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野兽爱智慧》

撰文：野兽爱智慧

这是心灵自由号写作船第一期的第六篇作业

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后，我在豆瓣上建了一个 记忆的伦理 豆瓣小组，缘起除了地震之外，当时读了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后来同名书籍还在2008年10月在内地出版了。

刚才找了一下，发现这个小组还存活着。当时挂着的公告也还在。

创建于2008-05-15  组长：野兽爱智慧

再记：因记忆的伦理记住那些不应忘记的人和事。

补记：同时要求公布每个生还者的情况，让身在别处的亲友知道他（她）们还活着。

“伦理”关乎的是对与我们有特别关系者的责任;而“道德”关乎的是我们对一般人或对人类的责任。前一种关系深厚(thick),后一种关系浅淡(thin)。决定浓淡差别的是共同分享的过去和记忆。深厚的关系有父母子女、朋友、爱人、同一国人等特点,这种关系扎根于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记忆。浅淡的关系则基于同为人类,或者同为人类的某一方面,如同为女人,或同为病人。深厚的关系一般是与亲近者或亲爱者, 浅淡的关系一般是与陌生人和遥远者。

正是由于人际关系有浓淡之别,责任有伦理和道德之分,所以应当明确“记忆”是一种特别与伦理有关的责任。道德关乎所有的人或人类,道德具有“地界宽而记忆短”的特点。与此相反,伦理关乎个人或密切群体的关系,因此而具有“地界窄而记忆长”的特点。

记忆成为深厚人际关系的关键,记忆是维持(人际)浓关系的黏合剂,有共同记忆的群体,才有浓关系,也才有伦理。由于记忆在黏合浓关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记忆成为伦理关注的显著对象,伦理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如何营建人际的深厚关系。

人跟人的关系中有记忆的伦理责任，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人还有记忆的道德责任。对那些侵害人类的凶恶罪行,尤其是当普遍分享的人性本身受到攻击的时候,尽管这些凶恶罪行发生在别的国家,或者发生在过去,每个人都有记住这些罪行的道德责任。

“伦理”或“道德”所涉及的人际间关系有所差别,伦理和道德着重的价值也有所不同,“道德关乎尊重和羞辱,”“伦理则关乎忠诚和背叛。”伦理主要是对“自己人”的,道德则是也兼及“外人”。伦理总是有一个“我”的中心,因此有倾向和偏好;而道德则是普世的,不偏不倚的,我他无别是道德的条件。对“自己人”的要求是和对“外人”没有差别的。

记忆是一种源起于人际深厚关系,并帮助维护这种关系的责任。记忆特别与“关爱”(caring)相关。关爱也就是在乎,在意,当一回事。关爱是一种“朝后看”的感情,因为关爱是通过记忆来起作用的。

相互关爱是因为在过去有长久的联系。我们关爱谁和记得谁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能说,我关爱一个人,但却不记得或记不起那个人了。我们可能记得自己不关爱的人,例如念念不忘的仇人,但我们却不可能不记得自己关爱的人。

就关爱的关系而言,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不只是“知道”(如记住孩子的生日),而且是“感受”。感情的记忆留住的是对共同事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它可以是愉悦的(例如欢欣、怀念、喜悦)，也可以是不愉悦的(如愤怒、厌恶、恐惧)。既然深厚的人际关系含有伦理责任，能否拥有相同的记忆便成为人际关系是否真正深厚的一种测试。

对于特别亲近的家人,忘记姓名甚至被普遍当作是只有精神失常者才有的怪异现象。美国荒诞戏剧的代表性作家阿尔比（Edward Albee）的《一个孩子的戏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先生非常轻快地向观众讲述一件往事。他和两个名字很平常的年青女子在一次聚会上碰到一个面熟的老妇人,他先把这两位年轻女士的名字介绍给老妇人。但当他要介绍这个老妇人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名字。老妇人对他说,“孩子,你记不起妈妈的名字了吗?”剧中这位先生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不可思议的病态遗忘, 这个荒诞的细节塑造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物。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和我们有距离的人物。

既然我们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么我们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伦理关系”。

那么以记忆的名义要求公布遇难者的名字和生平。我不关心“党的关怀”和“灾区人民的决心”，我只关心遇难的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

2008年5月14日14点58分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野兽爱智慧

作为曾经的媒体从业人员，这几天一直关注着各类媒体是如何报道四川dizhen的，非常失望甚至厌恶，尤其是对于电视媒体。似乎回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法上，传媒依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而且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中国政府以及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严格要求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这种对待灾难新闻的理念可从１９５０年４月２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窥其一斑，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

这种以牺牲受众知情权为代价的灾难报道思想，从建国初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并且牢牢控制着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

在报道方法上，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作为主体——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来说，当时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就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这种报道理念把受众对于灾难的知情权弃置一边，过分强调非新闻性或新闻性不强的政府和社会行为因素，给人留下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避实就虚的感觉和印象。

我们真的已经走过七十年代了吗？

用百度搜索“四川dizhen”，第一条是百度的“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发生里氏7.8级强烈dizhen，全国大半地区有明显震感，震中位于阿坝州汶川县，dizhen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目前人民解放军已经开赴灾区救灾，温家宝总理也已在灾区第一线指挥救灾。”刚才在公车上看到死亡人数已达到一万两千多人，但人不是数字，数字反而把人的死亡抽象化了，灾难的真正意义反而在各种数字的抽象之中湮没了。

记忆是同抽象相抗争的最好方式之一，而它是具体的。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这种六百万、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是以抽象概括的方式总结历史，大屠杀的真正意义反而在各种数字的抽象之中湮没了。正因记忆的具体性，大屠杀的意义只能一点一滴显现，换句话说，当我们尝试着在一个一个故事，一段一段记忆中去直面它的时候，否则它就会被抽象数字埋没。而且数字和术语都很有可能引起争议，乃至于某些篡改者会得出大屠杀从未发生过的结论。

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灾难意味着的不是一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灾难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强烈建议媒体从业人员开始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讲述处于灾难中的人的故事和境遇。如果有一份报纸能出一期特刊，将离去的兄弟姐妹的名字、照片、简介一一登出。那么，你们就是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

2008年5月14日，14：40 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然而，今天已经是2020年3月5日，十二年过去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墙外的人都知道。

崔卫平在在2009年4月9日的一篇博文”自发而美好的思想感情 ——为谭作人先生呼吁“里写到：

艾未未与他的同伴搜寻地震中遇难学生名单，《南方人物周刊》作了报道。这是他的同事打给某重灾县维稳小组组长的一段电话录音：

“我们刚才电话没讲完你就挂掉了。”

“你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呀？你们有什么目的呀？”

“我们没有什么目的呀。”

“没有目的干嘛关心呀？”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关心，这是中国人的事情呀。”

“我也是中国人呀！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特务呢？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间谍，怎么办？”……

“既然我们政府部门已经公布了，那就可以了，你还要问，我就怀疑了，我要维护国家利益呀！”

“我们都在维护国家利益呀！但是国家也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呀。”

“是，那就是政府的事了，你不需要管这个事。”

“我们是公民呀，我们想要求你们负起责任来呀！”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负责？你凭什么这样说？有必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

“这不是难不难听，这是事实呀！”

“你说是事实？我直接就怀疑你就是美国方面派来的女特务！”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在体制内拥有某个或大或小席位的人们，总是习惯用这样一些完全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别人？为什么他们在公民的行为面前，表现得如此困惑和不理解，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来自任何“对面”的声音，都是富有敌意的、觉得那是一个威胁？

