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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大典|王力雄

野兽按:2018年借去台北参加国际书展之便,购读了王力雄先生的小说《大典》。王力雄的每一本书都是难得一遇的奇书。读王力雄的书,人们会再三感叹说:“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乔治•奥威尔!”国家不幸诗家幸,不知道这是荣耀还是耻辱。若说荣耀,因为王力雄展现了当代中国作家最缺乏的直面现实的勇气,以及先知般的预言能力。中国是一个比小说更离奇的国度,在中国做一个小说家,比想像力更重要的是说出惨烈的真相的勇气,从《黄祸》到《大典》及《转世》,王力雄如纪录片导演那样做到了“立此存照”。

《大典》以今日中国的现实状况为开端,推演当极权统治日益严密,挑战力量不断式微,专制似乎日久天长,看不到任何变化可能时,却被几个自我盘算的小角色掀翻。看似严密坚固的帝国,却可能脆弱得不堪一击。《大典》中没有枭雄出场,没有集团谋划,没有军队倒戈,没有大厦将崩的迹象,只有一个想自保的特务头子,一个有野心的海归商人,一个想在北京出人头地的边疆小警察加上一个性无能且政治白痴的工程师,这几个漫画式的人物居然就让庞大的专制机器土崩瓦解。

2020年王力雄先生将《大典》变成了有声版,放在他的youtube频道上分享给读者们收听。在该频道还能收听《转世》《黄祸》以及陈冠中的《盛世》。


书名:大典

作者: 王力雄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7/12/01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350元


密不透風的紅色帝國,黨慶大典前夕,沒人料到一場改變歷史的風暴即將來臨

◎ 網路監控大進化的《一九八四》,極權統治新時代的經典!

◎ 《黃禍》作者王力雄最新政治驚悚小說,以中國目前政治的現實為基底來縱其想像,在緊張情節中帶有現世的提醒。

◎ 極權者的完美統治,網路大數據做到了!但越嚴密的極權監控,越可能被反噬。最小的縫隙,會造成最大的潰堤。

◎ 身處龐大強國身側的台灣,任何局勢變化都影響我們的生活,政治小說是帶領台灣讀者了解中國複雜政治運作的捷徑。

◎ 王丹、王德威、余杰、彭文正、難攻博士 推薦


為了辦好黨慶典禮和世界博覽會以彰顯政績,籌備兩個大典成了目前黨政運作的核心,所有人莫不想透過籌辦這兩個大典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國家安全委員會裡的一個組員,為求被上級注意以利晉升,將流感疫情警告提高,上層也藉著防疫運動來整肅對手。此舉引來世界衛生組織介入調查,證實並無異樣的病毒變異。在這風波裡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蘇主任表面上防疫有功,但實際上被各方人馬圍剿,連主席也開始疏遠他。蘇主任知道自己將在大典後被當作代罪羔羊,為求生路,決定用以往監控人民的高科技網路技術,暗中默許心腹人馬來進行秘密計畫,以求自己能在政治風波中脫身,並更上層樓⋯⋯

《大典》情節極度緊湊,設想精妙又可信,在複雜的政治組織結構裡面看到縫隙,而且是一動足以震撼全球的縫隙。書中沒有梟雄出場,沒有集團謀劃,沒有軍隊倒戈,沒有大廈將崩的跡象,只有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加上一個政治白痴工程師,便可能讓龐大的專制機器土崩瓦解。

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大典》以今日中國的現實狀況為開端,推演當極權統治日益嚴密,挑戰力量不斷式微,專制似乎日久天長,看不到任何變化可能時,卻被幾個自我盤算的小角色掀翻。看似嚴密堅固的帝國,卻可能脆弱得不堪精算後的一擊。


作者簡介

王力雄

一九五三年生,籍貫山東,漢族。他曾以「保密」為名,出版了震驚海內外的長篇政治驚悚小說《黃禍》,引起全球媒體的追蹤報導。該書曾入選《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影響力深遠。這位曾被國際媒體譽為「中國最敢言的作家」的其他著作還包括:《天葬:西藏的命運》(漢人所寫關於西藏的著作中最客觀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書)、《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作者自認本書分量超過《黃禍》、《天葬》二書的加總)、《遞進民主》(作者針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所勾勒的理想藍圖)、《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作者在新疆歷經牢獄之災,實際走入維吾爾人之中寫成的著作)、《權民一體論》(解決溝通結構被權力綁架的困境,避免社會動盪的遞進自組織社會制度思考)。

目錄

鞋聯網

夢造儀

網格化

電子蜂

民主

幸福

《大典》後序


书选:鞋聯網

1

元旦傍晚,紛紛撒撒的細小雪花在籠罩北京的重霾中飛舞。世界好似變成一團混沌。李博把女兒送去岳父母那過夜,回家第一件事是洗手。這是妻子伊好立下的規矩,洗手前不許接觸任何東西。遵循醫護人員的六步法,每個手指、包括指甲縫都洗到,再用紫外線燈照射烘乾。從確定女兒對流感病毒有特殊敏感後,這規矩已實行數年,成了全家的本能。搞得李博若是沒洗手便會覺得手上戴著一層病毒手套,用北京話說——硌應。

元旦本是法定假日,今年不一樣,公務員全被要求上班。伊好是北京市疾控中心總防疫師,不但白天要去,晚上也得在單位值班。李博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信息中心的系統師,技術人員比有官職的鬆一些,單位同意他白天在家陪孩子,晚上值夜班。

剛滿四十歲的李博身高一米八一,是那種怎麼也不會胖的體型,如果姿態挺拔,衣著講究,應該能夠挺有範。但是長年坐著用鍵盤使他習慣含胸駝背,看上去比實際身高矮一截。離開老家二十多年,要不是伊好給他選的義大利眼鏡提點氣,總體還看得出鄉村出身的影子。只上過初中的父親後來說過,給他取名「博」是錯把「搏鬥」的「搏」當成了「博」,取意窮人家的孩子得靠拚搏出頭。後來發現「博」也沒錯,甚至可以當成預言——李博從鄉村一路讀書到北京,讀出了奈米材料學和資訊工程學雙博士。

