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爱智慧

2022 年 03 月 16 日

【新書推薦：《教養，夠好就好》】

先用六個字總結這本書，那就是：幽默、知性、深刻。林仁廷心理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好爸爸楷模。說他是心理學界的林良，一個每個人都想擁有的父親一點也不為過。

女性讀者們可能不知道：當好媽媽難，當好爸爸，尤難！對多數人來說，父親形象一直以來都是遙遠且模糊的。傳統的父女關係之間或許還有許多溫馨時刻，但父子關係卻常常會因為陰影的投射以及權力的競爭而產生許多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男孩子其實是沒有什麼機會擁有一個足夠好的父親楷模的。

我和作者一樣都是雙寶爸。不同的是，我兩個孩子都是男生。「崩潰」兩個字是我最常掛在嘴邊的話。我之所以一頭鑽進了「深度心理學」的研究領域，有相當大的原因就是為了想當一個「好」爸爸，但這談何容易？誠如作者所言，教養最缺的永遠是時間。容我補充一句：第二缺的就是典範。能像林仁廷心理師這樣運用專業知識反躬自省，日日實踐的典範更是稀有，因此當我讀到這本書時簡直欲罷不能。什麼時候臺灣竟然出現了這麼一本傑出的幼兒教養專書了？而且是以一個爸爸的角度來書寫的。

如何利用父母的糗事來跟孩子談挫敗和面對，如何利用零用錢來練習花錢而非強迫存錢，以及對於非暴力管教的自省與思考，每一項在書中提到的觀點都是理論與實務充分結合下的產物。我一邊興致盎然地讀著本書，一邊畫線做筆記，同時回頭反省自己這幾年的育兒工作。深深佩服這位以長工自居的作者仁廷爸，竟能在他的日常中為我們凝聚出這麼動人又有趣的內容。

不知道怎麼當一個好爸爸的男性讀者有福了，不知道怎麼把老公教成好爸爸的女性讀者也有福了！但也請記住，陪伴孩子的過程就是自己再次經歷童年的過程。親職是一項不折不扣的辛苦工作，但也是一項能以長大的眼光重新看待兒時回憶的罕有機會。

每次與孩子的互動都是和過往經驗中的自己的交戰，那是又一次成為更好的自己的練習。讀者不需要成為完美的爸爸，也不應該期待另一半是一個完美的爸爸。我們比較的對象是昨天的自己，是上一世代傳統但已顯得有些過時的父親形象。如今我們擁有了一個像作者那樣的好爸爸典範，擁有了這一本體貼又趣味的好書，經營幸福家庭的路，你我已不再孤單。

愛智者

（圖片來源：博客來）

“新自由女神”谷爱凌：当性别平等沦为个别阶级的文化专利

我们如何提供一个性别平等的理想社会，而不是滑向极端的自由个人主义或集体平等主义？

侯奇江

2022-02-15

2月8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代表中国队参赛的18岁中美混血姑娘谷爱凌（Ailling Eillen Gu）在最后一跳中凭借高难度动作反超对手，斩获金牌。原本就人气颇旺的她立刻获得更多的关注，人们开始熟知这个中美混血儿的传奇人生：华尔街精英的北大母亲，神秘隐身的哈佛父亲。3岁开始滑雪，14岁时在美国已经获得了滑雪、坡道障碍赛等9个全美冠军。2019年加入中国国家队，在2020年洛桑冬青奥会中为中国队摘得两金一银。17岁被斯坦福录取。在主流视角中，她不但敢作敢为、多才多艺、成绩优秀，还有着进步的性别意识——因为她总是把体育中的女性平等挂在嘴边。流利的英语和一口北京话更让中国民众觉得她又洋气又亲切。除了夺得冠军，她也跨界为时尚模特，成为本届奥运会最有商业价值的品牌代言人。

不少中国媒体把谷爱凌的成功和花样滑冰选手朱易的失误放在一起对比。然而，真正在大陆舆论中带来强烈刺激的不是同为归化运动员的朱易，而是生育八孩、困囿于锁链的徐州丰县母亲（据目前官方公告，认为她系傈僳族女子小花梅，本文亦引用此名）。后者把中国底层女性被拐卖、囚禁、遭遇暴力、强迫生育而无人救助的惨痛现实拉入公众视野。就在北京冬奥会进行的同时，徐州事件的处理尚未结束，百般苦难仍未尽的小花梅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谷爱凌形成了中国女性命运的冰火两极。此外，谷爱凌“在中国时就是中国人，在美国时就是美国人”的双面国族认同，“美国上学、海淀补习”的折叠式教育路径，“全红婵和谷爱凌谁更受男性欢迎”的媒体询问，都点穴般地精准击中当下中国舆论最具话题性的爆点。网络间广为流传的“你离谷爱凌还差十亿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的帖子，更折射出普通人在性别、阶级等不同维度中五味杂陈的复杂情绪。

网络间广为流传的“你离谷爱凌还差十亿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的帖子，更折射出普通人在性别、阶级等不同维度中五味杂陈的复杂情绪。鼓吹谷爱凌的成功学叙事、强调她的生涯选择和个人努力、塑造一个善于自我管理的榜样，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它构造的是“变成精英才能享受性别平等”的政治想像。

徐州丰县八孩母亲与冰雪公主谷爱凌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性别政治在本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分歧——性别平等的图景正在沦为个别阶级的文化专利。本文并不是要攻击谷爱凌本人，我为这位职业运动员取得的成功鼓掌，但网络舆论和媒体的造星运动与掺杂其中的新自由主义性别偶像话语，正在强化阶级分层的性别剥削，消解那些为小花梅争取基本生存尊严的努力。鼓吹谷爱凌的成功学叙事、强调她的生涯选择和个人努力、塑造一个善于自我管理的榜样，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它构造的是“变成精英才能享受性别平等”的政治想像。

然而，这则美好童话的背后，是中美和城乡之间地域化空间几何权力差异，是国别和民族的优绩主义和社达叙事，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内部的精英模式和阶层断裂。它把对系统性不公的抗争和对父权制的颠覆篡改成了充满时尚感和流行化的女性招牌，进而维系、巩固着中国当下包括性别、阶级、城乡等在内的矛盾重重又结构分明的权力机制。

个人努力和还是资源堆砌？新自由主义缔造的“新自由女神”

有进步意义的是，谷爱凌本人已经成为性别平等的代言人。“作为滑雪队里唯一的女孩，我为自己的女性特质感到骄傲”。从数学班唯一打篮球的女生，到带动全班女生打篮球的谷爱凌 “希望更多女孩敢于打破自己的界限”，“能激励一个女孩，就完成了我的目标”……在采访和自述中，她所展现出的新时代自信女孩魅力无人能挡，这也让她在简中互联网人气暴涨，收获大量的支持者。然而，这也是一个特别复杂和矛盾的时刻，当大众女性主义兴起的同时，“全红婵和谷爱凌谁更受男性欢迎”和“谷爱凌在我们村嫁不出去”等言论比比皆是，厌女症这一社会旧疾沉疴并未因一轮高过一轮的批评、抗议的声浪而消停，反而构成一种陈词滥调的挑衅，愈发受到另一部分群体的欢迎。

