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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 县城妈妈,“逃离”县城|每日人物

野兽按:自从有了微信公号以后,关注了一些过去自己常买的杂志公众号。对于喜爱阅读长篇深度报道的野兽来说,《人物》杂志公众号的文章是常读的。它还有一个小号叫:每日人物。今天读到一篇《县城妈妈,“逃离”县城》,感谢这些同仁对于“沉默的大多数”的关注,在这里分享传播一下。


县城妈妈,“逃离”县城


社交媒体制造的“成功妈妈”范本,正在闯入县城妈妈的世界。

当另一种生活突然近在咫尺,县城妈妈们所面对的,是既割裂,又千丝万缕的两个世界。她们既看到了培养出一个“精英牛娃”的诱惑与焦虑,也看到了自己所遭遇的话语权、婚姻、母职焦虑等困境。

当焦虑和诱惑开始下沉,一些县城妈妈,开始渴望“逃离”。她们的共同画像,是年龄都在30岁左右,是社交媒体的深度用户,都关注育儿、女性等话题。而她们的“逃离”,往往也跟育儿有关。比如,有位县城妈妈,寄希望于在县城开一家高端母婴店,来逃离县城生活方式,结果因为当地人买不起,最后濒临倒闭;还有位妈妈,遭遇了失败的婚姻,在刷了一堆谷爱凌的短视频之后,定下目标,要“向谷爱凌看齐”,把逃离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这是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群体。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284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约2.5亿人常住在县城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县城妈妈。她们多数在县城出生,又在县城实现多个社会角色的转换,完成家庭、生育直至所有的人生。

而当脚下县城的土壤,生长出远方的城市镜像,卡在母亲、妻子和县城女人三重身份之间的县城妈妈们,正试图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

文 | 钟艺璇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月弥

镜像与现实

镜子,出现在了县城妈妈王小铃的生活里。镜子里是谷爱凌,镜子外是36岁的她。她在河南新乡原阳县生活,离了婚,正独自抚养一个读大班的5岁女儿。

因为“想向谷爱凌看齐”的言论,在社交平台上,她甚至遭遇了一场“网络暴力”。今年2月中旬,她发了这条视频之后,热度是过去的十倍。在那之前,她一直在网络上分享单亲母女的县城生活。几百条评论涌来,有人说她做白日梦,还有人说,“没有谷爱凌的命,得了谷爱凌的病”,更有人拿出谷爱凌的三代,证明她是痴心妄想,“首先你得是斯坦福的博士,外公外婆也得是国家级科学家、数学家……”

但王小铃总记得自己第一次刷到谷爱凌短视频的感受。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谷爱凌优秀,而是“她的妈妈一定很厉害”。她努力想了一下措辞——那是一个成功的单身母亲,一种精英的感觉。

而她自己也是单亲妈妈,也有一个女儿。短视频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新的可能,“虽然起点不一样,天赋不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但我还是想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起点”。

然而,这面镜子的背面,是一个县城妈妈深陷其中的生活。王小铃和丈夫在3年前离婚,与许多县城女性遇见的问题相似——她远嫁到其它县城,遇到一周回一趟家的丈夫,以及没好脸色的婆婆,没有社交圈,生活里总是退让。

在这段婚姻里,她没收到彩礼,还要为没写她名字的房子和车子还贷。结婚前夜,丈夫跑去和朋友喝酒,酩酊大醉;怀孕产检,她挺着肚子,独自去收费台付钱、跑检查项目。她从未见过丈夫的工资卡,连对方的手机都打不开。明明两个人坐在彼此面前,在一间屋子,甚至躺在一张床上,“却比陌生人都要远”。

有一次,她因为将上衣与裤子晾到了一块,又被身后的婆婆吼了一顿。那天,她也挨了领导的骂,终于忍不住,与婆婆大吵了一架。隔天,丈夫来了一个电话:“离婚吧,一周之内搬走。”

王小铃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与面对失败婚姻的王小铃不同,竖立在另一个县城妈妈陈芳鹿面前的,是另一面镜子。

对31岁的陈芳鹿来说,这面镜子所映照出的,是社交媒体里大城市的精英式生活方式,还有那里的妈妈们所培养出的“精英牛娃”。

她住在河北张家口涿鹿县,家境不错,有一儿一女。由于离北京近,她所选择的一切,都与北京对标。怀二胎的时候,为了给孩子“好的东西”,她开了一小时高速,去张家口市区母婴店,开了张3万元的会员卡。她极少在县城消费,几乎都网购,有一天她惊奇地发现县里又新开了家甜品店,朋友却告诉她,已经有小半年时间了。就连点痣这样的小事,都要去北京,“我在北京安贞医院点的痣,花了240块”。

践行这样生活方式的极致,体现在她加盟了一家高端母婴店上,她渴望通过复制城市的生活方式获得成功。但是,店里纸尿裤要卖158元一包,面对这样的高消费,县城人来了又去,问清价格转头就走。不得已,价格一降再降,从158元一包降到了99元一包,几乎没有利润。

“有顾客问我,这个价格在网上都可以买3包了,我说能一样吗,一包纸尿裤,她们恨不得里头有100片”——从交谈里,你总能感受到她对于县城的一种排斥。

回头客的周期也格外长。最近来陈芳鹿店里的一位妈妈,上一次到店里还是6月,一包纸尿裤用了3个月。因为,这个妈妈只有晚上才舍得给孩子穿纸尿裤,至于白天,“就晾着”。

作为社交媒体的重度用户,镜中的世界,原本让她觉得,“现在年轻的宝妈,要求也会高一点”,所以才开了这家母婴店。但另一面的现实是,就连她母亲都反对她,“一盒奶粉400元,孩子一个月得喝2、3罐,在县城打工一个月不过3000块,谁会花1000多块给孩子买奶粉?”

