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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许章润

野兽按:当一个国家,最理性的法律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定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许章润: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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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

2018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来源:中国:历史与未来

编辑说明:此文为许章润教授的新作。秉持其一贯的对民族的责任感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作者直书胸臆,纵论检讨新冠疫情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精英与大众以及当下世界政治出现的种种问题,并逐一谈及其有关中国的文明重建、制度更新以及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看法。诚如该文所言,中国又面临巨大的历史转折,本网站希望推动就中国的制度与文化的转型相关的各种议题的讨论,欢迎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来稿赐教,以深化认识。

要把我的歌兒唱完
不吐出最后一个字
绝不停止哭泣
——【苏联】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转引自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冬去春来,举世皆疫,死伤枕籍,人间停摆。 其所造成的全球社会性隔离,一种”人类的消失”与”世界的陨落”景象,其所撬动的潜藏已久、伺机而动的文明论疏离与种族论敌意,特别是它将政治的原始本质情境性地再度悍然裸呈,以及霸权秩序的颓然衰落所造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初露端倪,伴随着全球性普遍政治觉醒与意识形态复苏,正在进一步逼迫着我们反思人间秩序的政治涵义及其文明指向,不得不直面并重述古老的政体之辩。 由此,新一轮重塑世界秩序的精神进程已然开启,而必将进境于实际的政治进程。

置此情形,全球厌华效应第次发酵,对于共产极权体制终于重生应有之政治警觉,而中国的国家信誉扫地,中国之为一个政治单元再度空前孤立于世界体系,民生国运乃双双危殆矣。 ——几年来内政外交的持续倒退,尤其是内政之向毛氏恶政暗黑深渊倒行逆施,卯足劲儿作呀作,早已引致广泛不满与普遍危机,而终究将必须建设中华文明宪政秩序方能建成现代中国这一现代立国的普世原典问题,再度进一步鲜明呈现于国人面前。 换言之,这个世界于可见未来,中国则值此当下,究竟将会迎来与应当具有何种政治方式与生活方式,轰然大疫提示再再,而到关头矣。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书生天命,有话要说,不得不说。 一己生命虽必殒落,明晨天际照旧一抹熹微,则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在。

一、恐慌政治、苦难政治与拯救政治

大疫以来,历经前期钳口锁喉、欺瞒作伪,后期一刀切全权维稳式举国发动,以万户萧疏、人人禁足为代价,国朝战疫已见成效,甚为显然。 但因信息屏蔽,唯上是从,决策过程藏于宫闱,社会监督阙如,下层官员战战兢兢束手束脚,则后续效果难料,必有反复,同样难出意外。在此,监控型国家自上而下层层辖制,公权几乎不受限制,国民慑于恐惧而惯于听话服从,一日,列宁式政党的政制效能凸显,本不足奇。 如本文后续所论,政治关乎良政,政制则唯善治马首是瞻,善治此刻主要表现为效能,而效能在于瞬间令万民禁足。 刻下日常所谓”国家治理”云云,其实通常就是在抽离了良政这一基础之后,于此层面擘画。 而这恰恰是某些公共危机时刻警察监控型体制的拿手好戏。看看朝鲜,闭关锁国,人人站得笔直,更且一目了然。

相对而言,立宪民主政体赋权有限,社会发达而政府公权多所收敛,进入战时状态的程序性条件苛刻,决策机制启动有待于协商政治赋能,短时间内可能反不若威权政体之雷厉风行。倘若遇到川建囯式领导及其极化党争,心有旁骛、懈怠疏忽却又自以为是,则立宪民主体制优势尽失,却又无威权体制的战时效能,则情形势必一塌糊涂。 实际上,整个欧美此番预警不足,初期懈怠失措,多少反映了此为”黄种人问题”这一隐秘内心的文明论默认。 此于日本财相麻生太郎年初七国财长峰会上的遭遇可证。 相较而言,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层面,中国并非失败型国家,架构于此国家之上的威权政制,凭借此种国家能力之无度财政汲取,喂养强大安保力量以为后盾,用国安纪检鞭伐官僚甚至直接取代官僚,因而更加强悍,加上这几十年人民血汗充实了国库,则战时机制一旦发动,短期效应突出。比诸今日之左翼极权,旧日老蒋统治蔚为右翼威权,而”国家治理”捉襟见肘,就在于其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初奠,只是个挂一漏万、摇摇晃晃的大架子,工商经济甫开其头,财力人力均不敷利用,这便有以然哉,所以然哉。

也就因此,庚子春节翌日一纸封城,顿时举国禁足,考绩体制下唯恐疏漏,因而甚至层层加码,过犹不及。 这边厢,百姓诺诺,源于一个”怕”字。 不仅恐疫,更且惧官,连一瞬间仿佛获得执法权、权威加身的小区物业保安都怕,生怕行止失措而罹祸也。 祸者,不仅是疫,更且为罚,一种极具任意性的、随时可能加诸身心的强制。 实际上,也确曾普遍发生了安保村干过度”执法”实例。 君不见,当此之际,多少行政举措说来就来,运动式,无所谓法制不法制矣。 至于其之涉及中西生命哲学差异而导致生命政治态度有别,进而波及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亦且甚为显明,后文还将有所论及。 网议以民众「怕死」与否解释中西国民面临疫症时对于常态社会性生活之趋避,可作侃大山一乐,却当不得真的。 都怕事,都怕死,只不过外在体制及其释放的信息不同,导致心理感受的恐慌程度与指向有别,以至于民情之万里不同风也。 至于那些已然置身大疫,而懵然不知,却娇然”我们相信政府”的大妈们,十足典型的愚民教育的痴儿,连”奶头乐”们都不如,不足论也。

正是在此情境下,一俟封城,有限公布疫情,国朝上下乃娴熟运用恐慌政治,利用苦难政治,营造拯救政治,最终烘云托月般炮制出领袖政治这一神话。 封城之后全民恐慌,于是全面收紧行止,恐慌因信息有限而发展成普遍恐惧。 因恐惧而愈发依赖公权,只能服从,更加服从,后者乃于仿佛承担无限责任之际,予取予夺,万民俯首帖耳矣。 国家和人民,就这样活生生惨遭绑架,而党国独大哉。 其实,此番大疫,逝者已矣,伤者自舔,举国百姓克制自奉,万户萧瑟,承受了最大牺牲。 如此这般,官宣对于实际疫情消长及其碾压之下患者长街求医的惶然窘迫情形之屏蔽,对于医护仁心智勇的选择性报道之引向电视荧屏前的开发感动,对于所谓”火线入党、院士领头宣誓”的赫然镜像的正面堂皇渲染,以及后来有关欧美应对失措之沾沾自喜、 喋喋不休大幅报道,凡此信息披露之选择及其指向,悉数利用苦难,旨在维护永远无错的光辉形象,塑造这艘烂船从来踏波前行、力挽狂澜的神话,引向”万众一心、同赴国难”的公共诉求,以及追随领袖的政治寓意,而全然不论是谁造成了”国难”,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有如此之多的”国难” 。 虽说一厢情愿,可笑荒唐,但经此辗转,不仅一定程度上似乎于普罗大众感官层面成功将丧事扮成了喜事,而且活生生将作孽者变成了拯救者,令播散人祸、文过饰非的恶棍,摇身一变而为救苦救难的天使,进而,仿佛一时间消泯了对于天灾人祸根源之追根究底的任何可能性,特别是就此斩断了最高政治责任的因果链条。 逮至疫情稍缓,情形似乎是,朝野上下,官民两头,悉数希望尽快做一了结,以告别这生命不堪承担之重。 至于痛定思痛,追根究源,仅限于推导至大疫首发地之中低层级”官僚主义”者也,一旦稍有溢出,便成禁忌。

本来,匆匆交卷,等于忘记了背面还有考题,实有待后续逐步加上补丁,不遑稍懈。 但无法究源追责,等于埋下祸根,一旦因缘际会,旧疾还将发作。 十七年间,中国两度爆发疫疬,波及东亚与世界,此番更是殃及全球,而最后实际都不了了之,反而高唱”赞歌”,叫嚣”战胜”,厚颜若此,死护着面子而其实颜面尽失,均属一种后文还将论及的极权政治路径依赖,教训在此,令人浩叹。

这样,自始至终,伴随着钳口锁喉的是官媒文宣之紧锣密鼓。 实际上,早在疫情正酣、人血喷流之际,已有红彤彤《大国大潮》刊行,令国人齿冷心寒。 此后更有颂歌震天,塑造全知全能领袖光辉。 无耻文人推衍”革命者人格”典范而指向”领袖型人物”结论,撒癔症,以此投名,为此张本。 凡此颠倒黑白,虽说不出意料,却出乎情理,悖逆真理,面目可憎,最为令人恶心。——那些央视播音评论诸辈,年纪轻轻,面容姣好,嗓音优美,却心智瞑懵,心志错乱,忸怩作态,为虎作伥,谎话连篇,令人反感,接近生理厌恶! 难怪此前其后爆出那么多男盗女娼。 坊议所谓央视者,高官富贾之后宫也,概为忿语,而慨为一般舆论矣!

