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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他在中国成为英雄:为什么何伟成了数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题材作家?

野兽按:我在现实生活中就见过一次何伟,我的爱人倒是2011年的时候就曾经专访过何伟。2014年4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其专栏文集《奇石》,为了为这本书做推广,上海译文为何伟安排了三场线下活动。第一场2014年9月8日在上海,顺利进行了。第二场在北京出状况,对外经贸大学迫于压力,临时爽约,最后只能在转移到腾讯大厦的会议室进行。

活动一:一个美国记者笔下的中国与世界

时间:2014年9月8日下午13:30-15:30

地点: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3楼剧场(上海市花园港路200号)

活动二:何伟对话刘瑜 暨签售

时间:2014年9月12日晚 19:00-21:00

地点: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宁远楼三层国际会议厅(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

嘉宾:何伟、刘瑜

嘉宾主持:杨潇(《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

活动三:彼得·海斯勒(何伟)主题讲座

时间:2014年9月13日晚 19:00-21:00

地点:北京单向街花家地店(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1号 社科院研究生院 尚8人文创意园 D座1层)


今天因为读到一篇何伟发表在《纽约客》上新作《和平队与中国的断裂》而想起了这些往事。在搜索那场活动信息的时候还发现了张彦(Ian Johnson)于2015年5月7日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文章《他在中国成为英雄:为什么何伟成了数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题材作家?》

2014年9月的一个晚上,三百多人挤在北京一座写字楼的地下礼堂,聆听两位作家的对谈。其中一位是刘瑜,38岁的政治学学者,她曾经写过一本书,解释美国民主是如何运作的。由于她出色的写作和入时的外表,粉丝们称她“女神”。(注释1)

但是这个晚上,刘瑜仅仅是陪衬,主角是另一位作家——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低调的《纽约客》记者。2007年之前,何伟在中国工作,之后他回到美国西部城市写作,现居埃及。何伟写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和一本文集,这四部作品在美国出版之后,广受好评,他还因此获得了麦克阿瑟奖。

在中国,何伟成为了文化明星,粉丝们分析他的爱情生活、他的译者的收入,以及他女儿的教育问题。一位热烈的仰慕者写了一本书,模仿他的行文方式,回溯他的职业生涯。与此同时,一本男性时尚杂志派出一组人马从伦敦飞到他位于科罗拉多的家,拍摄了三页的图片专题。虽然在此之前,中国就有了明星作家,但从未出现过一位外国明星作家——这位作家的写作主题最为敏感,即中国自身。

我认识何伟15年了,此刻坐在听众中间,却有些疑惑。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但是仍然觉得好奇:为什么当何伟说他的女儿在学阿拉伯语(不是汉语!),听众如此激动;当何伟说,希望今后再回中国(他将揭示我们什么样的秘密?),听众甚至互相击掌。

在这次活动之前,组织者希望人们提前报名。结果报名人数超过了一千,而座位只有三百个。很多人拿着何伟的书,站在礼堂最后面,或是在走廊里晃悠,希望能听到那么一两句。这座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庞大城市,突然间出现了某种稀有的东西:一场真正的公共活动所释放出的电力。

这场对话原本计划在附近一所大学举行,但就在活动即将开始时,转移到腾讯大楼的大会议室。

刘瑜似乎特别珍惜这次难得的公共活动,在对话中,她尖锐地提到了很多中国当下最敏感的议题。和她不同,何伟则一直保持着写作者的角色:这个冷静幽默的观察者,他关于中国的著作视野如此广阔,政治却很少进入其中。何伟讲了很多在埃及的工作——相比起来,此时的埃及比北京更重要,他还分析了埃及革命失败的原因。终于谈到中国,他显得相当乐观,这让年轻的白领听众们很高兴。当何伟说,他们是主张个人主义的一代,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他们纷纷点头、鼓掌。

“与年龄大的人交流会有困难,因为他们不喜欢谈论自己。”何伟在回答提问时说,“但是如果你和年轻人交谈,他们很乐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这样的变化会带来什么,但它一定会产生影响。”

何伟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做一个观察者是很重要的。他说,很多记者都注重采访,他却致力于观察与描述。有一些观众低声赞同。活动结束后,我和一个26岁的程序员聊天,他说,他不喜欢外媒讲述中国的方式。排队签名的有两百多人,他站在长队的最后,跟我说起何伟:“他从不评判什么。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

尽管如此,整场活动的最后一个提问者还是对何伟的中立态度有些愤怒。这是一位穿着针织裙的姑娘,她激动地想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都结巴了:“难道写作不应该超越单纯的描写吗?难道你不试着去帮助别人么?”

何伟摇了摇头:“我的责任就是写出真实的东西,这就够了。”

对于书写中国的作家来说,最令人苦恼的是如何准确把握这个国家的飞速变化。二十年前,我加入了一个政府资助的报道项目,来到了中国最偏远、穷困的地方。我和当地的一个基层干部坐在一辆小公共汽车上,聊了好久。汽车在贵州的大山里蜿蜒,快速驶过长长的隧道,和悬空的桥梁。这个干部突然问我,为什么你们外国记者只报道那些塌掉的桥,而不写成千上万没塌的桥?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聊了一会儿,我发现他是认真的:无数研究表明,摆脱贫困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正在驶过的这条公路 ,对当地人来说可以算一个奇迹,他们可以通过这条路把农产品运向市场,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自己也能进城打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为什么不写这些呢,他问道。我只能结结巴巴地回答,好事不算新闻。几天后我回到北京,写了一个女孩因为极度贫困而住在猪圈里的故事。我的编辑喜欢这个故事,销量也有保证,但我却总被这种感觉困扰——这是太讨巧的故事。更具有挑战性的,是去关注中国的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发达国家的记者认为自己有责任报道问题。因为他们在本国就几乎不会报道那些运行正常的高速公路,而市民们需要了解那些没有被维护的桥梁。但是,当这套新闻准则放到国外,呈现出的就是源源不断的负面消息,从而忽视了这个国家的整体情况。中国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外媒的报道大多集中在政治和社会问题。

外媒的确也报道了一些正面新闻,比如,高铁系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很多报道依旧呈现为负面叙事,比如穷人难以负担昂贵的高铁票价;或者中国的繁荣伴随着的是腐败的滋生和暴发户的出现。或许在表达广阔的社会趋势方面,新闻不是最好的媒介,但是我们仍然很少在报道中看到默默崛起的中产阶级,那些小店老板,商人,或是具有国际视野、教育良好、渴望听到外部声音的人们。

何伟的作品挑战了这种报道中国的惯例。我和何伟认识于1999年,那时我聘请他做《华尔街日报》北京办公室的研究员。在此之前,他在中国一个叫涪陵的小城呆了两年,做师范学院的英语老师。那年他正住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的家中,刚刚完成《江城》的初稿,他想回到中国,继续写作。他在中国偏远地区的经历打动了我,于是我在电话里就决定聘用他了。

和其他作家一样,何伟写作的口吻与他真正的性格并不一致。在书中,他是一个好脾气的中西部人,温和地向我们介绍一些人物——他像描写朋友一样描写他们——以及他偶遇的人。他从不把想法强加于读者,而是让读者通过他的文字自行感受。读他的书,你很难不喜欢或者不信任这个人。最近,西方最好的中国史学者之一保罗·寇恩(Paul Cohen),为《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杂志撰写了一篇21页的文章,来评论何伟。文中他特别赞扬了何伟文字中的共情:

何伟观察,叙述,解释,尽管有时他也因个别中国人的行为而烦恼,但是他几乎从未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性的评判。相反,他骨子里的仁慈,让他始终能够沉静地理解与他完全不同的人们的行为和感受。(注释2)

而何伟本人,总是尽可能地去坚持和维护自己的想法。2000年,31岁的何伟为《纽约客》定期供稿,但这些文章不是他最在乎的。他更在意写书的计划,他从书中截取文章,发给杂志。这与杂志记者的惯常操作方式不同,他们通常先为杂志撰写文章,再把这些稿件结集成书。对何伟来说,他对中国更完整的理解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工作位居其次。

在何伟眼中,1990年代到2000年的中国故事并不是由那些名人或是戏剧性的大事件推动的,而是源于一场划时代的运动——无数人告别贫穷、走出曾主导了中国文明的农村、进入城市。这意味着个体的觉醒,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们有自己的抱负和目标,并获得了追求的空间。何伟原本可以书写北京的政治议题,但是他没有。不是他没有机会,而且因为他觉得,对于中国的未来,这些问题相对没那么重要。

趁着他这次来中国,我与何伟好好聊了聊。他强调说,他并不讨厌政治。在埃及,他用了很大篇幅来写穆斯林兄弟会,并且参加了对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的审判。在他关于中国的书里,也有对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的深入观察,和非法雇佣童工的敏感话题。

但是,何伟说,他觉得中国的政治精英没那么重要,特别是那些挑战当局的异见人士。在中国的十一年间,他有三次长期生活在某个社区,一次是在涪陵做老师(两年),一次是居住在乡村(七年),还有一次则是在工厂区(三年),这样的经历让他能够长期跟进事件的发展。在每一个地方,都出现了同样的模式:最有才能的人要么被政府吸收了,要么默默地远离政治。真正站出来对抗的,多是一些“不为社会接纳的、有问题的人”(注释3)。比如上访者,或是其他边缘人群。尽管其中不乏有趣的人,何伟也曾深入地描写过他们,但是他们并不是推动进程的人。

“这正是为什么我觉得,过度关注那些政治反对人士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跟我说,“这会给美国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中国真正的聪明人全都反政府。”