舆论场里出现了新的联盟和新的排斥。一方面，女性正在联合起来抵制男性的凝视和父权的文化；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内部就谷爱凌现象中的性别和阶层孰轻孰重的问题起了分歧。然而大陆的舆论审查又无法让关于国籍、性别和阶级的讨论顺利开展，于是，不知不觉间，简中世界的女性主义仿佛无处不在，而同时又高度矛盾。而那些谈论双重国籍和特权优势的文章，要么是已经被封，要么忙于证明自己不是充满妒意的“破防的酸鸡”，只能蜻蜓点水地重申结构性的阶级、性别等交叉性问题。

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她成功的其他必要条件被抑制，反而呈现出一种“唯性别上”的个人叙事特点。

实际上，对于谷爱凌的造星运动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标准范本。得益于冬奥官方宣传、体育明星和商业运作的需要，她的性别身份被赋予了文化上的重要性——不论是随母姓、母亲高投入的传奇成长史、还是她本人的努力，她的个人成就被包装成一种“女性权力”的媒介形象，又因为年轻、时尚的情调被颂扬成“优秀女孩”的代表。然而，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她成功的其他必要条件被抑制，反而呈现出一种“唯性别上”的个人叙事特点：“再有钱也买不来奥运金牌，只有个人奋斗才能取得好成绩”、“不应该用阶级抹杀谷爱凌的努力”、“同样是成功人士，只批评精英女性不批评精英男性是一种厌女”……这类言论成为不少女性主义者支持谷爱凌的主调。

在各处泛滥的“谷爱凌养成记”的教育技术拆解中，很流行一种女性化的鸡汤，认为“把谷爱凌一切的成绩归因于她的精英教育的人，往往会忽视她鼓励中国女生运动的积极意义。”实际上，谷爱凌的成功已经远远超出运动员的成绩，并不是每一位拿到金牌的运动员都有相同的媒体热度和商业价值。2021年夏季奥运会获得10米跳台冠军的全红婵舆论热度同样高涨，但鲜有可以转换成商业代言的能力。刚刚过去的亚洲杯中国女足夺冠，广东省足球运动中心主任程志文在2月11日对媒体表示，女足夺冠也可发挥“谷爱凌效应”，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体育产业中培养模式、资源分配、激励机制和商业化程度的种种不均不仅限于两性之间：成功的职业运动员不一定是成功的商业资源，而一些冠军比另一些冠军更能鼓励小女孩参加运动。在各种构成谷爱凌成功的必要条件中，“个人努力”显然不是最稀缺的那一个。而她在成长生涯中奢侈的美式商业化体育训练投入，被模糊成了简单的“家庭的支持”。

舆论就是这样无形地强化了在个人身上进行生产式的微观权力运作方式：它甚至不是通过压迫和限制的形式来巩固不平等，而是在不同女性群体面临的差异性诉求中，选出最符合消费和父权社会期待的那一种——丰县母亲在这一历史节点恰好具象化了这种差异性。舆论通过对“特定的女性认同”的认可，进行生产性的鼓励，构造出新的日常生活的规训体系：女性要自我提升，要自主地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要有积极热爱的态度而不是抵抗性的愤怒，进而构成了新自由主义下的自我监督的性别治理。换言之，媒介再一次通过“女性成功学”的爽文叙事偷换了“女权主义者追求平等”的政治诉求。女性主义正在沦为一种酷女孩的装饰，一种流行和时髦的时代情调，被新自由主义收编了。

尽管支持谷爱凌，支持中国女足，也支持小花梅是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全部都要”的朴素平等理想状态，但宣传-媒介-大众共同构造的政治议题话语空间已经验证这只是某种单方面的一厢情愿，遑论失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政治治理系统和不同频的经济再分配。

但实际上，我们不可能一边做成功的魅力女人，一边完成对父权的抗争和颠覆。尽管支持谷爱凌，支持中国女足，也支持小花梅是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全部都要”的朴素平等理想状态，但宣传-媒介-大众共同构造的政治议题话语空间已经验证这只是某种单方面的一厢情愿，遑论失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政治治理系统和不同频的经济再分配。

有别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中国本土的舆论环境下，谷爱凌现象也明显得到了国家的背书——一方面是官媒高强度的正面宣传，另一方面是审查对公开质疑和讨论的清洗：公众号“奴隶社会”炸号，“这个时代有些人无论在哪儿都能赢”、“战士东来公主西去”等文章被删稿。任何的审查已经把不同女性群体的差异性诉求泾渭分明地筛选出来，通过高举大家都喜闻乐见的“神奇女侠”来排斥另一种“更激进”的公正：我们在丰县母亲的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个人努力”就可以改变的社会系统的崩塌；中国女足能将李影在2021年6月于社交媒体发出和女友照片出柜，因为性取向问题一度落选国家队失缘东京奥运会。

有别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中国本土的舆论环境下，谷爱凌现象也明显得到了国家的背书，当下流行于互联网的大众女性主义意识，本质上强烈地带有身份的偏好和视角。

当下流行于互联网的大众女性主义意识，本质上强烈地带有身份的偏好和视角。只不过西方“白人、中产、异性恋”的维度在与中国本土语境下进行了新的嵌套，混血儿-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中美国别和城乡二元之间、现代家庭关系和本土宗族之间，构成一种更复杂的权力拓扑。然而，在强调文化上性别身份的认同时，舆论的话语空间因为种种客观因素，难以向社会-经济结构继续延伸。在商业鼓吹和政治压抑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只好强调文化政治的性别身份，忽略了其他权力秩序对再分配的影响。这种认识上的偏移把系统压迫和结构劣势定义为个人遭遇，将成功归因于个人成就，同时降低了采取组织行动纠正社会不公的可能。

性别归性别，阶级归阶级？我们到底要怎么谈论交叉性

认可谷爱凌的成功，的确可以作为一种精神鼓励，但神化一个女性的成功，把与阶级相关的反思和讨论都看做是“厌女的自卑”，则是一种排斥性的沙文主义。强调阶级如何运作于性别话语的建构，并不是制造内部分裂，更不是阶级意识将精英女性和底层女性相互对立，而是要警惕精英阶级所塑造的模范女性沦为一种麻痺性的幻觉，防止“同质规范性”扼杀其他女性离经叛道不想符合“性别模范”的可能性。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塑造的女神像，就是想要让大家忘记阶级权力的差异，把女性主体分裂成“有抱负有理想的女性”和“咎由自取的女性”，抹杀女性主义的批判力——因为只谈论性别而忽视阶级差异的女性主义话语，也就失去了纳入政治经济中再分配的视角，抛弃了没有再分配特权的大多数女性——难道没有像谷爱凌一样成功的女性是因为她们不够努力咎由自取吗？“十亿次的投胎”背后正说明了这是一个机会不均等、分配不公平、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不应该用阶级抹杀个人努力”号召的不是女性共同体的团结，而是忽略了阶级分层的性别剥削，延续这种不同频的社会经济分配制度的秩序基础。