尝试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些人本身已经失去了任何自发的道德感和责任心，他们自己不拥有这些东西，于是他们也不会想象别人身上可能拥有这种东西。他们不能够体验自己身上任何美好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根本不拥有这些美好的思想感情，彻底丧失了这些东西，于是只能用一种妖魔化的眼光来看待他人。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自发”二字。它是指一个人面对同胞受难时，面对幼小的孩子受苦时，面对废墟下冰凉的小身体、面对成堆的书包唤不回小主人时，自然会涌起的那种自然、自发的人类感情——同情、怜悯、悲伤、痛心，这是不需要人来指导就会产生的天然反映，是中国人源远流长的“物伤其类”、“天地良心”的那样一种情感，也是一个人“人之为人”的基本体现。就像艾未未所说的：“我们可以回避这些血和肉，这些声音，这些气味吗？”

然而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完全丧失了所有“自发”的东西，丧失了属于人的基本反应，他们不能理解在“人”的范围之内、在“人”身上发生的一切，不能理解作为“一个人”而采取的立场和行动，这件事情真是奇怪。这些人身居体制久矣，他们只会按照体制发出的指令来行事，只能用体制内部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社会。

这些人如何才能够想象得到，在一些从来也没有见过面的人们身上，在远离他们权力机关的地方，有另外许多人们，他们逐渐觉得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于是他们先后开始去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体制的动物，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良知和道德感办事，按照他们内心的做人原则去行动，他们恢复了和实践着作为一个人，对于我们同胞、我们社会、我们民族未来的责任感，这些也是一个正常的人所需要具备的。他们的努力，增添了这个世界上“善的总和”。而恰恰是这些，成为那些眼中只有自己的私利、而没有任何道德感和责任心人们最不能忍受的。

令这些“体制内的冷血动物”更加不可理解的是，这些依据自发感情和良心而行动的人们，他们在遇到巨大阻力之时，在遭到骚扰恐吓之后，甚至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面临失去自由的前夕，却并不因此而退缩却步，而是一如既往地前行，继续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看上去他们这是在拿“鸡蛋碰石头”，明显得不到任何好处，没有任何看得见的结果，但仿佛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并不在乎自己所受的任何委屈和不公平对待，他们受自己内心中的正义原则所引导。（关于这些人为什么会实践自由正义，参加上篇文章：汶川地震十年，回到人事已非的现场|《野兽爱智慧》）

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特别想着的是四川谭作人先生。这位多年的环保工作者，曾经不止一次参与过当地公民公益活动，为此受到有关方面的“反复警告”。地震之后，他与朋友们在第一时间抵达极重灾区，尽力给灾民送去物资，同时展开倒塌的校舍以及学生死亡人数的调查。

他的那篇“川震百日祭”有这样的题记——“愿把有罪的我，献给无罪的你——献给5•12大地震罹难的孩子们”，如此恳切如此承担责任，这样的人在中国古代，应该被称为“义人”，他的举动当称为“义举”。但是这位大义人，在3月28日这天，却被警方带走迄今未回。肖雪慧写文章发问道：“‘垫付罪’，你信吗？”肖雪慧本人也是一位四川奇女子，真难为她发明“垫付罪”这样的新词。

我不信，坚决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会做出伤害自己的同胞、伤害我们社会的任何事情！任何人从这篇情深意切的《川震百日祭：追踪北川的天灾人祸》中，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本人没有见过谭作人先生，但是谭先生被捕之前，我正好从艾晓明初剪出来的新纪录片当中，见到了这位一脸沧桑的汉子。

他明确谈到自己面临的危险，谈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天网的黄琦，“为了学生家长的维权，被抓了”；然后是广汉中学的刘绍坤老师，“因为给成都读书会，介绍北川中学的老师，来讲他们的这种情况，也被公安机关抓了。”接着他说，“别人说好事不过三，我就算第三个吧”。他面对艾晓明的镜头所说的这些话，令人肃然起敬：

我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

在这样一个世界大灾难面前

如果没有人出来说话

大家都是缩头乌龟的话

我想 这三年五年

我跟大家不见面好一点

不在这个世上

我在另外一个社会中

等到以后

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了更深刻的反省

知道做人应该怎么做

特别是做中国人

特别困难地做中国人

怎么这样

北川大地震牺牲的这么多人

为这个事情被判刑

付出生命中几年的时间

这样的代价

我觉得是值得的

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民族的盐和钙质，是我们民族道德重建的基石、社会重建的出发点。将这样的人加以囚禁，等于直接囚禁我们民族的良心！（崔卫平，2009年4月9日）

之后，因为这篇引发的争议，崔卫平在2009年4月17日发文《体制是一切，体制外什么也不是？》回应。

”我的博文《自发而美好的行为》，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体制内的人们，总是摆脱不掉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体制之外的其他人，即使是去做一件美好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结论是这些人在体制内生活久了，已经丧失了任何自发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他们从自己身上体验不到一点美好的思想感情，于是认为别人也与他本人一样。我举四川谭作人先生为例，这位被称作“爱国爱得吓死人”的义人，因替被埋在地震废墟中的学生呼吁，涉嫌“垫付”罪被警方带走迄今未归。我的好友肖雪慧、艾晓明专门为谭先生著文呼吁，对谭作人先生的人品和行为有更具体的表彰。

因此有人不干了，在该博文下面不断跟帖。先是说谭作人就一“流浪垃圾”，被我随手删去（我的博客我做主），继而又说他“做生意失败之后……落为……，流落至今，无正常生活来源，靠所谓策划收取金钱，他的愿望就是通过叼难政府使自己出名，这样可抬高策划费收取标准！”。（其中的“叼难”疑为“刁难”，这这么几个字还写错，文化水平要提高了。）。我的灵感就是这样被激发出来的，这样的表达驱使我再写一篇博文，继续挖掘这个问题的真相。

所谓“流浪”或者“流落”的说法，其一提供了这样的事实，即谭先生多年不在体制之内工作，不拿体制发给的薪水；其二为价值判断——既“流”便“落”，那些在体制之外、不吃皇粮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沦落”，就是掉到某个“下方”，就是不能证明自己，因而就成了应该加以鄙视和唾弃的“垃圾”。换句话说，不在体制之内本身就成了一种“罪”，可以称得上是“原罪”。而如果这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流落至今”，则需要被归划到“贱民”一类了。这样的说法，只能暴露一点，就是这个跟帖者，他本人肯定是吃官饷的，他因此而瞧不起那些自力更生的人们。

什么叫做“无正常生活来源”？“正常生活来源”与“非正常生活来源”之间区别在哪里？“正常”与“反常”的衡量标准来自何处？是否靠近权力中心、在体制之内就是“正常”的，而脱离体制、远离权力中心就是缺乏正常的？他是在讥笑谭先生没有钱却仍然要爱国爱同胞吗？其实此人也已“掌握情况”，谭先生远非不劳而获之辈，起码是从事某种脑力劳动（“靠所谓策划收取金钱”），这不就是“正常的”生活来源吗？“收取金钱”的说法也很搞怪，带着那样一种嫌弃、鄙夷的口吻，他这个人每月揣着的那不叫“金钱”？他要是嫌弃的话，将这些“金钱”捐给地震重建好啦。本来这样的动机推测是不值一提的（“抬高策划费收取标准”），但需要指出它目前看来最为扎眼：一个人正身陷囹圄，而且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的行动早已经向全天下人公布了自己的无私动机，还需要别的指认吗？再问一句，如这位匿名跟帖者所说的“刁难政府”就能够提高“收费标准”，难道这个不正是给政府抹黑吗？你这不是教唆别人、煽动“垫付”吗？