為了防止女兒感染病毒,伊好不讓家裡用拖鞋。拖鞋會藏污納垢,不如隨時可洗的襪子乾淨。這深合李博意,但沒說出他的贊同除了因為乾淨還有一個祕密。除了項目運行人員,李博相信知道這祕密的人不超過兩位數——近年出廠的國產鞋,包括拖鞋和正規渠道進口的外國鞋,都被加上了SID。因此每雙鞋,不,是每隻鞋,都可以被混在手機網絡中的射頻辨識和追蹤。

這個系統被稱作鞋聯網,照理說沒有多新鮮,不過是炒作了幾十年的物聯網用在鞋上。物聯網認為給物品加上射頻識別標籤,能在管理、計劃、資源配置等方面廣為應用,前途無限。但首先搞出的鞋聯網卻不是為了那些用途,而是當做國家安全機密。李博從項目初創就是技術骨幹,已經搞了好幾年,沒向伊好透露過一個字。

李博在其中負責SID。那是一種特殊的奈米材料,在鞋的任何部位形成閉環,就能自發形成可被遠程激活的射頻識別標籤,是鞋聯網的基礎。芸芸眾生不在意,李博心裡卻清楚,有SID的鞋相當於貼身告密者,隨時發送主人的信息,除了所在位置和逗留時間,還能看出移動線路,坐車還是走路,跟誰在一起⋯⋯即使人在家,只要穿拖鞋,怎麼活動,在哪個房間待多久,用多長時間在馬桶上憋大便,夫妻一塊睡還是分房睡⋯⋯鞋聯網都能掌握。鞋聯網自動地終日跟蹤每雙鞋的SID,實時記錄所有的數據存檔,需要時便可以調出進行追查,人等於處於全天候監控中。

以李博的技術權限,讓自己和家人的鞋不被鞋聯網追蹤很簡單,但那豈不是自找麻煩?自己監視他人也一定有他人監視自己,私下做手腳會被認為有不可告人的祕密,惹出更多麻煩。他因此什麼都不做,就像跟自己沒關係。至少伊好不讓在家裡穿拖鞋,鞋聯網只能看到脫下的鞋在門口,家裡的活動是空白。

不到四點,霾更濃重,窗外光線已似入夜。調試鞋聯網期間他常上夜班,鞋聯網算法按以往記錄會推斷他在家睡覺。李博遵照女兒叮囑撒了魚食。女兒一直希望有隻大狗,再不濟也有隻小貓,但是她對病毒的脆弱,令伊好堅決不允許。為了安慰女兒,給她養了這缸金魚。玻璃牆似的魚缸橫在客廳與起居室間,水底燈照亮,空氣循環泵日夜不停地送出上行水泡。

十數隻金魚養了幾年,都像是上了歲數,總是不慌不忙,只有撒進魚食時稍顯活力。

李博有時私下猜想,是不是伊好以往在實驗室遭到過病毒入侵,雖然她自己沒事,卻影響了女兒的基因?女兒從出生就受病毒困擾,特別容易感冒發熱,打了多種疫苗,做了形形色色治療,長期用藥使藥效衰減,每次再被病毒感染就更難治好。

現在,別的孩子無大礙的普通感冒對女兒都可能有致命威脅。這成了全家噩夢,生活的很多內容都圍繞著防範女兒傳染流感。連岳丈二老也時刻向伊好瞭解流感趨勢,快成了業餘專家。

流感年年都有,這次來得早。廣東一入冬就出現流感蔓延的苗頭。多數人對此不知道也不在意,伊好卻非常清楚。她的工作就是觀測病毒傳播演變,預測疫情,向決策部門預警及制定防控方案。岳丈二老退休前是中國駐捷克使館的工作人員,捷克經濟困難時,在布拉格郊區便宜地買了一棟鄉間別墅,每年春天去住幾月。

今年他們決定過了春節就帶外孫女去布拉格,一是身邊需要有個開心果,更主要的是讓外孫女躲流感。

藉著魚缸的斑駁光亮,李博從壁櫃底部摸出麻繩纏繞的布包。是雙老布鞋,上大學離家前姥姥給做的。厚厚鞋底被手搓麻線納得密密。每個線腳都使勁勒到深處,不會與地面直接相磨。當時他已經知道不會再穿這種鞋,要不是念著姥姥的心意早扔了。二十多年跟著他搬來搬去,一直當累贅,直到有了鞋聯網,發現還有用。

他總共沒用過幾次,僅為平衡不喜歡被窺探的心理不值得磨損姥姥的鞋。姥姥去世後這鞋成了絕版。從鄉村學生娃變成城市中年男,布鞋仍然合腳。把手機設成自動應答,不管是伊好還是單位的人,聽到「正在睡覺,請留言」都會認為他在為夜班補眠。把留了言的手機放在家裡,就成了他的掩護。

從衣櫃深處挑件平日不太穿的中式襖,戴上口罩——霧霾讓口罩成為文明人的標配,再戴一頂老式護耳帽,圍上圍巾。避開電梯監控步行下樓。平時仔細觀察小區的攝像頭,已經琢磨出一條盲區線路。數以萬計的攝像頭在北京組成被稱為「天眼」的網絡,包括每輛計程車、公交車上都有。好在冬天人可以包成這樣,拍下也不會被認出。

街對面樓頂的大屏幕正在播放主席元旦零點慰問街頭警隊的新聞。這一年是中共建黨的大慶年,七月一日將在北京舉行規模空前的慶典,半年後將在北京舉辦世界博覽會,被官方媒體稱做「雙大典」。因此今年被當局定為「大典年」,元旦是全國動員的起步日。從政治局常委到國家級高官,再到全國各級黨書記和政府首長傾巢出動,電視新聞全被他們的表演占滿。主席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也是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黨政軍最高領袖一肩挑,因此舉國皆以主席稱呼之。