至于其间大小汉语施密特们,或搬用”例外论”,或炒作拉丁左派陈词滥调,鹦鹉学舌,编写巨兽神话,操弄民族主义,煽忽革命人格,炒作中美对抗,织造中西明暗强弱寓言,开发感动,利用”钟南山—张伯礼”式巧伪之徒维稳白手套,白脸红脸,牵引盲众,种种伎俩,狡黠险恶,而又愚蠢无比,超越戈培尔,羞煞塔斯社,气死张春桥,却终究纸包不住火,更是不在话下。 至于粗鄙下作文痞天天喊打喊杀,把核弹挂在嘴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民间称其”搅屎棍”,更不论矣。——一场本应赋予国族以生聚教训的苦难,似乎竟然就这样白白流逝了。

顺提一句,坊议辄谓”能爬到这个位置,说明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此论看似审时度势,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其实不过是一种事后追认式的成王败寇逻辑,唯权是从,逢王就跪。究其实,多数而言,”这两把刷子”要么依恃蓝色血液或者诸如”秘书”这类裙带关系,扶上马送一程,只要不是太傻都行。上位既易,则行云流水,少爷作风用于执政,百姓殃矣;要么凭借逢迎溜须、人前人后那一套,展现的恰恰是劣胜优汰,令不幸混迹官场挣一份口粮的良心不泯、品格正派之士,只能甘具边缘;要么按部就班混年资,或者,天上掉馅饼,整个儿一个糊里糊涂。 而一旦上位,等因奉此,知识增长停滞于学校毕业之日,心智与心志一边倒,唯一常习的便是官场文化,却因权位获得话语权,遂以发霉的旧货应对眼前的现实,除开绝对看上边眼色行事这一条牢记在心,其他早已朦憨,却又仿佛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矣。——对什麽都敢”指示”,而且,都是”英明指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无知,愚妄可笑之至,却自上而下,层层上演,级级模仿。 置此情形下,居然还好意思说”党政机关里有大量精英”,而非渣滓,其认知错位,自爱兮兮,令人作呕。

二、狰狞国家与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

面对大疫,民族国家疆界及其地缘政治意义兀自凸显,立马取代跨国共同体,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以利己自保为最高准则。 而且,其地理与法政意义超出文明论,也逸出政治意识形态。 一国之内,亦以行政区划切割。 人人自保,村村自保,国国自保,断航禁行,无不沿边界展开——家门、村口、省市区划与国境。 更有甚者,大疫初期,竟然上演了地区规模乃至于国家层面抢夺拦截医护用品之丛林闹剧。 换言之,国家政治中信誓旦旦的公民政治瞬间为生物政治所取代,国家间政治中的共同体概念面对”古老的”国家之强力地缘实存,即刻不攻自溃。 置此情形,公民身份旦夕抽缩回国民,国民再被迫萎缩为市民,市民蜷缩成属地的居民,居民蜕化为唯求保命的生民,甚而,具体到街区与门牌,竟至于绿码中的号码。 真所谓画影图形,无所逃遁,天网在上(under his eyes)。 大国家、大政府阴影下,公民个体不仅无法逃离国家,而且随居住地浮沉,仰其鼻息,讲述了一个政治不仅是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始准则这一大是大非,而且道出了政治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法政共同体权力而展开、本来意欲铺排之、却不意为其所操控之异常尴尬。 就是说,作为治理单元、受托对象的国家,变成了”赤裸国家”,人民回归”赤裸生命”,而委责于国家及其政府。 国家及其政府呢,不论表面上或者现实中,乃君临一切矣。

正是在此,身处晚近三、四百年方始形成的这一地缘法政大框架中,仿佛坚不可摧的自由主义一己悲欢,已被大疫之下顿然现身之巨灵收拢于有形巨掌。 威权国家本就无此政治底蕴,藉疫操练,驾轻就熟,无以复加,而人民从来都是”赤裸”的,立宪民主国家亦以”例外状态”应对,就其外溢效应而言,那历经沧桑的”民主国家阵营”一经大疫击打,其实早已落叶纷批,各顾各,硕果仅存的不过是萎缩为军事情报分享机制的”五眼联盟”,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之上阵父子兵。 既看不到全球民主国家之同仇敌忾,也难觅民主国家之声气相求,而原因不仅在于民族国家这个原始巨灵发力,现代国家的1.0版本(民族国家—文明立国)冲决了其2.0版本(民主国家—自由立国)的目标设置,而且,在于老美这个头号民主国家居然沦落为特朗普式的病夫治国,了无头号大国应有的胸襟与担当,曾几何时的”美国时代”也就仿佛要进入”后美国时代”了。 美欧等地民众不时上街抗议个人自由受限,公民联邦仿佛依旧发力,而民粹与民主夹杂,反智与反暴混融,此间源流堪为索引。 进而,诸种因素辐辏,导致虽然大疫将一损俱损的现象摆在眼前,而下文将要论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无论是在本意还是引申意义上,均顷刻土崩瓦解。

的确,大疫之下,奠立于地缘政治的民族国家原形毕现,挥起了各扫门前雪的巨帚,高墙沿囯境瞬间耸立,可堪讶异,却绝非意外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此番应对大疫,北欧的瑞典和东亚的日韩新等囯,中国的台湾地区,以色列与澳新诸邦,取法乎中,其方式,其理路,堪称典范,深值探究。 香港这一原本治理优异之地,人财两丰,却失误连连,适为反例。 当然,以色列常年处于战时或者准战时状态,其成功抗疫模式,难为其他常态国家所仿效,因而,可能也就仅具个案意义。 ——无论科技还是文化,此邦时常一骑绝尘,难以仿效矣。

就国朝情形而言,公权借此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救灾政治与治水社会的全副症状。 但凡自上而下,级级发动,层层加码,举国同调,政治当头,罔视法制,宁左勿右,压抑民间,取消社会,以及钳口噤声、抓捕异议人士等等,悉数上演,仿佛无所不能,却又捉襟见肘。 当然,无论怎样,”圣主英明,贪官有罪”这一条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上头政策好,下头执行歪了”还是永不言败的制胜法宝。 华生兄的长文滔滔,处心积虑,为君上忧,不过为此精致理论版本。 其结果,如前所述,阻绝了究源追责的因果责任链条,是非难得清算,但等下次天灾人祸,一切照旧矣。 非典而后新冠,居然接二连三爆发于崛起中的大国,一个确曾诚心希冀世界接纳的古老城邦,已然对此做出了最好帮助。 ——行文至此,媒体报道三鹿事件重演,人间又现大头娃娃,再度对此慨然作证,岂一个痛字所能道尽。 不过,话说回头,其间堪值凝视而思考者,乃面对汹涌民意,公权于李文亮大夫事件上急剧转身,说明人民一旦觉醒而不再恐惧,齐齐勇敢发声,则威权铁桶已然并非滴水不漏。 总体而言,凡此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表明这个国族基于立宪民主的共和理路的现代治理,无论是菁英理念还是大众实践两端,均尚付缺如。 应急性的准战时状态收拢了本就薄弱至极的民权,在初期略见零星异议以后,音消响歇,而权力万能与领袖全能的群众心理,蔚为一般国民意识,直将那如弱水泄沙般的公民观念,扫荡无余。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场大疫,特别是它所暴露的一人至尊决策模式和以党为大的价值理念,不仅让精英阶层,也令一般民众恍然其良政不存的事实,惶然而恍然于公民面对撒谎成性的公权无所措手足、只能”它说啥就是啥”之无可奈何,更加明晰极权政治的威势及其致命弊害,而催生出对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善治不可遏止之渴求。”党国”之为恶的实存,已然不容于民情,遂再度昭告于天下。 毕竟,从疫情初露至封城前夕,钳口欺瞒,展示的是一种地域主权体为所欲为的整全性权力意志,而终亦必对于整个人类常规生态之随时肆意蹂躏的现实性,预演的是一种末日审判式毁灭政治,已然向全体人类敲响了警钟,而且,其实也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否则,如诗人所咏,

被唤作正义的殿堂
一个土生土长的靡菲斯特穿着列宁装
把奥罗拉的孙辈送往旷野

其间沉渣泛起、接连发生的一种骚操作,一种转移视线的有效手段,也是帝制王朝政治最为邪恶的御民之术,同样是一种极权政治面对危机时的路径依赖,就是”群众斗群众的全面内战”。 此刻,它表现为围绕著作家方方女士作品的争论进至于批判展开了。 收放之间,或为灾情压顶、封城闭户时之悲情出口,或为疫情稍缓、开城启户后的民粹靶点,用亦用矣,弃亦弃焉,全在背后那个邪恶文宣,而有汹汹盲众如臂使指,更有落井下石者之推波助澜。 一俟”方方热”冷,不足以鼓噪盲众,可以预言,必有”圆圆热”或者”团团热”等文宣沙尘暴取而代之,再度肆虐媒介,愚弄国民心智,荼毒国民心志。 迄至本文杀青之时,背景深厚的盲众打头、而有官方文宣唆使的这出闹剧,正以”大数据极权主义及其微信恐怖主义”方式,扫描锁定,定点清除般地指向一个个直言教授。 高校党政动如爪牙,最为卑鄙,”立即启动调查程序”。 这样,全面内战终于从”批作家”发展为”斗老师”。——朋友,”1966″的情形,已然卷土重来矣! 可以预言,纵便侥幸不至于即刻发展成全面”斗批改”,然而,值此情境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从今往后,国朝高校必会更加死水一潭,所谓文化创造与中华文明复兴,从此不过梦呓,云乎哉!

