灯光照亮的贼:受难的是他们,拿奖的却是我。我讲不出“多谢”,因为我不能“多谢”他们无辜受难。而对于他们的勇敢不屈,说“多谢”单薄得令人羞愧。

好像没什么用,收入不高,辛苦又难受,为什么还要写呢?这关乎本文真正想谈论的主题:抗争报导写作。

任何新闻教科书都没有“抗争报导”这个门类。过去一年,我都在书写被政治打压的人和他们的抗争,期间遭遇了无数的伦理、心理和技术拷问,却没有课本和老师可以告诉我标准答案。渐渐地,我积累了一系列相关经验、反思和原则。如今,面对讲不出“多谢”的愧疚,我想要把它们写下来,与有兴趣的同行和读者分享,希望对正在受难的抗争者也能有一点点好处。

当然,写下这些文章,不代表我能给出标准答案,而仅仅是一种尝试,供读者参考讨论,期待这个主题能引起正视和共鸣。此刻你看着的文字,就是“如何书写抗争报导”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抗争报导的背景与意义”。

极权社会下的“抗争报导”

“抗争报导”,不单指书写的对象是抗争,还在于这种新闻文本的书写本身“就是”抗争:它是文字,也是运动。这一性质,本身已经构成对经典“新闻”定义的挑战。

“抗争报导”如何在具备抗争性的同时,保持新闻的专业底线?这是“如何书写抗争报导”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要讨论这个核心问题,首先需要厘清问题背景——所谓“抗争报导”,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权力垄断当局,它通过行政行为和国家暴力侵害民众的同时,还控制着立法、司法、媒体和公共空间(包括互联网)。这意味着,民众失去了一切保护其权利的安全网。立法不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是要合法化侵权的施行。司法保证侵权无法申诉,媒体在思想意识层面合理化利维坦的存在,公共空间更不允许出现质疑的声音。

从政治学的角度,以上种种代表著一个极权/威权/独裁的体制(三者略有不同,但基本都符合以上描述),为方便起见,下文中将这样的社会称为“极权社会”。

基于“极权社会”的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报导如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独立性和自由性要求,就已经构成对利维坦的抗争性。

另一方面,如果正视“极权社会”的现实,承认抗争者身处极不平等的结构,传统新闻工作中根据“中立性”守则而形成的种种具体手法,就需要被重新审视。比如,新闻教授会教导学生:对立双方的观点应得到比例大致相同的展现;如果做不到,至少要给予双方平等的说话机会。这在实际工作中,意味著新闻发布前要将内容告知被批评对象,并请对方回应。

然而在“极权社会”,所谓平衡报导,常只是延续话语权的不平等;而提前知会批判对象,更可能在新闻发表前,就给采访对象带来严重的恐吓和报复,以强迫其撤回所说的话——这往往比新闻直接发表带来的报复要严重得多。。

但重新审视“中立性”原则的内涵和实施,不代表要抛弃这一原则。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议题,我会将它放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

在“极权社会”中,书写政治打压事件及其中人们的处境与反抗的报导,就是“抗争报导”,它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仅从它的定义,其中蕴含的危险、困难和代价就不言而喻。

“抗争报导”的意义追问

尽管“抗争报导”努力书写极权社会中的反抗,但就像上文提到的,它对抗争者的直接帮助往往很小──即使存在,也难观测。因为,在民主社会中那种“报导-舆论-压力-改变”的稳定路径,在“极权社会”中并不存在。而国际压力,对体量庞大的“极权社会”作用也有限。

而且由于信息垄断,“极权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受压迫者和抗争者都很难看到这些报导。过去一年,我写了十多万此类文字,可每一篇在国内渠道的阅读量,几乎都不过万。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不存在的写作者”。

既然如此,“抗争报导”到底有多大意义?

这个问题,需要抗争者本身,和每一个“抗争报导”的书写者、读者去回答。他们的答案必然各不相同,但没有一个是错误答案。

作为书写者之一,我在此给出自己目前的答案──这也是我在“抗争报导写作”带来的种种后遗症折磨之下,仍想坚持的原因。

我想问的是:人类如何度过黑暗年代?

