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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在中学

野兽按:虽然天涯博客算是国内尺度最松的博客网站了,但是还是有不少文章发布后被隐藏。自2006年2月22日受李国盛邀请,要天涯开办【陈寿文专栏】,至今已经十四年了。不过自从2013年有了微信公号【心灵自由】之后,就很少使用这个博客,只是偶尔想起会去那里发一篇微信公号发布不了的文章。刚才看了一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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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总共有74篇文章被隐藏。今天开始,把这74篇翻出来。站友们,我又要开始刷屏了。

17.公民教育在中学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09-6-17 7:35:00 | 分类:生活 | 访问量:696

给《生活》杂志报过一次选题,没通过。有机会我打算自己来做,就发在这里好了。个人杂志?就叫《野兽爱智慧》杂志吧。O(∩_∩)O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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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5日

选题:公民教育在中学

李慎之先生的一生心愿是“在中学当一个公民教师”,可惜他一直没达成心愿。而如今在浙江,有一批生于70年代的中学语文老师在现有的应试体制下,在他们的课堂上开展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比如曾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言说抵抗沉默》一书的郭初阳,被誉为“他赋予了语文课堂以学术的深度、理性的光照、自由的启蒙,以及民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语文课堂的文化品格。如果说许多语文老师和他们上的课是墙;那么郭初阳和他上的语文课则是窗,一一扇干干净净、透明的窗。”1973年生,杭州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多年来致力于探索一种理想的语文课堂范式——“踏实”与“凌空”的结合,目标是让学生成为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

在他周围,还有一批同道之人,比如蔡朝阳,在绍兴任教。还有周仁爱等人,都是中学语文教师。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些师长,比如傅国涌,谢泳,崔卫平,徐友渔,丁东等人。

还有,范美忠也是他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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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言说引爆沉默:解读郭初阳

涂国文

“郭初阳注定要写进浙江教育史!”几年前,我私下里这样告诉朋友。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也不存在“私”郭、“畏”郭,或者“欲有求于”郭一类的原因;如此“美”郭,实在是因为郭初阳的语文课堂给杭州市乃至整个浙江省中学语文课堂带来了“革命性”(蔡朝阳语)的震撼和影响。

昨天中午,我冒着大雨,到位于文三路54号的枫林晚书店,买来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郭初阳所著《言说抵抗沉默:郭初阳课堂实录》一书。作为郭初阳的一位不生不熟的朋友,我原本很想给他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封伊妹儿,向他讨要一本签名本——“宝剑赠英雄,红粉贻佳人”,儒雅蕴藉的郭初阳,脉管里应该是流淌有这份古典血性的。我虽非“英雄”,亦非“佳人”,但作为他的一缕“阳光”(郭初阳的“粉丝”),我想他是不会吝啬的。然而转念我又想到,和我一样有此想法的一定大有人在,要是大家都向他索书,郭初阳可能会有“破产”之虞。

说来非常凑巧,也可以说是幸运吧,郭初阳大学毕业初登杏坛之时,正是我从江西来到杭州任教之日。更巧的是,我们的学校同属一个区——杭州市西湖区。因为这个便利条件,我得以多次观摩郭初阳的公开教学——有区教研室组织的,有市教研室组织的,也有省教研室组织的,应该说,对郭初阳的语文课堂教学风格及其嬗变,有着一定的感性认识。2004年我来现在的杂志社后,也曾多次向他约稿,继续感受他的教学理想、教学才华,以及教学风格的流变。

郭初阳解读文本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文本推向纵深,将文本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和人文坐标中去进行观照、比较和凸显。解读郭初阳其人,我认为也可以借鉴他的这种解读方法。囿于篇幅方面的原因,我不准备将郭初阳的课堂教学放置到一个宏大的时代大背景中去显影,只想结合孕育郭初阳教学理想和教学才华的三个精神家园——杭州师范学院、杭州市翠苑中学和杭州外国语学校,对郭初阳成长的轨迹,进行一个简单而粗略的梳理。

郭初阳1996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分配至杭州市翠苑中学任教,2003年因为教学业绩显著,调入杭州外国语学校,任教于该校初中部(英特外国语学校),2006年9月开始任教于该校高中部。解读郭初阳,我们无法避开杭州师范学院、杭州市翠苑中学和杭州外国语学校这三块催生郭初阳这株教坛奇葩的智慧母土。

郭初阳就读的杭州师范学院,坐落于杭州市文一路222号。当是时也,杭州市文一路、文二路和文三路区块,是杭州市有名的“文教区”。就大学而言,有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学院等八所院校;就中学而言,有学军中学、杭州外国语学校等;就书店而言,有枫林晚书店、文史书店、三联书店、文渊书店、席殊书屋、浙江图书大厦、杭州文化商城等,此外,还有文一路上一长溜的旧书摊。

学术渊厚、人文荟萃的“文教区”,为郭初阳的学养育成提供了一块肥沃的土壤。1992年,郭初阳考入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在经历了一个极为短暂的青春的迷茫期之后,迅速从阅读中找到了实现自我救赎的门径。他像一个疯狂的知识的赌徒,把自己所有的课余时间和精力,连同囊中那实在算不上太多的金钱,一起押上了一种叫做“书”或“书柜”的赌桌,炯炯目光,直指书架上那些思想高蹈、智慧高迈、品位高峻的文本,而对一切平庸的著述不屑一顾。他高视阔步于书籍的丛林之中,上万册的优秀图书进驻于他的大脑,使他原本就很宽阔的前额变得更加饱满而闪光。他的“名言”——“我喜欢一个城市的程度,与这个城市里面好书店的个数成正比”,业已成为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读书界口口相传的一句流行语。在这些杰出的人类思想和智慧的哺育下,郭初阳迅速成长为一个学者型青年才俊。

1996年,郭初阳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分配至杭州市西湖区的杭州市翠苑中学任教初中语文。熟悉杭州市语文教学情况的人士都知道,西湖区是杭州市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镇”,为杭州市中学语文教学界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领军性人才。而翠苑中学,又是西湖区中学语文教学的“重镇”。重视语文教学科研一直是翠苑中学的传统,上个世纪90年代西湖区和杭州市教研室组织开展的语文教学观摩活动,大多放在翠苑中学举行。胸藏万卷的文化底蕴,际遇了这样一个研究氛围浓郁的教学场,再加上有了方顺荣、王曜君这些名师的悉心指点,郭初阳的课堂教学艺术想不取得长足的进步也难。我最早认识郭初阳,是1996年10月他在翠苑中学上的一堂公开课上。那是初出茅庐的郭初阳的公开课处女秀,讲授的内容是浙教版教材中的《诗二首》(艾青《我爱这土地》和郭沫若《炉中煤》)。这堂课可能郭初阳自己已不一定记得了,但我却记忆犹新,它的最大的成功点就在于将两首诗打通,进行互文性比较阅读,中间用一颗大大的写有“爱”字的红心(粘纸),将两边的板书缀连在一起。两首诗郭初阳只用了一个课时就解决掉了。尽管这堂课与他近两年上的公开课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在后来的课堂教学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艺术和风格上的基本要素,例如比照解读法等等,已初露端倪。

2003年,郭初阳被调入杭州外国语学校(这时的杭外已由市区的学院路搬迁至郊区的小和山)。作为浙江省教育厅唯一一所直属中学、浙江省首批省级特色中学、省一级重点中学、被教育部认定享受20%高校保送生资格的全国13所外国语学校之一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其生源的优秀,令同行们钦羡。该校初中部未向全省开放招生之前,杭州市每所小学只能分配到一到两个杭外推荐生的名额,还不能保证一定录取;面向全省招生后,竞争就更加激烈了。该校高中部生源原由本校初中部学生直升,近年面向社会开放招生,录取分数线一直位居杭州市8所省一级重点高中之首。能进入这样一所高素质的学校任教,对郭初阳来说,应该是觅得了一所更适合施展教学才华、实现教学理想的绝佳舞台。

