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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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 刘晓波之旅程:从黑马到诺奖得主

野兽按:2020年4月2日曾经在这里发布了一篇 刘晓波:一个因爱而拥有高层智慧的愚人|《野兽爱智慧》 那天在独立中文网站看到一篇文章 张裕:《刘晓波之旅程:从黑马到诺奖得主》的封面、扉页和目录,里面提到:2020年4月1日是《刘晓波纪念文集》英文版《刘晓波之旅程:从黑马到诺奖得主》(The Journey of Liu Xiaobo: From Dark Horse to Nobel Laureate)的正式出版发行日,也是刘晓波妻子刘霞的生日。此书封面右上方的刘晓波头像,正是取自刘霞所拍摄的照片。

刘晓波与刘霞。图片来源:陈小平/Twitter

前段时间发现独立中文笔会一直上不去,最近终于能上去了。觉得还是在这里备份一下为好。

刘晓波和刘霞都是“愚人”。按照《塔罗冥想:基督信仰内在隐修之旅》的诠释:

愚人的本质是爱。原先没有数字编号,性质等同于“零”。

善良的愚人......不禁使人联想起唐吉坷德苍白消瘦的身影——这位此处瓢泊的骑士为世人带来了不少的欢笑,他生前虽然被称为“愚人”,死后却留下了“善人”的美名。他展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原型”——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不断地在自我显化。概念、原型和奥义是永恆的。

“愚人”教导就是如何超越理性的求知慾,以便得到“爱”所带来的高层智慧。这涉及的其实是意识的转化与锐变,神智学所谓的将“小莫那识”转变成“大莫那识”(觉识),或是人智学所说的从自我意识转成属灵的高层意识。

换言之,“愚人”卡的主旨就是从小我意识转化成宇宙意识,让小我臣服于神贫、顺服及守贞法则,不再是显意识行为的製造者。它促成理性和灵性的融合,也是一种整合人智与神智的炼金工作;前者在上帝的眼中是愚拙的,后者在人的眼中也是愚拙的。两者的融合带来的不是双倍的愚拙,而是能同时理解上下界的全观智慧。

赫密士的《翡翠石板》对灵炼的“点金石”的描述:

太阳是父,月亮是母;

它被孕育于风的子宫裡,大地则是它的褓姆。

它(泰勒玛)是整个宇宙一切精微事物的初祖。

若是将它投射到地球,将发挥完美的力量。

它睿智地将土元素和火元素、精微体和粗钝体区分开来。

它能够从地球升至天国,然后再降回到地球,从内整合源自优劣事物的能量。

这段话隐喻“归纳作用(从地球升至天国)和“演绎作用”(再降回地面),或是祷告(从地球升至天国)和启示(再降回地面)的作用力——人为的努力和上界的恩宠——经由融合变成了完整的圆,然后再透过收缩聚拢成同时上升下降的点。

这个点就是“点金石”——人性和神性、人本主义和先知主义、理性和启示、灵性与理性的融合。基督隐修之道的历史和演化任务,就是要促进这“点金石”的发展(或灵性与理性的融合)。

身为守护者意味着两件事:一,学习及实际运用过往的传统,二,持续付出富创造性的努力以促进成长。传统只有被深化、提升和拓展才能存活下去。单靠守护是不够的;它只会变成一具木乃伊。历史上所有伟大的灵性工作都需要上下界同时发挥作用,亦即上界持续的赐予启示、人的意识继续付出努力。

“义人”:当人的本质被唤醒和揭露时,便完成了义人的伟大价值。义人是真正的人本主义者,也就是人性的开花结果。其呼应的则是付出努力而成就出佛果的佛。圣人是启示者(先知/阿凡达)。佛是人中觉者,“觉醒者”,由于他对世间的一切经验——生、老、病、死——有了彻底的觉悟,因此从中汲取出合乎道德及事实真相的结论、统整为八正道。“阿凡达”意味着“降世”,以人的形象和特质降世为人的。如果说“阿凡达”是降世为人的神,那麽佛就是升天的人,他们都是人性演化的至高点。耶稣基督是上界启示与纯正人性的完美结合。

阿凡达与佛必须携手合作。未来佛——阿凡达将会融合成一个人。此人会彻底结合最高层次的人性(佛的本质)与最高层级的上界启示(阿凡达的本质),届时属灵世界与人界的至高表现都会藉由他的言行显化出来。换言之,这位未来佛——阿凡达不但会向世人阐明善是什麽,更会展现出至善......他就是太初之音的化身,道路、真理与生命。

因此,未来佛——阿凡达的任务不是去建构新的宗教,而是要引领每个人亲身体验到上界启示的源头,认清一切真理本质。他将不会渴望推陈出新,而会帮助人类确知何谓永恆实相。未来佛——阿凡达代表的就是祈祷与默观的结合,这两种形式的灵修活动将会驱动属灵的宗教与人本主义的结合。释迦牟尼的禅定图显现的是这位冥想大师浸润于默观的意识状态,与圣方济在跪祷中接受圣痕烙印时的意识状态显然无法融合。未来佛——阿凡达将会克服这种不相容性(汤柏格认为)。祈祷之火将与静默的宁静之水结合:太阳与月亮、火与水的炼金融合将会发生在他身上。

至于冥想“愚人”奥义的我们,感兴趣的不只是圣依纳爵为灵性与理性的融合所付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以“愚人精神”上路,最后成功地在上界的启示和人的努力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此奥义教导的就是如何在两界——神界与人界——之间“保持健全”。它教导人从两个方向去跨越这两界——从下界到上界(赛普利安大法师的例子),然后再回到下界(圣依纳爵的例子)。因此,“愚人”也是一则将精神错乱——互不协调的两种意识——转化成智慧的奥秘教诲。

探讨未来佛——阿凡达,就是因为他将引领人去面对和体验处于两界之间的状态,并且将潜在的精神分裂症转化成和谐的智慧。他将会是实现这份理想的鲜活典范。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他代表的是人的意志促成的三种行为:祈求、寻找、敲门——这完全符合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祈求,就得到;寻找,就找到; 敲门,就给你们开门。”

以上是“愚人”奥义在历史上的作用。至于它在个人灵修上的功能,则类似于一种内在的炼金转化。个体灵魂一开始会经验到灵性与理性的分立,随着人格的进展两者会形成平行或“和平共存”的关系。接着灵性与理性会开始合作而逐渐融合成“第三种法则”——隐修之道的“点金石”。在最后阶段的一开始,人的逻辑会从“形式逻辑”(一般的和抽象的逻辑)转化成中间阶段的“有机逻辑”,最后蜕变成“道德逻辑”(实质和本质的逻辑)。