新自由主义塑造的女神像，就是想要让大家忘记阶级权力的差异，把女性主体分裂成“有抱负有理想的女性”和“咎由自取的女性”，抹杀女性主义的批判力。

交叉性是一种“分析的识别力”（analytic sensibility），是对统一性和差异化问题以及不同权力关系进行交叉性思考的方式。如果说女性主义带有追求性别平等、消弭性别不公的理想，那么关注各种差异，关注社会中各种交织纠葛、连续存在的不平等是无法回避的性别议题。性别与阶级、地域和文化圈层等因素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断裂标准，而是以一种交互作用的复杂机制共同作用于权力的轴承。许多社会维度彼此勾连，无法“提纯”，而对它们的讨论也不是为了争出个“哪个维度比另一个维度重要”。艾莉森·贝雷（Alison Bailey）就把“交叉性”看做是一种“拼写检查程序”，以帮助呈现女性经验的多元性，尤其是通过追溯特定情景的权力生产过程，把边缘群体融入到主流的讨论中。我们在认可谷爱凌的成功的时候，不仅仅要庆祝她是个女生，也可以分析经济权力和文化资本等社会系统如何构成了她的个体经验。我们可以为谷爱凌受到了“嫁不出去”的父权凝视联合起来支持她，也可以基于她的特权式的精英阶级，反思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

得益于充分的媒体宣传和纪录片资料，我们也已经知道谷爱凌成长经历是一种折叠中美、各取所长的发展路径：精英金融背景的母亲，美式商业化的昂贵教育投入，暑假到海淀补习高分SAT进入斯坦福。它不仅是“女孩就要贵养”的极致现实，也映照出了整体竞争环境的复杂和不公：10个小时的睡眠并不是极端内卷的大陆学生可以享受的奢侈待遇；“美国读书中国补习”随心所欲的流动性，是大陆刚刚经历双减教育和疫情的隔离政策的普通人眼里的天方夜谭。对于特权阶层而言，社会和市场资源具有无边界性，他们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用脚投票”，还可以同时跨越地球半径“脚踏两只船”。面对这样的客观事实，仍然只强调“性别”的单一视角，认为“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才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是站不住脚的——女性在经历多重伤害，性别、阶级、民族等身份相互关联，只不过谷爱凌恰好是个女生而已。

实际上，不同维度的权力的运作并不仅仅只有强化歧视、叠加压迫的作用，在某一范畴内的强势地位也能够抵消其他社会划分带来的弱势，也可能因为其他因素相互牵制、弱化而带来改善歧视和不公的机会。谷爱凌的成长环境已经让她享有性别歧视的免疫特权，我们很难说她个人受到过怎样的性别歧视、遭遇过怎样的性别霸凌——如果说这是“个人遭遇”的偶然概率，那么，阶级优势毫无疑问是加大这一“幸运”的砝码。而在性别之外，谷爱凌的阶级优势实在不容忽视。精英式的生活方式和教育让深陷996和内卷压力的中国家庭意识到她的成功并不具有代表性。“普女认清现实放弃幻想”的自嘲和焦虑情绪，说明人们意识到阶级的藩篱并不能轻易跨越。而构成谷爱凌成功的必要条件中，精英教育和文化资源是不可或缺的。

谷爱凌个人当然并不亏欠丰县小花梅。在认可谷爱凌个人的成功和优秀的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她无法代表中国广大女性的共同经历和共同利益，而这种差异并不仅限于某一个或某一代女性。

谷爱凌个人当然并不亏欠丰县小花梅。在认可谷爱凌个人的成功和优秀的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她无法代表中国广大女性的共同经历和共同利益，而这种差异并不仅限于某一个或某一代女性。回顾中国经历的市场化转型，当谷爱凌的母亲谷燕这些精英们走出国门、在华尔街叱咤风云，回国登上杂志专访的报导头条时，中国女工的数量于1982年到2000年之间，从2953 万人增长到 3725 万人，增加了近 772 万。这些年轻女工大多来自农村，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低福利劳动政策下进入了全球化的生产链条，成为几乎没有保障的“廉价”的劳动力。同样的全球化和社会市场变迁，精英和中下层女性在经历完全不同的结构变化。

哪怕是“全红婵和谷爱凌谁更受男性欢迎”的父权凝视中，二者之间的差距挑拨的也是传统男性凝视下对不同女性的偏好，这种差异正体现在国族、身份、甚至是阶级上——全红婵出身自广东湛江底层、父亲仍是种田的农民，是以“破例进祠堂”庆祝女儿成功的传统中式家庭，奥运冠军是她可以改变自身命运的最大押注；谷爱凌是中美精英的混血儿，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她已经握紧了一手好牌，自然可以凭借热爱和支持“全面开花、重点结果”。在当下的历史切片中，不同的女性在各自的社会结构座标中对谷爱凌自然有着完全不同的主体经验，应该允许各个群体表达对这种落差的体验，哪怕是消极的。然而，从舆论来看，底层女性的话语显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甚至被指责是嫉妒、自卑，或是“消极的女性观念”。

新自由主义给每一个阶层的女性都提出了改良主义的方案：精英行使阶级的特权、中产阶级拥抱消费文化、底层回归家庭、从事代孕等等。

我们也要承认，女人们的心思各有不同。有特权的精英女性希望与同一阶层的男性一样，“更进一步”（Lean in），通过更多的资本积累，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以达到平等。一般而言，她们工作-家庭的平衡伪命题也意味着私人领域的阶级特权——把家务转嫁给在劳动力市场中廉价的底层女性就好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女性正在焦虑地希望工作机会均等、同工同酬，维持体面的都市生活，而婚恋和生育压力正在把她们逼向“不婚不育、经济独立”的个人化、市场化的生存策略。底层女性，迫切地想要改善窘迫的生活条件，摆脱不见天日或高强度的工作剥削。

实际上，各个阶层的诉求在父权制的结构下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新自由主义给每一个阶层的女性都提出了改良主义的方案：精英行使阶级的特权、中产阶级拥抱消费文化、底层回归家庭、从事代孕等等。法国女性主义者安东瓦·富克（Antoinette Fouque）曾经评价资产阶级秩序和父权制用一种局部的改良主义拉拢女性：“性别的差别不在于是否有阴茎，而在于是否是男性经济的一部分”。父权制正在通过强势的市场和商业思路，利用大众女性主义朴素的公平意识，来编排一种“去政治化”的性别化话语，它往往假借女性主义的面貌出现，但它不一定是女性主义的。

奥运式“饥饿游戏”——新型国族认同的性别双重标准

在贫富差距和分化悬殊的社会背景下，穷苦大众和特权阶级有着天壤之别的命运。在各个不同地区选拔出来的青年男女相互厮杀战斗，赢家享受荣华富贵，失败者被献祭牺牲——等等，这其实是反乌托邦小说《饥饿游戏》的设定，但目前真人秀化的体育造星运动和成王败寇的舆论反应，也越来越贴近小说中的剧情。如果说《饥饿游戏》中的战斗是为了活下来并且为自身所在行政区赢得荣誉和物资补偿，那么冬奥会中选手们赢下奖牌为国争光提升国家形象和外交实力，也发挥着异曲同工的作用。《饥饿游戏》小说中帕纳姆世界极端两极分化，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饱受好评、振奋人心的开幕式和徐州丰县母亲四壁萧条的家，给人一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虽然行政区的代表之间在饥饿游戏里相互厮杀，但是帕纳姆国的管理者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这一政治隐喻直指社会结构中“绝对权力的隐身性”。