像陈芳鹿和王小铃这样,尽管她们面对的现实不同,但无论是婚姻还是创业的失败,这些县城女性最后都要回归到同一个身份上——县城妈妈。

这是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群体。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284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约2.5亿人常住在县城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县城妈妈们。她们多数在县城出生,又在县城实现多个社会角色的转换,完成家庭、生育,直至所有的人生。

▲ 图 / 《成为母亲》截图


孩子是唯一目标

在遭遇失败之后,人们有时候会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对于县城妈妈来说,在事业、婚姻等为数不多的选项中,孩子几乎是唯一可寄托的目标。

成为单亲妈妈之后,王小铃决定“逃离”县城。曾经生活的县城看不到高楼大厦,看不到人挤人,一天下来,甚至连公交车都少见。她不想再回到那个“自行车20分钟可以绕遍”的地方。

“压根就不想在县城待,县城把你磨得光光的。”她说。

她采用的方式,是试图让女儿的生活与县城脱离。比如,她从不给女儿讲述县城,更多会讲国外的故事。尽管她从未出过河南,但她和女儿会躺在床上,刷着关于埃及金字塔、意大利古建筑的短视频。她提起“埃及金字塔”的频率很高,据她所说,小时候,她第一次在课本上看到这个尖尖的三角体,就一眼被迷住了,后来给女儿看了小红书上的游客照,“她也很着魔”。

为了培养女儿,按照社交媒体上学来的育儿方式,她的女儿同时学七种课外项目——魔方、桌游、画画、手工、轮滑、羽毛球、游泳。

只不过,她没钱,只能自己学,等学会了再亲自教给女儿。比如魔方,她喜欢刷B站,在平台上搜了六阶魔方的教程,每天花半小时背诵公式,再练习半小时,一个月下来,她已经能把魔方在一分钟之内还原。

“鸡娃先鸡自己。”孩子听不懂魔方公式,她就用白话解释,“实在听不懂,再画张图”。

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陪读是县城妈妈唯一的教育出路。另一位县城母亲张瑶瑶,她今年32岁,来自江西抚州宜黄县,有一儿一女,这是她的寄托。但读小学的儿子却学不好英语。她没有逃过大数据的监控,接收到社交媒体上的精准广告之后,她给孩子充了几百元的英语网课——这已经是她的全力,过去母亲和孩子三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3000元。

但儿子却从来不听,拿到手机第一反应是玩游戏。张瑶瑶把游戏锁了,儿子又打开微信小程序玩游戏,直到她锁住了微信,把儿子揪到座椅前,一个一个单词教,一晚上过去,儿子还是记不住,“我自己都背下来了”。

相比之下,家境相对富裕的河北的县城妈妈陈芳鹿,也没能在这样的焦虑中幸免。她的做法就更为“极端”,她几乎无时不刻都在用行动“逃离县城”。

她的两个孩子从出生开始,每回身体不舒服,她都要跑到北京去,就算只是感冒,也会选择儿研所,“不能耽误了孩子”。她的小儿子经常过敏,陈芳鹿就在小红书上搜到了一个北京的知名儿科大夫开的私立诊所,“说是好多明星的孩子都去那儿”,诊所里最普通的一个保健号都要500元,她并不介意,带着儿子一趟一趟开车去100公里外的北京,后来养成习惯,小儿子所有的疫苗、体检都在这里完成。

大女儿不到1岁时,她对标“外面的世界”,特意离开县城,去附近张家口市里报了个总价快3万的早教班,折合下来,一节课200多元。早上8点不到,夫妻俩抱上孩子,开车上高速,一个多小时抵达市区,孩子在车上已经快睡着了。

等到45分钟的早教课过去,一家人又得等着下午的课程。“上完课总得在市里吃饭吧,吃饭后到商场里你不得逛一圈,基本一次消费加上高速费、油费,去一次就得花1000多块钱。”

待到小儿子出生,高额的成本,让她暂时断了去市里上课的心思。最后,她给儿子在家附近报了一个县城早教中心,6000块钱,80节。

然而,一个县城妈妈有多么渴望大城市的“精英式育儿”,就会对县城产生多么大的排斥。这一点在陈芳鹿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她感受到一种落差,县城早教班,“和市里完全不能比”。市里的早教中心纯英文教学,有各种专业课,而县城的早教中心“就像个托儿所”。

最终,观念的冲突在一次亲子活动中达到了顶峰。

那一次,县城早教中心组织端午节包粽子活动,她给儿子穿搭了一下,背个小包,再塞个水壶和一些小零食。结果母子俩一进早教中心,“就好像你穿了个礼服,去参加了一个睡衣派对”。

她感到苦闷。对县城来说,她越来越像一个外人了。

▲ 图 / 《82年生的金智英》截图


逃离的根源

对王小铃自己来说,关于县城的回忆,几乎都是灰暗、晦涩的。

2019年,丈夫提出离婚,并将这一切推到了她的头上。在她所在县城里,这被解释为是一个女人“活该”。在电话里,丈夫指责她:“如果你能挣钱,如果你会来事,你会处理婆媳关系,我们就不会离婚。”

他要求王小铃带着孩子净身出户。

搬走的那天,王小铃看着自己买的家具、餐桌和锅碗瓢盆,“都带不走”,最后拎着几包衣服沉默离去。她所在的县城,不流行起诉,妥协往往是常态。她甚至承认,“说实话,我那时候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就是不想离婚,还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先搬走。”

搬走后,她从别人口中得知,丈夫在郑州认识了一个“更能挣钱”的女人,当时王小铃一个月才挣3500元,没有了遮盖真相的那层窗户纸,他们的婚姻也真正走到了尽头。

她和孩子在那座县城又生活了3年,她们搬进了一个10平方米的出租房,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起初饭都得蹲着吃。房间太小,卫生间直对着床,下水道反臭的气味始终萦绕在记忆里。

她尝试过开童装店,但“在县城里没有熟人,没有老客户”,几个月,店铺倒闭了,留下了一堆存货和7万外债。即便是她有本科学历,过了英语六级和日语二级,但每一家公司都告诉她,不让她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有回加班,女儿一个人在家,她透过监控看到“孩子哭得不行”,哭着哭着直接昏睡过去。

正常的工作也没法干,“后来我只能去做自由职业,去大街上跑业务”。王小铃给人卖零食,在路边发传单,也挨家挨户推销过驾校,挨骂变成常有的事,跑三四条街,能看到一个好脸色都算幸运。

