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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我的“六四”经历及反思|杨光

野兽按:多年前在“中国人权双周年”读了杨光的一篇《我为什么讨厌“公仆” 》,觉得非常好,于是就开始追看杨光的文章。今天读到了一篇他的自述,在这里分享一下。

1989年,刘晓波向天安门广场的人群发表讲话。摄:David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我的“六四”经历及反思|杨光

那一年我24岁,在湖北省十堰市的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任教。学潮爆发前,我刚刚考取北师大的研究生,也刚刚领取了结婚证。如果没有“六四”,我将过另一种生活。5月上旬,我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正好赶上北京的学潮由游行转为绝食。我此行似乎专为学潮而来,考试总共只用了半天时间,我却在天安门广场盘桓了十多天,直到戒严令发布之日(5月19日)才匆匆离京。

耳濡目染,内心震撼。民主运动规模之宏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几千、几万、几十万人同呼一句口号、同唱一首歌的场景我永远难忘。虽然人们唱的最多的是我并不喜欢的《国际歌》,但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壮之势仍然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但我并没有参加学潮。我只听只看,不言不行,做一个沉思的旁观者。那时,我对“政治”很懵懂,对“国家大事”也相当迟钝。总的来说,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没有看到局势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在我的印象里,北京秩序井然,市面照常营业,机关照常上班,百姓照常出行。广场上虽然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色抗议者,长安街上虽然每天都有庞大的游行队伍迤逦行进,但北京的治安超好,交通居然也畅通无阻(那时北京的私车还很少)。凡游行示威,所经之处得到的全都是一边倒的欢呼声和掌声。广场上绝食的大学生已经成了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宠儿,受到了普遍的同情和赞誉。我还发现,北京的警民关系也是罕见的“和谐”,经常能见到执勤的警察向游行队伍立正敬礼,游行队伍则回敬一声“人民警察爱人民”。在其他场合,恐怕不容易见到这样的美景。

按我当时的想法,学生运动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也迅速改变了国内的舆论氛围和政治生态。一场街头运动能做到这一步已经足够了,甚至已经绰绰有余。虽然政府尚未做出实质性回应,但毕竟双方有了一些互动——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双方也都还算有所容忍,一个多月相安无事。而且,政府的回应与让步不应该是民主运动的唯一目标,人民的回应,舆论的回应,世界的反响,倒是更加值得珍视。

我并不认为一场民主运动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国家。毕竟,街头和广场只是提出问题的地点,却不是解决问题的适宜场所。政治建设是学潮之后的事情,还得用另外的方式、另外的途径有条不紊去做。重要的是,要保护好运动已经取得的成果,让业已改变了的舆论氛围和政治生态尽可能维持下去,不致发生逆转,绝不能将已经获得的难能可贵的成果当作孤注一掷的本钱。只要人民和舆论的支持仍在,只要已经成型的组织形式、对话形式仍在,政府再蛮横,也迟早会有所妥协,有所让步。所以,在我的内心里,对学生领袖们是略有微辞的:与其在广场强撑,何如转移阵地?与其穷追猛打,何如适可而止?

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开始感到有些紧张和不安:我不知道戒严将如何进行,更不知道运动将如何收场。

回到十堰,才发现原本对耀邦之死无动于衷的偏僻车城也变得“轰轰烈烈”起来。89学潮与76年“四五运动”的起因类似,但运动主题与传导机制却有所不同。76年“怀周”是一条具有全国性号召力的运动主线,但89年的“悼胡”仅仅是导火索,当北京学潮从“悼胡”切换到“反腐”、“民主”、“新闻自由” 之后,运动才得到了全国性的认同与大面积的传播(我无意贬低胡耀邦的政治影响,但历史事实大致如此)。

十堰的学潮完全是北京的微缩复制品。组织与联络的形式、集体行动的手法、标语口号与目标诉求,均与学潮发源地北京的先行者们如出一辙。由此我发现,一场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是完全可以没有领导中心、也可以没有公认领袖的,但人们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和普遍共鸣的运动主题,此外更要有一个堪为楷模的先行示范群体。89年的天安门广场就是全国性民主运动的示范中心;但它的示范并不全是积极的和有益的。 十堰只有两所大学(除了我所在的汽车学院,另一所是十堰大学),还有一所医专、几所中专学校,这些学校均参与了单独或联合的游行示威活动。汽车学院的学生人数最多,理所当然成为当地学潮的主力和各参与方的居间协调者。学生运动的组织者是依照北京模式新近成立的“学生自治会”。此外,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二汽技术中心,以及几家新闻单位和科研单位,则是大学生们最主要的声援者。

在汽车学院,几位热心的青年教师是学生自治会的顾问,事实上也是自治会的主心骨(后来被当局称之为“黑手”)。因为学生的组织形态非常薄弱,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每次游行与集会过后,学生内部总会产生激烈的争执,而每一次争执均会导致自治会的重选或部分改选。结果是,自治会成员、常委与主席的任期通常也就只有三五天,多以领导一次行动为限。每次集体行动总会有些人不满意,认为声势还不够大、行动还不够猛,还能做得更夸张、更轰动一些。一般的规律是,最激进的批评者最有可能成为新的学生领袖。按我的观察,如果没有几个比较老练的老师坐镇,十堰的学生运动由游行而静坐、由静坐而占据街头和广场,这种得寸进尺、日趋升级的局面将会顺理成章,难以避免。激进化和极端化永远是异想天开者们的终南捷径。

“六四”惨案之前的那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是学生运动的反对者。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游行示威。在十堰市各新闻单位的抗议集会上,我冷不防被学生强推上去作过一次演讲,却无意中得罪了集会的组织者,被指责为“伤害了新闻工作者的爱国热情”并要求我道歉。那时,我们学校里学生自治会架起了很多个大喇叭,每天播送各种来源的小道消息,他们希望我写一些文章给他们播发,我也拒绝了。

在年龄较大的教师中间,对时局的观感与年轻人有所不同。在一次有学院党委副书记参加的教师座谈会上,有一位和我私交不错的副教授讲着讲着话忽然哭了。她是个人品可贵、人缘很好的人,老右派,曾下放农村生活了十多年。她认为“学生这样闹下去,我们国家就要乱套,改革开放就要完了”。在她心里,似乎是把学潮与文革划了等号。为了替学潮辩护,那次会上我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占用了多半的会议时间,大概达到了“唾沫横飞”的地步。讲了些什么如今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学生们有些冲动,指望一场街头运动能够立刻改变大局、立刻消除腐败、实现民主,这固然很幼稚,但不为罪,若说学生运动会导致天下大乱,则毫无道理。学生们的行动可能有过分的地方,但他们所提的要求却非常低廉、绝不过分,政府没必要三推四拒。北京的秩序也并不混乱,戒严令纯属与人民作对,激化矛盾、多此一举。我这次发言的唯一后果是,那位当场一言不发的党委副书记记住了我的名字,在“六四”后的“清查清理运动”中亲口给我扣上了一顶“铁杆动乱分子”的帽子。

