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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上帝是红色的:中国十字架地下寻访录|廖亦武

野兽按:2016年参加台北书展的时候,购买了三本廖亦武先生的著作。1.《六四:我的证词》中文版,台湾台北,允晨文化,2011年;2.《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死故事》中文版. 允晨文化. 2012年;3.《上帝是红色的》中文版,台湾台北,允晨文化 2014年。

而他的《底层访谈录》是2004年就读过的,中间也在网络上读过他的不少文章。今年开始细读他的《上帝是红色的》,之前在matters上已发过两文来推介廖亦武先生给内地的书友。1.廖亦武:恐惧是没有用的;2.诗人廖亦武与《南方周末》。而且会在每文下头不断更新与廖亦武有关的文章和报道。昨天在微信公号上推送了《百岁修女张印仙》,今天就在这里好好推介一下《上帝是红色的》这本书。

百岁修女张印仙​的故事

老威 陈寿文 昨天


台湾好友谢小韫写信告知,109岁的修女张印仙已在弥留之际。我回复道:“往事如云涌来,泪水溢出眼眶。”

2009年8月23日下午,我在云南大理古城人民路天主堂修道院内,采访了这位“因愤怒而长寿”的修女,当时她102岁,手脚麻利,思维清晰,声称:“CCP不归还传教士留下的全部教产,我绝不闭眼!”

张修女曾在1980年代初,背负另一90高龄的修女,在大理州政府大门前,绝食示威达28天,轰动一时,终于索回被强行霸占的80年天主堂。

台湾友人谢小蕴也多次去探望她,还经常转寄她的近况。最後这封信,她写道:“亦武兄,附上大理的张修女照片,她已经卧病在床,无法言语。她的一生完全彰显了神的爱,我们向她老人家致敬,也祈祷神让她没有痛苦地回到天家!

我却想起迪兰.托马斯的《挽歌》:

从她的眼里,我看见世界上最高的光在闪耀…..

她轻轻地躺下,越过了山峰……

在草地的下面,在乌云的上面,爱着,然後生长。


百岁修女张印仙

前 奏

大理古城的土著居民,都晓得人民路天主堂里,有个百岁修女。但是外来客不晓得。我也是去年偶然晓得的。那是个晴朗夏日,来自巍宝山长春洞的逍遥道长,邀约几个文人,一同拜访已做神父的旧日同窗。不料刚进天主堂大门,就碰见此尊神仙,居然腿脚麻利,出土人参一般崎岖而鲜活。一听说她的岁数,我立马贴身追随了十几分钟,在高墙内兜圈五六趟,倾力巴结,却没搭上一句话。

稍后往来数次,终于搭上话,却半句也搞不懂,还引起天主教徒们的警觉。有个70多岁的婆婆,在众人的推举下,过来盘问:先生你哪儿人?信主么?参加敬拜么?我答:准备信呢,所以对这位老前辈感兴趣,想交流一下,你能为我们翻译?婆婆说:不能,谁晓得你是干啥的。我说:我写书的,帮帮忙嘛。婆婆说:记者么?那更不能了。我劝你走吧,先征得宗教局的同意再来。

我当即绝望,随之返乡,直至翻年,同样的晴朗夏日,又卷土重来。汲取了教训,我在天主堂外围盘桓多日,分析情报,并伙同基督教徒鲲鹏,从教会门卫室、对外接待室、厨房、礼拜堂、修道院,逐步深入。鲲鹏擅长谈经论道,弄得众人点头称是之际,我这边就乘虚而入。

我们终于接触到关键人物陶修女,她35岁左右,目光清澈,为人厚道,且长期照顾百岁修女的起居。我们沟通顺畅,并提前4天,敲定了这次拜访。

这是2009年8月23日,星期日弥撒之后。我们又在修道院这边等候个把钟头,陶修女才匆匆赶来,牵起活神仙,就朝外走。访谈接着在空荡荡的接待室进行,节奏极快。我们考虑到老人身体,建议歇口气,陶修女却说不必,她的状况不错,自己煮饭吃,食量还大,还是个老顽童,你说她不行,她就把装满土的花盆拉来拉去,显示有劲道。

我们都笑。老人一笑,皱纹猛然舒张开,如褪色的斑斓虎皮。她叽哩哇啦好一阵,根本听不懂。陶修女打趣说,主要是牙掉光、不关风,再加性子急、嗓门高,就把本地话扭曲成了外国话。

陶修女自始至终,紧贴活神仙,冲她的右耳喊话,因为她的左耳左眼,都不灵光。但记忆和思维却清晰无比,叙述到激愤处,屡屡要跳脚,那种波涛汹涌,可与莎士比亚笔下疯掉的李尔王媲美。

她还掏出贴身的3个十字架,供我们鉴赏。其中一个,据说已经挂了60多年。在两个多钟头的谈话临近尾声时,她还嚷嚷不愿吃饭,也不愿走。大家都劝她扶她,而她却挥舞双手,指东打西。意思是四面墙的外头,还有好多地盘被抢去,她一直不愿走,就是要亲眼看着还回来。

这辈子,气性大而长寿的,我也只见着这一个。

正 文

张印仙:我天天在教堂,祷告、做饭、走动、晒太阳,也看看花草,看看蚯蚓和蚂蚁,给它们松松土。如果不在呢,就去旁边的市场买菜了,过一会儿,又在了。

老威:哦。

张印仙:我在,心也在,主也在,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人,也在。

老威:哦。

张印仙:我掐掐自己,老肉老骨头,还晓得痛呢。

老威:哦。

张印仙:1908年8月3号,我出生在云南曲靖城,父母取学名“张印仙”。我记不得父母的模样,只记得有个哥哥,被军阀抓了壮丁,后来死在战场上。

老威:连父母的模样也记不得?

张印仙:梦里出现过,可醒来就忘掉。我是个孤儿,刚满3岁,就被我的一个叔叔送进昆明的方济各会修道院,侍奉天主。

老威:你的叔叔?

张印仙:是教会的神父。大约在清朝同治年间,天主教就由越南传入云南,在昆明、曲靖一带落脚了。所以到了我的小时候,法国巴黎的外方传教士已经很多,教堂也遍及城乡,门派也复杂,有耶稣会、圣心会、天神母皇会、保罗会、方济各会等等。我在修道院跟法国神父和主教识字、读经、听弥撒、做祷告,也干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儿。高墙外乱兵乱世,民不聊生,而主却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小环境、童年的庇护所。

直到13岁,我才跟孃孃李华珍来到大理。当时古城只有几处临时天主堂,后来却发展为滇西最大的教区,包含丽江、保山、迪庆、临沧、德宏、思茅和西双版纳,有汉族、白族、藏族、彝族、傣族、景颇和哈尼族的教友8万多。再后来,圣心会购买大片教产,由法国主教叶美章全面负责,修建了修道院、孤儿院和这座远近闻名的礼拜堂。

老威:规模宏伟啊。

张印仙:当时住在教会的,就有400多口,法国的主教和神父至少十几个。星期天弥撒,古城内外、海东海西的人,潮水般涌来,礼拜堂装不下,大家就在外面院坝,有跪的,有站的,还有小孩子爬树爬楼的。我也是小孩子,可我入门早,台上的管风琴奏哪段,我就能唱哪段,主教讲《旧约》里哪段,我就晓得出自哪页,下文的典故和箴言是啥。许多人夸我聪明呢,只有孃孃冲我瞪眼,意思是“不许卖弄”。