正是这些明确的判断,奠定了何伟作品的基础。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希望何伟能谈论一些“真正”的话题,而不是写寓言一般的小城故事。但读者似乎看到了何伟作品的价值。根据版税显示,截止到2014年6月底,何伟的四本书在美国一共售出38.5万册。这个数据让他轻松成为数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题材的作家。

很多美国读者凭直觉意识到,如果中国如西方媒体中负面消息所讲的那样,那么中国毫无希望。然而,这种印象与他们的经验不符,他们在购物中心和工作环境中感受到中国的竞争力不断上升。何伟用温和而乐观的叙述,呈现出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这些使美国人感到熟悉——霍肖雷·阿尔杰(Horatio Alger)式普通人的奋斗故事。

何伟成为《纽约客》固定作者后不久,由于一个中国的翻译网站——译言网,他的故事也开始吸引中国读者。读者觉得很不可思议,居然有个外国人对普通中国人感兴趣。中国非虚构写作还很薄弱,仅有几本书描写日常生活,比如学者梁鸿对家乡的研究著作《中国在梁庄》,这本书卖得很好,但是此类书很少,并且大部分写得很差。

人们开始购买在台湾出版的中译本。网络论坛充满着何伟的消息。到2010年,他的作品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版,何伟已经非常出名了,几乎超过了任何书写中国的外籍作家。他的作品中唯一一本没有引进的是《甲骨文》(Oracle Bones),这本书涉及了从19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期很多敏感的政治问题,包括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等等。何伟的中文编辑告诉我,这些话题让《甲骨文》的政治性过于明显,因此出版社放弃了引进。尽管如此,何伟的书四年内在中国大陆卖出了50万册。

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使何伟置身于一个棘手的问题:西方作者应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必须修改一些内容以获得出版的许可?书写当代中国、并在中国出版,基本上意味着接受删改。对于那些致力于呈现众人所知甚少的事实的作家来说,这真的可以接受么?

在过去一年中,这个问题在西方讨论得非常激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这一话题的文章。(注释4)此后,2014年五月,何伟的继任者,《纽约客》驻中国撰稿人欧逸文(Evan Osnos)在《时代周刊》的专栏中明确表示,他刚刚获得美国图书奖的非虚构作品《野心时代》(Age of Ambition)不会在中国出版。因为与他接洽的中国出版商告诉他,书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内容将被删改才能出版。(注释5)这不意外,因为欧逸文的书明确涉及了很多当代中国的政治话题。或许任何作者都不会允许如此大规模的删减,但是欧逸文在专栏中说,即使是细微的删减也是不能接受的:

接受比较边缘的审查——仅仅修剪枝叶,并不触及作品的主干——是很诱人的,但是如果改变了对中国的描述,就会对世界呈现出中国的错误形象,毕竟这个国家正在做出一系列重大的选择,以决定未来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最近,知名的中国史学者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也加入了这场辩论,观点与欧逸文相反。他在ChinaFile网站(中参馆)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写道,他即将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某著名家族的新书,也被要求进行大幅度调整。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就某些篇幅与审查者辩论,最后,他还是同意了删减与修改。他写道,之所以同意修改,是因为他相信只要“持续与中国同仁对话,积极交涉,把空间尽可能撑大”,改变就会发生。(注释6)何伟也在《纽约客》发表文章《与我的审查官同行》(Travels with my Censor),加入了讨论。在他的描述中,中国的出版审查比外界想象的要宽松许多,具体执行审查的人也总是尽力绕开过多的限制。

与周锡瑞一样,何伟也接受对作品的微调。《江城》的改动最少,仅略去了几处提及邓小平和1997年香港主权交接的内容。然而,我却在想,中国的审查官员怎么处理何伟政治上最敏感的文章呢?《奇石》中,一篇长达17页的文章,描写北戴河边高层领导权的交接。

我发现中文版只少了六句话,也注意到翻译对一些可能会出现问题的词汇做了细微改动,使之比较缓和。

最近,何伟建立了一个网站(www.peterhessler.net) ,中文页面列出了中文版中所有的删节部分。他还让中文出版商在新版的开头加了注释,示意读者可以查看他的网站。迄今为止,他将已经将大陆出版的三本书主要的被删节处都列在了网站上,但不包括一些细微的措辞调整。

这些变动到底有多关键呢?在中文版里对北戴河秘密会议的叙述中,紧张感被削弱了。何伟原打算表现这种高压氛围,但是表达紧张感的尖锐语句被删除了,这篇本来就带有抽象和隐喻色彩的文章因此显得更加模糊。

然而,这篇文章的意图或许并不在于完整呈现这场领导人秘密会议,而是观察普通人是如何感知高层政治的。何伟写道,他到达北戴河,入住一间养老院,这里绝大多数住宿者是退休工人。他还描述了自己被警察跟踪,又和那些看出他被跟踪的老工人们聊了这事。他们一起嘲笑这些警察。所有这些内容,都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了中文版中。这不是何伟完整的叙述,但仍然以何伟特有的方式揭示了中国的现实生活,这还不够好么?

当我在北京单向空间浏览书架的时候,这些辩论观点仍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这个书店所在的三层砖楼,外墙爬满了藤蔓。砖楼建于1950年代,曾是一个政府智库的办公用地。店主把建筑内部清空,露出砖墙和混凝土钢筋,又用拼花地板,白色书架,特制的聚光灯,把整个书店装饰得焕然一新。我找到了一些在中国广受讨论的书籍,比如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的《独裁者手册》(The Dictator’s Handbook)和保罗·福塞尔 (Paul Fussell)的《格调》(Class),很好奇这些书之间意味着什么。

这个9月,整整六个小时,单向空间被何伟热席卷。当天下午,十几个记者用五花八门的话题磨了他两个小时。有人问他怎么看待转基因问题(他没做出评论),有人问他写那个卖老鼠肉的餐馆是否在揭露中国的黑暗面(不是,何伟说那只是一个幽默故事,他发给导师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麦克菲就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纽约客》),还有人问他的孩子们好吗(很好)。没有一个人问他作品背后的政治理念,比如,为什么他不写异见者。当我后来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给出了标准答案:何伟只是一个观察者,忠实地记录他所看到的一切。

当然这些记者也问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多数关于写作,比如:他通常读哪些作家的书,怎样做到在书中用不同的声音叙事,客观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等等。从一方面来说,他们问这些有点奇怪,因为没有一个记者事后发的稿子里写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故事,写下的基本都还是常规的故事,什么知名作家进城之类的。这简直有点可悲,他们期望着写出伟大的非虚构作品,但他们有机会吗?当然,技术性的问题确实也可以延伸出更广泛的话题。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刚刚在一位中国摄影师的课上做了个讲座。这位中国摄影师以拍摄环境污染问题闻名,但在摄影圈子里,他也因善于摆拍而出名。他曾跟学生们说,这么做没问题,所以当我的朋友说这是不对的时,学生们都惊呆了。记录现实需要有一套行为准则。这并不是用以取代现有宣传方式的另一套手段。

在记者会和匆忙的晚餐后,何伟用中文向挤满单向空间二楼的一百多个读者做了一场熟练的演讲。他描述了一幕少年场景,那时他认识了一位家族的朋友,一位美籍华裔社会学家彼得·牛康民(Peter Kong Ming New)。何伟的名字Peter,正是因这位长者而来,他也跟他学了很多社会学的观察技巧。这个人看起来非常高,也很健谈。

“我小时候一直认为中国人都是爱讲故事的巨人。”何伟说道。现场一片笑声。

这是个聪明的话题,它给何伟塑造出了一个受到中国学者影响的西方人的形象,这是个很讨好的逆转角色,毕竟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被教育,他们不够好,要向西方学习。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何伟的中国出版方所宣传的:何伟本质上是一个着眼于中国的社会学家,没有成见的、客观的观察者。我听过很多读者这么说,他们似乎相信他们谈论的是一位学者,就像杰出的哈佛社会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那样。

活动结束后,人们排起长队等待何伟签名。那天,我也许是除了何伟之外,现场唯一的外国人了 。我很快被人们围住。

他们问我:“他在《华尔街日报》是为你工作吗?他那时怎样?能给我们讲讲吗?”而我则借机询问他们,为什么要读何伟。毕竟,作为中国人,他们一定比密苏里的美国人更了解中国。

“因为他写的是我们熟悉的国家,但展示了我们从未看到过的一面,”一个年轻人说,这个25岁的工程师叫Brian张,“他关心普通人的生活。”

一位29岁的高个儿年轻人站在后排。当人群散去,他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当地大学的英语老师。他说,希望何伟能多写写那些政府的批评者。

“但是如果他的书是关于这些的,他现在就不会在这里宣传书了。”我回答道。

“我知道,我知道,”年轻人说,“但我还是很想了解那些事。”

“即使这样你还是来了。”

“他观察到中国的一些事情,能让我们思考。何伟看到了墙上的标语,就描述它。仅此而已。没有评论。只是说了那条标语,但是当它被这样讲的时候,看起来就很荒谬,很可笑,就像昆德拉的《玩笑》。然后我们就想:这些挂在这儿干嘛呢?太荒谬了。这时你就会开始思考,为什么?”

翻译:刘倩 校订:黄昕宇、郭玉洁

注释:

1、【作者注】See my Q & A with Lu Yiu, “How to be a Chinese Democrat,” NYRblog, February 3, 2015.