怎样才能比较直观地说明杭外学生的语文素质呢?我这里提供一份杭外学生文学社团——“西溪文学社”所编刊物《阅读》所涉猎到的作家、诗人和思想家的名单,看看他们这所学校的孩子现在都在看些什么:余华、李慎之、乔治?奥威尔、米兰?昆德拉、王实味、以赛亚?伯林、朱学勤、林贤治、谢泳、顾准、帕索里尼、王芸生、储安平、史量才、海子、刘小枫、王怡、茨威格、安东尼?伯吉斯、博尔赫斯、萨拉马戈……这些名字,不要说其他学校的中学生,哪怕是那些现在正在高等院校中文系读书的大学生们,也未必全部知道,更不用说全部看过他们的作品了。涉猎既是如此之广、之高、之深、之精,笔底生花对于他们来说也就不是什么神话了。我曾看过他们寄来的《西溪》社刊,我们编辑部也经常收到他们的来稿,并发表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其创作手法之娴熟,与某些早已成名的作家相比,丝毫也不会逊色(惜乎篇幅限制,不能列出例证)。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强调杭外学生语文素质之高,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杭外居,大不易!”教师手中要是没有几把真刷子,怎能镇得住这些上天入地的“美猴王”!令人钦佩的是,郭初阳,还有因种种原因已经离开了杭外的范美忠,以及其他几位老师,不仅凭着自己“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和完善的知识结构”(范美忠语)镇住了这些学生,而且使自己的语文课堂成为他们集体的“狂欢”(郭初阳语),从而在学生的口中树立起一座座美誉的碑石,借助他们的宣传,将自己和杭外的名声,流播到社会大众之中,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加盟杭外,于郭初阳而言,无疑又迎来了一个向着更高的山峰登顶的契机。“对手”(学生)如狮似虎般厉害,对于一个有出息的教师来说,其实更是一件好事。要避免葬身于猛狮烈虎之口,唯有比它们跑得更快,将它们远远地甩在身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初阳又获得了一股为人生助燃的外部动力。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郭初阳飘挂在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悬崖下,继续向上奋力登攀的身影——2003年获浙江省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2005年获全国中小学“个性杯”语文课堂教学大赛特等奖第一名,就是他跃上的两个巨大的石级;这一时期,我们也目睹了他与干干(干国祥)、铁皮鼓(魏智渊)、刘支书助理(魏勇)、范美忠、阿啃(蔡朝阳)等一大批中国语文教学的探索者们网上论剑的矫健身姿,听到了他与摩罗(万松生)、傅国涌、余世存、林贤治等著名学者、作家对话的喁喁私语声……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他把一种全新的文本解读的方法带入了语文课堂。把单一的作品置放于作家的整体创作体系中,置放于作家作品赖于诞生的历史时代背景中,置放于一个互为关联、互为映衬、互为对照的文本群而形成的更为广阔的人文坐标中,通过互文性多元观照、比较和呈现,对文本进行深度阐释,这是郭初阳课堂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当然并不是郭初阳的发明,然而郭初阳却使它从课程理论的天堂下凡到了教学实践的地面,从文学批评的殿堂走进了语文课堂。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长期以来,在语文课堂中,盛行着一种就文解文的做法,语文教师的任务就是像解剖尸体一样,把一篇完整的作品“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地肢解成一块块,教给学生就万事大吉了。教师完全成了一个“产品解说员”,而不是一个边走边不断讲述故事、传说,不断给游客创造幻境、领入胜境的“景区导游员”。如果以体育运动来比喻当下的语文课堂,来比喻语文教师对教材的处理,那么绝大多数语文教师上语文课其实就是在领着学生转“呼啦圈”——尽管有的还可能转得呼呼生风,却始终钻不出教材这个圈子。郭初阳的课堂却不是如此,他是在领着学生跳高和跳远。对于郭初阳来说,教材永远只是一块帮助学生思维起跳的跳板——跳板的天职,就在于帮助起跳者到达更高更远的目标。叶圣陶先生所言“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在郭初阳的课堂上,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和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把郭初阳归为晏阳初、叶圣陶一派,尽管有点儿拔高,却也大体名至实归。

莫泊桑的《项链》,几十年来我国的语文课堂一直把它解读成“一篇关于虚荣的小说”。然而郭初阳却在引领学生进行文本细读之后,导入莫泊桑本人的女性观和创作谈,将《项链》推置于作家思想和创作的整体背景中去显影;接着,又通过“原型上溯”,将这个故事叠影于欧洲“灰姑娘”故事的模式中去进行分析比较,并佐证以名家经典论断;之后,再引导学生将《项链》主人公玛蒂尔德的形象与电影《窈窕淑女》《奥黛丽?赫本》《流星花园》《曼哈顿女佣》四部电影的女主角和简?奥斯汀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沙白、夏绿蒂?勃朗特小说《简?爱》中的简?爱、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一一比照,最后对文本作出了“属于自己的、新鲜而卓越的阐释”(郭初阳语)——《项链》是“一篇关于独立对抗命运的女性小说”。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其次体现在他赋予了语文课堂以极高的文化品位。“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P1427)。语文课堂的品位提升之路,要跨越三个显著的台阶,即“文章”、“文学”、“文化”。长期以来,中国的语文课堂一直在“文章”这个最低级的台阶上徘徊,偶有一些探索者的脚步踏上了“文学”这个中级台阶。“文化”被生生地从语文课堂中剥离,语文教学成了“多、慢、差、费”的代名词,学生学了多年母语,语文素养却普遍惨不忍睹,以致于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发出“误尽苍生是语文”的悲怆的慨叹。

郭初阳的课堂,却在为语文课堂的文化品位招魂。他带领学生从单一的文本中突围出来,站上文化的制高点,对文本进行全景式鸟瞰;将文化观照引入文本解读,让文化弥漫于语文课堂,让文本溶解在文化中,不断生成和丰富文本的文化内涵,以帮助学生建构自己的文化家园,使语文课堂的生成羽化为人的整体生成,从而最终实现对学生文化人格的塑造。郭初阳这种勇于“为语文课堂重新立法”(蔡朝阳语)的做法,显然具有一种先锋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初阳无疑是个异数。

《愚公移山》是篇经典寓言,传统的语文课堂,多从虚词、实词、特殊句式、词类活用、通假字、寓言的特点等这一文章的层面,对文本进行解读。郭初阳的课堂则大异其趣,他先是领着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勾玄提要,进行思维的预热,探究出文本作为一个隐喻,包含着励志故事的普遍特征;接着引导学生将《愚公移山》与同类文本——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作比照,指出《愚公移山》与《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异同点,彰显愚公神话特有的异质;之后,又进一步将“愚公移山”的故事放置到农业时代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传统精神、中国传统的生殖观、中国人的成败观、老人崇拜、家长制度与家长权威、中国古代圣贤对“诚”的有关论述等所交织成的文化大场境中,探究这一故事之所以产生并且经久不衰的深刻历史文化原因和文化内涵;最后播出采访DV,借两位年轻外教对“愚公移山”故事的评价,揭示出东西方文化特质的差异。短短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就让学生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观今溯古,比照中外,审视中国文化,破译寓言密码的“文化之旅”。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更体现在他将一种可贵的批判精神带进了语文课堂。批判精神,历来是人类一切创造行为的出发点和原动力,也是民族创新力的集中表征。长期以来,我国的语文课堂盛行着一种“文本拜物教”,文本的阴影遮蔽着课堂,教师成了文本的“顺民”,对着文本顶礼膜拜,不敢越雷池一步,翻译文本成为语文课堂的唯一使命。更有甚者,一些披着华丽文字外衣的亚健康甚至病态的文本,由于编辑者的奴性心理或文化品格的缺失而潜入了教材,然而由于我们的教师缺乏批判的自觉和眼光,发现不了,任其向着青少年纯洁的心地悄悄流播思想的毒素。批判精神既然已被逐出课堂,一批批思想的懒汉、文本的奴才和创造力的侏儒被源源不断地从学校制造出来也就不足为奇。

《珍珠鸟》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散文名篇,立意为“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世界”,文字明丽而温暖,被选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初中语文课本。这篇文章不仅文字优美,而且主题健康,契合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应该说是一篇非常不错的课文——绝大多数初中语文教师正是这样解读的。然而在教学中,郭初阳的弟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把文章放置于一个由马筱敏的《鸟儿的理想主义》(抒发对“鸟儿的理想主义”的敬意)、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拍摄的影片《群鸟》(反思鸟群对人类展开的报复性攻击)、黄永玉的《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表达对自己想囚禁金丝雀的反思与忏悔)和鲍尔吉?原野的《啄露而歌》(歌颂鸟儿灵异的神性)所构成的文本群中去比照,发现作者笔下温情脉脉的“信赖”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欣赏囚禁”的残酷和血腥:《珍珠鸟》事实上阐发的是一个双重悲剧——小鸟被囚而不自知,反以为安全;人作恶而不自知,反而欣赏把玩。于是他们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珍珠鸟》一文,“实在是研究中国作家自由缺失的下意识表现的最好案例”(郭初阳语)。

郭初阳就是这样:他常常在自己的课堂中,一步步带领学生去“颠覆”课文,把课堂变成一场思想的历险。他的课堂,是对传统语文课堂的强有力的“爆破”。他以一种批判性的审视的目光,重新为语文教学找回了尊严——思想的尊严!他把传统语文课堂中那种被动的接受,变为了一种主动、惊险而有趣的发现和创造。他的目标,是要让学生成为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而不是背后拖着一根大辫子的“大清国子民”。有人用“叛逆”来形容郭初阳的课堂,真是一语中的。郭初阳的“叛逆”,还表现在他的狂狷上,他曾说过自己从来不看教育类期刊,他认为一切《中学生作文选》都没有流传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倒是有点类似于那位钱锺书先生,钱先生年轻时“横扫清华图书馆”之后,从此拒看一切人的著作,却写出了一部部泰山北斗之作。

对郭初阳课堂的诟病,集中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一、预设性过强,通常是教师在备课时自己形成了一个具有警醒和反思价值的深刻思想,授课时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拽着学生往这个思想靠,不把自己的思想贩卖给学生决不罢休;二、对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不够,很多时候教师急于抛出结论,提供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严重不足,教师的灌输常常取代了学生的思考,没有体现新课程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三、信息量过大,节奏过快,只适合于杭外这样素质高的学生,普通学校的学生根本接受不了,并不具有普适性;四、他的课堂建筑在渊博的学识之上,普通老师迫于应试和生存的压力,根本没有时间像他一样看那么多的书,查阅那么多的资料;五、他对文本的解读常常“反文本”,与应试的命题原则根本悖逆,学生在考试时一定要吃大亏;六、没有一个像杭外一样的宽松的教学环境,跟应试别着来,就是自己想这样干学校也决不会允许。一言以蔽之,就是这样九个字——“搞错了、很难搞、搞不得。”

公正地说,以上对郭初阳课堂的批评以及对于严峻现实的感叹决非空穴来风。郭初阳的课堂,确实存在着预设性过强和对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尊重不够等诸多不足。然而,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没有谁的课堂能做到尽善尽美。相比于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贡献而言,这些不足,都显得非常次要。而且,他的这样欠缺之处,是在“公开课”这样一种特殊的场境下才被催生、被凸现并被放大的。因为是“公开课”,所以势必要考虑课时进度,势必要照顾到“课堂的气氛敏感”和“课堂的场效应与剧场效应”(郭初阳语)——这是“公开课”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在课时安排可以相对宽松的日常教学中,这些缺点都是不难克服的。局部的缺失并不能否定整体的巨大价值。至于有教师以仅凭个人之力难于改变现实为由,欲放弃改变自己、提升课堂文化品位的努力,我认为并不是一种可取的做法。