从4月15日到6月3日,我一直是学生运动的旁观者、甚至是批评者。我自己的“六四”经历,从6月3号晚上、6月4日凌晨才开始。之后的那几天,我终生难忘。对于我,那是一生的尖峰体验。我曾一度有过“慷慨赴死”的念头:“祖国啊,如果能改变这一切,我愿意立刻去死!”我想,这辈子大概很难再有同样的时刻、同样的心情。

“六四”前些天就不断有戒严部队将强行进城、“格杀勿论”的传闻,我对这类传闻一向嗤之以鼻。那段时间,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人来到我所在的单身教师楼,和我们展开热烈的国事辩论。6月3号下午,我和一位刚刚认识的学院同事又为“解放军会不会大开杀戒”一事争得不可开交,以至赌咒发誓,脸红脖子粗。我认为共产党绝对不会开枪入城:一是没道理,学生纵然有错,有错也不能乱杀;二是没必要,坚守广场的学生已是强弩之末,无需用强,自会动力衰竭、涣散瓦解,围而不打才是上策;三是没有好下场,这条理由取自毛语录,但我以为这是老毛一生说过的众多鬼话中少有的一句人话。这场争论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我与这位同事从此成为相互关照的好朋友。

我们的争论尚未结束,北京杀人的确凿消息已经传来。学生自治会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美国之音和BBC。对我来讲,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足以令我精神崩溃。那天晚上一夜无眠,我开始“串联”。学潮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走进学生宿舍。我对我班上的学生们放了狠话:“以前你们上不上街都无所谓,明天必须统统上街。上街的期末考试 加10分,不上街的一律不及格。”(现在想来这些话实在不妥,若学生有死伤,我罪莫大焉)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二汽总部进发。在走出校门的时候,我看到昨天与我激烈争论的那位同事带着他的女儿在门口等候,他那副眼含泪水的哀痛表情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中。游行队伍一路呼喊着“杀人政府滚下台”、“血债血偿”、“绞死某某某”、“某某不得好死”等口号。到了二汽总部前面的青年广场,其他各路游行队伍也到此集结,总人数为十堰市历次抗议集会之最。这时,人们的口号换成了“二汽人,站起来”、“二汽人,大罢工”。喊声一片,震耳欲聋。但二汽总部大楼却门窗紧闭,毫无回应,里面是否有人亦不得而知。

僵持了大约半小时,人群中忽然有人喊出一句新口号:“到总装厂去!包围总装厂!”后来,公安部门始终没有查出包围总装厂是谁的主意、是谁先喊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人们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向总装厂飞奔。到中午时分,二汽总装厂已被抗议群众团团包围,五个出口均由汽车学院的学生把守,只许人进出,不许车出入。这就是89运动期间十堰市最大的一个“动乱”事件。

围堵总装厂的行动坚持了整整三天。三天里,我们翘首以待的大罢工未能促成,八万二汽职工显然并不买学生的帐。其间,也曾成立过一个“二汽工自联”的短命组织,由几个曾受过纪律处分的学徒工所设立,并无组织罢工的能力。但是,因为装配出来的整车不能出厂,部件也不能运入总装车间,二汽不得不在6月4日下午被迫全厂停工。

这一招果然有效,原本对抗议活动不予理睬的二汽、十堰市和军分区领导立刻赶赴总装厂现场,主动要求和学生“对话”、“协商”。但那时候,学生自治会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得到了一些可怕的消息,一是事件的组织者不仅要开除,而且要坐牢,因为二汽停产一天的损失高达几千万,二是城外的驻军已经奉命入城(十堰市附近有一支驻军,据说是导弹部队),随时都有可能开枪镇压。所以,没有人愿意以组织者的身份去与官方“对话”。我记得,堵厂第一天的晚上,大多数的学生领袖就已经“失踪”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工厂外面的树林里开过一次“秘密会议”,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到会的只有一个是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其他人都是汽车学院的单身教师。

我当时的想法是:北京既然已经杀人,我们堵厂绝不过分;越是情势紧急,越需要有所行动;以前所谓“声援北京学生”不过是廉价的捧场(甚至起到了让广场学生忘乎所以的坏作用),而现在的声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雪中送炭;如果全国各地都有与十堰类似的行动,大家拼死一搏,当全国性的反抗连成一片,或许北京还有翻盘变局的可能。

当时,我们对北京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断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不会轻易撤退,更不会停止反抗。而只要北京还存在着有组织的坚守与反抗,我们的行动就一定是有意义的。因为屠杀者其实比所有的人更在意屠杀的效果,不光我们会恐惧他们,他们也会害怕我们,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屠杀起了反作用,没有吓住人民、反倒激怒了人民,引发了更多、更大的反抗。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行动来告诉他们,他们的野蛮暴力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他们所预期的恐吓效果。那天晚上,我提出了一项动议,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可将堵厂的学生全部遣散,只由我们少数几个骨干分子去集体卧轨。所幸无人响应,不然我大概活不到今天。

那天深夜,我决定以个人名义去和官方“对话”。我和另一位青年教师一同前往。我告诉他们,学生的行动不是针对二汽,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二汽和市里的领导报告他们的上级,我们绝不承认一个屠杀人民的政府,屠杀元凶必须认罪下台。一位领导忧心忡忡地说: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北京发生了什么事,还将发生什么事,我们谁都说不清楚,但我们这里不能再闹出人命来。看来,我们和他们并不完全站在对立的立场,所谓“对话”也就变成了各自对时局的分析和讨论。

6月5日、6日这两天学生和厂方发生了多起冲突。厂区内有汽车要强行出厂,说是装有必须外运的重要物资,学生拒不放行,差点动起手来。二汽有一位书记和学生在厂门口互相叫骂。5日下了一场雨,很多学生都淋湿了。接着两天艳阳高照,我的脸晒得跟乌龟壳一样,可以一块块扯下皮来。6日下午(或5日下午)曾发生戏剧性的一幕,忽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邓小平逃跑了,杨尚昆自杀了,李鹏被他的卫兵打伤了”,据说是美国之音和BBC的报道。人群起了大骚动,学生们大受鼓舞,这时,只见一干领导(包括好几位市级领导,还有高阶军官)来到学生们中间,向我们一一握手称谢,说“大家辛苦了,人民胜利了!”原来,他们也都是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

到了6月7日,北京的消息渐渐明朗:死伤惨重,广场溃散,局势已无可挽救,民主运动已经失败了。这天,包围总装厂的学生已愈来愈少,自治会成员也全体不见,但总装厂的五道大门仍然在我们手里,仍有一批学生誓言要坚持到底。这个“底”,无非是等着政府来把我们抓走或打走了。