李博只對畫面中顯現形狀的奈米罩有興趣。那個半徑五米的罩隨著主席移動,平時完全看不到,透明且無阻隔。但是在重度霧霾中因為把霧霾隔離在罩外,全景鏡頭中就能看到一個內部清澈的半球罩著主席。一般觀眾可能不注意,李博這樣的專家卻能看得出。媒體讚揚主席不戴口罩與百姓同樣吸霾,其實奈米罩的隔霾效果遠超口罩。

路過星巴克,李博更改了手機的MAC地址,連上裡面的Wi-Fi。星巴克的Wi-Fi信號不錯,撥出去的網絡電話相當清晰。

「我就到。」

「快點吧!綠妹等急了,哈哈哈⋯⋯」


2

李博其實沒什麼了不得的祕密,費這周折不是搞間諜,也沒想做大案,只是去見一個鞋老闆。監控系統的成員受監控是被明告的,一般只是用機器監控加算法分析。但是所謂的算法很操蛋,根本搞不清它會從看似無關的各種監控結果中算出什麼。一旦被算法認為有異常,便有人工介入調查。發現有任何破綻,人工監控就會成為常態。那時被監控對象一無所知,命運卻已堪憂。

李博要見的鞋老闆顧名思義是做鞋的。自從推行鞋聯網,為了保證市場上的鞋都能加上SID標籤,高層通過各級政府以打假為名取締不易監管的小鞋廠,同時給大鞋廠優惠政策擠垮其他廠家。迄今國內只剩二十三家製鞋廠,皆為超大規模。

鞋老闆的富有程度堪比當年的煤老闆。李博見的是其中之一。見到跟著引位小姐進來的李博,那位鞋老闆放下正在打的電話。

「哈哈,大專家,看你設計的模式有多麻煩!」鞋老闆南方江湖式的大嗓門在包間裡嗡嗡回響。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數個貼著名籤的手機排成一排。「我來一次北京得帶這麼多⋯⋯一、二、三、四、五、六⋯⋯六部手機!還不算平時我自己用的。真是折騰死我啦!哈哈哈!」

鞋老闆是福建莆田人,四十多歲,短粗精壯,寸頭下飽滿的臉膛油亮光滑,靈活眼光透著商人的精明。李博下意識地用手指推眼鏡,試圖撫平總是蓬亂的頭髮。他平時就木訥,遇到打趣更不善應對。他教給鞋老闆的方式是先用日常手機發個例行問候,把「身體健康」寫成「貴體健康」,李博便會用每次都更改MAC地址的網絡電話給鞋老闆事先準備的匿名手機打過去。監控系統對不上號,便不會發現兩人約見面。否則鞋聯網的技術人員跟鞋老闆見面,一定會被算法當做需要進一步調查的線索。

在鞋老闆眼裡,李博那點兒事毛都算不上,如此謹慎純屬小題大做。但是這種方法可以用來與官員聯絡。反腐運動搞得官場人人膽小如鼠,跟老闆吃頓飯也會說不清,所以皆迴避。而用李博方法讓官員相信能避開監控,可以放心接受鞋老闆的招待。有在一起吃飯喝酒的機會才能帶出其他可能。當別的競爭者都無法約上官員時,鞋老闆的競爭力就會無形中提高。

和鞋老闆說話時李博心不在焉,心思都在鞋老闆身旁的綠妹。綠妹二十出頭,嬌小玲瓏,有著現今女孩羨慕的尖下巴小臉,濃密黑髮在腦後紮成馬尾,只是凡是她費心打扮之處,都讓李博覺得失去了原本最可愛的純樸,心裡暗暗祈求她別再打扮。

「綠妹活潑勁兒哪去了?怎麼見到大哥就害羞了?」鞋老闆伸出短粗手指挑起綠妹下巴,把她的臉扭向李博。「趕快給大哥笑一個!」

一陣咳嗽讓綠妹臉上泛紅,她笑著伸手捂嘴,讓李博憐愛。

「是不是感冒了?」李博遞給綠妹紙巾,用紙巾盒碰開鞋老闆的手。

鞋老闆誇張地做出收手動作,會意地壞笑。他的眼睛好似沒看李博帶來的紙袋,遞給他時立刻抱拳致謝,早知道裡面是什麼,等的就是這個。

「你們先去玩。」鞋老闆舉手招呼服務生。這個叫「水晶宮」的地方提供餐飲洗浴住宿一條龍消費,是鞋老闆在北京的落腳點。一男一女兩個服務生進來領李博和綠妹去「洗澡」。鞋老闆看李博帶來的材料,約定吃飯時再聊。「把大哥伺候好啊!」鞋老闆吩咐綠妹,故意做了個色相,雖是開玩笑,卻讓李博生厭。

來了幾次,李博沒有服務生指引還是搞不清流程——換浴衣,鎖櫃子,戴鑰匙,不同的毛巾和拖鞋,消毒,淋浴,泡盆,浴液,按摩油,吹風,棉籤。女部那邊的綠妹更會不知所措,想到她被女服務生輕蔑的尷尬,李博只想盡快走完程序,早點和她在一起。

法律不許給浴室安裝攝像頭,一次性浴衣也無法暗藏設備,所以反腐運動開展以來,以前的開房就變成了洗澡。男女分開進入男部和女部洗浴區,既是事前洗乾淨,也被看做很正常,訣竅是在男部和女部之間增加了「中部」。男服務生在伺候李博的過程中,隨時通過耳麥與女服務生協調節奏。當只穿半長浴衣的李博被領著通過一條狹窄通道進入「中部」時,同樣穿浴衣的綠妹已先從女部通道引來等在那。服務生很知道該讓誰等誰。

