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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何清涟

野兽按:看到美国民主党社会主义化,纽约时报党媒化,想起了何清涟2006年出版的研究“中共大内宣”的著作《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以及2019年出版的研究“中共大外宣”的著作《红色渗透:中共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

世界上有一种媒体,是以隐瞒事实为目的,旨在使大众不能真正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或者,准确地说,它们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已经发生的事实,并报导这些事实,再塑一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这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在细节上可以是十分逼真的,但在根本上却是被剪裁因而是被扭曲的。生活在这样一种信息世界的人们,认为自己了解一切,但事实上却在被蒙骗、被愚弄、被塑造。

媒体控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垄断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既有深厚的历史经验积累,更有锲而不舍、臻于完善的毅力,也有穷思妙想、花样翻新的创造力。

美国大选中处处晃荡着奇诡的中国魅影,这魅影还伴随着中国金钱的叮当响声。中国的宣传支持谁,都被大外宣辩解成观点与立场,独独否定利益关系。但有一样东西不会说谎,那就是中国资金流到谁的钱包里,谁就被北京视为政治上的合作伙伴。

非营利性政府监管机构在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National Legal and Policy Center,NLPC)已向美国教育部投诉,对宾夕法尼亚大学向拜登中心提供的中国捐款进行“全面调查”。据该中心发布的消息,拜登中心(the Biden Center)于2017年开放。2017年全年,直到乔·拜登于2018年4月宣布他竞选总统后,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中国获得了7,000万美元,其中2,200万美元被列为“匿名”。该大学与拜登中心于2020年1月31日共同赞助了2020年宾州中国研究研讨会,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大使在开幕式上致辞。这些来自中国的钱最后流向了拜登中心。


《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

推荐序

吴国光:多重的真相还原――何清涟着《雾锁中国》与中国媒体研究

张锦华:万山不许一溪奔

致台湾读者:中国”媒体市场化”的神话褪色之后

前言:云遮雾罩的神秘中国

一、一些专家的感叹: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越不了解中国

二、中国的”媒体”是公共传媒还是政府的宣传机器?

三、中国传媒业是怎样处理”新闻”与敏感内容的?

四、观察中国最重要的是”观其行”,而不是”听其言”

五、中国当局为什么总被美化?

六、阅读中国媒体的几条重要经验

第一章 控制新闻是愚民政策的主要手段

一、1978年以前中国新闻控制的演变与特点

二、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媒体管制

三、2003年的”新闻媒体改革”神话

第二章 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

一、法律与宪法相悖

二、中国政府对媒体的跟踪管理

三、重大事件实行”统一报道”

四、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政治教育与思想控制

五、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命运

第三章 政府对媒体从业者的双重控制

一、传媒帝国的政治金字塔结构

二、传媒政治等级在中国的现实作用

三、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看中国当代传媒的处境

第四章 “内部文件”与信息保密制度

一、无所不包的”国家机密”

二、剥夺民众知情权的”内部(秘密)文件制度”

三、作为政治特权的”内部新闻”

第五章 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记者

一、中国政府对信息源与记者采访的严格控制

二、各地”矿难”发生后例行的新闻封锁

三、用殴打记者的暴力方式阻挠记者采访

四、地方公安局与法院发”文件”禁止记者采访

五、政府收缴载有不利本地政府形象报道的报纸

第六章 封锁消息与制造混杂着部分真相的谎言

一、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希望工程”腐败案报道的干预

二、制造混杂部分真相的谎言:”南京投毒案”

第七章 记者成了高风险职业

一、西安《各界导报》记者冯钊侠被杀案

二、《证券市场周刊》披露李鹏(中国总理)家族暴富,作者被捕

三、山西记者高勤荣反腐败受诬冤案

四、”中央文件汇编”竟然成了反动书籍

五、辽宁省记者姜维平揭露该省高层腐败,锒铛入狱

六、为什么总是揭露腐败者受到惩罚?

第八章 牺牲者墓园

一、一朵被掐断的带刺玫瑰:《南方周末》

二、牺牲者墓园

第九章 外国记者在中国

一、”自由”的外国记者与不自由的被采访对象

二、外国记者面临的种种管束

三、中国政府对外国新闻报道的机会主义态度

四、在中国媒体工作的外国记者的遭遇

五、什么样的外国记者能成为”中国政府的好朋友”?

第十章 外商能否进入中国传媒业?

一、仍未开放的外商投资禁区:传媒业

二、一些纯属虚构的谎言

三、严格控制境外媒体内容进入中国

四、外商投资中国媒体会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吗?

五、世界媒体进军中国市场竟成南柯一梦

第十一章 中国政府对网路的控制

一、中国互联网发展概况

二、中国政府对网路的严密控制

三、专制高压下的”心理长城”:中国网路的高度”自律”

四、中共政府的国家”黑客行为”

五、通过网路监控抓捕”异议人士”

六、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黑色幽默:”我们没有网路警察这个警种”

第十二章 “老大哥”在看着你

一、”老大哥”监控着每一个需要被监视的人

二、与跨国公司建立不光彩的技术合作

三、网路大牌如何向中国政府叩头――GOOGLE在中国的经历

四、庞大的现代科技监控体系:”金盾工程”

五、网路公司的集体辩护与美国朝野的谴责声

六、一份说谎的网络调查报告

七、宽严之间见章程

第十三章 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杰作”:冷战意识

一、浸透冷战意识的国际观念

二、虚伪的意识形态宣传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作用

三、中国政府执导的传媒”仇美爱国秀”

四、中国人为什么对美国的“9•11事件”喝采?

第十四章 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神话

一、GDP神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二、GDP神话光环下掩藏的巨大阴影

三、中国的统计数据之谜

结语 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多远?

一、中国的”变”与”不变”

二、墨写的谎言涂饰着中国

三、中国离政治民主化还有多远?

四、一个民主的中国更能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作者说明: 本书是在中国人权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2003年)的基础上增修而成,比原报告增加了11余万字。但因版权所限,未能将书稿登载于个人网站,只能刊登序言、目录及书中的书评等内容。敬祈中国读者见谅。《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请见本网站上链接的《当代中国研究》网站。

吴国光出席由支联会举办的六四三十年纪念研讨会。摄:陈焯煇/端传媒


多重的真相还原:《雾锁中国》与中国媒体研究

吴国光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

一、“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大众媒体与中国研究

二、谁知道中国的真相?从中国民众到外国专家

三、中共媒体控制的理论基础:“喉舌论”与“导向论”

四、市场化改变了中国媒体吗?

五、结论

【注释】

一、“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大众媒体与中国研究

大众媒体的功能,一般认为是报导事实,使大众了解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是,世界上却有一种媒体,是以隐瞒事实为目的,旨在使大众不能真正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或者,准确地说,它们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已经发生的事实,并报导这些事实,再塑一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这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在细节上可以是十分逼真的,但在根本上却是被剪裁因而是被扭曲的。生活在这样一种信息世界的人们,认为自己了解一切,但事实上却在被蒙骗、被愚弄、被塑造──这可以说是生活在信息发达的当代世界的人类所能经历的最大讽刺剧和悲剧之一。

人们不免要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出于什么样的需要,具有如此之大的本领,可以在媒体上“重新安排”世界呢?进一步,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媒体,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说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是因为这类媒体自身的运作实况,即属于首先要被隐瞒的重大事实之一;不然的话,一切的“重塑”将白费心机。在现实世界,每一家媒体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陷入这个信息的怪圈,因为从事媒体事业的人们不可能完全没有他们的主观判断,更因为人们认知和报导周边事情的能力毕竟有限。但是,只要大众媒体不是处于信息垄断状态,而是处在多家媒体相互竞争的制度环境下,则这种怪圈很容易就被打破。换句话说,自由、多元的媒体,是克服这个怪圈的基本要素。反过来说,从属于垄断、专制的制度环境的一元媒体,则必然趋向所谓的“超真实”媒体。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媒体,正是这类媒体发展到顶峰的“经典之作”。