经这个跟帖者的启发，令我进一步想到的是，为什么体制内寄生着这么多冷血动物，从来对于别人的善行不报信任，除了有人没有同情心也没有责任感之外，还在于这种体制与生俱来的垄断性质，在于它本能的封闭眼光，某些人只是直接继承了这种天然的排他惯性而已。不在体制之内本身竟然成了一桩恶名，这是一种怎样的罪过？他不在体制之内可能在哪里呢？在“社会”上，因而也流行这样一些说法，比如“社会盲流”、“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渣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等等，总之，存在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见，以体制为界，将一些人们贴上有害有危险的贱民标签，最为典型的一种说法叫做“三无人员”。假如体制外的人们他们集体叫做“无”，那么体制内的人们就叫做“有”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体制内的人们只能拥有这样的偏见，体制内也并非都只是冷血动物，这取决于个人的修为，但是享有这种来自体制偏见的人们，并不在少数。他们将体制当作唯一合法性的存在，其他地方则涉嫌非法和具有破坏性；将体制当作唯一真实和实在的区域，其他地方则是虚幻、虚弱和站不住脚的；他们将官饷当作百花齐放的春天，其他地方都只能是破败的寒冬；将皇粮当作唯一的甘泉，其他地方都只能是无边的荒漠。

如此说来，这样的体制，不仅是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的，而且还是身份垄断、意义垄断的。也就是说，不在体制之内，不接近权力中心，那么你不仅不享有资源，而且还是缺乏身份和缺少意义的。因为你的体制外身份，于是你做事便不被人信任，因而也不拥有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或者说别人便有理由不承认你所追求的任何意义。

说到这里，令我想起当年马克思所推崇的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费尔巴哈的立场是人本主义的，他会说“上帝若是一切(everything)，那么人就什么都不是(nothing)”、“上帝是富有的，人便是贫困的”（尤指意义的贫困）。放在我们这里，费尔巴哈当年的那些句式，稍稍变换一下便照样适用：“假如体制是一切，那么体制外便是虚无”、“假如体制是富有，体制外便是贫困”、“假如体制是荣耀，体制外便是耻辱”、“假如体制是光明，体制外便是黑暗” 、“假如体制是高尚，体制外便是卑贱”。当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成：“假如体制是有力量的，那么体制外便是丧失力量的”、 “假如体制是富有意义的，那么体制外便是丧失意义的”、“假如体制是积极的，体制外则是消极的”、“假如体制是高高在上的，那么体制外则是低低在下的”……。

天哪，我们这是处在什么年代？看上去快要赶上费尔巴哈的年头了。

我也不能说，这个体制它不做好事或不想做好事，它的确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时常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它不去做这件事情，你也不能去做，万万不能主动去做；而如果它做了这件事情或其他事情，就等于你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若是它多做了一件事情，就等于你少做一件事；若是它在这里做了一件好事，就等于你在别的地方把一件事做坏了。反正，它的存在，就是别人的虚无；它的功劳，就是别人的深渊。

问题还在于，它能说一件事情，你不能说；它能够做一件事情，你同样地去做，就不行。区别仅仅在于你是体制之外的，或者你不处在权力核心。比如这两天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无论如何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人权”这种提法，目前只是官方能够用，一般人不能用，谁用了谁倒霉。君不见《南方都市报》上昨日有社论《以人权的名义公开震亡者大名单》，网上大小论坛各路高手都在窃窃私语，“南都报”不要因此而发生人事变动吧？但愿这回网友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南都报”也只是与“体制”同舟共济而已。

再比如前些天人们热议的温州施粥摊的收摊，也是同样的问题。这个粥摊自今年正月初五开办以来，已经坚持了六十五天，“每天要分掉1000碗粥，2000个馒头”，显然给那些十分需要的人们带来帮助，而且其美名传开，得到了来自“社会”的许多捐助，令这个粥摊“不差钱”，这个举动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传统社会的做法。然而4月1日，当地卫生部门造访了这个粥摊，质疑其卫生标准，“反复商量的结果”是，开办粥摊的林老板从5日起，不得不停掉了这个施粥摊。据《东方早报》记者报道说，“浙江省民政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认为，如果施粥摊要继续办下去，‘社会团体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仅仅这一点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这样的门槛令人望而却步、望而生畏，于是做好事的冲动，不得不被抑制下去，不得不令人重新过上一种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的生活。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只得再次流落街头饥肠辘辘。（这回是真正的“流落”了，因为无人过问）

卫生的问题，难道不是能够在政府的指导下解决的吗？或者授权他人帮助解决。就像地震震亡者的人名统计，尤其是在倒塌的校舍里死去的那些学生的名字统计，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正像《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先生所质问的：“学生遇难人数统计难于旅游开发？”退一万步讲，即使因为政府工作太忙，顾不过来，或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那么民众正是可以集思广益，帮助完成这项繁重的统计任务，给死者一个交代也给生者一个安慰，这对于政府来说，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恰恰能够起到安抚和安定的作用。包括调查是否存在人为开发在地震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该地区的生活和发展，有什么不可以的？难道仅仅是因为不是政府亲自所做的工作，而是由“无正常生活来源”的谭作人接替从事的，它的性质就改变了，就变成别有用心的涉嫌“垫付”？这个道理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这样说难道有什么过分吗——如果自己不做好事，那就留一点好事给别人做做。不要弄成了这一步——到头来，体制变成了虚无和消极的，所有积极的力量恰恰产生在体制之外。说到底，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提供或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书写自己的历史，体制并不能确保什么。”（崔卫平 2009年4月16日）

而早在2008年5月25日，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就发文《从汶川地震看中国为什么离不开民主》，提出民主宪政的诉求。

汶川地震，数万个生命陨灭，令人痛彻心肺。这些天，全国各地很多自愿自发的救助，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献血的献血，显示了人性善良的光辉，也让国人为自己同胞的自发行为骄傲。救灾行动中，特别突出的莫过于解放军战士，十五万人之多，冒着震损建筑随时倒塌、余震随时复现的危险，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加速修复交通，他们的救援场景无不感人。

悲痛之余，震灾以及救援行动也暴露出众多问题,值得反思。尤其是，为什么学校楼房容易倒塌，而就在邻近的政府大楼却能不倒、甚至丝毫不受损？为什么到今天中国的救灾、救援队还基本是军队，涉及民生、涉及人命的职业救援队伍和救援装备还被忽视，以至于一有灾难，不管是水灾、雪灾还是地震，就只能调动不一定有专业训练的士兵？解放军战士的勇敢，令人敬仰，但是，如果正是由于军人必须服从指挥、因为他们勇敢，而不管有没有救灾的专业训练、专用设备，只要哪里有灾就把他们往那里调配，那么，这不仅违背他们作为军人的专业职能——士兵的训练以作战为主、不是为地震救灾，而且，对战士们不公平 —— 为什么跟其他社会成员比他们就必须要为各类救灾做出牺牲？对受灾的老百姓也不利，因为他们应该得到专业的救援支持，因为如果有更多专业救援支持，更多压在废墟下、临危的生命能尽早被救活。

