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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野兽按:1998年因为阅读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书籍,开始对法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读国内一些法学家的著作和文章,贺卫方和许章润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我的视野。2003年我还参加了第一届国家司法考试,只是在考试前就发现大陆的法律体系和我认可的欧美法律体系不是一回事,而且那时已经因为阅读哈维尔和汉娜·阿伦特,兴趣转向了政治哲学,于是也失去了去当一个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兴趣。不过,贺卫方和许章润一直是保有关注的。

一直到2018年读到许章润先生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深为先生的风骨所折服。同时也非常欣赏先生的中文功底,感觉他超越了49年后束缚人们思想几十年的毛文体。

之后的2019年写的《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和2020年写的《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都让我再三细读。中国大陆真的不缺智者和圣徒,只是他们的声音和行动不为大众所知而已。只能说新极权主义的统治术已经炉火纯青了。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

“新极权主义”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的审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

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六四”、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

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正如冯崇义教授所言:透过许章润的犯颜谏诤与各方回应,似乎可以窥见中国士林风气的新转变和中国政治风云的新转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士林风气已历数变。八十年代中国士林,曾经意气昂扬、奋发向上,在启蒙运动中呼风唤雨。在八九民运遭到残酷镇压之后,民主力量遭受重挫、士气一落千丈。九十年代之后,堕落的国家政权双管齐下,一方面对自由民主严厉打压,一方面展示加官进爵的诱惑和金钱利禄的收买,神州士林精神沉沦、奴颜媚骨、犬儒遍地。然而,在此令人窒息的颓势之中,仍然有中国自由主义仁贤之士的坚守和抗争,并在新世纪以来逐步扩大阵营、大幅度提高整个中华民族人权观念、民主观念、法治观念、宪政观念的整体水位。

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七月 27, 2018

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盖因近年来的立国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线原则,倒行逆施,而这曾是“文革”后执政党收拾合法性,并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为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路线,也是全体公民和平共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共识,本不该动摇,千万不能摇撼。

一、四条底线

那么,是哪四项底线原则呢?

第一,维持基本治安,明确国家愿景。结束连年“运动”,中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包括连番“严打”在内的强力整肃,阻止社会失范,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尽力实现社会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众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条件,是四十年里现有政体的底线合法性,也是历经劫难后的亿万国民拥护“改革开放”的原因所在。虽说从治安到公正,自就业而尊严,公共产品的内涵缺一不可,而且时移世易,诉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产品阙如之际好歹有底线保障,对于历经动乱和苦难的百姓而言,总是好事。毕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愿景不过是安宁生活,期期于温饱小康,而以世道安靖为前提。虽说此种治安格局及其后来发展出来的“维稳”路径,反过来滋生出新的问题,暴露出政治统治正当性不足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却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宁唯是,三十多年里,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后,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专心致志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坚持二十年不变,则官民互动之下,几个回合下来,一般国民认为不管谁上谁下,他唱罢你登场,反正发展经济、专心国家建设这一条蔚为基本国策不会改变。有此预期兜底,遂仿佛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体安排,你当你的官,我过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谋出此刻这一社会治安格局。换言之,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于国家建设,别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产权,容忍国民财富追求。从废除私有制,声言私产为万恶之源,到有限保护私有产权,容忍亿万人民对于财富增长的追求,并且诉诸立宪,所谓“私产入宪”,释放了发家致富的普遍人欲,给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应。在此情形下,不仅国家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并以此支撑了科教文卫与国防武备,特别是庞大的党政费用,而且,一般国民亦多获益,生活水准多所提升。此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法制缘由,同时说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获得全民容忍的经济原因。毕竟,动什么,别动大家的钱袋子,是硬道理。其实,此为一切正常人类社会的通则,近世产权理念与人性观念为此特加张本,“改革开放”以“拨乱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实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几十年里,公民社会不见成长,稍有冒头即遭整治,严重阻滞了国民政治心智发育与公民人格养成。政治社会更是不见踪影,导致中华国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见肘。但是,伦理社会基本恢复,经济社会与市民社会确乎多所发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省份,早成生活事实。所谓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领域的有限生活权利,着重于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别是对于自家生活方式无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发型服饰无需看官家脸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脚,旅游宴飨婚外恋,小资麻麻,这世道才有烟火气。较诸毛氏极权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铁桶生活,连裤裆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国民暂弃公民身份追求,而满足于市民幸福,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无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体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为柄,实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虽于一案一事得计,可丧失的却是普遍的市民预期,反而得不偿失。至于北京市以整治市容为据,而将好端端便民商铺酒肆一律封拆,彰显的是“光荣政治”对于市民社会的为所欲为,一种权力的美学恶趣。——就是香港、伦敦与巴黎,超大规模国际大都会,不还都容忍并规划街市交易嘛。至于市场经济之下,笑贫不笑娼与娱/愚乐至死,忸怩作态、无德无识无耻却大富大贵,亦为普通众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逻辑,讲述了一个不得不为了市民常态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价的现代喜剧与后现代闹剧。

第四,实行政治任期制。三十多年里,究其实质,虽说社会多元与政治容忍度明显增长,但整个政治体制未见任何具有实质进步意义的变革,骨子里依旧是那一套陈腐而残忍的敌我斗争与专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贪婪丑态。但因立宪规定了包括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在内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权入宪”,并经2003年以还的十年任期后实现党内和平禅让,终于兑现了最多连任两届、最长十年这一宪法规定,纸上的宪法规定至此似乎积习而为“宪法惯例”,好像立法与实践均双双尘埃落地,这便总算给予国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正在步入现代政治。不妨说,三十多年里嚷嚷政体改革而政体岿然不动,这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来,不管你如何,不过就是十年的事。诸位,百姓无辜,小民蝼蚁,平时面朝黄土背朝天,分散如沙,为养家糊口而劳生息死,根本无力抵抗任何组织化强权。此刻终于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觉也还算是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约,这便随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柴米油盐也。