2、【作者注】“Peter Hessler: Teacher, Archaeologist, Anthropologist, Travel Writer, Master Storyteller,” [PDF]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2, No. 2 (May 2013).

3、【译者注】:此处英文原文是:“poorly connected and often dysfunctional”

4、【作者注】See Andrew Jacobs, “Authors Accept Censors' Rules to Sell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10/20/world/asia/authors-accept-censors-rules-to-sell-in-china.html

5、【作者注】See Evan Osnos, “China's Censored World,”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4. Osnos’s book was reviewed in these pages by Perry Link, August 14, 2014.

6、【作者注】See Joseph Esherick, “On Dealing with Chinese Censors,” ChinaFile, October 14, 2014

编者注:

出于种种原因,译文就某些词句进行了删改。请移步至纽约书评查看原文,也可以在中参馆看到免费全文。

原文发表于2015年5月7日的《纽约书评》。译文已获得作者Ian Johnson和《纽约书评》的授权。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我们即将发表对Ian Johnson的访谈,请关注明天的正午故事。

1996年,和平队中国项目志愿者“China 3”,在北京紫禁城前,左下为作者何伟 (此图片版权©️何伟)


来源:《纽约客》2020年3月期专栏文章:涪陵来信(“The New Yorker” | Letter from Fuling ,March 16, 2020 Issue) 

作者:何伟  ( Peter Hessler)

翻译:甘挺

01

1月17日上午,四川省会成都,我正打算与和平队的140个志愿者见面,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和平队项目将要关闭。和平队中国项目开始于1993年,作为早年的和平队志愿者,我被邀请在我居住附近的一家酒店给大家进行入职培训的发言。我到达会场时,已经无人有心情与我一起怀旧。这些美国来的志愿者,大多数二十来岁,因为这个消息而满脸震惊,其中一些哭红了双眼。在会场后方,站着的和平队机构十来个中国工作人员,表情隐忍凝重。他们因为为美国机构工作而放弃了中国体制下的很多便利。房间的天花板上悬下来红色的宣传横幅,证明着美国人也能像中国人一样创造出令人充耳不闻的空洞口号:“欢迎来到IST 2020:成为你所展望的世界之树!” 

 一个美国工作人员难过的过来跟我打招呼。她说,如果有什么树的话,她希望看到的树是关于此事的郑重通告,而不是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和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在推特上宣布关闭中国项目。她生气的说:“卢比奥(Rubio)和斯科特(Scott)只是想从中得到名声。”

和平队项目活跃在世界范围内60个国家,给中国派送了超过1300个志愿者,它一直是一个远离政治争端的机构。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外交冲突而终止过和平队的项目,这一次关闭中国项目的决定时机显得非常可疑。冠状病毒引起广泛关注之前,曾对中国贸易协定表示疑虑的参议员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经济协议后的第二天发表了推文。卢比奥(Rubio)议员写道:“北京已经愚弄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太久。” 斯科特(Scott)议员响应道:“我很高兴和平队终于认清了共产中国的面目: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的劲敌。”

中国的强硬派也在欢庆此事。在保守媒体“观察者”(译注:观察者网),专栏作家潘攻愚发表了评论文章《美国在华“和平队”,走好,不送》。这个标题致敬并回应了毛泽东写于1949年8月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痛苦的、超过一千页的白皮书,试图解释美国是如何在毛的革命者手中输掉中国的:“坦诚的记录了美国与其渴望缔结亲密友谊的大国间一段极其复杂和极其不愉快的时期。”

毛泽东在他的文章里讥讽美国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他欢庆国民党政府下的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约翰.司徒雷登的离开。这篇孤立主义的文章一直是中国学校课本的内容,很多中国人都能记起它的结尾:“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在“观察者”的专栏文章中,潘攻愚形容和平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输出”是美国又一次的失败:“在华27年,美国外交部门本意是想养狼,但最终收获的却是一窝哈士奇。” 他在结尾写道:“和平队走了,对华协议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02

1996年秋天,和平队将我派遣至长江边一个偏远的城市——涪陵,在涪陵师专教授英文。那年我27岁,跟我同去的另一个志愿者亚当·迈耶(Adam Meier),他22岁。此后不久,我一个学生Richard在写作课上交了一篇作文,题为《美国人为什么如此随意》。Richard带着眼镜,非常的瘦削、害羞。他在涪陵市长大,他的其他同学大部分都来自于四川的农村地区。当时,中国农村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0%,并且只有8%的学生能进入大学。我和亚当(Adam)是解放以来,第一批居住在涪陵的美国人。Richard在作文中用英语写道:

“我们的外语老师——彼得和亚当——这个学期教我们。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他们比中国人随意多了。我为什么这么认为?下面我将列举一些事实去说明这一点。”

我们是和平队军团的“中国3”(China 3)。机构给项目编号,好像是对某种任务意味的暗示。和平队于1961年由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成立,那一年是土星1号(译注:美国发射的运载火箭)和史普尼克9号(译注: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之年。如同阿波罗火箭升空的方式一样,每个和平队的军团开拔前往遥远的土地,接替前辈们的事业,然后返回家园。同样,像火箭一样,和平队也是冷战的产物。它产生的灵感来自于1958年出版的小说《丑陋的美国人》,该书警告读者苏联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基层运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和平队的三个目标是:为美国“感兴趣的国家”提供有益的帮助;增进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的了解;增进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

到我加入和平队时,已经很少人能够意识到冷战的源头了。历史的车轮一直向前,或者它已经停住——这已经是福山1992年出版的书《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里那个西方的自由民主全面胜利的时代了。1996年,和平队派遣了志愿者去往俄罗斯、波兰、保加利亚,以及其他的据说已经民主化的前苏维埃阵营的国家。中国是唯一接受和平队志愿者的共产主义国家。

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邓小平非常欢迎和平队的到来,但是一些中国官员认为美国人不应该去往像涪陵那样偏远的地区工作。他们为这个项目另取了一个委婉的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因为“和平队”这个名称在毛泽东时代的宣传中曾被污名化。最早期的三个军团规模非常小,这使得政府更容易监控我们。不过,相较起来,当地人对和平队有着更强的关注和好奇心。Richard的作文继续:

“比如,海斯勒先生上课时会随意的抓痒痒,完全没有在意别人的眼光。他穿得也很随意,皮带经常在外面晃荡。我得告诉你,这在中国是无甚礼仪的行为,尤其是在老人眼里。”

“中国3”(China 3)共有14个志愿者,我们在加入之前没有上过任何中国语言、历史、政治或者文化的课程。在过去那些日子里,和平队的申请者从不挑选他们的目的地。“中国3”(China 3)的所有成员都是从未有过发展中国家生活经历的白人。其中一个从密西西比来,此前都没有坐过飞机。大多数的人来自美国中西部或者南部——亚当(Adam)就来自于威斯康星,而我来自密苏里。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参加和平队意味着一种便宜的出国方式。

我们在涪陵师专的学生都以英语为专业,这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另一个内容。中国扩大了英语的义务制教育,需要大量的英语老师;因此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以后会被安排到各地的初中和高中进行外语教学。但是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概念依然是抽象的。他们没有互联网,共产党出版所有的课本,包括一本文化学习的书,叫做《英美调查》(“Survey of Britain and America”)。关于美国历史的一章自然是从中国开始的:“居住于美国的印第安人起源于25,000年前的亚洲。” 在列举了有关欧洲发现新世界的一些关键细节之后——“它也为资产阶级的兴起开辟了新天地”——课文内容来到了美国的建立(“1787年宪法确立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专政”)。关于当代社会的一节声称,如今大多数新英格兰人在工厂工作(“他们擅长制造钟表”)。还有一些有用的美国俚语(“比如,‘draw one’或者 ‘shoot one’表示’倒一杯咖啡’”)。第四章介绍了“社会问题”:

“同性恋是相当奇怪的社会现象,我们很多人无法理解,但它在欧美广泛传播,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对于婚姻和爱情的绝望。”

这个章节最后总结了同性恋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很多人遭受着无尽的精神空虚折磨,因此他们开始追寻某种稀奇和刺激的体验。”

 为了使学生尽可能的远离《英美调查》(“Survey of Britain and America”),我和亚当(Adam)尽一切可能去搜寻能用于教学的其他材料。我们把自己的家庭照片在课堂上展示,并打印了许多美国杂志上的文章。当我俩收到1996年总统大选的缺席选举人的选票时,我和亚当(Adam)为一部分的高年级学生讲了一堂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课。在最后,我们拿出了选票,让学生们观看,并在他们眼前投票。

当我把选票递给他们,我的学生们变得十分安静。在一个挤满了四十多张简单木桌子,没有暖气的小教室里,他们一个传一个,观看着那一小片纸。然后,选票回到我的手中,我投给了比尔.克林顿。教室是如此的静默,他们是如此的专注,我的心跳不由加快了。此后不久,和平队在成都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学校的领导打电话给他们,十分不满我和亚当(Adam)的所作所为。然而校方的行为也就止步于此,类似这样间接的沟通时常发生。

03

离事态最远的人往往最觉得受威胁。对于这堂课,学生们是被震动,而我们的中国同事们是谨慎而好奇,学校的领导是警惕,尽管他们为学校里有外国人而感到骄傲。由此,深耕在基层的和平队这个项目最大的敌意与戒备也许来自省级或者国家级。

美国的反应刚好相反。最近,我与汉学家威廉.斯佩德尔(William Speidel)进行了交谈,他是和平队第一任中国负责人,他回忆起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态度,说道:“他们喜出望外。” “让和平队在共产中国扎稳脚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斯佩德尔(Speidel)当年委托一个语言学家设计了普通话的课程,因此,那些在偏远地区勤奋工作的志愿者只需要两年(相当于和平队任务的时间)就能说出流利的汉语。许多志愿者原本就是教育学的本科生,他们回到美国后就走进了校园教书。但是,还有许多其他人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成为了针对中国方向的外交官、公务员、商人或者学者。如今,包括亚当(Adam)在内的27位前和平队中国项目的志愿者在国务院工作,还有一些在类似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机构工作。

记者和作家也很常见。迈克·迈耶(Michael Meyer),来自明尼苏达的“中国2”(China 2)的志愿者,已经写了关于中国的三本著作。在我那一团,我们三个都成为中国的报道者和作者。前志愿者群体至少总共出版了关于中国的11本非虚构类著作。

我有时候想知道共产党的情报部门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形。1999年,我搬到北京,准备出版讲述我在涪陵经历的第一本书。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被监视了,在我家附近常常发生奇怪的事情。我以前的一些学生也告诉我,他们回到涪陵以后,由于与我有联系而受到国安人员的恐吓。在北京参加几次政府赞助的活动中,外交部的官员向我抛出尖锐的质疑:如果你是打算来中国的,你当初为什么学的是英语文学?你为什么愿意在一个如此偏远的地方教书?