默观或思维的深化也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一开始是将注意力放在某个主题上面,接着是去理解它以及它和现实的关系,最后是直观地洞悉到它的核心本质。默观带来的是从形式逻辑到有机逻辑到道德逻辑的转化。默观一旦进入超越理性的状态,就会变成一种自动的祈祷——如同祈祷一旦进入无需语言的状态会变成默观一样。祈祷与默观的炼金融合——内在天国的日月合相——是领悟了“愚人”奥义的人会进入的状态...... 亦即上界的启示与人智在后者不陷入疯狂之下的合一......这也是“点金石”的形成,上界启示和人间知识浓缩成的双重确知。


2020年4月1日是《刘晓波纪念文集》英文版《刘晓波之旅程:从黑马到诺奖得主》(The Journey of Liu Xiaobo: From Dark Horse to Nobel Laureate)的正式出版发行日,也是刘晓波妻子刘霞的生日。此书封面右上方的刘晓波头像,正是取自刘霞所拍摄的照片。

以下将此书的封面、扉页和目录上的英文译成中文供参考,使有兴趣的中文读者,可通过目录上所翻译的标题,阅读对应的中文版文章,


封面和扉页相同的文字是书名和编辑名:

书名:刘晓波之旅程:从黑马到诺奖得主

主编: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Joanne Leedom-Ackerman)

协编:张裕、李洁、廖天琪

扉页中、下部还有:

翻译:毛雪萍(Stacy Mosher)、吴玉婷(Andréa Worden)

出版:波托马克出版社(Potomac Books)——內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所属品牌

此书英文版只是选取了蔡楚主编的《刘晓波纪念文集》中文初版内文的大部分,又加进了后来新收的十篇,分章则完全不同,因此目录编排方式和选文次序,与中文版大不相同。

目录

图解

致谢

引论:知行合一(7)

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编者的话

达赖喇嘛:前言

林培瑞:序言:刘晓波之情

张祖桦:刘晓波的精神遗产

崔卫平:民主铁人

严家祺:刘晓波争议原因论

张  裕:刘晓波简历


刘晓波为何重要:红墙关黑手(9)

余英时:谈刘晓波事件

滕  彪:作为人类精神事件的刘晓波之死

杨  光:中国民主转型的道义巨人——刘晓波

胡  平:丧钟为谁而鸣

鲍  彤:刘晓波和他的政治主张

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思想前沿的刘晓波

王  丹:走康有为的路 流谭嗣同的血

卡尔·格什曼: 纪念一位英雄烈士

钱跃君:中国文化的脊梁

青年和大学时代:赤子心到黑马(6)

邵  江:刘晓波的抵抗

王  玮: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

艾晓明:我期待一场盛大的告别

莫之许:未尽的征途

苏晓康:刘晓波把激进煎熬成温和

白  夏:知行合一的刘晓波


天安门广场及其后:没有敌人(9)

周 舵:悼念“最好的朋友”刘晓波

一 平:走上祭坛的刘晓波

吴祚来:和平理性价值永恒

金 钟:刘晓波和他的无敌论

潘永忠:永远的丰碑——刘晓波

师 涛:诗二首(敌人十月之歌

徐 琳:诗二首(悼晓波我该如何挽救——致刘晓波

子 抗:名字离去之后的井

天安门母亲:致刘晓波、刘霞夫妇

政治、人民和笔会:面对几抵抗现实(15)

王德邦:不意一别成永诀

何德普:怀念好友刘晓波

洪哲胜:悼念晓波小兄

赵达功:回忆与刘晓波二三事

野  渡:路上的囚徒——纪念晓波

刘  荻:我和晓波

郑  义:最有宽恕精神的反对派

蔡  楚:我所知道的刘晓波

巫一毛:晓波,今夜为你点一支烟

齐家贞:刘晓波、我和笔会

小  乔:向死而生

秦  耕:中国的自由神

于建嵘:永別

严家伟:沉重的记忆,永远的怀念

王金波:双重噩耗,无以复加


零八宪章:没有仇恨(8)

徐友渔:苦难中的修炼

江棋生:深切惦念危在旦夕的刘晓波

裴毅然:评刘晓波思想遗产之一

孙文广:悼念刘晓波

何俊仁:刘晓波一生对香港人的意义

鲁 扬:我为什么追随刘晓波先生

蔡咏梅:刘晓波是香港人的英雄

赵常青:致敬刘晓波!

诺贝尔和平奖:空椅子(4)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公告

沙叶新:诺奖有眼 晓波中状元

牧野圣修、王进忠:刘晓波 “没有敌人”精神在日本永存

崛武昭: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间:困境和矛盾


向死而生:黑暗中的火炬(12)

余  杰:刘晓波与他的时代

廖天琪:一首响彻华夏荒芜大地的美丽交响诗

凯撒·阿·厄兹匈:刘晓波有一个梦想

陈奎德:登临祭坛

黎安友:刘晓波之死和中国当局的恐惧

高宝玲:刘晓波的自由之争

詹姆斯·塔格尔:“他们杀了他”——中国医疗的剥夺和文学良知

胡  佳:纪念晓波

廖亦武:给刘晓波的挽歌

唯 色:再生:致刘晓波

杜导斌:好兄长,为什么要去死呢?

李咏胜:中国的路标(外一首)

结语:心心相印(2)

刘  霞:给晓波(诗四首)

刘晓波:刘霞摄影集序


附录(12)

独立中文笔会:晓波,黑暗中的一颗流星

国际笔会:刘晓波——优异人生,永世铭记

王天成:中文版出版后记

鲁比奥、史密斯:致《刘晓波纪念文集》发布会参加者的信

刘  霞:致国际笔会代表大会的感谢信

各团体声明

刘晓波著作

刘晓波获奖和荣誉

大事记

零八宪章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撰稿人名单及简介



《刘晓波之旅程:从黑马到诺奖得主》将在美国正式发行

一本纪念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文集即将在美发行,

来自各国的学者、民主人士、政治家以及刘晓波的妻子分别撰文。

美国学者黎安友认为刘晓波在这些亲密回忆和纪念中重生,

美国作家哈金也认为本书既是对刘晓波的个人见证亦是历史见证。

艺术家艾未未表示希望用记忆对抗专制政权的封杀和集体遗忘。

他亦认为刘晓波的思想和价值已远起狭义的「反抗力量」。

(吴亦桐报道)

据独立中文笔会消息,《刘晓波纪念文集》的英文版《刘晓波之旅程:从黑马到诺奖得主》(The Journey of Liu Xiaobo: From Dark Horse to Nobel Laureate)将由美国內布拉斯加大学的波托马克出版社于4月1日正式发行。