综上所述,总体来看,以治安为导向的社会控制,在提供治安这一基本公共产品层面,依然有效,但发展至“维稳”体制,局部地区甚至是一种准戒严状态,则尾大不掉,靡费非常,说明体制潜力已然用尽,有待升级换代。特别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制度软肋暴露无遗,更加强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此危机似乎还有所警醒,而近年来对此严重缺乏敏感,却自信膨胀,类如“扶贫运动”和这波正在进行的“打黑运动”这种准运动式政经操作方式再度登场,令国家愿景的确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对于私有产权的有限保护与一般国民发家致富欲望的有限满足,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提升了亿万国民的生活水准,但却终于遭遇所谓“国进民退”与实际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公权力肆意剥夺私有产权恶性案件的证伪,倒逼出“私权神圣”这一国民诉求,而背后的逻辑不过是“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一公民认知。本来,“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为古今政治的基本内涵,今日于此必得过关而后安。而最为世诟病并令人胆战心惊的,便是修宪取消政治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着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这才引发出下列全面恐慌。

二、八种担忧

在此,总括而言,大家的担忧与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个方面。

第一,产权恐惧。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法定的产权关系还能获得立法所宣谕的保障吗?会不会因为得罪了哪位实权人物(包括村委会主任)就企业破产、家破人亡?凡此种种,最近几年间,反倒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缺乏确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冲击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规模富人移民现象作为应对之道。一般中产阶级中下层,温饱有余,但却同样为生老病死进程中随时可能降临的任何意外而担惊受怕,尤其害怕通胀通缩钱不值钱。当然,富人移民的原因复杂,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也不乏洗钱赶紧溜的,更有权贵携款逍遥法外的,但普遍缺乏产权安全感则为通例。官商一体权贵的巧取豪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赢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体。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间传说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时不时演奏个“共产党的终极理想就是消灭私有制”之过门,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嚣,更且加剧了此种不安全感。恐慌之际,高峰居然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两位年轻天才的轻狂之作,其予全体国民的负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获得真切解释。

第二,再次凸显政治挂帅,抛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审查,层层加码,导致出版业遭受重挫,舆论界钳口日甚,中国与外部世界勾连之阻力加剧。甚至出现了鼓励小朋友举报告发父母这类官方宣传品,违忤基本伦理,既反传统又违现代,活脱脱一副极权政治嘴脸,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经的野蛮“文革”岁月,实在匪夷所思。影响所及,大学教师连连因言获罪,因为担忧党政宣传口子找麻烦与课堂上学生特务告密,而战战兢兢。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僚基于政治担忧普遍不作为,而中国经济的成长实在有赖于地方官员基于政绩观而认真干活的发展观。那边厢,“重庆模式”那帮余孽与高校中曾经的“三种人”联袂一体,今日摇身一变,滚雪球,构成“新极左”,喊打喊杀。

本来,一般国民对于“政治运动”之苦记忆犹新,新生代汲汲于市民生活,已然习惯于常态经济社会与市民生活,对于人为的“政治挂帅”与毫无逻辑的极权泛政治化倾向,了无兴趣,也不关心,硬逼他们,只能徒增反感。实际上,几十年来,上下一心,这个政治体制还能获得国民容忍,就在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谋发展,不再天天运动式“讲政治”,停止或者减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会上演什么“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这类荒唐闹剧。终究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需转向以宪政建设为中心,而于政经两面次第推进建设现代国族,为现代中国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却依然应该是固守前者,再谋他图,岂能背道而驰。

第三,又搞阶级斗争。前几年官媒与官方意识形态主管官员屡提阶级斗争,早已让大家一阵恐慌。这几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怀疑会否重搞斯大林—毛韶山氏阶级斗争那一套。犹有甚者,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别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将全体公教人员悉数划入,连普通医生、护士与教师都“全覆盖”,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于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而再度引发重回过往阶级斗争岁月的阵阵恐慌。因而,对于“斗,斗,斗”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国民记忆,及其是否重回华夏大地的普遍担忧,使得政治疏离感日增,和合与祥和气氛日减。本来,“私产入宪”与“人权入宪”,伴随着两任到顶这一党内禅让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个常态国家渐行渐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动用“斗”字诀,可这几年的做法却仿佛与此背道而驰,大家自然心惊胆战。

第四,再度关门锁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闹僵,却与朝鲜这类恶政打得火热。中国的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是中国文明的自我进步,循沿的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固有逻辑,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在中国落地后之发育成长,并非外力所能主导。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却是在重启“改革开放”而与西方世界关系改善之后,以进步主义为导向,以“与世界接轨”为目标,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场经济快车实现的。没有“开放倒逼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而与朝鲜、委内瑞拉这类失败国家、极权国家打得火热,违背民意,忤逆历史潮流,实在不智。虽说民间调侃,鉴于中国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于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担心两国交恶,但明暗之间一闪失,倒霉的是这个据说全民所有的国族,而必然落在每个具体的百姓人头,摇撼的是他们的口粮与衣衫。在此,究其缘由,就在于以政党理性代替国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国家理性压制公民理性,不思进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后于时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第五,对外援助过量,导致国民勒紧裤腰带。据说中国已成世界最大外援国,动不动“大手笔”划拉几十亿几百亿。此就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不少地方还处在前现代,实在是不自量力。究其根源,扩张性“光荣政治”逻辑作祟,蔚为主因,而公子哥心态与做派亦且难辞其咎。现有的国家财富,包括那三万亿外储在内,是四十年里几代人血汗累积的,更是远自洋务运动以还数代中国人奋斗的善果,怎能随便乱花。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终有结束之时,则如此慷慨,类如当年无原则“支援亚非拉”,导致亿万国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甚至于饿殍遍野,在在不能重演。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官媒以“共克时艰”号令,傥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刻遭遇百姓无情嘲讽,“去你妈的,都哪儿对哪儿呀”,正说明人心所向,早已非当年那般忽悠得了的了。