没有任何授权,我自告奋勇充当“学生代表”,与厂方和政府领导交涉撤退条件。对方听说我能决定撤退与否,立刻诚惶诚恐与我“谈判”,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所提的三项条件:第一,广播一份声明,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表示理解和支持;第二,承诺不因堵厂事件抓捕或开除任何一个学生(这一条他们没有做到,汽车学院先后有十多人被捕入狱,不过学生只被捕一人,其他的都是教师);第三,在学生离开总装厂时,所有汽车鸣笛三分钟,向北京死难者志哀。我也很顺利地说服了要“坚持到底”的最后一百来个学生。在我的要求下,学生们临走前打扫了厂门口的卫生,这三天里我们制造了大堆的生活垃圾。傍晚时分,“围堵总装厂事件”终于和平地黯然结束。

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我在“六四”期间的很多想法和做法都是幼稚和“弱智”的表现。的确,我全都错了,我对“共产党不会开枪”的分析低估了共产党的残暴,对“学生不会在枪口下撤退”的判断又高估了抗争者们的勇气。

我读过刘晓波先生、周舵先生等人关于广场撤退的记述,但我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我对广场学生从5•19到6•4期间的表现是感到有些遗憾的,对6•4撤退则大失所望。我认为,学生们早就应该撤出广场,却不幸选择了一个最糟糕的撤退时间。党内的强硬派有理了,屠杀者们得意了,他们会说:早就该打了,不打他永远不服,一打他立刻就撤。

我久久不能释怀的是:明知终须一撤,何不早早谋划?还能讨价还价的时候、尚有进退余地的时候、还能有所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不撤,阎明复、赵紫阳到广场喊话之后为什么不撤,非要把清场的功劳奉送给军人,等到武夫发飚、枪声说话、刺刀见红、无理可讲之时再撤?曾经豪气干云,“头可断,血可流”、“不民主,毋宁死”,此类豪言岂非自欺?北京市民已牺牲在前,全国人民正拼搏在后,主角们却一个个委曲求全仓皇避险,“义气”何在?与其溃散后被狼狈通缉,何如大义凛然当场就缚?未必就会被就地集体枪决吧?党国军人难道真是铁板一块、全是铁石心肠,胆敢全无顾忌地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群格杀?

我说这些,可能有些“冷血”,也可能确实“荒谬绝伦”。但我的理由是:人家示软,你不该逞强,人家肆虐,你更不该屈服,人生如此,民运亦当如此;生死关头最后时刻的反抗往往最具决定意义,若天安门广场一时攻而不克、战而不决,则军内、党内、全国各地将有何等事变,就仍在未定之天;在那全国人心惶惶的危急时刻,有“两手准备”的人也许不在少数、而是多数。现在说这些,都是后话了,但也许不全是废话。

2008年,我读到了胡平先生的好文章《八九民运反思》,觉得深刻精辟,让我豁然开朗。他说到“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正是我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胡平先生的论述也让我找回了一点点自信,感到自己当年的想法虽然幼稚却未必全错。我大概算得上是一个“见坏就上”者。如果没有“六四”屠杀,我本来是不会参与街头运动的。

“六四”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个人生活从那天开始转折,变得一塌糊涂。我失去了研究生学籍,失去了大学教职,失去了人身自由。然后是大病一场,夫妻离异,家庭破裂,四处飘零,辗转谋生。现在想来,为“六四”而死并不难,为“六四”而活却不易。我用了多年时间,才逐渐适应了“六四”之后的新时代与新生活。

21年过去,许多事物已经改变了模样,但我的记忆仍然清晰,当年很多场景仍然历历在目。那是一场噩梦,每当忆起往事,我会再次体味当年的悲愤和绝望,也会想起“六四”之后接踵而至的不幸生活。这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我的个人愿望而言,我很不希望中国再发生89年那样的运动,而期待出现一些更稳健、更成熟的新型非暴力反抗形式。但如果再有那样的一场运动,但愿我们和我们的后来者们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2010-5-26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479

杨光:我为什么讨厌“公仆”

大约七八年前,我在某邮件组与人辩论。有辩友说到,官员是公仆,应该为人民服务云云。我说,我讨厌“公仆”这类词语,并建议把此类词语留给官媒,我们尽量不采用。辩友问何故,我说说来话长,等以后有时间了会专门写一篇解构公仆的文章。遂有此文。

一、“公仆”解字析义

简体字将“仆”与“僕”合并为“仆”字,完全没有道理。其实,这两个汉字根本不沾边。“仆”为仆倒(广东话叫仆街),意为前覆倒地,比如成语前仆后继,指的是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接上来,而不是前人为奴仆,后代继承之。“僕”才是僕人、僕侍、僕從、僕傭、僕役之意,旧时指家里的奴婢与下人,即听命于主人、受主人差遣而从事卑贱劳动的人。民国以前,知书达礼的成年男子往往在书简中以僕自称,那是一种表达自谦兼向对方致敬的行文方式。

而所谓“公仆”,则是来源于西方、流行于近现代的政治概念。“公仆”是什么意思呢?是上班时间因公摔倒吗?当然不是。“公仆”的“仆”字是正体字的“僕”而不是“仆”,亦即公众僕人、公用奴婢之意。(为打字方便,以下“公僕”仍用简体字“公仆”,且不再加引号。)

但是,自古以来世上只有家奴、私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公众的仆人、公用的奴婢。某仆人为其主子提鞋、拎包或跟班、护驾则可,若为人数几乎无限多的国民大众提鞋、拎包或跟班、护驾,则此种仆役世上无人能够完成,除非这个仆人是神仙,是超人。

再者,公仆概念在逻辑上亦难自洽。因为仆人身份建立在主仆关系的伦理基础之上,而主仆关系的存在——无论是近现代基于劳动契约关系的仆佣,还是古代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家奴——乃以家庭自治体系和私有财产制度为其基础,因此,无主则无仆,无私则无仆,正如父亲必是家父而不是公父,妻子必是家妻而不是公妻一样。

二、公仆的政治修辞学

人类社会的身份伦理,主为贵,仆为贱。那么,为什么那些权势熏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乐意自称且被称为公仆呢?这似乎是一件咄咄怪事。此中奥妙,尽在政治修辞学。须知,公仆的重点不在仆,而在公,正如“为人民服务”的要害不在服务,而在“人民”。因为公仆必然不是仆,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也不可能接受任何一种具体的服务。(毛时代有一段堪称经典的解构式对话,“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服务的”,仅此一句就将“为人民服务”打回原形。)

这种政治修辞学的特点是把日常语言强行嵌入与其格格不入的政治语境,从而在语言的日常意义与非日常用法之间形成背离,以此造成政治概念的意义陷阱。诸如“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勤务员”之类,亦同出一辙。