当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始作俑者。根据政治学的研究,20世纪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具有垄断媒体的制度特点,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政体模式。[2] 在制度性垄断的基础上,这类媒体形成了一系列独特运作方式和社会功能。对这种制度、这些方式和功能的研究,特别是它们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下的表现,20世纪中叶之后的学界不乏有力之作。[3] 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毛时代中国媒体的研究,也曾经受到学界的关注。[4] 当然,这里所说的学界,主要是西方学界;因为在斯大林和毛的统治下,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连自然科学也要服从政治意志[5],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就更成问题,甚至连其存在的必要也一度被怀疑和限制。由于大众媒体和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更由于共产主义制度下媒体高度从属于政治权力,对于这类媒体的研究,往往还超越了媒体研究本身,而是扩展到政治和历史的广阔领域。更进一步说,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不高度依赖经由大众媒体报导的社会信息,特别是外界几乎无法直接到当时的共产主义世界(比如说,中国)进行科学意义上的实地和社会调查,则一般的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对于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也事实上受制于共产主义世界媒体的信息传达。在后一意义上,这类媒体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制约研究的环境,甚至往往是在发挥它们自己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可是,恰恰是在这个层次上,媒体研究对于中国研究的意义,尤其不能低估,因为媒体本身已经超越了单纯作为媒体研究的研究对象的范畴,而进入了与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之间发生着的不可回避的互动过程。这等于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中国媒体的研究,成了一般中国研究的前提和必修。

因此,一旦中国稍有开放,对中国媒体的研究便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某种有利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同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总体的领域一样,西方对于中国媒体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90年代和本世纪初,具有华裔背景甚至具有共产主义中国生活经验并经过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恕我孤陋寡闻)学术训练的一批学者,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为之注如了充沛的活力──这也和英语世界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基本状态类似。特别是,在中国本土,也开始兴起对于大众媒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经由本土与海外的交流和激荡,中国媒体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就本人有能力阅读的英文和中文世界来看,已经甚为繁荣。[6]

在这样已经颇见万紫千红的研究领域,何清涟新著《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2006)依然堪称一枝独秀。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领域,这本书都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和冲击性的力量。这种突破和冲击,在我看来,主要植根于本书所做的可以称之为“三重的真相还原”的努力和探索。这“三重真相还原”,第一重,针对中国媒体对于中国情况的报导,力求在对比中国现实和媒体报导之间发掘和还原被中国媒体扭曲的真相,是媒体研究的文本研究和认识论;第二重,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力求了解和还原这套控制机制如何运作,是媒体研究的操作研究和制度论;第三重,则针对当前市场化改革开放状态下中国媒体的政治本质,力求探索和还原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如何继续实施乃至强化媒体控制和操作的,是媒体研究的发展论和政治经济学。在这样架构宏观但却层次细微的研究中,此书以丰富的资料和深入的分析,把中国从中国媒体所塑造的“超真实”中拉回到真实世界,也把中国媒体从某些媒体研究所塑造的“超真实”还原到现实之中。

无疑,这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这是一项挑战。何清涟恰恰具有巨大的优势来接受这项挑战。这些优势,也可以归纳为三重:第一,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资深从业人员,在深圳等地报界工作多年,对所谓“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中国媒体运作有切身的深入了解。共产主义革命家列宁有句名言,“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同理,对于某种封闭机制的运作的了解,也往往要从内部才能观察、体验得实在和真切。这并不是说,离开这种从业经历,人们就无法研究中国媒体;而仅仅是说,有这种从业经历,无疑可以成为一种难得的优势,比较容易掌握那些通过一般实地调查(fieldwork)所不容易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第二,她又是一位学者,具有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而且是当今中国出类拔萃的政治经济学家。这不仅使她娴熟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搜集资料、归纳整理、条分缕析、理论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训练使她具备研究和思维的有力的方法论──这在本书中有很好的说明。

能够具备上述两条,已经很有“鱼与熊掌兼得”的独特优势了。然而,何清涟的最大优势还不在这里。她不单是掌握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新闻记者,也不单是具有丰富第一手媒体经历的资深记者;她首先是具有社会关怀、人类良知、独立精神和批判思考的知识分子。这种政治上的独立性,这种关切民众基本权利(当然首先包括“知”的权利)并愿意为争取它们而努力甚至而牺牲自身重大利益的公益精神,这种只相信真相和真理而为此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道义风骨,是何清涟在面对中国媒体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时的最大优势。因为有这种优势,她才可能选择这样一个困难的课题,也才可能去深入发掘诸种真相,因而才可能向读者呈现那多重的真相还原。在这个意义上,《雾锁中国》已经不单单是一本普通的学术著作了,它已然是道德勇气和科学探险的结晶。

二、谁知道中国的真相?从中国民众到外国专家

从形式到内容,从风格到技术,当代媒体花样百出。但是,衡量媒体品质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原始,那就是:通过媒体,人们能不能充分了解自己所关心的公共事件?所谓“公共事件”,就不是个人对于歌星或者时尚的爱好──人们当然也关心歌星或时尚,大众媒体当然也有报导这方面内容的功能。但是,这种服务的好坏,难以用来评判大众媒体的品质,原因在于这些方面基本上属于“私人口味”的领域(尽管它们已经通过市场而有其“大众化”的内容),并且一般不直接和严重地影响群体利益。事实上,什么是“公共事件”,是通过媒体报导和受众反应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动态地确定的。

那么,研究中国媒体的最基本的问题,也就应该是:通过中国媒体,中国受众能不能充分地了解他们所关心的公共事件?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经常倡导“讲政治”,中国媒体也被要求“讲政治”,我们从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网民高涨的政治热情。那么,我们通过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是否可以充分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没错,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报导,中国民众比别的国家(比如说,美国)的民众可能更多地知道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每天都会见了哪些人;但是,他们会见时讲了什么,为什么讲这些东西,讲的这些东西与中国民众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会对中国民众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民众恐怕就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道了。进一步讲,为什么这位领导人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过程和原因中国民众恐怕就了解得更少了。撇开这些高层政治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民众其实不关心这些问题),回到底层生活,一个中国居民,通过大众媒体,是不是知道本市本地的社会福利金是如何使用的,一条道路的修建是如何决定的,自己孩子上学的学校为什么经费不足,乃至最为具体的,比如昨天当地有没有发生爆炸事件、为什么发生这起爆炸事件,诸如此类?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说中国民众也不关心这类事情了吧?可是,中国媒体给了他们充分的(甚至是不充分的)信息来了解这类事情了吗?

何清涟的书,正是从这样的问题入手,来解剖中国媒体的。她主要是从外国人不能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的角度入手;但是,她也没有忘记中国民众同样无法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和世界)。只不过,西方人似乎更天真,生活在自由(当然也不是完美的)媒体制度下,他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媒体了解事件;而中国人可能有些习以为常,也许假定媒体的存在就是只谈论媒体自己在谈论的那些东西,而与自己的生活无关。事实上,如果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加了解中国,那并不是中国媒体的作用,而是生活本身的作用。说到底,由于中国媒体几乎完全不能行使让民众充分了解公共事件的社会功能,中国人通过诸如生活经验和小道消息等等而形成的对于中国本身的了解,往往朦胧模糊,既不具备充分经验的支持,更缺少深刻理性的切入。更可笑而可悲的是,对于许多具体事件,比如朝鲜战争、林彪外逃、三年饥荒、“文革”时期人吃人,国人的了解程度,其实还不如外国。即使对于今天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比如汕头的抗议、河南的艾滋病、上海市委的人事地震、华东干旱而粮油涨价等等,那些没有信息渠道接触境外媒体的国内民众,也了解得相当少。说的难听一点,一个仅仅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和世界情况的人,差不多就是一个瞎子和聋子。

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在中国没有“中国研究”这门学问。没有信息,何来研究?还不要说其他方面的限制。即使是这个国家的政策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进入了所谓“盛世”,它也依然害怕自己的国民研究自己的国家。当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研究,这个政府也很忌讳。否则,不能解释,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上百万种书目,翻译出版国外作品不甘人后,但却从来没有翻译出版哪怕一本,比如说,美国大学使用的中国政治教科书。当然,对于这类研究,中国政府有其鞭长莫及之处;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政府不在设法影响它们。中国媒体对于中国片面、不充分、扭曲和虚假的报导,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影响手段。而一旦这类研究受到影响,符合了中国政府的口味,中国政府就反过来可以借助外国的研究进一步愚弄中国民众:你看,洋人在说如此如此了。在中国国力持续增强、中外交流持续拓展的背景下,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何清涟特别强调外国人通过中国媒体不能了解中国了。