郭初阳课堂的意义,首先在于他为教师的才、学、识树立了一个标杆。语文教师才、学、识的高度,既是语文课堂取得高效优质的教学成果的前提条件,又代表着语文课堂的文化高度。郭初阳说:“教师只有成为学者,或者至少在往学者的方向行进,才、学、识三方面都具备,才能营造好的课堂。”他的学者型课堂,对普通教师的学识储备提出了一种挑战,形成了一种“威压”。在这一榜样和镜子面前,任何遁词都是苍白无力的。郭初阳课堂的意义,其次在于他为语文课堂开辟了一条新路,给广大语文教师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借鉴。郭初阳的探索,目前当然还谈不上代表了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他也没有充当“方向”的义务和野心,但它却在真真切切地昭示我们:好的语文课堂应该是一种“思想的课堂”、“文化的课堂”。第三,郭初阳以他自己受到所有学生欢迎的语文课堂告诉我们:语文课堂成为一种师生共同的“幸福乐园”时代的到来,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诚如郭初阳的同学蔡朝阳所言,要真切地领略郭初阳课堂的精彩,唯有深入他的教室,亲眼看一看他上课。用“享受”一词来评价郭初阳的课堂,显然是不够的,是过于简单的。对于一般的老师来说,能从听课者口中收获到“享受”这个赞誉词,无疑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因为这证明了自己课堂的成功;如果郭初阳仅仅满足于这一点,那他就不是郭初阳了。郭初阳的课堂,是一种高度紧张中的新奇历险,一种新奇历险中的意外惊喜,一种意外惊喜后的深刻启迪,一种深刻启迪后的满载而归,一种满载而归后的志得意满,一种志得意满后的深深陶醉。能够认识郭初阳是一种幸运,能够与郭初阳同事更是一种幸运,能够做郭初阳的学生则是一种幸运中的幸运。

当大多数中学语文教师在应试的五指山下匍匐挣扎的时候,我却欣喜地看到,郭初阳正背离应试的五指山而去,走向一座思想和文化的金字塔……

神说,要有光,于是天地间便有了光。

郭初阳当然不是神。但他的语文课堂,具有一种神性光辉——一种思想的光辉!文化的光辉!

2007-03-27 人教网

我的老师郭初阳

•毛明超(浙江)

如果一定要以一个比喻来形容郭初阳的话,我以为,许多语文老师和他们上的课是墙;郭初阳和他上的语文课是窗,一扇干干净净,透明的窗。

我的语文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名字叫做郭初阳。

一般来说,没有人会叫他郭初阳。课堂上或者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们叫他郭老师。放了学或者是在他背后所察觉不到的地方,就叫他小郭;很多年纪比他大的老师也这样叫他。他喜欢去新浪论坛,尤其是读书论坛——我们猜测是因为斑竹阿啃是他同学而去捧场的缘故——等到他写的文章上的课出名了之后,网上大家都叫他gcy1989。我们一直捉摸不透为什么他要取这样一个网名,最后给出的原因是认为他早在1989年就注册新浪(如果那么早就有新浪的话);或者就是他在1989年大学毕业——这个理由似乎比较充分,因为他自称已过而立——然而也有可能是什么纪念之类的;但最终认为可能性比较小——1989年我爸妈刚结婚,又过了一年我才来到世界。

郭初阳其貌不扬,一年下来都是板寸头;穿着漫不经心,很少穿西服,一般来说是衬衫,牛仔裤或者休闲裤,外加休闲款式的皮鞋。估计是他爱运动,觉得西服穿着束手束脚的缘故吧。不过说起来,郭初阳很喜欢打乒乓球,而且似乎精于此道;听说他的打法奇特,竟然每球必抽,就像与人对决的士兵一样。

我记得中国有见其字如见其人的说法,若是这样,郭初阳的外表得分恐怕又要加速下落;他总是写得一手“漂亮”的郭体字,竟然还要引以为豪。

郭初阳好书,而且曾经说:“我喜欢一个城市的程度,与这个城市里面好书店的个数成正比。”不过很奇怪的是,郭初阳从来不把新华书店当成好书店,认为杭州的好书店是枫林晚、晓风、南华(这个是特价书店);——曾经还有“湖边的三联”和一个地下书库,可是都搬迁了,郭初阳略有伤心,曾经写文章悼念。说起来,我对此有些不解,新华书店里面书最多,环境又好,为什么不算好书店呢?直到有一天他要我们去买书(应该是去买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的时候),他叫我们去枫林晚买,并且不无得意地说:“去买书的时候,报一下我的大名,老板就会给你打八折。”显然,他一定和老板是哥们。这个时候有人恍然大悟,他不就是要省几块钱嘛!

郭初阳读书没有偏好,好书都能读;这点可以从他买书的方式上略知一二。南华书店的老板说,他那个哪里好叫“买书”,他是批发书!据说郭初阳去南华掏便宜货的时候,书的计量单位是“捆”!

有些人偏爱一两个作者,这是很正常的。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并且没有考证过真伪,听说范美忠极其喜欢鲁迅,有人拿他和林贤治相提并论。然而郭初阳并不喜欢偏爱作者,并且不希望我们偏爱作者。他喜欢给我们开书单,而且不是当作业来开,而是课上了一半,有感而发就介绍介绍一两本书。好多题目我都已经忘记掉了,想必是些不可多得的好书,真是可惜。

郭初阳看的书多,不知道有没有“陶冶他的情操”,但至少改变了他上课的套路。他上课的时候,总是上着上着,就说:“我突然想到一本书……”或“某某某曾经说过……”讲这些的时候,他总是喜欢走下讲台,一屁股坐到某个同学的书桌上,右手只伸出食指,向他手指下面的空气敲打,还要时不时地呷口茶,然后走上讲台,用“郭体字”写下作者书名出版社之类的东西,再要点评,或布置我们去买书写书评之类的,然后才继续上课。所以很经常的,他总是发现四十五分钟,连一半的计划都完成不了。

于是他常常抱怨说“不讲了不讲了,再下去课就上不完了……”显然这句话对于郭初阳来说是废话。我很喜欢听他瞎扯,听他说这说那。再说,郭初阳似乎从来不把课本当回事。开学第一节课,他总是要我们挑整本书里面的好文章,然后他再备课。对于那些矫揉造作的,他一向不屑一顾;可是有一次他竟然上余秋雨的《信客》。我们当时都吓了一跳以为他变成白发苍苍的人民教师了,结果发现,他开始让我们批评余秋雨,说他太矫情……

郭初阳一个星期最多上三节课的课文(我们一个星期总共五节语文课),一节他要讲随笔,一节要讲摘抄或者是现代诗;有时甚至连三节都不到,因为他要给我们看电影。而且每次他给我们讲的现代诗看的电影,全都是出自一些我们所不知的作家导演之手。我现在想起来有些愧疚,我竟然在他讲《豹》之前不知道里尔克。

郭初阳讲他觉得好的东西,并且只讲他觉得好的东西。他曾经给我们讲诗,题目叫做《南山路》,另外附加一首《小蔡,又是一碟》。诗人是郭初阳大学师兄,叫做李驰东。《南山路》是写他们以前一起去喝酒的酒吧,《小蔡,又是一碟》是写给郭初阳的同学兼好友蔡朝阳,也就是阿啃1919。我们于是猜想必定还有一首诗是写给郭初阳的,并且郭初阳也承认如此,但他并不给我们看,令我们惋惜;《南山路》和《小菜一叠》的讲义又似乎已经丢了,更加惋惜。

郭初阳出书不多,尽管文章写得很好,谢泳也必须认真读过;散文又写得很雅致,很淡,结尾的时候略带一丝情感;然而就是不能出书。他似乎只和人合编过一些考试辅导;真是可惜。不过听说他准备出一本课堂实录——因为他以为,许多中学老师上课不思考——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一定要以一个比喻来形容郭初阳的话,我以为,许多语文老师和他们上的课是墙;郭初阳和他上的语文课是窗,一扇干干净净,透明的窗。

如果这篇文章不幸地被郭初阳看到了,请大家为我保密,我的名字叫做suncharl。

初三(3)班 suncharl

2005年5月

不建天堂,只建人间——傅国涌访谈

作者:阿啃1919 提交日期:2008-4-9 16:02:00 访问量:2286

阿啃1919按:这篇不是我采访的,访问者是《学习博览》杂志的王春霞女士。我看了下,基本上也是我关心的问题,转载来,算作2000年代访谈录的一部分。此文发在《学习博览》2008年第4期。

发我责编这期的专访,杂志上名为《一个独立撰稿人的笔底波澜》,那是主编起的,我更喜欢我起的这个文章名称。

他从杭州来北京,是为了参加一位可敬的老人的生日聚会,被我们“抓到”进行采访。之前看过他的照片和一幅漫画像,见到真人,更觉那漫画形象。他眉毛浓,嘴唇厚,总是笑眯眯的,眼睛因此变成了一条细线,在大大的眼镜片后几乎隐藏不见。及至谈起他的研究和他对现实的关注,你才会感受到他灵活而深沉的头脑和正直而积极的心。

回望百年言论史

问:你怎样把握100多年来的中国言论史,有没有阶段的划分?