老威: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红色洗脑,什么“宗教是帝国主义奴役人民的工具”啦,什么“育婴堂是地狱,修士修女把儿童当实验品”啦。

张印仙:呸呸。文革中批斗我们,还说教会杀了多少多少孤儿,神父主教是吸血鬼呢。我不能反驳。明明晓得是造谣,也不能反驳。为啥要造这样的谣?中国人的罪孽还不够深?主啊。

灾荒年,兵荒年,本地的穷人经常丢弃自己的孩子。有点人性的,还晓得选个好天气,乘月光不错,把娃娃用棉布包裹几层,悄悄放在教会大门口。等第二天大早,修女们一开门发现,自然抱进去,无论好的还是病的,那个心疼劲儿!会打算盘的,或亲情难于割舍的,几年后渡过难关,再来相认吧。其实永不相认的更多,那时候呀,人越穷,孩子越密,都像动物,捡健壮的、熬得出头的养。

我眼睁睁地看过多起,女娃娃,还没断奶,就抛在山坡或海边,任野兽或野狗,一个个糟蹋。男娃娃,生了病,眼看不得活,也同女娃娃一样,四处丢。修女们外出碰上了,就捡回来,让教会的神父和主教抢救,他们都会点医术,打个针喂个药,还挺内行。刚刚丢弃的,兴许能救转,能和我一样,在孤儿院抚育成人;已经过了夜,或被野物动过,缺条腿、缺个其它零件的,就只有祝福,道几声“阿门”,然后埋在南五里桥村的天主教墓园了。

老威:我去过那墓园,只剩下一片玉米地。

张印仙:也是教会买下的,很早了。主持修建天主堂的叶美章主教,死后就埋在里面,还有几个法国神父也埋在里面。

老威:他们叫啥名字?

张印仙:太久远了,记不得了。还有不少本地信徒,不少捡回来又夭折的孩子,有的不足月,有的两三岁,我主慈悲,他们都通过仪式,进了天主教的墓园。无论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普通信徒或弃婴,墓碑上都嵌刻了他们的生平,只是有的复杂些,有的迫于无奈,简略一点。

老威:弃婴的墓碑咋写?

张印仙:由捡他的修女取个名字,有可能是中文名,有可能是法文名,然后生卒年月,发现于何地,最后都有“天主垂怜,阿门”。

老威:弃儿能与主教、神父葬一块,这在中国传统里是不可思议的。

张印仙:如今全被毁掉。一块天主教墓园,一块基督教墓园,本来是邻居嘛,可以互相串门嘛,都毁掉了。连地基也要不回来。所以后死的天主教徒,像刘主教,像我孃孃,都进不去。

老威:唉,这是劫数。

张印仙:到1940年代,收养了孤儿200余,占教会总人口的一半。多数修女都变成“全职保姆”,少数懂医术的,就做“门诊大夫”,给老百姓的孩子喂药打针,有时也喂饭喂糖。我在厨房熬牛奶、米糊、面浆,来代替母乳,有时一天抱进来四五个,饿得直抽,就给个甜奶嘴先咬着。至今,大理古城还存在几名被教会收养过的孤儿,七老八十,人都快入土了,还怕沾着“里通外国”的罪名,不愿承认。

老威:为啥?

张印仙:他们叛过教,脱离教会,这是终生污点;后来形势好转,想回归,又乌龟一样缩头缩脑。还有个神父,已经还俗结婚生子了,到了八几年,居然还厚着脸皮宣誓效忠主,其实惦记着刘主教的位置呢,真枉费当年传教士们的苦心栽培。

嘿嘿,回顾我的前半截,真幸福啊。教会人来人往,可鸟叫比人声亮,秋天到,一阵阵风吹落叶,呼、呼,眨眼就满园黄灿灿。只有辩经和弥撒时,院内才闹热一点,但仍很安静,心里喜乐的那种安静。现在的大理二小、大理四中,过去都是教产。我呢,累得直不起腰,可傻傻的乐,我特别喜欢打扫礼拜堂的卫生,擦洗祭坛、桌椅、神像、箴言,真幸福啊。教会十来个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的主教和神父,都总是夸奖我,有时也开开玩笑,“罚你独唱3首《赞美诗》”,兴致一高就加入进来,比赛歌喉。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1949年8月,也就是临近解放,从大理教会派去香格里拉传福音的瑞典神父Maurice Toruay被乱枪打死。噩耗如乌鸦,嘎嘎传来,大家在凶兆中跪下祷告,求我们的身心得到保守,坦然接受种种煎熬,穿越将接踵而至的魔道,像 Maurice Toruay那样以生命荣耀主。

这次超生弥撒没多久,解放军就进城了,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全国红透了,苍山洱海也红透了,连教堂内外,也飘扬着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外国主教和神父们被当作传染病,隔离在几间小屋内,窗帘遮得密密实实,门口有解放军持枪站岗,谁也不准靠近。

老威:远远打望可以吧?

张印仙:还不敢公开打望。革命群众眼睛雪亮,会骂你“戒不掉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

老威:这是哪年?

张印仙:1952年,2月份,外国人都撵跑了。

老威:开过会么?有最后的弥撒么?

张印仙:礼拜堂贴了封条,禁止入内,接着是人人过关,接受审查。绝大多数信徒害怕,纷纷退出教会,响应政府号召,回家务农。有的却公开叛教,“听毛主席的话,与奴役人民的天主教划清界线”。听说主教们在解放军代表事先拟定的文书上签名,表示放弃一切“剥削”财产,还划了十字。其实全部教产都是花钱购置,受当时法律保护。传教士们撤走好久我才晓得,偷偷哭了几回。我的生命是他们给的啊,是主通过他们的手给的啊,否则我在3岁前就夭折了。

老威:天翻地覆,大伙要重新做人,或者重新做鬼了。

张印仙:1952年,永世难忘。曾经极其荣耀的大理教会,人去楼空,老鼠成堆,400多口,最后却只剩我——修女张印仙,我的孃孃——修女李华珍,本地主教刘汉臣3人。军代表限令我们搬家,刘主教说,天主堂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啊。

老威:够顽固不化的。

张印仙:但是到了年底,他们威协说,不搬就拿绳子绑走。于是某一天,我们3个被民兵押解着,出古城西门,安置到苍山脚下的一个村子,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监督劳动”。随即,我们的教产被统统霸占,一部分建大理二小,一部分建大理四中,剩下的房屋,政府安插了许多人进住。

老威:当农民?

张印仙:被踩在脚底的贱民。

老威:多少年?

张印仙:1952至1983,31年。

老威:怎么过来的?

张印仙:自己种粮食自己吃。我们离开教会时,除了身上穿的,任何东西都不准带。汗流浃背地赶拢村子,连口水也不给喝,就被揪进会场,与撵出庙子的和尚尼姑,撵出道观的道士道姑,还有基督教的男女信徒,形形色色的,站成两三排,被几百村民团团围观。名为批斗会,实则看稀奇。大家喊口号,喷唾沫,拳头在我们鼻子尖尖晃来晃去,很是苦大仇深。工作队在木头台子上讲话,那时候没有电喇叭,就举着个镔铁话筒干吼。刘主教被扇了几耳光,我孃孃就挡在前面去争论:无冤无仇的,凭啥打人?那个刚刚在土地改革中翻身作主的贫农说:反动派,不打就不倒。我孃孃说:我们不是反动派。贫农说:你们是精神鸦片,是三座大山,是帝国主义剥削人民的走狗。我孃孃说:我们都是穷人家出来的,我们没剥削。贫农说:你还嘴硬。于是周围响起一片口号:打倒反革命修女!我孃孃说:尽管打好了。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也给你们。

老威:耶稣的箴言?