三、中共媒体控制的理论基础:“喉舌论”与“导向论”

为什么中国媒体是这样一种状态?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垄断和控制。这是何清涟此书的中心主题。而揭露这种控制的机制、手段和方法,就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公平地说,媒体控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垄断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既有深厚的历史经验积累,更有锲而不舍、臻于完善的毅力,也有穷思妙想、花样翻新的创造力。把这一切埋没在暗室之中,不免让外界小看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执政能力”。现在,何清涟搜集、发掘、整理和揭露了这些东 西,全书内容丰富、翔实 、生动、深刻。可惜,中国共产党好像没有申请控制媒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打算,否则,它们要感谢何清涟为它们准备了最好的申报材料。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强调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党。因此,在这一整套制度和手法背后,中国共产党还有一整套的理论,来支持这套媒体控制制度。为了有助提纲挈领地理解何清涟书中的丰富内容,我们在这里不妨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所谓的理论,看看它们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所谓的“喉舌论”。这是中共关于大众媒体的基本理论;“喉舌”就是中共对大众媒体的基本定位。谁的喉舌呢?当然是党的喉舌。这种说法,把共产党比作一个人体那样的有机体,而中央领导层是大脑,所谓的大众媒体就是用来表达大脑思维并沟通的嘴巴和舌头。既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那也就只能有一副喉舌──这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宪法所宣称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别人都不能有嘴巴,要言论自由有什么用处?在《雾锁中国》中,特别是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何清涟从制度上剖析了“喉舌”与党和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把中共的“喉舌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必须补充的是,“喉舌论”对今天正在“与时俱进”的中共来说,并不是已经过时的东西,而是必须发扬光大的传家宝。中共十六大前后,中共负责宣传的高级官员拍马屁,总结出了所谓“江泽民新闻思想”,其诸多要点中的第一点,还是“喉舌论”。[7]

“喉舌论”不仅形象扼要地表达了中国媒体是中共的传声话筒这一研究中国媒体所必须了解的第一现实,而且直接蕴含了“媒体不能客观报导事实”的基本原则。“喉舌”不是具有认识功能的器官,而仅仅是具有表达功能的器官。换句话说,中共并不要求媒体能够实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使民众充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功能,而仅仅要求它们能够传达自己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宣传”看得极为重要,而大众媒体不过是“宣传工具”。既然要宣传我的看法,当然就要接受我的控制──扭曲客观事物与严格控制媒体,这样两个方面在这里就合二为一了。事实上,被控制的媒体必定扭曲事实,扭曲事实的媒体报导背后必定有其政治控制者的独特意图──它们在“喉舌论”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当然,中共的媒体控制理论并不都是老一套,而是也有其“与时俱进”的方面。“导向论”就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发明。不过,中共最初的党刊,就叫《导向》。不过,明白提出“导向论”,却是迟在中共总结1989年天安门镇压经验的时候了。所以,“导向论”更被认为是江泽民以来中共领导层的一大新闻思想。[8] 话又说回来,这作为一“论”固有其新的一面,但所包含的内容其实并不新鲜。延安时代,中共的所谓理权威、其实也是新闻研究权威的胡乔木就提出过“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的说法,听起来比“导向论”客气一些,也没有那么急功近利,但那种思想内核即必需要“教导”和“引导”人民,明显地一脉相承。换句话说,在中共这里,媒体从来都不是人们了解客观世界的渠道,而是接受某种主价值的训练,至多是通过讲解客观而灌输价值的课堂。你要了解什么是真相吗?对不起,共产党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真相”,或者说只有党知道真相。你亲眼看到的东西,比如说,你亲身了解的周围中共官员的腐败,对中共媒体来说,并不意味着“真相”。党会告诉你,这只是部分的现实,而更大的现实是:你没有见到的官员都不腐败,即使有腐败那也只是暂时的、支流的、现象的,而党的本质、主流、长远发展,都是会克服腐败的。而且,党正在与腐败作斗争;所以,党的官员腐败越严重,说明党越伟大,因为它正在与这么严重的腐败英勇地斗争着。

很明显,所谓舆论“导向”就是歪曲事实──这在何清涟的书中有精辟的描写与分析。进一步说,谁来“导向”呢?如果媒体是人民的教科书,那谁是人民的教师呢?答案毫不含糊:中国共产党。所谓“制造舆论”、“引导舆论”,这些“伟大”的任务,如果没有党对媒体的牢固、严密、精准的控制,怎么能够实现呢。这样,说到底,“导向论”也与“喉舌论”一模一样,无非是论证两点:第一,媒体要按照党的意愿和需要来剪裁它们呈现在民众面前的世界;第二,党要在组织上、思想上、财政上、运作上,在方方面面,严密控制媒体。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媒体理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实践。我们看到,这些理论其不打自招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大众媒体的严密控制,并要求媒体歪曲一切需要歪曲的事实和真相──也许我们也该造个新词,不要说什么“歪曲”吧,就说是“正曲”吧──党总是正确的,而事实真相常常不能符合这些正确标准,于是党要求媒体(严密的控制当然是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把这些事实扭曲到“正确”的样子。换句话说,媒体是党的玩偶,而真相是党的媒体的玩偶。这就是中国媒体“应该”实现的价值标准。可笑某些中共官员,还是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和媒体事业的官员,居然在那里按照西方的价值准则宣称“中国的媒体是最自由的”。中共媒体理论里有“新闻自由至高无上”这种说法吗?如果没有,这些中共官员不是在明目张胆地与党的理论和政策唱反调吗?他们是想削弱党对媒体事业的领导吗?我看,中央组织部可以撤销他们的职务了,甚至开除他们的党籍。对不对?不会的,中央组织部不会这么干。为什么?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变得开明或者软弱了?还是这些所谓党内的“自由派”太猖狂,已经“和平演变”了这个党?显然都不是。原因更多地还在于,就如何塑造一个“超现实”的“现实世界”而言,中共已经“与时俱进”,发现、发展和发明了一系列蒙骗世界的新手法。而恬不知耻地宣称“中国媒体最自由”,就是这一系列新手法的一种。

四、市场化改变了中国媒体吗?

的确,经过将近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媒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著市场化的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在结构和运作上出现了新的特点。那么,中共对于大众媒体的控制,是不是因此削弱或放松了呢?中国媒体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报导,是不是进步和真实了呢?──回答这个问题,是何清涟在书中最下功夫之所在。事实上,《雾锁中国》基本上是对当局控制中国媒体的揭露;不多篇幅的对于历史演变的研究(主要在第一章第一节),仅仅旨在增加读者对于背景的了解。这样一种研究重点,这本书的强烈现实针对性,以及其动态的研究方法,使得本书份量大增:这不是一项历史探索(固然,历史探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许是厌烦了自己那过于悠久的历史,中国人对于历史,除了拿来娱乐、发财和学习阴谋诡计之外,往往是倾向于不大在乎的),而是一项直接关乎每一个其生活与中国有关系的人的当下生存状态的研究。

我们说过,本书另外一个特色,是它针对国际受众的论说重点。的确,在一般的西方概念中,市场即等于自由;中国既然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市场化变革,那种认为中国因此已经大大自由了的假设相当普遍。在这种假设下,中国的大众媒体当然也被认为比改革之前大大自由了;自由的媒体所报导的信息当然也就具有更大的可信性了。殊不知,这是当今世界对于中国现实的最大误解。何清涟集中针对这种误读而下笔厘清真相,是极具眼光的。

