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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让命定的事件顺利穿越自己|野兽爱智慧


野兽这两日在读刘瑜的新著《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她提到:

“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和每个人的敏感性有关,也和每个人的见识有关。如果你是一个井底之蛙,那么你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诺斯把问题追溯到了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成功“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带来“可信的承诺”,使得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产生了投资、生产、创新的动力,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

通观百年中国,从没完成过中国的光荣革命。如今反而是权力“把公民关进了笼子里”。

世俗生活充满忙碌、纷扰与诱惑,人们总是无止尽地追求欢乐,避免让自己无聊。但是一颗纷乱的心,很容易疲累厌倦。当一个人决心投入修行时,他就已经迈向解脱的第一步,摆脱现存的困境。这样的过程,刚开始或许会让人感到痛苦与挫折,因为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气、欲念与恐惧,会阻碍心灵成长。阿姜查指出,有些人将出家的生活想象成是一种解放,但是真正出家后,初次面对自己而无处可隐藏时,才发觉像是卷入一场风暴中。

阿姜查的教导不强调任何特别的打坐方法,也不鼓励人们参加速成内观或密集禅修课程。他教人先观出入息以调心,等心安住了,继续观察身心的变化。保持生活简朴、自然的生活态度以及观察心念是他的修行要领,以培养一种平衡的心境,既无所执著,也是无我的。无论是静坐或是日常的生活作息都是修行,只要耐心观照,智慧与祥和便会在自然的情形下产生。

阿姜查的智慧透过许多善巧方便,自然流露出来,于不经意间将弟子导向解脱。修行之初,他强调持戒与自律。集会时,他常援引轶事与典故,或者提出如公案般尖锐的问题。对于世间或弟子们的妄念,他则抱持幽默与风趣的态度。他的教学亲切活泼,以慈悲的了解与睿智的对话为基础,与弟子之间完全没有隔阂。虽然他的修行方式包含了道德、戒律、出离与禅定等严格的训练,但是却不会给人压力,自然而然将人导入智慧与解脱。他的禅定教学直指解脱,从不拐弯抹角。

他教导各种正念与禅定的传统修法时,总是尽量不提三昧、定境或开悟等特殊经验。禅定不过是一种工具,一种端坐检视自身的方法,目的只是为了降伏与拓展内心。他指导学生“在觉察中安住”,发现内在自然的平静。他指出在禅定的基础上,我们将更能看见实相,即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将能看出生命无常与无我的本质;发现苦、苦的起因与苦的止息。他认为禅定是让我们解脱束缚、停止斗争、放下执着与随遇而安的方法。

他并不鼓励绝食、禁语或与世隔离,他说:“我们应该睁开眼睛修行,如果隔绝外界接触可以让人觉悟,则盲人与聋人早就觉悟了。”智慧应该在感官接触中寻获,世间是藉由认知而超越,而非由逃避。在规律的生活中与人互动,日复一日,是其寺院的生活方式。如此既可以揭露自身的习气,又可以观察到痛苦产生的方式。他经常说:“如果那里又热又麻烦,那就对了,那里就是修行的好地方。”

在官方的话语中,“舆论”已经长期被视为一种需要调养、治疗的社会身体,而所谓的“舆情爆发”,则无疑是这个社会身体的一种病态表现。这种思路,从官方对“舆论”与“舆情”这两个词语的使用、以及这两个词语之间微妙的差别,就可见一斑。与广义的“舆论”不同,“舆情”一词更带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意味。

在舆情工作的执行中,政府实际上早已将社会视为随时需要监控、检测,甚至隔离、治疗的病人。而政府高层自己,则自诩为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的医生。这个医生有权力决定什么是健康的标准、什么是治疗的目标,也有权力采取他认为科学的治疗措施。真理只掌握在这位医生一人的手中,如果不是来自这位医生的科学结论,则必然成为“谣言”、或是“不良信息”,而手术刀下的病人,无论已经多么痛苦,都需要“等官方辟谣”、“以官方结论为准”、“坚持正能量”。