在阶级和性别之外，大陆舆论最难讨论的实际上是国家意志和国族认同在谷爱凌效应中的主导作用。首先，在新的国际政经形势下，中国的国族情绪却与传统的古典民族认同大有不同。人们仍然追问谷爱凌的父亲是谁，想要通过“寻父认父”来理解优秀女人，重回男权心理舒适区，但却对悬置于她头顶至今模糊不清的国籍问题有着异于常态的宽容。民间其实也有不少人认为，只要拿金牌就是咱中国人，“美国国籍为中国效力”，占美国人便宜，何乐而不为。何况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审查也根本没有给公众咨询双国籍的弹性政策是否有松动的可能。2月9日，奥运会官网上 谷爱凌“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介绍也改成了“她选择为中国参赛”，官方的态度显而易见。

如果说《饥饿游戏》中的战斗是为了活下来并且为自身所在行政区赢得荣誉和物资补偿，那么冬奥会中选手们赢下奖牌为国争光提升国家形象和外交实力，也发挥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而胡锡进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番言论则颇有代表性地反映出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划分标准”的新型国族认同：“漂亮、有才华的谷爱凌回来代表中国参加比赛还拿冠军，行动困难的盲人陈光诚去美国寻找光明（后来改成‘心理阴暗的恨国党去美国寻找光明’）……有本事的多来中国……也欢送不顺心的满腹牢骚的人多出走几个去美国奔赴自由，让中国成为做大事者的大舞台，让美国成为不合群者的天堂”。这一言论在社交媒体也收获了大量的拥趸。这一套话语明确地以意识形态划分中美敌我的标准，是中美两国彼此间在经济和民间往来难分你我，而又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竞争重新规划权力边界，以至于试图对抗、脱钩的国际政治现实。不幸的是，在支撑起新型中国国族认同的意识形态里，中方的民族自豪感建立在凝视女性容貌的性别歧视、对残疾人的歧视、优绩主义、和慕强的社会达尔文之上——它是汉族顺位异性恋男性中心的。

时势造就“女英雄”。“ins怼键盘侠到凌晨，今天起床拿冠军”的强者爽文叙事完成了国族心理上的优越感。谷爱凌成为受到国家背书的代言人可谓历史的选择，胡锡进对谷爱凌的认可只是点破了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的选择标准。而花滑运动员朱易不但受到了“父亲靠关系收买入奥资格”的审视，也因比赛中的失利失败遭受更多的“弱者贬斥”。本届男子花样滑冰冠军陈巍也是一名华裔，但在中文社交媒体里因涉嫌辱华而不受待见。

不同运动员引起不同的舆论反应，说明阶级和性别等维度，在民族强弱、国家成败的叙事前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同运动员引起不同的舆论反应，说明阶级和性别等维度，在民族强弱、国家成败的叙事前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新型国族主义并不是通过血脉和民族身份来寻求认同，遑论“政治正确”的性别或者隐而不谈的阶级。在归化运动员被视作潜力股代表国家出征奥运赛场，而国家意志借此打造榜样标兵时，成王败寇的残酷逻辑只愿吸纳强者，而且是认同权威的仅此一种，其他因素皆是为其展示国家实力、讲好中国故事的装饰花边。唯有在此基础上，跨国的、政治的、阶级的甚至性别维度才能继续构造当下中国社会的权力拓扑几何。当体育竞技的舆论场不同运动员引发争议，人们因四分五裂的意识形态进行思想争锋时——国家意志乃是冬奥会中政治话语“饥饿游戏”里巍然不动的庄家。

路在何方？

我们如何提供一个性别平等的理想社会，既让谷爱凌能够绽放光彩，也让小花梅能够得到生活尊严和福利保障，而不是滑向极端的自由个人主义或集体平等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否定，并不是为了单纯否定女性主义在文化认同和榜样塑造上作出的努力，而是为了在承认文化面向的同时重启经济批判的能动性。尤其是徐州丰县母亲所反映出中国社会全面退化的社会保障，与传统恶习勾连的不作为的官僚体系、失效的信息沟通和媒介的缺席等等问题，说明了公共福利制度的必要性。且不论特权女性对底层女性是否有责任和义务，支持女性的话语不一定要“劫富济贫”，但至少不应该“劫贫济富”，我们不应该强迫底层女性为特权女性鼓掌。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串联不同社会群体中的政治意见，兼顾、融合不同的声音，解决代表性的问题？

且不论特权女性对底层女性是否有责任和义务，支持女性的话语不一定要“劫富济贫”，但至少不应该“劫贫济富”，我们不应该强迫底层女性为特权女性鼓掌。

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历史经验已经说明了性别平等的发展路径总是艰难的选择。美国批判理论家和女性主义者南锡·弗雷泽（Nancy Fraser）回顾1930年代以降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遇到的“发展路线”的问题：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质疑社会民主政治与发展型国家中普遍性别不平等的现象，试图将性别正义的议程从“社经资源分配”向私领域延伸，却也因此被迫面临一个难题：是否应支持自由市场的逻辑，以提升经济上的平等？

“到了1980 年代，保守势力占据了欧美政治版图十几载，备受仰赖的福利制度开始瓦解，让几乎快消亡的纯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奇迹似的起死回生。这次再从历史的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新自由主义’给了社会平等主义的理想重重一击。这一击，通过加速的全球化现象，使得社会民主制度的承诺被全世界抛在一边，而这也让原本欲寄托阶级正义于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不知所措。”这一历史被弗雷泽认为是女性主义与自由市场逻辑或许存在“危险的私通”。

在庆祝谷爱凌的成功的同时，我们有必要意识到性别平等不是某个女性的自我完善，而是改造社会谋求公共利益——对女性共同体而言，姐妹情谊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的进步是所有人的进步”，也意味着“落下一个人就是落下所有人”。

西方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一段若即若离的纠葛关系对中国今天的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女性主义的这一段历史构成了参考意义，但中国女性主义者面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环境。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经历了国家女性主义和市场化转型之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也完全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市场，作为国家权威的政府在政策和经济等社会生活上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西方。中国仍面临着体制内外、城乡二元等特有的分化格局。

当西方女权运动中美国黑人女性对付“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头怪时，中国的边缘群体女性所处的性别结构、经济地位、劳动力格局要在国家-资本-父权甚至全球化中更复杂的权力几何中挣扎，而中国“父权的国家”和“父权的资本”之间也并非势均力敌。我们要被迫二选一吗？我们选择怎样的盟友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中国女性所萌生的力量如何寻求来自官民、公私的支持，甚至从跨国流动汲取资源，还需要各方的智慧。这是为什么在庆祝谷爱凌的成功的同时，我们有必要意识到性别平等不是某个女性的自我完善，而是改造社会谋求公共利益——对女性共同体而言，姐妹情谊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的进步是所有人的进步”，也意味着“落下一个人就是落下所有人”。

参考文献： 

南希·弗雷泽. 第二波女性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共谋吗？思想市场. 澎湃新闻2018.03.02 

黄燕华 & 易林.(2021).后现代女性主义再界定：现实困境及政治可能. 社会学评论(01),220-237. 