第六,知识分子政策左转与施行思想改造。虽然早就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一有风吹草动就拿他们当外人,甚至当敌人,已成国朝政治的最佳晴雨表,也是政制底色的政治表达。教育部一再声言要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教育,网传必须重点防范海归教师,以及高校中的极少数文革遗左纷纷如打鸡血般跳将出来喊打喊杀等等,都令人担忧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再度降临,特别是伴随着政策左转而再次施行思想改造运动,乃至于不排除更为严重的态势。“妄议”大棒挥舞,人人噤若寒蝉,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而无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则探索未知、学术精进与思想创发云乎哉。本来,历经这四十年的积累奋斗,再好好干一、两代人,中华文明有望迎来一个思想学术的全盛高峰。但是,假若此种钳口政策再延续下去,甚至日益趋紧,则此种可能性无望变成现实性,中华国族终究只是精神侏儒与文明小国。

第七,陷入重度军备竞赛与爆发战争,包括新冷战。短短十年间,整个东亚其实已然陷入军备竞赛,但所幸爆发战争的概率依旧尚处可控层面。问题是,不能由此打断中国的常规发展,就此摧折了尚未最后水落石出的伟大现代转型。两年来,在“阻止中国陷入全面内战”与“保卫改革开放”两文中,笔者都曾指认中国逐渐于“维稳体制”之上又叠加了“战备体制”,就在于提示其危险性,防范其负面影响。此刻随着内政紧绷与外贸纠纷日甚,经济下滑可能性加剧,则其进程不可控因素增多,防范其不至被迫走向战争状态,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绝非杞人忧天。坊间舆议提醒中美贸易争端不应再引向意识形态之争,更不要进行政治模式之争,亦为同此忧虑而发,还算靠谱。

第八,改革开放终止与极权政治全面回归。虽说“改革”一词已然多少污名化,毕竟,恶政亦且假尔之名而行之,但在当下中国语境下,置身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临门一脚的现状,较诸爆炸性革命与极左式的倒退,改革依旧是最为稳妥的路径。改革空转,抑或不进则退,早已非只近几年的事了,实已延绵一届任期。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说是极权回归,就在于胡温任期,仿佛出现极权向威权过渡趋势,故而称为“后极权时代全能型威权政制”。但这两年反其道而行之,这才引发“极权政治全面回归”的恐慌。中国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37年抗战爆发,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进程,致使追求日常政治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的现代事业因而被迫延宕。今日这一波延绵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转型已到收尾时段,有待临门一脚,切切不能再因战祸而中断。倘若中断,下次历史机遇何时再来,恐伊于胡底矣。

三、八项期待

当此之际,针对上述担忧与恐慌,从内政着眼,无涉经贸(包括大幅度减税),也不上纲上线到民主法治层面,仅就下列八项而言,具体而有形,允为时务。

第一,杜绝援外撒钱“大手笔”。非必要的无谓援外大撒把,砸钱,最令一般民众反感寒心。中国尚处发展爬坡时段,无论基础设施还是民生福利,均难题如山,任重道远。且不说养老、就业与教育,但就乡村凋敝而言,就压力山大,而需公权力多所措意。否则,半个中国仍处前现代,等于现代中国只是个半拉子工程,谈何文明复兴。近日中阿论坛期间宣布拨银两百亿美金,设立所谓阿拉伯国家“重建专项计划”,并且“探讨实施总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有关国家维稳能力建设”。可我们知道,海湾国家个个富得流油,何需尚有上亿未曾脱贫国民的中国在此充当冤大头,让人不禁感慨有司心肠何在,还把自家国民当人待吗?——纵便此间涉及“战略布局”,但难免搅入既有大国博弈,而导致战线过长,亦嫌稍早。而且,凡此支出,完全无视既有预决算体制,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库司库宪法职权撇在一旁,在实质性瘫痪既有官僚科层建制化之际,等于向宪制与法制开战。

第二,杜绝主场外交中的铺张浪费。开个平常的会,就使劲折腾,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其实既无里子也无面子。此为“光荣政治”,而非“实利政治”,更非“实力政治”,亦非什么“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具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非徒谋虚荣者不为。照此思路,联合国所在地的纽约峨冠博带,岂非天天戒严不可;全球性组织最多的日内瓦和巴黎,衣香鬓影,还不夜夜都要放烟火。就国家自助体而言,概需以实力立世,而旨在谋取实利,同时不废道义心肠。两项既存,三者并立,沾溉国民,荣光不求自来。无此维度,汲汲于光荣政治那一套,当事者出头露面好像挺风光,而不恤民力,做冤大头,实则招人鄙夷,也会激发民愤。连举世嫌弃的隔壁独夫胖墩来,居然大阵仗迎送,那文图俱在、传闻中酒席宴上128万元一瓶的矮嘴茅台,说实在的,一下子令亿万国民离心离德。——还中国梦呢,做梦吧!