本来,正常情形下,生命权和自由权之间的平衡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而终究诉诸法权,必需也必有一个唯一标准答案。 恐慌政治的邪恶在于混淆其间区际,将公民政治驱逐,令个体成为赤裸裸的生物存在,让生物政治学凌驾于一切德性之上,从而,将作为医学手段的社会性隔离悄悄转化为政治性禁制。 由此,将头号生存优先权赋予党国本身,一切围绕着党国之万世一系打转。 吾国情形若此,大洋彼岸头号大国,此刻仿佛同然,第一生存优先权居然是激化党争下的连任愿景,一切围绕着选情打转,以连任为最高考量,其目光短浅,胸无大局,肩无担当,唯剩气急败坏,谎话连连,实在对不住自家人民和这个伟大邦国,可谓政制失败与民粹主义川普式对美国追踪政之登峰造极,虽良政而乏善治矣。 究其实,同样是一种路径依赖,展现了帝国意志萎靡后的文明腐朽与民主体制运行既久、需除积弊而暂时无解之无效自救也。

在此,饶有意味的是,中文世界有一种叙事,其引欧洲舆议,认可国朝处置”紧急状态”的”决断能力”,指认此非全然政治意义上的剥夺自由,毋宁,乃医疗意义上的紧急处置。 在它看来,新冠君临天下之际,”决断”是国家权力最为重要的能力。 正是借此能力,国朝迅即摆脱大疫所致”失序”之”例外状态”,率先回归常态。 如其所述,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就认为”例外状态”其实是一种正常状态,对此状态下的集权模式不应过分解读,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法国,这种”战争状态”中的应急手段其实是正常状态,而此时国家也必须紧急出场,显示为”赤裸国家”,亦即兑现霍布斯所谓国家最为基本的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功能。 职是之故,此刻的国家权力是”中立的”,面向所有人。 否则,反致更大灾难。 国内所谓新儒者同样傥论权力及其决断的必要性,赤裸裸表达权力膜拜,一副乞灵于权力之脏兮兮可怜样儿。 可问题在于,他们似乎均揣着明白装糊涂,此于欧美,或为例外状态,因而需要政治决断,而于国朝,则为常态,一种日常全面专政状态,不过于此再度放大而已。 一个并无个人自由与立宪民主以为基础,并借此予以对冲的所谓”决断”,其实是为所欲为,至多”维稳”而已矣! 再者,此集权非彼极权,政治决断亦绝非等同于”国家权力”实即政府权力之最为重要的能力,毋宁,后者乃为治理意义上的行政主导者。 再说一句,行政执行力不等于政治决断力。 诸如”封城”这样的决定是一种行政决策,而非政治决断。 决断是也从来都是政治的权能,只掌握在最高主权者手中。 刻下国朝最高主权者缺位,人民以及作为它的个体行动状态的选民不见踪影,则论者误将党国之专权当作最高主权者之”最为重要的能力”,可谓昧矣,而巴迪欧们痴矣。 至于说”尊重君子的儒家价值观”是”中国抗疫的文化密码”,面对千千万万惨遭整肃、葬身沟壑的华夏读书人,面对李文亮们,真不知汉学家作者如何自圆其说! ?

三、文明小国

大疫来临,一下子折射出中国依旧是文明小国与精神竖儒的窘迫。 首先,现代政治文明阙如,致令政制难济政治困厄。人类的最高智慧是维续共同体和平共处的技艺,文明的最高成果在于确保其和平共处之良政,而它们不是别的,就是政治,尤其是现代政治文明之善果也。 笔者屡叙现代国家前后递升的两个版本,理述国家理性的三个层面,综论”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于建政立国之双元拱立的宪制意义,苦口婆心,情见乎辞,不外乎意在帮助,置身现代时段,拥有现代政治文明,以此立国,据此建政, 按此行宪,照此办事,是建设文明大国的必修课业,而为文明昌盛之必有作业,也是现代公民之必需修业,终亦必造就良善生活之普遍福业。 就国朝刻下情形而言,”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蔚为现代政治文明之荦荦大端,无法回避,总需登场。 无此政治设置与政制安排,政府行政再有绩效,也难免政权危殆,更何况不可能维续永远的高速增长,而绩效从来都是有涨有落,所谓”大年””小年”也。 再者,增长后分红严重不均,却无”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这一宪制安排善予纾缓,政治正义不存之地亦无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救济,凡此因素叠加,则危殆永存,恐慌成为政治常态,而恐怖遂成社会生态,恐惧乃深深内化为国民心态矣。 相较而言,立宪民主诸国恒有政府危机,间或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甚至会生发文化危机,但却一旦奠立,从无政权危机,邦固而囯安,原因就在于”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合法性”互为表里,进退两补,出处相应,上下撑持, 唯一需要担心、不好好干活肯定就会滚蛋的是仅具周期合法性之政府也,受托组织政府而依法行政之政党及其政客也。 吾囯所缺,而他山之石,恰在于此矣。

正是此种宪政体系及其政治文明,开启了政治问责的公民之道,绝不承认无错政治,也不能容忍一个不会道歉的政府,虽说任何认错与道歉,同样需要公民去争取。 认错政治与道歉文化,堪为现代政治之政制层面的必有机制,也是此种政治之于政制的道德约束,而恰为全体公民和平共处之政治文明也。 否则,体制上的无错政治与最高领导人的无谬神话猖獗,认错与道歉文化阙如,道义荡然,国民眼睁睁看着他们作恶却无招架之力,则是非混淆,人间必成匪帮。 国朝今日山呼英明伟大,正陷于此壑,促令吾国所缺者,愈发显豁矣。 朋友,想一想吧,十七年里,两度疫兴,此番更是播散全球,造成广泛而必持久之灾害,不论具体原因何在,吾国岂能不三省吾身,而躬自致歉。首先是向全体国民道歉谢罪,特别是向死伤同胞道歉谢罪,并追究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否则,违逆国家政治中的共和道义,有悖全球和平共处之处世之道,亦非力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崛起大国所当为也。 在此,切不可与今日美帝这届领导比烂,一个盛极而衰的晚期帝国治理,教训多于经验。特没谱天天自爱自夸,没羞没臊。 就此而言,特没谱这位老兄祸国不假,而良政早已奠基后如何续于精进,从而保有善治,同様为立宪民主政体必须朝夕怵惕者也。

再者,现代政治以文明与自由立国,意味着国家必须保有道义愿景,一切均当皈依公义,以追求公道为政道之正道,追求与捍卫人类永久和平。 就此而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虽非高端远景,却为眼前目标,拿捏尚佳,有点儿现代政制目标的意思。 倘能配合以坚实的政治德性,堪为响当当竞选口号呢。 而关键所在,也是问题所在,在于心口如一,说到做到,不能挂羊头卖狗肉。 例如,为此首先需要让人说话,还我同胞以言论自由,屏拒那个恰相违忤、钳口噤声的书报检查体制,以及作为其源头的党国体制。 ——连话都不让人说,还幸福个鸟啊,怎么个复兴法子?! 在此,对于道德堕落的修复,不能走一贯”伟光正”的路子,其结果只会进一步混淆是非,戕害心灵。 毋宁,严明是非,厘辨对错,惩恶方可扬善也。 就以李文亮事件之前后反转而论,其之迫于压力,操于权力,知错能改,虽说我羞答答,小修小改,却也算是善莫大焉。 但于加诸其他同胞的迫害,同事同理,却依然固陋顽拒,则等于表明前者只是姿态,而非基于是非之服膺,后者才是本质,才是真意,而反差若此,无异于在用钢鞭抽打着中华文明与全体国人的道德神经矣。

“不宁唯是,那边厢,精心塑造、着力树立的”钟南山—张伯礼”式听话驯服的榜样,一种典型的懂得适时适度站台的伪君子,一种维辛斯基和李森科式人物,反被塑造成大众英雄与公民楷模,正说明此间错乱依旧,而德性坠矣,可堪蹉叹! ——张伯礼者,蒙昧若此,居然抡起大棒打人,充当棍子,尤为不堪也。 往大里说,包括钱学森们在内的纳粹科学家们,同在此列。 尤有甚者,艰困当口,年轻一代外交官们及其莫洛托夫式表演,看似伶牙俐齿,实则愚陋不堪,捍卫国族利益不足,而败坏中国形象有余,令人于惊诧而恶心之际,不禁忧心如焚。 ——不下狠心整顿这个专事交恶、进退失据、毫无章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外交部,囯无宁日,复兴云乎哉。