答:我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言论史已经有比较成型的想法,从19世纪70年代起,划分了这样几个阶段:先是“政论家时代”,一开始出来办报、办刊的都是政论家,像王韬、梁启超。辛亥革命以后有个过渡阶段,然后“五四”是“思想家时代”,以《新青年》杂志为标志,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思想家就中国问题立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个时代大致到1924年前后开始落幕。之后就是“职业报人时代”,1926年9月新记《大公报》的出现是个标志,以张季鸾、胡政之这些职业报人为代表,随后诞生了许多成熟的报纸和报系,像成舍我的“世界”报系和陈铭德的“新民”报系,这个时代可以定位为职业报人的时代,一直延伸到40年代后期。从1946年到1948年有一个很短暂的“周刊时代”,以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为标志,还有很多周刊,包括左派的《群众》周刊,民盟的《民主》周刊,以及一批知识分子的《新路》等,林林总总有几十种,以短平快的形式批评时政,当时有大批知识分子介入,许多书斋里的学者,像朱自清、朱光潜,都写了大量的政论、时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周刊时代。

这个时代结束之后,中国言论史进入了完全由政治家主导的时代。在以后的58年里,中间每一个环节又可以有小的细分。第一阶段,我称之为“时间开始了”的时代。胡风写了“时间开始了”这样的诗,邵燕祥写了《歌唱北京城》,大家一面倒地歌唱,推到极致的是郭沫若的《百花齐放》,整个中国上空都是喜鹊,没有乌鸦。1956到1957年倒是出现了春天回来的迹象,费孝通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可以称之为“百家争鸣时代”,这个阶段昙花一现,到1957年夏季以后就彻底逆转,说话的人都变成了右派。后面是个沉默期。到60年代初又有一个“杂文时代”,以邓拓、廖沫沙、吴晗所谓的“三家村”为代表,这是在知识界、新闻界、文艺界上层的声音。在知识界的年轻一代中,有郭世英他们的X社之类,在民间有一些探索,比杂文要走得远。后面就是“文革”了,全国大乱,这个阶段在思想上有林昭、遇罗克、杨小凯、顾准等人,上海的刘文辉是反对16条被枪毙的,林昭是1968年死的,王申酉死在1977年。在这些思想者之外,很少有公开的言论,有之,也只是零星的大字报,如李一哲等,但没有形成气候。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言论的时代,当然官方言论是有的,以姚文元、张春桥为代表,以两报一刊社论为标志。

从1970年代末开始,思想真正从庙堂重新回到民间。后面的情况离我们就比较近了。1949年以前的言论史我已经理清楚了,49年以后的还需要资料和时间,因为要拉开距离。比如,我们现在无法看清90年代,许多人和事都还没沉淀下来。

问:言论史是指公开发表的言论吧?

答:通过各种渠道,比如电视、广播、报刊,或者在公共场合的演讲,不是两三个人私下议论,而是向公众传播的,就叫言论。如果只是几个人饭桌上讲的,就是私下议论,不是公共言论。公共言论一定要在开放性的场合表达。课堂上老师给学生讲的不算,因为课堂虽然也是多人场合,但它是封闭的,不是开放的。如果是开放的,任何人可以听的,就算言论,比如讲座。课堂的讲课面对固定的听众,演讲是面对任意的听众。比如西南联大,张奚若在操场上讲的话可以进入言论史,他在课堂里讲的政治学专业课就不算;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是言论,他在课堂讲唐诗就不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界定。

问:近现代言论的社会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答:近代以来历经世变,改朝换代多次,就言论环境说,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再到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这半个世纪,还是有相当的言论空间。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权,都杀过知识分子和报人。杀归杀,但是整个中国的言论空间没有消失,民间办报、办刊的权利简直就是天赋的,不需要哪个部门批准。他可以关你的报纸,可以查禁你,可以打压你,但是你办报的权利是存在的。1927年,苏联那一套党国体制引入后,从蒋介石执政,中国的言论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动。这个阶段,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关于言论自由的博弈是最激烈的。但是国民政府还有《出版法》。既然有法律,那么你可以查禁我,我可以另行开张,你关掉一家报刊,我换一个名字继续办。鲁迅就经常玩换名字游戏,关了一个,再换个刊名办。蒋介石政府暗杀了史量才,《申报》停止邮递35天,但是还是容忍了《申报》、《大公报》这些大报对政府的批评。大报不像小杂志,说关就关。虽然国民党时代的言论尺寸没有晚清和民国早期那么宽,但还是自由多与少的问题,不是有和无的问题。只是国民党政府的自由少一点,北洋政府和满清政府多一点而已。1949年以后同人办报、民间办报的可能性不存在了。三个阶段比较,知识分子的言论环境是每况愈下。

公民和知识分子要求言论自由的愿望一直存在,即使在“文革”年代,也产生了许多民间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要求言论自由的声音不断高涨。2000年以后,进入互联网时代,呼声更高。

西方的言论自由也是争取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雅典有言论自由,但是之后有一千年的中世纪,什么东西都以神学标准衡量,到18世纪法国还没有言论自由,伏尔泰、卢梭出版书籍会被查禁,要逃到瑞士边境上写作。西方通过文艺复兴300年,启蒙运动200年,花了几乎500年时间,在各领域产生了那么多的巨人,最后才争取到言论自由,19世纪开始立法和规范,规定人人享有这样的天赋权利。

如果从晚清的龚自珍算起,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历程才150年,不到200年,我们还在路上,还在“历史的三峡”中。如果放在一个较小的历史尺度来看,我们会非常悲观,但是放在整个大的世界背景来看,一个大的历史尺度来看,我们可以乐观展望,将来我们有可能争取到同样的自由权利。

发现近代实业家

问:你最近研究近代企业家,有什么心得?

答:以前我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关注言论史,关注中国的政治转型。三、四年前偶然发现一个史料,是关于荣家企业的残本,只有上册,没有下册。看了这个书,我突然发现,我们以前忽略的民族资本家、企业家,在民国叫实业家,他们不是以往人们想象地那样唯利是图。事实上,他们追求利润的同时,对社会非常关怀,办学、修路,做很多公益性事业,他们对现代化付出的努力,不亚于知识分子。

许多实业家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穆藕初是第一个拥有美国硕士学位回国办厂成功的人,银行家陈光甫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硕士,化学工业家范旭东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本土的典型是卢作孚,只有小学文化,但他那种境界和思想能力,完全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荣毅仁的父辈——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只读了几年私塾,但是荣德生字写得很好,读大量古书,对中国儒家经典非常熟悉,一辈子手不释卷,看书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他们的生活都极为简朴。

从晚清张謇开始,到1953年以后资本家全部被打入另册,这半个多世纪,他们的命运,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作用,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从2005年到现在,我读了两年的相关史料;从2007年春节开始,一年中我走了中国十几个地方,看了与这些企业家有关的老工厂遗址,看了他们的墓,他们的老。现在我正写一本书——“追寻近代工商业的传统”,即将完成。

我发现,他们与知识分子正好是两个层面:知识分子侧重在思想言论上努力,而他们是在操作层面、实践层面努力。他们一是发展经济,通过自己企业的实践,给国家奠定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这些人有经济实力,办事就有底,说办大学就办大学,江南大学就是荣家办的私立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废了。许多企业自己办研究所,永利化学公司与久大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社,后来合并到中科院,成为化学研究所,可见它的实力。他们办研究所,办大学,办中小学,办职业学校,办刊物。卢作孚有一个杂志,叫《新世界》,你看这气势;永利、久大的杂志叫《海王》;荣氏集团办的杂志叫《人钟》,这是他们出产的棉纱品牌名称。几乎所有的实业家都自办刊物,也发表言论。

工商实业家对中国推动最大的时代是晚清到1923年,这个阶段前后大约20多年。整个晚清立宪运动的支柱不是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没有经济实力,第二经过戊戌变法的挫败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人或者流亡海外,或者被边缘化,当时能够再发起一轮政治运动,要求政府实行宪政、召开国会的人,以工商业阶层为主体,以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东南实力派,手里有钱,这些办铁路、办工厂的人,成为立宪运动的支柱。立宪运动被清庭拒绝以后,辛亥革命出现了,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工商业实力派所起的作用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可以说平分秋色。我们看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内阁成员名单,实业总长是张謇,交通总长是汤寿潜,内务总长是程德全,这些人代表了江南实力派。民国成立以后,实业家的地位得到较大提升,因为经济拓展空间更大了,工商业阶层一度非常自信。曹锟贿选,上海的总商会就投票表决,不承认北京政府,要自己成立上海商人政府,这个事没搞成。这是中国工商业干预政治达到的最高顶点。当时毛泽东非常年轻,写文章鼓吹这个事,大为叫好,认为商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在这之后,工商业阶层干预时政的底气越来越不足了。但是在“9•18”事变以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工商业阶层,要求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呼声非常高,多次发表全国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变成立宪政府,开放党禁,提了许多政治主张。当时的南京政府与他们有许多互动,因为参与这些事的人都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包括荣家兄弟、穆藕初,他们有社会地位、有经济实力。从“9•18”到抗战,六、七年的时间里,中国工商业阶层的奉献非常大,捐款捐物,慰劳将士,做动员等。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付出巨大牺牲,用自己的船队把大部分军工企业的机器都运到四川去,被誉为和敦刻尔克大撤退相媲美的历史壮举;大批上海、南京、天津等东部沿海的企业,不跟日本人合作,毅然放弃原来的大本营,把自己的机器、图纸、设备和技术人员撤往四川,这是要牺牲经济利益的,但是有一大半的企业家都选择这么做。

总体上看,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有力的两个轮子,政治家不是特别重要。我对政治家的评价不是特别高,因为政治家换姓张或姓李的干,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不至于特别大。而这些实业家和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缺不了,他们是社会文明的动力,以前我们光重视说话的人,不重视做事的人,这是比较片面的。做事的人,他的思维可能更加缜密,更加合乎现实逻辑,与单纯书斋里的人有一定距离。把这两方面合起来,走起路来就比较稳健。

到50年代,我们把实业家阶层说成是万恶之源,把历史遮蔽了,现在要重新找回这个东西。因为企业家阶层本来就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一个人受利益的驱动,到一定阶段以后,还是会回报社会。以前的企业家,几乎人人办公益事业,人人造桥,修路,办学。那个时代人们受到儒家的影响,造桥修路是积德行善,办学是功在千秋,历来有钱人都把办学当作一个主要的事。现在中国手里掌握巨额资本的人,开始学一点原来企业家的样子,办一些私立学校,到中国真正可以有自己的私立学校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

现在中国缺的不是资本,缺的是理念和精神。荣德生说过一句话,我们兄弟创业之所以成功,靠的不是资本,而是精神。什么是精神?精神就是源源不断的创造动力,不是因为需要钱而不断办厂,而是要有这个扩大的冲动。企业扩大以后,更多人可以就业,也为政府纳税,最多的时候,荣氏家族鼎盛时期一天为国家贡献一万元的税。所以我觉得企业家很重要,要关注他们的命运和历史,这个传统不能丢。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民族的两个轮子,只有一个就会失衡。

问:浙江一带的民间资本现在越来越雄厚,他们有这种文化的关怀,现在的制度环境有多大的空间?