第三,取消退休高干的权贵特权。国朝体制,高干生养病死全赖国库,而享受超国民待遇。原有生活待遇、医疗标准与度假休养诸项,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大家耳闻目睹,而至今不敢公布,正说明见不得人。此种体制,承继的是朱姓子民、八旗子弟的奉养传统,既违忤曾经自诩之革命精神,更不符现代公民立国原则。若说什么“封建残余”,此为典型。国民痛恨不已,可毫无办法,遂成制度招恨之一大毒瘤。这边厢普通人民住院难,那边厢高干病房巍哉峨兮,隔离于一般病区,让多少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每一丝仇恨都可能在某个时刻于心田中成长为惊天雷暴。

第四,取消特供制度。七十多年里,其实早从延安时期就已开始,无论是在国民饥寒交迫的年代里,还是此刻亿万百姓为婴儿奶品、日常食品安全而提心吊胆之际,特供制度供养着这个号称人民政权的高层权贵,提供着一般人做梦都不敢想象的诸种特权,除开几个极权政体之外,举世找不出第二家,可谓豪奢之至,而无耻之尤。社会恒有差等,贤愚贫富实为自然,但那是结果,而非抹煞起点平等的公民理想,更非公然利用国库供养少数权贵。此制一日不除,“第34号”依旧,中国食品安全就一日没有保障,两方同样无任何真正的安全可言。

第五,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有关于此,民间早已呼吁多年,居然毫无动静,说明其间猫腻最大,最见不得人。现有官员升迁程序中对于子女玉帛的说明,只限内部掌握,存见于干部档案,而一般国民无从知晓,遂使一切迷雾重重。而无论人力物力,还是技术手段,早已成熟,正为施行此制,并经由全国联网,用十四亿双眼睛施行有效监督,铺垫好一切基础。反腐而腐败不止,就在于搞成了内部的事,而非基于政治公开原则的法制作业,缺的就是阳光法案这一环。你们若非心虚,那就施行此制,让一切大白于天下吧!你们要是正心诚意,那就加入大多数国家均在其中的《艾格蒙国际反洗钱组织》吧!何必云山雾罩,将亿万国民当二百五。

第六,“个人崇拜”亟需赶紧刹车。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想到神州大地再度兴起领袖个人崇拜。党媒造神无以复加,俨然一副前现代极权国家的景象。而领袖像重现神州,高高挂起,仿佛神灵,平添诡异。再者,官员讲话,本为秘书手笔,不过等因奉此,居然汇编刊行,精装亮相,全球免费赠送,徒耗纸张,令人喷饭。此间不仅需要反思为何当事人如此弱智而好名,更需要检讨为何曾经遭遇此种戕害的偌大国家,包括她的芸芸“理论家”“研究者”,居然对此毫无抵抗力,却不乏舔痈吸疽之徒。而亿万人犹如虚无,竟然容忍其大行其道,奈何不了那几个马屁精大员,正说明所谓启蒙是一个未竟事业,需要每一代人在公共事务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方能如履如临而砥砺前行。而且,它更加说明中国尚未完全进入现代世俗理性的常态国家境界,而有待接续奋斗矣。

第七,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此间作业,等于凭空制造一个“超级元首”,无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联翩而顿生恐惧。因此,今明两年的适当时机,如秋季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或者

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例会,通过再度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保卫改革开放、防范重回文革极权政治。《宪法》既立,无论是何种质量的宪法,本不宜改来改去,无奈这是大转型时段过渡政体下的一部临时宪法,只好频繁修订。但愿转型落地之前,这是最后一次修宪。

第八,平反“六四”。今明两年,适值“改开”四十周年、“五四”百年与“六四”三十周年,一连串所谓敏感节点纷沓。而中美贸易战的后果,亦将延时第次显现,增加了所谓的不确定性。在此,既有的“维稳”思路是“以治安对付政治”,叠加上“用政制钳制政治”,而非“以政治迎应政治”这一常态政治之道。当年给“四五”平反,从此每年四月五号不再成为敏感节点,就在于“以政治迎应政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结果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因此,值此迎来“六四”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当局于今明两年适当时刻公开为其平反,不仅表明“以政治迎应政治”的诚意与智慧,而且,从此每年六月四号无需再如临大敌,为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扫清障碍,既裨益于民心舒畅,更有助于收拾政治合法性。

以上诸项,均为现代政治的一般常识,也是刻下国人的普遍诉求。此番“冒着杀头的危险说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就在于举世滔滔,若无此说法,就无此立法,从而吾侪百姓没个活法,其奈也何,呜呼哀哉!

四、过渡时段

两年多来的世界进入政治调整小周期,无需惊恐,远未到分晓时分,更须也唯有稳健推行内政改革,健全国族身心,方能应对过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这艘世界大船持续扬帆于和平与发展的常态政治航道。冲突与战争是人类这个残忍物种的常态,但是身处历史机遇关头而推延或者避免其发生,则为政治的天命所在,更是对于肉食者政治智慧与德性的大考,而人类恰恰就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为世间最高智慧。就刻下情形而言,纵便事态已如今日,也还未能根本偏转“和平与发展”这一大势。而这就是历史机遇,就是所谓的“机遇期”,唯智者方能攫获,而不至于东怼西怼,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也。