罗塞林·吉尔,龚䶮 & 王丹凝.(2020).后女性主义的生命历程：情感、文化和心理——十年来的一种后女性主义情调.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01),82-93. 

乔恩·贝莱斯,贺羡 & 吴敏.(2019).凯瑟琳·罗滕贝格: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国外理论动态(10),1-8. 

苏熠慧.(2016).“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 社会学研究(04),218-241+246. 

凯特·贝德福德 & 戴雪红.(2014).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权利和性别正义:对话南希·弗雷泽. 国外理论动态(02),1-10. 

玛德琳·施华兹 & 杨侠.(2013).从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评南希·弗雷泽主编的《女性主义之幸》. 国外理论动态(12),111-115. 

苏红军.(2013).危险的私通:反思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 妇女研究论丛(03),5-14. 

N·弗雷泽 & 周穗明.(2009).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 世界哲学(02),39-52. 

佟新.(2008).新自由主义与女性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形成.(eds.)第18届中国社会学年会“改革开放30年与女性发展”论坛论文集(pp.3-7).第18届中国社会学年会“改革开放30年与女性发展”论坛论文集. 

刘擎：优绩主义的陷阱. 澎湃. 2021-10-22

刘学州不能承受之轻：论媒介伦理、网络暴力与中国式法理情

畸形的网络土壤，是多年来培植恶意追索流量的平台和舆论治理滋养纵容的结果。

侯奇江

2022-01-29

虽然成功地找到了亲生父母，但寻亲少年刘学州并没有迎来期待中的大团圆，反而遭受了“二次遗弃”。与中国电影《亲爱的》和《失孤》原型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找回孩子、抱头痛哭不同，刘学州的亲生爸爸骂他是白眼狼，妈妈拉黑了他。在经历了养父母意外身亡、霸凌、性侵后，寻回生身父母对刘学州而言绝不是修补童年创伤和破碎家庭的开始。与他的期待相反，来自网友的质疑和羞辱，远房亲戚的颠倒黑白和诬陷，生母对媒体的不实描述，让他再次感受到了血缘亲情的伤害、人性的扭曲和冷漠。原本就有抑郁症的他深陷网络暴力的泥潭。“这人间疾苦，我已经受够了”。1月24日，刘学州在微博上发布了留给世界最后的一篇文字，死于海南三亚。“阳光照在海面，我也归于大海”。

刘学州的个案不仅仅是数十年前“孤儿弃子、留守儿童”在今天长大后面临的次生社会问题；近期各类寻亲案频发，折射出中国人口转型期“幼无所依、老无所养”的社会焦虑和家庭人际压力。对于公众和媒体而言，刘学州寻亲的核心议题本来应该是讨论如何认定“亲生亲卖”的儿童遗弃、拐卖罪的灰色法律地带，讨论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如何保障儿童福利，缺乏自保能力的儿童和少年如何应对来自校园的霸凌和老师的性侵猥亵，以及时隔数十年后亲人在糟糕的经济条件下，如何共同合理生活的法、情、理困境。我们关注的本应该是家庭悲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追问包括国家机关、校园、医院等不同的公共责任主体的责任，优化相应的社会运行治理机制，一起商讨如何保障每个公民不同生命历程中的基本权利，以避免刘学州的悲剧再次发生。

刘学州的个案不仅仅是数十年前“孤儿弃子、留守儿童”在今天长大后面临的次生社会问题，我们关注的本应该是家庭悲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追问包括国家机关、校园、医院等不同的公共责任主体的责任，优化相应的社会运行治理机制，一起商讨如何保障每个公民不同生命历程中的基本权利，以避免刘学州的悲剧再次发生。

然而，穿凿附会粗暴武断的网民不顾具体事件和情景的复杂性，歪曲和遮蔽了当事人真实的意图，并且对其进行残忍的网络暴力。刘学州的抖音账号中一则视频截下了这样的私信评论：“心机男，自己良心会安吗？什么时候直播带货？”“神经病，吃饱撑的，刚认亲就让人家给你买房子。”“你是想靠认亲火，还是想让父母买房？……你肯定有目的的吧？回答我”。《寻亲男孩要求生父母买房被指白眼狼生父首发声》这样的新闻报导出现，更让“刘学州认亲”沦为一部反转频出的家长里短亲情狗血剧。

刘学州之死并没有换来舆论的宁静。他的遗书全文被肆意地无警告地转载。“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在互联网成为头皮屑一样泛滥的流行语。一些人开始反思网络暴力时，大字报式的愤怒和不满、焚尸扬灰的谩骂和新一轮的暴力又指向了刘学州的父母和个别媒体。抖音上的网友更是“以暴制暴”，上述视频中的几个用户大多注销不可见，唯一一个可见的用户的两则视频已经有共近六万条指责和谩骂留言。抖音平台无所作为，微博则采取了一些事后诸葛的不痛不痒的措施：微博管理员官方账号在刘学州去世后声明称，“呼吁理性参与话题讨论，尊重逝者，尊重事实”，清理了挑动矛盾纠纷的内容290条，此后又“暂停了1000余名用户的私信功能”。28日，微博称，站方对排查出的40个违规账号予以永久禁言处置，对52个账号予以禁言180天至1年的处置。

中国的舆论场正在逐渐成为人均道德警察、人均网暴受害者，进而所有人互害的虚拟斗兽场。这个一度被寄予理性对话讨论的公共空间却因为撕裂和极化的意见变成煎熬滚烫的数字高压锅。情绪的泡沫几乎掩盖了事件重要且紧急的核心问题与本质矛盾。当然，网络暴力并没有消失，审判仍在继续，暴戾不会就此缓和平息，甚至在不断升级。

媒介伦理——被放大的和被忽略的问题

刘学州去世后，其微博中一则来自《新京报》的视频截屏，让它成为千夫所指的攻击对象。刘的生母对媒体称他“要求买房”的曲解，让很多人事后感到愤怒。也有很多人从新闻媒体平衡采访的角度分析，认为报导除了刘学州本人，自然也要采信父母的意见。实际上，新闻报导的平衡原则不能脱离于真实报导原则。我总想起新闻伦理课堂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例子：平衡报导不意味着记者可以在文章中写下：“甲说下雨了，乙说没有下雨”。记者应该听取了各方意见之后，真正走出房屋，看看到底有没有下雨。采取各方信源的意见不意味着机械教条地呈现这些意见，平衡报导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纠正各方偏见，平衡报导是一种服务于客观事实以达到如实报导的手段。

传统媒体被流量绑架选题，报导碎片化、热点化、娱乐化，更是媒介市场环境的结果。为此，《新京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在承认这些新闻操作失当的前提下，我依然不认为《新京报》应该承担“杀人者”的罪名。