答:目前来说,企业家也办了一些学校,但是由于目前制度还不容许在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尺寸之外办出自己的特色,因为都在参加中考和高考,所以他们拓展自己理念的空间极小,几乎没有什么作为,办学方向与公立学校一样。唯一可以做的是赞助一些贫困地区的学生,办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事实上他们也开始做。杭州有一个房地产企业,出3亿元在民政部注册了一个基金,专门赞助民工子弟学校。在浙江这种地方,缺的不是民间资本,缺的是做公益事业的理想。

畅谈教育今与昔

问:教育也是你关心的领域,你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答:我编过一本书,叫《过去的中学》。我个人是中学老师出身,中学老师是我交往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我对当今的中学教育比较了解,对过去的中学教育也很了解。

最近,《南方都市报》找我写文章,评论2007年度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教育背景。因为他们朦胧地发现,获奖者几乎都是1949年以前大学毕业的,只有搞水稻杂交的袁隆平不是,但是我发现,他的中学是在1949年以前读完的。1949年以前好的中学教育,我称之为健全的中学教育,或者是人的教育,不是工具的教育。大学、中学,只要你曾经有一个阶段,能够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再怎么变也变不到哪儿去。我交往的一批老年人,像刘鹤守先生,他今年80多岁,为什么能行,就是因为重庆南开中学给他的教育奠定了底子,他们这一批校友基本都行。我们看这些老先生,为什么晚年还能回到追求真理的路上?他的血液和生命里边永远有这个东西,“有”和“无”是不一样的。

过去的教育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更多的是提供一个眺望世界的平台。因为学校就是给你打开视野,拓宽眼界,让你看到世界是辽阔的,自然是美好的,让你对这些东西发生兴趣,给你提供一个精神训练,提供最基本的人的教育和公民教育。你有这些基础,以后不管从事什么专业,不管做什么行当,都有一个精神起点。

以前的教育特别强调全面,与我们现在用一个指标来衡量是不一样的。例如,南开中学有一个著名的“三点半”,一到下午三点半教室里不能留人,必须到外面去。张伯苓说,可以到外面踢球,闲逛,随便玩。这不是要求体育达标,而是你必须到外面活动,我觉得很人性化。他们的理念要让人全面,身体、学习各方面兼顾。这样的环境,给人奠定一个基础,让人知道什么是人,而不是成为考试能手。成为考试能手是容易的,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是不容易的。成为一个健全的人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外部环境,另外一个是自我提升。也可以说是一个,就是这个时代的教育制度给你提供这样的可能性。

1949年以前中国的重要大学都能达到世界高度,能够与世界接轨。中国有许多的私立学校、教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当时中国是这样的环境,培养出来的人,即使过了多少年,我们回头看,还是这些人。自从最高科技奖2000年设立以来,历届得主共有14人,几乎大部分是1949年以前完成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小部分是完成中学教育没有完成大学教育的,还有一点规律。因为这个奖项比较可靠,在专业上,自然科学还是要讲标准的。凭这个事情可以说,中国现在最大的差距在教育上。

现在的大学教育就不用说了,普通教育基本被异化了。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完全是按照应试教育设置的,初中就是为拼中考而存在,要考进重点中学,高中三年完全拼一个目标,就是拼重点大学。这样一套教育模式其实都不如科举制度了,已经异化到让孩子苦不堪言。稍微有点觉悟的家长都很痛苦,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模式下,童年时代就失去童真,少年时代失去快乐。我觉得,着眼未来的话,要从教育开始改变。制度不变,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整个社会要求教育变革的呼声非常高。这些年有作用的一点是文科的教科书有进步,有修正,这是大家呼吁和努力的结果。

民间资本要在教育变革过程中发挥作用,目前来看,只能是多办一些民办院校,但是要扭转大的格局,无能为力。只能是高考制度发生变化,民办教育才有可能发生变化。我很悲观,在教育的变革上,目前看来还需要时间。

问:现在公民教育是否有可能开展起来?

答:短期来看,我不乐观,因为上面讲的公民教育,我理解是道德教育的意思。把公民教育狭隘化为道德教育,不是真正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有两个层面——权利和义务,现在讲的公民教育,主要是义务层面,怎么样在道德方面尽义务,不讲你有哪些权利。比如说纳税,只讲公民有纳税义务,纳税光荣,不讲公民纳税以后有哪些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短期来看,确实不乐观,但是从长远看,放宽历史的尺度,我觉得公民教育是中国绕不过去的坎。从小学开始,就要让人明白,什么是人,什么是公民,你在这个国家的位置,你作为一个公民的价值,你的权利在哪里,你对这个社会应该尽什么责任,政府应该为你做什么服务。将来搞真正的公民教育是从小告诉你这些。要培养人的公民责任感,而不能只是道德教化。停留在道德层面的教化,还不如儒家的一套,儒家的道德教化功能已够了,什么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中国搞了两千多年,也曾经非常有效,现在破落了,我们在道德层面也破了产。要搞公民教育,现在我们连一套普及的公民课本都出不成。我希望教育部能够同意各个出版社有多种不同版本的公民课本共存,让学校自由选择,以这些课本为起点,把公民课在各个层次的学校开起来,小学、中学、大学,这样的话,我们的公民教育才能搞起来。从目前来看,还只能是一个期望。

身为独立撰稿人

问:您作为独立撰稿人,在杭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

答:我个人的生存状态与住在哪个城市没有关系,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没有地域的界限,住在乡村也可以写作。

我的身份是独立撰稿人;我的专业主要做历史研究,不是文学创作,这是我自己的爱好和方向。从生存状态说,我觉得我生活非常好,因为我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社会不够理想、不够好的状态进行独立的评判,可以不断就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说出真话,而且可以在国内的媒体和网站公开传达这个声音,当然这是我的业余生活;我是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公民,我可以在现有宪法框架、舆论空间内尽最大限度说真话。从这三个层面说,我的生活状态非常好。我在物质上所求不多,温饱而已,温饱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杭州有好山好水,从精神到地理环境,我都很满意。

从大的社会环境来说,我有很多的不满,所以才要不断发出批判的声音。

问:知识界像您这样身份的人比较少,与杭州各方面的人接触,您感觉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答:他们对我很尊重,在价值观上也能沟通。无论在体制内体制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都是有共识的,对普世价值的认识也基本是有共识的,对未来的期望和看法也是有共识的。他们可以借助更多体制内的资源,我完全只能靠自己劳动。大家安身立命的职业不同,饭碗不同,其他方面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生存方式的重现显示了社会的新变化,我们又回到一个良性的起点,自由职业有了生存空间,而且我们可以生活得很自信。

在以往只有“单位人”铁板一块的社会里面,是不会发生新变化的。因为很难发生新变化,所以也只能都是领导说了算。我没有任何单位和领导,只有自己说了算,在越来越是每个人自己说了算的社会里面,才有可能出现民主。我们自己主导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从这个意义说,社会靠我们自己解放,不是靠某一个救世主。自己解放自己的感觉是很好的,从精神世界来说,我又充实又快乐。所以我体制内的一些朋友,中学教师、公务员、新闻记者、编辑,他们很羡慕我的生存方式,因为我不用去赶班车。

现在体制内外生存方式已经没有太大的界限,别人不会因为你在体制外生存而有歧视。这个主要是因为社会已经出现一些新的空间,因为经济有了发展,有了媒体市场。经济发展有时候也推动社会,整个现代化演变的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关键环节。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个社会不会变动的。一个非常贫困的社会里面,没有新的变化的可能性。我们有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个话也有一定的道理。社会只有在基本富足的前提下,才会去思考怎样更加公正合理,怎样推动社会往更文明的方向演变。如果大家都为了吃饱下一顿而努力奋斗,很难想象会整天去思考精神层面的问题,思考宏观的现代化问题。所以西北人想问题与东南人想问题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进程是从东南开始,从广东沿海开始,慢慢往内地推动,不能指望一步到位,西北和东南还是有层次的。社会、地域都有层次。重在行动,做事的起点不怕小,不必追求宏大叙事。公民社会是从我做起的社会,每个人做力所能及的事,不能要求地上建一个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

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魏勇《用思想点燃课堂》

作者:阿啃1919 提交日期:2008-5-10 0:47:00 访问量:2470

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魏勇《用思想点燃课堂》

当年初在论坛看到魏勇的文章,一篇有一篇的独到处,叫人暗自称艳。美忠第一次见到魏勇之后,曾跟我谈论,要是命运机缘不至于让魏勇有那样较为曲折的经历,如某位同龄人般的网络声望,魏勇当不输于他。这个谈论大概就在2003或者2004年间,看上去像在谈名气,实际上着眼点在于他们两个人写作的相似性,他们都是理性的、冷静的,语言如手术刀,以无厚入有间,而所有事情的原委曲折,看似复杂纠缠处,在他们的字里行间立即清晰起来。这是思想的力量。

从大类讲,美忠和我倒像一路,尽管美忠也读历史系,和魏勇算同行。不过多年读书,热爱写作和思想,到这个时候,死板的系科实在不能再拘寓一个人思想的自由了。美忠如此,魏勇也如此。2005年,一次教学活动中,我作了一个“我的阅读视野的几次转变”为题的发言,魏勇是点评嘉宾,他得意洋洋的说,看来,阿啃对历史的确还是外行。这句话我愿意被他说去,就像他也愿意听美忠批评他不懂《红楼梦》一样。尽管我们都有自己认知的局限,但重要在于突破这种局限的努力。