仆人、服务员、儿子并非通用身份,而是特定对应关系之下的一种特殊身份,相对于主人、顾客、父母的存在而存在,其基本含义和日常用法与其背后完整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而所谓公仆、“为人民服务”或“人民的儿子”,则是将家庭伦理、商业服务伦理平移到政治场域,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虚拟为家庭亲缘关系或商业服务关系,即脱离主仆关系而虚拟“公众—仆人”模式,脱离商业服务关系而虚拟“人民—服务员”模式,脱离父子或母子关系,而虚拟“人民(或祖国)—儿子”模式,经此一番文化背景与话语场景的腾挪与混淆之后,仆人、服务、儿子等词语的原有含义便都不复存在了。

这样的政治修辞学无非是要形成一种“由语言表达方式施以我们的魔力”(维特根斯坦语)。但说到底,不过也就是个蹩脚的“语言游戏”而已。真正为主子提鞋、拎包、跟班、护驾的仆人,哪怕他是“一仆二主”或“三姓家奴”,也是绝不会以“公仆”自况的。

三、《老子》、《孟子》、佛教、基督教的“公仆”意识

《老子》言:“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这是告诫统治者,要做人民的主人,就要虚言假语冒充人民的下人。这未免虚伪做作,也是《老子》式的政治权谋历来为人诟病之处。《孟子》讲民贵君轻,是因为孟子真心认为,对于国家的政治功能而言,尤其是对于国家的终极意义而言,君主远不如人民那么牢靠,那么重要。所以,《孟子》和《老子》虽然都主张统治者应该对臣民表示谦卑,但孟子的谦卑是实质性的,是真诚坦荡的,《老子》的谦卑则是权谋算计,是政治修辞学。

世界各主要宗教大都有平等主义倾向,也都有救世济民情怀。佛教不光讲人人平等,还讲众生平等,人和动物、植物,人和神佛,都没什么两样。到了禅宗,不单善人可以“顿悟成佛”,恶人还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教虽然承认主人、仆人有尊卑之别,但不认可人性有贵贱之分。佛陀既是众生的先知,也是众生的仆人。

在基督教里,神和人是主仆关系,耶稣基督是“我主”,基督徒是主的臣仆。然而,道成肉身的基督降世为凡人,却是为了助人、救人、服务于人,是为了向他的仆人——即全体世人——奉献无条件、无差别、无保留的基督之爱,不惜为此受难、牺牲。

在佛教、基督教的特定语境中,人是神之仆,而佛和神又堪称众生之公仆。在此意义上,真正的全民公仆必定是神,也只能是神。宗教的公仆意识与救世主意识是完全统一的。神说神话,人说人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世俗统治者以公仆自命,却是试图把人话说成神话,想必是参悟了宗教的智慧,其自称公仆,也就等于把自己置于佛陀和基督的位置。

四、公仆的前世今生

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出发,经俄国而来到中国,殊不知,公仆一词也是正宗德国产品,其来到中国,是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所引进,而毛泽东式“为人民服务”的极左民粹主义则使公仆概念如虎添翼。

毫无疑问,第一个以公仆自喻的人必是一位天才,既是政治的天才,更是语言的天才——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旧译为腓特烈二世,号称“腓特烈大帝”)。这位国王博学多闻,雄才大略,精通多种语言(英语、法语极流利,母语德语却蹩脚,据说晚年甚至还学过中文),是个文武全才。他是个诗人、音乐家、哲学家、演说家,是伏尔泰的好朋友(后来反目成仇);又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开疆拓土,战功赫赫,为德国成为欧洲强国立下首功,是后辈军人拿破仑、希特勒崇拜的偶像。

弗里德里希二世发明了公仆一词,自称“国家第一公仆”,但他的行事风格却一点儿也没有仆人式的谦卑,相反,作为普鲁士历史上第一位绝对专制君主,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贵族、农民、士兵、商人等一切人等,全体臣民均须无条件服从他的独断专行,不容忍对其政令和言行有任何批评。不错,这位“史上第一公仆”是一位标准的独裁者,只不过,他是一位有文化的开明独裁者。这就是公仆的起源。

后来,公仆一词逐渐被各国舆论所接受、所喜爱。最初,只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公仆,一路演变下来,到现在,则凡是入公门、食公帑之“国家公务员”者,皆是所谓公仆。正如所谓“为人民服务”,最初是毛泽东拿来夸奖给他本人当过勤务兵,后来据说为了革命事业而献身于鸦片炼制业且不幸英年牺牲的张思德那样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后来却成了一句除了地富反坏右人人都可以拿来用在自己身上的政治口号。

公仆也好,“为人民服务”也好,第一个采用这种政治修辞学的是天才,跟着用且把它用滥的,则都是庸才与蠢才。比起欧美社会,当今中国人尤其喜欢公仆一词,可见中国的庸才蠢才更多一些。也有历史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君父”、“父母官”传统政治理念,矫枉过正,所以要拿公仆作为“君父”、“圣上”、“父母官”的反义词,人为制造观念的冲击波。

而且,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本位社会:官阶仍是社会地位、人生成就的首要尺度,做官不是普通职业,而是扬名显亲、光宗耀祖的“人上人”,大多数人学有所成、业有所就之后,其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做官、做大官。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官本位社会里,公仆这种完全不具有真实感、多少带一点反讽意味的政治词语才会格外吃香。

把官员称作公仆,于“草民”、“屁民”而言,可以产生一丝阿Q式的“获得感”,心理上似乎有所补偿;于官员自己而言,则仿佛是周身涂上了一层自欺欺人的政治迷彩,为官不仁胡作非为的时候反而更加理直气壮:老子辛辛苦苦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给你们当公仆,多拿点、多贪点,难道就不应该吗?