对于“刘学州寻亲”的选题而言，机械性的平衡报导不是严重的新闻操作失误。理论上，对于这样一个事件本身而言，选题切入的角度本就不应该关于“团圆后反转”、以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的戏剧冲突——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值得提炼的新闻价值。传统媒体被流量绑架选题，报导碎片化、热点化、娱乐化，更是媒介市场环境的结果。至于刘学州死后人们发现《新京报》还置顶了关于他要钱买房的微博，是否是传统大报在新媒体运营中的一个“下意识操作”，已经不可知了。为此，《新京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承认这些新闻操作失当的前提下，我依然不认为《新京报》应该承担“杀人者”的罪名。相反，普通网民、营销号等高打高举地批评《新京报》已经演变为了新一轮的网络暴力，颇有一种“唾沫星子要淹死无良媒体”的架势。事实上，少有人用心发现，刘学州在抖音视频中的另一则更糟糕的文章实际上是“新浪综合报导”摘取自《红星新闻》的内容。后者是成都传媒集团成都商报旗下的“新媒体项目”。这一篇文章的正文像罗生门一样，先从刘学州的角度叙述一遍“给我一个家”，再从生父生母的口中说“他依然坚持要求生父母为他买房”。从正文的角度，它甚至也是所谓“机械式平衡的”，但真正重要的是，在微博app里，它是嵌入的热门文章，点击后需要跳转新浪新闻的app才能阅读全文，否则只能看到标题本身《寻亲男孩要求生父母买房被指白眼狼生父首发声》和文章开头一小部分。普通人甚至无法判断这样的标题是新浪摘编写的，还是红星写的。

倘若倒退二十年，在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要求记者权衡考虑“笔下有财产万千，有毁誉忠奸，有是非曲直，有人命关天”的新闻伦理，映照出上一个媒介旧时代中自有万钧之力的话语权为真正的“人”所有。而现如今，在点击曝光才是唯一正确的虚拟现实中，点击阅读原文跳转APP才能看完全文的内容形式本身就是一道欲擒故纵的门槛和摆设，事关人命和曲直的媒体决策反而可能是“算法”决定的。事实上，在融合媒体的作业模式下，夺人眼球的标题前所未有地更加重要——标题是“新闻”高举的唯一价值，流量是它唯一忠诚的主人。社交媒体平台和互联网环境，不但彻底改变了新闻内容的生产模式，让“热点”展示出取代新闻之势，也改变了新闻内容的“宣发”模式。这也早就不是课堂里的伦理理论，而是不为流量折腰就面临生死存亡的媒介现实。谁能为这样的情况负责？是社交媒体和新闻头条开发软件的产品经理吗？还是早就不再邮订报纸、转向头条热搜、无法忍受超过100字的长文内容、并且认为这些信息天经地义就是免费的读者呢？

不了解今日中国传统媒体在社会的权力配置中的位置，不了媒体审查、舆论监督政策和问责制度，不了解互联网和市场化对传统媒体自身的冲击，不了解传统媒体如何依赖新媒体渠道的曝光和广告来勉强维持高成本的运营，又同时深陷自媒体营销号的洗稿等版权的缠斗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就无法真正意义上谈论“传统媒体在个别议题上的失职失能造成在舆论中再次失势”的惨状。

更进一步地，不了解今日中国传统媒体在社会的权力配置中的位置，不了媒体审查、舆论监督政策和问责制度，不了解互联网和市场化对传统媒体自身的冲击，不了解传统媒体如何依赖新媒体渠道的曝光和广告来勉强维持高成本的运营，又同时深陷自媒体营销号的洗稿等版权的缠斗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就无法真正意义上谈论“传统媒体在个别议题上的失职失能造成在舆论中再次失势”的惨状。造成今日结果的原因绝不是传统媒体人自甘堕落，或实习记者和小编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我并不是想为新京报开脱或者找借口，但如果说“带着四五条镣铐跳舞”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带着四五十条镣铐还能如何不把这舞跳变形，着实有点困难。网民中“新京报为什么还不判刑、出事、封杀”的疑问，除了踩下了加速的踏板之外，无益于让讨论变得更有建设性。失去一个会犯错的新京报不会从任何意义上改善我们的舆论环境。我们需要的是专业独立的媒体，而它的出现和壮大并不会依赖于我们的空想，它首先需要支持的土壤和发展空间，然后才是修枝剪叶式的建设性批评。

自杀报导失范、遗书的媒介呈现与维特效应

刘学州留给这个世界的绝笔信成为后来各大媒体、自媒体报导、评价此事的标配。然而任何一个认真翻看过刘学州微博的人不难发现，他在1月20日，即自杀的前三天，点赞了另一位博主“鹿道森”的自杀遗书。实际上，刘学州和鹿道森有着很类似的自杀方式、出事地点都在海边，且这两封遗书的写作模式和风格太过接近——二人都回顾了自己人生中被霸凌、无家可归、不被理解的经历。遗书中最后和世界告别，甚至感谢读者看完的语气都很类似。这些细节很难不让人相信刘学州受到了前者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在2021年6月发布了《2019年全球自杀状况》的报告，其估算2019年中国的自杀人数为116324人，也就是每10万人中有6.7个人自杀。除了自杀和自杀未遂者自身，自杀行为也会为周围的人带来心理创伤，并且可能引起更多的自杀模仿行为。1974年传播学者菲利普斯就提出“维特效应”，指《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的成功与书中主人公的自杀引发欧洲自杀风潮的现象。学者李海燕在《心灵革命》中指出，维特中译本在20世纪的早期被引进中国后，毫不失色地吸引了大量的效仿者。“维特的自杀实现了弃己的终极姿态，而读者的追捧与践行，更是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心灵病。”不同的是，鹿道森和刘学州并不是小说中的人物，而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展示的遗书中，关于真实生活的挣扎和斗争，尝试融入和获得认可的失败，最后也产生了一种弃己姿态。这是尤其需要警惕的——我们需要告诉那些同样在挣扎和斗争的人，有比放弃生命更好的选择。

实际上，自杀没有合理化的解释。然而，大规模的营销号用心灵鸡汤的方式，用小说式修辞复叙一遍来自传统新闻报导的事实，再无限地美化、崇高化、英雄主义化刘学州的自杀行为，且不加警告地直接在读者面前呈现他的遗书；同时高调反对新京报，称后者职业沦丧，“吃人血馒头”。这一媒体和媒介怪相形成了一种莫大的讽刺。

我并不是想要通过维特效应来消解回避刘学州自杀的根本原因，他选择自杀是因为他承受了他难以承受的痛苦。实际上，自杀没有合理化的解释。然而，大规模的营销号用心灵鸡汤的方式，用小说式修辞复叙一遍来自传统新闻报导的事实，再无限地美化、崇高化、英雄主义化刘学州的自杀行为，且不加警告地直接在读者面前呈现他的遗书；同时高调反对新京报，称后者职业沦丧，“吃人血馒头”。这一媒体和媒介怪相形成了一种莫大的讽刺。近年来网络暴力最终导致自杀行为的发生（包括未遂）逐渐频繁，自杀报导本应该谨慎再谨慎，但并不符合伦理的自杀报导和评论充斥信息场。它背后依然是吸引眼球的流量内容僭越了报导和描述的伦理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公众而言，互联网平台对自杀事件不负责任的传播造成的示范效应和伤害远远大于某些失衡、失实报导。