「中部」四米長三米寬,六面皆是桑拿板,極潔淨。沒有任何家具和設備,看上去便是無處藏東西。男女服務生熟練地展開一套帷幔,向李博展示正反面。枕頭和乳膠墊也當著李博揉捏一遍。那是讓客人放心沒有記錄設備藏於其中的固定程序。掛起帷幔,乳膠墊鋪上乾淨床單後,男女服務生各從來路退出。走前提醒看到由頂部掛鉤控制的帷幔搖動時,不必著急,男走男道,女走女道,各自進入男女浴室,和其他顧客混在一起,一切都會自然而然。其實這種浴室能開設,必定打點好了各方,什麼都不會發生。程序只為客人踏實。

心理安全感現在是這種生意興亡的關鍵。只要一個小小視頻上了網,官員幾十年的鑽營和投入就都打了水漂,跟淫亂幾小時甚至只是射精一瞬的快樂太不成比例。

色情消費一落千丈,逼迫商家首先得讓客人確信安全。「中部」這種與奢華全然相反的簡約空間,掛上帷幔,不厭其煩地展示,都是為了這個目的。一旦有什麼事,即便是脫得光光,幾步就能各歸男女洗浴區,鑽進按摩浴池或桑拿浴房。即使警察進到裡面,帷幔落地如同待洗臥具,變成了工作通道和儲藏空間。這種夾在男女浴室間的「中部」有多個,別看小,價錢是樓上五星級客房的好幾倍。

而對李博來說,最讓他放鬆的是這種地方沒有鞋。一進入帷幔,他便把綠妹緊抱得雙腳離地⋯⋯


3

綠妹是李博的叫法。她是妓女,不過不是通常的妓女。福建貧窮山區的農家沒有多少掙錢手段,隨著城市人自駕旅遊的發展,興起把自家辦成接待城裡人休假的「農家樂」。有些城市男人除了想吃農家飯,也願意換口味睡睡農家女。陪睡一次的錢比吃住加起來還多,又不用付額外成本,綠妹媽一直做這個生意。當年過四十,願意為她付錢的男人日漸減少,農家樂的客源也受影響,綠妹媽便開始讓綠妹接班。不過主要是當招牌,不是什麼人都能睡的,除非出的錢讓綠妹媽看得上,否則還是睡她媽撒火吧。

去年做新奈米材料的批量生產檢驗,選中了鞋老闆的企業為試點。李博作為技術主管來來去去差不多兩個月。鞋老闆的企業因為這個實驗而提前接觸新材料,恰好趕上國安委為推廣鞋聯網的撥款,鞋老闆的企業便被列為重點生產基地,到手了一大筆扶持基金。雖然主要是時機巧合,鞋老闆卻當成李博所賜,把李博的人脈等級序列一下提到最前列,指望李博以後還能帶來好處。

李博拒絕了鞋老闆送的小提箱,只是從箱蓋縫隙看到滿滿的百元現鈔,估摸頂他好幾年工資。他不是沒動心,是怕出事。

這輩子還沒人給過他賄賂。對他個人和家庭生活,現有收入夠用了,別為貪圖更多雞飛蛋打。但是對鞋老闆,不接受賄賂的人是指不上的,怎麼也得想法把李博拉下水。只是李博實在太無趣,酒喝不了幾口,撲克麻將從不摸,嫖更是談虎變色,一聽就兩手亂擺,人往後退,好像要被強姦一樣。每天除了睡覺七小時,午睡半小時,三頓飯各用十分鐘,其他時間就像一個長在電腦前的木頭樁子,一直找不到突破口。

直到花開季節,實驗快結束,鞋老闆建議去山裡鄉村轉轉,吃點農家飯,李博才顯出有興趣。本來要親自陪的鞋老闆臨時脫不了身,交給心腹司機小梁,指示務必玩好吃好。開著老闆賓士車的小梁一路大談山裡的環保綠妹子,說得一副要流口水的樣子——天然麗質,新鮮出爐,嬌羞可人,絕對不擔心有病,關鍵部位盡保天然,無需戴套⋯⋯直到李博打斷他的話頭,表示想安靜地看風景。

第一次見綠妹,李博根本沒想到跟小梁說的環保綠妹子有什麼關係。看上去就是一個純樸的農村女孩,喚起李博內心的鄉情,頓生好感。綠妹忙前忙後,擔水燒火,幫她媽做飯。李博在村後山林裡散步閒坐,懷念家鄉和童年,心曠神怡。晚飯時他被小梁連灌了兩杯茅台酒。那是出發前鞋老闆交給小梁的,叮囑無論如何要讓李博喝點。「酒能助興!」一語雙關。

李博後來回想也許說的是「助性」。兩杯落肚,酒興起來,李博雙眼就沒離開綠妹身影。小梁及時阻止了李博難得一見地想要開懷暢飲,說老闆只讓他喝嗨,不讓他喝醉。「要是你喝到人事不省,老闆可要罵死我。」


難攻博士:誰能逃脫科技進化的獨裁強國?──讀王力雄《大典》

作者:難攻博士 /2018-01-02

文/難攻博士(中華科幻學會理事長兼會長)

老實說,這篇關於《大典》的讀後感已經遲交一段時間了,始終無法成文的緣故說來可笑,倒不是因為腸枯思竭,反而是因為種種複雜的情緒與難以駕馭的感觸於閱讀過程中混雜堆疊,並在闔上書本的那一刻排山倒海猛襲而來,將腦袋幾乎撞成土石流後的重災區……

說真的,我原本天真地以為,要替這本《大典》寫篇導讀或介紹有何難處?以類型文學的解構手術SOP一刀直接剖下,《大典》不脫就是「反烏托邦」(Dystopia)、「電馭叛客」(Cyberpunk)頂多再加上「政治寓言」(Political Allegory)的組合罷了,這些類型我都算熟,一項一項按部就班將《大典》文本套入拆解,最後再下個語重心長的結語打完收工、輕鬆愉快。

錯了。

這樣的程序在我腦中反覆推演過幾回,卻覺得《大典》這部作品怎麼也難以塞入這些類型框架的解析公式當中,每次總搞得如削足適履一般血淋淋的難看,讓我開始思索這嚴重的違和感究竟發生在哪裡。

《大典》算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嗎?