最窘迫的时候,她同时欠了5、6个借贷平台的钱。每个月有1/4的时间在拆东墙补西墙,在一个该交房租的日子,她又被“宝妈刷单”的骗局骗了1000多元钱,身无分文,信用透支,走在路上,人都在摇晃,她说那是自己最崩溃的一刻,“一辈子也忘不掉”。

县城的回忆对她来说,就是这些窘迫生活的堆叠。

好在,女儿陪着她。到了周末,她带着女儿一起去发驾校名片,女儿比她更大胆,张口就问,“阿姨考驾照吗?”晚上,她们一起摆摊,卖之前童装店的存货,也卖自制的酸梅汤,孩子主动要推车,边走边叫卖。

但由于逃离了痛苦的婚姻,她反而感觉到一种自由。她甚至觉得,只要摆脱县城,就是摆脱了过去。

同样希望摆脱过去的还有河北的陈芳鹿。

陈芳鹿有三个遗憾,分别是她错过了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和一次去德国留学的机会,高考的失败、犹豫的性格、大学的爱情,让她最终又回到了县城。开下这个母婴店,也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自己”——这种证明贯穿于她的记忆。从小她就明白,自己得练钢琴,练得好,妈妈就高兴。别人的暑假上蹿下跳,她只能在窗户底下没日没夜练琴。

她至今还留着小学时给妈妈写的一封信,“妈妈,我没考好,下次一定改”。31岁了,她再次拿起这封信,双手还在微微发抖,那是一种无法面对父母失望的害怕。

与这两位已经有“逃离行动”的县城妈妈不同,江西的张瑶瑶,则或许能揭示另一群“虽有逃离之心、但已无逃离之力”的县城妈妈的困境。

她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山村,母亲早逝,父亲几年后再娶,后妈又生下了两个女孩,张瑶瑶成为了全家最多余的那一个。小时候,她去乡里上小学,父亲一周给她10元生活费,来回路费就要6元,剩下的钱只够2顿饭。她不敢张口要,后妈冷漠,父亲嗜赌,好不容易见到一回,看她的眼神从来都是不耐烦,“怎么又回来要钱了”。

15周岁,父亲让她不要再读书。她去了福州投奔姑姑,伪造年龄当过服务员,在鞋厂、化妆品厂工作。20岁,她在工厂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她一度觉得,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了过去缺失的“爱”。

现在想来,丈夫娶她只是为了“找个老婆”。

张瑶瑶总是喜欢提起“如果”。她说:“如果我能意识到,这场婚姻的一开始就是不尊重,我会直接把肚里的孩子引产;如果我的妈妈还在,20岁的年纪也许我还在上学;如果我懂一点人情世故,我就知道这个男人根本不可靠。”

但没有如果。婚礼那天,因为筹备婚礼花了3万块钱,丈夫的脸色就没有好过。在婚车从福建开往江西的路上,丈夫发现忘拿了娘家酒席上的几条烟,当着婆家人的面,又对她破口大骂,“娶你真花钱”。

而这只是个开始。

婚后,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她,不得已用更多的妥协换取安全感,“孩子我一个人带,家务我做,活也照干”。她的重心开始围绕着丈夫和两个儿女——种竹荪、卖柑橘,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在烈日下晒谷子。

隐忍和退让总在发生。有一回玩耍时,大伯的孩子用镰刀砍伤了她的女儿,在头上砍出一条5厘米长、3厘米深的伤口。女儿在她的怀里哭到抽搐,婆婆只是嘟囔了一句,“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转头就带着大伯哥的孩子离开。

她只是沉默,抱着孩子上药。

“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张瑶瑶又一次提起了如果,“如果再来一次,我会和他们拼命。”

再后来,孩子长大,为了陪他们上学,张瑶瑶又成了县城全职妈妈。10年的时间里,因为生活不顺,丈夫变得更加冷漠、敏感,两人争吵时,丈夫说,“如果不是你们三个,我现在一定不会这么倒霉”。

而张瑶瑶,就同时困在母亲、妻子、县城女人这三重身份中。

▲ 图 / 《隐秘的角落》截图


不是逃离的逃离

河南的王小铃,决定带着女儿逃离县城。

3月初,她带着孩子去了郑州,前夫承诺给她每个月1500块抚养费。此前,她已经在县里找了一个大码女装网络客服的工作,县城的老板答应她,只要业绩达标,这份工作她可以带去市里。

但城市的生活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前夫就住在距离她们骑车十几分钟的地方,偶尔会过来看孩子,却绝口不提抚养费的事。女儿上学的事也遥遥无期,按照郑州当时的政策,王小铃既没有当地的房子,也没交过社保,孩子无法在郑州入学。

那段时间女儿本应该读大班,王小铃只能在郑州打听了一个幼小衔接班让她过渡。它偷偷藏在老式居民楼里,一个月700元。没有操场,没有活动室,教室只有一个客厅那么大,全是课桌,挤满了30来个孩子。他们和王小铃的女儿一样,都是外地孩子。

这样的落差让她无法接受,“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找前夫要钱,成了王小铃在郑州最重要的事。但前夫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王小铃当面要,或是发微信,每次只能得到一句话,“再等等”。

王小铃在对抗他的前夫,而对河北的陈芳鹿来说,她要反抗的,则是县城传统家庭里,难以动摇的观念。

陈芳鹿总结自己的人生就是缺少了规划和底气,所以她早早为两个孩子想好了出路。“我计划给孩子送到天津,再不济也要到张家口市里去。”她准备着,给孩子在天津买一套学区房。

这遭到了公公的强烈反对,“在哪儿念不是念,去了天津念书,又能考上个什么”。公公一家在县城里做工程出身,陈芳鹿的丈夫当时没有考上大学,选择子承父业,照样过得不错。

但这在陈芳鹿看来,公公根本不替孩子的未来考虑,“他觉得我们这样就够了”。

她的消费观念也在家里处处碰壁,女儿走路有些内八,她带着孩子去了北京一家有名的足踝诊所,花2600元买了一块矫正足外翻的定制鞋垫,又去商场买了一双名牌鞋。

当天,公公也跟着去了北京,在诊所、商场替孩子付了钱,后来陈芳鹿才知道,公公向丈夫私下抱怨,“你孩子是啥孩子啊,非得去北京买东西去”。

两个世界的冲突,在她怀二胎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当时,她和老公有了去廊坊创业开火锅店的念头,还没下定决心,公公直接冲到了她的娘家,指着陈芳鹿的母亲说:“这些年,我儿子就听你这个女儿的,这个家就是你女儿说了算!”争吵之下,当时差点报警。