早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发布过《自杀预防——供媒体工作者参考》的文件，其中的报导禁忌包括：不应该刊登死者的照片或者自杀遗书、不应该详细描述自杀方法、切忌为自杀归纳单一原因，不应该美化自杀行为，切忌相互埋怨等。在关于自杀的相关报导中，媒体应该指明的是，死者除了自杀之外尚有出路，帮助大家了解自杀前的征兆，提供相关数据，与该领域专家密切合作，并且提供社会救助机构的信息。“媒体报导自杀可能导致模仿（或盲目效仿）现象从而使自杀人数上升，特别是如果报导涉及某个名人，或者描述了自杀方法时。”2021年新指导建议监测对自杀的报导，并建议媒体用成功克服了精神健康挑战或自杀念头的事例来抵消自杀报导的影响。

当前一个更紧要的媒介伦理问题并不指向一线的媒体记者，而是屏幕背后的网络小编，以及依靠极端内容获取流量的互联网。

当前一个更紧要的媒介伦理问题并不指向一线的媒体记者，而是屏幕背后的网络小编，以及依靠极端内容获取流量的互联网。2010年6月，大学生利用腾讯QQ在网上相约自杀。同年12月，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为相约自杀者提供网络交流工具的腾讯公司负有10%的责任。这样的判例认为平台对自杀负有责任。尽管这样的结论引发了许多争论。然而，其中的一个基本命题至今对我们仍有意义：“媒介服务的提供者，是否也能做好媒介秩序的管理者”？互联网平台有没有安全保障义务？到什么程度？如何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信息传播中的暴力因素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公共健康，但新闻媒体和媒体工作者对于暴力信息的干预能力已经越来越有限。包括智能手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内的虚拟环境已经成为社会实践传播的主流渠道。2021年4月，游戏主播“花花”因为受到恶意攻击和网络暴力陷入抑郁，在直播中自杀未遂。同年10月，网红“罗小猫猫子”和男友分手，在视频直播中受到怂恿和挑衅，最终自杀，抢救无效死亡。在这两个案例中，平台因花花的自杀行为封了她的账号；在罗小猫猫子死亡后，视频平台又封了那些怂恿她的用户的账号。现有的治理方式像打地鼠一样粗暴简单且无效。针对互联网平台的自杀预防参考的治理机制亟待完善。

至于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如何正确地、合理地呈现、展示、讨论包括抑郁症、自残、自杀等一系列的问题，以避免带来二次伤害和延伸伤害？早有学者把社会中暴力、自杀等信息视为“信息虫”（infobugs），认为它们在虚拟环境中像病毒、细菌、微生物一样可以感染、危害人类，并且提出了基于传染病传播模式的信息干预和治理方法。对于普通人而言，就像是防止感染感冒一样，避免被创伤暴力有害内容感染的方式包括且不限于降低暴露程度和易感性，建立自己的有害信息免疫系统。对于依靠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而言，如何提高平台和社交媒体的治理意识，同时利用互联网和科技来提前识别伤害行为，进行干预，提供支持和社会帮助、并且规避有害内容的再次传播，需要整个行业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关于自杀者发布自己的遗书的行为，我认为目前最简单的处理方式，至少应该进行这样的设置：并不是简单地删去帖子，而是加以一个“封面”警告偶然划到此页的读者，把是否暴露于这样信息的选择权让给用户，并附上一些特定的说明和救助信息。向善也好，不作恶也罢，对此类内容的处理不应该滑向粗暴保守的、责任推诿式的内容审查。

网络暴力的恶之花：畸形的治理与逐利的平台

刘学州事发后，反思网络暴力的声音层出不穷。但十年前就出现的“提高互联网使用者的发言素质”已是一句空虚的口号。首先，网络暴力已经是一个群体性、系统性问题。它的成因绝不仅仅是匿名性、低门槛、表演性人格等简单的个体心理基础；它带来的危害也绝不仅是伤害少部分人的身心健康。让我们来承认和面对这个事实：网络暴力正在全方位地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甚至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影响律法和政治实践。要求每个个人加强信息识别和谨慎发言的能力，甚至提出网络实名制，让网民为自己说的话负责，是一种太过简单原始想当然拍脑袋的方案。在一度执行网络实名制的韩国，其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实名制网络只让恶意网帖减少了2.2%，诽谤帖减少了1.7%。实名显然达不到遏制网络暴力的效果。何况实际上中国现有的IP后台实名制，并非是完全匿名。

让我们来承认和面对这个事实：网络暴力正在全方位地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甚至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影响律法和政治实践。

其次，网络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个人的心理分析是不足够的。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认为在偷情、直播自杀的主播被认为喝可乐赚眼球、刘学州寻亲是为了要房子……网友总能在某一个维度上脑补或者挑出道德瑕疵，挑战人物现实生活中行为的正当性。实际上每个悲剧背后都多少存在传统道德失序与经济利益失范的隐形焦虑。网络暴力总是以一种自诩的正义面貌出现，很多散布谣言的人以为自己在“合理质询”和“主持公道”。正是这种自以为在执行某种微观监督权力的“自信”，反而让他们成为了隐私的侵犯者和暴力的实施者。而立场和站队的偏执也扼杀了人们纠正偏见的能力：网络暴力往往充满了对真实情况的替代性想像，简单的道德框架构更是造出一种假想的社会共识，掩盖了真实生活情境的复杂性。网暴者总是在对他人做道德审判——感情判断、先行立场、道德审判，三位一体，逐步发酵导致规模化的群体性的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是整体的社会环境和各方有机体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社会条件的必然产物。苛责个人，苛责个别媒体，忽略更强势的互联网平台、媒体媒介管理运行规则和治理政府的政法传统，是一种装聋作哑挑软柿子捏的姿态。

网络暴力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是整体的社会环境和各方有机体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社会条件的必然产物。苛责个人，苛责个别媒体，忽略更强势的互联网平台、媒体媒介管理运行规则和治理政府的政法传统，是一种装聋作哑挑软柿子捏的姿态。网络暴力的背后连接着转型期摩擦频出的社会结构、高度焦虑和紧张的社会压力、极低的公平正义安全感。正如郑州水灾中的雨衣爸爸、岳某寻子、西安孕妇疫情失子等等事件中，不同级别和职能的地方政府、医院等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在某种意义上也丧失了公信力。我们在互联网见怪不怪的“微博求助”、“微博升堂”、“微博伸冤”，集体网络行为或多或少带有几分“帮助正常手段所无法帮助”，或“惩戒法律所不能规范的道德失范”的意味。愈发频繁的私力救济和网络私刑正呼应了一种更深刻的社会危机：近两年来，疫情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下，经济发展承压、社会流动性进一步降低，社会公共服务失职、保障制度缺位。这些均为深埋于中国式网络暴力潜意识中的混沌而沉重的现实背景。