他们显然是担心教书只是情报工作的掩护,因此对和平队充满了疑虑。和平队给每个志愿者每个月120美元,并不太能吸引来自精英背景的人。斯佩德尔(Speidel)当时在中国的工作人员是由中国政府指派的,毫无疑问的,一些信息会直接汇报给中国的安全部门,并且还很有可能存在着电话监听。但是,和平队总部的任何人都没有告诉过我我应该教什么不应该教什么,并且在两年间,机构的工作人员来涪陵仅仅探访过两次。当时的和平队最好的展现了美国的信心:如果您将充满激情的年轻人送往遥远的土地,让他们独自面对一切,好事就有可能发生。

最近,我和一个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涪陵人叙旧,他向我吐露最初涪陵的志愿者们本来是要送到长江边的另一个城市万县(后改名为万州),但是官员们考虑到那个地方离三峡大坝的建筑工地太近,美国人可能会得到一些敏感信息,因此他们把我们队往上游推了130英里。当然,我最后在书里还是写到了大坝。后来和平队最终也进入了万州,去到万州的是“中国7”(China 7)的志愿者杰克.胡克(Jake Hooker)。尽管没有任何中文背景,胡克(Hooker)后来的汉语学习还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他也证明被送到长江下游也并没有什么要紧的。2008年,胡克(Hooker)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因为揭露中国农村工厂出口有毒成分用于医药产品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04

1998年——我任志愿者的最后一年,我忽略了在中国后来被证明甚为重要的两个发展。一个是互联网的限制体系,在英语中被称为“防火墙”。另一个是江泽民主席于199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演讲。江泽民的话语几乎没有新意(“祖国的未来是无限美好的”),但是二十多年后,如果你说“ 985工程”,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工程的名称指代江泽民讲话的年和月。江泽民主席呼吁发展世界一流的大学,后来这一努力还加入了211工程——中国人对给任务编排数字的迷恋甚至超过了和平队。这些教育工程项目涉及了大学的扩展和改善,并体现了美国人难以理解和掌握的战略:教育和限制的同时进行。

随后的历史时期,这个国家的总体发展非常强劲,以至于可以用和平队军团简史来说明:“ 中国8”(China 8)抵达的那一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到“中国12”(China 12),三峡大坝已经建成; “中国14”(China 14)那一年是北京奥运会;在“中国1”(China 1)和“中国16”(China 16)之间,中国的GDP增长了十倍以上。我在涪陵师专任教时,这所学校大约有2000名学生, “中国10”(China 10)到来时,涪陵师专不仅有全新的校园,还有20000名学生。

在我的当时的班级里,更微观的历史也显示了体制是如何在最底层发生作用的。我的一个学生,是一个出生农场的贫穷男孩,家里种植土豆,玉米和烟草,他的英文名字叫Mo。他的父亲读到小学三年级,母亲从未上过学,但是一个乡村教师鼓舞了Mo,Mo成为他班上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男孩。在涪陵,Mo加入了共产党。每年夏天,他回到家乡,拖着六十磅重的装满烟草的袋子去市场上卖。当班上的学生开始给自己取英文名时,他向亚当(Adam)和我征求意见,然后他就成为了Mo Money(译注:英音同“更多钱”)。  (另一个简史是“中国3” 那一年,六个月之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死亡事件,至少在我看来,它们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图帕克·沙库尔、邓小平和比吉· 史莫斯。)(译注:Tupac Shakur和Biggie Smalls都为美国著名说唱歌手,遭枪击去世。)

毕业后,Mo Money接受了家乡乡村学校的教职。学生中有他的弟弟。这是一种引导型的群体教育:某人逃离村庄上大学,然后返回并帮助其他人。三年来,Mo教了他的弟弟和四十多个学生,他的弟弟也考入了涪陵师专。他入学那一年,“中国8”(China 8)到达。在Mo Money家庭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大学毕业,现在都是中产阶层。

当这些情形在超过十亿人口的规模中发生时,其影响是惊人的。 Mo目前在重庆的一所学校任教,最近,我问他去年毕业的学生中有多少进入了大学,他说: “全部。” 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大学入学率(Mo读大学那一年是7%)现在是48%。

和平队的中国项目从“中国4”(China 4)那一期开始扩大,而且成为第一个有非裔美国人志愿者的军团。那一年,女性人数明显多于男性,这后来成为常规配置。 2014年,和平队开始允许申请者指定他们想去的国家或地区,中国成为了大家梦寐以求的目的地。  扬美·哈洛斯基(Yung-Mei Haloski)曾是“中国4”(China 4)的志愿者,后来为和平队做招募和分配的工作,她告诉我,中国被视为第一优先选择。 “我一直被指示安排技能最强的人去中国。” 她说。

到了“中国17”(China 17),和平队每年派遣70-80名志愿者去往中国,而且该项目已扩展到甘肃省和贵州省的一些欠发达地区。一些志愿者去到四川,那里的城市联系更紧密,发展更完善。成都有一个绰号“Gaydu”,因为那里对同性恋文化的容忍度相对非常高,这在《英美调查》(“Survey of Britain and America”)时期是无法想象的(“它在欧美广泛传播”)。到了“中国21”(China 21),和平队首次派遣了一对同性婚姻夫妇的志愿者。

2018年8月,特朗普总统任命的和平队总部最高负责人乔迪·奥尔森(Jody Olsen)来到中国,庆祝中国项目成立25周年。和平队希望项目可以扩展到更偏远的地方,奥尔森(Olsen)和中国项目的负责人斯蒂芬·克拉伯恩(Stephen Claborne)去北京会见了中国官员。中国方面礼貌地拒绝了这一要求。克拉伯恩(Claborne)告诉我: “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他们很满意现有的状态”。

中国的战略从未改变:教育和限制并行,就像一条高速公路的正反向车道一样。如今的中国公民已经意识觉醒,也更加宽容,但是防火墙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完善。从香港的抗议到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隔离集中营,许多公民关注的话题都受到高度审查。尽管中国政府对和平队的存在越来越适应和放松,但其他组织遭到了限制,2017年的新法规使外国N.G.O.机构的运作越来越困难。如果将所有微观图景串联起来——每个个体在物质和教育方面都得到改善——但都没有增益任何政治上的改变。 Mo Money依然是共产党的一员。

2018年我回到涪陵探访,碰巧遇到了我第一年的学生Richard。像Mo一样,Richard成为了一名成功的高中老师。在我们交谈时,他快速提起了那次有关缺席选举人选票的课。 “那堂课让我印象很深,” 他说, “我一直想起它。”

最近,另外一些以前的学生也以正面的态度提到了那次事件,这让我感到惊讶。我曾经只是把它看作两名年轻教师为应对令人沮丧的政治环境所做的笨拙尝试。即使现在,我也无法确切地说出学生从课堂上学到了什么。我偶尔会向我教过的人发送调查问卷。2017年,我问他们中国是否应该成为多党制民主国家。在三十位受访者中,二十二位给出了否定答案。其中一个写道:“中国现在这样发展得很好。” 其他人则更愤世嫉俗一些,一个人写道:“我们已经有一个腐败政党,如果再有一个,那就更糟了。” 另一位学生评论说:“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是多党制,但是你们选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05

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于2019年夏季开始要求结束和平队中国项目。这位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和平队不应该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支持我们的对手。” 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迈克·科夫曼(Mike Coffman)在2011年也提出过这样的批评。斯科特(Scott)提出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提出取消“在像中国这样的敌对国家”的项目,并要将和平队置于国务院的监督之下。

和平队一直在行政部门内部独立运作,部分目的是防止把项目当作外交操纵的直接工具。没有其他参议员签署斯科特(Scott)的法案,但他持续攻击和平队和中国。他对两者的攻击似乎都是最近才开始。据报道,在参政之前,斯科特(Scott)作为医疗保健行业的企业家敛积了超过2亿美元的财富。从2011年到2019年,斯科特(Scott)曾两次担任佛罗里达州州长,他欢迎中国投资者,还主持了佛罗里达企业协会(Enterprise Florida),这是一个亲商联盟,在香港,上海和北京设有办事处。该州长持有的一个保密信托投资的股票与中国公司有关联。