舆情监测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政治表达是否触碰禁忌、需要如何纠正,而是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社会舆论走势如何、怎样使其回归“正常”。中国舆情治理的思路,其实正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他的《安全、领土与人口》一书中所指出的“治理术”。

福柯认为,“治理”的逻辑与“统治”的逻辑不同,这二者之间有一个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差别。对于传统社会的“统治”者而言,统治是宏观的,统治者高高在上,并不介入到被统治的社会的微观运转之中;同时,被统治的对象则是个体的,他们并不被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行分析和监测,而是仅仅在个体犯罪时被施以惩罚。

现代国家的“治理术”则不同,治理者需要精密地调控社会的微观运行,以期得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和最大化的稳定。而这又要求治理者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实时监控、进行不断的规训,去干预人的意识、塑造人的主体。

几年以来,所有对国家治理具有“负面”效果的言语都逃不过宣传机器三板斧的审问:谣言、境外势力、以及负面的社会影响。这三个概念如同孙悟空的毫毛,面对难以直接回应的“舆情事件”,只需要吹一口气,便能让机器继续运转起来,或至少尽快实现“翻篇”。甚至很多时候,这三种审问并不一定需要来自官方,它们已经成为很多人思考的前提和底线。

这些概念或许并不指向任何成体系的、单一的意识形态,但它们的意义在于排除,而排除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目的,也是“动态清零”的思想根基。“谣言”排除了非官方非权威的信息, “社会影响”排除了负面情绪的表达,“境外势力”则排除了可以用来“抹黑”、“递刀”的新闻。当有害的内容被及时“清零”,“真理”就牢牢掌握在了宣传机器的手里。

或许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为何竟会有人认同于那些钓鱼台上的看客。一方面,或许努力与其他人的不幸保持冷漠的距离,也是一种维护自身“心理健康”的方式;而另一方面,最近几年以来,“大局观”几乎成为了一种流行病,让人在不知不觉间陷入失明。越来越多在网络上发声的人,开始共情于当权者,而非与自己命运相关的普通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递刀”和“抹黑”一说才流传开来。

传统占星师的角色乃是为人算命,就好像本命盘能够透露未来将面临的情况,而且这些外在情况是可以被预测,甚至是无法改变的。但很显然对事物的预测会因其复杂性而有所改变,人类是最不容易被预测的,因为他拥有某种程度的理性、意志、抽离的能力以及做出各种反应的能力。

如果人的觉知发展得更敏锐一些,就更不容易被预测了。此外,一个具有高度觉知力的人,可能只需要一点暗示便能学会某种功课或得到某种洞见,而那些觉知力比较差的人,则必须借由具体的外在事件和情况来获得同样的理解和洞见。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被精准地预测,其实是因为他缺乏觉知,基于此理,现代占星学之对象,显然是那些已经采取行动来增强自我觉知之人。

每个人的确拥有自己的本命盘、特定的业力模式,或是情绪、心智、肉体等等层面的各种倾向,然而一个人将会面临的情况,却绝大程度被他的表现方式所设定。换句话说,你给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每件事终将回到它的源头。

如果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是不耐烦或自以为是的态度,那么她或他一定会诱使别人做出同样的反应。把自己制造的不幸諉过于本命盘,乃是徒劳无益的事。因此占星学现代化及建设性的运用方式,应该是转化和修正本命盘的能量模式,让最正向的表现能够展现出来。

其实大部分的人之所以会卡在某段生命遭遇里、变得进退两难,主因就是不知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由于缺乏全盘的理解,所以只能从惯性模式和偏狭的观点,做出自己无法控制的负面反应。

占星学能够连结小宇宙和大宇宙,让我们从生命内建的一体性和同时发生性,来洞悉事件背后极其精密的业力脉络,继而以正向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和面对挑战,以达成净化及成长的目的。因此,预知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并不会限制个人的自由意志,反而使人更有能力让命定的事件顺利地穿越过自己,也穿越过自己的意志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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