從《我們》(Мы;1920)、《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一路到《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1953)的「反烏托邦」經典傳統,照說應該適合讓《大典》以最新成員的身分納入其中。但不對勁的地方在於:「反烏托邦」套路中最重要的公式,也就是那種由鐵血肅殺、高壓秩序、強迫控制、艱困生活種種所構成的但丁地獄景象,很怪異地在《大典》所描述的那個強國當中,竟然變得似是而非──

專制依然存在,但並非鐵血肅殺,而是看似柔弱無骨、實則毒如鴆霾;教條依然權威,但並非高壓秩序,而是更加融進生活、甚至近乎娛樂;監視依然綿密,但並非強迫控制,而是完美準確精算、保證無孔不入;社會依然封建,但並非艱困生活,而是人人唯物是從、個個崇權拜金……

「反烏托邦」變成了某種一般人幾乎肉眼無法辨識、內心無從抗拒的詭異版本,黨國給大家(你們配得的)溫飽,拿走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自由作為交換,而為了替大家清除一些(危害社會的)異端,黨國需要更多的權力才能好好維繫民族的榮光!這樣實存的「烏托邦」,人們為什麼要「反」?

是啊,在《大典》當中,你見不到故事主人翁(假如有的話)因為對體制的不滿積累而打算揭竿而起,並沒有。在劇情裡頭,強國與強人若有所謂崩潰危機,多半也是內爆自結構性的意外。《大典》算是「反烏托邦」作品嗎?我很難說服自己。

那《大典》算是一部「電馭叛客」小說嗎?

鞋聯網、夢造儀、網格化、電子蜂……這些小說裡出現的「科幻技術」其實並不那麼「科幻」,因為以現今的科技水準而言,理論上要達成這些效果(或以其他手段取代)並沒有任何困難。甚至若你熟悉英國科幻影集《黑鏡》(Black Mirror;2011-)的話,根本還會覺得這些發明也不是什麼新鮮點子。

老實講,「電馭叛客」談的是科幻,裡頭提到的科技及其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多半仍存有虛構的成分在內,但《大典》並不是。拿著放大鏡仔細端詳,你會發現這些所謂的「科幻成分」不過是現實中強國維穩高科技的「虛構化」假託而已──

現實中的「鞋聯網」用的不是鞋子,而是虛擬空間實名監控、實體空間生物辨識,外加所有即時與非即時的食衣住行育樂消費個人檔案大數據收集,再佐以越來越精細準確的智能學習全自動演算分析。這是現在進行式,而非未來式。

現實中的「夢造儀」用的不是機器,而是透過各式各樣的娛樂媒體、名人代言、品牌操作、積分獎勵……將人們的心智、欲望與注意力或軟或硬地導向統治者所希望的面向,讓輿論來引領「政治正確」與「價值正確」的規範,以「獎勵」代替「懲罰」、用「和諧」形成「壓力」,逐步將「做不同夢的人」納入隊伍,不然就排擠出去。這是現在進行式,而非未來式。

至於「網格化」及「電子蜂」這些東西,以此類推,應該也不需要我一一列舉了吧?若說這些「技術成分」都早已經屬於現實而非幻想,這《大典》還算是「電馭叛客」作品嗎?我很難說服自己。

那麼,《大典》難道不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說嗎?

就「寓言」這種體例的定義而言,其中多半要包含「象徵」或「隱喻」的成分在內,用間接且迂迴的類比方式,來諷刺或影射某種對號入座的現實。如果將「寓言」諷喻的主軸聚焦在對於「政治」意涵的辯證,那最好的例子就該是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的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1945)了吧。

很可惜,你在《大典》裡找不到什麼豬羊狗馬的象徵或隱喻,裡頭談的人名也許都是虛構,但所有關於黨國體例、權力組態、利益價值、顯潛規則、階級倫理、鬥爭謀算、爾虞我詐、反動修辭、吃人禮教、約定俗成、自私卑鄙、雙重思想……統統都是毫無掩飾的直球對決:那些關於人與人、權與權、名與利、生與死之間的傾軋所綿密織就出來的算計與對話,還有那些在雲淡風輕的隻字片語背後所能預見的殘酷冷血,對於我這種實質經歷過列寧式政黨高壓統治的人而言,每個句子都讓我不寒而慄。

坦白講,《大典》根本「政治寫實」到不行,誰跟你「政治寓言」?

行文至此,我應該是清楚剖析了自己在《大典》文本分析上所面臨的違和及焦慮來源。簡而言之,無論是「反烏托邦」、「電馭叛客」還是「政治寓言」,這些類型作品本身對讀者而言,總是帶著某種「隔層紗」的理論距離,那像是某種保持客觀的安全感,讓讀者在獲得啟示的同時,還能在社會想像、時空想像和對位想像之間,保持一份隔岸觀火的放心。

但在閱讀《大典》的過程,這份「隔岸觀火的放心」卻始終無法發生在我身上。因為我清楚地知道,小說裡描寫的那個強國離我並不遠,無論在政治、在時空、在對位想像上都近在咫尺:它就存在於我童年的記憶裡、它就存在於隔著一條水溝的對岸、它正存在於西門町的人潮當中、存在於通訊軟體群組謠言當中、存在於每一次網路連線刷卡消費記錄當中、存在於第四台許多電視頻道的嘻笑怒罵風花雪月當中……

我從翻開《大典》看見的第一個字開始,就不斷地聽見喀喀喀的機械聲響:那可能是作者用堅定有力的指節敲在鍵盤上的聲響,更可能是從某座高科技祕密兵工廠裡不斷漏出的裝配噪音──