这本文集收录了数十篇对这位「中国曼德拉」的纪念文章,大多为刘晓波去世后的追思文章。作者名单中包括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张祖桦、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旅美中国学者余英时、汉学家白夏(Jean-Philippe Beja)、林培瑞(Perry Link)、黎安友(Andrew Nathan)以及美国国会议员马鲁比奥(Marco Rubio))和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王丹,中国学者艾晓明等数十位来自全球各国的宗教领袖、学者、作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表示:这位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通过这些由他朋友和仰慕者贡献的亲密回忆和深刻反思「活了下来」。其中许多人,正像刘晓波一样,是为中国民主进行长期艰苦奋斗的英雄。

法国汉学家白夏在文章中回顾他与刘晓波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友谊,见证他从锐利的批评者成为一个成熟、理性思考中国未来的知识分子。当天安门运动爆发时,他显示出真正把中国的未來放在心上,他決定回到北京并直接去了天安门场。大屠杀之后,虽然刘晓波有逃亡的机会,但他还是留在那里并被捕入狱近两年。他也被官方称为那场示威活动的「黑手」,从「黑马」到「黑手」,白厦说刘晓波是知行合一的人,「六四大屠杀」改变了他,他的使命变成了为民主而战,以便能够面对那夜的「亡灵」。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等待》作者哈金评论道:这本无价之书展示了刘晓波的兴趣、关注和思考的范围和深度,帮助我们贴近了解这位杰出的人士。这本书作为一本文献,承担了另一种见证,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

刘晓波的友人、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曾以颇为令人争议的方式在网络上引发公众对刘晓波的关切,但遭到很多网友的攻击。

艾未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真实是对刘晓波最好的追忆,而不是以谄媚的态度赞美、或者赋予刘晓波光环、对他做宏大的政治解读以及最后在众声喧哗之后遗忘。

艾未未说:一个认识的人或是朋友去世以后如何真实的对他的记忆是很重要的,有什么说什么,而不是去歌功颂德,说一些很谄媚的话呀或是说用来表达个人和一种理想之间的关系。他去世后那个状态是很令人失望的。刘晓波的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了,实际上在推上的谈论不多的。我有不少谈到晓波的,有调侃的、有讽刺,也有批评和争议的,但我的作用是希望引起人们的讨论,因为晓波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犯,但同时被遗忘的政治犯是非常多的。

艾未未在文章中写道:这样的政权唯一能够生存的理由,是杀去那些有情感的人,刘晓波是这些人当中最完整的一个。刘晓波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知识分子」,其思想和行为示范的价值远超狭隘意义上的反抗力量。

艾未未说:晓波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谈的价值观远远大过了只对中共的很浅显的抵抗,他谈的还是人的基本尊严和人道主义的一些问题,因为晓波所处的环境是在那片土壤中的,但我相信晓波是一个超过他所谈的范围的一个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和知识界并不存在对现存体制的一个抵抗力量。大多数的反共是在一浅表层次下的一种恩怨类型的反共,而并不是理论上和哲学含义上对专制制度的一种批判。

艾未未在文章的结尾也写道:刘晓波给他的时代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是他什么都没有留下。也许又将引发公众争议。

艾未未说:很多人说他有政治遗产什么的,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没有一个思潮或一个抵抗性思潮存在,晓波他的特征是个人的纯粹性。他是完整的坚持了他的路线,然后死在了监狱的迫害里,这是一个句号,这是没有别人能够替代的。晓波的思想就是属于晓波的,一块钻石就是钻石,他跟旁边的矿物是一点关系没有的。

《刘晓波纪念文集》英文版作者之一艾未未(右)、林培瑞(左一)在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中)摄影作品展览展览的开幕式上,三人都为该文集的作者。(吴亦桐 摄 / 2019年5月)

该文集的作者之一、藏人作家唯色也向本台表示,民族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试金石,刘晓波多次撰写文章,提出西藏危机不仅是大一统与高度自治的矛盾,而是专制与自由的矛盾。

唯色说:08年的3月,藏地的抗议之后,晓波也写了一些文章,我们也讨论了西藏的情况,藏人的苦难的这种症结、解决方法等等,他都有自己的意见,如果他现在还在,他会有持续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见地。华人知识分子里像他这样对民族问题思考的人还是很少的。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北京异议人士鲍彤与刘晓波是忘年好友,曾分属体制内外的两个人有着「天安门广场运动」中趋同的民主、价值理念作为紧密的联结,他们在2007年、08年成为好友,并最终把名字共同写在《零八宪章》的首批联署名单里。

鲍彤告诉本台记者,很多人将中国民主的期待和想像投射在刘晓波这个名字,但刘晓波所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做自己做的事情,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是一种关于自由、关于公民表达的示范。而良性的制度就是要使每个人,在健康的公民社会里做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作用,扼杀个体公司的作用的制度一定是恶的制度。刘晓波的名字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不被很多人知道,但他的价值会作用于未来的中国。

生于1955年的刘晓波是中国最具标志意义的民主人士,也是一位多产作家、评论家和无畏的诗人,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异议思想家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小阳春」时期,刘晓波以「文坛黑马」的姿态对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等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其「非暴力革命」理念也贯穿了他参与天安门广场运动到支持西藏及其它的民主运动中。

2008年刘晓波发起《零八宪章》联署行动,《零八宪章》是对中国的一个民主愿景,包括自由选举和结束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刘晓波也因此被捕并被判刑11年。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被肝癌」去世。

这本纪念文集是由美国小说家兼记者,国际笔会荣休副会长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Joanne Leedom-Ackerman)主编。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华裔美国图书馆员、《民主中国》英文网页编辑李洁,以及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联合参与编辑;本书的译者为毛雪萍(Stacy Mosher)和吴玉婷(Andréa Worden)。