学校楼房最容易倒塌、还是只能动用解放军救灾、灾民得不到专业的救援服务，说到底，这些都涉及国家财政是否民主的问题，涉及到老百姓和企业交的税、国有财产收入怎么花的问题。这么多年，许多人说，民主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抽象诉求，与老百姓的生活无关。但，从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民主不仅不抽象，而且还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命，涉及到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建设投资怎么花、往什么地方花的问题，是在政府大楼和形象工程上多花、还是在学校楼房上多花的问题；到最后，具体到地震发生时在学校上学的老百姓孩子是最安全、还是会最不安全的问题。

人们会说，“中国还不富裕，没有钱去强化学校楼房的安全，没有钱去培养专业救援队伍”。

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对政府预算没有实质监督的问题。2007年，国家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即使不包括预算外的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收入，政府一年可以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家有这么多收入并且收入增长这么快，为什么宁愿在政府办公楼和形象工程上花钱，而不是花在学校、职业救援队伍上呢？

除了收入外，在财富持有结构上，也是政府绝对垄断。根据国资委、土地资源部以及金融系统的数据，加上本人的估算，中国大约有115.6万亿元资产性财富（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和金融财富），其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占24%），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76%）。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共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所以，不管从税收还是资产性收入，政府的钱比民间社会多。而国家有了这么多收入，是怎么花的呢？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政府教育经费开支只占GDP的2.7%左右。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其中发达国家在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中国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教育投入、民生投入、灾难风险投入都应该更高。特别是按照当年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更好的民生保障、更安全的学校楼房。可是，实际看到的是，资产和土地国有了，税收也年年在高速增长，但得到最大好处的不是民生和老百姓学校，而是政府办公大楼，就像著名的安徽阜阳市 “白宫”办公大楼、河南焦作市委政府大楼、广西钦州市政府大楼，等等。

宪政民主所要保障的老百姓权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化到我们生活和生存空间的方方面面，是老百姓和年轻学生的利益问题，是发生灾难时民间是否有权利自发救援生命、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政府就只会征税、只顾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也会用这些经济实力压缩民间的活动空间，而不会用这些钱去事前预防地震、雪灾、水灾，不一定去投入资源组建、培训职业救援队。希望汶川地震中上万个学生的生命能够给整个社会足够的警醒，人人应该反思，为了今天和未来学生的生命安全，民主宪政是不能再回避了。

而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2008年5月26日发文《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点出“那些大规模死亡的电视影像，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罕见的 “情感大爆炸”，唤醒了沉睡的社会良知，引起震惊、悲悯、同情、善性和博爱的连锁精神反应，大批志愿者赶赴现场。这无疑是灾难对人性的一次全面唤醒。如果这种爱心不仅是一种临时情感和应急反应，而能成为持续的道德力量，并升华为一种普世的爱，成为构筑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那么，这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最大财富。”

跟反应迟钝的缅甸军政府相比，同样作为威权政府，中国却向世界展示出良好的救灾效率，并因而改善了此前遭到严重损害的中国形象。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 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巨大的灾难刺激政府，促使它作出迅速反应。威权政治的这种特性，向民主社会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研究样本。而它所扭转的国际舆论生态，也将成为进一步提升效率的良性动能。

另一个获得高度好评的项目，是透明度良好的新闻报道。大批记者赶往现场，冒着余震和疫病的危险采集新闻，向民众报告死亡和营救现场的情景，传递出苦难和悲恸的气息，大面积催化着民众的爱心和眼泪，一时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煽情媒体。

但我们也同时看到，某权威电视台记者在帐篷学校里对主持人反复说：你听到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吗？镜头随即一转，出现了孩子的可爱的无忧无虑的笑脸。我们还看到，在压了上百个小时之后，那些被救出的灾民，居然毫无痛苦、衣衫整洁、表情从容地爬出废墟，甚至挥手向镜头致意，俨然一些认真表演的演员。越过苦难绝望的死亡现场，那些狂欢镜头，在急切地赞美救赎的伟大成就和奇迹。

新闻报道一方面“很透明”，一方面又“很明亮”。这是典型的本土宣传风格。它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把沉痛的丧事办成了轻快的喜事，也就是把灾难变成庆典， 把哀伤变成喜悦，把问责变成感恩，把反思变成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变成对组织的效忠，把对个人善行的感激变成对国家的颂扬。这种语义的流畅转换，再次验证 了中国救灾文化的美妙特性。

那些大规模死亡的电视影像，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罕见的 “情感大爆炸”，唤醒了沉睡的社会良知，引起震惊、悲悯、同情、善性和博爱的连锁精神反应，大批志愿者赶赴现场。这无疑是灾难对人性的一次全面唤醒。如果这种爱心不仅是一种临时情感和应急反应，而能成为持续的道德力量，并升华为一种普世的爱，成为构筑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那么，这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最大财富。

长期以来，基于多种原因，中国社会一直被仇恨所劫持，仇恨指数成了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指征。尽管仇恨是一种特殊的心灵力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 制造“恶的历史作用”，以暴力方式改造着世界的容貌。而越过大地震的苦难，人们发现这种仇恨是可以用爱加以替换的。重要的是，地震敦促世人反思并削弱仇恨的存在，学会向灾民捐献自己的热血，让爱和良知、正义、公正和平等一系列普世价值共存，构筑社会进步的正面动力。

但是，正是在所谓“爱”的名义支配下，某种社会仇恨仍在继续滋长，逼捐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胡润的捐款排行榜，到郎咸平的攻击文章，都摆出大义凛然的逼捐姿态，以此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绪，完全不顾那些“黑名单”企业以纳税方式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捐款是一种志愿和义务性行为，每个人或企业都有自主选择捐助方式和捐款数额的权利。健康的中国社会应正面鼓励捐款，而不是动辄以“抵制“加以惩罚。把义捐变成逼捐和摊派，只能是对博爱和慈善原则的背离。任何一种以爱的名义之所从事的多数人的暴政，无法达成普遍的社会和解，反而会加剧畏捐心理，制造出新的社 会仇恨。而这种暴力逼捐，跟纳粹领导人以国家利益名义逼迫犹太商人捐款，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逼捐行为还充满了单向操作的特点，它往往针对文娱体育明星、民企和外商，却很少有人针对红顶商人，更很少有人胆敢针对各地党政干部。这种选择性逼捐，难道不是离社会公正更为遥远么？

逼捐放大了中国社会的“畏捐现象”。那些畏捐者也许出于“吝啬”的人性，但更多却是基于对募款机构的怀疑。青年赛车手韩寒之所以拒绝捐款，就是担心捐款是 否有一个安全和正确的去处。在社会诚信普遍丧失的时代，究竟什么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捐助？怎样才能让善款不打折扣地用于救灾事务？为什么国家长期垄断慈善业 的掌控权，而民间慈善基金或组织无法获得出生许可证？为什么企业与个人的慈善捐助，不能获得政府的免税待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就此给出合理的答 案。

据我所知，放弃捐款的韩寒奔赴灾区前线，企图以个人行动来代替捐款事务，但他的救人计划，却因缺乏器械和经验而被迫流产。这其实是一种痛苦的两难处境：一 方面良知敦促自己为死难者捐赠，一方面又担忧这种捐赠遭遇行政黑手。“韩寒困境”，就是中国慈善事业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