那么,市场化究竟有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控制媒体的作为呢?我们看到,何清涟的研究结果,和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媒体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本人感到鼓舞的是,这也与本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虽然本人的研究规模比何清涟的研究小得多,研究的重点也颇有不同[9])。这一研究结果,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媒体从业者在不断争取新闻自由,力求哪怕部分地摆脱政治控制,具有市场化因素的社会经济也为他们的这种抗争提供了新的资源和空间;另一个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控制媒体的努力也在持续强化、细化、集中化和精致化,它也同样(如果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加便利地)在利用市场化所提供的新资源、新机会和新途径,来更新与加强对于媒体的政治控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媒体发展的这样两个方面,并非半斤八两;就制度层面而言,后一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既制约着前一个方面的发生发展,也决定中国媒体的整体生存状态和职业表现。在这一点上,何清涟和本人一样,也许是少数派。而更多的研究中国媒体的学者,似乎倾向于把研究重点放到第一个方面,致力于发掘能够改变中国媒体被控制的那些因素。这样两种研究思路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但是,如果因为较多关注抗争而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媒体世界今天更多地是为了争取自由、独立、专业的媒体报导的抗争所支配,党国机器的媒体控制已经边缘化、已经相对有限,甚至已经或正在趋于失效,那就未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反过来,我们看到,就象何清涟在书中所展现的那样,她对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反抗和斗争,没有丝毫的忽视(而且,她本人不久之前还站在这一斗争行列的最前沿),给予了很多篇幅加以论述,但她总是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下分析这些抗争,总是深深体会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艰难处境(如果不是党国控制媒体的基本制度环境占据主导,这种处境也就不会那么艰难),总是着眼于抗争与控制的互动。因而,在我看来,她也就总是能够牢牢地把握那些理解中国媒体状态的基本线索。正是因为这一特色,这本书在有关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的领域,占据了一个学术和思想的制高点。

五、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资深新闻工作者,秉持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思维,何清涟转战媒体研究,推出重头著作《雾锁中国》,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深刻犀利的解剖,对中国媒体的真相实现了三种还原:还原充斥着谎言的报导背后的中国现实真相,还原自称“自由”的媒体背后被党国机器严密控制的真相,还原市场化中的媒体依然作为党国喉舌的真相。通过这些真相还原,何清涟从多方面对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首先,这部著作深入、细致并令人信服地发掘并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控制媒体的制度及其运作,填补了中国媒体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为世人了解中国政治、中国媒体乃至中国的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打开了一扇面向暗室神秘操作的明亮的窗口;其次,这部著作系统地厘清了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中国媒体所处的制度环境,沿着媒体与党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主轴勾勒出一幅真实、动态并充满细节的宏观图画,从而为理解中国媒体多年来发展与腐烂、变化与僵化、斗争与镇压、开放与控制等诸种现象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第三,对于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如何深入探讨中国真相,乃至对于一般舆论和大众如何了解中国,这部书具有正本清源、振聋发聩的功能,甚至有从根本上颠覆那种筑基于中国媒体报导和中国官方宣传而形成的种种对于中国的似是而非的判断的冲击作用。这三个贡献,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意义。为此,值得向何清涟祝贺这部书的完成和出版。

无疑,没有一部书──无论它多么丰富和深刻──可以穷尽一个领域。中国媒体研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学术领域,如何了解中国更是一个涵义深邃、具多方面动态发展并对人们的认知和思考能力深有挑战性的问题。何清涟此书显示了一个深具学术潜力和足以激发思考动能的研究方向,更多的后续工作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延展和深化下去。比如说,何书中引用了多种媒体控制的案例,其中多个案例可以成为不同的专门研究的课题,从而以小观大地深化、细化人们对于中国媒体制度如何运作的了解。再比如说,何书对于中共党国推出的所谓新闻改革颇有关注,并给予揭露性的分析;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所谓“改革”措施还在不断有新的花样或新的包装,因此党国及其宣传机器也在不断更新或重复那些“中国媒体不断进步”、“更加自由”等等的宣称。[10] 追踪这样的动态发展,研究其动能与过程,并透视其对于媒体发展的复杂涵义,探问为什么权利垄断的党国具有这种不断精致化的能力,也可以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又比如说,何著特别关心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境遇,着重揭露党国巧妙控制外国媒体工作者的手法。随着中国深入卷入全球化,国际联系日益深化和复杂;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当局向国外媒体(首先是华文媒体,但也不止于华文媒体)渗透和延展能力也不断增强,具有新的范围、力度和运作特点的中共党国媒体控制机制正在出现。这诸种机制的仅仅一个侧面,都可以成为深度学术研究的一块处女地。还比如说,电子网络新技术仍在不断发展更新,其在中国的普及也持续扩大,由此带来的无国界传播是个新的领域。何著对此有专门的两个章节加以描述,但是,很明显,这片天地无比广阔,完全容得下几百本专著。总而言之,何著成绩斐然,并不意味着它所涉足的课题就因此成为一块开发殆尽的熟土;相反,这本书可以开启更多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一本具有创造性的著作,往往如此。

【注释】

[1] 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2006年5月,台北。

[2]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BJ, 1948/1973);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3] 例如,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例见:Alan P. L. Liu,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Frederick T.C. Yu, 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64).

[5] 有关苏联案例的研究较多,不赘。关于中国相关情况,参见:Danian Hu, 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 in China: 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李佩珊、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著,《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 比如说,华人学者李金诠在这个领域有持续的努力和丰硕的成果。参见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Chin-Chuan Lee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Chin-Chuan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当然,这个领域还有更多的学者和著作。例如:James Lully, 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Daniel C. Lynch,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Yuezhi Zhao,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相关论文不胜枚举,从略。

[7] 徐光春,“江泽民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新闻战线》,2004年2月号。

[8] 出处同上。

[9] Guoguang Wu, “The Birth of Sophisticated Propaganda: Domestic Politics and Mass Media in Post-Reform China,”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Kristen Gunness eds., The Chinese Media System: Continuity, Chaos, and Change (Armonk, NY: M.E. Sharpe, forthcoming).

[10] 就在本文写作之际,中国政府发布了有关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及此前这一阶段对于外国记者管理的新规定,这被一些海外华文媒体欢呼为中国“新闻改革”“划时代的信号”。参见:邱立本,“摘取新闻改革的金牌”;王健民,“温家宝总理揭奥运东风吹开新闻窄门”;吕宁思,“新闻绿灯亮起,是真是假”,均载《亚洲周刊》,2006年12月8日。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6 Issue 4


学者们的“中国问题”──读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

樊百华(南京邮电大学讲师)

一、“中国问题”面前的学者

二、“良知学者”的历史性价值

三、“中国问题”最需要“中国学者”

【作者说明】

【注释】

今天的中国既是从秦始皇到慈禧太后的中国,又是从毛泽东时代有选择地向蒋介石时代“偷渡”(没有公开宣称)的中国。但是,这样说远未触及到当下中国的复杂性。拿统治中国的共产党来说,尽管它的内部已经寄生出来一个“权痞暴富集团”,并且从1989年开始按照巩固、扩张暴富集团利益的原则,努力构建着高度机会主义、实利主义的对内对外“新战略”,但这个集团对“未来”还十分地没有把握。它留给了人们很多猜想的空间,其中一个巨大的谜团是:它依然标榜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斗争,这些当年由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灌输给民众并成为社会集体记忆的字眼,常常激活着民众的现实体验,而每年数以万计的民众反抗事件更引起暴富集团的恐慌与隐忧。 

中共为什么不敢宣布放弃其已经十分忌讳的“指导思想”?原因也很清楚,一旦把它的政治实践实话实说成“新纲领”,共产党已经孕育的分裂(毕竟大多数党员不属于暴富集团)就会立即一一呈现。所以,它只有依靠熟练的“利益收买+暴力胁迫+谎言糊弄”的政治伎俩,得过且过、侥幸度日。由此,这个踉踉跄跄、跌跌撞撞、醉醉醺醺、浑浑噩噩的中国,显得愈发扑朔迷离、纷繁驳杂了。 

若干年来,人们再也看不到共产党领导人批判“资本主义”了,何故?这个暴富集团早已拥抱着它曾经批判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并与它共度“原始积累”的蜜月。遗憾的是,它批判的“资本主义”今非昔比,早已具备了共产党政权一向自封却始终不见踪影的“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自由解放”等,于是,面对这样的“资本主义”,共产党一方面批判“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反华势力”,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把“列强”拉扯来与它共趟“中国浑水”。近20年来这一举措颇有成效:在中国人民的劳动遭到空前剥削,土地、资源被廉价租用,生态环境被掠夺使用而严重恶化的同时,诸如“中国商品进口国失业增加”、“作为自由贸易体系的WTO规则日益受创”、“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日见注水”、“中国商品所到之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不止一起火烧中国商品城的恶性事件等现象,更增添了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 

在中共不计人民甘苦、朝向世界遍撒利益诱饵的情况下,欲望迷眼的商人世界看不清中国了──中国成了浑身上下散发魅力的“一枝独秀”、欧洲商人的“新大陆”、美国牛仔的“新西部”。好一个雾气弥漫的中国! 