我猜想,那是一支支構造精密、環環相扣、牽一髮足以撼動全身的全自動智能滅音鎗,每一個零件都精密異常、每一枚扳機都敏感連動、每一顆子彈都自動追蹤、每一道槍口都準確地瞄在每一個可能蠢動的對象頭上。這意象似乎曾經出現在好萊塢電影《美國隊長2:酷寒戰士》(Captain America: The Winter Soldier;2014)裡頭,一組名為「洞見計畫」(Project Insight)的智能設計。

這種「類洞見計畫」若真那麼恐怖,那人們又怎會默不作聲甚至熱情擁抱呢?在電影裡,潛伏於神盾局內的九頭蛇首腦是這樣告訴美國隊長的:

「九頭蛇相信的是,人性不值得賦予自由。

我們不了解的是,若強行奪走自由,人們會反抗。

戰爭教導我們許多──人必須自願放棄自由。

戰後,神盾局成立,我被招募,新的九頭蛇長大了。

美麗的寄生蟲,寄生在神盾局內部。

過去七十年,九頭蛇靠著危機、戰爭長大。

當歷史不配合時,歷史會被改變、意外會發生。

九頭蛇創造極度混亂的世界。

人類為了確保安全的活下去,不得不放棄自由。

等淨化過程結束,九頭蛇就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我們勝利了,隊長。」

人類為了確保安全的活下去,不得不放棄自由。等淨化過程結束,九頭蛇就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當然,在好萊塢電影裡,九頭蛇的勝利只是一時,而且你曉得在那個虛構宇宙當中,九頭蛇會不斷地失敗。

不過,我已經早就超過那個天真相信邪不勝正童話的年齡了。我甚至不太相信《大典》作者樂觀地認為,這個「類洞見計畫」終究會因為系統本身最不穩定的變因「人性」,導致最終的內爆、裂解與崩潰。

作者在《大典》後序中企圖提出面對這種「科技進化的獨裁」,人們所可能擁有的破解之道,他認為:「當專制與科技結合,追求民主也須與科技結合。當專制日新月異地更新,故步自封的民主不可能與之抗衡,只有科技民主才能最終戰勝科技專制。」

也許我悲觀了,但我得指出就世界現況而言,很可惜的是:「專制」的對立面竟然不是「民主」,而只是資本主義領軍的「自由市場」。

然後我們看到的是:「專制」正一步一步靠著科技的大能開始學會積累資本、脫離貧困、掌控資本、買通所有、運用資本、蠶食市場、玩弄資本、吞食民主……

「科技進化的獨裁」正在巧妙地利用「自由市場」的自由,吃光所有「資本社會」的自由,然後將整個世界納入某個龐大集權Game Master所架設的「課金遊戲」當中,從此再也沒有逃脫的可能。

當然,如果你看過《駭客任務》(The Matrix;1999),你就曉得知道「真相」的人其實至少還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將自己接回母體當中,像賽佛(Cypher)一般遺忘身而為人應有的尊嚴,交出你的自由來換取一塊虛構(但足以自我滿足)的多汁牛排。

否則,你可以選擇踏上主角尼歐(Neo)的道路,無論吃壞吃好,自己替自己作主。

你可以接回母體,換取一塊多汁(但虛構)的牛排你可以選擇接回母體,換取一塊多汁(但是虛構)的牛排

好了,這篇難產的文章,終歸也是寫到這裡。此刻,我腦中突然響起這段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假借馬可波羅之口,替《看不見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1970)所下的結語,這大概也是我所能想得到最好的收尾了吧──

「煉獄,不是一個即將來臨的地方;

如果真有一個煉獄,它已經在這兒存在了。

那是我們每天生活其間的煉獄,是我們聚在一起而形成的煉獄。

有兩種方法可以逃離,不再受痛苦折磨。

對多數人而言,第一種方法比較容易:

接受煉獄,成為它的一部分,直到你再也看不見它。

第二種方法比較危險,而且需要時時戒慎憂慮:

在煉獄裡頭,尋找並學習辨認什麼人,以及什麼東西不是煉獄,

然後,讓他們繼續存活,給他們空間。」


警察国家最终毁于警察 -王力雄《大典》(余杰)

2018-02-07

王力雄的每一本书都是难得一遇的奇书。读王力雄的书,人们会再三感叹说:“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乔治•欧威尔!”国家不幸诗家幸,不知道这是荣耀还是耻辱。若说荣耀,因为王力雄展现了当代中国作家最缺乏的直面现实的勇气,以及先知般的预言能力。中国是一个比小说更离奇的国度,在中国做一个小说家,比想像力更重要的是说出惨烈的真相的勇气,从《黄祸》到《大典》,王力雄如纪录片导演那样做到了“立此存照”。若说耻辱,因为王力雄笔下的中国跟现实中的中国一样,不断堕落、跌破底线、沦为比“动物农庄”还要幽暗的人间地狱。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无论是“低端人口”,还是“高端人口”,个个都缺乏起码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不仅祈祷“来生不做中国人”,而且纷纷用脚投票、逃离中国,“此生不做中国人”。

王力雄的新作《大典》可以看成是他二十多年前轰动一时的杰作《黄祸》的“前传”。《大典》的故事在党魁遇刺、党内纷争、帝国崩解之际戛然而止,此后登场的情节大致就是《黄祸》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大典》以今日中国的现实状况为开端,推演当极权统治日益严密,挑战力量不断式微,专制似乎日久天长,看不到任何变化可能时,却被几个自我盘算的小角色掀翻。看似严密坚固的帝国,却可能脆弱得不堪一击。《大典》中没有枭雄出场,没有集团谋划,没有军队倒戈,没有大厦将崩的迹象,只有一个想自保的特务头子,一个有野心的海归商人,一个想在北京出人头地的边疆小警察加上一个性无能且政治白痴的工程师,这几个漫画式的人物居然就让庞大的专制机器土崩瓦解。

读到这样的情节,总是令人畅快淋漓,宛如畅饮最高度数的金门高粱酒,宛如在迪斯尼乐园坐过山车。如果我有曹操的头痛病症,王力雄的书就像陈琳的好文章那样比灵丹妙药还管用。然而,面对现实中“溃而不崩”的中国以及舞台上的各色人等:张牙舞爪的习近平,长袖善舞的马云,巧舌如簧的莫言,唯利是图的奥巴马,惨死狱中的刘晓波,终身监禁的哈力木伊,人间蒸发的王全璋……却又乍暖还寒。王力雄对中共如雪崩般的垮台的描述,是不是太过乐观了呢?