张裕:刘晓波生平大事记


  • 1955年12月28日,刘晓波出生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是东北师范大学教师刘伶(1931年–2011年9月21日)和该大学保育院职工张素勤(?–1999年)五个儿子的老三。
  •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会议上正式宣布了他对文艺和学术的指导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195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党内整风运动,并邀请党外人士和公众“广开言路”提供帮助。
  •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后来据说是毛泽东亲自撰写),将运动的重点从中国共产党转移到对它的批评者,使之成为“反右运动”的目标,打击了超过三百万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和民主党派成员。
  • 1958年,中共中央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生产方面“超英赶美”为口号,结果导致了在随后三年死亡数千万人的全国性大饥荒。
  • 1962年9月,刘晓波进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写了《五·七指示》,推出他的想法,要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办成具有多重功能的大学校。.
  •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发出《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1967年,刘晓波进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全版报道,要通过开办“五七干校”,将干部贬职去从事农田劳动。
  •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 1969年,中国的大学都因文革关闭,刘晓波全家被遣送到到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
  • 1973年,由于父亲在东北师范大学的工作恢复,刘晓波随父母回到长春,重返母校上高中
  • 1974年7月,刘晓波高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下农村,被送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接受再教育。
  •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去世。毛泽东选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为代总理,并开始公开批判邓小平(1904年8月22–1997年2月19日)的经济改革政策和整顿措施。
  •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期间,群众涌入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警察于次日被派去清场,导致大量逮捕和殴打,世称“四五运动”。
  •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并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
  •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领导政变,逮捕了包括毛泽东遗孀江青(1914年3月19日–1991年5月14日);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选举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结束文化大革命。
  • 1976年11月,刘晓波被长春市建筑公司招收为抹灰工人。
  •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铺平了邓成为中国超级领导人的道路。
  •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全国高校招生会议的一项改革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决定,恢复在文化革命中被中断十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 1978年3月13日,刘晓波在1977年12月通过全国统考后作为1977级学生,到吉林大学中文系报到注册。
  •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此后将“错划右派分子”予以平反。
  • 1978年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授权,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数天后,在北京西单汽车站围墙外贴出大字报,呼吁“科学、民主和法治”,发动“西单民主墙运动”。
  • 1978年12月5日,独立民刊《探索》创始人兼编辑魏京生,在西单墙上贴出他呼吁民主的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补充中国政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加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作为到二十世纪末的目标。
  • 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墙上提出他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警告说邓小平可能成为新的独裁者,并在四天后被捕。
  •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共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正在镇压民主墙运动提供了官方肯定。
  • 1980年4月17日,中国笔会中心成立,选举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为笔会会长。
  • 1982年1月,刘晓波以文学士在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五次会议批准中国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加进宪法序言。
  •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讲话发动针对异议作家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
  • 1984年,刘晓波获得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学位毕业,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同年与中学同学、女友陶力结婚。
  • 1985年,刘晓波儿子刘陶出生。
  • 1986年9月7-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数百人出席,包括所长刘再复(1941年10月22日-)、哲学家李泽厚(1930年6月13日-)和信任文化部长王蒙(1934年10月15日-);刘晓波到场发言掀起波澜,其发言随后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由《深圳青年报》于10月3日发表并被许多报刊转载,使他获得“文坛黑马”的称号。
  • 1986年12月5日,位处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学生,抗议学校当局干预学生参加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而其他城市的大学生们也对各种问题表达不满,掀起了“八六学运”。
  •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呼吁将“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刘宾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12月5日)和王若望(1918年2月4日-2001年12月19日)开除党籍;随后于次年1月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20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5日)被解除职务。
  • 1988年1月,刘晓波首部著作《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
  • 1988年6月,刘晓波发表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在数百位大学生旁听下,得到九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获文学博士学位,并成为所在系系讲师。
  • 1988年8月,刘晓波离开中国到奥斯陆大学作访问学者,此后又应邀去美国夏威夷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北京、上海等各城市大学生举行“反腐败,要自由”的群体抗议,以示悼念。
  •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发表头版社论,正式将学生运动定性为破坏安定团结的反党动乱,必须在社会各层面予以反对。这激起学生在次日发动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扩大了学生们和中共领导层之间的裂口;随之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在敦促该社论“淡化”或撤销不果后被解职。
  • 1989年4月27日,取消他在美国留学到1990年的计划,到达北京支持学生运动。
  • 1989年5月20日,当局宣布在北京戒严,随之调动二十五万军队到首都实施,“用一切手段”驱散示威者并清理天安门广场。
  • 1989年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和台湾歌手侯德健宣布绝食,以获取示威学生信任,被学生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 1989年6月3-4日,政府派解放军戒严部队强行把示威者清出天安门广场,导致数百或数千人死亡(人数至今未公布),世称“六四事件”或“天安门大屠杀”;6月4日凌晨,刘晓波和他的同事成功地与学生及部队指挥官谈判,获准使数千示威者从广场平安撤离。
  • 1989年6月6日,刘晓波被捕关进北京秦城监狱,不久即被官方媒体宣布为操纵学生运动以推翻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黑手”,并在6月下旬特以政府出版的文集《刘晓波其人其事》予以批判。
  • 1989年9月,刘晓波被北京师范大学开除。
  • 1990年8月,刘晓波和陶力离婚。
  • 1991年1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刘晓波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因他有“重大立功表现”——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免于刑事处分。
  • 1993年1-5月,刘晓波应邀访问澳洲和美国,出现在记录片《天安门》的采访中,但拒绝申请政治庇护,回到中国。
  • 1995年5月–1996年1月,刘晓波因参与一系列签名活动而被拘留,监视居住在北京郊区。
  • 1996年10月8日,刘晓波因与另一著名异议人士王希哲(1948年8月13日-)共同起草发表,《双十宣言》被拘留,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
  • 1996年11月,刘晓波和刘霞在他服刑的大连劳教所正式结婚,因此刘霞得以获准探访他。
  • 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第八届五次会议批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从当年10月1日起生效。
  • 1997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1998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还未批准。
  • 1999年10月7日,刘晓波获释,并获准到北京与刘霞团聚,恢复自由撰稿人写作。
  • 2001年3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批准加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2001年7月,独立中文笔会由世界各地一群作家创立,包括刘晓波和刘霞作为当时仅两位居住中国大陆的作家;该笔会在11月举行的国际笔会第六十七届代表大会上被批准为分会,随后选举刘宾雁为笔会主席,郑义为副主席。
  • 2003年10月,独立中文笔会举行其首次会员大会网络全体会议,通过了章程,选出理事会,包括会长刘晓波,两位副会长蔡楚和万之,以及理事余杰、廖亦武等。
  • 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第十届二次会议批准中国宪法修正案,加进“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 2005年9-10月,独立中文笔会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网络全体会议,批准章程修改,选出理事会,包括会长刘晓波,两位副会长余杰和陈奎德,以及理事王怡、蔡楚、赵达功、廖天琪等。
  • 2006年10月,刘晓波应邀担任美国网刊《民主中国》主编。
  • 2007年9-10月,独立中文笔会召开第三届会员大会网络全体会议,选出理事会,包括会长郑义,两位副会长巫一毛和江棋生,以及理事刘晓波、王怡、余杰、蔡楚、廖天琪、赵达功等。
  • 2008年10月8日,刘晓波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所起到的作用,被北京市公安局拘捕,《零八宪章》是一份呼吁人权和政治改革的宣言;由他和其他302位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联署,为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而发表。
  • 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罪”被庭审,两天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12月10日在奥斯陆缺席授奖。
  • 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因晚期肝癌及多重器官衰竭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 2017年7月15日,刘晓波遗体于上午被火化,其骨灰在当天下午海葬。

来源:《刘晓波之旅程:从黑马到诺奖得主》


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零 八 宪 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流沙河(四川,诗人)

吴茂华(四川,作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孙文广(山东,教授)

鲍 彤(北京,公民)

丁子霖(北京,教授)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蒋培坤(北京,教授)

刘晓波(北京,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高 瑜(北京,记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东,教授)

刘军宁(北京,政治学家)