也就因此,秉具健全的囯族心智,蔚为文明大国必有之修业,也是所有文明类型理当修习之课业。 大者,恢矣,弘也,而与所谓”岛国心态”或者”受伤文明”区别开来。 以此观照,此番大疫以来,国朝上下依旧为历史创伤情结所缠绕,着实暴露出吾族心智之羸弱。 一句所谓“病夫(sick man)常论就引发轩然,可以作证。 早已成长为全球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不料,却依旧有着一颗极易受伤的玻璃心,要么正帮助吾囯吾族依旧自信不足,有待理性洗礼,亟需文明澡雪。 换言之,此非唯情结作祟,亦表明知识论之庸蔽。 要么,就是恶用创伤记忆,有意撩拨盲众也。 正是在此,一方面有意无意遗忘痛史,尤其是眼前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又深陷”1840情结”而不能自拔,表明恶劣文宣多年洗脑,戕害我华夏国族心智深重。

由此,不难理解,这边厢,当其国中大疫暂缓,危机依旧,而全面、深刻与致命危机才刚刚开始,却不期然而有所然间,矫嚣之声纷起,民粹嗤外涛激,伴随着大小汉语施密特们的”例外”论调,肉麻颂歌震天,其结果,如诗人所叹,”他们日夜编写关于巨兽的神话,万千猛兽伺机在春天复活”;那边厢,环球疫的政治正酣,死伤日增,尸横山水,则痛定思痛,沉痛转化为积怨,积怨催化忿怒,忿怒引发政治,必随时日牵延而逐渐爆发, 甚或势如火山喷薄,则声讨气气部门,政经齐伐,也是预料中事。 反思既深,痛感疼痛,总须剑指。 可以预言,以世卫组织和全球防疫为突破口,其必一浪高过一浪。当此之际,在国家政治层面,国朝民粹主义反智与民族主义仇外,两股恶绪,交替发作,唯一烘托的是领袖英明万能的神话与政府救苦救难的佳话。 与此相应,一个类似于犹太人千年阴谋的中国阴谋论在民粹层面若隐若现,已然浮现在美国红脖子们的街头口号中,而”集体猎巫”式阵势雏形初现,不能不引发关于启蒙的沉重话题。 病夫治国,错乱荒唐,大洋两岸,如出一辙。 ——重申一句,文宣最为无耻,在在败坏华夏德性,而令举世嗤笑矣!

顺提一句,国朝情形,大学里的”工科师傅”是极权的天然帮凶。 此与个体人品好坏才学高低无关,毋宁,涉及的是一种作为工作状态的生存状态。 君不见,所谓的团队协作运行方式,听命于一个”老板”核心的组织方式,绝对遵奉定律而后善自运用的服从式思维逻辑,仰赖官方项目与找米下锅的生存状态,层层辖制、分包归拢的管理体制,以及绝对趋利避害的商业导向,特别是了无价值观的价值观与普遍毫无美感的美学状态,使得他们俯首帖耳于绝对权力。而威权国家最为欣赏的就是这种头脑可能发达,而心肠近于麻木,却又惯于服从的”新人” 。所谓”听话出活”者也。 可惜,就建设正派人生、良善社会与惬意生活的现代文明囯族而言,没有深厚博大的人文底藴与科学理性,徒有工科技术,充其量不过一介二流国家,根基摇晃,难挡风吹雨打。 再者,作为本应最具时代意识而锐利灼人的高校学生群体,整体性心志萎靡,蜷缩于商业压力与权力宰制的双重牢笼,所谓”后浪”者,不幸而为”社畜”也。 同样本应直面人类苦难而抒写人性的作家们,面对时代,从诺奖得主至著名写手,连扯淡都谈不上,整体性沦落为人格竖儒。 抑有甚者,甘为咿咿呀呀忸怩作态抬轿子吹鼓手也。 那边厢,西方的左派正在重复上个世纪他们对于苏俄政权的错误认知,乔姆斯基老先生堪为昏聩典型,巴迪欧不甘瞠乎其后。 至于那些吃了人家嘴软的,拿了人家手软的,更不论矣。 凡此种种,东西连环,少长合璧,造成了吾友所言”整体性文明可毁灭”之颓势矣。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复存在

大疫起自武汉,迅速广布全球,至此,国朝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意不无良善,卻因倡导者德位不侔,宣告破产,特朗普执政后重行大西洋孤立主义而拱手送上的重塑全球治理领导权机会,因此一疫,消耗殆尽,而国運亦可能随之逆转。 连伊朗卫生部发言人,都忍不住以bitter joke 指斥国朝提供的疫情数据,说明国家公信坠底,政体德性破产,真可谓四面楚歌,山穷水尽。 另一方面,美国在将近三十年里误判最大敌人,陷入耶回冲突而跋前踬后,同样耗尽冷战全胜之红利,却无视红色极权之羽翼渐丰,以至于养痈遗患,一如“二战”之与狼共舞,在灭掉德意志法西斯之际养大了更大的红色苏维埃恶魔,同样教训深重。 事实是,不折不扣是,為了打击绿教恐怖主義,而与红教邪魔结盟,結果养肥了一個更大的恶魔,可谓二十一世纪开局之初自由政体的最大教训。 至于太平洋东西兩大国每日低水平口水战,昏话连篇,仿若童稚无赖小儿厮打,跌破底线,实在不堪,将这个时代文明低陋之本相,暴露无遗矣。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意指谓普天之下皆兄弟、环球诸国诸族荣损一体之事实,借用为政治外交口号,亦且响亮,甚至秉具甚为厚重之道义。 但因倡导者内政上恶待国民,此番大疫又造成全球停摆,致使这一作为政治外交口号之招贴,已然不攻自破,好端端一个理念就此同样停摆。 后来虽然到处送钱送口罩,派遣数支医疗队,天天元首通话,却已然于事无补矣。 旨在媚好的慷慨政治可能适得其反,枉费金钱人力。 其间情形,恰如德媒BILD署名文章所言,”您是不是以为如果您现在在世界各地慷慨地发送口罩就是一次伟大的’友谊’? 我不认为这是友谊,这是可笑的帝国主义行为。”事到如今,后冷战时代就此彻底结束,所谓的大国崛起及其”中美共治”型态告终,新一轮世界秩序重组恰与国朝早先希冀反向,正在缓慢而坚定地酝酿推进之中。 而这既是极权政治逻辑的绝对主义普世理念诉诸实践后遭遇反弹的必然后果,也是自由国家社会推展的全球化之必然对冲要求。 ——世界变天,中国顿成孤家寡人,此前四十年辛劳几乎毁于一旦! 北京奥运以还极权政体随着钱包鼓胀而不甘寂寞的一系列骚操作,七年来强人政治接续不断的前现代式愚钝妄为,其于国际政治层面太过幼稚的仿帝国式张狂,尤其是此次大疫初期之昏招迭出,终于事与愿违,借此世纪大疫,令吾国吾族吾民国际声誉跌至谷底,再度将中国推向危难边缘,而国族命运重遭生死存亡之抉择矣!

君不见,所谓”为世界人类指明发展方向”云云,透露的是虚幻谵妄的领袖欲,正为毛式人格膨大之精神疾病阴魂与共产普世绝对主义两相激荡、互为底色之畸形发作,而以亿万国民节衣缩食、凭靠公权无度财政汲取搜刮之财富,所推波助澜之公子哥癔病症候群也! 至此,日本记者所讽之”无谬神话”,早已是自说自话了!

不宁唯是。 海外华人,特别是对祖国怀有纯真眷念的留学生群体,其中又尤其是未成年孩子们,因为一纸禁令而回国无门,返家无航,不仅将个单相思击得粉碎,而且暴露了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刻薄寡恩,既悖人伦,亦违国法。 旅俄同胞,数以万计,大难之际,辗转跋涉至东北口岸,希望返囯避难,却被严堵于冰天雪地,更有那冷血大使厉声警告,”放弃入境幻想”。 ——全世界文明诸国,大疫爆发当口,悉数呼唤国民赶紧返囯,游子归家,唯独国朝将同胞拒于国门之外,刻薄寡恩如此,令人情何以堪,暴露的却是视国民如草芥之一贯心态也! 他们可能遭遇驻在国民众的歧视甚或攻击,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多起这类事件,印证着笔者前文有关厌华排华的预计。 而对于国民之吝啬,因有大额外援之比对,更加彰显,令人齿冷。 湖北人均47元之救助,就矜夸慷慨,恰如网友慨言,不如民政部在青海三江源打个鸡蛋,然后说全国人民都喝到了鸡蛋汤算了。

走笔至此,或曰,瞧瞧美英,防疫不力,不如咱呢,你为何不鸣鼓抨击? 朋友,人家的事自有人家操心,我更关心自家同胞,不行吗!?