红十字会处理善款的手法，包括帐篷之类物品的价格猫腻，已经受到民众的普遍质疑。尽管该会负责人作出某种解释，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多少年来，民间善款的管 理，一直处于黑箱操作状态，红十字会等机构既没有建立有效可信的管理机制，也没有高度透明的信息反馈和互联网公布机制，甚至拒绝公告民众每一笔捐款的具体 下落，关于善款的公共监察机制，至今都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而那种外部和临时的“纪检”与“审计”，根本无法解决它们的制度性缺陷。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 诚信危机才会再次爆发。如果这场质疑能够敦促慈善机构和政府组织自我完善，重修良好的诚信制度，那将成为地震后的一项重大收获。

面对这次空前的地震灾害，国家地震局和四川地震局，之前没有发出任何预报和警示，导致近十万人的死亡，之后又拒绝道歉，为自己的无能和错误诡辩，无耻地宣 称地震的不可预见性。按照这个可笑的逻辑，中国政府设立地震局及下属震检测台站，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而这个逻辑推演的最后环节，就应当是立即撤 销地震局的行政建制，而让该局官员全部下岗，转道去为近十万死难者守灵。

本次地震暴露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城市新建筑浪潮和新农村建设中的“豆腐渣效应”，它遍及整个中国，而学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发了悲剧的根 源：杀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摇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是制造大规模死亡的罪人。一位解放军师级干部的朋友，站在都江堰灾难现场发信给我，痛心疾首地 问道：“为什么周围的楼都在，唯独那所新建学校夷为平地，四百名儿童死于非命？！”他的悲愤质疑，就是我们问责的逻辑前提。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北川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人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 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但另一方面，县委大楼却是“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 毫无疑问，本次地震中的房屋倒塌，属于脆性破坏和粉碎性倒塌，其真正元凶不是地震，恰恰就是质量低劣的建筑物本身。那些沉重的混凝土块，砸死并活埋了无数正在上课的天真孩童。但正如一位土木工程师所指出的那样，“专家们一直回避、混淆视听，企图将建筑破坏和建筑发生脆性破坏，粉碎性倒塌混为一谈”。这种鱼 目混珠的手法，就是要为日后的“避责”提供“科学依据”。

但我要在此正告那些专家、包括我的同济大学同事，你们的每一种丧失良知的言论，都将被历史记录在案，并且必然要跟罪人一起受到裁决。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 地震救灾后的最重要的事务，就是要严厉追查有关机构和个人的贪渎罪责，展开公正的司法审判，以告慰那些冤死的亡灵和幸存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孩子。而 如果此举能就此改变中国建筑业的豆腐渣特色，那将是本次地震的又一项重大收获。

1966年邢台地震，当年引发“无产阶级文化革命”；1976年的唐山地震，当年引发北京政治变局，促使毛派倒台和文革结束；如果说前两次地震催生了政治变革，那么本次地震的深远后果，我们至今还难以预测。但它至少已诱发了一场剧烈的精神地震，敦促我们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结构性弊端，同时，它也必然会形成 一种文化记忆，而其主题不是别的，就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从自己身上，发现了更为健全的人性。（2008年5月26日，写于持续的悲痛之中）

现在回头看，他们的诉求都太乐观了，2008年之后，我们反而加速进入了徐贲所言的“新极权主义”时代。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比后极权主义更加专制魔影缠身的政权。“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没有共同政治理念、没有共同价值前景的社会。

“新极权主义”的形成是在吸取后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六四事件”和苏联东欧的巨变让中国的最高权力集团意识到，对他们而言，1978年到1989年的那段后极权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是失败的，要想延续权势集团的统治，就必须吸取后极权主义的教训，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和手段。

从“新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它的两个原则。

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此意识支配下的冷酷决定了它对被统治者不再“手软”。从1989年以来，当局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惧，由此刺激起强烈的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因此它对“正面”引导常常缺乏信心，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如加强便衣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从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原型的倒退。

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如邓小平针对“姓社姓资”这个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之所以称这样的实用主义策略是“新极权主义”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策略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极权主义统治，而不是削弱或瓦解极权主义统治。

从极权主义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始终未变的共同点，就是以那个至高无上、无影无形的“党主子”作为极权统治法统的化身。它用官方意识形态规定了自己是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

无论极权主义的政统出现什么样的断裂（如1976年的“逮捕四人帮”），无论极权主义下的现实如何与其正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党都宣称它自己是永远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

它凭借自封的至高至尊的地位，可以随意界定谁是“历史”或“人民”的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暴力去残酷地消灭它的敌人；它可以宰制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文化等任何领域的活动；还可以凌驾在宪政制度之上，按照它的需要任意改变宪法条款或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这就是各种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区别。

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政治压迫（如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人权、言论和结社控制、新闻垄断等），而在于政治压迫是以什么名义实行的，以这个名义可以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内实行暴力统治。

在威权主义国家里，人们为反抗暴政可以直接诉诸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利，而威权统治者除了用“国家安全”之类的说辞之外，没有其他对抗民主自由理念的借口。

但极权主义统治却能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理由，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即便是有人只不过对公共事务或弱势群体表达了一点关怀，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也可能受到迫害。

如果是在一个威权专制国家，当局虽然可能迫使知识分子闭嘴，谁不服从就迫害谁，但是它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由某一个党来领导，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该党党员，自然不必接受该党的领导。而在极权主义下，当局却依照其意识形态而“理直气壮”地把所有社会成员都归入其“领导”之下，实施现代社会里最严厉的思想管制，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它的永久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更不允许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或社会活动上的任何独立性。

“新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统治者虽然是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但他们个人并不是党的化身，他们反倒更象是被精心挑选出来料理“党主人”利益的管家或干事长。这些技术官僚统治者之所以被精心挑选出来充当开动和维修极权机器的人，完全是由于挑选和提拔者的恩宠，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党秘密社会”的产物。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是他们多年来的信条。

“新极权主义”缺乏价值理念的施政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

正是由于“新极权主义”排拒追求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它虽然依靠外资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无法在全球政治中树立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形像；相反，它对国内国际社会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充满了戒备和敌意。

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员的主导力迅速萎缩，各级党员干部的糜烂性腐败象表明，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的利益，它对非党员民众的主导力更是一落千丈。就连在它“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最中坚的组织成员身上，“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景象也已经暴露无遗。

当然，表现出末世景象的政权未必是短命的政权。社会学家孙立平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盘散沙”就是指社会大众。

“新极权主义”无序而分裂的意识形态给既得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彼此相互利用，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关系结成针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不神圣同盟。由于“散沙型”的民众未形成公共意识，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组织，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所以低能的政权还能照样维持其运转。

极权主义的一大发明是创造出一套其他社会中不会使用的专用“语言”，它以刻板而毫无活力的陈辞滥调为主要特征，但因为是“官话”而享有不容质疑的地位。这套“语言”曾有效地禁锢人的思想，将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与丰富多采、多样不同的人的思想统一为同一个刻板的模式。奥维尔在《1984年》中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不只是制度压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会、政治祸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灾难。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改造”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后，“一切另类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

1989年之后的“新极权主义”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压制和媒体监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让民众信服。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

“新极权主义”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的审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点。

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

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六四”、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

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如果说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话语”还把受众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则常常把受众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主义”的谎言比后极权主义的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特色。

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几乎完全“透明”的谎言搬到受众面前，是因为“新极权主义”掌握了绝大多数受众的一个基本特点，他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扮傻”。尽管大多数人对现实有种种埋怨或不满，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心里非常有数，他们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争。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

“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

看上去神气活现的党政权贵其实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是让他怎么说就只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词”，装作对现实感觉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众当然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就这样一起生活在“新极权主义”这一人性残缺的社会里。过去几十年极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主子”、“骗子”还是“傻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被宰制之人。