相比之下,江西的张瑶瑶的两个孩子还年幼,她也没有经济来源,无法做到直接离去,甚至失去了争辩的勇气。

她只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寻找生活的解药。她关注了许多博主,一半是健身,一半是经典名著讲解。有一回,她刷到一条短视频,里面说,“婚姻我替你们试过了,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错了,往后余生每一步都是错,你会尝尽人间苦楚,取舍两难”。

她觉得这句话仿佛在映照她的命运,“一步错,步步错”。在过去的10年里,她多次试图挣脱,但这种挣扎就像在漩涡里,让她越陷越深。

而哪怕“外面的世界”下沉到县城里,但这份下沉的红利,她也没享受到。她做过淘宝电商,想卖竹荪,结果软件都不会装,货也卖不动。还有一次,县里组织电商培训,7天的培训,她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结果那场培训只是一场秀。她看到其他宝妈在朋友圈卖书包、短袖和内衣,她又动心了,对方宣称一单给3-5元提成,结果那些文案她复制了一年,一单都没有卖出去。直到最后,曾经的同学说要带她赚钱,把她拉进一个宝妈群,卖美容产品,进了群她才知道,那是传销。

她今年已经32岁,初中没毕业,至今没有坐过动车、地铁,就连坐长途车,她也害怕。某种程度上,她已经与社会脱节。

平复这些苦闷的方式,往往是打开一段30秒的短视频——视频能刷到她向往的生活。

确实也有看起来“逃离成功”的案例。

30出头的高婷来自山东潍坊的一个县城,她选择的方式,是让6岁的女儿成为童模。去年,因为手机内存不足,她把女儿的照片传到了社交平台上,“意外小爆了一下”。后来源源不断有人联系她拍摄,女儿第一次走出县城,也第一次坐了地铁、动车和飞机。

身处县城的她有一个私心,她想让女儿变得像大城市的孩子那样,更从容、更大胆——就像她给女儿取的小名“大胆儿”。用高婷的话来说,自己小时候畏畏缩缩,不敢表达,她希望女儿一定要大胆、勇敢。女儿也定下了一个大胆的志愿:将来一定要考上北京大学。

但这样的“成功逃离”,背后也有相应的代价。

学校里,女儿遭遇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山东的县城,女儿一年级刚开学10天,班级就要求抽查《桃花源记》,尽管这是一篇初中文言文课文。几乎是每天背诵,女儿终于把它磕磕绊绊背了下来,“但意思是一句都不懂”。

而为了让女儿“多见世面”,她还先后给女儿报了早教、体能、英语、美术、游泳和童模班。但现在,一个令她头疼的问题是,县里培训班的外教老师离职了,仅剩下一个口音较重的本地老师。

她果断给女儿停了课,“千万别把口音带跑偏了”。

▲ 高婷的女儿在拍摄现场。图 / 受访者提供


逃离之后

在这个从下沉市场中争夺流量的时代,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让县城妈妈们看到大数据展现出来的“外面的世界”,对她们来说真的好吗?与此同时,社交媒体里呈现出的片面的世界,又能不能当做理想生活的范本?

对受谷爱凌教育启发的王小铃来说,她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

似乎从县城逃到城市,日子也并没有好转多少。今年6月底,女儿马上要面临升学,结果前夫再也没有出现,也不再回复微信。郑州的花销就像流水一样,母女俩租房、吃喝,每个月得花去接近5000元。她突然醒悟,要不到抚养费,“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她只能被迫离开了郑州。

现在她回到了娘家所在的地方,搬进了一个新的出租屋。四室一厅一卫,还附带一个200平方米的闲置阳台,租金2000元。她在阳台种了韭菜、青菜、生菜、黄瓜、豆角、大蒜等十几种蔬菜,之后还准备买个笼子,养几只土鸡。

某种意义上,如今有一个“她”生活在社交媒体中——她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朋友,生活圈子也与网络世界相关,清晨她会在阳台上,围着菜园子慢跑,女儿则会在客厅里逗猫。她习惯于把每天的生活制作成vlog,发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很多人说她洒脱,还有人羡慕她的生活。

但只有现实中的她知道,一些伤痛无法隐去。“其实我最大的愿望不是事业好,而是婚姻美满”,这也成为她最大的遗憾。她的视频事无巨细,却刻意隐瞒了一件事,“说出来一定会被骂死”——在离婚后,丈夫依旧向她伸手借钱,她没有存款,用网贷借给了他。

至于镜子里那个关于谷爱凌的梦,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与王小铃一样,陈芳鹿在自己所在的河北张家口涿鹿县,也几乎找不到什么朋友。她的朋友也是,几乎都在社交媒体上认识,她们一起,在网上分享育儿、家庭以及属于女人的未来。

自然,她也在上面分享自己开母婴店的经历。短短一年过去,她的母婴店,就亏损了接近60万。

“外面的世界”,同样也困住了张瑶瑶和她的孩子。

“如果”,张瑶瑶最后提起了一次如果,“如果我自己够聪明,我的婚姻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她不敢离婚,因为她看到,短视频上的悲惨女人离婚后,往往净身出户。对此张瑶瑶并没有咨询律师,她只是用生活经验下了一个判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大数据总会让人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等孩子再大一些,她知道自己会更无力。比如,现在的她,应付儿子的数学题已经非常困难,而与此同时,她还要应付其他的同龄人妈妈。前几天,过去的邻居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这位邻居比张瑶瑶小一岁,崇尚“精英式育儿”,邻居会跟她炫耀,说“又报了两个补习班,周末儿子要学游泳和美术,家里还买了一个架子鼓”之类。这些时候,张瑶瑶只能用沉默回应。

以至于每次接到邻居的电话,她第一反应是盖上手机,“她真的让我压力很大,真的”。

33岁的她总觉得,作为县城妈妈,自己早已过了那个重启键。看了太多“独立女人”的视频,她迫切想在社交平台上找到突破的答案,但她怎么也找不到——能在短视频里找到的答案,能叫答案吗?