这次拿到书仔细翻阅,我觉得当时有些话需要重新阐释。比如“手术刀”,为什么魏勇的语言会那么锐利,除了他理性的自觉之外,实在是因为他读了很多书,他涉猎的,早已超过历史学一科。那一本本“看家的书”,都是经典,魏勇站在先哲坚实的肩膀上,因而他语言跳挞,摇曳生姿,而每击必中。思想不是天生的,也需要习得的过程。所以,这次阅读,也叫我更加认定了一个死理:那些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只因为他们更勤奋;而我之所以不杰出,因为我太贪玩。思想非得有厚实的积淀不可,据此才能举重若轻。

以前我更喜欢读魏勇谈论社会事件的文字,总之只要跟教学无关,我都喜欢。比如魏勇谈王怡鼓吹读经的文章。当时我对王怡持这一意见很不解,也曾跟别人讨论,魏勇的文章出来,仅看标题,就很清楚了:以传统主义论道,以自由主义论政。这就是我认同的态度。而魏勇的表述非常准确到位,厘清两种“自由”的概念,列举我们传统文化的痼疾,最后针对现实,指出托克维尔那句名言“文化是制度之母”并不合适我们当下,逻辑严密,一气呵成。当然也有不赞同的,比如没有收进本书的那篇“以流氓的方式对付流氓”。正因为我们不是流氓,所以才不能用流氓的方式,胡适说,仅做好事是不够的,必得要用好的方式去做。

魏勇这本书,是关于他的本业——教育教学的,那么,还是让我们来谈谈教育教学吧。我以为,如果对当下教师的生存处境和教育的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不难对魏勇这本书作出中肯的评价。

简言之,在当下,中学教师这个群体正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其生存空间,前所未有的逼仄。传统被割裂了,未来不可预知,而现实如铁板一块不可动摇。例如,我认为最严重最具有现实性的逼迫,是裹胁一切的高考指挥棒。教育资源被行政力量垄断起来待价而沽,这个时候,分数成为一切的指标,教师与学生齐齐被绑架。你难道可以不重视分数吗?那对家长而言,可能意味着几万几十万的现金;对身处底层的农村孩子而言,那几乎是唯一的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分数面前一律平等,看似这是最大的公正与公平,可是,你考虑过吗,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原本就是我们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

一个中学教师——无论他是哪一个学科的,他能做些什么呢?他们逼仄的生存环境是一致的。这仅是一种体力活,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形而上的超越意义。

关于我们投身其中的教育,我曾经说过,没有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分,只有人的教育和非人的教育之分。郭初阳则说:“现在的中学开始高谈爱的教育,暗行酷的教育……答应给予孩童们的秘密知识,总是要拖到较晚的时候才能传授,初中时被告知要等到高中,高中等到大学,历经种种看似更为迫切其实徒然耗费精力的考试折磨,方能进入大学,等到大学毕业走出校门,恍然明白终于一无所获。”这段话真是精辟。说白了,现在的教育真就是一场骗局,用以浪费孩子们的青春和生命,直到他们再没有求知的天真冲动。而当孩子们终于明白这一切是蓄意的欺骗的时候,他们饱受摧残的容颜在告诉别人,他们都老了——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

照理,我们需要发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在教育的困境中,教师何为?

但是你看魏勇的文章,几乎看不到这个困境,他直接就进入了自由的教育。这实在是叫人惊讶的。我说魏勇这人有脑子,有调侃的成分,更多是一种敬佩。比如我自己,挣扎在这个困境中也有很长的时间,总觉得我所置身的现实荒诞可笑,因为毫无意义,人生一片黑暗,所以要用阅读来抵抗荒诞。直到最近,才觉得慢慢想通了,脱身了,有了暂时解决的办法。而魏勇,他很高明,他文章中没有这个困境绝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而是因为他早已经超越。魏勇的身体力行,为一个尚有理想的教师,为一个还能思想的教师,提供了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这条道路,我用学界流行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如何使自己自由起来呢?具体路径不妨概括为:用大智慧,做小事情。

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仍可能觉得这是梦幻泡影,因为一个终极的目标不变的前提下,个体的反抗无论如何都是无力的。但反抗无力不等于放弃反抗,事实上,你所思所想越多,你越发言,你的言论空间就越大,你就相对的越自由。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这样的:因为一个终极的目标不曾改变,我们就只能呆着不动。好像有一天,整个机制改变了,自由的教育会不请自来,从天而降。这个误解在于其急功近利,历史的进步从来就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近些年来,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不能坐等那个根本性的东西的改变,以为体制改变了,一切就都好了。如果这样,明天就永不会降临。身体力行,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重建我们的生活,重新起程去寻求教育的意义,或许是建设性的态度,或许是活出意义来的路径之一。我很喜欢两句话,一句是胡适说的:得寸进寸;一句是魏勇喜欢的朱学勤的话: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后来读了米奇尼克,这个道理就很明白了:着眼于一个不完美的现在,而非许诺一个美好的将来。

以我对魏勇的了解,我相信,他就是出于这样一种积极生活的态度。并且,我从魏勇身上看到了两样东西,勇气和智慧。这两样东西,正如她们帮助了魏勇一样,能帮助我们不断的拓展可能的自由度。

自然,魏勇说真话的勇气来自他的思想。一个尚有思想能力的人,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仅在自己内心深处思想,出于现实的某些禁忌或者危险,他对自己的思想秘而不宣,或者仅悄悄写在日记里,藏之名山,付之后人。这也算是“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过,这种革命,有时候仅仅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就会在内心化为乌有。李驰东曾说我“自觉内心深处革命性煽动而无动于衷”,大概就是这类。这诚然也需要一点点勇气,但这种勇气,远比不上表达的勇气。或者我们寻求一下“思想自由”的定义,思想自由必然与表达自由相联系,仅有思想自由而无表达自由,那并非真正的思想自由。所以,另一种尚有思想能力的人,他更在意将自己的思考说出来。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说出真实更需要勇气。我们知道,反对“美帝国主义”是可以的,是安全的,反对你身边的利益集团,那就危险多了。有意味的是,魏勇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危险。

小而言之,魏勇曾有一连三篇文章,批评目前流行的所谓的“优质课”比赛。尽管他也是优质课比赛的得益者,但是他批起优质课来很不留情面,理念幼稚、设问幼稚、评委幼稚……很好,三下五除二,矛头就指向那些掌握权柄的人了。魏勇说,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我很好奇,那些个魏勇身边的,曾经授予他特级教师称号的,坐在主席台的人,看见这句话,会作何感想。当然,无论他们怎么想,都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于魏勇,我相信只是小菜一碟而已。

但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不要小看这个批评的意义,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意见,是让自己的思想贴地而行的尝试。我以前也有这么一种“精英”的意识,总觉得这些跟教学相关的东西太低级,没有思想含量,不值得我们花精力去研究去发言。相信跟我一样的朋友还有很多,对公开课之类的由官方主导的教研活动嗤之以鼻,掉头不顾。因为我们认为当下中国没有教育,所以我们就不关心“教育”。但是你想到你没有,可能,除了你以外,就没有人愿意说真话了。以前鲁迅说现代评论派是小骂大帮忙,鲁迅未必完全了解现代评论派的苦心。这个苦心就在于,我们与官方也好,与另外的普通教师也好,并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互相之间需要扶持着,学习如何共生。现在,既然你比他们明白更多的事理,你就有责任承担他们对你的更多的误解甚至伤害。所以,关于魏勇这一组文章,你可以说他比较浅显,比较克制,但我却了解这里面的意义。我现在若有机会,也是这么做的。去年一次《论语》选读的教研活动,一位老师上课,后来我有机会作评点,我就把《论语》选读作为必修的选修课的吊诡,以及儒家思想中的专制因子作了一个尖锐的批评,我不知道在座的老师都是什么反应,教研员干笑着对我说,你这是精彩的谬论。

说勇气,我觉得有必要谈谈那篇长文《中学历史的四大痼疾》,这里需要的勇气更多一些。我们知道,中学历史课受意识形态影响是最大的,或者说,中学历史就是意识形态的直接呈现。我中学时代听我的历史老师说过一句话,已经觉得惊世骇俗了,他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婊子,而政治则是老鸨。话糙理不糙。那么,说中学历史的教学,形容为走钢丝就非常形象了,范美忠就是这样才不愿意继续教历史的。动辄得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历史教师是否活在剃刀边缘?现在,魏勇对钦定的全国统一的历史教材开刀了,其眼光之独到,言辞之锐利,都为我所叹服。四大痼疾,曰:臣民意识、绝对的唯物史观、狭隘的民族主义、革命至上。我为什么叹服,就因为这篇文章是釜底抽薪,是小李飞刀,例无虚发。既然中学历史是意识形态的直接呈现,你就可以想见,魏勇反对的,是一个专制国家的国家意志。我有时候还真想不明白,他是怎么混到特级的!但魏勇就这么说了,说了很多,似乎他活在一个拥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地方。比如,还有一次,魏勇在公众场合上课,内容竟然是《文化大革命》。这个话题,即便在学术界,也是一个禁区。但是他就有这个能力,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做到了他所能够的极致,比如魏勇提到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控制,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本质之一。这里,除了勇气,还有智慧。

正如魏勇以前批评的,我不懂历史,所以我不多谈魏勇的专业学科,我来谈魏勇身上最为我看重的品质,那种做小事情的大智慧。

整本书我最喜欢的一组文章是《中学生常识讲座》,这在他的博客连载的时候,我就是追着看的。一共五讲,第一讲关于爱国,他没有肖雪慧老师的学术严谨,但是他通俗易懂,语言活泼风趣,善于在具体事例中提炼出那些为过去的教育所蒙蔽的东西,便于为中学生接受。这一讲,我多次拿来给我的孩子们读过,是我普及常识时的镇山之宝之一,另一宝,是芦笛那篇《用辩证的观点放屁》。第二讲关于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区别,语言与第一讲类似,立足于让中学生能懂。这两个讲座,现在看来,简直是为前不久的抵制JLF事件量身定制的。三四两讲分别关于日本与美国,第五讲谈民主政治。