“大典”是法西斯美学之极致

既然书名是《大典》,“大典”当然是故事推展的动力所在。若不是要筹备花团锦簇的大典,就不会有围绕大典展开的各部门的竞技,更不会有在大典彩排时,主席惨遭暗杀的事故发生。虽然“大典”失去了它的主人公,却如期举行:“二十万机会参加者按单位被分配到天安门广场不同区域。除了旗帜和标语牌,每人手持一本颜色翻页册,庆典时跟指令翻到不同颜色顶在头顶,从天安门上便会看到各种歌颂共产党的巨幅画面。游行队伍和彩车在天安门东侧长安街排好队形,延伸到建国门。”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王力雄,冷眼旁观过若干次大典,无论是奥运开幕式还是国庆阅兵,他描写大典的细节自然轻车熟路、娓娓道来。

极权体制需要“大典”显示其力量,“大典”是法西斯美学的极致,从纳粹德国到苏俄,从中国再到北韩,概莫能外。一九八九年,波兰导演Andrzej Fidyk应邀到平壤拍摄北韩庆祝建国四十週年阅兵大典的影片。这部名为《北韩的一九八九年阅兵》的电影,没有任何导演的旁白或评论,完全引用北韩文宣的内容。影片中不论是在室内的集会或室外的阅兵的场景中,壮盛的队伍,整齐一致的不仅是服装、打扮、口号、甚至笑容,特别是小朋友的说话和表情,天真无邪的眼神,完全被装腔作势的口吻和手势给取代。导演感叹地说:「虽然拍完此片已经快十六年,至今仍能感受到在北韩的感觉,即当我看到的人和事物,一切都是被刻意安排的剧码,非常的不真实。」当时,北韩领导人金正日很满意这部片,想要颁奖给导演,然而北韩驻华沙大使馆强烈反对——因为,北韩的外交官清楚地知道北韩以外的人对此片有何反应。

希特勒是用群众运动打造独裁政党的先锋。希特勒力排众议,任命女导演里芬斯塔尔爲纳粹纽伦堡党代会拍摄纪录片。里芬斯塔尔完成了轰动一时的《意志的胜利》,在自然与刻意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前所未有地赋予纪录片一种连故事片也无法企及的“意识力”。纳粹主义思想在片中物化成具体的、活泼的、盛大的和庄严的图像,希特勒被描述成“救世主”。这一切都不是生硬的说教,乃是通过艺术之美来征服银幕前的观众,就连向来对里芬斯塔尔心怀芥蒂的戈培尔也承认“影片将意识形态的宣传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法西斯美学由此向全球渗透: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与德国关系对立的法国观众为之如痴如醉,《意志的胜利》获得金奖,法国总理达拉第亲自为里芬斯塔尔颁奖,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几年后电影中的这群德国人会佔领大半个法国。

中共的审美能力比不上纳粹德国,但有张艺谋等“大师”加盟,却也具备了某种特殊的“东方气象”。王力雄抓住“大典”这个意象,如同抓住独裁者的睾丸。中国现实中的“大典”比小说中的更杀气腾腾:二零一七年八月一日,中共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习近平身穿迷彩服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阅兵。这是继一九八一年华北军事大演习阅兵后,解放军时隔三十六年再次在天安门以外的地区阅兵,也是中共建政以来,解放军首次在「八一建军节」开展阅兵式活动。朱日和曾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长期以来在报纸上连名字都不会提及,仅以「华北某训练场」来代替。该基地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朱日和镇,佔地广达一千零六十六平方公里,坐落在当年成吉思汗扬鞭挥戈的古战场上,号称「亚洲最大、中国军队最现代化的大型陆空联合训练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阅兵开始、检阅部队时,虽然仍以「同志好」来问候各军受阅部队,但部队一改过去称受阅的国家元首为「首长好」的说法,改为「主席好」,主要是以此强化习近平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习近平没有希特勒挑动群众和官兵情绪的能力,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宣称“在数千万人中你们找到我,是今世奇迹;而我找到你们,是德国的福气”,但习近平在十九大后率领政治局文武百官“学习习近平治国思想”,其“自我神格化”的方式离希特勒只有一步之遥。王力雄小说中主席乾瘪单调的形象,远没有现实中的习近平来得生动而夸张。

天网恢恢,“密”而不漏

鞋联网、梦造仪、电子蜂、神经阻断剂……如果《大典》早出版十年,读者或许会对书中出现的若干高科技手段感到新奇,但在「天网」监控系统无所不在的今天,中国的现实比小说更加恐怖。当专制统治有了现代科技手段,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电脑和互联网时代把人类纳入数位状态,专制者能利用数位技术实现以少制多。数位科技固然也帮助异见人士传播其异端思想,但对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帮助更大。脸书(Facebook)创办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坦承,「许多人进入科技业,是因为相信科技可以带来分权化的力量,赋予人民更多权力。但随著少数的大型科技公司掘起,以及政府使用科技监控他们的人民,许多人现在相信科技只会加强集权,并非分权化」。

中国已有一点七亿个监控镜头遍布各地,当局计画未来三年要再安装四亿个。也就是说,差不多两个人就被一台摄像头控制。当年,我被北京国保特务非法软禁在家,他们在我家对面的楼房上安装六台摄像头,同时在我家后面的墙壁上安装红外线的监控设备——提防我从二楼跳到一楼邻居的花园中逃走。他们不必节省经费,因为维稳费用高达七千亿。