浓雾中的中国“自我意识”也变得五花八门、众说纷纭了。新儒家、后新儒家有了接续薪火的兴奋;梁启超、胡适的承继者面对“左手劫私、右手盗公”以及“如何分家”的难题,陷入与梁、胡无关的失语境地;所谓“政法系”未老先衰地举起了“秩序至上”、“顺从暴富集团”的白旗;所谓“新左派”每天高喊社会公正、自称代底层人民立言但面对民众维权事件却装聋作哑,改而竞持“国家主义”、“集权主义”──面对如此烂局,笔者不禁想起了一个词:“中国的陷阱”。“陷阱”中人深感迷茫、困顿,应该走出“陷阱”,站到阳光普照的地面,睁开两只常人的眼睛把黑洞看个究竟。这当然就是迈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第一步:真正的而不是例如新加坡式的新闻、言论自由(哪怕暴富集团更有操纵传播业的经济能力)──我想,这就是《中国的陷阱》的著者捧出《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以下简称《雾锁中国》)的初衷吧。 

一、“中国问题”面前的学者  

 《雾锁中国》一书告诉人们:欧美各界对中国的看法,泰半雾里看花、一头雾水。“雾锁中国”的喻义是:由于共产党不惜成本地对信息传播加以控制,并刻意伪造、宣传、粉饰涂抹,揭示中国真相成为困难甚至充满凶险的事情。这一点,中外学界一直估计不足,对现实的认识往往不如普通民众。估计不足的原因多多,作为学界不妨先看到其自身的“背景知识”拖累。 

拿国内学界来说,原先主要是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论者的天下,他们认为“公有制”削弱一分,“新上层建筑”就会相应长出来一寸半尺。官方利用这种“决定论”顺势提出“发展(其实应读作增长)是硬道理”,这当然与激烈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明或暗地持有的“效率至上”立场相通──由此,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明确告诉人们,腐败也是“次优选择”。“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失去魅力后,他们又从洋人那里找到了一种富有“新意”的变换,即随着富人的增多并逐渐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宪政民主”将自然而然地从其政治诉求中娩出。如今中国暴富集团的财力已经大得足可以买下整个中国,捉襟见肘的“中产阶级”老调还在境内外学界唱个没完。例如,对中国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依然认为,“经济发展会发育强大的中产阶层”,“尔后会要求民主”。这恰恰是少数学者如何清涟多年来否定过的谬见。按照何清涟1990年代就形成的结论,在(新、后、次)极权政治下不可能有具政治能动性的中产阶级(层),而只能有财产多寡意义上相对处于中间状况的群体──该群体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因而不具有政治上的独立性。[1] 1989年之后被收买的大学教授应当属于中产阶级了吧,后来担任民政部救灾司副司长的王振耀先生却认为:农民的“政治素质”比大学教授们还高![2] 仅仅拿当下的事实做比较,王先生的话不无根据,但如果王先生是为了证明中国村民自治搞得很好,那就是虚假的宣传说辞了,因为大学一旦实行自治,教授们的政治素质当然会比农民高。而现在,如同秦晖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统治下的市民只是“住在城里的农民”,教授不过是有了专业知识的农民。[3] 

随着共产党政客抛出“复兴中华民族”的口号,学界便接踵提出“儒教治国论”、“仁政论”等等。实际上,即便儒家纲伦不完全限于“家国一体观”,对于儒表法里的专制政治,儒家言行的批判作用也基本上都是“不及物”的。同样不及物或者不能切中肯綮的还有“新左派”,它反对市场经济,但没有办法告诉人们如何离开自由(当然包括经济自由)而突破现行的国家集权主义,来实行他们尚语焉未详的理想;“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新道统”呢?如前所述,仅仅一个“如何分家”的问题便是他们不可逾越却无言以对的难题,就算是把“私有化万岁”、“宪政民主”、“程序正义”喊上一万遍,而且就让你获得自由言论的权利,人们还是要问“新道统”:已经被盗走的几十万亿怎么办?就算是走向私有化(这当然已经不能算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们的“理想”),“如何分家”要不要听听大家的意见?而如果别出心裁,离开“新道统”,提出顺从当权者、秩序至上、反对革命,那就连清末民初的筹安会、政治系、研究系都不如了。不管论者把这叫做基督教自由主义,还是基督教宪政,抑或董仲舒宪政、保守主义,无可遮掩的事实是这些“理论”连劝说当政者的一面也丢掉了。既然是学界嘛,至少要抓到现实问题的根本,否则,有没有学界至少于增进民众的利益无关了。 

透过学界的种种主张不难发现: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基本上都有一个“价值先导机制”。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首先有一个利害关系,当且仅当利害关系“退场”之后,非功利兴趣才开始“出场”,例如对自然现象的审美、把玩、认知,至少要基于人的兴趣,自然科学家至少要受到对于某一(些)自然现象超常认知兴趣的驱动。学者固然以揭示事物的真相为专业使命。但是,正如自然认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既有存在关系”的影响一样,社会认知则必然要受到学者“已有价值倾向”的制约。1989年以后,中国学界有一些人标举韦伯肯定的“责任伦理”,而否定韦伯贬抑的“意图伦理”;与此相对应,他们抬高“工具理性”而贬低“价值理性”。实际上,价值理性恰恰是人的“第一理性”,这甚至是人的存在性宿命。一个人如果没有基于“利害比较”的选择,很难想像他能仅仅基于工具理性而专注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一个人如果认为“有话好好说”对“有枪就是王”的痞子流氓盗匪来说,没什么劝说力,那他当然会先搁置“程序正义”的努力,而首先要设法通过更有力、更直接的办法,获得实质正义。 

《雾锁中国》向人们强调了一个基本问题:一党专政是中国的症结。真正的学者无不从问题出发进入其研究领域。问题由“事实与价值的关联”发生。问题有小有大、有浅有深、有次有主,甚至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民众对“日常事实”会有朴实的体验与感受,知识者对“基本事实”会有“时而想到”的联系能力,只有优秀的学者才能将基本问题合于逻辑地展开成一个问题集群。不论他研究的具体领域是什么,人们都可以看到他追问、解剖基本问题的力道,看到他的“长时期研究”(不容易作伪)的贯通性、交融性。这不是例如何清涟的故意,而是学者的生命与他关爱的民众有了血肉联结。又正是由于底层民众的“命运”决定了“良心学者”的“道义学问”,最可能达到佳境(何清涟女士被誉为中国学界的良心──“良心学者”是独特的但不是唯一的,例如秦晖、肖雪慧也是我一直敬爱着的“良心学者”;其他各界又都有很可敬爱的“良心人士”,例如已逝的吴祖光先生是“良心艺术家”,戴煌、卢跃刚是“良心记者”)。当代如罗尔斯、阿马迪亚·森等大师级“道义学者”都证明:底层民众境遇的任何改善都必然意味着社会的实质进步。这可以称作“底层命运与社会进步相关律”。 

对中国“基本问题”的强调,使《中国的陷阱》(其国内版名为《现代化的陷阱》)能够成为第一本从经济学视域切入中共伪改革的界碑性论著,又使眼前的《雾锁中国》能够成为“共产党舆情控制史”的第一本系统论著。这一“良心学者的成果逻辑”不是偶然的,同样的例证人们在肖雪慧的伦理学、教育学研究中也已经看到了。只有抓住“基本问题”才能展示富有合理扩张性的“问题链条”。在“中国问题”的命名者秦晖那里,人们不期然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深入的“中国学世界”。秦晖的名言“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可以视为所有中国新一代“良心学者”治学的甘苦经。发现“问题推动思想学问”的要诀,不是他们甚至不是中国人的贡献,但至少从19世纪王韬一代人开始,明末“经世致用”学派的精神,经过新文化一代接续光大,又在今日中国新一代“良心学者”身上得到了鲜明弘扬。正因为如此,“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而是如肖雪慧反复痛陈的共产党制造的教育垄断、教育歧视与教育买卖。秦晖说得对,文化有问题,但不是文化问题;土地有问题,但不是土地问题;环境有问题,但不是环境问题;医疗有问题,但不是医疗问题;金融有问题,但不是金融问题──当年何清涟论证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4],也就是说,经济出了大问题,但再大也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谁能够否认:何清涟多年前的这一研究结论不是不幸地被中国现实继续证实着吗? 