五、“为人民服务”与宪政主义相悖

公仆这种概念,乍听起来,充满了自轻自贱的意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在现代政治中,这毫无意义。做官就是做官,一种常见职业而已,既没必要自高自大,也没必要自轻自贱。一出门就是“视察”,一提笔就是“批示”,一开口就是“重要讲话”,这样的人说自己是公仆,说一次是黑色幽默,经常说,天天说,就是神经不正常,是疯人呓语。

公仆、“为人民服务”与现代宪政主义格格不入。宪政体制之下,政府官员、国家公务员既不是谁的主人,也不是谁的仆人,他们与现代社会中其他身份、其他职业者并无本质区别,亦无等级贵贱之分。官员当然不是贵人,但也没必要自贬为贱人——何况这样的自贬一向纯属语言欺诈。官员不是人民的奴婢,公务员也没有卖身给国家,他们与人民的关系,是委托人与代表的关系;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是基于宪法、行政法、公务员法的劳动契约关系,而不是命令—服从关系,或人身依附关系。

中共当局及其政府官员也不必大唱“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官员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概由法律所决定,而非由“为人民服务”所指引。比如说,国防部长就不能跑到教育部去“为人民服务”,国家主席也不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跑到国务院里指手画脚。在宪政体制中,“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要点,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法履行职务,依法承担责任,依法接受监督,把依法该管的事情管好,而法律未授权的事情不要越权去管——哪怕“为人民服务”上了瘾也应听凭人民自治而不能滥权管辖,这才是宪政体制下的为官之要。

                                                 2016/2/1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7期 2016年2月19日—3月3日)

蒋培坤: 不死的追求 不绝的呐喊–我的89印象|北京之春

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十三周年快来到了。关于这场运动,今天保留在我记忆里的,也许仅仅是一些零星、残缺的片段印象了,但这对我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曾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因此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纪念“六四”十三周年

2002年7月号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那场学生运动开始时,我和丁都只是一个旁观者。这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的我们,已经对政治产生了厌倦;特别是对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几乎可以说有一种类似于本能的憎恶。

因此,对於这场学潮,最初我们是抱着规避和观望的态度;有关这次学潮的消息,也只是被动地接受;消息来源也很有限, 仅仅来自自己的学生和正在读中学的儿子。当时,我和丁正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我还担任了该校美学研究所的所长职务,而丁则是所属美学教研室的主任。我们都带了一些攻读美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也许是因为所学专业的缘故,这些学生对当时各种流行的思潮尤其是人文方面的思潮有着更多的敏感和关怀;在整个八十年代比较宽松的环境中,他们也较早从舶来的西方著作中汲取新的思想和观念。因此,无论在日常的言谈中,还是在有关社会、政治及学术问题的讨论中,我们都能从他们身上察觉到一种不安和躁动。

一种对新的生存状态的渴求

这些学生在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期间,赶上了几次被主流意识形态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虽然执政当局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对这种所谓“自由化”的批判运动,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全部同情毫无保留地给予了那些遭受到整肃的“自由化分子”,比如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等等,因为在他们看来,恰恰是这些被当时的所谓正统派视为叛逆的人士以及他们的异端言论,给予了他们挣脱传统僵化教条的勇气和力量,并向他们展现了一个有可能作出个人自由选择的新的视野。

这是一个思想禁锢逐渐被冲破的年代,一个对於有幸步入大学殿堂的青年学子来说惟恐落在别人后面或惟恐被别人看成落后的年代,他们渴望变动,渴望参与,渴望实现自我的价值。渐渐地,在这新一代青年群体中萌生了一种富有挑战性的政治意识。他们像置身于旷野的狩猎者那样注视着周围的每一个动静,寻找着各种可能的机遇。一九八九年春天,一个新的机遇终於来到了。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他们敏感地抓住了一位开明领导人的死,以此作为表达自己述求的突破口。

这次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死亡,胡是一位深受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爱载的中共领导人,他在一九八六年遭邓小平等党国元老罢黜挂冠而去的时候,就曾引发过一次学潮。四月十五日胡的含冤而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震动,不平愤懑之声随处可闻。但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竟成了引发新一轮学潮的导火线。在短短的几天里,北京的大学生们纷纷“揭竿而起”,汇成了一场当时被视为神圣的学生示威请愿的运动。在发生学潮的最初几天里,我和丁还是照常给学生们上课,照常指导他们的课堂讨论,但大家的心思已不在课堂里了。

他们讲述着首都各高校及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兴奋、激动、愤慨,毫无顾忌地慷慨陈词,完全把正规的课程撂在了一边。我作为他们的师长,也顾不得什么师道尊严了。我意识到自己所讲的一切已变得苍白无力,不再受他们欢迎了。我理解他们的情绪,也觉得不应该阻拦他们投入这场运动,但我心存疑虑。我想到“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想到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想到两年前因胡耀邦被黜而引发的那场从安微到上海一直蔓延到北京的学生运动,内心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给他们一些忠告,譬如告诉他们,以往的几次学生运动结果都不很美妙,它们不是被当局所镇压,就是被当局所利用,最后无可幸免地成了高层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我还想告诉他们,在我们中国,政治是一个肮脏的泥潭,跳下去就会满身污臭,很多人因此而为世人所不齿。但是,我没有把话说出来:我想,现在给他们上这样的课他们未必听得进去。我决定静观事态的发展。

在家里,我和我妻子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儿子。儿子当年还只是一个不满十七岁的中学生。也许是出於青少年的好奇,也许是政治上的早熟,我注意到几乎从学潮开始的第一天起,他便对这场运动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关切。我和丁都还记得。在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学校刚贴出第一批大字报的那天傍晚,他就把有关的消息带到了家里。以后几天,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往返于附近的几所大学,听大学生们演讲,从那些学校抄录下一些标语、对联和大字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们至今还能回忆起他抄录的一付对联中有这样一句:“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却死了”。

当时他心里明白,我们心里也明白,那该死的和不该死的,都指的是谁。儿子对这次学潮的关心,我们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这对他来说已不是第一次。在八六年底八七年初的那次学潮中,他就经常冒着严寒去各个学校听讲演,抄大字报,了解学运的情况。那时他还是一个不足十五岁的孩子。面对儿子强烈的参与意识,我们作父母的,内心是矛盾的。我们是过来人,总希望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不要去关心什么政治,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应该再让他走我们的老路,何况,他不过是一个未成年的中学生,没有可能象大学生那样卷入到运动中去,那么,就让他用课余时间去开开眼界,了解了解社会,感受一下运动的气氛,对他的成长也许是一件好事。我曾委婉地对他说过:“你现在还小,不能象大学生那样参加运动,可以出去看看,算是对民主的一种学习吧。”但是,他母亲的态度却十分明确,也许是出於母亲的天性吧,从运动一开始她就为儿子担心,生怕出什么事情。因此总想把儿子留在家里。现在回想起来,她当时的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在以后的几天,我们听说大学生上街了,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很多人,到四月十九日,又听说有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西侧的新华门请愿,那天晚饭后,儿子在家里耽不住,他提出要去看看。他母亲多次劝阻无效,我就让他的姐夫,当时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随他一起骑自行车去了新华门。为了让母亲放心,他答应到了那里给家里打电话。后来我们从他的电话里知道了发生在新华门的一些情况:学生静坐、演讲、呼口号、警察驱赶人群、打人、抓人,最后把学生塞进大轿车拉回他们各自的学校。第二天,我们又听说当天夜里新华门前还流了血,有一位女学生被打成了重伤。

这个时候,北京的学潮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重大事件。在校园里,一些人公开传播从美国之音和BBC等外国电台收听到的学运信息,更多的人则以目击者的身份在大庭广众中发布有关的消息。有些消息可能是以讹传讹走了样的,但人们都感受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迫气氛:事态的每一个最新发展那怕是一件小小的事情都牵动着人们的心。