张印仙:他们不懂,就晓得瞎起哄。后来经历的政治运动多了,就明白了,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和尚、道士、天主教、基督教,斗争腔调大同小异。打倒你打倒我、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然后才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什么什么胜利万岁。批判天主教和批判佛教、道教、走资派的发言稿,随便改几笔,就可以通用。

老威:老人家明察秋毫哦。

张印仙:斗争会开过,丢了两间石头房子给我们住,四面透风,跟猪圈一样。刘主教和我孃孃已比较老,经不住折腾,只有稍微年轻的我,去跟村里要锅碗瓢盆、五谷杂粮、床铺被褥,打张借条,写明今后挣够了归还。

接着就是开荒种地了,这活儿不难,有气力就行,我打主力,两个长辈帮手。平时不搞阶级斗争,村里也借牛给我们用。苍山又高又大又绿,养点点猪和鸡,畜生们自己晓得找吃。把地里的青菜装坛子,做成酸菜,再带几十个鸡蛋,就能挑到下关去卖了,买油盐酱醋。这样熬磨几年,过得稍微像个人样了,上面又号召大跃进,办公共食堂,自家东西统统上缴。几百号人吃喝在一块,敞开肚皮瞎整,没几天,灾荒年到了。饿死人哪,那些傻吃傻喝,把肚皮撑大了的,几乎都饿死掉。我们熬的稀粥,能当镜子用,双手捧到阳光下,我孃孃浮肿个脸,还开玩笑:哦哟,碗底有个鸭蛋黄。刘主教说是“画饼充饥”,孃孃却坚持认为,我们喝着主赐予的“太阳鸭蛋粥”,热量是普通粥的几倍。

老威:又凄凉又温暖嘛。

张印仙:后来稀粥也没得喝,就只能漫山遍野寻野菜、草根、苔藓,甚至剥树皮和地衣。青壮村民不耐饿,急了,刚埋的死人也掏出来,割肉煮。和尚也四处堵老鼠洞,碰运气抓住一只,来不及剐皮,就活生生朝嘴里塞。哎呀,那年头,乱套了,如果灾荒再持续两年,恐怕我们也被人家吃掉。感谢主,没有祂的保守,活不了。

老威:你们还祷告么?

张印仙:天天祷告。在路上,在坡上,在家里。经书早就背诵了几十年,在脑海,在骨头,在肺腑,一笔一划刻着,谁也抹不掉。我们在地面受难,灵魂却在天国,接受主的奖赏。无神或信邪灵的,当然不晓得主的奖赏为何物。再饿再苦,你不要告诉世人,因为他们比你更饿更苦;你感觉头昏眼花,快不行了,你也不要向世人呼救,因为他们连自己也救不了。你只有求告主,死死生生算啥,祂会让你平安。

有一次,我和许多人一样,在山坡间晃荡了大半天,还寻不着可吃的。一屁股下地,就再也起不来。旁边有几朵彩色野菌,就是没人敢动的那种毒菌,我一时软弱,就扯来吃掉。土生土长的我,不是不晓得厉害,可饿死和毒死,哪种更好?

我跪着祷告,求主宽恕。几分钟,肚子剧痛,我拼命地抓舌根子,想呕吐,可体内太干净了,毒菌转眼就消化。稍后,手脚不由自主哆嗦,腮帮子不由自主哆嗦。我抱着一棵树,还是坚持祷告,哪怕马上死,也不能忘记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

我昏倒了,天黑时又醒过来,月亮像道门,压在树梢顶。我试一试,居然腾地站了起来,肚子还是饿,可不太难受。我连念几声“阿门”,我主保佑!活着就是奇迹!

老威:是啊,你们都活着。

张印仙:刘主教和我孃孃死掉了,葬在苍山腰,我的墓穴也在那儿。

老威:无论阳世阴间,你们都算三位一体。

张印仙:文革时,刘主教被揪到海东,与我们分开。他孤零零,挨了很多打,身体垮了。1983年,宗教政策落实,我们又聚一块,宗教局在教会对面找了两间小屋,暂时安顿我们。

老威:咋个在“教堂对面”?

张印仙:我们进不去。教会的旮旮角角,都住满人了。大理四中的礼堂,就是这座建于1927年的礼拜堂,不过祭坛和神像都打掉,换上马恩列斯毛的大像。每天早晨,中学生们就在礼拜堂前升国旗、唱国歌,“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老威:天主堂沦为无神堂了。

张印仙:我们依据政策,先和学校交涉,再和教会住户交涉,可人家也振振有辞:共产党让我们住这儿,二三十年了,生儿子,又生孙子,咋可以说搬就搬?刘主教说:二三十年之前,这儿是我们的,因为历史原因,被拿去,现在共产党要归还了。人家说:不行,我们才是原始居民,我们对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刘主教叹口气,说:我们已风烛残年,人的事可以让,可这是神的事,不能让。人家顿时起哄:让你的神滚蛋。

于是连续3天,我们早中晚读经祷告,待神赐予了信心,刘主教才去找宗教局。而我的性子急,就背起我孃孃,直接来到大理州政府。我先去政府各部门转两圈,没人接待;我又在过道上哭一阵喊一阵,还是没人理睬。只好撤回政府大门,在阶沿上放下孃孃,开始一天天静坐禁食。

老威:当时你多大岁数?

张印仙:七十五六。我孃孃快90了,又咳又喘,起不来床。我说我一个去就可以,她说:不可以,天主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的。于是我只能背她。那时古城到下关,路很烂,我每天半夜就起床,做祷告,然后打扫卫生,做早点,尽量劝孃孃多吃。她心慌,我就替她抹抹胸,她说快死掉,我就说天主不愿见她这个样子,因为教产还没要回来。孃孃就笑了,还让把镜子给她,照一照,洗脸梳头,擦点桂花油。我说:孃孃啊,你21岁做修女,直到现在,始终比我爱漂亮。孃孃说:对嘛,你一辈子风风火火,不太像女人哦。我说:几十年来,种地、喂猪、养鸡,没闲过半天,哪有工夫讲究?孃孃说:这次当街展览,你可不要弄成乞丐样子,给天主丢脸。我连应“好、好”,就真的换了最干净的衣服。

收拾齐整上路。歇两回气,我就能背她到南门外,等小客车,颠簸一两小时,抵拢州政府。在地上铺床棉絮,扶孃孃平躺下,我守在旁边。路人围起看闹热,我也鼓起眼珠看闹热。太阳大了,就把被子扯开些;晒狠了,就在孃孃脸上撑一块布。而刮风下雨天,就挪到屋檐下,屋檐窄了,雨滴乱溅,我就自己挡在前,肩膀湿半边干半边。

老威:七旬老人背九旬老人静坐禁食,是个大新闻嘛。

张印仙:那年月,报纸、电台都是政府管,所以没新闻。我们也不懂新闻。只晓得围观群众太多,密密匝匝的人墙。我们也觉得不妥当,影响市容,可没办法嘛。我还一遍遍起立,举着十字架,劝大家走开。可群众散一拨又聚一拨,还有人弓腰,察看孃孃的动静,然后转头汇报:还有气呢,嘴巴还在念叨。我纠正说不是念叨,而是背诵。人家问背诵个啥,我就自己弓腰倾听,并重复孃孃的话:天主,请以此茫茫尘嚣,来查验我,洗刷我的罪,端正我的意念,在邪恶的权势下把我拯救。阿门。

老威:人们理解么?