至于太平洋沿岸东西两大国均不期然间先后步入“老红卫兵执政”状态,是而且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现象,实为每临历史危机关头就会出现的那种一再上演的乱象之再现而已。就此岸言,其毫无历史感与现代政治意识,更无基于普世文明自觉的道义担当,昧于时势大道,却又深濡文革政治烙印,虚骄之下,允为干才而用力过猛却用错了方向,致使弄权有术,当官有方,而治国无道,岂止折腾,直是倒行逆施。就彼岸看,实为一群依旧生活在列强时代与冷战政治中的老不死幽灵登台,虽不乏对于当今世界政治图景与文明变局的现实判断,却同样缺乏历史感,短视而贪婪,根本开出了误诊处方,反将早年裙带资本权贵的重商主义国策与基于唯我独尊、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式傲慢偏见与粗鄙蛮横,赤裸裸的讹诈,尽兴抖露无遗,展示了一个文明衰败的疲惫帝国狗急跳墙式的晚期症状。而自大爱国狂适成祸国害人精,所谓爱国贼,中外古今,史不鲜见。同时,它还说明,如同“坏人变老了”一般,人人都是自己早年教育体系的产物,此后无所用心,了无自省,便难以挣脱羁绊。以旧知识应对新事物,却又自信爆棚,遂刚愎自用。其理念,其政策,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过是“发霉的旧货”。

此时此刻,就中文世界的一般舆议心态与脉络来看,基于公民理性的政治自觉已然充沛发育,更不缺昂扬正大的道义立场,但少见基于国家理性意识的文明自觉,特别是未能梳理清楚适用于“国家间政治”的国家理性与适用于“国家政治”的公民理性之二元分际,而混战一团,指东打西,甚至崇拜起彼岸老红卫兵来,将自己降格到铁锈州红脖子们的水准,套用一句名人名言,可谓“土样土尿泡”。同时,也是政体感召不足,导致认同缺失或者疲弱,而使国民身份与公民认同两相悖逆之怪象。毕竟,“大清”与“中华”,虽纠结缠绕,还就真的不是一回事。你们“坐江山”“吃江山”,江山有事了,就让大家“共克时艰”来“保江山”,这不扯淡吗!有舆议感慨,一些人说话办事,仿佛自己不是中国人,而处处倒为对方设计着想,实在是怪而不怪,正为向心力凝聚力这一软实力不足国族常见的景象矣。再者,撇开究竟何为“中国人”等等认知争议,置此情形下,可得申言者,两边各说各话,越是昂扬正大,越可能将话谈死,而无转圜余地。凡此再度说明,国族的政治成熟必以其知识精英的心智作育为先导,而心智作育要在精神自由,众口喧哗却又紧扣人生与人心的普世心思,摒拒任何定于一尊的愚妄与傲慢,要求当局不要再钳口日甚,而把言论自由还给读书人——毕竟,“子产不毁乡校”——从而,在几代人的接续用功磨砺中,涵养保育中华文明思想母机,护卫其功用,强化其势能,这才有望清醒观势,冷静应事,而清明用世矣。

目前来看,当局一再重申绝不会因为贸易战而改变“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也不会动摇在开放交往中发展经济的既有路线,并决心协力捍卫多边体制。与此表态相呼应,并有相应开放措施出台,仿佛尚有定力。其于证明“开放倒逼改革”这一中国式发展路径依赖的同时,却又似乎未见任何实质性内政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则不免令人失望,而对其诚意和实效,采取游移观望态度。故而,上述八项,允为时务,先做起来再说。

都说你能干肯干,这八项你只要干一件,我们就欢喜。你要是干三、四件,我们就心服口服。你要是全干了,则普天同庆。

年初高官曾经宣示今年还要陆续放大招,以回应“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此刻时间过半,宁信其有,且翘首以待矣。

最后,顺说一句,陕西省梁家河村四五十户人家,常驻百十来口,居然在上海设立联络处和农副产品展示馆,一望可知非淳朴乡民所能为,毋宁,官商勾结的媚上双簧,于各怀襟抱中各逞其图。还有,最高检开设“12309检察服务中心”,层峰邀约与此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梁家河村支书共同揭牌,同属太监姿态,希图借此创造勾兑机会,拍马屁不要脸。至于陕西省社科联的招标项目“梁家河大学问”,以及近年来各类所谓社科项目之造神运动与领袖崇拜,反现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耻,丢人现眼,更不论矣!凡此种种,太作了,太过分了,而过犹不及,只会把我们带回那个人人觳觫苟存的酷烈人世也!

话说完了,生死由命,而兴亡在天矣。

2018年7月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维基百科

许章润(1962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学家,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法学》主编,也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其研究领域主要是法理学、西方法哲学、宪政理论和儒家人文主义与法学。

许章润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是西南政法学院学士、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和墨尔本大学法学院博士。其提出“汉语法学”的主张,并在2005年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2018年7月,他发表文章《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提出数项担忧与建议,引发巨大回响。2019年3月,清华大学暂停许章润的教学和学术工作。

1962年10月,许章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庐江县盛桥镇出生[1][2][3]。其早年在庐江县盛桥小学和盛桥中学初中部就读[2]。在1970年代初,当时仍是中学学生的他曾经报考美术学院,但数次报考未能考上[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盛行批林批孔运动时,他透过相关的批判,初次认识《论语》与梁漱溟,从而启蒙其思想[4]。1979年7月,他从庐江县盛桥中学高中部毕业[2]。同年9月,其前往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就读[1][2]。1983年7月,他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4],获得法学士学位[1][2]。

同年9月,他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作为硕士研究生就读[1][2][4]。在1980年代初,经由王小波的引荐,许章润曾经前往梁漱溟位在北京市木樨地的住所,与后者进行会谈[4]。他还曾经担任过法院书记员,但因为多次遭到上级批评,最终选择逃跑[5]。1986年7月,许章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在同年留校任教[1][2],为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4]。在这一时期,他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数个监狱与劳动教养所[4]。他还曾经获得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