不过,斯科特(Scott)一进入参议院,便成为直言不讳的中国反对派。为了回应参议员施加的压力,和平队总部给中国项目的负责人克拉伯恩(Claborne)提出了不寻常的要求。斯科特(Scott)要求以商业模式分析和平队的中国项目,研究其投资回报率。克拉伯恩(Claborne)告诉我:“他(译注:指斯科特)一直询问,到底有多少志愿者因为他们中国的工作经历最终回国创业并为美国创造了财富。”

克拉伯恩(Claborne)担心,那些对和平队不了解的人因此去重新评定和平队的价值。他还认为,斯科特(Scott)关于中国现在是发达国家的观点无关紧要。和平队的目标和愿景声明中没有任何内容指明合作国家必须是贫穷的,而且机构对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保持密切关注,该指数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受教育的机会和通道。但是和平队还是要求克拉伯恩(Claborne)收集有关投资回报的资料,他认为这些资料已转给了斯科特(Scott)。参议员宣称自己不满意,和平队对此从未公开回应。

最高负责人奥尔森(Olsen)在和平队很多年,包括19世纪60年代在突尼斯担任志愿者。和平队的一些成员曾担心特朗普政府会安插一个局外人摧毁机构,对奥尔森(Olsen)的任命让大家感到宽慰。但是,当中国项目遭到攻击时,奥尔森(Olsen)保持了沉默。

和平队受到的压力与不断增长的反华情绪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它使人联想到“别了,司徒雷登”时代的挫折——中国没有遵循美国人喜欢的道路。许多中国专家担心美国反应过度。乔治敦大学历史学家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曾对中国对待维吾尔族的做法提出过明确的批评,但他告诉我,他反对切断和平队中国项目和其他形式的联系。他认为,允许美国制裁侵犯人权者的《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应适用于实施集中营的中国组织和个人,“有效的措施应该是针对在新疆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让人们不要在成都教英语。” 他说。

但是,迅速的,这个问题关上门落定了。 1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关于和平队中国项目的会议,由国家安全副顾问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主持。  波廷格(Pottinger)是驻北京的前记者,后来加入海军陆战队,他以对中国的鹰派观点而闻名。一位奥巴马政府期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为某个特定的志愿者项目召开副国级的会议是闻所未闻的。和平队中国项目在2018年的成本为420万美元,比国务院花在国际太平洋大比目鱼委员会上的支出还要少。“如果你是国家安全副顾问,你应该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吧。” 这位官员说, “想想十一月发生的事情。他不应该在伊朗开会吗?”

次月,奥尔森(Olsen)向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致信,宣布将关闭和平队中国项目。奥尔森(Olsen)的信指出,预算资金将被释放用于其他地方,并提到了目前没有志愿者的三个可能的地点:所罗门群岛,越南和格陵兰岛。有人猜测这些地区的提出是为了吸引政府内部各种有关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所罗门群岛是为了使那些要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的人满意,而开辟越南的新项目将实现与共产主义作战的古早理想,还有格陵兰岛——因为,好吧,就因为是格陵兰岛。

宣布关闭项目的那天,我与和平队的一位中国职员吃晚饭。中国政府将不再给中国项目指派工作人员,而三十多名中国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改善。他们因为为美国机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中国社保福利,这种工作身份意味着某些人无法申请信用卡和各种贷款。与我吃饭的这位女性职员要我不要公开她的姓名,因为和平队尚未与他们协商遣散费事宜。

和平队告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中国“正在毕业”,它已经很发达了,不再需要和平队的老师了。但是,这位女性职员问我:“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之前他们还在试图扩展版图呢?” 她补充说:“这事就像是单方面要求离婚”。她还指出这一消息是在农历新年假期前不到一周的时间传来的,而美国那边,和平队早已经邀请了多名新志愿者加入下一个中国军团,现在他们需要被重新分配了。海伦·洛曼(Helen Lowman)是前和平队地区负责人,过去十年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负责组织项目的完成,她告诉我,她从未听说过如此突然而仓促的放弃一个国家的决定。她说:“在我们项目真正关闭之前,我差不多与东道国政府谈了三年。”

与中国职员吃完晚饭后,我在一个名为“公社”(Commune)的时尚酒吧遇到了一些志愿者。在我还是志愿者时,这种共产主义风尚并不是成都风光的一部分,尽管其他方面的和平队经验依然有着可辨识的面貌,几个志愿者悄悄地将在外面买的啤酒装在袋子里。 “中国25”(China 25),他们每人每月的津贴不到三百美元。

一位名叫科洛·本顿(Khloe Benton)的非裔美国女孩告诉我,她被派往甘肃的一个站点,那里几乎没有外国人。“这很艰难。”  她说, “那里的人围着我,跟着我走,还说着些什么。” 但是她认为,当地人认识有色人种这件事很重要。和平队告诉这些志愿者,他们会完成自己的这一期,并试图鼓励他们每一个人。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们撒谎,” 另一位女生在谈到政治施压时说, “他们别无选择。”

11天后,冠状病毒的爆发导致所有在中国的志愿者撤离。 2003年,sars期间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但是和平队在第二年又回来了。这次,该项目结束了,这是属于“中国25”(China 25)的简史。这些志愿者们在这个国家仅仅待了六个多月。

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有传言说,白宫威胁和平队如果不结束中国项目,就会削减他们的预算。当我问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时,他说他不知道政府是如何做出决定的,尽管他描述了他与乔迪·奥尔森(Jody Olsen)和其他和平队官员的会面。斯科特(Scott)说:“我说,’有人告诉我,那里的志愿者不配合国务院的工作,他们没有提倡美国价值观,没有提倡资本主义。’” 我问他是否已经收到了有关投资回报的材料,是不是包括了诸如成为美国外交人员的志愿者人数的信息。“我问过和平队总部了,” 斯科特(Scott)说, “他们表示不知道有任何人曾在和平队工作后去了国务院的。” 我之前说过有27名前和平队的中国项目志愿者现在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然后我问他这一点是否能令他改变看法。他说:“我需要了解更多。”并补充说道,和平队总部尚未给他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我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和平队和奥尔森(Olsen)多次忽略我的采访请求。

这让我想到,这也许是涪陵那次美国民主课很好的后续课程。在九十年代,中国人可以随时取消该项目,但地方大学能够以某种方式与高层的保守派沟通,认为和平队的这些老师值得他们冒险,这似乎是一个小奇迹。

二十年后,美国人反而任何事都不再公开讨论,和平队的高层们要么害怕要么无能,以至于他们都没有为自己辩护过。被《丑陋的美国人》启迪的观念——-底层人民以及对当地了解的重要性——已被扬弃。后来,在我们的交谈中,斯科特(Scott)承认他和他的工作人员没有与任何现任或前任的和平队中国项目的志愿者谈过话。

旧日的信心也消失了。这似乎是美国大趋势的一部分:人们觉得,每一次外交联系都是一种威胁,每一次的交换都是零和博弈,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不再相信自己,不再相信他们曾经的最优模式,带着偏执和妄想退缩到某种封闭系统中。在保守派杂志《华盛顿审查者》(Washington Examiner)中,汤姆·罗根(Tom Rogan)庆祝和平队中国项目的终结。当罗根(Rogan)提到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时,他可能不知道他听起来像是一个内阁黑客:

“因此,我们必须问一问,在超过1300名的前中国项目的志愿者中有多少人被中国国安部门招募了?这个数字可能很小,但不可能是零。而这些人中又有多少人回到美国进入了国务院或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工作?”

06

一月份,我带着家人一起回了涪陵。有一个下午我们去了从前的校园,学校扩建了新的校区后,它就在长江边上被废弃了。去年,开发商开始拆除旧校园以建造高层公寓。

教学楼已经没了,但我以前的老师宿舍依然屹立。图书馆也还完整,只是它的大门被铁链锁上了,玻璃窗也破了不少。在这些毁弃的建筑物前,一条褪色的红色横幅宣读了另一个令人充耳不闻的空洞口号:“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区 我自觉,我参与,我支持,我满意”

我们还在校园转悠的时候,有个人喊我的中文名字。他介绍自己是我教书时的前同事,也是赶在校园拆除前再来看看。我一下认出了他——那时候他时常深夜到我的宿舍来借一些禁书看。站在关闭的图书馆前,他说:“我记得我读到了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 我问当局是否警告过他不要与美国人过往甚密,他害羞地笑了笑,“也没有那么直接。”他说, “但是我们还是很小心。”

我不像了解我的学生那样了解他和其他同事,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提到来自这个人和其他人的悄悄拜访。我描述他们像 “心怀疑虑的人,想来我这里找寻一些涪陵找不到的东西而已”。(译注:该句翻译引用李雪顺译版《江城》)

二十年过去了,很多东西仍然在疑虑的阴影中。我不知道这个老师从禁书中获得了什么,或者我教的课如何改变了我的学生。但是,时间过去如此久远,我惊讶于他们记得的东西。一位名叫Andi的学生最近写道:“当时我们很穷,我们渴望学习。” 她提到亚当曾借给她班上很多学习用品。这些微小时刻的积累形成了某种超越常规计算的更大的东西。那是一种老师的信心,既是对教授内容的信心,也是对他的学生的信心——他们可以利用学到的东西做出自己的决定。

一天晚上,我与加布里埃尔·埃波斯西托(Gabriel Exposito)通了电话,他22岁,是最后一批收到和平队中国项目邀请的志愿者之一。埃波斯西托(Exposito)在哈瓦那长大,他的学校记忆之一就是一群美国人的来访。学生们被指示要避开这些外国人,而这些外国人捐赠的善款被共产党官员贪污了。  埃波斯西托(Exposito)的父亲后来逃到佛罗里达,在那里他找到了护士的工作。他在儿子十一岁时把他从古巴接到美国。埃波斯西托(Exposito)以优异的成绩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毕业,当他向和平队提出申请时,他要求去往中国。