总之,如此这般,不讲价值标准,只关注产业链的这波浪漫全球化,至此终结。 新一轮政治与文明的全球性分化组合,伴随着疫情发展,悄然拉开了序幕。 其间,全球性的去中国化进程已然启程,正在展开,从金融、产业布局到资源配置,一场去中国化的新秩序必随后疫情时代之政治反思而加速推进。 此不幸也,而祸肇于庙堂,苦难却为全民所承受矣! 作为这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其世界体系的广泛参与者,遭逢如此逆转,怨不得别人。 其结果就是,在最好的意义上,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纵便中国)战略机遇期虽未过去,但己进入危中求机阶段,国际上去中国化使形势极其复杂和不利,连非洲等基本盘都出现松动,前期大量投入可能失效。”

尚需指出的是,俄罗斯一直利用疫情与美帝眉来眼去,火中取栗,渔翁得利,直至俄美发表联合宣言,大赞”易北河精神”,旨在”共同应对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挑战”,则挑战何在、挑战者何,实在意味深长,用心与理念均不加遮掩。 置此世界体系自助体,俄人所作所为旨在扩大自家利益边界,无可厚非。 遭到羞辱,哑巴吃黄连的是战狼式外交的主导者,而将吾国吾民置于险境。 将涉关国运的跨太平洋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并非西边一家之责,但却更为吃亏且危乎殆哉。 正是在此,再说一句,几年来封建土围子式外交及其逞口舌之快的小心机,害莫大焉,赶紧休矣!

在此,尤须着重指出,凡我国民,必须阻止狗急跳墙式转移视线的任何战争冲动,无论它来自何方。 疫情档口,未必开火,而大疫后果,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与文明敌意之第次凸显,往往后延半年一载,甚至三年五载,则其时危险系数反而升高,有意为之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更大。1929年以还之世界经济危机,终究催导出1939年之”二战”恶果,殷鉴不远矣。 在此,国朝无需汲汲于跟美帝争锋式的军备比家伙,更不能动不动对祖国宝岛同胞们示狠,老美也别老在中国边上耀武扬威炫肌肉。 就吾国情形而言,建设常态国家与文明国家,而首先是让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免于恐惧,比什么都重要,也更加急迫矣。

五、意识形态偏见与良政的国家理性

中国的去西方化与世界的去中国化同时并进,正在修正着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与雅尔塔体系下的世界秩序,将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再度凸显。 ——实际上,所谓”去中国化”,主要是”去共产中国化”或者”去中国共产化”,而与吾国华夏文明无冤无仇也。 毕竟,十九世纪那种西方列强打上门来的征服式景象,洋大人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返矣。 而且,究其实,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共产极权”是入侵者的蛮族征服,吾国不幸而成其殖民地矣。 在此,有一种讲法叫做”意识形态偏见”,傥论者大言滔滔,指斥外人对于国朝抱持”意识形态偏见” 看似振振有辞,实则根本无理,纯然混淆是非。 须知,类似于文化多元或者价值多元,警惕”意识形态偏见”不等于抽空基于人类良知的正邪判断,更不能以所谓意识形态差别取代正邪判断,而与邪恶为伍,为邪恶张本。 而且,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一旦与权力互为表里,就脱离书斋,展现其现实性,载浮载沉,为祸为福,因而,也就不得不接受人类良知的检视和判别。 当今世界,历经苦难,饱尝忧患,早已晓谕天下而天理昭昭者,就是立宪民主与极权专制之异于人禽,不可两立;良政善治与统治治理分处不同层面,岂容混淆。 时至今日,没人会说对于作为纳粹精神内核的法西斯主义,对于支撑现代殖民势力征伐其他文明的帝国主义,对于奴役戕害原住民的种族主义,对于贬抑女性的男权至上主义——总之,对于凡此种种意识形态之抵抗与排拒,竟然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偏见”。 此为底线,不可突破,如同不能容忍以女童做祈福人牲之邪教,否则便是打开地狱之門。

是的,其所谓”意识形态偏见”,是指对于国朝建制立政的那种”主义”之拒斥。 而它不是别的,就是笔者多所陈述之邪恶的”法日斯主义”。 此种意识形态,将法家愚弱人民的残苛法术、日耳曼马恩之狂悖历史社会理念和斯拉夫列宁斯大林之暴虐专政学说,杂糅混融,以所谓的历史规律宰制当下的人世生活,而他们是唯一掌握这一历史规律者;煽动和利用人性之恶,凭借霸道垄断一切权力与财富,将党国独大及其万世一系凌驾于国民福祉之上,公然宣称国家人民是自己的”家业”,而将邦国及其人民视同予取予夺的殖民地;特别是它摧残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要求一统与服从,践踏美感和人伦,崇奉神棍,迷信暴力,鄙视常识,早已令吾土陷入血海,天下颤栗。 当其狂暴发作之时,多少同胞尸横沟壑,多少灿烂文明善果惨遭毁灭。 痛定思痛,对于此种”法日斯主义”之厌恶、排拒与痛恨,绝非什么”意识形态偏见”,毋宁,乃是常态人类社会正邪不两立之同仇敌忾。 时至今日,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笼罩下,一个令自己的人民恐惧,也让世界不安的政权,其言行不一,恶待囯民,政策飘忽而不可预测。 在此设问,于此怵惕,为人世生活布防,唯恐其少与缓,不惮其繁与速也。 君不见,自由政体世界居安一隅,承平既久,了无斗志,大哥二哥麻子哥,致使”法日斯主义”坐大,本身懈怠而疏忽,终于招致大祸矣!

当下中国,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进程走到了最后关口,几经跌宕,就差最后临门一脚。 将转未转之际,”法日斯主义”借助体制暴力,返身回头,不肯往前走了,致使近代中国超过七代人的长程接续浴血努力可能毁于一旦。 故而,急切呼唤基于人性、呵护人生、尊重常识,而立基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的国家理性,时不我待矣。 在此,尊重常识与人性,容忍独立多元,鼓励自由探讨,兴盛公民政治,尤其是立法保护”国王的忠诚的反对者”,均为其目。 从反面而言,则拒斥党国体制、权力垄断与领袖神话,取消书报检查与思想操控,同为其目。”纲举目张,则”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授受以公,临治依法”,凡此政道与治道,蔚为其纲矣。

顺说一句,值此档口,放眼世界体系,基辛格这类跳梁小丑式掮客术势之徒,已无忽悠的可能性了,走到头了。 保尔森式赚得盆满钵满的骗子,肯定也是见好就收,不敢再趟浑水。 瑞幸之厄,自作孽不可饶,但实为金融绞杀之预演,牛刀小拭,兵不血刃,遭殃的是万千平民,而非国朝权贵与布局套现的巨骗大鳄。 笔者申说之近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由主义第五场战役,在边缘抗争燃烧烽火后,居然是以一场人祸大于天灾的瘟疫而全面铺展开来,正所谓不作不死,而人算不如天算,纵便诡诈,千般机心,奈不过天行有常也! 恰如网议所言,从世界大国蜕变为全球公敌,将此凸显的转折点竟然是一场撒播全球的疫病,虽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其病在腠理,非疥癣之疾,却为肘腋之患,无它,即此”法日斯主义”也! 要是对此邪恶之教义进行抵抗与批判就是所谓”意识形态偏见”,如同对于劫匪之谴责就是”道德偏见”,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六、以真相与责任奠立政治基础

如前所述,现代政治是一种可问责性公民之道,人民为大,派生出有谬与纠谬、认错与道歉的政治文化。 否则,便是恶政,囯将不囯。 秉此以思,为防悲剧重演,则下述八端,允为起点。

第一, 还原历史真相,切实查明新冠流行原因与病毒源头,特别是查明并公开真实病患数据,向全体国民如实交代。 为此,需以“国务院白皮书”形式,载明其间央地政府所作所为,尤其是今年一月三号与一月七号两个时间节点的决策过程及其内容,说明为何及时向美国政府通报疫情,却对全体国民隐瞒撒谎,致令百姓毫无防范,死伤惨重。

第二, 彻底追责,直至最高政治责任,责令向国民道歉谢罪,交由国法论处。

第三, 释放公民记者、维权律师、信仰领袖、民间抗暴义士以及一切类此原因而遭受迫害的无辜国民,停止迫害直言教授。

第四, 在武汉择地修建”庚子哭墙”,刻上所有此疫不幸遇难国民姓名、性别与生卒年月,寄托哀思,永铭教训。

第五, 在武汉择地树立包括发哨人和吹哨人在内的九君子”义民塑像”,以志永念,伸张公民气节,褒扬公义精神。

第六, 由政府出资,设立新冠遗孤与牺牲医护遗属抚恤基金(不包括删帖累死的网警)。

第七, 设立”李文亮日”,也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日”,全民铭记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根本宪政意义。

第八, 取消动辄微信微博封号的网警恶政,严禁网信办侵犯公民隐私、言论自由等根本违宪之专断擅权,取缔警力动辄训诫教师、医生和作家等专业人士的思想警察权力,即刻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撤销一切学术、教育机构尤其是大中小学的党团组织,立刻停止全国范内大规模强拆之暴殄天物、丧心病狂,落实宪法对于私权的保护,特别是将地权归还人民,剥夺政府之为最大的垄断地主的合法性。

进而言之,细节而论,将毛某独占之纪念堂改建为”华夏先贤祠”,列展我华夏文明先贤志士;天安门广场每逢周末开放为 sunday market,还原广场的市民功能;中南海回归文物公园位置,不再为私宅与党派之用。 循此往前,进境于开放报禁党禁,乃至于一人一张选票,每隔三五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挑挑拣拣,为这个大型国族甄选尽心适格的物业管理公司! 总之,启动政改进程,明确宣示政改时间表,逐步抵达”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良政境界,不能再倒退,而时不我待矣。