说实话,搞清楚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分,仅需要小智慧,读点书,谁都懂了。魏勇的大智慧在于,他诚然还在论坛高谈一些宏大的话题,但他甘于放下身段,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做这些微小的、“低层次”的事情。魏勇知道什么是学生最缺乏的,什么是我们希望建设的公民社会最缺乏的,因而对症下药。他知道,怎样的语言方式,是适合中学生的,是能为人们乐于接受,因而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的。再次,他的智慧还在于,启蒙的工作,筚路蓝缕,必须从这些小事、从这些小地方开始做。因为任何高远的理想,是不是都非得有一个借以实现的媒介,离开这个中间物,理想无所附丽,便无所谓理想。

收在书中的多次公众场合的讲话,包括在涪陵师范学院的演讲,在四川省中小学教科室主任培训会上的讲话,还是第一线教师高级研修班的演讲,都具有这个特征,立意高远而着眼于生活细节,一个往常被人们看得玄妙的道理,他用最深入浅出的话来讲述。大概是因为,他与李玉龙一样,相信理想和现实并非不可以连接。

魏勇还有一句话,我经常记得:按照内心去生活。在我另外的文章中,也曾多次提到这句话,我也曾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讲述我对这种生活梦想的思考。我们都知道,在当下,这还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已。但这并不妨碍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让一部分人,像海外华人那样去写作。

创造克服虚无——范美忠问答录

作者:阿啃1919 提交日期:2008-4-21 21:47:00 访问量:3843

按:传说中的范大侠美忠兄,似乎退隐江湖很多年了,你们最近可有他的消息否?

这几年中,美忠兄隐居都江堰,我则专心学习当奶爸,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一年没有互相通电话。这几年,美忠也结婚生子,成为一个女婴的父亲,呵,正如美忠所言,我们都“人到中年”啦!且看范美忠问答录。

1. 你对在中学教书厌倦了吗?为什么会不厌倦?你就这样当中学教师,难道不是对你自己的浪费吗?能否找到你所说的“有意义的教育”?为什么?

按说不应该感到厌倦,我热爱中学教育甚于大学教育,因为从这个阶段开始施加有益的影响对一个人的成长价值更大。而且课堂教学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过程,我迷恋这种不可预料的创造感,所以我反对锅巴对课堂的精确设计,哈哈!何况,跟学生一起领略经典和思考一些有价值的社会,历史和人生问题是多么美妙的事情。但实际上我有一些厌倦,主要是课太多,一天两节课是一种享受,八节课则是一种折磨;上两节课是一种智慧的创造,上八节课则变成了重体力劳动。谁能一整天保持激情状态呢?我一周总共要上二十节课(一节课五十分钟),周四八节课!

当中学老师是不是浪费?我以前就对你说过,做教育,它的成果就是学生的成长,而不是我写出了多么了不得的学术专著;再说,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肯放下身段做小事情做实事的很少,而看看当年春晖的教师名单,我算什么?又为什么不可以教中学?其实,我还觉得自己水平不够呢!根本不存在什么“大材小用”的问题。

完整的有意义的教育不是某一个老师和学科能独立承担的,它需要好的教育理念,好的课程设计,合理的考试评估标准以及大学招生制度,还有一个根本前提:自由!而这些,目前的中国教育都是不具备的(新课程是专家的设计而不是教师和校长的普遍而自觉的认识,新课程推行的方式本来就是反对它的理念的。中国不是需要一种并不存在的最完美的教育模式,而是需要教育探索的空间,能够容忍各种理念的教育体系的多元化并存,从而为学生提供选择的可能并构成良性的竞争和相互学习的关系)。中国教育主要是被一群白痴控制,从教育部长到各级教育官员,教研人员,以及校长和所谓的“名师”大多是垃圾,体制有问题,人更是问题(这是我读鲁迅的书,走鲁迅的路的原因,人改变制度,人设计制度,人运作制度)。但要做有意义的教育还是有一定空间的,比如助理泥土比如锅巴,他们对学生进行启蒙,也能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和写作的能力。但要让学生的天性全面和自由的发展就不可能了,因为教育远不仅仅是思想启蒙。面对现状我的态度是:不是要么全无,要么全有,而是能够做一点点就可以了,如果环境只给你这样的空间,你只具备这样的能力。

补注:今天我在上课的时候就跟学生一起讨论了“西方围攻中国”的问题,并在学习《史记》的过程中结合《秦本纪》记载的秦始皇的统治来讨论了中国的政治现实,我认为,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我还是那句话:这个社会的明天怎么样取决于我们今天做了什么。

2. 你为什么这么久的时间都不写作?你为何写作,又为何不写作?

我大概有三年时间不写作了。原因概有四:首先,我写作不追求数量,对写一般的叙事性文章不感兴趣,而更在乎自己对生命领悟的根本性进展甚至能对中国的思想和学术某方面有原创性的推动,这样一来,难度就比较大了。谁头脑里能够不断冒出独到的思想呢?至少我做不到。其次,我最近反思,自己以前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有几本经典读得有对《野草》的阅读那样透呢?因此产生了重新细读和玩味经典的打算,而读和写在时间精力上是有矛盾的,尤其我课这么多,又有了家庭和小孩。第三,我以前租的房子只有两个房间,缺乏一个书房。一间自己的屋子很重要,否则我没法进入写作状态。提前预告一下,我本周五将搬进新租的房子,有了书房之后,我也许会每周写一篇文章,其实我自身有很多写作资源可供开发。一开始可能是解读《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我认为,就鲁迅的文学作品而言,我可能上是中国最适合诠释它的人之一。不是因为才华,而是因为气质。

我写作的原因可以有很多。如果说是指我发自内心渴望进行的写作,那么有如下原因。阅读和写作首先是我探索生命出路和思考人生的需要,因为写作带动思考并表达、敏感、丰富和激活生命,并有助于我反思人生,还能将我流逝生命痕迹的一部分固定在纸上,让生命在时间的摧毁之后能“立此存照”;真正的写作和阅读好书一样是超越性精神存在的表现,而你知道,我是永远不可能满足于世俗生活的。同时,我认同鲁迅和萨特的知识分子用写作干预现实,介入社会的思想。我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行动者,但思想对现实的批判构成现实改变的前提,思想的探索引领现实前进的方向。一旦我的一篇有价值的文章进入话语场,那么整个场域都将因之或多或少地改变,或者因为我提供的事实信息,或者因为我的观点,甚至可能因为我一意孤行坚持理想的精神。还有,我具有古希腊人式的强烈的知识欲和思考的偏好(这种偏好甚至让我最近订购了八本一套的趣味数学的书),我既可以通过写作在思想的林中路上突进,又可以获得生命在写作中敞开和超越自身不断创造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除了“行走反抗虚无”,我还说过“创造克服虚无”。再次,可能是因为骄傲和虚荣。我觉得自己在一些文学作品的领悟以及对教育等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上可能比很多人高明(就像有人说的,郭初阳多么骄傲,不是牛尾巴翘起来,而是他自己的尾巴翘起来了!),因而有必要写出来给别人一些启发。也许我还幻想读者可能赞叹:没想到范美忠这么拽,能够说出如此牛逼的话写出如此深刻的文章!这种感觉可能类似于在一场有众多观众的足球比赛中打进一个关键性的进球那种极致体验,而更美妙的是这个进球还是一脚精彩绝伦的倒挂金钩。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迷恋写作的狂欢这种高峰体验,在写作中我兴奋,我狂喜,我愤怒,我沉重,我顿悟,我大笑,我感叹,我忧伤,我牛逼;写完后我挥拳四顾,踌躇满志,期待着来自于专业读者的赞扬。但我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如一些教育专家那样变成威德先生白自在。因为自我良好的感觉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幻觉,气球吹得很大,破灭之后发现自己其实很渺小,自我良好感觉跟你在宇宙时空中的真实位置的落差足以给人增加一个新的定义:人就是最可笑和最自大的的动物。

补注:我不写作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是不是有点懒?尤其是跟完美主义的写作要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容易迷惑我自己。另外,我在体育上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因为我要跟学生一起踢足球,打篮球,还玩乒乓球,还要看球赛,而这是很消耗时间的。寒假中,我每天练三个小时的投篮!爱好太多,照顾不过来。阅读写作重要,但远不是生命的全部!

写作还因为孤独而渴望交流。写作是一种自我的精神和心里治疗,内心的郁积需要倾吐。不考虑读者的个人化表达其实是渴望觅到真正的知音和获得深度的微妙领悟的交流。

3,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说鲁迅的不是,比如邵建,比如我,你还会不会跳起来?为什么?

如果说者意在追求真理而不在打倒鲁迅另立一新神,不是因为自己太过渺小卑微而厌恶灵魂高贵的人,因而企图将对方拉下来跟自己一样高,从而消灭让自己自卑惭愧的参照系,那么我也将会理性地跟对方进行探讨,鲁迅不是神,自然有缺点,而鲁迅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学史知识分子史上又如此重要,如此具有典型意义,他本身如此丰富和深邃,那么我们在新的历史,现实和知识理论视野下对他进行反思的收获也就愈加巨大,也就越有利于我们反思自身,认识现实,更好地行动和走向未来。实际上,我自己在解读《野草》的时候就对鲁迅进行了反思和批评,这你是知道的。由于我对鲁迅的热爱不是来自一种抽象的概念化的认识,而是源于切身体验的生命之痛为基础的灵魂和人生的共契,如果某个人的批判既对他缺乏同情式的了解,或者干脆是根本就没有认真读过鲁迅而信口开河,根本就没有进入过他的思想和生命世界,却套用一些僵化的概念来对鲁迅进行否定,那么我依然会进行反驳,无论这种批评是来自李慎之,邵建,傅国涌还是你。这种反应激烈了一些,就显得像是“跳”了起来。但现在我人到中年,火气没那么旺了,因此多半是“站”了起来而不是“跳”了起来。我未读过邵建一篇文章,他的观点无从得知,因而也就没法作出回应,而如果啃啃兄你说鲁迅的不是,我多半会亲切地拍拍你的肩膀,并露出和蔼的微笑赞扬道:干得好,继续批!