张印仙:不理解。许多人骂我们疯了,心肠稍微好的,就劝我们体谅政府,要爱国。我心里说,除了天国,我们地上的国在梵蒂冈,在耶路撒冷。

老威:对头。在所谓的祖国反而流浪着,无家可归。

张印仙:就这意思。我们在政府大门呆了28天,除开喝水,我啥都不吃,考虑到孃孃的身体,我晌午喂她一碗米线,补充热量。太阳落山,又背起她,赶末班车回古城。

老威:第二天又开始?

张印仙:对头。后来我有点背不动了。因为每天只吃早点,瘦得飞快,腿还打飘。我就盘算,干脆去政府门口过夜,反正门卫也来赶过,警察也来赶过。可两老太婆,谁都不敢抓。很抱歉嘛,大概影响越来越坏,惊动了上级,28天头上,一官员带了两随从,终于露面。过往群众早已麻木,不再围观,还冲我们点头呢。只有些小孩经常光顾“街头西洋镜”,婆婆长婆婆短的。官员过来,站了几分钟,就蹲下问:你叫张印仙?我说:是,她叫李华珍。他说:你们已经闹够了吧?我说:我们不想闹,只想有个住地。他说:你们现在不是住得好好的?我说:我们不是吃救济的五保户,随便丢两间房就行,我们要我们的教产,我们侍奉天主的场所。他说:会归还你们的教产,但要等一段时间。我说:我们已经等了31年,我才70多,能等,可她快90了,有出气没进气,恐怕等不了。他说:你凭啥这样说话?政府不是你们来支配的,政府只能协调、动员别人搬家,让出地盘,最快也得好几年。一听这话,处于昏睡状态的孃孃突然醒了,拉扯我,令我扶她坐起。她喘着说:我死在这儿。我立马响应:好好,两条老命都丢在这儿,你们看着办。官员气坏了,说:你们敢要挟共产党。我说:只要归还天主堂,死活与你们无关。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没多久,教会就空出来了。就是你今天看见的,老礼拜堂,周围的两排房屋,照壁,照壁后的两个院子。古城都轰动了,居民们议论,天主堂的两个恶婆婆,惹不得,把政府搞蔫了。可他们哪里明白,这才是原始教产的四分之一,隔墙、过街的大理二小、四中,几个足球场大,全属于我们教会。

要不回来了。大理教区的许多堂口,都被霸占。政府挪用,年头太久远,就不提还,或者搞地产开发,把老教堂拆掉。有的堂口,政府要还,教会的人却不敢要,怕再来政治运动,挨整。

老威:3个老人,突然间拥有偌大的地盘,做梦似的。

张印仙:全部归主。我们不过暂时替祂老人家看门。

老威:生活咋办?

张印仙:我一肩挑。

老威:这么豪迈?

张印仙:他们两个老病,我还是喂猪、养鸡、自己种菜。这儿比乡下条件好许多,我们能糊口,也喜乐。我孃孃李华珍1989年去世,活了93;刘汉臣主教1990年去世,活了90。教会在苍山腰寻了块地,将他们合葬,我的墓穴也预留了,生死在一块吧。

刘主教回光返照时,突然起床,要去礼拜堂做弥撒,可刚把衣服穿好,就瘫掉,只得在二楼自己的卧室,做临终祈祷。他最后一口气,落得很深很长,眼珠子渐渐定住,面带微笑。那是一个傍晚,天使在窗外,一阵斜阳,又一阵风。

他们走掉,只剩我,太伤心了。只有在礼拜堂,在院子,在他们呆过的地方,来来回回寻找。闭着眼睛,觉得他们抚摸我的手;睁开眼睛,却见一条狗在舔,或者一丝阳光在舔。我问主:他们想我不?太傻了。也许是没机会服侍他们了,闲得慌。

直到1998年,新的神父来,陶修女也来,我才稍微踏实。一辈子绷紧的弦,终于松垮。该给新一代交待的,统统交待了,特别是没归还的教产,必须继续要。万一要不回来,就写入教史,让世世代代铭记。

一心盼主接走我。一心盼与刘主教和我孃孃见面。可稍不留神,我又过101!周围的人,都与我相差好几十呢,咋办?

老威:不晓得。

张印仙:只能赞美主。

老威:阿门。

流亡历史学者廖亦武。 GORDON WELTERS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上帝是紅色的

作者: 廖亦武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3/01/01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380元


首度揭露基督教在共產中國如何倖存並興盛的祕辛

一場從未在中國張揚的革命

偽善世界,唯信仰得以救贖

美國赫爾曼∕哈米特寫作獎.德國圖書行業協會「紹爾兄妹獎」.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德國法蘭克福書商和平獎得主廖亦武又一震動世界文壇的力作

美國《當代基督教》雜誌「最佳圖書獎」

時候終於到了,上帝老人家不忍我繼續沉淪,就派來一位基督徒孫醫生。他沒有任何傳教的行話,直接就說,我在山溝裡行醫十來年,我曉得太多的慘痛故事,老威,你是個作家,

你感興趣嗎?

於是就相約上路。

從雲南麗江轉回昆明,經富民縣和祿勸縣,再沿著山高水低的鄉間公路,朝更深處而去。來到撒營盤鎮,騾馬羊狗豬當街奔馳,揚起陣陣煙塵,我凝望土坎那邊,一九四○年代的西

南神學院遺址,我問,到此為止嗎?

孫醫生搖頭。於是我們繼續深入。

於是長期在山路上跋涉。客車、貨車、麵包車和手扶式拖拉機都乘過。山窮水盡了,就只得走路。翻山越嶺幾個小時,汗流浹背鑽進一半山腰的土屋,意想不到的故事就源源不絕。

貧瘠,愚昧,創傷,壓得人喘不過氣。一個婦女被懷疑得了痲瘋病,於是大家一致通過,架柴火燒死她;一個男人突然病倒,於是大家抬起他,翻半天的山,才抵達公路,在路邊攔車

去縣城,中途就顛簸死了;還有一個孩子的父親被槍殺,他卻被幾隻長槍指著,背起自己父親的頭顱,奔走幾天幾夜。山路是紅色的,孩子被父親的血染透了。

苦難如此深重而遼闊,人們能夠抓住的,也只有耶穌了。


作者簡介

廖亦武

1958年,生於中國四川鹽寧,詩人,作家,民間藝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理事,中國地下文學雜誌的編輯與出版者。

1989年六四凌晨製作長詩《大屠殺》配樂錄音帶,1990年3月組織拍攝詩歌電影《安魂》,旋即入獄四年;1994年1月因英國首相梅傑和國際特赦組織的不懈努力,提前43天獲釋。

歷經二十年,而有《活下去》、《中國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中國上訪村》、《最後的地主》數卷,約五百多萬字,成為當今最有代表性的底層作家。