对我来说,这是关于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而“抗争报导”的写作,正是导向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我们都身在黑暗之中,还没有看到天亮,无人能给出可验证的正确答案。

因此,在我的写作里,这个问句中的“如何”,首先是在求描写,其次才是在问路径。也就是说,我在“抗争报导”中寄托的基本愿望,是描写和记录。而“人类如何才能结束黑暗年代”的路径追问,则是我在采写中选择坚持的问题意识。

在当下,“抗争报导”如果能传播开来,至少可能对抗争者有一定的保护和参考作用,对受压迫者则可能带来启发和鼓舞。就算现在看到“抗争报导”的人很少,它也会以种种方式沉入历史。或者将来有一天,黑暗年代过去,有人会在数据库的暗角里看到它,说:“哦,原来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原来黑暗年代并不是全然的沉默和漆黑一片。原来黑暗中仍有光,即使微弱摇曳,总像在下一秒就要熄灭,但他们留住了那光,守到了天亮。将来的人,或许会有智慧从这些记录中提炼出预防和结束黑暗年代的方法。

(赵思乐,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2015人权新闻奖得主)

赵思乐:书写抗争并非客观中立,而是诚实和清醒

再痛苦,也要保持诚实与清醒──人类必须踏在真实的磐石上走向光明。

2016-07-11

在堪称“新闻教科书”的美剧《新闻编辑室》(The Newsroom)中,男主角 Will McAvoy 对刻板的“客观中立”有一段经典调侃:如果共和党说“地球是平的”,民主党说“地球是圆的”,《纽约时报》的标题就会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无法就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达成一致》。Will 把这种现象称为“虚伪的客观”。

这个调侃中,《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事实,但只是表面事实──为了避免在谁是谁非上表态,是非不分地“乡愿”了一把。读者也会糊涂:难道地球的形状还没有定论?

在真实的新闻世界中,媒体和记者的“虚伪客观”随处可见。他们有时是为了避免判断,有时是避免得罪当权者或利益方,有时则是缺乏挖掘背后真相所需的意识和能力,即“结构性思维”。

报导需要深挖问题的“结构根源”

通过真实的例子来看“虚伪的客观”和“结构性思维”,会更有现实感:端传媒在去年12月刊出长文《维吾尔族外逃与加入伊斯兰国大起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官方认定‘暴恐’需要‘被严打’。但是,到了海外维吾尔异议团体的话语中,‘严打’就变成‘压迫’,而既然‘被压迫’,当然就要‘反抗’。在新疆,其实很难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现,还是‘打压’先出现,抑或二者同时并存。‘暴恐’与‘反抗’,‘严打’与‘压迫’成了两组同义词,构成封闭的‘循环论证’。”

在长期以汉族为中心的华文新闻世界中,能有一篇文章深度介绍维吾尔人的宗教和生活困境,实属难能可贵。但走到问题剖析一层,“He Said She Said”式的“虚伪客观”仍然阴魂不散。将治理死结归因于“循环论证”,缺少了对两个问题的追问:

第一,这种“循环”是怎么开始的?文章作者也提及,中共管辖之前,维吾尔人本是相当世俗化的伊斯兰信徒。是什么让他们开始原教旨化?跟中共自始至今的“军团管理”是否有关系?

第二,“循环”中的政府和维吾尔人两方,是对等的吗?文章对“循环”的描述,让人感觉双方对现状有对等的责任,由国家权力垄断的话语权和强制力却没有被计算在内。

然而,海外的“压迫”论述,在信息封锁下真的能传递到普通的维吾尔人,从而成为“反抗”的主要来源吗?维吾尔人的日常“反抗”,如坚持带头巾——真的符合国家的“暴恐”论述吗?

引入以上两个对“结构”的追问(当事人或群体置身于怎样的外部社会建构?这一建构对当事人或群体如何压迫?)不难发现,将新疆治理问题描述为“循环”,是值得商榷的。

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问题,都处于自身的“结构”中,是“结构”让问题难以解决,让群体和人陷于困境,缺乏“结构性思维”的报导,对当事人难免不公平。新闻也会因为“虚伪的客观”,成为一种保守势力,而非改变的推动力。

在中国大陆,“结构”的主要来源是政治体制。但主流新闻业者对体制批判讳莫如深,“不得不”在“虚伪的客观”中打转。“理中客”(理性、客观、中立)这一新闻专业主义的象征,过去被推崇备至,现在却成了民众的讽刺用语。