“良心学者”的第一共同点,不是别的,就是永远把现实社会中的“正义(公平)关怀”当作“终极关怀”。 

那些主要在批判“极左”上做了些有益努力的“伪自由宪政论者”,却对公平、正义表现出或明或暗的冷漠,甚至时常露出了依傍托附于权痞暴富集团的媚态。这样的“伪自由宪政论者”对理想、道德、革命等人类文明的认知,表现出同样被其“价值理性”支配的所谓“责任伦理”、“工具理性”的偏狭。无论是斯密、洛克,还是穆勒、罗素,抑或哈耶克、诺奇克,都没有他们那样的“既得利益承认主义”、“秩序至上主义”、“顺从强权主义”。他们喋喋不休地警告人们,强调公正将滑入民粹主义、论证“专制腐败导致革命”将导致民众暴政、肯定街头或者广场政治的权利将使中国陷入恐怖。他们的口头禅是:只能“拱卒”──只能耐心劝说当局。甚至依法讨要公道的民众群体维权,都使一些自称“政法系”的学者惴惴不安。他们已经精明地背叛了“1989”,这一背叛有时甚至是以“1989一代”的名义。我预言,今后中国学界的分歧将越来越表现为:强调公正、不肯过分降低宪政民主之“共同底线”的学者与强调尊重既有利益格局的“伪自由宪政派”之间的分歧[5];而“老左”将逐渐淡出历史,“新左”中的国家主义者将与伪自由宪政派会合,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必然也必须与“共同底线派”汇融;同时,从未在中国历史政治舞台占有一席之地的真左(例如当年也有需要给予“同情理解”的瑕疵,但有别于蒋介石、毛泽东等“取代党人”的陈独秀、李大钊们),也必然会在不久的今后以例如民主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 

二、“良知学者”的历史性价值  

“乐观”的人们时有这样的“悖论”:一方面似乎在说中国共产党的政要也有危机感,甚至都忧心忡忡了;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问题对共产党来说其实不一定是问题,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压力的因素,其实有助于巩固统治。例如两极分化,使得“体制”有财力吸纳(金耀基、康晓光所谓的“行政吸纳”)各阶层精英成为权力基础;腐败则使得精英成为现体制的拥护者;“多元化”(应读作“利益群体细分”)反而软化(应读作分散)了人们的政治热情;政权的“无底线弹性行为”(应读为“流氓机会主义”)使之具有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 

这种不无幸灾乐祸之嫌的“悖论”实际上可以合起来解读为:共产党其实不必忧心忡忡;共产党不实行政治改革人们也拿它没办法。这种“无批判的实证(马克思语)悖论”固然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价值取向暧昧或者干脆说是有问题的。“社会差距分化,使得体制吸纳各阶层精英成为执政支持基础”──就是说以中国目前的经济能力,不人为地维持、扩大两极分化,统治集团中的很多人员就吃不成或者吃不好皇粮。“良心学者”们怎么说呢,他们揭露批判性地说:“蝗虫”太多决定了农民的农奴命运、工人不再有几十年来的“低保”了;“政权的无底线弹性行为使之具有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这在康晓光们那里,早就以“中国式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冷漠)不无侥幸的口吻说过了。而“伪宪政自由主义者”们无不以此为构建“既得利益新战略秩序”的隐形依靠。良心人士们对此当然已经“洞若观火”并且要义无反顾地加以反对。 

“良知”即“良心”,但良心未必有良知,“良知”是需要下“致”的功夫的,“良心”即富有基本的是非、善恶立场,不肯做任何投机取巧的退让,“良知”即升华了的学理性良心,比朴实的好心好意更坚实可靠。比“良心”、“良知”更重要的是“良能”,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善行是“小良能”,改变恶政恶法的善行才是“大良能”。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上层社会”──有论者指出“上层社会”中的人可以很下流、很(非《诗经》意义上的)“流氓”,因此,“上层社会”不等于“上流社会”──有很少的“良知者”、“良心者”,几乎没有“良能者”。今天的中国下层社会有较多的普通好人,上层则大致如昨,以“共同底线”为己任的“良知学者”任重道远。 

这里需要强调“良心人士”与“良知学者”两个概念的异同。良心人士有朴实敏锐的是非善恶辨识能力,未必有学者能力;而良知学者就是能以专业成就、学术言说体现良心、良知的学者,这种体现是深入、深刻的,但因为专业限制又是有限的。两者的重大区别是:良心人士即好人;良心学者可能仅在学术成果上体现良知。好人可以说错话甚至说坏话,这是良心的局限,说明了“智识”的重要;良心学者可能在学术言说之外做坏事,这不是良心的局限,而是学术的局限。我的这一强调,现实的旨意是防止“伪自由宪政派”、“国家主义的新左派”窃取“良知学者”的声名,同时表明对“共同底线派”并没有偶像崇拜心理,有时我倒是对民间的不屈抗争者(例如陈光诚“本人”)怀有更大的敬意。 

正如傅国涌与笔者等友人在《脊梁》一书中所言:中国特别需要能够对正义事业产生高质量思想推动力的学者。读了《雾锁中国》之后,笔者觉得,中国同样需要不知疲倦地揭露中国真相、深剖“中国问题”的“良心学者”。学者们可能在专业成就上各有己长,但在道义上应当有义无反顾的自豪感,这是一种更值得人们珍视的学者人格。试想,如果没有肖雪慧从伦理学进入教育批判甚至税政批判,没有秦晖从1993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中国式MBO,并一直坚持并扩充着对中国转轨经济中各种公平缺失的关切,人们的“中国批判”是不是要大为逊色呢?是的,“良知学者”的工作往往成为社会道义舆论的智慧泉源。当我看到秦晖、杨支柱等人面对SARS的威胁,呼吁共产党政府负起责任来,当我看到曾经互有批评的徐友渔、崔卫平,不厌其烦地合作将广东太石村维权事件的经过仔仔细细地整理成严肃资料时,当我看到为湖南姑娘黄静案、湖北大学生孙志刚案奋起呐喊的中国各界学者时──我的一个重要直觉便是:中国异常地需要这样的学者、专家! 

《雾锁中国》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共产党压制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作为学者的何清涟有过几年“学者型新闻工作者”的经历,其间,她已经有意识地搜集各种资料。我猜测何清涟当年搜集的资料大部分没有能够变成电子资料,这当然会使《雾锁中国》在内容的丰富性上受到影响,但是过往的努力一定会使她被迫出国后的相关工作,在思路、架构的全面性上获得奥援。由此她才可能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拾回甚至扩展(也得益于美国图书馆和网络)似曾相识的资料,使我这样的国内人士的见闻也能得到扩充。这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性知识。例如,1951年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版面安排错位事件”,中共建政之初制造的系列“屠杀记者”惨案,1972年中美恢复邦交后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1973年5月至1974年9月)关于中国的“观察日记”,1978年至1989年政府对媒体控制方式的改变还处于“学习阶段”,经验不够老到,一般只进行思想整肃,并不开除公职“砸饭碗”,“卡住异议者的胃”的做法还不普遍,国家安全部(类似于苏联的KGB)还未大规模渗透社会生活,尤其是还没有公开承担思想监控任务等等。 

二是中共几大“权力块块”(党、政、人大)控制新闻舆论的具体手段。例如,利用弹性膨胀的、任意勾连的“保密制度”来加害传播其不喜欢的新闻消息的人们,作为政治特权的“内部新闻”制度之细节,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欧美学术机构在华开展研究活动、境外传媒进入中国(就在2006年的9月10日,新华社又发布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的控制机制,政协统战部门作为“编外国安部门”在境内外半公开的相关“统战”活动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笔者看来,《雾锁中国》对共产党控制外国学界来华进行学术研究活动的揭露,是对国际“中国学”界的一大建设性贡献:国际学界倘能积极借鉴何清涟的研究,对于防止“中国学”的注水掺假,当能获得重要的经验,产生有效的办法。 