1995年和2003年,兩度獲得美國赫爾曼/哈米特寫作獎;2002年獲《傾向》文學獎。2007年獲獨立中文筆會之自由寫作獎。2009年因《地震瘋人院—四川大地震記事》而獲澳洲之推動中國進步獎。其作品已翻譯成英、法、日、德等多種文字出版,特別是《底層》英譯本《THE CORPSE WALKER》由藍燈出版並暢銷,以及美國權威文學雜誌《巴黎評論》連續4次推出專輯,使他逐步進入了西方主流文學界。

所著《底層》、《沈淪的聖殿》等書數度被中國當局查禁,並因違禁創作和在公共領域的違禁活動,數度被逮捕和抄家。曾居無定所,到處流浪賣藝。也曾長期被限制出國。他同時創作了大量的詩歌、隨筆;曾地下出版音樂CD《漢奴》、《叫魂》、《簫吟》、《情獸》、《不死的流亡者》、《南行記》等,其即興的簫法和嘯法有深沉獨絕的音樂況味。

2011年,國際筆會美國中心於紐約舉辦「世界之聲」文學節,擔任主席的1981年布克文學獎得主魯西迪爵士邀請廖亦武為出席開幕式的嘉賓之一。然續遭中國限制出境,2011年7月從國境經越南輾轉赴德國,同步出版中文與德文版傳記,《六四.我的證詞》,舉世注目。2009年,《坐檯小姐和農民皇帝:中國底層社會》, 由德國漁夫出版社(德文版:中國底層訪談錄)出版。2011年9月,《上帝是紅色的》,由美國兩大出版社之一的哈潑柯林斯出版。

2012年6月21日,聯邦德國圖書貿易協會宣布,廖亦武榮獲聯邦德國圖書貿易和平獎。同年10月14日於德國極具象徵意義的聖保羅教堂,發表電視直播演講。

廖亦武-得獎紀錄

1995年 美國赫爾曼∕哈米特寫作獎

2002年 《傾向》文學獎

2003年 美國赫爾曼∕哈米特寫作獎

2007年 獨立中文筆會之自由寫作獎

2009年 《地震瘋人院—四川大地震記事》而獲澳洲之推動中國進步獎

2011年 美國《當代基督教》雜誌「最佳圖書獎」

2011年 德國圖書行業協會「紹爾兄妹獎」

2011年 德國廣播協會「最佳廣播劇獎」

2012年《咬屍人:來自中國底層的真實故事》 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

2012年 德國法蘭克福書商和平獎


目錄

自序-山路是紅色的

尋找傳教士墓園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

夜禱

教區牧師張茂恩

日禱

殉道者之子王子勝(上)

事故及後果

殉道者之子王子勝(下)

基督徒孫醫生

基督教長老吳永生

老基督徒張鳳祥

湮滅的異端

絕症基督徒李林山

鄉村團契

藏族天主教徒加伯額

百歲修女張印仙

地下天主教徒劉聖詩

家庭基督徒袁福生

八○後基督徒何路

街頭盲藝人文華春

讀書人流沙河的相關旁證

不屈的受難和奮爭(代跋)∕康正果

廖亦武(前排头包围巾者)及其四川獄友们。 COURTESY OF LIAO YIWU


代跋

上帝是紅色的-不屈的受難和奮爭∕康正果

我們讀過的廖亦武訪談錄已經很多了,如果說他筆下那些畸零人和含冤者的遭遇僅以其個人的不幸令人深感同情和萬般無奈,進而凸顯出共產專制下種種社會之怪現狀,那麼這部基督徒訪談錄則除了控訴中共及其唆使的暴民對教民的殘酷迫害以外,更能讓信教的或不信教的讀者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受難者堅貞不屈的人格,在閱讀過程中得到精神上的提昇,在極度的震撼後領會到撫慰心靈的光。就拿孫醫生來說,他醫術超群,本來在大城市享有高職高薪,但在信主後卻斷然放棄了優越的待遇,隻身到雲南山區,一年到頭風裡來雨裡去,奔波在崎嶇的山路上為窮苦的山民治病,在救死扶傷的同時向他們傳佈了教義。孫醫生為什麼要做這樣自討苦吃的事情呢?當然他不是學什麼被編造的雷鋒,而是在繼承和發揚早期西方傳教士的傳統。那些騎上毛驢翻山越嶺在苗山寨裡傳教的洋人,最初就是憑著給窮人治病賜藥,幫助他們改善生活條件而取得信任,在救世的善行中傳播基督教教義的。這一種竭誠普救人世苦難的工作才真正稱得上是為人民服務。孫醫生最景仰的人物是在印度顯示了「平凡神蹟」的德蘭修女。他對廖亦武說:「只有上帝有力量評判世間一切,我們沒力量,也沒資格評判,那就只有盡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問付出了將有何回報,僅僅是感恩地活著,並且付出,就足夠了。」

百歲修女張印仙的事跡也很感人。她從小住進修道院,她以她在那裡的成長歷程證實了外國傳教士主持的教會在1949年以前救死扶傷,收養孤兒的功德,從而否定了中共當局加於教會的誣衊不實之詞。她也以她在其後幾十年受盡折磨的經歷見證了中共暴政對世道人心的敗壞。張印仙告訴廖亦武:「1952年,永世難忘。曾經極其榮耀的大理教會,人去樓空,老鼠成堆,四百多口,最後卻只剩我,修女張印仙,我的孃孃,修女李華珍,本地主教劉漢臣三人。」此後的31年,他們三人受盡無良村民的欺辱,但三個人相依為命,矢志不渝,在堅韌的祈禱中熬過歷次運動,苦難卻不失尊嚴地活了下來。張印仙從來不向革命群眾低頭,改革開放後上面落實宗教政策,她揹上九十歲的孃孃在鄉政府門外示威抗爭近三十天,最終爭回了他們的教產。拒不參加「三自教會」的袁相忱寧願將牢底坐穿也不向政府的威脅利誘低頭讓步,直到關押二十多年後釋放,他依然不改初衷,在嚴密的監視下還堅持辦家庭教會。因為他「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國的失散靈魂。」所以政府的淫威,他根本不放在眼中。

對比廖亦武其他訪談錄中眾多受害者的經歷,《上帝是紅色的》中的人物為讀者開啟了一個新的向度,他們不再是無望地訴說冤屈或黑色幽默地嘲諷世道的荒誕,在中共當政下的悲慘世界中,他們活得有志氣有目標,透過那鋪天蓋地的平庸,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經歷中看到稀有的精神之光,以至由衷地感嘆他們那源於信仰的堅強。訪談錄中還穿插了幾個教民們盛大聚會的場面,儘管那山野間的聚會環境很蕪穢,場地很簡陋,那群蠅亂飛的聖餐禮也讓人感到不太衛生,但與會者的熱情始終是高昂的,祈禱的聲音是虔誠的。由此可見,中共六十年來的迫害、打壓和限制並沒有把固有的價值完全顛倒,在撒旦的力量日益失勢的今日,被破壞的秩序正在恢復常態,受傷的心靈也在隨之康復,信仰的力量是不滅的和無窮的,普通人向善的渴求可謂浩浩蕩蕩的巨流,任什麼強權也休想阻擋。