“结构性分析”的方法与局限

在“书写抗争”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今夜无人致谢》曾有说明:“抗争报导”本身就是抗争、就是运动。因此对于“抗争报导”的书写者,拒绝“虚伪的客观”,有意识地进行结构性思考,至关重要。

要进行“结构性”分析,最基本方法是分析当事人的身份特征,比如阶级、性别、民族、宗教、地域、肤色等等,然后分别评估身份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从中就能看到:当事人是否面临结构性压迫。

结构性压迫越少的当事人,在社会地位上相对强势,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动性较高。但在“极权社会”中,除了身份上的强势或弱势,还要重点考虑“政治打压”因素。政治气氛越紧张,当事人异议程度越高、博弈能力越低,其面临的政治打压就越严重,当事人就越弱势,甚至会抵消身份带来的能动性。

基于身份和政治打压的“结构处境”评估,可以提示书写者要怎样理解自己的受访者、用哪些元素分析事件、资料怎么收集、采访怎么设计、书写怎么深入。

然而,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结构性思维”的作用,仅限于让书写者看到弱势和弱势的原因,但弱势等于正义吗?“抗争报导者”应该无条件地跟弱势者站在一起吗?显然不是,更多更深的事实并不能直接让我们明辨是非。例如维吾尔人受到压迫,并不说明投奔ISIS就是正义——这并不像地球是圆是平那么简单。

越来越多的媒体批评者提出,完全的“中立客观”并不存在。更多政治批评者强调:“正义”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每个人无可避免都有“立场”,每个人都会通过“立场”对“事实”进行筛选折射,提炼出基于“立场”的“正义”,书写者更是如此。很多传统新闻业者,将隐藏立场、淡化立场表述为“没有立场”、“中立”,恐怕是不够诚实的。

“抗争报导”的书写者,由于其“新闻”和“运动”的双重属性,应该明确立场(即诉求)。这样,书写者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做什么,否则不成“运动”,也写不出好的作品。同时这个立场必须是公开且诚实的,这样,读者和公众才能去检视故事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从而决定是质疑还是采信和认同,否则不具备成为“新闻”的可能。

而这样的要求,给每个“抗争报导”的书写者带来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抗争报导”的立场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立场?第二,如何在有立场的情况下,保障报导的真实性?

明晰自己的立场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回到每一个“抗争报导者”自身去回答。我曾经与有志成为“抗争报导者”的青年人分享过经验。一开始,我请大家列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几项价值,并为这些价值排序。他们列出了平等、自由、美、民主、善良、多元等等,排序也各不相同。这些价值和排序可以粗略地反映出他们在政治光谱上的立场。

我在此给出自己的价值和排序:平等、自由、多元、民主。我将“平等”排在“自由”前面,基本意味着我属于“左翼”,再结合我认为保障平等和自由是文化多元的前提,民主而非权威是实现前三者的手段,可以说我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者”。

每个抗争报导者选取的价值和其排序,就是他们的“价值篮子”。总体而言,我认为抗争报导的写作者,应该是认同抗争而反对极权社会的。尽管每个人对取代极权社会的方式以及目标社会,难免有千差万别的想像。

“篮子”里的东西,而不是对方的苦况,或者跟对方关系多好,决定我多大程度跟受访者站在一起。同时,我也会用“篮子”里的价值作为最终目标,去问自己和受访者:我所报导的这场运动,究竟指向的是哪里?相对我选择的价值目标有怎样的分歧?有怎样的效果和意义?

我在2012年卧底采访过毛泽东主义组织“乌有之乡”,从我的“篮子”出发,我并不认同毛泽东主义及他们对毛的崇拜。但我的“篮子”也会提醒我,作为多元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有意义,也有被看到和表达的权利,不应受到主流话语的遮蔽和当局的打压。

我在那篇报导中采取的做法是:了解他们的活动和组织方式之外,更去分别深究“乌有之乡”不同位置、不同背景的参与者,他们怎么理解毛泽东时代?他们推崇和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最后我发现,这个看似高度服从的小组织,每个人都描绘的是不同的图景,彼此间也很少深度交流,只是以简单的话语形式凝聚。

另外,时刻记住自己的“篮子”非常重要,但不代表“篮子”的内容是永恒不变的。相反,缓慢但持续地调整“篮子”的构成和比重,是抗争报导者成长中最重要的功课。

接下来的问题是:有了立场,如何保障报导的真实呢?