顺提一句,时至今日,所谓民众未开,因而宪政难行、民主必乱之论,纯为不明所以之论,抑或,恐吓大众之论也。 历史进程从来有赖于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精英义士之前赴后继,示范推导。 想一想法美革命、明治维新与辛亥年间识字国民的人口百分比,就不难理解历史从来都是精英创造推动的。 故而,当下中国,以围绕着包括上述八点建议在内的具体事件而展开公民运动,点点滴滴,撬动僵化政治秩序,推导社会进步与政治改良,此其时矣,其必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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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而言,此番大疫暴露出的体制之弊与强人政治恶果,再度将政体之辩提上议事日程,令中华文明宪政秩序建设的迫切性更加显明。几年来国家政治之逐渐全面倒返毛氏极权与国际体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一危殆景象,有待于即刻拨乱反正,重归”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文明意识和政治意志,而后迈步前行,和平大转型,最终实现”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这一现代中国的理想善境。 否则,昨日的罪恶及其苦难不仅并没随着岁月流逝而消逝,那个作恶的体制依旧,而且,但凡稍一松懈,便已滑落至”文革”前夕。 凡此种种,苦难深重,眼面前的事儿,岂是轻轻一句”翻篇了”所能打发! 朋友,凡我同胞,不愿就是头念那样觳簌苟活的日子,为人为己,就当奋然抗争,再不能容忍极权政制继续施虐矣!

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淺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无耻的歌舞升平、肮脏的鲜廉寡耻;够了,这骁骁漫天谎言、无边无尽的苦难;夠了,这嗜血的红朝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七年来的荒唐错乱、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够了,这七十年的尸山血海、亙古罕見的红色暴政……

庚子春末夏初,忿然、忧然而怆然矣


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

2018-07-24

【编者按】本文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新作。自2013年以来,许章润教授陆续发表《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重思中国立国之基》《保卫“改革开放”》《盛世危言——中国在临界点上》等一系列演讲和文章,批判中国当下政治和社会运行模式在歧路上渐行渐远。本文尤其对2017年冬以来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倒退趋势进行了系统性批判,明确指出要警惕“极权回归”的危险,并提出“个人崇拜”刹车和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诉求,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为数不多直击时弊的声音。端传媒经作者授权,首发全文无删节版本。

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摄:Feng Li/Getty Images


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盖因近年来的立国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线原则,倒行逆施,而这曾是“文革”后执政党收拾合法性,并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为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路线,也是全体公民和平共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共识,本不该动摇,千万不能摇撼。

四条底线

那么,是哪四项底线原则呢?

第一,维持基本治安,明确国家愿景。结束连年“运动”,中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包括连番“严打”在内的强力整肃,阻止社会失范,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尽力实现社会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众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条件,是四十年里现有政体的底线合法性,也是历经劫难后的亿万国民拥护“改革开放”的原因所在。虽说从治安到公正,自就业而尊严,公共产品的内涵缺一不可,而且时移世易,诉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产品阙如之际好歹有底线保障,对于历经动乱和苦难的百姓而言,总是好事。毕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愿景不过是安宁生活,期期于温饱小康,而以世道安靖为前提。虽说此种治安格局及其后来发展出来的“维稳”路径,反过来滋生出新的问题,暴露出政治统治正当性不足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却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宁唯是,三十多年里,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后,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专心致志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坚持二十年不变,则官民互动之下,几个回合下来,一般国民认为不管谁上谁下,他唱罢你登场,反正发展经济、专心国家建设这一条蔚为基本国策不会改变。有此预期兜底,遂仿佛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体安排,你当你的官,我过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谋出此刻这一社会治安格局。换言之,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于国家建设,别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

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于国家建设,别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产权,容忍国民财富追求。从废除私有制,声言私产为万恶之源,到有限保护私有产权,容忍亿万人民对于财富增长的追求,并且诉诸立宪,所谓“私产入宪”,释放了发家致富的普遍人欲,给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应。在此情形下,不仅国家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并以此支撑了科教文卫与国防武备,特别是庞大的党政费用,而且,一般国民亦多获益,生活水准多所提升。此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法制缘由,同时说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获得全民容忍的经济原因。毕竟,动什么,别动大家的钱袋子,是硬道理。其实,此为一切正常人类社会的通则,近世产权理念与人性观念为此特加张本,“改革开放”以“拨乱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实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几十年里,公民社会不见成长,稍有冒头即遭整治,严重阻滞了国民政治心智发育与公民人格养成。政治社会更是不见踪影,导致中华国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见肘。但是,伦理社会基本恢复,经济社会与市民社会确乎多所发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省份,早成生活事实。所谓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领域的有限生活权利,着重于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别是对于自家生活方式无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发型服饰无需看官家脸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脚,旅游宴飨婚外恋,小资麻麻,这世道才有烟火气。较诸毛氏极权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铁桶生活,连裤裆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国民暂弃公民身份追求,而满足于市民幸福,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无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体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为柄,实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虽于一案一事得计,可丧失的却是普遍的市民预期,反而得不偿失。至于北京市以整治市容为据,而将好端端便民商铺酒肆一律封拆,彰显的是“光荣政治”对于市民社会的为所欲为,一种权力的美学恶趣。——就是香港、伦敦与巴黎,超大规模国际大都会,不还都容忍并规划街市交易嘛。至于市场经济之下,笑贫不笑娼与娱/愚乐至死,忸怩作态、无德无识无耻却大富大贵,亦为普通众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逻辑,讲述了一个不得不为了市民常态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价的现代喜剧与后现代闹剧。

第四,实行政治任期制。三十多年里,究其实质,虽说社会多元与政治容忍度明显增长,但整个政治体制未见任何具有实质进步意义的变革,骨子里依旧是那一套陈腐而残忍的敌我斗争与专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贪婪丑态。但因立宪规定了包括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在内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权入宪”,并经2003年以还的十年任期后实现党内和平禅让,终于兑现了最多连任两届、最长十年这一宪法规定,纸上的宪法规定至此似乎积习而为“宪法惯例”,好像立法与实践均双双尘埃落地,这便总算给予国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正在步入现代政治。不妨说,三十多年里嚷嚷政体改革而政体岿然不动,这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来,不管你如何,不过就是十年的事。诸位,百姓无辜,小民蝼蚁,平时面朝黄土背朝天,分散如沙,为养家糊口而劳生息死,根本无力抵抗任何组织化强权。此刻终于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觉也还算是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约,这便随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油米柴盐也。

综上所述,总体来看,以治安为导向的社会控制,在提供治安这一基本公共产品层面,依然有效,但发展至“维稳”体制,局部地区甚至是一种准戒严状态,则尾大不掉,靡费非常,说明体制潜力已然用尽,有待升级换代。特别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制度软肋暴露无遗,更加强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此危机似乎还有所警醒,而近年来对此严重缺乏敏感,却自信膨胀,类如“扶贫运动”和“打黑运动”这种准运动式政经操作方式再度登场,令国家愿景的确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对于私有产权的有限保护与一般国民发家致富欲望的有限满足,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提升了亿万国民的生活水准,但却终于遭遇所谓“国进民退”与实际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公权力肆意剥夺私有产权恶性案件的证伪,倒逼出“私权神圣”这一国民诉求,而背后的逻辑不过是“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一公民认知。本来,“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为古今政治的基本内涵,今日于此必得过关而后安。而最为世诟病并令人胆战心惊的,便是修宪取消政治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着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这才引发出下列全面恐慌。

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 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八种担忧

在此,总括而言,大家的担忧与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个方面。

第一,产权恐惧。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法定的产权关系还能获得立法所宣谕的保障吗?会不会因为得罪了哪位实权人物(包括村委会主任)就企业破产、家破人亡?凡此种种,最近几年间,反倒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缺乏确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冲击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规模富人移民现象作为应对之道。一般中产阶级中下层,温饱有余,但却同样为生老病死进程中随时可能降临的任何意外而担惊受怕,尤其害怕通胀通缩钱不值钱。当然,富人移民的原因复杂,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也不乏洗钱赶紧溜的,更有权贵携款逍遥法外的,但普遍缺乏产权安全感则为通例。官商一体权贵的巧取豪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赢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体。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间传说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时不时演奏个“共产党的终极理想就是消灭私有制”之过门,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嚣,更且加剧了此种不安全感。恐慌之际,高峰居然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两位年轻天才的轻狂之作,其予全体国民的负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获得真切解释。

第二,再次凸显政治挂帅,抛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审查,层层加码,导致出版业遭受重挫,舆论界钳口日甚,中国与外部世界勾连之阻力加剧。甚至出现了鼓励小朋友举报告发父母这类官方宣传品,违忤基本伦理,既反传统又违现代,活脱脱一副极权政治嘴脸,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经的野蛮“文革”岁月,实在匪夷所思。影响所及,大学教师连连因言获罪,因为担忧党政宣传口子找麻烦与课堂上学生特务告密,而战战兢兢。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僚基于政治担忧普遍不作为,而中国经济的成长实在有赖于地方官员基于政绩观而认真干活的发展观。那边厢,“重庆模式”那帮余孽与高校中曾经的“三种人”联袂一体,今日摇身一变,滚雪球,构成“新极左”,喊打喊杀。