為收集這些苦難中抗爭的故事,廖亦武追蹤孫醫生的足跡,在同樣崎嶇的山路上奔波了五、六年之久。他雖然至今尚未信主,但他的尋訪之旅無形中已撒上了朝聖(pilgrimage)的光彩,那些訪談錄也譜入了讚美詩的樂音。全書的二十多個故事分別來自神父、牧師、天主教修女、聖公會長老、地下教會佈道者和城市青年新信徒之口,有的回憶毛澤東時代殘暴的迫害,有的陳述地下教會在打壓下不斷發展的現狀,每一個故事都以受訪者生動的口述令人如臨其境,如睹其人,不只真實傳達了基督教群體爭信教自由的心聲,同時也弘揚了他們歷盡苦難卻信心彌堅的感人精神。

廖亦武一如他以往的敘述風格,每一篇訪談錄都附有風趣的引言,間或有補充說明的後記。在這些夾敘夾議的短文中,作為局外人的敘述者,初入貧窮落後的少數民族山寨,他那個來自城市的漢族身分,以及非基督徒作家的視角,難免使得他對眼前的異樣風俗,耳中的陌生語言及其所表述的信仰全都感到迷惑和隔膜。但隨著賓主的對話漸入佳境,再加上山民們的好客和敦厚消融了他初來乍到的生疏,他們純樸的信仰和清貧中的樂觀態度最終使他深受感染,對他們的世界,他遂獲有更多的理解。在一次採訪結束時他從心裡發出感慨說:「由於我還不是教內弟兄,在場的人……挨次勸導我消除顧慮,受召歸主。質樸的中國底層人啊!我理解信仰是個好東西,是你們能夠拿出來,和匆匆過客的我,一道分享的精神美味,我從內心愛你們,但是天不早了,每個人都得獨自趕路。」

採訪之旅畢竟使廖亦武與今日中國的基督徒有了更多的交流,他會不會信教,那純粹是他個人的事情,但基督徒爭信教自由的決心和勇氣對他的巨大鼓舞則是毫無疑問的。作為一個獨立作家,寫作乃是廖亦武終生的事業,不管中共當局怎樣禁止他的作品在國內流通,不管他們採取什麼手段限制他出境和給他的日常生活帶來麻煩,他還是會照樣堅持寫作,會繼續開拓他採訪的領域,會把當局竭力掩蓋的事實報導出去的。通往世界的門業已打開,從港台到歐美,到處都有廖亦武中文原作的讀者,更有更多外文譯本的市場。今日的世界需要報導真實的文字,因為只有讓世界上更多的人瞭解到中國社會的真實,才有助於改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處境,而依靠造假和封鎖真實倖存下去的中共政權,必將隨著越來越多的真實情況大白於天下而難以繼續作偽,最終徹底失去信譽。至少,隨著這本《上帝是紅色的》在海外的出版,中共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將會在更大的範圍內暴露出它一貫的謊言欺騙,而國內那些爭取信教自由的人士也會因此而贏得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流亡中国诗人廖亦武于3月访问布鲁塞尔。他现居德国,他的回忆录于2013年6月在美国出版。 COLIN DELFOSS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

前奏

2005年12月30日上午8點多,我和已習慣走村串鄉的孫醫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鎮團街登上了從祿勸縣至則黑鄉的長途中巴。薄霧漸漸散盡,窗外鬱鬱蔥蔥,令人精神為之一爽。車內一小半座位都空著,由於坐得寬敞,我和孫醫生都袖著手閒聊起來。閒聊間路和風景已拋在身後。不過我還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這兒分佈很密,大約都是鄉下人自籌自辦,所以外觀看上去比較簡陋,只是把土牆刷了一層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紅十字卻不斷聳立在所有的屋頂之上,清山綠水間,給人一種已改朝換代的錯覺。

下午2點21分,車抵達則黑,這是一個山區小鎮,街兩旁低矮的房屋破舊晦暗,除了停息在街邊的幾輛貨車與拖拉機,再沒什麼現代化氣息。馬和騾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糞,居民們從屋簷下打量著兩個外來人。從正街拐往一個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則黑鄉最高的建築物—五層樓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藍天下的大紅十字架比稍遠一些的政府部門的五星紅旗醒目許多。

基督教堂底層有兩、三間舖面,孫醫生拾階而上,進了其中一家「康民藥店」。接待者是個中年漢子,他為我們泡茶,並說昨天就接到孫醫生的電話,教會的張長老已做了安排。我們由一黑臉漢子帶路,來到上村。

依著地勢,如飄帶蔓延的則黑鄉由上中下三個村組成,中村為機關與店舖集中的商業活動在紅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幾分鐘,路過若干農家院落和一堵紅牆,進了一個敞開的院落。一對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門裡露面,他們就是我此行的拜訪對象之一,則黑鄉基督教會最德高望重的張應榮長老及老伴李桂芝。

我隨孫醫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並應邀進屋在冷卻的火塘旁坐下。我環視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間,掏出錄音機,談話於2005年12月30日下午3點30分正式開始。

正文

老威:隨著時光的流逝,年老的基督徒越來越少……比如九十多歲的袁相忱牧師,前年我在北京拜訪他時,其身體和頭腦的反應都很敏捷,可今年我聽說,他就已經不在了。

張應榮:我也84歲了。

老威:所以我想聽聽你無所顧忌地講講自己的經歷,同時留下一個見證。

張應榮:嘿嘿。我嘛!1922年生,具體的生日曉不得。因為我5歲死了媽媽,爸爸作為中國內地會的長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兒子是哪一天生。我讀過三年小學,從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16歲那年,有兩個外國牧師來到祿勸縣撒老烏傳道,我參加了一個禮拜的聖經會,又和許多人一起參加了三個禮拜的聖經班,才受了感動,在聖靈前承認自己的過失並決定將此生奉獻。接著,由撒老烏教會推薦,我去武定縣滔谷鄉入六族靈會(即由黑彝、白彝、干彝、黎族、傣族、漢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級聖經班),苦學了三個年頭。

老威:來則黑的途中,我們曾路過撒老烏。隔著一大片溝壑,我們望見山腳下的兩、三塊白色屋頂,在周圍土屋構成的村落中顯得格外醒目。孫醫生指著窗外說,那就是由兩個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大半個世紀前,他們病死並埋骨於此,至今還留有殘碑。

張應榮:他們是夫婦,一個是澳大利亞人,那時五十多歲,中文名字叫張爾昌;師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記不起名字了。西南神學院的創辦人還有英國的鄭開元牧師,他原來在四川那邊辦學,抗日戰爭開始,就來到雲南這邊的祿豐,聯合籌辦了西南神學院。半學期後,校址由祿豐遷到撒老烏。自六族靈會畢業不久,我又成為神學院的首期學生,在此修完了三年正規學業,假期中還跟傳道人四處跑,逐漸積累了一些經驗,為出校門後就任專職傳道人打下了基礎。

老威:當時坐汽車嗎?

張應榮:這兒是各個民族雜居之地,在全中國範圍內都算偏遠落後,修公路搞開發也就近些年的事。當時的交通工具是馬、騾子,還有人腿,馱著東西,從昆明走攏則黑要一、二十天,再往裡去,過一條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涼山了。

本來經過禱告,我已決定自己的奉獻方向就在雲南境內,可在我即將畢業之際,神學院接到一位傳教士從四川昭覺縣發來的求援信。對方是醫生,來自英國倫敦,正在當地籌辦醫院。由於大涼山是彝族腹地,語言和風俗又不同於漢族,因此僅僅懂一點漢話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

於是神學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畢業生去昭覺,在醫院服務十個月,當翻譯,還教英國醫生彝語。完成任務回到雲南這邊時,已經是1950年耶誕節了。

老威:此時全國已解放,你還能繼續傳福音?