问题还没解决,但新的担心的事又出现了。她的女儿胆小懦弱,在外不敢表达,有一回张瑶瑶去幼儿园接孩子,看到她在哭,问了她许久,孩子在外就是不吭声。回了家,女儿才告诉她,老师今天发棒棒糖漏了她的。张瑶瑶很无奈,问女儿为什么不举手?

“我不敢。”女儿说。

那一瞬间,她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 从张瑶瑶的出租屋向下看,是她和几户人家的公用厨房。图 / 受访者提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小铃、陈芳鹿、张瑶瑶、高婷为化名)


开自习室的潮流,正在向县城蔓延。

“失败者”挤满县城自习室

原创 每人作者 每日人物 2022-09-08 09:53 发表于北京

平乡,河北邢台的一个城区人口只有4万的小县城,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竟然开出了11家自习室。在整个邢台,这个GDP都靠后的县城,却成为自习室最卷的县之一,甚至有家长专门来到当地自习室,为孩子包下一个座位。

在县城,开一家自习室的门槛很低。一位自习室老板说,很多人来了她的自习室,回去自己也当起了自习室老板。这样的例子至少能讲出四个。通常,一个月时间,就能开起来一家自习室。其中有一家,甚至没有房租,那人直接将家里的地面车库改造成了自习室。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里,有老板还买来各种零食,“甚至瑞幸咖啡”,免费送给客户们喝。

在县城自习室激烈的竞争背后,映射出小镇青年们对“上自习”的旺盛需求。县城自习室为何能火?县城自习室的用户群体,是怎样的一群年轻人?现在的县城,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每日人物来到了平乡县,泡进了县城自习室之中。

四天时间里,我们观察这群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家庭、学历、过往,试图理解他们面临的困境和选择。

文 | 饶桐语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栗子

小镇失败者

在县城自习室里学习,首先是一件沉重的事。

这种沉重,很大程度体现在,来这里学习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定义成“失败者”。

9月5日,星期一,早晨9点,在河北邢台平乡县的“享学”自习室里,一群面色凝重、埋头苦学的年轻人已早早坐进了自习室里。这是平乡县开的第二家自习室,也是最火的一家,这里经常一座难求。

这群年轻人有一些共同画像:大部分是女生,学历大都在二本及以下,其中不少是民办大学。想改变这样的命运底色的愿望,是她们来到自习室的关键驱动力。

1999年出生的周忍冬,是这家县城自习室里少有的男生。他习惯坐二楼中间,在这里自习了快半年了。自从进了河北当地一所二本大学后,他的人生就不断地失败——考研失败,考公失败,考三支一扶(指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需考试)也失败。放在往年,他130多分的成绩足以上岸,但在今年,这个分数刚够进面试。放榜那天,全家都出动了。爸妈和弟弟,陪他一起,从县城赶去市里参加面试。

结果张贴出来,他差了0.5分。

家人们先是沉默,然后安慰他:“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来”,是熟悉的对失败者的安慰。这些失败总会有一个同样失败的开场——大学里,他选了生物专业,那年期末,当专业成绩前10%的学生全部转系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进了个“天坑专业”。他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选择。

1999年的女生徐一荷,是这家自习室的第一个客户。她的经历和周忍冬类似。高考结束,她也上了河北的一所二本。那时候的她充满动力,每天早上5点,她都会起床读英语,用很大、很夸张的语音语调,有时还会穿上正装,在讲台上领读。直到有一回,她去参加一个就业论坛,才知道自己的学校有多差。就业的时候,隔壁的石家庄铁道大学,都是国企来招聘;而来他们学校的企业,连简历都懒得看,“是个大学生就行”。

那天,徐一荷坐在学校的长椅上大哭。她痛恨自己的二本学历。河北是高考大省,念书的时候,她并没有松懈过,唯一一次被学校送回家检讨,是因为她在深夜里,打着手电筒写英语作业,但她还是成了高考的失败者。

陈朝朝比徐一荷小一岁,她喜欢坐在自习室三楼靠窗的位子。她的失败经历,也跟考试有关。高中时,父母把她送到了隔壁南宫县念书,因为“那里前几年出过一个清华北大”。高一的时候,她听不懂课。而她的同桌,每天看小说,成绩还能前十,她感觉到巨大的挫败感,她想辍学。

爸妈被教导主任叫来,恐吓她,“你不学,就回村里进厂”。陈朝朝哭着回答,“进厂就进厂”。见说不动,爸妈谎称要回车上拿东西,直接离开了,把她一个人留在学校里。

当一群失败者聚集在自习室里,压抑感就出现了。“享学”自习室的老板白林莎说,在他这里上自习的年轻人,都是平乡本地人,并且大都经历了考研失败,于是只能回到老家,继续二战,或是考公考编。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背水一战的底色。

就连白林莎自己,也是奋战在考试大军里的一员。她今年25岁,连续考研两次,都失败了。她决定回到家乡考公,又失败了。

正是在这样的“屡败屡战”中,县城的年轻人感受到一种不便。

平乡县没有类似图书馆这样的公共空间,“聚在一起学习”,在县城曾是一件很难被想象的事。一名上自习的男生讲述自己曾经“找地方学习”的经历,有一次,他只在某个办公楼里,找到了一个会议室,屋子中间摆了一个会议桌。他就在那里看书,一天下来,腰疼得不行。

某种程度上,这些新出现的自习室,共同承担了图书馆的功能。而白林莎,更是决定自己开一间自习室,边创业边复习考试。

▲ 自习室里正在学习的年轻人。图 / 饶桐语摄


渴望逃离

身处县城之中,年轻人对自习室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公共空间的稀缺上。

在小县城里,时间有着约定俗成的秩序——毕业、工作、买房、结婚、生子。而这些“失败者”们,常常在第一环,就已经脱轨。县城对这样“脱轨”的容忍度常常很低。很多时候,亲友们的“关心”,更像是一种拷问。