保持清醒,拒绝浪漫化书写

传统新闻行业的采编制度,已经有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方式去保障报导的真实性——比如信源信度审查、多重信源核实、音像资料保存、避免自发评论等等。我们在“抗争报导”中都应尽量遵守,但也有现实的困难。

“抗争报导”的写作者,往往要具备特殊的履历和位置,才能深入抗争进行报导(这在本系列下一篇“抗争报导在社会运动中的位置”中会具体阐述)。这样的现实,以及政治打压和抗争运动的隐蔽性质,决定着传统采编制度的真实性保障机制会一定程度失效。

例如,被采访者对编辑或其他记者难以有同等的信任,可能不愿配合核验工作;在政治打压事件中,要求警方回应,可能会给自己和当事人带来严重的危险,那么可能需要通过其他知情人或有类似经验的人进行一致性检验,或通过该受访者其他表述的真实度来辅助验证,但误差难免增加。

这种情况下,新闻机构往往需要依靠发表后的反馈,以及报导者的信誉纪录,来判断能否与其合作。这意味着,“抗争报导者”必须对自身的诚实有严苛的要求:有立场,不代表报导者能直接用立场去书写评说,更不能因立场而扭曲事实的表述,而仍然要通过事实和他人的观点来展现事件、记录运动,才能写出被新闻行业检视和接纳的作品。

但相比于具体事件细节和话语的真实性,对“抗争报导者”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坚持凭借自己所信仰的价值,来审视运动的社会意义,引发更深沉的追问——不浪漫化运动,也不放弃对其效果和正当性的拷问,从而令“抗争报导”本身,能够参与到社会运动中。

在采访过程中,书写者很容易因为被对压迫者的愤怒、对压迫遭遇的同情、运动者的道德魅力和运动的激情洗脑,而拔高运动,甚至无视或隐瞒其中的复杂和问题。当你面对一个经历过酷刑、正在努力重新站起来的人,你是否忍心追问他与他的运动参与者,他对运动意义的高度描绘,会否只是自我恢复过程中的幻觉?

然而,被情绪蒙蔽的文字是对不起读者的,也过不了时间这一关。

要克服这种“洗脑”,我从“抗争报导”中学到的最重要原则,是必须时刻有“自反与自省的自觉”——不断自问,“我与受访者是太近还是太远?”、“我对受访者是否有偏见?”、“我对受访者的说法有足够的审视和批判吗?”、“我对事情的理解符合我的价值篮子吗?是否受到了采访对象的影响?”、“我的价值篮子是否有问题,是否需要调整?”

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说,“结构性思维”会带人进入一个极其复杂和不公的世界,常让人感到绝望无力,“自反与自省的自觉”,就意味着自我拷问将无穷无尽,不能有一刻得过且过。久而久之,对个人的承受能力和情绪处理,都构成严重的考验。

在《今夜无人致谢》中,我写到:在我心目中,“抗争报导”的意义,在于追问“人类如何度过黑暗时代”。那么,即使再痛苦也要保持诚实与清醒,则基于这样的信念:人类必须踏在真实的磐石上走向光明。

(赵思乐,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2015人权新闻奖得主)

赵思乐:后89一代与TA们的运动

2015年8月9日

710“黑色星期五”开启的强力打压使维权律师和维权运动遭受严酷扼制,异见运动在“茉莉花”之后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泛89一代主导的社会运动进入濒危状态,而后89一代的抗争者们何在?TA们来自何方,有着哪些特征,TA们的运动呈现怎样的形态、发展到什么程度,又面临哪些瓶颈和困难?本文通过深入但短期的观察,尝试描绘尚未成熟的后89一代社会运动,供关心中国民间社会运动发展者批判和讨论。

一、泛89悲矣,后89何在?