此时此刻,我和丁的课是再也无法讲下去了:但我们还是按时去课堂,尽管课堂已空无一人。四月二十二日那天,是官方为已故总书记胡耀邦举行追悼会的日子,听说那天天安门广场聚集了来自各个学校的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有被允许进入大会堂,只能在当局划出的警戒线以外举行悼念活动。后来又听说发生了几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请愿的事件。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有人把它与清末的“公车上书”相提并论,觉得今天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於这件事我们也很不以为然,觉得今天已不再是皇权时代,这样做有悖于新的时代。但当时人们普遍地认为,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应予以适当满足,那怕允许他们选派一些代表参加。然而,学生们的克制、忍让乃至屈膝以求都没有换来政府当局的善意响应,反而遭到了羞辱和嘲弄。这自然激起了他们的愤怒。

在以后的几天里,有更多的学生上街游行,更多的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整个北京城弥漫着一种惶惑不安的情绪,人们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些什么。这种令人窒息的日子一直挨到四月二十六日。这天晚饭后,我在校园里碰到了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他们神情紧张、诡秘,都在议论同一件事情,说是邓小平针对学潮有一个讲话,邓明确表示要制止这场动乱,还 说了不要怕外国舆论,不要怕流血,那怕是死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这类话。我对这些话将信将疑,觉得事情并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怎么会想到死人上去呢,但当时听起来杀气腾腾,令人毛骨悚然,也就是在这天晚上,突然从电台的“新闻联播”里听到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标题为《要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校园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人们的脸上无不显露出一种忧虑和惊恐。第二天,大家抢着看报纸,印证了传闻中邓的那个讲话。这件事犹如晴天霹雳,把很多人都打懵了。

此前,几乎所有同情学运的北京民众,包括那些思想观念稍新派一点的知识界人士,都认定这次学潮是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那时,“爱国”还是个让所有中华儿女热血沸腾的好字眼,并不象今天一提起“爱国”会让人产主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就我所能接触到的一些学生来说,我觉得他们投入这场运动,确实是出於一种爱国的热忱。虽然他们对政府的一些举措有很多不满,但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想制造动乱或推翻政府的意向。这从当时流传的一些口号也可以看出,他们无非是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要求惩治官员的腐败,要求给予公民言论和结社的自由等等。那时人们对造成深重灾难的“文革”动乱还记忆犹新,有一些人也确实担心这次学运会重蹈“文革”覆辙;但更多的人觉得这次学潮与“文革”不一样,他们不相信会再来一次“文革”那样的动乱。

在这些日子里,儿子常常带回来一些最新的消息,间或发表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他突然长大了,在他身上似乎有了一种责任感,他告诉我们,他很想参加游行,但大学生不让陌生人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因此他只能帮着在马路两旁维持秩序,当一名义务的纠察队员,也许,我对儿子的一些想法已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沟通吧,在当时,我无法否认儿子渴望参与的正当性;我甚至产生了对自己的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一直到今天,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还有一种难以解脱的歉疚,觉得愧对已经死去的儿子。很难想象,在四月二十七日那次学生的大游行之前,我们做父母的竟然没有跨出校门一步, 去实际感受一下学运的气氛。是一种什么力量使我们自我禁锢在狭小的书斋和课堂呢?所谓对学运的同情啊,理解啊,这不是太廉价了吗!

为了抗议《人民日报》那篇把学运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以北大、清华、人大为首的全市各高校大学生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大游行。据说那天上街的人包括前往围观、声援的首都各界民众有百万之众。这天上午,我终於鼓起勇气第一次跨出校门,作为旁观者目睹了那令人振奋的宏大场面。游行队伍从清华、北大朝人大方向缓缓行进,遇到了大批军警的堵截,每到一个路口,队伍都不得不停止下来,与军警形成对峙的局面,似乎向前挪动一步都十分困难。但不久一道道封锁被冲破了。我目堵马路两旁如潮涌般声援的民众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地逼退了军警们列成方阵的围堵阻截,使游行队伍得以在两边筑起的人墙中间顺利通过。我亲身感受到了人心的向背。

共产党的宣传一向用所谓“鱼水情”来比喻军民之间的关系,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也常常谈起四九年北京市民夹道欢迎“解军”进城时的动人情景,想不到今天所看到的却是这另一番景象,一向倍受尊敬的“解放军”竟站到了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但学生和市民似乎并不憎恨“解放军”,更不想同派来镇压他们的军警发生冲突;相反,为了尽可能减少与军警的摩擦,他们主动地把游行队伍限制在靠边的人行道上。那浩浩荡荡、望不到头尾的游行队伍一路上秩序井然,秋毫无犯,既没有过激的行动,也没有过激的标语、口号。为了表明这次游行的正当性,学生们甚至标语牌上用显眼的大字体抄录了宪法中的有关条文……。目睹的一切,我越来越觉得政府当局把这场学运说成“动乱”是多么的不讲道理,多么的荒谬!我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有某种责任,应当以一个运动目击者的身份来为这场学运作辫护。“四二七”大游行震撼了整个北京城,迫使社会各界不得不表明自己对这场学运的态度。第二天上午,我所在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一个支社就目前时局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不约而同地议论到那篇不得人心的“四二六”社论以及由此引发的百万人大游行,认为社论把学运定性为“动乱”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政府当局必须加以纠正。当时我作为这个支社的负责人之一,提议发一个书面声明,以表明自己党派的态度。

我记得这个声明的大意是:政府应公开承认这次学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并收回那篇社论,对於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政府应以对话的方式解决,放弃采取镇压的手段。这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民意,也是我当时的一个内心祈求。在“四二七”大游行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大学生们并没组织更大的行动,据来自各方面的传闻,好像是政府要求学生回校复课,而学生则要求与政府对话。记得这期间政府曾安排过一次对话,从电视里看到,参加这次对话的学生代表很多,满满的一屋子,有些人看起来是官方指定的。至於这次对话双方都说了些什么,已经没有印象了。给我最深的倒是政府方面一个叫袁木的,此人口若悬河,从容应对着学生代表的提问和责难,但每一句话都显露出某些共产党官僚所特有的圆滑和虚伪。当然,这样的对话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那个时候,社会上普遍担心事态进一步发展会弄得不可收拾,因此希望政府能同学生进行有诚意的对话,以免再次激化矛盾。在学生方面,似乎也有一些人想放弃抗争,希望能早日回校复课。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最放心不下的。除了自己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知道在自己的学生中有几个自学潮以来一直表现得很激进,我们担心他们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就常常跑到学生宿舍去劝说他们;尤其是丁,她觉得作为一个教师,保护好学生是自己的天职,因此,几乎每天晚饭后她都要去找他们。但是我们发现,这时我们已很难说动他们了。