1992年4月起,许章润担任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理事[1][6]。1994年,他携带家眷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在该校法学院攻读法学[1][2][4][5]。在出国前,著名的法学家江平曾经与其有过交流[4]。1996年7月至2000年7月,他成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人文学院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2][6]。1998年11月起,他则担任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1][6]。2000年,在经过6年的学习,他获得法哲学—法律史博士学位[2][4][5]。

从2000年起,许章润长期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

2000年,许章润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获聘担任副教授、教授、博士导师[4],还兼任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清华法学》主编等[1][2][7][8]。他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士,并曾担任过世界华人法哲学协会会长[3]、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律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1]、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等[2]。他还在华东政法大学、南京大学法学院、华南理工大学、江苏大学等多所中国大陆高等院校,担任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职务[2][9][10]。

许章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律哲学、法理学、西方法律哲学、政治哲学、宪政理论、刑事法学、儒家人文主义的法学理论等方向[2][3][11][12],并发表有关法理学和刑事法学方面的论文著作[1]。2002年,他获得清华大学的最高学术奖“学术新人奖”、及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1][13]。隔年,他发表其在法理学领域的第一本论著──《说法·活法·立法》[4]。而在数场演讲中,他还提出“汉语法学”的概念,并发表一篇题为《汉语法学》的短文[3]。从2004年起,许章润开始担任主持《汉语法学丛书》、《历史法学》集刊的主编[3][4]。

2005年1月13日,他被官方机构中国法学会评选为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1][7][9][14][15],还曾经获得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2]。同年,对于《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计划废止,他认为能够吸引其他省市人才前来创业[16]。而在同年的第四届十大青年法学家论坛上,他更公开表示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暂住证制度涉嫌违法,应当废止[11]。2006年,对于中国政法大学首次依照各省人口比例招生,他则表示支持该项促进教育公平的制度改革,并强调应该真正实现公民教育权的平等[17][18]。

而在2008年许霆恶意取款案中[19],许章润支持银行需对自动提款机安全漏洞负责的观点[20],认为改善制度环境本身的漏洞,更胜于要求公民自律[21][22]。2009年,许章润等5名著名教授敦促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引咎辞职[23]。对于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许章润则在重庆市于2010年举办的涉黑性质犯罪与法律控制理论研讨会上,强调必须以恢复公共秩序为目标[24]。同年冬季,他初诊罹患肝癌,在3个月过后才被告知是误诊[4]。此外,许章润还曾经担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也曾经是德国波恩大学访问学者、法国艾克斯-马赛第三大学访问教授[2],他还是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14][25]。

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

2012年6月,在许章润等人发起下,清华大学召开首届世界华人法哲学年会[27]。同年,他与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就“国家理性与建国道路”展开对谈[4]。2013年1月,许章润的散文集兼短论集《坐待天明》出版[4],并在隔年入选“2013年十大法治图书”[28]。而从2013年开始,他还陆续发表《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29]、《重思中国立国之基》[30]、《保卫“改革开放”》、《盛世危言 中国在临界点上》等一系列的演讲和文章[31],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下的政治和社会运行模式[10]。

2014年12月,《汉语法学论纲》出版[3],着重于现代中国政道与治道的法理表达[32]。隔年1月30日,经过评选,《汉语法学论纲》名列在“2014年十大法治图书”首位[3]。2017年,许章润等学者就北京市驱赶外来居民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行动,提出合宪性审查[33]。2018年7月,他在互联网上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25][34],系统性地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政治与社会方向、以及领导人的倒退趋势[10][14][26][35][36]。该篇文章引起巨大的共鸣与反响[37],也是许章润影响力最大的文章[10],但造成政府的不满[25]。

同年年底起,他还先后撰写有关纪念1978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低头致意,天地无边》[38]、《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39]、《中国不是红色帝国》等文章[10][40][41]。2019年3月,清华大学暂停许章润的一切教学职务和学术工作[14]、禁止上课招生[42],并且启动调查程序[25][43][44]。这次停职被怀疑是因为其在过去的文章中公开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习近平[25][44][45][46][47]。该次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起广泛的回响[25],有数百人连署公开信声援[48]。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明通支持声援行动[49][50],亦有7位国际学者敦促清华大学恢复教职[51]。

现在,中国法律人越来越意识到,晚近接引的法学理论若要落地生根,必须本土化。

作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法学家[9],许章润是新时期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坐待天明》[2]。他在法律文化理论方面有着许多创新见解,并因为自己的独特风格,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力[1]。江平便曾经注意到许章润在文风上的改变,形容是“半文半白,自成一体”[1]。许章润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梁漱溟研究领域[52]、及法学和人权问题的专家,并在人权议题上有着较高的话语权[34]。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深入研究国家理性与优良政体等理论[4],及重构中国生活与秩序的现代性阐释[12]。

许章润将自己长期的学术思考与研究总共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历史法学派、汉语法学、国家理性、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4]。在各种场合上,他主张法律同时是一种信仰与情感,并且认为人们信仰着法律[11]。在其“法律信仰”的论点中[53],他便主张法律是因为“世道人心”而存在[54],且只有在大多数的社会人士把法律视为一种信仰后,法律才能够被人们所遵守[11]。而在其研究中,他还将“法学”与梁漱溟对中国人与社会的关注紧密联系起来[4],并关注在法律层面上的外国理念与固有生活调适[12]。

在《汉语法学论纲》中,许章润采用“法学历史主义”,将历史文化脉络视为认知性的前提[55]。其“汉语法学”便是与大传统相联系的法律哲学,将汉语法治文明和语义体系相结合[56],并希望复兴儒家过去传统的法律[12][57]。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法律人的理论主体意识已经逐渐兴起,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层面上加以总结和阐述,并形容这是“时代使命”[3]。他希望能够借此突破中国法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解决中国法学本土化的问题[3],并建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法律布局[12]。