就象“傻子”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上的残缺之人。

当全民被迫投入“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扮傻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大都受过相当教育。

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存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的限制，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留意什么是人们心中有数的“敏感问题”，程度不同地“扮傻”。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

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如矿灾、孙志刚之死、SARS、卢雪松停课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罢官事件）的讨论中才吸引了公众关注的。互联网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是“新极权主义”社会中反抗意识的最明确表现。

2020年3月5日，03：35，庚子年二月十二，周四，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据汉娜·阿伦特说,瓦尔特·本雅明的理想,是写一部通篇都是引语、精心组合无须附带本文的著作。这样一本著作，将残篇断语从原有的上下文中撕裂开来，以崭新的方式重新安置，从而引语可以互相阐释，在自由无碍的状况中证明它们存在的理由。

我的理想也是如此，从2016年就开始写《野兽爱智慧》系列，通篇都是引语，精心组合，让引语互相诠释，达成一种文本的合作。2019年因为之前两次被简书删号的缘故，曾经中断了很长时间，这个庚子年的春天，疫情当前，重启心灵自由号写作船，开始每日一更，把《野兽爱智慧》继续推进。

附录

汶川地震十年，我们重访了十所校舍倒塌之地

当年惨烈的、悲恸的、让人激愤的，如今都换上了平静的妆容。地震中倒塌学校的原址，现在无处可寻，只能靠当地人的记忆，给不甘心的访问者带路。

端传媒记者 陈倩儿 林振东 发自四川2018-05-07

“就是这片小山坡，以前的北川中学就埋在下面，前面的草地就是以前的操场。”

2018年4月的下午，北川老县城，一个抱着婴儿的老妇人给我带路。我们眼前，是一座绿油油的山坡，前面环绕大片草地，两三百米开外，就是设计简约现代的北川地震博物馆。假若没有当地人引路，外人大概会以为，这里是一个设计得宜的公园。

2008年5月12日下午2:28，这里发生了什么？

十年不短。当年惨烈的、悲恸的、让人激愤的，如今都换上了平静的妆容。埋葬上千师生的北川中学废墟很快被彻底清除，连带所有家长们认为的“证据”。消失的学校，还有聚源中学、映秀小学、新建小学、红白小学等很多。它们当年被广泛质疑工程质量问题，十年过去，所有的拷问都没有答案，而原址在地图上已经无从得知，只能靠当地人的记忆，给不甘心的访问者带路。

寻找每一所学校的原址，我们都询问了三个以上的当地人。许多人都没有忘记。出现在眼前的情景，常常是意想不到的：一面巨型政府广告牌、一个熊猫雕像、一个空荡荡的广场、一大群游客……除了零星的纪念碑，所有遗址都被有意无意地擦去，连带着真相的蛛丝马迹。

北川中学位于北川老县城，原是当地重点中学，汇聚从四方乡镇来读书的孩子。四川大地震期间，两栋五层教学楼粉碎性倒塌，3000在校师生中，至少1250人遇难。事后部分学生家长获得北川中学倒塌教学楼的施工图，经专家考证，发现至少16处的钢筋偷工减料：例如，施工图注明要用8根直径20毫米的钢筋，但实际只用了4根钢筋，且直径只有16毫米。

今天，北川老县城建成了地震遗址园区，而北川中学原址不在园区内，位于园区之外的地震博物馆旁的一片小山坡，在小山坡不为人留意的一角，设有香炉、立有一块纪念牌，上面写着“面对灾难，北川中学幸存教职工和当地干部群众立即组织救援、转移受伤学生”。

聚源中学位于都江堰，地震时瞬间倒塌，至少278师生遇难，但聚源中学旁边的其他楼房并未见倒塌，最多只是在地震后成为危房。2008年5月底，其时中国建设部抗震救灾组成员、同济大学教授陈保胜曾对媒体表示：“聚源中学在选址、建筑的结构、建筑结构体系、施工和材料方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其后不了了之。川震后的十年，没有任何官员或相关负责人为工程质量而道歉或遭受问责。今天，聚源中学旧址已经变成“中国西部文化艺术广场”，设有艺术馆。

新建小学位于都江堰，地震中校舍瞬间倒塌，死难师生至少246人，但其旁边一些老民宅并无倒塌，而位于新建小学后面、与小学建于同一年的一所幼儿园也没有倒塌。新建小学被质疑为豆腐渣工程。

今天，学校原址变成了世界首个熊猫主题城市街巷——白果巷。

富新二小位于绵竹市富新镇，地震中瞬间倒塌，300师生中，127人遇难，但当时其旁边的老民宅和附近的两家幼儿园，均没有倒塌，遇难学生家长过去十年坚持维权。

地震后，经台湾顶新国际集团等捐资，小学在原址上快速重建，并改名“顶新小学”，小学门口目前挂有两块纪念牌，纪念当时各方捐赠情况。

茅坝初中位于北川，原是北川中学初中部，建于山边，四川大地震中，有500师生的整所学校被泥石流埋没，至少240人遇难。事后，这所学校被质疑选址不当。

今天，茅坝初中废墟仍被保留，成为北川地震遗址中的重要景点，并标示为“北川中学新校区”。一些导游、甚至工作人员，均误以为这是当年的北川中学。废墟上，至今挂有一面横幅，由一位遇难学生母亲悬挂，凭此悼念儿子。据媒体报导，过去十年，她每年都来更换三次横幅，分别是过年前、儿子忌日和儿子生日时，政府不允许，她以死相逼，反覆较劲，才坚持下来。

武都小学位于绵竹市汉旺镇，四川大地震中整体倒塌，230师生遇难，被怀疑建筑设计或施工质量有问题。

现在，武都小学旧址上是一片空旷的小广场，上面竖立着宣传“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广告牌。

映秀镇如今凭藉地震遗址，成了中国国家4A级景区，游客众多，但映秀小学离这片风景区有一段距离，不易寻找。地震中，映秀小学有至少245名师生遇难，被广泛质疑为豆腐渣工程。

今天，学校原址只剩下一面国旗，地面上杂草丛生。

漩口中学同样位于映秀镇，三层教学楼2007年落成，2008年大地震中没有整体倒塌，50多名师生遇难，其工程质量较少被质疑。

今天，这座中学的遗址成为映秀地震遗址的重要景点之一。2018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映秀，表示因抗震救灾事迹，要将映秀地震遗址发展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白小学位于什邡市红白镇，地震前与附近的红白中学合并为九年制的红白中心学校，地震中，小学至少105名学生遇难，中学至少55人遇难，学生家长多年维权讨说法。

现在，红白小学原址成了“日月祭祀广场”，上面没有任何纪念牌。红白镇盛产豆腐，2017年，这个广场曾举办豆腐节，吸引游客。

蓥华中学位于什邡市，汶川大地震中至少63名师生遇难，被质疑为豆腐渣工程。

地震后，学校被清理，改建成大片民宅，我们到访时，有居民在楼下打牌玩乐。他们说，自己旁边的民宅，就是中学原址，也有居民不希望住在学校原址附近，“但房子是政府盖好送给灾民的，政府说，你不要也可以，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注：中国大陆政府没有一一公布各学校遇难师生人数，以上死难人数依据谭作人《公民独立调查报告》所得。）

（张洁平参与川震十年系列策划及编辑工作，特此致谢。）

（端传媒实习记者刘家睿对此文亦有贡献。）

读者来函：十年前在重庆，我的地震记忆

后来在某小学生杂志上得知，离震源地还有相当距离的学校，紧急撤离时的第一场景，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都有可能会唱出“死了都要爱”。但是，那一期杂志，似乎并未出现来自灾区的学生来稿。