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

本来,一般国民对于“政治运动”之苦记忆犹新,新生代汲汲于市民生活,已然习惯于常态经济社会与市民生活,对于人为的“政治挂帅”与毫无逻辑的极权泛政治化倾向,了无兴趣,也不关心,硬逼他们,只能徒增反感。实际上,几十年来,上下一心,这个政治体制还能获得国民容忍,就在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谋发展,不再天天运动式“讲政治”,停止或者减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会上演什么“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这类荒唐闹剧。终究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需转向以宪政建设为中心,而于政经两面次第推进建设现代国族,为现代中国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却依然应该是固守前者,再谋他图,岂能背道而驰。

第三,又搞阶级斗争。前几年官媒与官方意识形态主管官员屡提阶级斗争,早已让大家一阵恐慌。这几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怀疑会否重搞斯大林—毛韶山氏阶级斗争那一套。犹有甚者,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别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将全体公教人员悉数划入,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于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而再度引发重回过往阶级斗争岁月的阵阵恐慌。因而,对于“斗,斗,斗”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国民记忆,及其是否重回华夏大地的普遍担忧,使得政治疏离感日增,和合与祥和气氛日减。本来,“私产入宪”与“人权入宪”,伴随着两任到顶这一党内禅让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个常态国家渐行渐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动用“斗”字诀,可这几年的做法却仿佛与此背道而驰,大家自然心惊胆战。

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别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于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

第四,再度关门锁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闹僵,却与朝鲜这类恶政打得火热。中国的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是中国文明的自我进步,循沿的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固有逻辑,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在中国落地后之发育成长,并非外力所能主导。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却是在重启“改革开放”而与西方世界关系改善之后,以进步主义为导向,以“与世界接轨”为目标,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场经济快车实现的。没有“开放倒逼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而与朝鲜、委内瑞拉这类失败国家、极权国家打得火热,违背民意,忤逆历史潮流,实在不智。虽说民间调侃,鉴于中国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于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担心两国交恶,但明暗之间一闪失,倒霉的是这个据说全民所有的国族,而必然落在每个具体的百姓人头,摇撼的是他们的口粮与衣衫。在此,究其缘由,就在于以政党理性代替国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国家理性压制公民理性,不思进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后于时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第五,对外援助过量,导致国民勒紧裤腰带。据说中国已成世界最大外援国,动不动“大手笔”划拉几十亿几百亿。此就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不少地方还处在前现代,实在是不自量力。究其根源,扩张性“光荣政治”逻辑作祟,蔚为主因,而公子哥心态与做派亦且难辞其咎。现有的国家财富,包括那三万亿外储在内,是四十年里几代人血汗累积的,更是远自洋务运动以还数代中国人奋斗的善果,怎能随便乱花。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终有结束之时,则如此慷慨,类如当年无原则“支援亚非拉”,导致亿万国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甚至于饿殍遍野,在在不能重演。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官媒以“共克时艰”号令,傥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刻遭遇百姓无情嘲讽,“去你妈的,都哪儿对哪儿呀”,正说明人心所向,早已非当年那般忽悠得了的了。

第六,知识分子政策左转与施行思想改造。虽然早就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一有风吹草动就拿他们当外人,甚至当敌人,已成国朝政治的最佳晴雨表,也是政制底色的政治表达。教育部一再声言要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教育,网传必须重点防范海归教师,以及高校中的极少数文革遗左纷纷如打鸡血般跳将出来喊打喊杀等等,都令人担忧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再度降临,特别是伴随着政策左转而再次施行思想改造运动,乃至于不排除更为严重的态势。“妄议”大棒挥舞,人人噤若寒蝉,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而无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则探索未知、学术精进与思想创发云乎哉。本来,历经这四十年的积累奋斗,再好好干一、两代人,中华文明有望迎来一个思想学术的全盛高峰。但是,假若此种钳口政策再延续下去,甚至日益趋紧,则此种可能性无望变成现实性,中华国族终究只是精神侏儒与文明小国。

第七,陷入重度军备竞赛与爆发战争,包括新冷战。短短十年间,整个东亚其实已然陷入军备竞赛,但所幸爆发战争的概率依旧尚处可控层面。问题是,不能由此打断中国的常规发展,就此摧折了尚未最后水落石出的伟大现代转型。两年来,在“阻止中国陷入全面内战”与“保卫改革开放”两文中,笔者都曾指认中国逐渐于“维稳体制”之上又叠加了“战备体制”,就在于提示其危险性,防范其负面影响。此刻随着内政紧绷与外贸纠纷日甚,经济下滑可能性加剧,则其进程不可控因素增多,防范其不至被迫走向战争状态,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绝非杞人忧天。坊间舆议提醒中美贸易争端不应再引向意识形态之争,更不要进行政治模式之争,亦为同此忧虑而发,还算靠谱。

笔者都曾指认中国逐渐于“维稳体制”之上又叠加了“战备体制”,就在于提示其危险性,防范其负面影响。摄:VCG via Getty Images


第八,改革开放终止与极权政治全面回归。虽说“改革”一词已然多少污名化,毕竟,恶政亦且假尔之名而行之,但在当下中国语境下,置身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临门一脚的现状,较诸爆炸性革命与极左式的倒退,改革依旧是最为稳妥的路径。改革空转,抑或不进则退,早已非只近几年的事了,实已延绵一届任期。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说是极权回归,就在于胡温任期,仿佛出现极权向威权过渡趋势,故而称为“后极权时代全能型威权政制”。但这两年反其道而行之,这才引发“极权政治全面回归”的恐慌。中国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37年抗战爆发,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进程,致使追求日常政治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的现代事业因而被迫延宕。今日这一波延绵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转型已到收尾时段,有待临门一脚,切切不能再因战祸而中断。倘若中断,下次历史机遇何时再来,恐伊于胡底矣。

八项期待

当此之际,针对上述担忧与恐慌,从内政着眼,无涉经贸(包括大幅度减税),也不上纲上线到民主法治层面,仅就下列八项而言,具体而有形,允为时务。

第一,杜绝援外撒钱“大手笔”。非必要的无谓援外大撒把,砸钱,最令一般民众反感寒心。中国尚处发展爬坡时段,无论基础设施还是民生福利,均难题如山,任重道远。且不说养老、就业与教育,但就乡村凋敝而言,就压力山大,而需公权力多所措意。否则,半个中国仍处前现代,等于现代中国只是个半拉子工程,谈何文明复兴。近日中阿论坛期间宣布拨银两百亿美金,设立所谓阿拉伯国家“重建专项计划”,并且“探讨实施总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有关国家维稳能力建设”。可我们知道,海湾国家个个富得流油,何需尚有上亿未曾脱贫国民的中国在此充当冤大头,让人不禁感慨有司心肠何在,还把自家国民当人待吗?——纵便此间涉及“战略布局”,但难免搅入既有大国博弈,而导致战线过长,亦嫌稍早。而且,凡此支出,完全无视既有预决算体制,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库司库宪法职权撇在一旁,在实质性瘫痪既有官僚科层建制化之际,等于向宪制与法制开战。

第二,杜绝主场外交中的铺张浪费。开个平常的会,就使劲折腾,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其实既无里子也无面子。此为“光荣政治”,而非“实利政治”,更非“实力政治”,亦非什么“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具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非徒谋虚荣者不为。照此思路,联合国所在地的纽约峨冠博带,岂非天天戒严不可;全球性组织最多的日内瓦和巴黎,衣香鬓影,还不夜夜都要放烟火?就国家自助体而言,概需以实力立世,而旨在谋取实利,同时不废道义心肠。两项既存,三者并立,沾溉国民,荣光不求自来。无此维度,汲汲于光荣政治那一套,当事者出头露面好像挺风光,而不恤民力,做冤大头,实则招人鄙夷,也会激发民愤。连举世嫌弃的隔壁独夫胖墩来,居然大阵仗迎送,那文图俱在、传闻中酒席宴上128万元一瓶的矮嘴茅台,说实在的,一下子令亿万国民离心离德。——还中国梦呢,做梦吧!