作为学院派学者,许章润提出以观念推动现实前进[58];他亦认同汉娜·鄂兰的观点,认为思想者应该以思想对现实提出意见[4]。对于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他认为退出政治圈的行政官员、在资本市场上的成功人士、通俗的大众知识分子与娱乐界名人掌握话语权[4]。而在2014年的一次辩论会上,他曾经明确表达过“绝对的主权不存在,而绝对的人权一定要存在”的概念[34]。他还反对历史终结论的说法,并且引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并认为该次选举是政治要求的回归[45][59]。

许章润曾经批评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朝向“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发展,并且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现状[10][34]。他明确表达“再度闭关锁国”与“极权主义政治全面回归”等八项担忧,以及提出“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政府公开平反六四事件”、“停止对于外国的援助”、“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制止个人崇拜”等八项建议[9][14][34][45]。他也曾指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机关,建立行贿纪录档案是其业务行为[60]。

许章润还提出继续保持“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这一国家定位,并且需要在内政方面有所努力[61]。与此同时,他认为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第三波近代中国文明的大转型[10][38]。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对近代中国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典范、普世人性、大西洋文明时代的世界体系这四个维度的“致意”,并且期望自己的国族能够“择善而从,昂首做人”[10][38]。他并批评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缺乏底层与社会史的观点[62]。

许章润认为过去高等院校相对集中、及依赖地方政府的各种支持,并且影响依照地区分配的招生指标[18]。而对于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他认为虽然没有义务举行公开听证会,但仍应该以透明的程序进行决策[18]。他还主张高等院校的行政人员人数比例过多、及因管理行政化造成学术创造发展能力的萎缩,并认为应该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部分院校[63],以及从人才评价机制整顿“论文收费买卖”问题[64][65]。同时,他认为法学院的教育应培养法律理性,且整个法学界应该关注国家司法考试的负面影响[66]。

主要著作

《刑罚学》(1988年)

《监狱学》(1991年)

《犯罪学》(1997年)

《儒家的疑惑》(The Confucian Misgivings,1999年)

《说法·活法·立法——关于法律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2003年)

《法学家的智慧——关于法律的知识品格与人文类型》(2004年)

《坐待天明》(2013年[67])

《汉语法学论纲》(2014年)

冯崇义:许章润的宪政理念和士人风骨

四月 10, 2019

自从吾友许章润2018年7月直撄逆鳞、发表雄文《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很多人便一直担心其安危。2019年3月23日,党国当局终于将许章润列为定点清除的对象动手整肃,指派政治警察对他进行审问、并宣布对他实行停职审查。坊间议论,这一动作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当局整肃知识界重大部署之组成部分。此前3月18日,习近平专门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确实已释放出党国整肃学界之重大信号。在此前后,也有其他高校教师因言获罪、被勒令停课或解职除名。不过,当局对许章润的整肃,非但没有达到杀鸡儆猴之目的,反而立刻导致学界同仁以发文质疑或签名声援等方式,群起抗争。面对这种守望相助、群情激扬之学界,当局如果贸贸然大动干戈,或会加速民变。

党国当局在当今这个节点上打击许章润,此中意涵一言难尽。在个人层面,打压许章润所展现的是朝中那些奴才跟班们汲汲乎为主子效力以邀宠。今上素有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之性格,视直言犯上如芒刺在背。在社会政治层面,习、许之争则体现着波澜壮阔的政治较量,党国当局与中国知识界之间、习近平派系与其他党国官员之间博弈较量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应该说,许章润并非激进之士、而是平和温润的谦谦君子。即便在党国给定的政治光谱中,真正具有激进色彩的是那些为中国的民主前途号召民众、鼓荡风潮并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推翻中共政权的一大批民运人士或政治异议人士,他们往往已身陷囹圄、流亡海外或遭受形形色色的软禁。许章润的言论尺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年来公开与党国意识形态决裂而陆续“浮出水面”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群体中,也属于相对温和的一翼。被誉为“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李慎之,在1998年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和《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等文中,庄严宣告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并呼吁国人皈依现代世界思想“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而且,他还在1999年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中,对“没有尺寸之功”而入承大宝、正位核心的江泽民提出忠告,要求他摒弃独裁陋习、顺应世界潮流拥抱民主政治。当时,江泽民当局并不敢对李慎之轻举妄动。信仰和向往自由民主的人们纷纷发声,清算一党专政的种种罪恶,弘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探讨中国宪政转型的蓝图和路径,迅速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个庞大的自由主义阵营。在习近平登基以来,特别是他倒行逆施、暴露出蛮横专制的狰狞面目之后,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中的敢言之士不断揭露和抨击习近平强开历史倒车、推动极权回潮、制造个人崇拜、摧残公民社会、践踏普世价值、大兴文化专制、损害国民经济、摧毁社会共识、破坏国际秩序等等愚顽罪恶之举。“习核心广施政治迫害、清除政治异己之恶行连绵不绝,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受害者不计其数。