張應榮:1949年耶誕節前後,雲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涼山直到1950年春天還在國民黨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誰統治,福音肯定要傳的。1950年底,共產黨忙著更換基層政權,還沒功夫操心宗教的事。還有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再接著是土地改革,我也滿30歲了。

老威:還沒成家?

張應榮:我30歲才定親、結婚,跟著,家裡就被劃為地主。

老威:你家在當地算大戶?

張應榮:我家五哥弟,兩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當過鄉長,但家裡的財產和土地卻很少。我本人更窮了,在土改以前,都一直在神學院住著。

老威:那麼劃你地主的依據是什麼?

張應榮: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們又是子承父業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年雲南都解放了,我還被神學院派到國民黨統治的四川彝區,除了充當「帝國主義走狗」,到底還幹了什麼?歷史不清;第三,我大哥當過偽鄉長,株連了整個家庭。

老威:請講一下你所經歷的土改。

張應榮:清匪反霸期間我還住在西南神學院,階級成分定了,我就被弄回則黑,和幾十個鄉里的地富分子一起,集中關押在則黑小學內。群眾大會開了若干回,重點是沒收土地財產,以及罰款。在沒有對地主和富農動武之前,一些人還在夜半三更偷偷埋點吃的穿的,打算避過風頭再挖出來。可沒想到運動越來越激烈,群眾的眼睛也雪亮,藏得再深,也會被搜到,那就罪加一等了。信主的人,講究個誠實,罰款,沒錢;財產,沒有。他們搜來搜去,掘地三尺,仍搾不出幾滴油水,一怒之下,把我丟在神學院的行李都拿去了。

老威:你的行李很值錢吧?

張應榮:就一床鋪蓋,連被面也沒有。他們氣壞了,連罵我不老實,天下哪有這麼窮的地主?開過鬥爭會,叫我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准起身,民兵捏著大棍子在旁邊盯著,瞌睡了要挨打,伸懶腰要挨打,就是動一動膝蓋也挨打。

老威:在牢房裡嗎?

張應榮:在露天。膝下鋪著敲碎的磚頭、瓦片,天像漏了似的,一直下雨,夜裡還一個接一個的悶雷,震得房樑與瓦片嘎嘎的抖。雨澆在身上,開始還冷,過後就麻木了,因為水已經淹沒了我的大腿根。膝蓋和頭上、腰上的血淌得多了,把水都染透了。我嘴裡反覆唸叨著:神啊,神啊……

老威:你能熬過來,也算神蹟了。

張應榮:當時,雨裡跪了一大片,幾十個地富分子,喊爹叫娘的,被貧下中農逼著,各交代各的問題。我的問題主要是1949年至1950年在四川境內,受神學院指派,與外國人接觸過,與解放軍接觸過,與國民黨軍隊也接觸過,到底出於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後來這些國民黨軍官,有的被捕了,勞改了;有的從昭覺縣去了西昌,去了臺灣—自土改到1979年鄧小平出山,政府來人宣佈為我揭地主帽子以前,我寫了幾百份《坦白書》,反省那些越反省越不清的「歷史問題」。

李桂芝插話:他叫抓去好多天,我在撒老烏的家裡,把眼睛都哭穿了。有人悄悄帶信來,說你家那個人可能不行了。我一急,就往則黑趕。天不見亮,一路稀泥巴,我披一件蓑衣,懷裡揣了一包煮熟的洋芋,緊趕慢趕,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才在天黑透時到了則黑。看見他跪在雨裡面,樣子像個鬼,我蹲在眼前,他也認不出,不是認不出,是魂還沒回到肉殼內。我喊了他幾聲,他總算嗯了一聲,我摸出洋芋餵他,民兵就吆喝著,一棒敲過來。洋芋掉進水裡。可憐啊!他被整了三天三夜,啥東西都不准吃。

老威:撒老烏離則黑有多遠?

李桂芝:九十里,我連夜打來回,要走一百八十里。

老威:我們從撒營盤坐車過來,好像走了三、四個小時。

李桂芝:眼下在修路嘛!當時我們都抄小路,要近得多。我去那地獄裡探了一趟,啥忙也幫不上,只好邊哭邊往回趕。攏家時,腳都走瘸了。房子周圍有貧雇農監視著,我一天到晚躲在屋裡,再不敢出門。

老威:後來呢?

李桂芝:運動快完了,他就回家了。

老威:被民兵送回來的?

李桂芝:一點一點爬回家的。那次我整夜沒睡著,雞叫最後一遍了,天也濛濛亮了,我恍惚感覺到房外有哎喲哎喲的呻喚,就起身去看。一打開門,卻見腳下有個渾身磨得稀爛的東西在伸手扯我的褲腿。我趕緊彎腰相認,可憐啊!蒙神的照看,一個快被整散架的僕人才能爬九十里山路回家。他已經動彈不了,最後連呻喚的勁兒也沒有了。我把他抱進屋,在他身子下墊了一張羊皮,羊皮下又墊了一堆草。就這樣緩了一會兒,民兵又來押他去開則黑全鄉的公審大會。他動不了,人家就用木板子抬他去,再罵裝死狗也沒用,他就躺在臺子下面挨鬥,還不准閉眼睛。

張應榮:四周有三、四千人,圍得跟鐵桶似的;我的身體卻如一塊生鐵,哪個部位都不能動,扭脖子也要出一頭虛汗。那天被公審的有十幾個人,除了我,全部五花大綁,插黑牌子。我大哥就立在我旁邊,彎腰九十度,還有兩個民兵將他的手臂朝上抬,文革中把這叫「坐噴氣式飛機」。

我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終於停了,耳邊還能隱約感覺到小河的水淌。太陽從漸漸散開的烏雲中露出臉,天太藍了,怎麼會有這麼藍的天呢?而在太陽和藍天之下,人們彼此仇恨,被劃為貧雇農的大多數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腳底。難道這就是「解放」?難道在「解放」以前,人們沒有在同一個太陽下,同一個村子裡,蒙上帝的恩寵,和諧地生存了許多年?

「階級敵人」已經被打變形,每張人臉都是腫的,腦袋被石塊、棍棒揍得坑坑窪窪,口水和糞便在上面乾了,起殼了。但是還不夠,還要判刑,槍斃人。就在這次會上,撒營盤和則黑的區長、鄉長、大地主都叫槍斃了;他們的兒子也判了十幾二十年的刑,有的瘋了,有的出獄沒幾天就死了。

我與政治沒啥關係,也說不上「剝削」了誰,因此苟活了下來。可從此落下了風濕病根,終身殘疾。

老威:你沒判刑吧?