三是对重大事件的研究梳理。例如笔者曾用力关注过的“SARS保密事件”(有笔者在境外公开发表的“获奖征文”为证)、笔者曾留意过的“希望工程丑闻”,以及笔者所不详知甚至闻所未闻的《南方周末》等报刊的持续系列整肃事件、众多记者的种种遭遇等等。笔者限于以往的见闻,尤其感到了《雾锁中国》的“揭秘”工作,有着严肃的学术价值。 

令人目不暇接的现实杂多信息,经过学者的梳理便呈现出充满“本质关联”的现实结构,使人们能够透过纷繁的现象,看到“中国问题”的辐射机理及其清晰脉络。这对于学者来说,需要格外多的责任感,甚至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奉献精神的。因为这样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绝不像文学创作或者哲学思辨那样可以自足自快于“自我意识”。尤其是进入一个原先较少涉及的领域,对学者来说,即便不是一种冒险,也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努力。很可能,何清涟写作《雾锁中国》的第十四章“中国的GDP高速成长神话”,因为落在她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会比该书其它各章都要得心应手。而在她关于中共舆情控制的研究中,至少例如涉及中国网络管制这一块,可能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为了尽可能充分掌握中国的信息禁控状况,她必须付出比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更多的劳动。不过,《雾锁中国》填补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传播禁锢史的空白,当作者作为相关证人走向例如国际人权论坛的时候,她应当怀了一份特别的自尊和踏实。 

中国的网民据说已超过两亿人。《雾锁中国》引用了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之父”的美国人迈克尔发人深省的话:“在中国互联网的婴儿期,最早三个被封锁的网站中,有两个是反政府的网站,另外一个则是毛泽东主义网站。政府最感威胁的要害在哪里?他们最担心广大的民众得知外界的讯息。最终将把民主带进中国的关键份子不会是知识分子,而会是未来10年内能够用网络打电话、被赋税压得忿恨不平的农民。而那些怀有民主中国梦的人,能使用的却是日益萎缩的其它通路。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已越来越不再是自由化的动力。无论如何,能够带给中国人民民主的最大利器仍是互联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弄清‘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之后,网路带给中国民主的希望将只是一个可能,只是另一个美国梦。事实是,就是我们美国人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何清涟写道:“在批评了美国的大公司以后,迈克尔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成语:意为:要解决一件为难的事情,还得依赖于造成事情后果的人)。他认为事情仍然可以补救:‘我们可以铺下革命的联络网络。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未来的世世代代将不会原谅我们。’”何清涟经过努力将相关真相说得更清楚了,当然对告别“野蛮网络中国”有特别的警示意义。 

三、“中国问题”最需要“中国学者”  

中国的学者暂时还不必多在意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不必多在意自己的社会力量还很微弱,而是要一如既往地把例如揭露中国真相的工作做实做细。《雾锁中国》又一次认真证明了这点。当然,我们也时常看到,国外政、商、学、宗教界常常或者从特定的利益出发、或者从“自己的视域”出发、或者从浮光掠影的印象出发、或者干脆上了中共宣传的当,甚至,因为被共产党给予的小恩小惠、政治性商业贿赂迷住了,不是对中国看走了眼,就是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 

真正的思想者都是人到哪里就把批评带到哪里。我主张在西方的中国学者也要批评西方的缺陷(这当然不能出以例如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是要像例如秦晖先生批评“有限的经济全球化”、“西方学界不顾中国语境而弄出来的‘问题殖民’”等等那样),当然,更重要的是说出中国的真相。这是真正爱人类爱祖国的学者一定要做的。但是,有这样一些中国人,他们到了国外就不肯批评共产党中国。原因多多,但没有一种是正当的。 

由于近20余年来中国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不坏印象”,主要源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研究中国的大课题中,发现“洋人眼光”中的种种缺陷,作为《中国的陷阱》的著者、经济学专家何清涟无疑是最合适的一个。努力从中外对话中展现中国真相是中国学者的一种特别的责任,于此,《雾锁中国》又算是走了重要一步。何清涟不仅有一般知识分子的信息面,而且由于她在学界的声望、她的交往范围和交往质量,使她能够得到较为稀有的信息,例如她具体地知道波普、阿马蒂亚·森的中文译着遭到了怎样的阉割与偷换──对于这样的细节,无论国外学者如何具有科学态度,都不可能比中国学者更有了解真相的优势。 

西方人如何看中国也已经是一个几百年的话题了。马可波罗、利玛窦们给中国做了旅游、文化广告;中国科举制与欧洲的文化碰撞歪打正着产生了一个变种,即欧洲事务官制度;莱布尼兹对中国的二手神秘文化津津乐道;伏尔泰们对中国多有“六经注我”的变用;黑格尔、马克思才说到了中国的政治专制与皇权腐朽。其后,洋教士、洋商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认知达到高标,反过来影响到梁启超、鲁迅、林语堂们的国民性批判,连到过中国的罗素、泰戈尔、杜威、萧伯纳都没能超过前辈洋人的认知。再往后从冷战时代的尼克松、基辛格、卡特直到克林顿、布什、希拉克、施罗德甚至都支吾其词、语焉未详,不知伊于胡底了。 

传教士中相当多数只对中国的典籍文化感兴趣,逐利的商人们反倒比文化教士更接近中国的真实。而撰写了《中国总论》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撰写了《中国人的特性》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则达到了对中国国情的认知标高(较多文人气的传教士,例如译作等身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其中国眼光则逊于美国传教士)。优秀的传教士们疏于与中国的官人、文人交往酬唱,作为信仰使徒他们长期深入到贫苦的乡村,自然不难窥得中国真相。《雾锁中国》也肯定了一些眼光独到的洋人,但更多对今日欧美牟利的外交官、商人,限于职业谋生目的的记者,以获得经费资助、免费观光和学术地位为目的的学者们的委婉批评。限于篇幅稍摘几段: 

“过去20多年来唯一的变化就是,毛泽东时代对极权体制是公开的自夸自赞,而1978年改革以后则演变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国家机会主义──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做法,与其说其欺骗性很大,还不如说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的跨国公司等利益集团愿意相信这些说法。” 

“国际社会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民主国家的政府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从严要求,但每逢评价中国政府,标准立刻就自动降低。每逢中国政府有什么承诺,不管这些承诺是否每年都要重弹却从不见落实的老调,国际社会必然一片赞颂声音。譬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再次重复每年都要表达的反腐败决心与访贫问苦活动,这都被国际媒体解释成中国的‘新政’。” 

“就在2003年,国际社会一些媒体曾制造了两个神话,一是宣称中国要实行新闻媒体改革,另一个是中国准备推行宪政改革。”针对第一个神话,何清涟指出,被国外媒体误以为要推动新闻改革的2003年《关于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实施细则》,其实与新闻体制改革无关,该文件还明确地把决定媒体生死的标准定为“政治导向正确”;至于认为这部条例将推动新闻体制改革的误解,不过缘于对枯燥条文的误读或者干脆不读、人云亦云。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出来后,里面没有任何文字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但美国著名的《商业周刊》还在评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胡锦涛有可能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样,释放出引导中国实现真正改革的力量’,至于那些实际上由中国政府赞助的中文媒体更是将马屁拍到了极点:‘胡锦涛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用市场与商业利益作为诱饵,让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变成了‘拥抱熊猫者’,并成功地在各国培养了一批中国专制政府的辩护者。如今国际社会反对中国专制政治、批评中国人权的人士所要面对的往往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他们本国的专家学者与政治家们。” 