许章润是法学科班、学贯中西,在法哲学和宪法学等方面有很深造诣,其宪政思想相当厚实且别具一格。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儒学的忧思》,探讨中国儒家传统、儒家德性与现代法治思维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学术著作如《说法·活法·立法》、《法学家的智慧》等,关注点并非法律实务,而是法哲学,是法的精神如何型塑和影响社会道德规范和人世生活方式,是天理与人情、法律与道德如何取得和谐平衡。许章润近年来蜚声海内外的文章,诸如《世界体系中的“改革开放”》、《“家国天下”: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共处》、《盛世危言——中国在临界点上》、《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兼论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保卫“改革开放”》、《低头致意,天地无边》、《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等等,夹持既风趣古雅而又紧接地气的文采风流,依据世界格局和中国一百多年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宏大视野,郑重重申宪政民主之根本价值理念、评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积累与障碍、论证当下中国宪政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剖析习近平复辟极权专制的蒙昧与危害、警示习近平斗争哲学指导下“维稳体制”与“战备体制”之叠加正将中国再次导向“全面内战”的不祥之兆。这些文章有切中时弊、振聋发聩之功效,也使许章润名满天下。特别是《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直接叫板已经“定于一尊”、不准任何人“妄议中央”的习核心,列数习近平当局忤逆历史潮流的种种罪错,功力非凡。

许章润的壮举,既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挺身而出、回击极权回潮之妖风、捍卫宪政民主之信念,也传承光大古来中国的士人风骨。古来中国的士人风骨,体现于孟夫子笔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体现于“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刚毅人格,体现于“傲视王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情怀与胸襟,体现于“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定力与道义担当。这种弥足珍贵的士人风骨,恰似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气质。许章润所任职的清华大学,在民国时期就曾荟聚一批学贯中西、融中国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两种优秀传统于一身的饱学之士。他们孜孜不倦,力图通过沉稳的政治实践和学术探索,将中国的文明精华融汇于海纳百川的世界现代文明。他们那种顶天立地、独立不阿的精神气质,被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立碑时精辟地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做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中的温和成员,许章润在敏锐地针砭时弊之后,不是召唤民众揭竿而起,而是敦促统治集团迷途知返。他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中,带着最大的忍耐向最高当局表达了“八项期待”,包括停止糟蹋民脂民膏的撒币、杜绝贿赂外宾的铺张浪费、取消退休高干的权贵特权、取消天怒人怨的特供制度、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终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显然,与郑也夫规劝当局体面”淡出历史舞台“一样,许章润选择的路径不是举旗造反,而是犯颜谏诤。许章润选择传统谏议之路,绝非缘于懦弱,而是大智大勇、别有深意。谏议并非总是懦弱之举,古代中国之先贤谏议,常常展现视死如归、殉道成仁之铮铮铁骨。中国传统士大夫带着“以道自任、道高于君”的信念,“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犯颜进言不得采纳而撞死于朝柱上的死谏之士不知凡几。

透过许章润的犯颜谏诤与各方回应,似乎可以窥见中国士林风气的新转变和中国政治风云的新转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士林风气已历数变。八十年代中国士林,曾经意气昂扬、奋发向上,在启蒙运动中呼风唤雨。在八九民运遭到残酷镇压之后,民主力量遭受重挫、士气一落千丈。九十年代之后,堕落的国家政权双管齐下,一方面对自由民主严厉打压,一方面展示加官进爵的诱惑和金钱利禄的收买,神州士林精神沉沦、奴颜媚骨、犬儒遍地。然而,在此令人窒息的颓势之中,仍然有中国自由主义仁贤之士的坚守和抗争,并在新世纪以来逐步扩大阵营、大幅度提高整个中华民族人权观念、民主观念、法治观念、宪政观念的整体水位。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关于现代文明的整体水位已经提高,习近平公然挑战普世价值、复辟极权专制的倒行逆施才显得那样荒唐无聊、那样不得人心。习近平念兹在兹的“红色基因”,正是崇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依靠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延长政权寿命的野蛮基因,其冥顽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得售其奸,实赖于中共高层的整体平庸。面对习近平的疯狂集权,他们心怀不满但不敢放手一搏来阻击,不敢承担翻盘后的不确定后果;面对习近平以黑反贪、铲除异己,他们深受其害但又患得患失,舍不得因为“亡党亡国”而失去既得利益,或者在提心吊胆中得过且过,或者被习近平接二连三地各个击破、灰头土脸地了却余生。 但是,习近平志大才疏、德不配位,其独裁统治是霸王硬上弓,无以服众。因为无以服众,习近平及其鹰犬们便只好依赖黑帮帮规来固位。中共十九以来,这类帮规层出不穷,诸如《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特别是2019年3月刚刚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直接针对中共高层,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一条目之下,严厉规定中央高层人员“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准妄议中央,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不准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不准搞两面派、做两面人”。从这些声嘶力竭的帮规和令习近平寝食难安的“低级红”、“高级黑”、“灯下黑”等红朝乱象中,我们看到的是风雨飘摇的末世苍凉。

其实,由于独裁专制造成“遍地是灾”,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登峰造极”之后,便立刻陷入了“亢龙有悔”、离心离德的绝境。随着内外交困的败象日益扩大,我们可以想象,朝野上下究竟有多少人已经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忍无可忍,有多少人已经意识到习近平正在将中华民族带向万劫不覆的无底深渊,有多少人已经看清习近平的底细而不愿为他充当垂死挣扎的炮灰,有多少人已经洞察党国专制的本质而绝不为赵家人的“红色江山”殉葬,有多少人正在告别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抗暴求变。

总而言之,许章润的肺腑之言体现着世道人心、指明后极权中国走向宪政转型的康庄大道,在朝野上下获得广泛认同。中国人通过对文革极权主义灾难的痛苦反思而逐步找到或找回自我,摆脱了像当今的北朝鲜人那样愚不可及地被统治者当猴子耍的悲惨命运,本应义无反顾地奔向以个人自主为根本内涵的现代性曙光、拥抱以宪政民主为根本标志的现代文明,岂容一位无知无畏、装神弄鬼的二愣子将我们重新拉回到极权主义黑暗中去?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April 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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