很多异见人士感叹说,在中国,出了小监狱,又进大监狱,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据英国广播公司报导,贵阳公安局向记者示范人脸辨认的监控系统如何运作。这个监控单位犹如电影中的火箭发射中心,屏幕闪烁,人头攒动。人脸辨认系统包含当地所有居民的影像,画面中,一个年轻人走在街上,只要锁定,马上就可分析出其年龄、种族、性别、衣著甚至是表情状态。获淮进入中心的记者苏德沃思(John Sudworth)测试了监控系统的抓人功力,他临时被扫描登录为嫌疑犯后,坐车到贵阳市中心下车,准备「潜逃」前往车站,当他走进公车总站售票厅后,马上就被警察拦获,前后仅七分钟。

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腾讯通过十亿张照片的大数据,已掌握每个中国人的长相变化。马化腾透露,在腾讯平台,每一天有超过十亿张照片上传,节假日甚至有二三十亿张照片,绝大部分都是人的脸,尤其是中国人的脸。很多人从年轻开始,就一直在腾讯的平台上传照片,腾讯由此掌握了每个中国人过去十几年来的面容变化,甚至可以预测其老年是什么样子。

与人脸识别相配合的,还有“步态识别”技术。北京有一家叫银河水滴的公司另辟蹊径,以步态识别在安防反恐领域弥补人脸识别等技术的缺憾。在银河水滴首席市场官苑丽萍的演示下,一段录像中,一名戴帽子的嫌疑人脸部特征模糊,但走步姿态却被清晰记录。如果将此种姿态对照步态大数据库,就能确定此名嫌疑人的身份。据苑丽萍介绍,公司已经和有关部门之间建立起有效沟通,将该项技术大规模应用于安防领域还需要一段时间积累。其中,敏感人群步态数据库的积累最为关键。有了完善的数据库,步态识别就能更好地找到比对依据,在安防领域发挥作用。

近期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实际例子就是:因参与海祭刘晓波事件逃亡数月的自由作家黎学文,于广州火车站被捕。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艾晓明在社群网站表示,律师葛永喜已和被捕的黎学文见面。葛永喜披露,黎学文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广州火车站有人脸识别器,两名警察主动上来说,你是遭公安部通缉的对象,拿出身份证来检查。

《大典》中实际操作数位科技的是近乎书呆子、而且性无能的李博,他被设置成被安全特工刘刚控制的一个傀儡,就连妻子亦沦为对方的玩物。这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科技男”惯有的贬低式想象。其实,现实中的数位天才,如马云、马化滕、任正非等人,既是富可敌国的企业家,又是精于“讲政治”、投靠党国大佬的“编外政客”。这个群体大大加剧了中国现实的黑暗,他们对中国社会发挥的负面作用至今仍未得到充分评估。

党为什麽成为克格勃的手下败将?

特务系统原本是党的强力部门的一部分,是党的制度外力量的延伸,是党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的利器。但是,在极权主义国家,因为维稳任务太过繁重,因为党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因为党魁感到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从而更依赖克格勃,特务系统常常溢出党务系统的控制,成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存在,甚至威胁到党魁的地位和党的权威。

在纳粹德国,短短数年间,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这两大特务系统就膨胀数十倍,其触角伸向党政军各领域以及包括基督教会的民间社会,就连传统上地位尊贵的国防军都对其侧目。特务头子希姆莱的权势超过希特勒的左右手、帝国元帅戈林和宣传部长戈培尔,俨然以希特勒的继承人自居。

在苏俄,克格勃头子贝利亚让政治局的同僚们感到胆寒。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程序削弱乃至剥夺其权力,他们只好在得到军方支持后发动一场政变,由朱可夫元帅亲自率领卫兵衝入政治局会议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贝利亚逮捕并处决,这才除去心腹大患。不过,后来克格勃出身的安德罗波夫终于熬成党魁,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偏偏又是克格勃出身的普廷。

在中共的历史上,康生和周恩来是两大特务头子,他们都沿袭苏俄克格勃的模式。康生从延安时代就成为毛泽东的左右手,毛若不是利用康生掌握延安的安全力量,断然不敢轻易发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延安整风”。周恩来从二十年代就掌控著另一支特务系统,这是其成为中共权力结构中罕见的“不倒翁”的资本。而近年来长期掌控安全系统的是太子党的“老大哥”曾庆红——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当年就是周恩来手下的特务头子,子承父业,理所当然。习近平爲了从曾庆红手上夺走国安大权,不惜重新洗牌,将庞大的国安部及部分公安部的职能,拆分爲国内和国外两大块,类似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这就是郭文贵事件发生的大背景。

在《大典》中,来自新疆的小特务刘刚被借调到国安委的执行机构“特派局”,为了能建功立业,利用“造梦仪”控制李博的妻子、在疾控中心工作的专家伊好,然后靠著伊好的签字背书,向高层呈送了一份瘟疫危险逼进的报告。事实证明这是虚惊一场,但瘟疫的谣言影响了大典的准备工作。主席勃然大怒,归罪于国安委办公室主任、特务头子“老叔”。“老叔”本是躲在幕后谨言慎行的传统官僚,爲求自保,策动了对主席的暗杀,啓动了党国体制的崩盘。在此意义上,党国不是被异议运动颠覆的,也不是被“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国主义颠覆的,反倒是被自己的克格勃掀翻的。

老叔和刘刚都是党国体制内忠心耿耿的“螺丝钉”,他们干伤天害理的事情从来眼不眨、心不跳。他们又极度平庸,符合汉娜•鄂兰“平庸之恶”的概念。他们知识不足,眼界有限,心灵枯竭,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毫无认识和尊重,此前在北京常常上门骚扰我的国安和国保人员大都是这个类型。吊诡的是,他们出于自保的本能,却能利用无边的权力,让如同“和谐号”高铁列车般飞奔的极权制度脱轨、翻覆。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的变局,会不会真的从作为“中国式克格勃”的国安委开始,让我们静候好戏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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