五月四日那一天,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个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大会,听说还宣布了复课的决议。当时的气氛似乎稍稍缓和了一些,但大家也都清楚,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并没有消除,学潮不可能很快平息下去。也就是在这一天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由阎明复部长主持的知名人士座谈会,另一个是他委托一位副部长主持的高校民主党派座谈会。我参加了后一个会议,记得出席这个会的有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的一些人。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开这样的会对解决学潮起不了多少作用,但大家还是都发了言,会场的气氛十分活跃,因为大家知道,当时任统战部长的阎明复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共产党官员,他主持的统战部也比较尊重来自民主党派的意见。在这个会上,很多人对邓小平处理学潮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如果邓不能妥善地处理学潮就应该让别人来处理。当时大家心里明白,发言者所说“别人”指的是赵紫阳,因为赵当时是总书记,由他出面来处理学潮不仅名正言顺,而且有可能通情达理一些。后来听说,也就是在这一天,赵在亚行(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上的一个讲话中,提出把这次学运纳入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来解决。这个主张在当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同,包括参加学运的多数学生,但似乎并没有获得中共高层一些强硬派人物的认可。

那个时候,社会各界的一个普遍愿望,就是希望政府改变对学运的强硬态度。在我参加的那个座谈会上,几乎所有的发言也都集中在这一点。他们除了要求政府收回“动乱”的说法,还提出政府应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因为这是消除学生和政府之间隔阂、实现平等对话的基础。会上有发言者还谈到引发这次学潮的原因,认为这是政府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求政府启动并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采取具体步骤尽快落实宪法中的各项公民权利,在朝野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发言者尤其强烈地要求政府顺应民意,采取切实措施来惩治官倒和官员的贪污腐败,从根本上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这次会议一扫以往民主党派开会时那种坐而论道、言不及义的沉闷气氛,与会者言辞激烈、恳切、直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统战部召开的一系列此类座谈会,很有可能是中共高层赵的一派促成的,后来阎明复在处理学潮中的一些开明做法,以及“六四”后阎随赵的下台而受到整肃,也许说明了这一点。

在以后的日子里,政府与学生之间能否达成一致以实现平等对话成了各界民众最为关注的一件大事。人们的情绪随着不断传来的消息起伏、波动,整个北京城处於一种焦躁的等待之中,大家都期盼着能出现一个好的转机。但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这种对话却变得越来越渺茫。那些天我在校园里碰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对目前的局势感到焦虑和悲观,觉得这个政府已变得不可理喻;为什么那些口口声声自称为“公仆”的党国首脑就不能“屈尊”同学生坐到一起呢?难道这样做就失去了他们的脸面,而政府也就不成其为政府了吗?

终於,在五月十三日那天傍晚,人们等来了一个震惊全城的爆炸性消息,学生们宣布绝食了!人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政府把学生逼到了绝路。那天下午我正好外出,在双榆树路口碰到了由北大方向过来的学生队伍。令我感到诧异的是他们既没有打什么标语,也没喊什么口号,看起来并不像是游行的样子,但每一个人都象疾行军似的,神情都很严肃。我拉住一位学生想问个究竟,对方避而不答。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天安门绝食的。在以后的整整一周时间里,人们把自己全部的关注、全部的感情、全部的忧虑和希冀都倾注到了天安门广场;尤其是北京的普通民众,无论是年迈的老者,还是尚不谙事的小学生,无不时刻关注着绝食学生的安危。

他们源源不断地往广场送去各种必要的补给物品,衣服、被褥、避雨用的塑料布、饮用水等等。当不断传来有越来越多的绝食学生昏厥倒地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消息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焦灼不安、忧心如焚,急切地希望这种局面能早一点结束。在那些日子里,首都的各界民众包括知识界、文化界和一些党政部的公务员纷纷走上街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示威,整个北京市成了沸腾的海洋。这期间,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一些学者和社会名流,包括好几所名牌大学的校长,也都纷纷发出公开信,表示对时局的关注,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呼吁学生撤离广场。这场声援运动甚至扩展到了共产党内,记得我所在学校的哲学系就有一百名共产党员联署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书,当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在这份呼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更引起了人们注意的是,当时首都各家主要媒体的新闻记者也加入了声援的行列,他们以“不要强迫我们说谎”为口号,利用新闻管制的短暂失控,对这场全民声援运动作了及时、广泛的报导 。这是自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

五月十六日下午,我所在的学校自发组成了一个教授慰问团,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这是发生学潮以来我第一次踏上天安门广场。那时候广场上已是茫茫人海,一片喧嚣。但是,那节日般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却难以掩盖弥漫整个广场的浓重悲剧气氛。我们一步步向广场中心移动,心情也随着逐渐沉重起来。在那里,人们的视线不时地转到同一个方向,注视着一辆接一辆不断发出凄厉叫声的救护车呼啸而过,我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慢慢移动的脚步几乎停止了下来。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通过学生纠察队设置的一个个检查口进入了学生的绝食圈。那里面的情景令人目不忍睹。

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倒卧着许多因饥饿而失去行动能力的学生,他们目光呆滞,神情委顿,有个别学生看上去已气息奄奄,临近生命的极限。我们向他们表示慰问,一些人勉强挣扎着同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泪水顺着面颊湿透了衣襟,在场的人也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是生与死的抉择,但想不到竟是在象征着共和国的天安门广场!什么是古人所说的“舍生取义”!我毫不怀疑,在这些学生身上仍然流淌着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殉道者的血液。我常常想,无论人们因时代的变迁会有多么不同的价值取向,但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恐怕是永远不应该丢弃的,因为人都有一种追求自由的天 性,一个人只要天性尚存,在必要的时候他就会为了这种自由而抛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时刻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它使我震颤的灵魂无法安宁,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象过去那样安然地生活下去了。

在这天下午,我们还意外地碰上了统战部阎明复部长到广场发表讲话。由於广场上十分嘈杂,只能从高音喇叭里断断续续地听到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阎几乎是带着哭声求学生撤离广场,话说得很诚恳,也很直率。记得他在讲话里向学生担保,党中央一定会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动乱”的说法,党中央也决不会对参加运动的同学秋后算帐。他说如果同学们不相信他的话,他可以作为人质,随同学生们一起回他们的学校去。阎的讲话使广场上的人包括绝食的学生都深受感动,我们也稍稍松了一口气。但结果学生并没有撤离广场,中央也没有改变“动乱”的结论,后来的事态变得越发不可收拾。那时大家已看得很清楚,中共高层已出现了严重分歧。