周忍冬全力考公的一年时间里,有同学结婚,也有发小生娃,但是他的身份,依旧是“应届生”。过年的时候,他回到村子,十几个爷爷辈的人会坐在村口的大树下,逮到他问:“你不工作,在家干什么?”哪怕他回答“在考试”,对方也会质疑——

“学历那么高有什么用,隔壁只念初中的小孩,现在已经开上60万的车了。”

县城青年们遇到的问题是相似的。无一例外,都和家庭的目光绑定在一起。

在这个自习室里,徐一荷算家境比较好的那一个。她妈妈是医生,爷爷是大学生,姑姑更是当地少见的研究生,他们都希望徐一荷考出县城。小的时候,姑姑的范本故事一遍遍被讲起:姑姑在不开暖气的房间里独自学习,如果不认真,会被奶奶用针扎手。每到家宴,姨夫会当着所有小孩的面说:“一荷学习好,就让一荷点菜。”弟弟高考之前,学校让弟弟五点钟起来背书,妈妈也会跟着起床,只有当听到弟弟的读书声响起来,妈妈才回去继续睡觉。

在整个家族一次又一次的强化里,徐一荷知道,自己必须要走出县城,这是她的使命。只读一个二本本科,显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大学期间,她不断地考证——四六级、教师资格证、计算机证书……而妈妈知道各种考试的时间点,会在各个节点提醒她。

徐一荷想了各种办法从这样的目光中逃离。

但在小县城里,这并不容易实现。她先是自己搬了出来,租房子住,姑姑喊她参加家宴,她以距离太远为理由拒绝,哪怕爷爷奶奶难得来一次。她又尽可能地减少吃饭的时间,借此远离朋友们。去年10月,正是考研的要紧关头,她突然想吃县城东边的一家土豆粉,到了之后,有朋友正好发来短信,问她“在哪里吃饭”。徐一荷直接把手机熄屏,假装没有看见信息,匆匆吃完,然后仓惶逃离。

甚至,陌生人的声音也需要被屏蔽。有段时间,听到周围人的笑声,她也会嫉妒:“凭什么他们那么开心,那么无忧无虑?为什么只有我在受苦?”

直到她逃进县城自习室。

在这里,不会有来自亲戚的轰炸式关心,也不会让她觉得,自己是那么孤单又可怜的一个人。徐一荷把自己比作一滴水珠——在外面,所有人的眼睛好像都盯着她,只有在自习室里,她才能够像汇入河流一样,真正地消失、隐身。

▲ 自习室一角。图 / 饶桐语摄


也正是这样的需求,使得自习室迅速在平乡县流行起来。去年8月,平乡开起了第一家自习室,到今年,这个城区只有4万人的小县城,却生长出11家自习室,加起来一共有接近500个座位——寒暑假的旺季,这些座位几乎可以坐满。这不是个例,在平乡县周边的巨鹿县、广宗县等,都有类似的自习室出现。

这些开在县城里的自习室,第一个特点就是足够大。比如,自习室老板白林莎,她用2万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了三层楼,足有260平,能容纳65个座位。

白林莎的自习室,走的是宽敞、明亮的风格。主色调是轻松的绿色,灯是绿的,日历是绿的,窗子外还有三棵法国梧桐。这与大城市里很多逼仄的小隔间自习室不同,那种很像《请回答1988》里的不睡觉自习室,每个人被隔在小小的方格,又隐藏在黑暗中。

但白林莎总觉得,那种风格太不适合县城了,“我们需要看清身边人的脸”。

县城自习室的氛围不能再给人压力了——聚在这里的年轻人们,面对着失败和人际关系,更想拥有一个充满“希望感”的公共空间。后来,这个想法也被平乡市场的选择所验证,白林莎说,色调偏暗的自习室,都已经倒闭了。

冷漠而孤立的精英感也是没有的。对比之下,一家开在省会城市的自习室老板昆山说,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宿管”,除了去开门和关门,他几乎不会待在自习室。客户人来人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反问:“建立情感联系有什么用?”

但白林莎不这样想。她几乎认识在自习室的每一个人,也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花在了自习室。她曾经撮合了自习室的一对情侣,女孩是她的初中同学。她还给第一个客户拍了一张在自习室学习的照片,做成了一幅油画送给她。照片里,窗户边的一道余晖洒了下来。

对这些人来说,县城自习室,让他们想逃离的时候,有地方可去。

▲ 自习室老板送给徐一荷的画。图 / 受访者提供


县城主流世界

身处平乡县,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习室与县城,简直是两个世界。

晚上九点,平乡自习室的氛围是紧绷的——读书灯还亮着,人们表情严肃。偶尔有人进出,也是步履匆忙。一个穿着宽大衬衫的女孩,路过我的身边,带起一阵风。

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可能是平乡县最松弛的时间。这个点儿,县城里的大多数青年,出现在“文化一条街”的网红店里,也出现在开满小吃店的贸易街上。年轻人聚在这里,打台球、唱K,或者只是闲逛和穿梭。

短视频、种草社区,拉近了县城与大城市的距离——起码从生活方式来说是这样。无论是网红店还是自习室,作为新卷入县城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硬币的两面。

18岁的小迪和芝芝,她们知道县城里开起来很多自习室,但从来没有去过。她们最爱去的地方是“文化一条街”,这条街原来被试图打造成建材市场,这两年,房产行业不景气,这里成了网红店的聚集地。

印刻着“平乡,你好”的衣服店在这里开起来了,ins风格的装潢,填补了小迪和芝芝生活的空白。只要有新店开,她们都会去打卡拍照。如今,县里最火的是一家衣服店,聚集了周边几个县的潮人,“里面的女孩子又高又会打扮,可好看了”。

能撸猫的猫咖,也在县城开起来了。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在这里撸一天猫,不限时间。16岁的中专生方雨,还没毕业,最愿意在这里消磨时光,拍照之后,她把微信头像换成和猫猫的合照。她在市里的一所职高学造型设计,因此很会化妆,假睫毛忽闪忽闪。

▲ 平乡的网红一条街。图 / 饶桐语摄


某种意义上,相比于自习室里的年轻人们,小迪和方雨,才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平乡青年——她们在县城里上完小学和初中,考不上县里唯一的高中平乡一中,只能去读职高,毕业之后回到平乡。