1989以来,反对/反抗运动大概可分三类:以92、98年筹建“自由民主党”、“中国民主党”为代表,以反对党具象化为目的的民主组党运动;以《零八宪章》为代表,以宣示理念和立场为主要方式的异见联盟运动;以“新公民运动”及一系列维权案件为代表,以法制维权配合街头行动为主要方式的维权抗争运动。

民主组党运动主要见于上世纪90年代,其激发与64镇压有着直接关系 ,参与者以70年代末民主运动者秦永敏、徐文立等人和89学运分子胡石根、王天成、刘贤斌、陈卫、王有才等人为主。在92、99年两次被重判20年至10年后进入低潮。而异见联盟运动与维权抗争运动相互融合蓬勃兴起,其成形和活跃既与公民社会和NGO的成长有关,也和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密切相关,通过BBS和Twitter,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异议者得以相互识别并尝试联动,其中关键人物多是89一代,少数人89时虽是中学生,后来也与89一代发展出紧密的亦师亦友关系。

异见联盟运动以《零八宪章》为例,核心人物刘晓波、张祖桦89时为青年学者,刘晓波更是著名的“广场四君子”之一;中生代参与者王德邦、赵常青、野渡、莫之许等人为89学生;温克坚虽出生于1973年,但与前列诸君交往甚密。维权抗争运动长期有政治化和非政治化两条路线之争,其变革体制意义的主要倡论者范亚峰是89一代,滕彪虽是70后但深受89影响;非政治化路线的代表人物许志永、郭玉闪较为年轻,也将许多89一代引为良师挚友,在维权运动中崛起的人权律师中,亦有许多核心人物如浦志强、丁家喜、唐荆陵、隋牧青为89一代。

对于这三种反对/反抗运动,89学运都至少是其主要精神滥觞之一,可以将它们称为“泛89一代”的政治运动。民主组党及异见联盟运动与89学运的脉络相承清晰可辨,维权抗争运动在活跃分子构成和政治反对联结上仍有着难以忽视的89烙印,但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与89的疏离,呈现一定的过渡意味。

在2009年刘晓波被重判和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后,异见联盟运动的活跃分子基本失去了活动空间。在2013年许志永判刑和今年7月的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后,“维权抗争”运动也似走向了尽头。习政府对民间运动的强势清场下,泛89一代们囚禁的囚禁、去国的去国,留在国内的动弹不得,曾为89学生的异议知识分子莫之许直言:“我们这一代已经over了。”

当泛89一代主导的政治反抗似打击殆尽,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后89一代何在?

二、谁是89+?

后89一代是这样的一代人:在年龄上,后89一代主要是80、90后;TA们成长于市场经济地位既定的时代,对89学运几乎没有主体记忆;TA们没有经历过意识形态信仰的崩溃,没有见证过体制撕扯摇摆最终惊险一跃,更没有目睹过坦克碾过广场和人民的肉体;对于TA们,体制始终作为一个虚伪、堕落却强大的现实存在。

因此,后89一代们对体制并没有多少热爱、信仰和期盼可言,却也没有“血债”带来的不共戴天和坦克带来的恐惧绝望。没有受过80年代思潮洗礼的TA们不见得会奉民主为圭皋,但较开放环境下让TA们与民主世界的隔阂更少,TA们近乎常识地感知到这个国家不一样、不对劲,也大概明白“正常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政治民主,信仰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以致不太必要在“启蒙”上打圈圈。正如《自由之夏》里所展现的,在青年时期曾参与过社会运动的人更容易成为职业的、长期的运动者。大多数89一代在青年时被动经历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浩大运动,相比而言,后89一代缺乏运动参与的时代基因,他们中成长为运动者的人,往往有着个人化契机。

后89一代运动者(以下简称89+)中的绝大多数人,或有过支教、志愿服务、公民记者的经历,或曾供职于NGO,或有着特殊的家庭出身和个人交往,比如有家人和老师是异议者。对比89一代,89+的经历和来源是相对同质的。

三、低反对意识的双刃剑

经历和环境的差异,酿造了89+与前辈们的第一个不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不同:他们的运动意识不是政治反对,而是改变社会。或许很多人会说,要求改变就会带来反对,但在现实中,两种意识之间存在着边界模糊但难以逾越的鸿沟,两者塑造的运动是异质的。

具体地说,89+很少从反对、反党的角度思考和发掘自己要做什么,而是倾向从自己身边的不满出发,寻求改变现状的方法。因此他们关心的主要是社群/社会议题,比如健康、环保、性别、残障、市政等等,对于广泛的人权、民主议题虽然有基本的认同但相对冷感,除非专政的压迫到达了他们的社群和伙伴,否则较少深度参与对受难者的救援。

 从理性上,“一切社会问题的背后都有体制问题”对于89+近乎共识,但“体制作为一个强大的现实而存在”,使他们较少思考宏大的“体制如何发生改变”,也许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思考或改变,也许是觉得想得太多也没有用,还不如先针对眼前的问题做点什么。