阿秋2018-05-08

我是重庆人。即使重庆20多年前已经成为直辖市，它在传统上依然属于川东地区。四川盆地像一个斜置的信封，把这个信封按地理方位分成四大部分的话，重庆这边算作川东，成都那边算作川西。

10年前那个时刻，我是个念小学四年级的小孩。

早上吃完早点后自己徒步上学，见到同学后一起结伴去学校。午餐是大家的欢乐时光：黄花汤大家都讨厌，但在老师勒令下又不得不喝几口，然后倒掉。海带汤大家都超级喜欢，有时运气好还能见到炖汤时的大棒骨，每个人都会争着抢。大家最喜欢的菜是新鲜细腻加了肉末的土豆泥，淋在饭上舀着吃最好。我不挑食，每次都会多铲一块饭，所有的菜都喜欢拌起来全部吞下肚。

饭后是休息时间，洗完饭盒后要玩就玩，要写作业就写作业，操场楼道尽是大家的喧闹。放学之后留连于校门附近的小店：租书店里偷偷租漫画小说，奶茶热狗烤红薯，凉虾冰粉西米露，四驱车跟卡牌组，男生们爱玩的射击类游戏用的塑料枪跟塑料子弹，女生们爱的小饰品和不干胶。周末，大家还会聚在一起，上补习班，玩游戏，或集体模仿在动画片电视剧中看到的情节。

我曾经想经历地震

我偏内向，不算合群，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大家流行玩电脑游戏，我更喜欢在周末时，用搜集到的小物件搭房子——象棋水彩笔作柱、麻将军棋作砖、数学课中的塑料小棍作梁、游戏牌作预制板、棋子作瓦。然后便是轰隆轰隆，模拟地震来临时的场景——瓦先梭掉，砖墙坏掉，梁掉下来，预制板也砸下来......一阵破坏之后，多半只剩下厚重的柱子立着。最后我就像哥斯拉那样，直接用手推倒仍未坍塌的部分。完整的房屋，经过肆意破坏后，变成了大堆小玩意儿混合成的废墟。

当时我对破坏场景痴迷到何种程度呢，我甚至专门用笔蘸墨汁，依照自己的想像，在打印纸上画了一幅名为《大地震》的小画当成美术课作业，之后又拿回家贴在阳台落地窗上。画里的内容，无非是看完《国家地理》的节目后，想像出的震后场景：居民楼倒塌，楼板一层一层压下来，高架桥坠落，桥上汽车掉到地面摔得粉碎，一台巴士悬在断裂的桥面上摇摇欲坠。那时我很喜欢看有关灾难现场的电视节目，地震火灾台风洪水泥石流等等样样都来，总看不够，有些还会回味几遍。

所以在当时，我很想很想经历一场地震，这样就可以亲自感受震动，目堵那些想像过无数次的房屋倒塌、山川易景等景象。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乱想着，唯恐天下不乱。

直到地震当天。

当天阳光明媚，学校已经打了一次预备铃（上课前5分钟的提醒），可老师竟然还没到教室，但大家完全没有放在眼里，班上就像下课时那样，叽叽喳喳，又笑又打，欢腾声掀翻教室，我则跳到讲台上，准备去写今天要做的作业。

地震开始了，我们大家都未察觉到异常，可之后有人发现课桌跳个不停，文具哗啦啦往下掉，许多人还以为是同学在推自己。教学楼发出恐怖的声音，楼里所有的东西相互碰撞，大家喧闹渐止，所有人都木住了，紧接着是从未感受过的恐惧，突然校园广播开启，只听见教导主任在呼喊：

“同学们，地震了！”

“死了都要爱”

压抑在心里的恐惧彻底爆发，伴随着瞬时冲出的刺激、兴奋、惊讶，大家大吼大叫着朝离出口最近的后门奔去，几秒之内，原本塞满人的教室被清空。我反应很慢，见到大家都跑光了，才从前门像别落下我一个那样溜了出去。

教学楼建在堡坎上，两块大操场在堡坎下面，我们所有人到操场必须走下大梯坎，两块操场交界，有一棵百年黄桷树，大家匆匆忙忙从教学楼冲出来后，就以人生中最快速度跑到那棵黄桷树下歇凉。幸好教学楼的出口很多，其他同学没花多少时间就撤出来了。刚跑到那棵黄桷树下时，还瞥见认识的老师正在指挥低年级的同学跑到安全的地方。

过了没几分钟，第一波余震来了，可以看见篮球架上的篮板上下颤动，大家又是一阵呼叫。我们觉得楼快整个倾倒了（并没有），纷纷望向以为快滚下操场的教学楼，不知是谁开始唱了句“死了都要爱”，后面便是大伙一起跟着唱，没唱几句就都哄笑了，可马上笑声就诡异的停了。我们的班主任随后赶到，看到我们班平安无事长舒一大口气，后面几天上课时，她对我们坦白的讲，当时她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突然觉得有些晃，她以为最近没休息好没在意，出办公室后看见学生们在跑，她也没在意，学生跑跑跳跳很正常，到了教室后发现班上一个人都没有，满是凌乱，她感觉超级奇怪，后面来清场的老师看见她还立在门口，便告诉她地震了，她才哇着声冲到操场来找我们。后来这件事我们大家笑到了期末。

本以为这样的戏剧性场景只出现在我的小学，后来在某小学生杂志上得知，只要是未受教学设施毁损、未有学生受伤死亡、离震源地还有相当距离的学校，紧急撤离时的第一场景，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都有可能会唱出“死了都要爱”——或许也有“幸存者偏差”因素在里面。但是，那一期杂志，似乎并未出现来自灾区的学生来稿。

说实话，在未知晓灾难之惨烈前，撤到操场上的我们，以近乎狂欢的心境来看待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动，那种突然失去管制的感觉跟开运动会差不多，反正不用上课了。大家七嘴八舌交换当时的情况：教室里饮水机跟电视都在晃，吊扇也在摇，想钻到桌子底下躲避，但位置太窄了低不下去，疏散广播启动之前，有的老师就叫同学们不管不顾的跑了，有的同学自己就跑了出来，广播启动之后，大部分同学跟老师才从楼里涌到操场上。

然后呢，余震似乎没那么可怕了，大家陷入无所事事，逃出来的时候连作业都没带，更别说当时看来很神圣的书包了。大家集合完毕老师点完人数后就随我们便了，除了不能上教学楼，不能离树太远。当时校门仍然关闭，家长也不能马上来接我们。大家变得不安分，开始想方设法打发时间，在操场里荡来荡去，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踢球，玩篮球，活蹦乱跳。我爬到了高处，看见山下的中学，操场上有人正在踢球。旁边的教学楼下，也有人跟我们一样在紧急避难。

地震后两个小时，学校允许我们离校回家，不用回教学楼拿书包作业饭盒之类的，教导主任在广播中一再告诫，归家途中注意安全，如遇余震，根据所学到的地震防护知识随机应变。但我为了拿饭盒回家洗，又悄悄溜进教室里，当时日头已经西斜，教室里有些暗，被推挤开的桌椅，地上的书本文具，黑板上被我写得乱七八糟的作业，其他人遗留在教室里的书包，一切都停留在了地震发生的时刻。校门口挤满了家长，小店里所有的电视都在播放着突发新闻，街上依然到处都是下楼避难的人，现在他们都在楼下看着新闻。我拿钥匙打开家门时，发现家人都已经提前回家看着特别新闻。晚上看新闻联播，才知道这场地震带给全国的震撼。