回了平乡,通常象征着人生选择的丧失,她们中的大部分,都会进入平乡引以为豪的自行车产业中。平乡人这样总结:“自行车和童车,养活了大半个平乡。”

这句话并不算夸张,作为有名的自行车和童车之乡,县中心11公里之外的河古庙镇,出产了全中国三分之一的自行车,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着和自行车相关的生意。平乡的年轻人,多数会在职高毕业之后,进入自行车和童车生产的流水线,方雨说,在她的学校,哪怕是学护理专业的,毕业实习也是去厂里做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会被学校收走一半。

后来,不喜欢流水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职业路径就变成了做客服——当然,还是在网店里卖自行车。

小迪就是其中一员。她读职高时学的是UI设计,但毕业之后,设计的相关工作是在平乡找不到的,“除非去打印店帮忙按打印机,那还不如去当主播和客服”,小迪这样想,她每个月到手有2900元的工资,已经很不错了,要学会的只是,对着直播间里的大叔们喊:“不用也可以下单,就当支持一下美女了。”而她的朋友芝芝,学历高一点,是大专,打算毕业之后进自行车厂和童车厂,做会计。

如果实在不愿意进厂和做客服,那就回来开店吧。学造型设计的方雨,就打算开一家婚纱店,成为平乡街道上诸多网红店中的一家——这些都折射着县城就业渠道的狭窄。

但在这些店铺之外,平乡正在枯竭。比如公共交通,两年前,这里还有公交车,但现在,两家公交车公司都倒闭了,平乡人出行,主要靠电动车。就连打车的人也很少,全县60辆出租车,在跑的不足30辆,出租车公司不得不提高价格——晚上起步价高达15元,可以对标一线城市。

平乡引以为傲的自行车产业,在这几年,也开始凋零了。那个考公失败的年轻男孩周忍冬,家里是平乡县河古庙镇人,他的父母做了20多年自行车零配件生意。这的确给他们家带来过财富,小的时候,他家连书包都买不起,每天背着奶奶做的旧书包去上学。后来,自行车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家里在平乡县城里买下了一套130平米的房子。

在平乡,和自行车沾边儿,一度是富裕的象征,各处的印记都在显示这一点。从国道进入平乡县城的大道上,亮着的路灯被设计成了自行车形状,铺天盖地的城市标语写着,“自行车名城,新文旅之乡”;芝芝和小迪指着路上出现的豪车,说,那一定是家里有自行车厂的;拉不到客的出租车司机,则会不失艳羡地告诉我,进自行车厂打工,每个月都能赚上6000块,怎么也比开出租车好。

只是,疫情冲刷下,小镇不复往日荣光。以前,周忍冬的父母在每个季度都出一次河古庙镇,去参加全国各地各种自行车博览会、展览会,从那些展厅拉回订单,回家之后,再从早晨六点忙到晚上十二点。那些进流水线的自行车工人,“每个月都能赚到上万块”。但现在,订单正在消失,周忍冬不再需要在假期回家帮忙发货、干活。县城里,三条开满自行车店的主街区,多数时候空无一人。

他没有退路了。如果家里生意好些,他起码还可以回家接手自行车店。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是比谁能撑得更久——他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家里的自行车厂大一些,还能撑一阵子,这些人没考上,就回家做生意了。

但他不行。

▲ 2019年,河北邢台,第十二届中国·北方(平乡)国际自行车、童车玩具博览会在平乡县举行。图 / 宋吉河(摄影部)/中新社/视觉中国


另一个泥沼

有的时候,老板白林莎会觉得,自己的自习室里,盘踞着小县城最想走出去的那一批人,他们不想选择一种与自行车绑定的人生。

坐在三楼自习室的00年女孩陈朝朝,这样的想法尤其坚定。她是河北一所一本大学的毕业生——这样的学历,在当地上自习的人里,已经非常高了。去年考研失败后,她几乎没有犹豫,决定回平乡准备二战,一整天泡在自习室里还不够,她找到白林莎,问可不可以在这里寄宿。她家在河古庙镇,没有公交车,如果骑电动车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太久了,她不想把时间都浪费在通往县城的路上。

在客户们这样的需求下,白林莎又开辟了新业务——“自习寄宿”。她在距离自习室不到500米的地方,以每个月1000元的租金,租下了一个小院落,添置了四张上下铺,以满足周边村镇客户们的需要,每个月的费用是300元。

那之后,陈朝朝会和自己的室友姜年一起,从寄宿的院子里出来,走过一条很长的低矮胡同,来到自习室,开始一天的学习。在自习室住下后,两个女孩就很少回家了,她们把所有的人生都寄托在这里,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第二天凌晨。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很充实”,在这里,她能够看到摆脱“泥沼”的希望。

▲ 陈朝朝从胡同里拍的天空。图 / 受访者提供


“泥沼”指的就是县城生活。陈朝朝家里有四个孩子,她是长女,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正是从她的弟弟妹妹们身上,看到了她绝对不想过的人生。

两个妹妹都是职高学历。三妹陈晓晓,才17岁,职高毕业后,在自行车网店做客服。二妹陈露露,今年20岁。在大姐陈朝朝走进研究生的考场的同一年,二妹陈露露选择结婚,嫁给比她大一岁的、家里开了自行车厂的同村男生。

命运的分叉,很早就已经出现。大姐陈朝朝念高中的时候,妹妹陈露露就读不进去书了。两个女孩睡在一张床上,谁也劝不动谁。朝朝看着和自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妹妹,说,“那等我出去了,也把你带出去。”妹妹先是沉默,再说了声,“好”。

陈朝朝没有忘记过她当年的承诺,但现在,她已经没法把这话说出口了——她知道,妹妹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她陷入一种深刻的无力中。在当地,只要女孩不读书,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媒人上门说媒,二妹露露不读书的时候只有16岁,媒人就登门了。在平乡,18、9岁,是给女孩说媒的窗口期,露露甚至会中午见一家,晚上见一家。家里谈论的话题,变成了10万到20万的彩礼、车子、房子。如果相亲对象,是公务员一类的职务,这些标准还可以放宽,彩礼只需要一半。