张旭昆(浙江,教授)

徐友渔(北京,哲学家)

贺卫方(北京,法学家)

莫少平(北京,律师)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政治学家)

崔卫平(北京,学者)

何光沪(宗教学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沈敏骅(浙江,教授)

李大同(北京,记者)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

张 鸣(北京,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余世存(北京,作家)

秦 耕(海南,作家)

周 舵(北京,学者 )

浦志强(北京,律师)

赵达功(深圳,作家)

姚立法(湖北,选举专家)

冯正虎(上海,学者)

周 勍(北京,作家)

杨恒均(广州,作家)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蒋亶文(上海,作家)

唯 色(西藏,作家)

马 波(北京,作家)

查建英(北京,作家)

胡发云(湖北,作家)

焦国标(北京,学者)

李公明(广东,教授)

赵 晖(北京,评论家)

李柏光(北京,法学博士)

傅国涌(浙江,作家)

马少方(广东,商人)

张 闳(上海,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王 怡(四川,学者)

王晓渔(上海,学者)

苏元真(浙江,教授)

强剑衷(南京,老报人)

欧阳小戎(云南,诗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者)

昝爱宗(浙江,记者)

周鸿陵(北京,社会活动家)

冯 刚(浙江,教授)

陈 林(广州,学者)

尹 贤(甘肃,诗人)

周 明(浙江,教授)

凌沧洲(北京,新闻人)

铁 流(北京,作家)

陈奉孝(山东,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北京,评论家)

张津郡(广东,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上海,作家)

张善光(湖南,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湖南,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湖南,教师)

王小山(北京,媒体人)

范亚峰(北京,法学博士)

周明初(浙江,教授)

梁晓燕(北京,环保志愿者)

徐 晓(北京,作家)

陈 西(贵州,人权捍卫者)

赵 诚(山西,学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北京,工程师)

陆中明(陕西,学者)

孟 煌(北京,画家)

林福武(福建,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贵州,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吉林,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北京,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健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兟(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江 婴(天津,诗人)

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陈炎雄(湖北,教师)

段春芳(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善(云南,工程师)

关 敏(湖北,大学教师)

戴元龙(福建,企业主)

余以为(广东,自由撰稿人)

韩祖荣(福建,企业主)

汪定亮(湖北,律师)

陈青林(北京,人权捍卫者)

钱世顺(广东,企业主)

曾伯炎(四川,作家)

马亚莲(上海,人权捍卫者)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秦志刚(山东,电子工程师)

宋翔峰(湖北,教师)

邓复华(湖北,作家)

徐 康(湖北,公务员)

李建强(山东,律师)

李仁兵(北京,律师)

裘美丽(上海,维权人士)

兰志学(北京,律师)

周锦昌(浙江,退休人员)

黄燕明(贵州,民主人士)

刘 巍(北京,律师)

鄢烈汉(湖北,企业主)

陈德富(贵州,民主人士)

郭用新(湖北,医生)

郭永丰(广东,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袁新亭(广州,编辑)

戚惠民(浙江,民主人士)

李 宇(四川,采编)

谢福林(湖南,人权捍卫者)

徐 光(浙江,企业主)

野 火(广东,自由撰稿人)

邹 巍(浙江,维权人士)

萧利彬(浙江,工程师)

高海兵(浙江,民主人士)

田奇庄(河北,作家)

邓太清(山西,民主人士)

裴鸿信(河北,教师)

徐 民(吉林,法律工作者)

李喜阁(河南,维权人士)

王德邦(北京,作家)

冯秋盛(广东,农民)

侯文豹(安徽,维权人士)

唐吉田(北京,律师)

刘荣超(安徽,农民)

李天翔(河南,工人)

崔玉振(河北,律师)

许茂连(安徽,农民)

翟林华(安徽,教师)

陶晓霞(安徽,农民)

张 望(福建,工人)

黄大川(辽宁,职员)

陈啸原(海南,职员)

张鉴康(陕西,法律工作者)

张星水(北京,律师)

马纲权(北京,律师)

王金祥(湖北,维权人士)

王家英(湖北,企业主)

鄢来云(湖北,企业主)

李小明(湖北,维权人士)

肖水祥(湖北,维权人士)

鄢裕祥(湖北,维权人士)

刘 毅(北京,画家)

张正祥(云南,环保人士)

(共303人)

签名规则:

1,本宪章为开放签名。

2,请用真名或常用笔名签名,并注明所在地和职业。

3、签名格式:姓名、当前所在省份、职业。如:张XX(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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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成:《刘晓波纪念文集》出版后记

这一纪念文集的出版,是未曾料到的痛心的结果。2017 年初,《民主中国》网刊主编蔡楚先生嘱我代为撰写计划书,向一个基金会申请资助,以在10 月份召开一个国际性会议,即“全球声援刘晓波研讨会”。

在做计划、提申请时,以对当下中国专制政府的了解,我们没有期待过晓波会提前出狱。但是,我们更没有想到,晓波已经不可能等到10 月份召开这个专门为他呼吁的会议。在晓波病危的消息传出后,我们曾想修改计划、将会议提前到8 月上旬,虽然匆忙,也要为他发出声音。可是,晓波也没能等到8 月份。

晓波的去世使得声援会议不再有意义。蔡楚先生、胡平先生以及我经商量后,试探性地向基金会提出将原来同意用于支持会议的资金,转用于出版《刘晓波纪念文集》。这实际上是与原来的计划不同的一个申请,正如所料,基金会没有同意。

然而,晓波的去世是当代中国反对运动的重大事件,除了种种悼念活动,还应该有持久的文字记载。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决定继续推进编辑、出版纪念文集的计划,由《民主中国》和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另想办法共同承担费用。

感谢为这个文集撰稿的所有作者。汇集在这里的数十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追忆或评述了晓波的生平、事迹、思想和精神。我还没有专门为晓波写点什么,这在我本人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在此我想利用非常有限的篇幅,提到我与晓波接触的两个场景。

第一次见到晓波是1987年。当时,晓波作为“文坛黑马”横空出世,我是北大法律系的学生。晓波应邀到北大在三角地附近一个经常放电影的大厅演讲。整个大厅包括通道、大门挤满了人,我当时就在台下那羣被晓波激情飞扬的演讲所深深感染的莘莘学子之中。现在我还记得他演讲中的一句话:“为了自由,哪怕迈出这个大门后就死,也值了!”