以后一连三天,北京各界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达到了高潮,一场以争自由、争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学生请愿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有着广泛诉求的全民抗议运动,而反对中共的专制腐败则成了运动的最主要口号。这是一场独立的、自发地形成的公民运动,其性质完全不同于共产党发动的历次群众运动,而运动规模之宏大,参加民众之广泛,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到了五月十七日那一天,不仅是北京的普通民众,即使是一向对共产党言听计从的各个民主党派也汇入了首都百万民众示威抗议的洪流,包括我所在党派—-九三学社。那天,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们的游行队伍来到广场的时候,竟受到了在场民众的热情欢迎。这对我来说犹如经历了一场洗礼,一种重获“解放”的感觉在我的心底油然而生。

下午四点多钟我们的游行结束,我骑车返回人大。在过了复兴门立交轿不多远的地方,我望见马路对面有一游行队伍,正缓缓往天安门方向行进。这是一个自行车队,每辆车上都坐着两个人,一人蹬车,一人举着标语坐在车子的后架上,所有的人后背都斜挎着一条写有各种口号的宽幅纸条。我隔着马路一眼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他也看到了我,微笑着向我示意。他的自行车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坐在后架上的同学高举着人大附中的校旗。当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觉得自己的儿子长大了,我们父子间的距离也一下子靠近了,我原想骑车过去叮咛他几句,但他们的车队很快就过去了。这天儿子很晚才回到家里,看到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他母亲也不忍心去责备他了,她默默地为儿子准备了晚饭,催促他洗了一个热水澡。这个晚上我们的心情都很不平静。儿子告诉我们,这次游行他们全校共出动了一千多辆自行车,有两千多人参加,他说他们的队伍是在放学以后才出发的,开始很顺利,但到了复兴门立交桥,就再也无法向前骑了,於是就地把自行车搁在了马路边,重新整理好队伍,徒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说当他们的队伍到达广场的时候,已经挤不进去了,只好在广场外围绕了一周,当他们返回复兴门的时候,那里的道路也同样是水泄不通,他们是骑车绕道东郊、北郊才返回自己学校的。他告诉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一位女同掉队了,他请她坐到了自己自行车的前架上,於是一辆车上由两人变成了三人,回到学校时他已无法动弹了。

事后知道,这是北京市的中学生首次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大学生。后来我们还从他的同伴那里知道,这次游行是他们班上的几位同学发起的,他是其中之一,因此他和那几位同学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现在儿子离开我们已经十二个年头了,我们一直保留着他那次游行的照片。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上,队伍前排拉起了一条大横幅,上面写着:“你们倒下,还有我们!”白底黑字,特别醒目。这个给予我们美好回忆的珍贵镜头是一位参加游行的女同学偷偷地拍摄下来的。在上小学的时候,儿子和那位女同学是同班同学,儿子去世后她把照相底片交给了我们。这是我们要终生感激她的,因为这是我儿子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那些天,北京的局势是严峻的,但也是令人鼓舞的,人民显示了力量,政府陷入了被动。因此很多人乐观地认为,只要把运动再坚持一段时间,政府就有可能作出让步。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到了五月十九日,整个局势顷刻间风云突变,人们的乐观情绪顿时被一扫而空。这天下午,就已有一些人惊恐地奔走相告,说是政府要戒严了,解放军已开到了北京的郊区。於是,几天前沸腾的北京城一下子沉寂下来了,从大学校园,到居民小区, 乃至偏僻的街巷胡同,到处是一片临难前的恐惧和慌乱。到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二十日,人们终於等来了由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的戒严令,与此同时,又不断传来从外地调来的野战军分多路挺进北京市区的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学生和民众抗议运动面临大兵压境,随时有可能被镇压的危难关头。

从那个时候起,运动的形势急转直下,广场上的学生一天天地减少,除了少部分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外地学生)由绝食改为静坐,继续坚守在天安门广场,更多的学生陆续回到了各自的学校,甚至离开北京回到了外地的老家。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已不再是什么政府学生的对话,也不再是学生运动能坚持多久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安危,整个北京的安危。然而,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首都民众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逐渐消退了,但一场波澜壮阔的全民反抗运动却开始了。这场反抗运动以北京百万民众群情激愤堵截军车的义勇之举拉开了帷幕。

这是至今令所有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们都难以忘怀的。从五月二十日到六月三日的那些日日夜夜,人们只要听说哪里有军队进城了,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立刻奔赴出事现场。他们是身上带着泥土气息的郊区农民和没有来得及脱下工作服的城市工人,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富有正义感的血性青年,男的或者女的,他们之中还有刚刚从广场撤退下来的大学生和在校的中学生,最让人感动的是,人们还会发现在这个人群中有一些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他(她)们本来是可以围着儿孙辈在家里安度晚年的。现在,所有这些人都汇集到了一起。他们并不想与军队发生冲突,更不想以暴力来对抗暴力。他们手无长物,只是以自己的身躯去挡住戒严部队的进军道路。为此,甚至有一些老妇人焦急得躺在马路上,或跪着向军人苦苦哀求,因为在她们心目里,即使在这样的时刻,解放军仍然是自己的“子弟兵”。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儿子最担心的是广场学生的安危,他曾多次背着我们深夜独自去天安门广场,帮助大学生纠察队维持广场的秩序,每次都是凌晨才乘头班公交车赶回校上课。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在校门口设立了一个广播站,每天晚上都有上千人聚集在那里聆听有关民运的消息,以至马路上的交通经常发生堵塞,每当这个时候,我儿子只要在场,就总是把他心爱的红布条往自己的额头上一扎,充当起义务的纠察队。有一次已经很晚了,我不放心他一个人独自在外,就在离他不远的马路边整整守候了一个夜晚。

他也曾多次向我们表示要去参加堵截军车的行动,却都被我们劝阻了。但终於在一晚上,他乘我们不备骑车去西南郊的六里桥,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他一进家门就兴奋地告诉我们,果然是解放军战士受了蒙骗。他说他和一个小战士交上了朋友,给小战士讲大学生绝食的缘由,小战士则悄悄告诉他,也不知干啥来了,反正每人给发了九十元的出差补助。一路上也不看报、听广播—-现在被就地围困得没吃没喝的,那一夜,儿子把老百姓送给他的面包、汽水等都转送给了小战士,而他自己却用身上仅有的两元钱,从个体摊贩那里买了两套煎饼果子果腹充饥。

这种令人忐忐不安的日子挨了一天又一天,终於,在六月三日的夜晚,共和国首都的上空响起了枪声,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开始了,而我的儿子蒋捷连,一个未成年的中学生,居然成了这场大屠杀的第一批罹难者,带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的爱,带着他对未来的憧憬,倒在了木樨地桥头的血泊中。

“六四”大屠杀快十三年过去了,我不能为死者做什么,谨以此文告慰我的死

去的儿子,告慰所有在这场大屠杀中倒下的人们!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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