那段时间,家里最大的矛盾,也总是围绕婚恋爆发。6月的时候,两家人催着给二妹露露订婚,“谈这么久,再不订婚,还会有媒人上门”,男方感觉到危机感。但大姐陈朝朝说,村里的女孩一旦决定订婚,命运车轮就会缓缓压来,不再由新娘本人做任何决定。订婚了,就必须要在一年之内结婚,不然村里人的唾沫星子会淹死人——不结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结婚更不能拖到明年,因为按照她的属相,“明年结婚会克婆婆”。等年底结婚了,来年四月之前,就必须得怀孕了。

大姐陈朝朝,亲眼目睹过妹妹和妈妈的争吵。二妹露露不愿意这么早结婚,但妈妈甚至想把婚期提前一个月,理由是,“村里的孩子12月就放假了,那会儿人多,不好收拾”。露露把门摔出巨大声响,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妈妈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觉得家里的孩子都不懂事。最后,这是她唯一争取到的东西——12月份的婚期不变。

在有些时候,大姐陈朝朝还是会羡慕妹妹的。比如,年轻的未婚夫会带着妹妹去市里买衣服,一条裙子1300块,一条裤子700块,这些买了还不够,还要买鞋。年纪还小时,朝朝想要一个芭比娃娃,15元,妈妈说,“给你买了,还得给两个妹妹买,都能买一条裤子了,算了”,而给15块的玩具,弟弟就能直接拥有。在这些时刻,朝朝不止一次地问父母,“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呢?”回答她的只有沉默。

在这样充满匮乏感的人生中,继续读书是陈朝朝唯一摆脱这一切的方法。也有媒人问过她的妈妈,“你家大女儿啥时候见人?”妈妈会直接拒绝,“还在读书呢”。

听到这话,朝朝会松一口气。她在自习室里拼了命地学习,她一定要离开这个泥沼。

▲ 平乡广场上的年轻妈妈。图 / 饶桐语摄


翻盘?

自习室里的男生周忍冬,这样总结自习室里的同伴:“在城市自习室学习的人,很多可能是提升自我,追求更好的生活,但你问问这里的人,哪一个不是想彻底改变命运?”

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彻底改变命运,是两个看似相似,却本质上不同的概念,这也使得县城自习室隐隐有种悲怆的气氛。在经过四次考试失败之后,周忍冬再次回到了这个自习室,这一回,他决定放低一些标准,目标定在考编。

在平乡,人生或许可以被简单划分为两种样子。在自习室里坐着的这一部分年轻人,他们无一例外是见过外面的世界的,所有人都描述过,他们所见过的“外面的世界”的样子。

▲ 自习室摆放着加油打气的话语。图 / 饶桐语摄


周忍冬是在唐山念的大学。大一,他去唐山逛街,被第一次冲击了——原来,哪里都可以是市中心,哪里都有人排队,不像平乡,人只会集中在那两个街道。后来,他又去了一次天津,对着金色的贸易中心写字楼,周忍冬愣在原地,人们穿着西装进进出出,他看了快十分钟。同伴催着他赶紧走,他才回过神来。这和到处都是平房的平乡,是不一样的。在平乡,最高的商业建筑是只有三层楼的商场。

在自习室寄宿的姜年,也有类似的表达。她念书的地方是廊坊,距离北京很近,几乎每个月,她都会在早上5点起床,去学校附近的公交车站台排队等805,坐两个小时的车,到北京玩一天。

在这些时间里,姜年喜欢上了喝奶茶、看电影,等再回到平乡,就有点不习惯了。有一回,想看的电影,整个平乡都没有资源,她坐车去了隔壁县。

互联网同样冲击过他们。一个经常上自习的男生杨沂硕记得,大学的时候,他接触到了知识社群,“里面的人,居然会花5万块钱,买下一个大V的朋友圈好友位”。而徐一荷的妈妈,会在参加完饭局之后告诉她,自己有同学去了互联网大厂上班,赚了好多钱。

也包括周忍冬自己,在前几年K12教培兴盛的时候,他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学生家长认可他,连着给他送了20天晚餐。

所以,县城自习室的年轻人们,把人生翻盘的希望,押注在自习室上。

今年8月,周忍冬连续遭遇了两次失利,那段时间很难熬。早上7点,睡不着的他,花了一周的时间,只是打游戏,从睁开眼睛打到第二天凌晨。他其实是不喜欢打游戏的,成绩出来之后,他特意把游戏下载了回来,和弟弟瘫在沙发上,一局又一局。

游戏能够让他重拾一些胜利的信心。每次要输了,弟弟就会大喊,“别放弃,我们还能翻盘!我们还能翻盘!”以往,如果接近失败,他们会直接选择重开一局,但现在的周忍冬,需要通过游戏来相信,自己可以翻盘。结果出乎意料,几乎所有的败局,到最后都反败为胜了。

那是一种极其剧烈且短暂的幸福感。他马上会想到自己:游戏都可以翻盘,为什么我的人生不行?

对外界的向往、对翻盘的渴望,支撑着小镇青年在自习室苦熬的信念。从自习室出来,大姐陈朝朝拍下傍晚的夕阳,脑海里闪现骑着电动车,载着妹妹随意兜风的画面,或许,她可以以准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妹妹的回门宴。虽然,她俩现在一起出现,一样的个子和容貌,别人都会觉得,打扮成熟的妹妹才是姐姐。但她还是没有放弃那个想法——

自己出去之后,再把妹妹带出去。

也有已经一只脚踏出泥沼的例子。自习室的第一个学生徐一荷,已经在今年成功上岸,现在,她会和妈妈一样,再给弟弟建构一个外面的、美好的世界。

但更多的是还在挣扎的人。8月底,失败了四次的周忍冬,第五次重新坐回了自习室的位子上,深呼吸,翻开书,新的长征又开始了。他选择的座位是固定的——正对着窗户,一抬眼,可以看到门外的那几棵高大、碧绿的法国梧桐,每隔二十分钟,他都会抬起头,看一会儿树,再埋头读书。

周忍冬说,“只要看到绿色,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还有希望”。

▲ 忍冬拍摄的窗外绿意。图 / 受访者提供


(应受访者要求,除杨沂硕外,其余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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