4.现在你成为了一个女孩的父亲,你如何看待自己身份的这种变化?

不一定是身份的变化,更多的是体验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奇妙。在没有小孩之前,我非常恐惧有孩子,因为我觉得从此我将不那么自由,从此将陷入日常生活的牢笼中,再也不能某个工作干得不爽了,一拍屁股就走。但当小孩降生之后,我的体会是:如果你没有过孩子,你的生命是不完整的;越沉重的负担越贴近大地;在我黑暗和荒芜的生命中升起了爱的光,与其说是上帝拯救我,不如说是我女儿拯救了我——剽窃冉土匪的版权。当然,女儿是神的赐予,归根到底是神的拯救。

5.你将如何做父亲?你的父亲身份和你现在的工作、生活、思考,已经或者将会建立怎么样的关系?

我将会经常陪她玩,好好地爱她,会给她创造好的受教育的条件,使她能接受到符合她天性的教育,她自身具备的各种潜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她能自由而快乐地成长为一个善良而幸福的人。我将会重新活一遍,观察一个人成长的全过程并获得新的领悟。和我工作的关系我已经说了:我不能再轻易辞工作,应该赚更多的钱才能更好地履行我对她的义务和责任,你已经看到,我考虑问题更务实了。还有,我觉得自己应该变得更出色,人格更高尚,免得我女儿以后不是为我感到羞愧:我居然有这样一个爸爸!而是为我感到自豪:我有这样一个爸爸!还有,有了女儿之后,我对中国教育更加感到忧虑。我女儿到哪儿去读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呢?因此,我发誓要深入地思考和研究教育!继续猛烈地批判中国的教育——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为了我女儿,也为了别人的儿女,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而且不仅仅是教育,我还要跟更多的人一起努力使整个中国都变得更适合于人生存,从而改变我女儿生存的环境。

传播、行动、改变——郭初阳问答录

作者:阿啃1919 提交日期:2008-3-28 20:02:00 访问量:2276

传播、行动、改变——郭初阳问答录

1.郭兄的课堂,我私下认为天下第一。其实我知道,郭兄不仅仅课堂做得好,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很好。我想知道,真正支持郭兄把教育做得这么杰出的原因是什么?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

天下第一云云,总让我想起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中那句歌词:“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大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者远方亲戚。”阿啃与我的关系,以前近乎酒肉朋友,慢慢地仿佛变成了远方亲戚,既然身兼二职,就有了这样的夸赞。

事实上,除了几个课上得略微有些异样之外,教育工作的其他方面,我做得很平庸,也缺乏热情与耐心,同事们和学生们最清楚了。

课堂上的一些探索,动因在于对知识本身的兴趣,或者说是对书本本身的兴趣,从这本书到另一本书,从一本书到几本书——书如撬棒,课堂是支点,书越多则撬棒之动力臂越长,那观念之石则可以被抬得越高,也不费力。

我的课堂有变化。早几年多着力于给定教材中的文本分析,后来则着力于选择与营造属于这个小范围学习共同体私有的一些文本。

2.郭兄认为,性教育和死亡教育,是我们当前教育的两大缺失。你觉得这些教育的缺失,对我们个体人格,乃至民族精神,造成的主要损害在哪里,你是如何补救的?

我曾经说过:“现在的中学开始高谈爱的教育,暗行酷的教育,匮乏性的教育,遑论死的教育。答应给予孩童们的秘密知识,总是要拖到较晚的时候才能传授,初中时被告知要等到高中,高中等到大学,历经种种看似更为迫切其实徒然耗费精力的考试折磨,方能进入大学,等到大学毕业走出校门,恍然明白终于一无所获。”

因为我本人经历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很多地方,这样的教育状况,依旧在延续着,所以这算不上偏激的批评。

性教育几乎等同于生理教育,稍微重视一点的学校,也就是请个专家,一年来讲座一两次,每次也就这些内容,学生评论道:“讲的都知道,想知道的都不讲。”我佩服周作人,他说人人必经的性的道路,我们却用黑暗去遮掩,以为在暗中跌倒,不被觉察,就仿佛不存在。

各位朋友不妨回忆一下自己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性教育,也不妨写一写,看看是否真正给你提供了观念的帮助与生活的指引。

死亡教育就更别提了。死亡教育的经典文本,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黑泽明电影《活下去》(一译《生之欲》),看过并钻研,而且能与孩子们共同研讨过的教育工作者,有几个?

漠视性教育,让人不懂得去爱自己的伴侣,影响的是今后的婚姻;漠视死亡教育,让人不懂得此生为人的珍贵与短暂,造成个体对生活的冷漠和生命的轻视。

我的补救非常有限,因为自身学养与能力的缺乏。

3.其实,并非仅仅缺失性教育和死亡教育,我们都知道中国教育的最大症结何在。那么,以你的所作所为,对这个现状的改变能起到什么作用吗?你如何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你如何确知这种改变是有意义的?若不能改变,你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性教育和死亡教育,乃是人的教育的必要内容,是现代公民教育不可缺少的元素;而一个封闭的社会忌讳谈性,封闭社会也漠视个体的死亡,封闭社会的教育是不开放,不自由的。性与死,只不过是教育内容中的两个细目而已,公民教育是自由的,自由教育所需要的内容,何止这一点点!

我并非性博士,也不是死亡专家,学的专业是中文,但是看看左右,似乎没有人提供这样的课程,于是就勉为其难,搜集了一些台湾版的书籍,开设过几节性的课程,并鼓励学生进行性的自我教育。

死亡教育,我也注意搜集资料,可惜的是,傅伟勋先生提及的库布勒•罗斯的电视节目“生活下去,至死为之”(to live until you die),一直找不到,否则将是极好的教材。

至于个体的努力,我很喜欢《协同学》里的那个意思,“在许多系统中,环境条件的微小变动,(我们称之为“管制”)将引起总结构中的大变化。”(P106)“水温已低于冰点,而水早就该结成冰了。它处于一个所谓亚稳定状态而不结冰。一种自发的波动,或者来自外界的一个微小震荡使水突然结成了冰。”(P112)——个体的努力,就是自发的波动与微小的震荡。

传播就是行动,行动就能改变,改变即成意义。

4.假如有一天,郭兄不教书了,不再做教育这个行业,那么,促使你离开的最深层的动因是什么。

书我会一直教下去,断断续续的,也不会离开教育这个行业,这里有我这么多好朋友。假如有一天,我离开中学了,促使我离开的最深层的动因,是每周一早上的升旗——我无力去改变,至少我可以离开。

5.请用一句话概括你此前十年的教育生涯。

选错并保卫。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9-6-17 7:37

杭外的沦陷即浙江教育的沦陷

作者:阿啃1919 提交日期:2009-6-17 0:19:00 访问量:81

杭外的沦陷即浙江教育的沦陷

身为教育中人,知道这教育圈的黑暗比人家所知道的更甚万倍,所谓深味这浓黑的悲凉,因为知其不可而一贯的奉行犬儒主义。但身在浙江,身为教育中人,有时候还有一点尊严,一点安慰,因为浙江有杭外。

这所至今仍保留着可贵的自由之风的学校,堪比民国时的南开、沙坪坝、白马湖。这种自由之风,是由全体杭外人以多年的历史创造的,这些杭外人包括可敬的教师以及令人赞叹的杭外学子,但不包括出卖了杭外的官僚。尽管不够了解杭外筚路蓝缕的草创之艰难,但我深感杭外今日之流风,因而时时在心内感怀。

据我所知,在多数了解情况的浙江人心目中,杭外不啻就是一块教育的圣地。讲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那一天我在医院做理疗,隔壁病床的大妈,她的孩子就在杭外就读,她的话语里,对孩子的爱和对杭外的赞美,几乎一样多。公道自在人心,杭外当得起这种来自民间的质朴的赞美。

一所学校是否伟大,当然不在于是否有大楼,不在于行政官员有多少头衔,不在于行政官员究竟怎么折腾,而在于其学子与老师究竟有多牛!吾亦爱杭外的孩子!虽然与我关系并不如自己的学生那么紧密。但我实在喜欢他们独立的思考,他们清晰的理想,身体力行的能力,以及充沛的信心。我亲眼见过他们的行事,怎样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化为具体的行动。长使我感叹:谁说我们现在的中学生是垮掉的一代?去年高考结束,我在全班面前读杭外保送生仿写的高考作文,心下赞叹:这才是自由的作文。

恕我不一一举名,我愿意远远注视他们。

有一年,网上盛传朱建国老师的毕业致辞《以现实主义为橹,以理想主义为帆》,我心下甚惊,因为,唯有杭外的这样的学校,才有这样黄钟大吕、金声玉振的声音。

有一次,汤萌老师的毕业致辞,中英文结合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据说她的英文,比老外还标准。她选择了《哈姆雷特》中的句子,作为临别赠言,词切意达,犹使我大惊。因为,我所料想中的英语教师,从来只能够到达语法与技术的层面,她刷新了我对英语教师的看法。

倪江兄,号称“杭外的杜甫”,一度引起别人的嫉妒,我在郭兄的新书发布会上初次见到而闻名已久,他浑厚的哲学功底,在我视野内的中学语文教师中,独此一人。

像这样一所杭外,这个自由的杭外,就要沦陷了。

当然,这是一个对杭外的孩子的最好的教育,即,绝对垄断的权力,其本身先天的带有罪恶性,不会因为人们善良的期望而变得无害。这是一例铁证。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9-6-17 7:56

消息1 发送者:天涯社区 日期:2009-6-17 07: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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