最后一次与晓波接触,是在2008 年12 月。那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晓波频繁联繋我,希望我能参加独立中文笔会某些方面的工作。但是,基于种种考虑,我非常犹豫。12 月7 日,晓波再次通过SKYPE联繋我。第二天他就因为〈零八宪章〉被捕了。消息传来后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如果我知道,那或许是他入狱前的一个安排、托付,我必定会抛开所有顾虑接受的。晓波的一生凝聚了这个时代的忧伤与豪情、苦难与盼望。他没有看到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崩溃,但是,他的精神已经战胜了专制主义。他已然进入历史,将受到后世永远的景仰。

王天成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2/2017

余杰:刘晓波与他的时代——《不自由国度的自由人》自序

刘晓波去世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也随之而逝。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晚上,我在唐山书店举办《拆下肋骨当火炬》的新书发表会。我最后分享的一句话是,“拆下肋骨当火炬”这个苏格拉底和顾准都使用过的典故,也是刘晓波一生的实践,刘晓波就是拆下肋骨当火炬,照亮六四屠杀之后漆黑的中国。说到这里,我心中隐约有不祥的感觉。

会议刚结束,我打开手机,巨大的打击像石头一样砸过来,“晓波已经去了”,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一行字,我险些晕倒在唐山书店的楼梯边,扶着墙才站住,一时间泪流满面,恍若在梦中。

以杀人来维系的政权再次杀人,多杀一个人对他们来说并不特别困难。接下来的几天,局势一天比一天险恶。并没有因为晓波的死亡,共产党就恢复了一丝自信。共产党不仅害怕活着的刘晓波,也害怕死了的刘晓波。他们不顾刘霞的强烈反对,强行立即将刘晓波的遗体火化,不允许骨灰下葬在故土,匆匆实行了所谓的“海葬”。

当局安排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在一场精心导演的新闻发布会上露面,如木偶般说了一番“感谢党感谢政府的人道主义安排,非常完美,非常周到”之类的鬼话。刘晓光还说自己是家中的大哥,家中的事情由自己说了算。他真是个法盲,刘晓波的事情难道不该由他的妻子刘霞说了算吗?一个已经跟刘晓波断绝关系将近三十年的陌生人,一个一度企图瓜分刘晓波的诺奖奖金、得知刘晓波已经捐出奖金而无比失望并被刘霞基督鄙视的小官僚,有什么资格取代刘霞第一亲属的位置?难怪鲁迅说,人最大的敌人或许是他的家人。宣称没有敌人的晓波,会料到他的大哥有这场可耻的表演吗?刘晓波与刘晓光之间,除了血缘上的相同之外,再没有别的相似之处。

刘晓波不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是自己选择“海葬”的方式,他们的骨灰污染了大海。他们都是杀人如麻的屠夫,他们不敢下葬在土地上,他们害怕被后人鞭尸,他们更不愿像毛泽东那样成为一块被风乾的“老腊肉”。

刘晓波“被肝癌”和“被海葬”了。这个“新纳粹”或“超纳粹”政权残害刘晓波的生命乃至毁灭了他的遗体。以他们掌控的亘古未有的暴力机器而言,这样做易如反掌。在此一事件中,共产党果然无比信奉唯物主义——他们对刘晓波实行“挫骨扬灰”政策。只有当刘晓波在物理意义上“尸骨无存”了,让友人和后人连追悼和纪念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接下来就是无边无际的遗忘了,那样共产党才能真正安心。

当年,亲人为在文革中被残害的林昭留下了一块小小的墓地,那块墓地就像是一道一直在汩汩淌血的伤口,人们络绎不绝地前去祭拜和凭弔.当局不得不在墓地旁边的树上安装摄像头,并安排警察日夜巡逻,以恐吓来自全国各地的林昭精神的仰慕者。这一次,当局吸取了教训,他们防患于未然:没有坟墓的刘晓波不会像有坟墓的林昭那样,继续成为党国的大麻烦了。

然而,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党绝对想像不到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有多大。刘晓波活在他的文字中,他的文字是不可战胜的、无法消灭的。这些文字中蕴藏着自由的密码,如同钥匙,如同解药,如同翅膀,可以帮助那些迷路的人回家,酣睡的人苏醒,沉沦的人飞翔。每一个字都是一粒麦子:麦子落到地上,死了,又结出许多籽粒来;文字印刷在书上,书是焚烧不尽的。由刘晓波的文字彙集而成的每一本书都是一束强烈的光,让在黑暗中跳舞的老鼠惊恐万分地逃遁。

对刘晓波这样的写作者而言,文字的功能,不是娱乐,乃是拯救,自我拯救和启发他者自救并行不悖。我就是被刘晓波的文字所拯救的读者之一。若不是刘晓波的文字,我怎能脱离中国人数千年来过的那种阴沟中的卑贱生活呢?若不是刘晓波的文字,我怎能毅然决然地抛弃自欺欺人的帝国儒学,“赤身裸体,走向上帝”呢?

第一次读到刘晓波的文字,是在六四屠杀之后的肃杀氛围中。还在四川念中学的我,无法忍耐教导主任在政治学习的时间段里对“民运黑手”的咒骂,偶然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刘晓波其人其事》,蓝色封面,还有一个跟刘晓波本人惟妙惟肖的剪影。那是一本官方御用学者竭尽侮辱之能事批判刘晓波的文集,但编辑煞费苦心地在后面附录了多篇刘晓波“最反动”的文章,包括宣扬“三百年殖民地”那篇。我读得如醉如痴,在上面划满密密麻麻的符号。本来想划出重要的句子,却发现每一句都是警句。这本书珍藏在我美东新家的书房,我带着它穿越太平洋和美洲大陆,它已内化为我精神结构之一部分。

第一次接到刘晓波的电话,是一九九九年滴水成冰的冬天。有一天,我正在应邀去大学演讲的路上,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对方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说是“我、我是刘晓波”,然后确认我是余杰,立即滔滔不绝地对我进行批评,一口气讲了几乎半小时。原来,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在刘晓波第三次入狱期间,刘霞买了一本我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处女作《火与冰》送入狱中,希望刘晓波读了之后会有“后继有人”之感。没有想到,刘晓波却从中发现不少青春自恋、投机取巧的部分,毫不客气地在第一次通话中对我从头批评到尾。我心里想,他还真是“文坛黑马”,没有丝毫的客气委婉,率真得让一般人受不了。

第一次跟刘晓波见面,是在友人周忠陵(我们昵称“忠忠”)家中。那一次的交谈,我们发现彼此对许多人与事的看法极为相似,也就是后来余英时先生引述陈寅恪的话“气类相近”。我们两个口吃者遇到一起,更显得口吃加剧,让刘霞在一旁窃笑说,“听两个结巴谈话太累了”,她便掉头过去跟我妻子聊了起来——这一聊,她们倒俩成了比我跟刘晓波更快热络起来的“闺蜜”。忠忠家有一位四川保姆,做得一首好川菜,那天的那道辣子鸡珍堪称一绝。我记得晓波大口吃菜,大口喝可乐,大快朵颐,无拘无束。我很喜欢跟晓波一起吃饭,他的胃口很好,带动同桌的人也胃口大开,跟他抢着吃。那一次的见面,开启了我与刘晓波在此后十年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直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刘晓波被捕。