反对意识较淡,就使得89+们对89一代热衷的“对手”分析、形势研判、路径讨论并不感冒。在89一代反对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充当着知识分子式的分析者/论述者/设计者角色,而89+中展现出类似定位的人极少。

 同样是一个应对政治打压的救援行动讨论会,89一代们可能会先花上40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交流对形势的观察和判断信息,再简单地讨论要做的事情。而89+们上来就开列行动方案,然后分工并排出时间表。公益工作的经验,让89+某程度上在运动中更为“职业化”。

 至于研判,89+对待它的方式就像项目书中的“风险评估”,总是要有的,却不是关键部分,或许会对行动方案的选择有一定影响,但远远不会当做一门“学问”来认真。

 89+的反对意识淡薄,并不是一个能简单评判的特征。一方面,这让他们不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在研判、争论和分裂中而行动迟缓,也不会因负面研判和恐惧而止步不前,从而具有强烈的直接行动倾向,这是极为重要和珍贵的。关心各种议题的人也更容易被吸纳进运动中。

 另一方面,不把专制作为对手,是否符合现实呢?恐怕不是,今年接连发生的“女权五杰案”和“公益老男孩案”显示,对于青年行动者和社会议题,当局同样不吝于使用专政手段——一切权利运动都是民主运动,这一在89+中的潜在公理,专制同样心知肚明。

 然而大多数89+们并没有做好准备承担民运级别的打击,他们凭借行动的直觉和专业能力在几次政治反抗行动中表现出色,却不可否认在过程中也有放大风险的惊慌表现。更深远的是,相比于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一个人为“改变社会”所愿意作出的牺牲的并不是一个量级。89一代在遭受打击后有一定的受难、填坑、前赴后继的意识,而89+则不然。在多个案例中,获释后的89+选择暂停和转换工作领域、进一步降低风险和对抗性。

 总体而言,89+运动的低反对特征,使其呈现四个特点:(1)行动力较强;(2)门槛低,吸引力较高;(3)缺乏战略性的思考和设计;(4)抗打击能力较弱。

四、网络思维与泡沫革命

(此部分本应引入具体案例说明,但从保护运动的角度,予以省略,对近期运动有较多关注者不难在现实案例中找到印证。)

具有上述四个特征的89+运动,在严酷的专制环境下本寸步难行,然而当89+遇上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似乎出现了一线契机。

89+运动的特征,决定了它需要的运动形式的特征:多核心、低成本、低风险、高动员能力、高传播力。这与重在“数人头”的泛89运动截然不同,却更贴近于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作用方式。

89+发动者不需要联系也不需要知道哪些人会参与到运动中,只需要设计一个传播力强、能吸引大众参与的行动/运动,并通过不易定位到自身的方式进行第一轮传播,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推动第二第三轮传播,接下来就是静观其变,让行动/运动自身的生命力在传播中受检验。(以下将这种行动策划称为“写代码”)

89+运动的第一关键在于传播,其次是动员,因此其传播设计如图像、文案、编辑往往精美有卖点,如槽点、雷电、笑点、煽情点之类,参与形式往往有趣、门槛低。近期89+经常使用的一人一照片、寄明信片、小额众筹、快闪、行为艺术,也包括联署(操作方式较传统有所不同)等等,都采用这种思维和操作方式。

89+运动中,发动者除了写好代码,基本不需要思考大的运动图景,也不需要对运动进行严密组织,这种形式大大降低了发动者事先暴露的可能,但发动者对运动的发展、后果甚至参与者要付出的代价,基本是不控制也无法控制的。

89+运动就像不知道哪只蝴蝶突然扇了一下翅膀,接下来就没有人知道是会波澜不惊还是掀起巨浪,也没有人可以对它的“负责任”。这就转变了对发动者的能力要求,从组织能力、道义感召力和牺牲精神,转变为反应速率、写代码能力和技术运用能力。

由于效果的不确定性和发动成本小,89+运动的发动多采用“泡沫”形式——一个发动小组短时间内释放多个行动,多个发动小组在低联系或无联系情况下同时释放——这就如同多个搅拌机同时搅一池化学试剂,试剂在搅拌下产生大量泡沫,这些泡沫或致密或稀疏,可能迅速消亡,也可能连成一片、急速膨胀、相互吸收形成更大的泡沫并最终爆裂,试剂在这种突发的剧烈分子运动中可能发生某种不确定的反应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而搅拌机对此并不知情,它们只是觉得这池水需要被搅拌,并不断尝试去搅拌。