何清涟深刻而尖锐地指出:“前苏联实行的是‘铁幕’政策,与欧美国家没有多少经济交往,无重大利益关系牵涉其中,自然也就无需美化这个国家。而中国现在与欧美各国的经济来往越来越多,各国与中国均有利益关系。中国的人权状况之糟糕,让各国政府面临压力:怎么能放弃人权这样的人道原则与这样的专制国家打交道?但如果要过问中国的人权,势必引起中国政府反对,指责这是‘干涉内政’。在利益权衡之下,国际社会各利益集团认识到自己需要中国这个市场,这交道非打不可,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化中国,不管事实如何,指出这个国家正在进步,行将告别专制就可以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样做,等于向世界宣示自己不是在与魔鬼打交道,多少也可以抚慰自己的良心。至于有些非常活跃的‘爱国华侨’,早已经成了依靠中国共产党养活的人,是中共政府在海外活动的外围力量。2003年在美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文英间谍案’,案中的女主角陈文英就是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何清涟虽然尊重洋人的利益考量,但也提出了善意而建设性的批评:“有不少人曾这样问过我:‘我们要怎样才能了解中国?’我思索了许多年,能够提供给读者的经验是三条,一是凭借自己多年观察累积而成的常识理性,二是凭借常识从媒体的字里行间找出真实的信息,三是以‘内部人’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中观察真相,而不是以某种官方或外国人的特殊身份去‘调查’得到的信息,因为这种调查往往受到控制,流于形式。” 

“美国一家大投资公司的总裁曾托他的下属问过我:‘我知道中国市场将来必然出问题,因为政府实在太腐败。但现在的情况确实很吸引人。我们先进去投资,再在未衰落前撤出。这个主意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这主意听起来很美妙,有这种想法的人也非常多。但前提是你得确保自己能够选择最好的时机,并在最好的时机前撤出来’。” 

秦晖批评欧美商人对中国的了解比当年的商人传教士差远了。[6] 何故?一是商人的神经过分紧绷在赚钱上了;二是今日中共实行了超级买办主义(笔者的命名),成为经济卖国的主犯,今日洋人已不像清末民国那样──有时甚至比中国的官员更维护中国了;三是当代政商的人文胸怀已然退化──人类如果被政客商贾实质性控制了,人民受到的暴力或许会少,但视野肯定不会比当代僧侣更开阔,比起不在意利益而旨在传播文化的传教士来则一定要狭隘远甚。《雾锁中国》特别针对了今日洋人,它说出了真相,你列国洋人看着办吧。“当初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之所以在欧洲不少国家都得到呼应,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曾因一时一地的短暂利益,可耻地顺从了法西斯强权。我真诚地希望国际社会少一些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公司、团体或个人,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民主正义力量的热忱帮助。”笔者看过秦晖的新作“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该文与何清涟的意思相当,也是面对洋人的一种堂堂正正的学术表达。[7] 

新闻自由能够改变社会一些重要方面的生态,例如,专制黑幕下的寻租是“制度腐败”,新闻自由下的寻租就是“人性丑闻”了。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教授在评论《雾锁中国》时说,台湾今日的政治已经无逃于自由新闻眼的紧盯,而中共的新闻锁禁,特别使得局外人难以甚至不可能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8]。如今台湾的一些媒体已很少报导中共的贪腐案,更谈不上关于这类案件的纵深报导,陈水扁才几百万人民币的机要费(中国哪一位省部级以上官员没有几百万甚至上亿的、从未被审计过的“领导专用经费”?)却通过媒体报导造成了世界有目共睹的各种紧逼。张锦华教授说到的局外人当然也包括了13亿大陆中国人民。笔者跟经常上门的南京官方有关机构的“职业人员”多次说到:其实中共高层掌握中国的黑幕最多,如果不是幕僚们的工作使得领导人能够上演固定套路的权谋大戏,稍有良知的高官一定会觉得官场才首先是一个铁幕重重的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学者幕僚只要依然与中共保持着“一体存在性”,他就至多只是“内部开明”而已。想从中国得到种种方便与好处的西方政、商、学、教界人士,似乎都基本上或至多停留在“外部开明”上了。但是,如果洋人努力于认清、揭示与通告真相,都多少可以做出一些中国民众无法做出的大好事,因为他们在有些方面比大陆中国人更有优势,例如掌握洗钱、外逃贪官的行踪轨迹。《雾锁中国》介绍说:“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去年发表了一篇报告,指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有8,300名中国官员逃到美国。另外还有6,500名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为逃避法律惩罚在中国国内隐藏起来。” 

今天的中国是个极权混合物,国家、政权、政府、政党等范畴对于人类近现代史而言,都是一种语言运用上的“透支”,因为它还没有作为近(现代)史的基本元素。人类经过最为漫长的原始丛林、血缘族群生活之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主要是专制政治、极权政治的。中国从秦代到清代实行的是皇权专制政治;民国实行的是“党军”(党的军或军人党)专制政治;1957年之后实行的是极权政治。专制政治是“抓大放小”的,极权政治则将专制政治扩展到极致(达到几乎不可能再进一步拓展的地步),其“政教合一”的触须甚至有效延伸到人们的私生活和社会心理──有什么外力能够“管制”人们的“生理心理”呢?从学理而非文学的意义上看,没有了。现在中国的政治现实,极权在经济、文化、私生活、社会心理诸方面──在“权力”不再有“统治利润”,继续管制还会反过来危及“权力利益”的领域或层面有所撤离,尽管这种撤离对统治者来说,正如何清涟在《雾锁中国》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还带有被动的、权谋算计的、不稳定的性质。至于叫做“新极权”,还是叫做“后期极权”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是命名的问题。 

极权是欧洲中世纪的发明。英国人发明了“市场经济”(包含一系列制度创新)、“纳税人代议制”、“虚君共和”,德国人发明了“因信称义”、“温饱保障政策”,法国人发明了“人民共和”,美国人加以整合,一开始就建构(不能说是演进的)并实行了相对完整的宪政民主(包括孟德斯鸠系统论述过的“三权分立”)。这些发明、建构,构成了人类的近代史,这段近代史以美国人权英雄马丁·路德·金的殉道而有了终结性标志。近代史的重大缺陷是底层民众享有的实质正义(实质自由、实质平等是一回事)依然稀薄,底层民众与权贵有着仍然太多的紧张,专制政治的残余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人类的现代史元素有哪些呢?是英法民众发明的“劳工运动”、“合作经济”、“自治组织”,北欧人发明的“福利社会”,欧美人发明的政教分离、政党竞选制、普选制,美国人发明的“社区自治”,欧美人主导发明的国际性政治机制(国际法)、联合国及其人权正义法(或称自然人权法──“自然法”的理念实行于人权)。现代史的重大缺陷是物质利益竞争强势主导,未来的人类需要大力以“合作经济”矫正“竞争经济”,以“人本全球化”矫正“国家主义”,以“有度消费”矫正“过度耗费”。但是,如同《雾锁中国》所提醒我们的,中国人民还生活在“老大哥时刻监控着你”的浓重阴影中,中国人当下的主要使命还不是玄思冥想或者空喊“和谐大同”,而是要首先尽快结束前现代政治,从根本上摆脱以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为人格标志的极权政治,矫正权痞疯狂敛财的局面,使人们普遍赢得基本的自由、公正权利,为积极有效地汲取人类已有的近现代文明成果、开创民主共和的国家社会奠立稳固的政治基础。这也是真正文明的全球化(远不应止于有限的经济全球化),因而是保障人类和平幸福的一大使命。 

【作者说明】  本文所引何清涟著述的资料,除注明者外均引自《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台湾黎明出版公司2006年3月出版。 

【注释】  

[1] “中产阶级”这个词在西方社会尤其在社会学领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还包涵着一些政治和社会内涵。经济上要达到某个界点,这只是其中一个指标,但中产阶级要有一个群意识。由于对权力的依附,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可能产生独立的意识形态,没有群意识,他们不知道自己共同的利益诉求是什么。(见何清涟,“中国的新神话:中产阶级的兴起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www.danke4china.net) 

[2] 见王振耀的文章,载《新世纪》月刊(海南),1990年11月。 

[3] 秦晖:“农民问题:什么‘农民’?什么‘问题’?”,《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4] “我国的改革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到了90年代以后,改革其实已经到了扬子江,早已摸不着‘石头’……”,引自何清涟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 

[5] 樊百华,“谁想与暴富集团同枕共眠?”,见于2006年“自由圣火”、《民主中国》等网站。 

[6] 秦晖:“百年转换──‘商人’与‘教士’的中国观”,《问题与主义》,中国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7] 秦晖,“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天益网”(www.tecn.cn,9/15/06)。 

[8] 参见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教授为何清涟《雾锁中国》写的序文“万山不许一溪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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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解构虚假的历史——论国家罪错与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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