若不是刘晓波的影响与引导,我不会在追求自由的路上走这么远,这是一条光荣荆棘路,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选择像草一样生活,歪歪斜斜、一吹就倒的时代,刘晓波坚持像树一样笔直地站立,因而成为时代的标杆。从“六四”到“零八”再到“一七”,他飞蛾扑火,再飞蛾扑火,最终焚而不毁。

这个时代,不是靠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这些面目狰狞的“巨婴”来定义,而是靠刘晓波这样形容枯藁的先知来定义。若没有刘晓波,这个时代的中国将宛如圣经中的索多玛城那样污秽不堪;而有了刘晓波,这个时代的中国暂时被上帝从毁灭的名单中删掉,刘晓波为中国赢得了一段认罪悔改的缓冲时间——至于中国是否真的会认罪悔改,那就不是刘晓波的事情了。

活着,并且站立,似乎这是两难的选择。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活着就意味着驼背,活着就意味着下跪,活着就意味着闭目,活着就意味着塞听。刘晓波却选择为那些六四死难的学生而活,他认为自己不配称为死难者的老师,因为孩子们死去了,老师却幸存下来,这是何其巨大的耻辱。失去耻辱感的知识界从此麻木不仁、与狼共舞,刘晓波却怀着一种赎罪般的心态开始了后半生矢志不渝的抗争。有人将抗争当作夺取权力或道德高地的手段,刘晓波却将抗争当作一件再平凡不过的职业和志业。

在北京的那些年里,我和妻子有好几次跟刘晓波、刘霞一起去郊游。在警察如影随形的监控中,我们总是能找到斑斑点点的光阴的缝隙。每当刘晓波和刘霞看到荒郊野外的树木,都会发出由衷的感叹:多美!刘霞很喜欢画树,尤其是那种挣扎着要想腾飞的树,从土地奔向天空的树。而刘晓波喜欢欣赏刘霞画的每一幅树,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

有一次我们去他们家作客,在狭小的客厅里面,刘晓波满头大汗地将刘霞的画一幅幅搬出来向我们展示。平日豪爽如女侠的刘霞,那一次会略带羞涩地对晓波说:“又不是你的画,干吗那么显摆?”而听到我们赞美刘霞的画,晓波比听到我们对他的文章的赞美还要开心,像孩子一样琅琅地笑了。

多年以后的二零一四年,我流亡美国之后的第三年,刘霞的哥哥到美国来找我。我问他,在长期软禁中的刘霞有什么需要,他说,刘霞特别叮嘱说,希望为她拍摄一些美国的树木。作为画家的刘霞,长期以来失去了外出写生的自由,只能根据照片画画。

于是,我带着刘霞的哥哥去了美东最大的国家公园仙来多,在美不胜收的蓝岭驱车并徒步数小时之久,拍摄到了很多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不仅人自由,连树也如此自由,不会有龚自珍《病梅馆记》中写到的那种“病梅”。刘晓波是美国的热爱者,若他能在这座森林里面健步如飞,如果他能在这些高耸入云的大树下歌唱,那将多么幸福。

不知道刘霞后来有没有根据这些照片画出新的作品,不知道到刘霞有没有机会将她新画的树拍成照片带给狱中的晓波看?

圣经中说,爱神,爱人如己,爱是最大的诫命。刘晓波没有受洗,但他比绝大多数号称基督徒的人更好地履行了这道最大的诫命。

我愿意在此分享一段我与妻子生命中的幽暗旅途,若没有晓波的陪伴与安慰,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走出死荫的幽谷。

二零零七年初,妻子怀孕了,我和妻子一起满怀喜悦与期盼,守候着宁馨儿在母腹中成长。那时,妻子在一家外企工作,还要在方舟教会中参与很多的服事,忙得不可开交。

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去医院执行孕妇例行的体检时,医生告诉我们,婴孩已经在子宫中停止生长发育了。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再三追问医生。医生解释说,子宫中的是一个需要立即动手术取掉的、还没有胎儿雏形的死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医生说,他也无法解释,这些年来这种情况的发生率越来越高,也许跟北京的环境污染有关。

动完手术之后,妻子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手术室,脸色苍白,神色茫然。我们回到家中,抱头痛哭。妻子受洗之后,一直在教会忠心服事,为什么这样悲惨的经历会降临在她的身上呢?我们恳切地祷告,上帝始终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上帝派遣了一位天使来到我们身边。

就在那几天,晓波打电话约我们吃饭,我们不便在电话中告诉他实情,勉强应约出席了。细心的晓波发现我们情绪低落,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妻子含泪向晓波和刘霞讲述了我们失去孩子的事情。

晓波神情凝重地听我们倾诉完一切,向我们讲述了他也失去了孩子的痛苦经历,虽然不是同一个性质的“失去”:六四之后,晓波被捕入狱,婚姻破裂。九十年代初,他的前妻带着他们惟一的儿子刘陶远赴美国,离开这一伤心之地。后来,他跟儿子失去了联系,他等于是失去了儿子。或许,前妻不愿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蒙受父亲作为“国家敌人”的阴影,要让孩子成为一名单纯而快乐的美国人。(晓波去世前后,刘陶亦未现身,这是何等痛楚的父子关系。)

那天,一向笑声不断的晓波神情凝重地说,他以这种方式失去了孩子,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隐痛,但这也是从事人权活动可能付出的巨大代价。晓波又说,你们一定很快就会有孩子,上帝肯定会给你们一个更好的孩子。他还不是基督徒,却像牧师一样安慰我们。

然后,晓波从他常常背的那个帆布书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钱,对我说:“这是我刚刚拿到的一笔稿费,你去给刘敏买一些营养品和几件漂亮衣服。这么好的女孩跟着你受苦了。这个圈子里面,好多人因为对不住妻子,让妻子受苦,自己还不以为然,最后导致婚姻失败。你一定不要重蹈覆辙。”

我们没有收下晓波的这笔钱,因为我们知道晓波完全靠稿费生活也很不容易;但我们吃完饭离开时,妻子已破涕而笑,我也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学习晓波珍惜和守护刘霞的做法。

这就是晓波的爱人如己,晓波就是上帝派遣到我们身边的天使。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光光诞生了,上帝赐予我们一个又健康又敬虔又聪明的后代。孩子刚满月的那一天,晓波和刘霞赶到我们家中,带来了一份最好的礼物:刘霞画的一幅黑色的水仙花。刘霞对妻子说,这朵花就是你,也是我,是我们这些嫁给“国家的敌人”的可怜而坚韧的女子。