目前89+运动对这一模式的操演还处于熟练、效果和烈度都相当低的程度,但雏形既已浮现,接下来就有待在实践中训练提高。

传统上一场完整、成功的运动分为三个大阶段:发动与升级、斡旋与谈判、交代与收场。其中第二第三个阶段被视为对组织者的真正考验,也就是能否“带多少人上去,带多少人下来”。但从以上描述不难发现,89+运动中,初始运动者只能处理“发动”这个环节,之后的各个阶段需要有别的人用别的方案完成,而这个人和方案不一定会出现,于是成了“不知道会带多少人上去,除了自己带不了任何人下来”。

这种情况必然产生对运动伦理的严重冲击,运动者可能面临无法解脱的负疚和对自身的拷问,他们无法替被卷入的参与者负责,而能够付上的最高道义代价也就是自身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但在高压高风险的极权环境下,或许发动就是第一目的,“短视”和“不负责”或将成为运动者们“难以避免的恶”。

 五、89+瓶颈

89+运动的发展面临自身的瓶颈,以下试举几例:

(1)惊险的一跃:法制诉求还是政治诉求?

 基于NGO和权力运动的经验和惯性,89+在运动中提出的诉求往往是法制导向或保守的,不指向政治诉求的,比如在议题运动中会要求体制立法、监督、提供服务,在抗争运动中要求放人、去罪、免罚。TA们使用的方法也更多是低对抗性的、以个人行为为主要形式的。但从变革体制的角度看,这种诉求和形式的运动就像转速过低的搅拌机,难以制造足以引爆试剂的泡沫。

在既有的运动模型下,89+运动面临着激进化的“惊险一跃”,这要求89+中的至少一小部分菁英具有更清醒的自觉、更强大的意志和更敏锐的洞察,同时也要配备更高的技能技术,现有群体据此似乎尚远。

(2)议题拓展:更广泛的关注是否必要?

之前提到,除非是群体成员受到政治打击,否则89+对广泛的人权民主议题相对冷感,但某些事件也可能因为特定结合点引发他们的同情和参与,比如曹顺利事件引发了女权群体的关注、香港占中的青年人色彩引起了89+的共情。随着政治高压对民间全面清场,各种打击和迫害频发,89+有可能投身或卷入到更多抵抗运动中,由此与民主运动建立更紧密的联结,变得效能更大,并产生政治化和激进化的可能,也有可能在高压下退却不前。

然而根据前文对89+运动的模式分析,这种扩大和联结强化对发生关键引爆不见得是必要条件,但应是有力条件,只是也会增加89+运动的总体风险。

(3)专业化困境:一次性的运动者?

从一些遭受过打击的运动者的状况看来,89+的抗打击能力较弱,但这毕竟是一个短时期观察,在一两年后这些运动者是否可能重新投身运动?抑或这些积极分子和骨干是一次性运动者,在一次打击后运动生命就告终结?如果是后者,专业运动能力和对抗经验将难以累积,89+培养新骨干和专业化的速度是否能赶上专制识别和清理运动者的速度,将成为89+运动的重大考验。

(4)低潮生存:89+在冻结时代能存活下来吗?

泛89一代中的许多人都具有知识分子属性,这很大程度增强了他们在体制外获得体面生活的能力,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撰写评论和从事媒体、出版为生。而89+主要为青年公益行动者,在NGO普遍遭受打击的情况下,许多89+失去工作,没有固定生活来源。即使想通过写作养活自己,现在已不是市场化媒体刚刚兴起、草根议者大量涌入的时代,媒体行业萧条和急剧下降的流动性,都使得年轻人难以在其中找一碗饭吃。

于是89+有的通过打零工、做小买卖为生,有的接小型项目、做培训讲师,也有的进入了商业公司,这就导致他们或因工作占用了过多时间而淡出运动,或长期处于低收入低生活水平的状况。在如此严酷的政治形势下,未来3到5年会出现运动低潮期在所难免,年轻且缺乏资源的89+能否熬过寒冬,并保持健全体魄,将决定下一个春天何时才能到来。

注:TA们,特指拥有青春的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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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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