“我知道共产党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埃波斯西托(Exposito)告诉我, “我不被准许提出尖锐问题。我看到外国人,不能与他们互动。我想,我要站在那种状况的对立面。”

他对关闭中国项目的推文感到震惊,并以佛罗里达州人的身份致电参议员卢比奥(Rubio)和斯科特(Scott)发出指责。他告诉政府工作人员:“我同意你们,共产党是一个有敌意的组织,但是,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摧毁他们所建立的美国人的形象。”

他要求重新调任他去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平队提供了蒙古,吉尔吉斯共和国和摩尔多瓦几个选项。埃波斯西托(Exposito)选择了摩尔多瓦。“我想着这是一个前苏联共和国,还挨着乌克兰,”  他说,“这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 他已经开始学习俄语,并希望最终成为一名学者或外交官,我祝他好运。他本来是“中国26”(China 26)的完美人选。


【纽约客特稿】中国之旅,与审查员同行 | 译论中国

Published 2015年10月31日

中国之旅,与审查员同行

本文原载于The New Yorker

编译/豫才&秋果&杨雪&伍豪

作者简介

何伟(Peter Hessler),1996年以和平组织英语教师的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在了十多年,历任《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记者。其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基于作者自身的经历,向读者介绍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其中《甲骨文》因为内容敏感,未出版中译本。他的妻子是美籍华裔记者张彤禾,她的《打工女孩》描写了深圳工厂中打工的农村女工,引起媒体关注。2011年后两人前往埃及,在那里进行报道和写作。

我的中国审查员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张吉人。去年9月,我们一起做了一次新书宣传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和审查员一起进行新书宣传。当我乘坐在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铁上时,张吉人就在旁;在北京的旅馆里,他和我住在同一层。我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时,他也会在场。他在电子表格里准备了这次宣传活动的日程表,用不同颜色标出我要参加的5种不同的活动,每一天里都排满了13个小时。有作者曾警告我要注意这种行程安排,所以我在出发前向张要求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他马上回复说:“我的经验是,在中国进行宣传活动总是很麻烦的,也非常累人。希望你能理解。”

仅此而已,没有调整日程安排,也未作道歉。在中国,总有一种残酷真诚的倾向,甚至那些审查后的报道也会告诉你一些不想听到的东西。在我的新书宣传中,一家大型的上海报纸《文汇报》刊出了一则6千字的报道,头一句话就是“彼得·海斯勒今年45岁了,他胖了不少,眼角也出现了皱纹。”有一次,采访结束。摄像机关机后,北京的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跟我说:“老实说,我更喜欢你妻子的书。”

我得澄清一些事。首先,我的体重是150磅。然后就是,把张吉人叫做审查员,有点不公平。他其实是在想办法让我的书能被中国政府接受。审查不过他的职责之一。张负责上海译文的非虚构文学部门,需要寻找译者、编辑手稿、评估书的政治风险以及推广发行。他已经37岁了,但看起来年轻得多,是个留着圆寸头带着大墨镜的瘦子。他原来读的是哲学,硕士论文是关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张曾告诉我说,他研究马尔库塞是因为他的理论是“中国人可以用来抵抗长期意识形态宣传的有力工具”。

在这次宣传活动中,张无处不在。并非是他想监视我,而是因为他要对所有发生的事情负责。不过他很安静:通常他就在不起眼的地方聆听和观察,极少开口。他总是穿着运动鞋、一件旧T恤和七分裤。这些每天忙碌13个小时的日子里,他都穿着这身衣服。这让我觉得我像是跟着一位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生在进行一次地狱之旅。不过我很感激他的引导。近来,国外媒体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中国审查制度的文章,它们都严厉批评那些为了让作品能在大陆出版而同意对原书进行修改的美国作家们。这些文章倾向于使用一种狭隘的西方观点,但他们几乎没有了解过中国人是如何阅读这些书的,而像张吉人这样的编辑也只是被简单地刻画为共产党的爪牙。这也是我选择参与新书宣传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和你的审查员待上一周时间是了解审查制度最好的方法。

自从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政治镇压愈演愈烈。官方对西方媒体的敌意增强了;记者们想更新护照也更难了,许多记者在进行实地调查时都遭到当地政府的骚扰。与此同时,普通的读者却开始阅读欣赏国外作家关于中国的非虚构作品。我说的不是别人,张吉人就身处这股潮流之中——他过去几年负责编辑的6本畅销书中只有1本不是写中国的外国作家作品。张认为,这反映了读者中的一种新潮流。他认为这比政治审查或者意识形态宣传更能体现中国的长期方向。“党在今年向左走了,但或许明年又会向右走。”张在2014年写给我写的信中说,“我认为,唯一确定的事情是中国人正变得更加自我,也更加开放。”

我在1998年写了第一本书《江城》,在当时,无法想象这种外国人描绘当代中国的书能够在中国出版。这其中既有政治也有商业方面的原因。关于中国的书哪怕是在当时的美国也没有多少市场。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我以和平组织派遣教师的身份在长江边上的偏僻小城涪陵的大学里教书。我写完这本书的第一稿时还没有出版合同。在第一页,我写到,“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贫困”这个词在全书出现了36次;“脏”则用了20多次。直到一位出版商接受了我的手稿之前,我都没有怎么把这些细节当一回事。

这之后,我把手稿寄给了我在涪陵结识的两位朋友:一位是我以前的学生艾米丽·杨,她是当地人;另一位是同为和平组织志愿者的亚当·梅耶。他们的意见几乎完全相反。艾米丽写给我的信中说:“我觉得,看完你的故事后,没人会喜欢涪陵的。不过我也不能抱怨,因为你写的都是实情。我希望这个地方以后能变得更吸引人。”然而,亚当却觉得我写的不够真实。他尤其注意到我省略了那两年快结束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带着摄像机来到市中心,想要记录下一些地方以供回忆。结果,一群人聚集起来指责我们是拍摄贫穷画面给美国人看的记者。这种指责在当时非常普遍。尽管我们解释说我们只是教师,这群人还是变得很暴力,一直踢打我们直到我们跑开。

这是我在涪陵最为苦恼的一次经历,所以初稿中并没有提及。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描写我们被当地人接受的过程——缓慢,甚至有时有点痛苦。我担心在最后一章里描述这些暴徒会破坏我想传递的这个信息。但和亚当讨论后,我还是决定保留这个场景。这也确定了我修改本书时的基调:我改正了那些有误的细节,同时保留了那些我认为真诚或者说是生猛的内容。我在第一页里保留了“贫穷”一词。我决心不去顾及这种可能的中国式的情绪化反应。

我意识到,书出版后,涪陵可能就不再欢迎我了。所以在2000年末,离书出版只有一个月时,我作了一次告别之旅,去那里看朋友。我出席了我喜欢的一个学生的婚礼,同时在我另一个学生当时任教的偏远中学做了一次演讲。我的演讲没进行多久,来自省会重庆的警察就出现了。我回了北京,而我在涪陵见过的人都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受到了盘问。警察扣留了新娘和新郎,问他们和我的关系。我的另一个学生给我打了电话,声音中充满了疑惑。“是不是警察能窃听你的电话?”他问我,“最近我们聊的东西他们都知道。”

《江城》英文版问世后,政府给涪陵的大学下了一个命令:立即翻译这本书。这个任务被指派给了李雪顺。他是共产党员,也是英语系的教师和底层管理人员。他和我同龄,在我加入和平组织的头几周里非常想结交我。他曾请我和亚当到家里去吃午饭,但后来却突然开始回避我们。后来我了解到,年长的官员们警告了他,让他不要和美国人走得太近。我在书的前几页这样描述他:“他是学校里英语说得最棒的人,但刚坐上这个位子,总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李雪顺自己翻译了这个句子,他负责翻译书的前两章。他就像这本书的编辑,而我的前同事们则每人负责翻译一两个部分。这个翻译项目是保密的;也没有人和我提到过。没有人告诉这些译员究竟是哪一级的政府下了命令,也没有说翻译好的书回到哪里去。他们都没看到过完成后的书。

在《江城》出版几年后,中国的出版商开始和我洽谈在大陆出版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告诉我由于政治原因,会有一些较大的改动,因此我拒绝了。我接着写了《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完成了中国三部曲。我也开始对我的书没有在我生活和研究过的这个地方出版的事实而感到不自在。涪陵的朋友有时会抱怨说,他们听说过一个只供官员阅读的译本,而且书中的一些片段被人翻译后挂到了网上,但是译文很随意或是不够准确。

2010年,张吉人代表上海译文联系了我,他说当时的政治气候正适合出版《寻路中国》。这本书关注的是偏远地区的发展。在中国,对于出版物的限制会逐渐消失,而且2010那年非常平静:胡锦涛已经当了7年主席,离权力交接还有好几年。我签下了合同,害怕错失这种机会。这本书最初的印刷量很小,张吉人觉得,这本外国人写中国的书,感兴趣的人不会很多。但是《寻路中国》却意外地成了畅销书。上海译文接着推出了《江城》。很快,这本书在中国的销量就超过了美国十年的总和。