第三,取消退休高干的权贵特权。国朝体制,高干生养病死全赖国库,而享受超国民待遇。原有生活待遇、医疗标准与度假休养诸项,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大家耳闻目睹,而至今不敢公布,正说明见不得人。此种体制,承继的是朱姓子民、八旗子弟的奉养传统,既违忤曾经自诩之革命精神,更不符现代公民立国原则。若说什么“封建残余”,此为典型。国民痛恨不已,可毫无办法,遂成制度招恨之一大毒瘤。这边厢普通人民住院难,那边厢高干病房巍哉峨兮,隔离于一般病区,让多少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每一丝仇恨都可能在某个时刻于心田中成长为惊天雷暴。

第四,取消特供制度。七十多年里,其实早从延安时期就已开始,无论是在国民饥寒交迫的年代里,还是此刻亿万百姓为婴儿奶品、日常食品安全而提心吊胆之际,特供制度供养着这个号称人民政权的高层权贵,提供着一般人做梦都不敢想像的诸种特权,除开几个极权政体之外,举世找不出第二家,可谓豪奢之至,而无耻之尤。社会恒有差等,贤愚贫富实为自然,但那是结果,而非抹煞起点平等的公民理想,更非公然利用国库供养少数权贵。此制一日不除,“第34号”依旧,中国食品安全就一日没有保障,两方同样无任何真正的安全可言。

第五,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有关于此,民间早已呼吁多年,居然毫无动静,说明其间猫腻最大,最见不得人。现有官员升迁程序中对于子女玉帛的说明,只限内部掌握,存见于干部档案,而一般国民无从知晓,遂使一切迷雾重重。而无论人力物力,还是技术手段,早已成熟,正为施行此制,并经由全国联网,用十四亿双眼睛施行有效监督,铺垫好一切基础。反腐而腐败不止,就在于搞成了内部的事,而非基于政治公开原则的法制作业,缺的就是阳光法案这一环。你们若非心虚,那就施行此制,让一切大白于天下吧!你们要是正心诚意,那就加入大多数国家均在其中的国际反洗钱组织“艾格蒙联盟”(Egmont Group)吧!何必云山雾罩,将亿万国民当二百五。

今明两年的适当时机,如秋季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或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例会,通过再度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保卫改革开放、防范重回文革极权政治。

第六,“个人崇拜”亟需赶紧刹车。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想到神州大地再度兴起领袖个人崇拜。党媒造神无以复加,俨然一副前现代极权国家的景象。而领袖像重现神州,高高挂起,仿佛神灵,平添诡异。再者,官员讲话,本为秘书手笔,不过等因奉此,居然汇编刊行,精装亮相,全球免费赠送,徒耗纸张,令人喷饭。此间不仅需要反思为何当事人如此弱智而好名,更需要检讨为何曾经遭遇此种戕害的偌大国家,包括她的芸芸“理论家”“研究者”,居然对此毫无抵抗力,却不乏舔痈吸疽之徒。而亿万人犹如虚无,竟然容忍其大行其道,奈何不了那几个马屁精大员,正说明所谓启蒙是一个未竟事业,需要每一代人在公共事务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方能如履如临而砥砺前行。而且,它更加说明中国尚未完全进入现代世俗理性的常态国家境界,而有待接续奋斗矣。

第七,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此间作业,等于凭空制造一个“超级元首”,无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联翩而顿生恐惧。因此,今明两年的适当时机,如秋季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或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例会,通过再度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保卫改革开放、防范重回文革极权政治。《宪法》既立,无论是何种质量的宪法,本不宜改来改去,无奈这是大转型时段过渡政体下的一部临时宪法,只好频繁修订。但愿转型落地之前,这是最后一次修宪。

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第八,平反“六四”。今明两年,适值“改开”四十周年、“五四”百年与“六四”三十周年,一连串所谓敏感节点纷沓。而中美贸易战的后果,亦将延时第次显现,增加了所谓的不确定性。在此,既有的“维稳”思路是“以治安对付政治”,叠加上“用政制钳制政治”,而非“以政治迎应政治”这一常态政治之道。当年给“四五”平反,从此每年四月五号不再成为敏感节点,就在于“以政治迎应政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结果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因此,值此迎来“六四”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当局于今明两年适当时刻公开为其平反,不仅表明“以政治迎应政治”的诚意与智慧,而且,从此每年六月四号无需再如临大敌,为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扫清障碍,既裨益于民心舒畅,更有助于收拾政治合法性。

以上诸项,均为现代政治的一般常识,也是刻下国人的普遍诉求。此番“冒着杀头的危险说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就在于举世滔滔,若无此说法,就无此立法,从而吾侪百姓没个活法,其奈也何,呜呼哀哉!

值此迎来“六四”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当局于今明两年适当时刻公开为其平反,表明“以政治迎应政治”的诚意与智慧。

过渡时段

两年多来的世界进入政治调整小周期,无需惊恐,远未到分晓时分,更须也唯有稳健推行内政改革,健全国族身心,方能应对过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这艘世界大船持续扬帆于和平与发展的常态政治航道。冲突与战争是人类这个残忍物种的常态,但是身处历史机遇关头而推延或者避免其发生,则为政治的天命所在,更是对于肉食者政治智慧与德性的大考,而人类恰恰就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为世间最高智慧。就刻下情形而言,纵便事态已如今日,也还未能根本偏转“和平与发展”这一大势。而这就是历史机遇,就是所谓的“机遇期”,唯智者方能攫获,而不至于东怼西怼,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也。

至于太平洋沿岸东西两大国均不期然间先后步入“老红卫兵执政”状态,是而且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现象,实为每临历史危机关头就会出现的那种一再上演的乱象之再现而已。就此岸言,其毫无历史感与现代政治意识,更无基于普世文明自觉的道义担当,昧于时势大道,却又深濡文革政治烙印,虚骄之下,允为干才而用力过猛却用错了方向,致使弄权有术,当官有方,而治国无道,岂止折腾,直是倒行逆施。就彼岸看,实为一群依旧生活在列强时代与冷战政治中的老不死幽灵登台,虽不乏对于当今世界政治图景与文明变局的现实判断,却同样缺乏历史感,短视而贪婪,根本开出了误诊处方,反将早年裙带资本权贵的重商主义国策与基于唯我独尊、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式傲慢偏见与粗鄙蛮横,赤裸裸的讹诈,尽兴抖露无遗,展示了一个文明衰败的疲惫帝国狗急跳墙式的晚期症状。而自大爱国狂适成祸国害人精,所谓爱国贼,中外古今,史不鲜见。同时,它还说明,如同“坏人变老了”一般,人人都是自己早年教育体系的产物,此后无所用心,了无自省,便难以挣脱羁绊。以旧知识应对新事物,却又自信爆棚,遂刚愎自用。其理念,其政策,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过是“发霉的旧货”。

此时此刻,就中文世界的一般舆议心态与脉络来看,基于公民理性的政治自觉已然充沛发育,更不缺昂扬正大的道义立场,但少见基于国家理性意识的文明自觉,特别是未能梳理清楚适用于“国家间政治”的国家理性与适用于“国家政治”的公民理性之二元分际,而混战一团,指东打西,甚至崇拜起彼岸老红卫兵来,将自己降格到铁锈州红脖子们的水准,套用一句名人名言,可谓“土样土尿泡”。同时,也是政体感召不足,导致认同缺失或者疲弱,而使国民身份与公民认同两相悖逆之怪象。毕竟,“大清”与“中华”,虽纠结缠绕,还就真的不是一回事。你们“坐江山”“吃江山”,江山有事了,就让大家“共克时艰”来“保江山”,这不扯淡吗!有舆议感慨,一些人说话办事,仿佛自己不是中国人,而处处倒为对方设计着想,实在是怪而不怪,正为向心力凝聚力这一软实力不足国族常见的景象矣。再者,撇开究竟何为“中国人”等等认知争议,置此情形下,可得申言者,两边各说各话,越是昂扬正大,越可能将话谈死,而无转圜余地。凡此再度说明,国族的政治成熟必以其知识精英的心智作育为先导,而心智作育要在精神自由,众口喧哗却又紧扣人生与人心的普世心思,摒拒任何定于一尊的愚妄与傲慢,要求当局不要再钳口日甚,而把言论自由还给读书人——毕竟,“子产不毁乡校”——从而,在几代人的接续用功磨砺中,涵养保育中华文明思想母机,护卫其功用,强化其势能,这才有望清醒观势,冷静应事,而清明用世矣。

目前来看,当局一再重申绝不会因为贸易战而改变“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也不会动摇在开放交往中发展经济的既有路线,并决心协力捍卫多边体制。与此表态相呼应,并有相应开放措施出台,仿佛尚有定力。其于证明“开放倒逼改革”这一中国式发展路径依赖的同时,却又似乎未见任何实质性内政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则不免令人失望,而对其诚意和实效,采取游移观望态度。故而,上述八项,允为时务,先做起来再说。

都说你能干肯干,这八项你只要干一件,我们就欢喜。你要是干三、四件,我们就心服口服。你要是全干了,则普天同庆。

年初高官曾经宣示今年还要陆续放大招,以回应“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此刻时间过半,宁信其有,且翘首以待矣。

最后,顺说一句,陕西省梁家河村四五十户人家,常驻百十来口,居然在上海设立联络处和农副产品展示馆,一望可知非淳朴乡民所能为,毋宁,官商勾结的媚上双簧,于各怀襟抱中各逞其图。还有,最高检开设“12309检察服务中心”,层峰邀约与此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梁家河村支书共同揭牌,同属太监姿态,希图借此创造勾兑机会,拍马屁不要脸。至于陕西省社科联的招标项目“梁家河大学问”,以及近年来各类所谓社科项目之造神运动与领袖崇拜,反现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耻,丢人现眼,更不论矣!凡此种种,太作了,太过分了,而过犹不及,只会把我们带回那个人人觳觫苟存的酷烈人世也!

话说完了,生死由命,而兴亡在天矣。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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