再后来,晓波四度入狱,刘霞去探监的时候,带去一张我妻子和孩子的照片,隔着玻璃给晓波看。她不能提我的名字,这是秘密警察给她的“特别规定”,她只能对晓波说,看,刘敏和她的孩子。探监归来,刘霞给妻子打电话说,晓波看到那张照片,凝视了足足一分钟,露出欣慰的笑颜。

对于我和妻子来说,晓波和刘霞是超越了血缘关系的亲人。晓波如同我的父兄一般,我知道,无论遇到多大的灾难与挫败,晓波都是那个惟一能帮助我的人。

如今,没有人能帮我了。

记忆是甜蜜的,也是苦楚的,所以人类学会了遗忘。

晓波入狱并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却又成为史上最不为人所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的存在本身让世界感到无比尴尬:他在狱中,刘霞在软禁中,而世界无能为力。人们假装他不存在。

挪威政府在遭遇中国多年的经济制裁之后,不得不为这件由诺奖委员会决定、跟政府无关的事情,向中国当局私下致歉,其高层官员才被允许访问中国。中国似乎又回到了乾隆大帝时代“万国来朝”的盛世,谁敢为了一介匹夫刘晓波而得罪中国呢?在历届不同类别的诺奖得主呼吁中共释放刘晓波的联署信上,从来不曾出现奥巴马的签名,即便在其卸任美国总统之后。当美国国会将通过将中共驻华府使馆前面的那条街道命名为“刘晓波路”的决议案之时,作为总统的奥巴马威胁说他将否决之。同样是诺奖得主,品质相差何止千里之远。

关于晓波,人们只知道他是八九民运的知识分子领袖,只知道他是《零八宪章》的重要起草者和组织者。然而,作为思想家和“精神界战士”的晓波,却鲜为人知。

晓波去世之后,那些曾经百般辱骂他的“反共达人”,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企图消费他,纷纷以一种“我的朋友刘晓波”的姿态,喋喋不休地言说昔日跟晓波的“战斗情谊”。

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情形。

晓波去世之后第二天,晓波朋友圈中的一员、同样也是异议作家的莫之许在脸书上给我发来一条讯息,说一帮知识分子以“自由晓波工作组”的名义起草了一篇晓波的悼词,想征求我的意见。

我看了之后觉得甚不满意。首先,末尾有两段充满酸腐之气的文言文,像是来自皇家的诰命。晓波以全盘否定两千年中国专制文化传统而成为知识界的“黑马”,若是他地下有知,断然不能接受这种腐儒的纪念方式。

其次,我建议写入对于晓波而言虽然不无争议却是其重要的思想贡献:中国要民主开化需经历三百年殖民地;统一即奴役;人权高于主权;住民有自决权;既反对政府杀人,也反对民间的杨佳式的报复杀人等等。我认为,若没有这些部分,所呈现的就不是完整而真实的晓波。

莫之许深以我的意见为然。然而,他跟该文本的执笔者或“决策者”们讨论了许久,他们最终不能接受我的建议,说是要“避免争议”。

晓波的一生就是充满争议的一生,如何能避免争议呢?晓波被官方所虐杀,挫骨扬灰;同时,他也被所谓的民间或“同道”所扭曲,所改写,他们赋予他的“高大全”形象恰恰是他最不想要的。晓波一生都以乡愿和虚伪为唾弃的对象,没有想到最终仍然遭到乡愿和虚伪的同胞对其精神遗产的涂涂抹抹、删删改改。

从某种程度上说,刘晓波堪称“被背叛的先知”。

作为晓波的密友之一,在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八年之间,我跟晓波即便说不上朝夕相处,至少在共同参与的每一项人权活动中“心有戚戚焉”。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世人呈现一个比一般媒体的报道更鲜活的、更充满人性的晓波,以及他那彻底的、决断的、“刘晓波化”的思想特质。

在那段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面,我跟晓波有超过五百次以上的会面,单独谈话也有数十次至多,在晓波滔滔不绝地言说时,我做了不少笔记,也在日记中有详尽记录。我与晓波之间通过有上百封长长短短的电子邮件,既有讨论公共事件,也有分享私人生活,甚至有为笔会事务的激烈争论。这些材料成为我写作《刘晓波传》时有血有肉的原始资料。但《刘晓波传》并未全部涵盖这笔宝贵的素材。

二零零八年,晓波第四次入狱之后,我受刘霞的委托,为晓波编辑了一本文集《大国沉沦》,次年该文集在台湾出版,成为迄今为止最畅销的刘晓波文集。晓波几乎是“以一人敌一国”的勇气,对抗“大国掘起”的官方论述,将“大国沉沦”的真相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中共当局每年高达数百亿的“大外宣”战略落败。

二零一零年,晓波荣穫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作为他的“同案犯”,我亦遭受中共政权的非法软禁、黑头套绑架、酷刑折磨几乎致死,然后流亡美国。我在美国重新安置家园和书桌,立即着手编辑十卷本的刘晓波文集。刘晓波已有多本着述结集出版,但流散在各类网站上并未编辑出版的文字仍有数百万字之多。我计划每年编辑出版两卷,五年累计完成十卷,那时,晓波就刑满出狱了,这十卷本的文集将是我给他最好的礼物。

然而,这一愿望随着晓波的突然离去而落空了。伤心欲绝之后,我仍要坚持完成这项浩大而艰钜的工程。

与此同时,在过去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在我撰写的各类文字中,有数十字万字跟晓波有关。其中,既有对晓波参与的人权活动中若干不为人所知的细节的披露,也有对晓波思想和精神的分析和论述。我想,这部分内容可以帮助世人更多认识晓波,让晓波的形象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当然,我眼中的晓波,或者经过我的阐释的晓波,可能也是不完全的,甚至有偏差的,但我至少提供了“视角之一”,而晓波正是在众人“众声喧哗”的回忆和阐释中“向死而生”。

陶渊明说,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者何所以,托体同山阿。人的冷漠、隔绝和遗忘,是人不可克服的罪性的一部分。晓波去世之时,全球媒体集中报道,全球政要纷纷发表声明,但此后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冷寂,人们照样到北京去“恭喜发财”。这就是无比冷酷的现实。

然而,晓波不会在意这些。他在地中海炽热的阳光下,以惯有的大步流星向我们走来,跟我们拥抱在一起。

我相信,在未来中国民主化的历程中,晓波的思想和精神,必将如刘霞送给我们的那幅黑色水仙花般骄傲地绽放。晓波以这样的方式始终在场。

只要爱和公义不灭,晓波就永远活在爱他的人的心中。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台湾解严三十年纪念日前后,由宜兰至台北、台北至台中之旅途中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7/22/2017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2009年在被中國判刑前夕,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寫下了這篇「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文章,替自己所作所為做最後辯解。「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他也寫下對中國的期待,「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臺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

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臺,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臺,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員警,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

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于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 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

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 “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 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

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 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裡,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 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 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 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

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

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 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

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 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 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 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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