杯弓蛇影，真假难分

吃饭时，全家人都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打着手机电话叮嘱亲朋好友，也不断有电话打过来，就这样到了晚上。那几个小时有没有感觉明显的余震我已经不记得了，现在还记得的是，从那天回家开始，就有了房屋正在摇晃，会从上面塌下来，我和家人会被埋住的幻觉。电视机相信家家户户一样，也是没怎么关过的了。夜晚，即使只是风扫过地上的落叶，凉爽的穿堂风吹过房间，心里还是会寒得发怵，总觉得会突然发生让房倒屋塌的大地震。凌晨起来小解，客厅里的灯和电视还是亮着，有时也在睡梦中吓醒，不知是噩梦还是真的余震；看见家人还在看电视或者躺在各自的房间里休息，安心后又上床休息去了。

之后几天，老师上课不太给力，不时打断课程，分享新闻上的最新内容。大概过了三四天，政府发布了余震警报，所有能睡觉的空地在几个小时内都被大家占完了，本来睡得好好的，又被许多动静吵醒，家里人也是纠结得要死，头一次只搬了马扎（折凳）跟薄毯，想在外边轮流坐下休息了事，后来发现根本不行，又上楼从家里搬了些床垫被子下来，跟熟悉的邻居一起铺了一个大通铺，我因为疲倦很快就睡着了。

黎明时回到家里，空地留宿的人剩下不到一半。我没有睡好，几个小时后上学，早课时老师问大家昨晚都没睡好吗，提议觉得很困的同学可以站起来醒下瞌睡，于是班上所有同学，全部哗啦啦的站起来。

哀悼那天，全校都打开了电视。上午是体育课，我不小心把皮擦破了，在学校上了药后，家人觉得不放心，想去医院让医生再看看，可我还是坚持要等哀悼几分钟完后再去医院。当时除了电视发出的声响，就只剩下各类警报与船只的汽笛声了。老师提议我们闭上眼睛，双手合紧，放在胸前，为在地震中不幸离世的人们祈祷。她是在真心祈祷，不停有泪珠从微闭的眼睛上流下。之后哀悼期的放假，跟楼下同学一起玩时，一听见江上的汽笛开始响起，便立马停住，摆出哀悼时的动作，汽笛响完之后，又立马恢复刚才的游戏。

同龄人

青川6.4级余震正好发生在星期天，那时候，地震带给生活的直接影响在逐渐远去，一家人都在过着平时的周末时光。我跪在客厅的地板上看报纸，突然我的身体前后摆动了起来，且停不住，我站起来望向阳台外的电线杆，看到电线正在飘来飘去，躺在床上的老爸突然跳起来喊着“还在摇！还在摇！”我真的吓坏了，立马抓了床小被子冲到饭桌底下隔住脑袋瑟瑟发抖，震动停止后，家里人都看到我如此剧烈的反应，感到非常搞笑。

之后的之后，就是征文与捐款捐物了，有的同学抽签，有幸抽到能给灾区同龄人通信的机会。我们学校分配到的是茂县，大家把自己最好的话，最好的祝福，最靓的纸，最工整的字，最漂亮的不干胶，装进已经印好同龄人通信地址的专门信封后，一并寄了出去，不知道收到信的茂县同龄人，现在还保留着那封信没有。

最后一点关于当时的地震回忆，是学生分流。十多个茂县的同学，在六月时分流到我们学校，当时学校在礼堂开了个欢迎会，对应年级的同学去参加了。学校电视台直播了当时的情况，时间很短，仅仅局限于见个面，相互认识一下，并没有公布他们被分配的班级。说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之类的话后，老师叮嘱大家不要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并帮助他们尽快融入正常的学习与生活。直播结束后又是一顿教育时间，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因好奇去打扰他们。现在想想，这真是一个还算明智的做法，至少他们不用经常去回想地震时的场景了。

那一年关于地震的回忆就到此为止，掏空记忆中留存的印象后，剩下的也想不出什么。那时就是没心没肺，体会不到灾难的残酷，可如果地震再强一点，我们学校破了玻璃掉了瓷砖垮了墙，或者地震就发生在川东，学校支撑不住倒下，关于地震的回忆，还是这样的吗？

曾经还像宝贝一样珍惜的用来搭建房屋的小物件，过了几年后，都装在了一个鞋盒中，扔了出去。

这场地震，对于在四川盆地中成长的我们而言，已经成了人生中不可磨灭的部分。如果那些同龄人并未在地震中遇难，现在他们会跟我们一样，过着大同小异的人生，这十年太漫长，从小四到大二，我已经经历了人生中许多重要时刻。可逝去生命的同龄人，从我回忆起的那段没心没肺的震后经历开始，他们不会再亲身体会了。

番外：路过映秀

或许是对地震太难忘怀，在看完一部关于震中映秀的纪实文学后，我决定亲自去看一下重建后的灾区。去年淡季，我报了一个去九寨沟的廉价团，巴士去程时在映秀停留了一个半小时。

高速公路因为事故堵车，当时改走的是213国道，由都江堰沿着岷江上游到映秀，那天天气很好，晴朗无云，过了都江堰后，山势突然向上抬升，短短几百米就从河边抬到了半山腰，随后越来越高。刚开始时植被恢复得很好，看不到地震破坏的痕迹，越往里，山势越险峻，河谷也越狭窄，地震带给大自然的创伤也越来越令人惊诧——过了紫坪铺水库后，越靠近震中的岸边，山上的滑坡也越是肆无忌惮，整个山坡都被劈了一次，露出岩层的肌理，即使过了快十年，植被也仍未恢复，震后的痕迹就这样记录在了大片大片裸露的灰色山坡上。对岸的巴士沿着国道向上游挺进，初始的景象让所有初来的游客鸦雀无声，接待我们的导游和司机已经习惯了这些变化，他们都在前面默不作声。

在经过隧道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座落在深山间安静的映秀。漩口中学遗址被悉心保护着，中学遗址之外，现在就是普通的住家。漩口中学外部专门搭建著钢梁稳定住建筑物中未倒塌的部分，从窗户望进去，整体倾斜的建筑中遗留的桌椅书籍、地上的瓷砖、墙上残留的黑板，在灰尘与阳光的渲染下，已变成巧克力般的颜色。当时看的纪实文学中提到了这所中学：不算差劲的设计保住了绝大多数师生的性命，有些教室里的师生，像抽屉一样，被卸到了楼下草坪，然后又跟我们避险时一样，以人生中最快的速度冲向操场。

淡季的映秀真的好安静，除了几台大巴载来的游客外，街上就见不到多少居民了。好不容易找到家做家常菜的馆子，那家人忙得风风火火，女儿背上还兜着熟睡的孩子，不停的走动。同行几人随便点了几份家常菜后，匆匆刨完，又跑步回到大巴停留的位置，导游都还哭笑不得的怨叹我们，怪我们吃饭的时间花得太久。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映秀。

返程的时候，从高速公路旁匆匆路过了映秀，之后把照片发给朋友，都在问我那里是否为新建的小区。穿过几条大隧道跟路桥后，我们很快就回到了都江堰。我不清楚有多少游客，现在对映秀的景象就仅限于此。一想到这座城镇曾经经历过外人无法体会的痛苦，完全破坏掉以往的生活，艰难的复兴，面对现在的沉寂，不禁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