我曾经担心的问题——书中直白地描写了贫困——已经不再敏感,原因在于中国变化得非常之快。艾米丽在2011年写给我的信中说:“时间的距离会让书中的一切变得魅力非凡,甚至是那些肮脏疲惫的花朵。”在这次新书宣传中,记者们经常会提到乡愁。他们说中国快速变化的生活使得记录变化的细节变得困难。“在中国,你有时会有种窒息的感觉,你很难去注意这些东西。”《中国青年报》的北京记者张黎姣这样告诉我,“或许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可以避开这些。或许你更容易变得静止。我们有一句谚语,以不变应万变。当你静止不动时,就能够察觉到身边万物的运动。”

这些紧张的采访会让我筋疲力尽。记者们读过我的书,而且搜遍了已有的资料,彻底的程度简直难以置信;有个记者甚至拿出了我读本科时写的一篇人类学论文,那可是1991年的东西。中国又掀起了一股非虚构写作热,记者们会问一些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写作的套路是怎样的?你如何构建一个纵向的写作项目?随着采访的进行,记者们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他们的问题会变得更宽泛也更直接。你相信中国人缺少创造性吗?他们需要信仰或者是宗教吗?现在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北京晚报》记者孙小宁约四十多岁,在某个午后,她采访了我。采访中我谈到,在我近几次中国之旅中,似乎发现中国人越来越深沉了。“人们现在想得更多,”她同意道。“就譬如你在书中引用过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这句口号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年了。但现在很多人读了以后会想,发展真的是硬道理吗?变成了问句,而非陈述句。我们真的就要这样发展下去吗?”

当我开始往笔记本上记东西时,她笑了出来。“在我来你这儿的路上,我想这个人肯定会非常仔细地观察我,”她说。“哪些东西是他关注的?我知道他肯定会往本子上记。”

在她文章里,她把我们的会面戏称为“交手”。我跟张吉人提到说,中国人似乎比我印象中更自信了,他告诉我,这也是外国书在中国畅销的原因之一。上海译文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两个故宫的离合》。作者是一名日本记者,在书中他将北京台北两座故宫博物馆各自的体制文化加以比较。这本书能非常畅销,有点耐人寻味:要是以前,如果有什么事比美国人写落后的涪陵更坏,那就只能是有日本人写两岸关系。

这种开放性引人瞩目,尤其是考虑到当前政治大气候。记者们都说,习近平掌权以后,他们压力更大了。采访完我以后,他们有时会写邮件给我,核实文章中的我的言论,并跟我解释其中有哪些东西是没法发表的。偶然我会讨价还价一下。某本杂志的编辑想转载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但我告诉他,其中有一节可能有点敏感,但转载时候必须留下。杂志开了会,认为这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妥协了一下:他们在杂志里添一个问答栏目,其中会提到我的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的译文,我会发布在个人网站上。不过,只有一次,有人为了宣传目的歪曲了我的言论。在我结束此次中国之旅很久以后,《中国日报》一位记者邀请我接受采访。而后这家报纸断章取义,并以我的名义发表了文章,看上去就像是我写了一篇支持政府的专栏文章。我投诉之后,编辑把文章从网站的英文版上移走了,但他们拒绝发表声明撤回文章。总之,我本该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日报》名声并不好,因为他们需要执行当权者的宣传策略,但我在中国接受一堆采访以后,自己却有点飘飘然了。

在这次宣传之旅的某个早上,有半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在张吉人的办公室给书签名。他办公桌上有本书的底稿,是有关美国早期环保运动的。张吉人手头有六十到七十本书的准备出版,这本书是其中之一。“六十年代的美国跟现在的中国有点像,”张吉人跟我说。“中国这边,现在正是快要产生环保意识的时候。”

中国并没有很深的非虚构性文学传统,张吉人原先在上海译文负责的是哲学与其他学术领域的出版部门,2010年,他建立了非虚构文学出版部。他告诉我,经济因素是原因之一:当时这家国有出版社正在往利润导向的企业模式转型,编辑头上都有销量的压力。不过张吉人自己读的书仍然有很强的学术与理想主义气息。他去年的书单里有《桑切斯家的孩子》,是对墨西哥城贫困与城市化的调查报告;《论自愿为奴》,一篇十六世纪的法国论文,反对专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导读》;今年的书单里有《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穷忙者:那些被忽视的美国人》,《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

在他办公室里签名时候,我与他以及办公室里两位年轻编辑闲聊了起来,话题随后转向翻译。有人提到了两周前自杀的译者孙仲旭。孙仲旭为上海译文译过两本理查德·耶茨的小说,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书,在我这趟宣传之旅上,他的名字经常出现:人们说他的工作很杰出。其中一位年轻编辑莫晓敏说,孙仲旭深受抑郁症折磨,而她觉得抑郁症和翻译工作有关系。“报酬不高,也不是很受人尊重,”她说。“这种工作我不想做。”

我提到说,我在中国所知道的自杀人士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很普遍,”张吉人说。他停顿了一下,继续道,“在我还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就自杀了。”他解释道,他的爷爷是高中教师,在文科时期因政治观点受到迫害。开始他想投湖自尽,但最后一秒反悔了。

“多年以后他又一次选择了自杀,”张吉人说。“我们住在上海一公寓的三楼,他爬上四楼,从窗口跳下。”

办公室安静了下来。我无法不留意这些中国细节——老人有条不紊地爬上更高一层,以确保这次能成功。张吉人继续道,“他是数学老师。这件事时我十岁。我和爷爷很亲。”

另外两位编辑也是张吉人的朋友,但他们没说什么,也没问什么。在中国,这种沉默可能表示他们之前就经常谈论自杀问题,但也有可能是第一次提到。交谈最后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房间内的气氛开始热烈起来。而我则继续在书上签名。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每份稿件要经过三层审查:编辑、编辑的审查员以及出版社领导。有些时候较高层次的审查会修改部分内容,但大部分的审查工作是由张吉人这样的编辑完成的。《泰晤士报》在201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外国作者在中国出版书籍的文章,文章里说道,“出版社需要聘用内部审查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忠诚的党员”。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没有谁一开始就是搞政治审查工作的。这点区别,看起来没什么,但它对于这样一个充满政治控制的国家来说意义重大。报刊和杂志在中国的审查力度比书籍出版要大得多,像《中国日报》这样的国有报刊一直是在积极宣传党的路线。审查者们还删除了网络上关于禁忌话题的所有内容。但张吉人不是党员,对于他这样的编辑来说,并没有意识形态问题和绝对禁止的主题。他用保留的态度来完成审查工作:他的做法是尽可能避免让作品吸引高层的注意力,而不是实践政治宣传路线,通过审查掩盖事实。他的目标是把书翻译得尽量准确并出版,这实际上有可能与共产党的目标背道而驰。

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缺乏热情的审查形式。在《寻路中国》的一部分里,我描述了共产党在村民选举中操纵选举的行为。但这些内容并没有被删去或改动。我写过关于中国最负面的东西可能就是那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在那里我描写了一个叫丽水的小工业城市。在这座小城里,我看到了工厂主雇佣童工、违反劳动法、污染环境等行为,还看到了他们遭遇官员腐时的状况;在某个片段中,我描述了几个税务局官员向两位企业家公开索贿的情形,那是我亲眼所见。而在大陆版本里,这些全都还在。这部分内容有四十五页,其中只有九个词因为内容涉及反党被删掉。这本书其余部分也只有三个地方有删改:两处涉及fa-lun-gong,还有一处是描写了一位蒙古导游醉酒后对我说成吉思汗就像希特勒和本拉登一样是个伟人,而中国人无权将成吉思汗视作汉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对《江城》的审查更是令人难以捉摸。这本书里有民众的暴力攻击、对三峡大坝的问题的讨论以及体现大学党政官员如何无知的描写,而这些都没有被删掉。这本书最长的删改出现在我与我的中文老师之间对话的地方,当时我们提到前任总理李鹏在童年成为了孤儿,而我误将“孤儿”用成了“私生子”,这个错误也惹怒了我的老师。

张吉人给我说过,他也想过把这部分内容就这样放上去,即使这个错误的本意是想说明外国人在学中文时的无所适从,但把李鹏这个名字和“私生子”联系在一块,风险太大。审查发展的走向就是:评论地方官员和地方党务没有问题,但某些国家高层人物却是言语禁区。涉及fa-lun-gong的内容几乎全部被删。“那个广场”上的屠杀事件通常由“那场事变”或“那次叛乱”代称。有关西藏和新疆的内容也要被删。张吉人曾解释说他并没有审查掉蒙古导游的那段描述,但被出版社的领导人为谨慎起见给删掉了。《江城》是上海译文引进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外文书籍,出版社不想政府里的人看到对醉酒的蒙古人的描写,也不想让他们因为这本书想到西藏的问题。

张吉人说他在筹备第一本书(即《江城》)的时候特别紧张——他形容为就像在钢丝上行走一样。但在那本书面世之后,就为之后定下了基调。“多亏了最初的成功,现在的我感觉更自信,处理那些敏感内容也更得心应手”,他写信给我说道。他对每本书的删减幅度有所减少。在《寻路中国》,出版商总共删掉了四百页中的五页内容;一年之后,《江城》只删掉两页。而次年出版的杂志文章合集《奇石》仅仅删了二十个句子。