張應榮:當時沒判刑,只是作為四類分子,交群眾監督改造,更不准傳福音。但是到了1958年,形勢一緊張,我就去勞改了。


廖亦武:上帝是红色的,上帝是恐惧的

上个世纪末,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第三次出狱不久,他在严密的监视中,透过家人给我寄了一封信,里面谈到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被民众迅速遗忘,“因为致命的恐惧,”他写道,“曾经引导或试图引导民主运动的社会精英们,都不约而同沉默。”

“历史没有必然。”他继续写道,“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也就是上十字架的耶稣——更是偶然。人类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体完成的。不 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 资源。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北岛不出国。‘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 的道义巨人。”

我捏着几页信纸,呆立在故乡的寒风中,当时互联网在中国还不算普及,从北京寄一封信到成都需要一个星期,而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需要两天两夜。1989年6 月4日,这两个相距几千公里的城市,还有其它数十个城市,都发生了游行示威以及暴力镇压,区别只是死亡人数,北京死亡近3000人,成都死亡近10人。恐 惧深入骨髓,数万人被捕,刘晓波和我也在其中。

出狱后我开始流浪卖艺,而刘晓波开始起草《公开信》。他第三次入狱,正是因为一封呼吁当局《汲取六四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公开信。我也是签名 者,并被关押二十多天,刚刚释放,我就给他妻子刘霞打电话,不通;我又给我们共同的朋友忠忠打电话,他四处寻找,终于回电。当晚我秘密记道:“今天上午, 忠忠终于找到刘霞,一道从北京打来电话,刘霞在那边从头哭到尾,只有一句‘他们不让我见’。我说不出半句像样的安慰话。

“一个人就这样没了,相隔多年,他又奇迹般出现。这样的轮回到底有多少次?面对一场场生命的劫数,我再也写不出诗来,或许,我没从任何人的诗中,读出此刻 宿命的恐惧。刘晓波精力充沛地反抗这种恐惧,他将自己融入众多历史事件,他名声大,朋友多,嗅觉灵敏,本可以逃走,但他没有。他已坐了两次牢,这次也许要 去黑龙江,隔一条河就是前苏联远东地区,有点十二月党人的味儿。”

神往耶稣的刘晓波,还有因无路可走蜕变为基督徒的诗人兼民运战士李必丰、刘贤斌、郭飞熊、学者许志永、律师高智晟等等,都一次次坐牢,成千上万的人一次次 坐牢,但独裁并没有丝毫改变,独裁下的经济倒是“腾飞”了。21世纪以降,全世界都需要中国市场,全世界都需要看中国政府脸色,否则就赚不了中国的钱。恐 惧,加上对未来的绝望,促使许多类似刘晓波的政治异见者“受洗归主”,在民间知识界造成深远的震荡。

我的朋友王怡,著名意见领袖,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檄文,其中最有影响的,叫《冷兵器时代的政治》,因影响巨大,令警察们头疼,于是警方就安排线人,长期打 匿名电话给王怡妻子,骚扰、纠缠加威胁,最后让夫妻俩濒临精神崩溃。岂料在此关口,余杰夫妇,我的另一对朋友,上门向他们传播福音——他们毫不犹豫地抓住 这根信仰的稻草,于是绝境裂出一道天光,在上帝永恒的天平上,独裁政权制造的种种恐惧刹那失去了分量。他们随之走进家庭教会,公开做见证,并公开为天安门 大屠杀的亡灵们祷告。终于,王怡成了教会专职牧师。当我完成并出版《上帝是红色的》时,王怡觉得这件事“荣耀了主”,就从海外“违法偷运”若干本,首开此 书“盗版”;不久,许多家庭教会都跟着“盗印”,《上帝是红色的》顿时成为中国地下市场“第一畅销书”。

许多地下读者反馈,称赞这是“上帝在中国”的最佳历史启蒙书。我书中人物之一的李林山,患食道癌,在死亡逼近之际信主,由于《上帝是红色的》传播甚广,美 国湾区“人道中国”的张前进牧师发起捐款为之治病。我逃离中国前夕,突然接到李林山的临终电话,他向我诀别,希望我信主,那样的话,他就盼着在上帝的膝下 与我重逢。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却哽咽着笑了。

由于底层禁书的采集和写作,我被搜查和抓走许多次。有一次天还没亮,电话就铃铃铃响了五分钟,接着房门又咣当当响了十分钟,整个屋子剧烈动荡。我打开门, 十几个警察就猛扑过来,当时我刚从被窝钻出,浑身赤裸。还有一次,我听凭整个屋子剧烈动荡,没开门,而从厨房翻窗逃跑。可当我坐火车狂奔至千里之外的云 南,警察却在出站口堵住了我,接着是连夜审讯,勒令我交出某次敏感采访的录音。王怡夫妇及余杰夫妇,是最为勤勉的传道人,每次劫难之后,他们都苦苦规劝我 “受洗归主”,免除世俗恐惧,我谢绝,直到《上帝是红色的》诞生,王怡才若有所思:阿门,原来上帝他老人家另有安排啊。

也许上帝真会安排芸芸众生?在独裁中国,上帝通过共产党的撒旦之手,驱赶惊慌失措的人们,如迷途羔羊一般投入祂的怀抱,大伙儿相互抱团取暖,在群体祈祷中 医治身心的创伤。已经远逝的张应荣长老接受我的采访时感慨万千:如果没有1949年之后的彻底驱逐西方传教士,禁止福音,监禁和杀害大量本土传道人,就没 有1979年之后“十字架重新发光运动”;以此推论,如果没有天安门大屠杀所造成的国家恐怖和个人绝望,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中国信徒也不会如此年年递增,据 说已达八千多万。

正写着这篇文章,电话响了,不是警察,是我书中的另一人物孙医生。他在缅甸佤邦,那儿正进行内战,许多人的头颅被砍掉,而他却参加国际救援组织,天天忙着救死扶伤。“老威,”他像几年前那样叫道,“这儿的可怕灾难都是若干年前毛泽东种下的恶果。您应该来写啊。”

“我的上帝!”我惊呼道,“孙医生您的确是我的上帝。没您的引路,就没《上帝是红色的》。可眼下,您离我太远了。”

“在往事中我们很近。”孙医生沉吟道。“是啊是啊,没有《上帝是红色的》,警察就不会千方百计找到我,关起门审讯我一周,逼我交待和你一起干了多少反革命 勾当。我惊恐万分,一遍接一遍祷告,终于历经曲折,逃离游医十几年的云南山区。缅甸和云南相似,山脉是红色的,人的模样和人的贫穷也相似,而疾病和伤痕不 分国界,所以我在这儿没错。替中共赎罪嘛,当年他们输出革命,现在我输出医药。”

“跟150多年前的西方传教士差不多。”

“差远了。他们不远万里,举目无亲,去语言不通的云南、贵州和四川干什么?水土不服,年纪轻轻就客死他乡,又为什么?那些穷山恶水,至今不通公路,甚至不 通电话和电灯,可上帝的种子播进土里,生根发芽,已蔓延成望不透的森林。独裁政权一次次砍伐、焚烧、杀戮,上帝的种子却一次次破土,驱散人们的恐惧。”

我心潮起伏,却无言以对。孙医生挂断了电话。“他大概与我同龄,从未结过婚,孤身一人四处漂泊、行善,也算当代传教士了。”我想,“而现在不少西方人,也 许其中有150多年前的传教士后代,去中国的目的,却是不惜一切赚钱,甚至为了赚钱而出卖祖先留下的属灵的价值观,同独裁政权同流合污。”

“东西方的传统标准不一样。”在雾霾笼罩的北京如鱼得水的一位欧洲汉学家如是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乃至上帝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

2015年3月13日于柏林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4期 2015年4月3日—2015年4月16日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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