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张吉人和我讨论了现行的审查制度,当时他说道:“你知道我从没要求过你出版《甲骨文》”。那本书包含了对维吾尔族和fa-lun-gong的报导文章,而我的其他书大多关注乡村和小城镇中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所以这本书的处境和其他书不一样。我所有的书在台湾都有未删减版;在大陆的签名售书会上,经常看到有读者带着进口的《甲骨文》来到现场。就像其他被禁的书籍一样,台湾版的《甲骨文》在大陆也很容易买到——淘宝以及其他电商平台上都有售卖。但台湾的书都是繁体竖版,这让读者有些不太适应。尽管如此,我不想出版一些核心内容被审查的书,而张吉人也告诉我说,他没有兴趣做这件事

但又该做到什么程度为好呢?我在《纽约客》的同事欧逸文(Evan Osnos)曾在《泰晤士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讲述他不愿意把他的书《野心时代》在中国出版的事。他提醒作者们不要用从一本书未被审查改动的比例来分辨审查的合理性,他解释道,“人们很容易把审查仅仅当成是力度问题而接受它的存在,因为可以把审查看成一种保留故事核心内容的删减。但允许故事被部分修改,会给世界提供一种错误的中国形象”。西方媒体的很多文章都曾批评过审查;《泰晤士报》就形容某些外国作家“如奥威尔笔下所写一般迎合审查”。但是,考虑到中国有一个什么都管又执法野蛮的机构,这其实使得中国的审查迹象特别明显。事实上,可能中国的审查远没有外国人想象得那么隐蔽神秘。甚至乔治·奥威尔本人也会同意这一点。在《动物庄园》的原版序言里,他就曾警告说,不要只看到审查这一件事给信息自由带来的威胁,就觉得自己已看穿本质,而后就自鸣得意了。“在英国,审查其实大多是出于自愿的,这是最危险的问题”,他写道。他的书曾被四家出版社拒绝过。“不受大众欢迎的想法会自动沉默,令人不快的真相会一直隐藏在黑暗中,这都不需要任何政府禁令。”

每位作家都明白,一则故事,一册书籍,均要受到许多超出文学本身的因素影响,包括作者的先入之见、编者的期许期待、调查的不甚平衡与市场需要。记者的责任是一一衡量这些可能消极影响其作品的因素,分辨出哪些因素可控或可减少影响。尽管审查制度这个词会引起下意识的反感,但对一名外国作者所造成的威胁,也许小于上述其他因素。一方面看,中国的审查制度更容易被记录,相比较起来,美国出版业的成长会受到更多微妙的压力。在我的中文作品里,我总会加一页导引,注明一些资料在文中被删除,请读者浏览我的网页。而在未被中国防火墙屏蔽的网页上,我列出了所有被删改的资料。

一次,当我准备把《奇石》中过审的材料发布到网上时,一名中国读者发邮件给我,表示希望得到一份被删减内容的清单。我们聊了一会,最终,他说他是一名喜欢阅读最新外文书籍的警官。他之前一直刻意回避告诉我他的职业,因为作为我的读者,他非常清楚我在中国与警察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我问及他对审查制度的看法,他把其称之为“对作家的侮辱”。但他同时又写道:“中国人有中国智慧,能聪明地适应现状。“

外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足智多谋的。西方关于审查制度的评论最后往往是出口转内销:先刻画出其他国家人民受到压迫的形象,然后用来鼓吹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国外在描写中国的审查制度时,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对中国读者和编辑明显兴趣缺缺。最近,刊登在《泰晤士报》和《南华早报》上关于关于中国对外国书籍审查的两篇长专题中,均没有一字一句的评论出自中国读者。两者都未引用哪怕一个中国编辑的名字。当然,两篇文章都没有被审查,但其中心思想中却不约而同地缺失了一部分。只要中国读者继续默默无名,而中国编辑继续作为一个符号生活在阴影中,其实外人就很难理解他们,更别说感同身受了。

西方往往有一种趋势,就是用一种专横的姿态来看待审查制度,但这种专横姿态如果转移到贫困这类发展问题上,就会显得不得体。事实上,审查与贫困这两者之间的共性,也许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到更多信息——包括教育、了解新想法和言论自由——起码和提高物质生活标准一样复杂。西方很钟爱一个术语——“自我审查”,但这也许是不正确地把责任推给了个人。在经济问题上就没有类似的术语,贫困人口持续贫困的原因应该是什么,我们就没办法找到这样一个简单的词语来说清楚。

像张吉人这种出生在有更多限制时代的人,更可能积极地看待自身所作出的努力。他工作的核心动力并不是自我审查,而是努力让中国读者读到外国书籍。为此,他愿意承担风险。在我签售旅行的前一周,他陷入了麻烦,原因是一个与天安门广场运动有不清不楚联系的学者,为他出版的一本书写了前言。张吉人没料到前言能带来麻烦,但这种不可预知性正是体制运行的关键。每一本书的待遇都不同,今年还行得通的,也许明年就行不通了。任何踩了线、惹怒了新闻出版总署的人,都有可能被解雇。由于张吉人的前言惹到麻烦,上海译文出版社被迫召回全部6000册书,对它们的前言进行更换。这是个悲伤的任务,但由于中国的出版者们时不时地就要割去书中冒犯到官员的一两页,所以他们操作熟练。张吉人因此被扣年终奖,还必须写一份自我检讨,但张吉人对此的反应是耸耸肩,他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么,而不是你不能做什么。”



签售旅行结束后,我打算回涪陵。我先飞到了重庆,我的曾经的同事李雪顺和一名老师在机场接机。我们一起走我离开后新建的三条高速路中的一条回到了涪陵。这里还有两条新铁路,其中一条还是高铁,与此同时,在1999年开始的全国大学扩招计划中,长江师范学院也搬到了更大的城郊地区。




最初对我书籍的猜疑已经在一两年后消失无踪了,李雪顺和我随后开始了频繁的通信。日复一日,我们发展出了在同事期间不可能的友谊。他不知道政府对我的书做了什么,但他说,他曾很享受地翻译其中的一些章节。他还一度对我说,如果我准备在大陆出版,要推荐他做书籍的翻译。




2010年在我与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时,我提到了李雪顺。此举多半是出于礼节,觉得出版者会希望任用一些有经验的译者。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张吉人在让李雪顺试译后,马上雇佣他翻译《寻路中国》。书出版后,我意识到他的翻译有过人之处。首先是我的岳母,她曾在台湾受教,对中文文学有很高的要求,但她却对我说,《寻路中国》的大陆译本非常出色。书评家们也对此高度好评,不久后,李就收到了来自出版者的疯狂邀约,此后他又翻译了我其他两本书。北京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曾写信给我说:“我们80、90后,大多对中文的古典美不敏感,我们的成长环境,是政治化语言的教育。《江城》的译本是中国最佳之一,我从中受益良多,衷心感激李雪顺先生。”




在涪陵时,我有一次去办公室拜访李雪顺,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大橱子。里面是之前政府下令翻译版本的原稿。我之前从没看过这些,里面的章节被印在廉价的薄纸上,题头模糊地像大学里的四字节电报码,简直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手工艺品。




李和我讨论着90年代,我提到那时外国人的生存之道有多难参透。他说:“其实我们也不懂,学校也不懂。没人知道怎么跟外国人接触。”他说,最近他受张吉人之托,翻译《桑切斯家的孩子》,里面对墨西哥城贫困的描述,让他时常回忆过去。他说:“书中有些情节让我回想起我的童年,当年我们非常穷,没有玩具,有时,甚至食不果腹。”他在四川西南的一个农场里长大,是他的家庭中唯一受过教育的人。




李雪顺现在四十多岁,和张吉人一样是所谓“改革一代”的一员。1978,邓小平上台时,他们还是孩子,所以他们经历了中国的经济和教育巨变。但这一代中的许多人,仍然记得贫困和隔离,同时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里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恐惧感。这有些让我联想起美国现在六七十岁的人,他们当中老一点的,都经历过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我非常理解张吉人为什么想要出版像《桑切斯家的孩子》这一类书,它们在美国六七十年代讨论贫困和城市化时也发挥过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之前的学生们大多也是改革一代的一员,他们现如今都分散在各个小城市的中学教书。我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还保持联络,时不时地,我会对他们进行详细的问卷调查。去年秋天,在29个回复的学生中,家庭平均年收入大约为1,6000美元,远高于中国平均水平,只有两个人不是有房有车。中国发生了巨变。许多人在农村的贫困中长大,90年代末期他们参加工作时,工资水平平均每年只有500美元。但当我在调查中提到社会阶级时,70%以上的人仍把自己成为中低收入阶层。一名年收入超过50,000美元、拥有两房一车无负债的小学老师说他仍是中下阶层。中国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仍然不熟悉,而且我发觉,我的学生们都是努力寻求在新的环境下找到合理的期望值。国家巨变的步伐如此之快,使得很少有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安全感。




他们经常提到,下一代人的生活是多么不同。一名叫做秦姓教师在问卷中写道:“我非常了解他们的世界和想法。但他们不理解、也永不会理解我们的世界,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容易了。”在中国,不同时代人的代沟是巨大的,而改革一代也许是唯一能既见故人,又知来者的一代了。这一代人是桥梁,他们的想法在变老,并在逐渐获得更高权威,这让我在警惕之余,心存乐观。长期来看,张吉人也许是对的,如今的政治运动也许只触及到表面,燕一过,痕不留。




不过,这些问题都属于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了。在涪陵时,李雪顺还给我看了别的东西,他从大橱子里拿出一本旧版的《江城》,打开到149页对乌江的描述,他说:“你里面写道‘西岸’,实际上,应该是‘东岸’,对吧?”




我读罢那一段,在脑中勾画了地势地貌,对他道谢。我跟他说,我已经让美国出版公司改正这一错误,他就把书收回橱子锁了起来。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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