然而，这样的危机意识为什么没有演变成一种互救互助的、正面的集体网络行动，反而迸发出大量负面的集体恶意？网络暴力气候的大规模形成，与近年来官方的媒介治理手段和刻意的信息污染不无关系。第一，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一方面受制于严格的审查要求，严重社会问题的网络曝光几乎成为舆情控制的绩效大忌。一些触及核心且敏感的话题很难在社交媒体上展开深入的讨论和对话，连疫情求助等话题也动辄禁言、删帖、炸号，关于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的讨论更是难以公开进行；另一方面，受到商业利益和流量的诱惑，各个平台都在争抢用户时长，也就纵容甚至培养了娱乐化、肤浅却能够吸睛的内容，也就增加了皮毛问题娱乐化、进而发展为网络暴力的可能。

在这样的条件下，传统媒体更是面临多重掣肘。近期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在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之后被禁。官方通报公开后续进展，岳某对DNA结果表示有异议。随后，“打工男子胡搅蛮缠数地上访”，“媒体在怂恿某些人扰乱社会秩序”的论点在微博四处可见。警方的通告代替了媒体的报导，此后传统媒体也没有再继续跟进报导。是因为他们不想吗？

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虚拟数字世界里，“防止矛盾激化”、“维持舆论秩序”本能意识也是治理网络暴力背后的法理实践思路，它往往不涉及对真理和真实的寻求和追问，更不会把对公平和正义列为整理目标。否则层出不穷的瞒报隐报如何成为可能？互联网上信口雌黄者并非仅为卖浆引车者流，刚刚被爆出的郑州水灾死亡调查报告是为证也。信息污染首先来自官方，此前支持官方而对他人进行网络暴力的意见领袖因为天然占领中式政治正确的高地，反而不会面临平台审查的惩罚，进而大行其道稳如泰山。

在一个原本已经充斥着关于婚恋生育的性别焦虑、买房和收入的经济焦虑、辱华卖国的政治焦虑的环境中，为什么针对受害者、弱者的凝视和伤害愈演愈烈，关于爱国和辱华的财富密码大行其道，鸡毛蒜皮的小冲突可以发展成命案，最终形成了当前极化、意识形态化的“网络泛道德主义”和日益频繁的网络暴力？因为这是一种在言论的安全区内获得最多的流量最大化利润的方式，它是舆论环境和网络平台共同培育、纵容的恶之花。

严重信息污染和本末倒置的媒介怪象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舆论治理长期关注的目标，并不是确保言论自由、促进良性对话，允许监督的放权思路，而带有自上而下的、舆情稳定压倒一切，巩固官方话语的收权的特征。在一个原本已经充斥着关于婚恋生育的性别焦虑、买房和收入的经济焦虑、辱华卖国的政治焦虑的环境中，为什么针对受害者、弱者的凝视和伤害愈演愈烈，关于爱国和辱华的财富密码大行其道，鸡毛蒜皮的小冲突可以发展成命案，最终形成了当前极化、意识形态化的“网络泛道德主义”和日益频繁的网络暴力？因为这是一种在言论的安全区内获得最多的流量最大化利润的方式，它是舆论环境和网络平台共同培育、纵容的恶之花。

十多年前那个“媒介服务的提供者能否也做好媒介秩序的管理者”的问题已经被搁置在一旁。在实践中，社交媒体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权力向乡土社会延伸、向个人做网格化管理的载体。微博在内的各大内容平台都有着繁重的审查工作，但“夹贴”、“删帖”、“炸号”的操作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表面功夫，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保障普通数字公民的“言论安全”，反而成为舆论审查和言论控制的代理方式。微博迎合网信办春节清朗网络环境专项整治活动的开启“一键隔离网络暴力”模式，它对网络暴力的遏制效果有待观察。网络媒介的发展方向早已偏离了曾经的那个公共讨论空间的乌托邦。社会化媒体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依附于政治权力的母体，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舆论的维稳机器，而不是脱离出来成为具有监督和平衡性的制衡权力。而网络暴力就是高压舆论治理下权力和平台豢养的怪兽。

法律实践难平息网络暴力之火

如果说呼吁提高网民素质不是一个解决网络暴力的好方案，那么近年来，法律实践也没有能提出一个更优的解法。近年来有法律介入的网络暴力案件有2018年“德阳女医生网暴自杀案”。这是一场由游泳口角引发网络暴力，最终造成命案的惨剧，三名被告因侮辱罪获刑。另一较有代表性的案件为2020年“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案”。受害人取快递被造谣成桃色事件，严重影响生活。该案从自诉走向公诉，两被告人被判刑一年缓刑两年。然而，事后惩戒的法律只在悲剧发生后期介入。这两个案件只追溯最初的流言散布者，没有追究引爆传播的行为主体和平台的责任。当网友像念经一样重复“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时，更严重更大规模的网络侵权、暴力和伤害正在发生。对于大多数网络暴力事件，现有的法律仍然束手无策。

刚刚过去的江母诉刘鑫案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中国网络暴力以及“舆论”与“法律”如何互动。此案可以说是中文互联网长达数年的现象级的网络暴力事件，对中国互联网舆论场和网络民意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复述案情，也不过度展开其他细节。对我们的讨论重要的是：数年来，江母和刘某二人都受到了高强度的网暴。整个议题的扩散和发展都受到咪蒙在内的自媒体营销号和意见领袖的助推。传统媒体有所跟进报导，但尚未在这样的选题中有权威性的建树。2022年年初，江母亲诉刘某案的一审判决中，山东青岛城阳区法院在判决书中特别指出，“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司法裁判应守护道德底线，弘扬美德义行，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

刚刚过去的江母诉刘鑫案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中国网络暴力以及“舆论”与“法律”如何互动。

这一判决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偏向刘鑫有严重道德瑕疵的一方认为正义得到伸张；而反对者则认为网络暴力已经“挟民意以令法律”。首先要特别声明，我不是为了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个阵营，也不必论上述哪种观点合理正确。判决书这段内容的用词至少说明，我们的法律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行政意志，同时也带有道德教化的目的。从中国的法律实践来看，法律法条本身也不是司法系统运行的唯一原则。目前社会实践中的司法活动服务于行政管理，除了“依法治国”的美好愿望，也兼含有人治和德治色彩。江母诉刘鑫一审结果尤其体现出法律回应了公序良俗、守护道德的诉求。这里，司法意志以一种“公道自在人心”的道德教化的面目进行了裁决。这之后，法律是否起到了服众的效果？网络暴力结束了吗？不论支持或反对，尤其是刘鑫表示不服判决继续上诉后，针对双方的新一轮的网络暴力仍在持续。

实际上，日渐极化的网络暴力甚至有一种不消除另一方意见决不罢休的态势。

实际上，日渐极化的网络暴力甚至有一种不消除另一方意见决不罢休的态势。中国现有混合着行政命令和道德教化的司法实践会陷入这样的舆论困境：如果法律听从的是多数人的意见，当这些意见是正确的时候，值得庆幸。但如果这些意见是错误的时候，如何避免多数人的暴力？假设驱动了某种网络暴力的泛道德主义，同样驱动了法律的执行和判断，那么法律还能凭借什么力量成为制衡舆论、平衡压力？在激荡的网络民意中，如果道德成为了判定的依据，那法律又如何处理相对主义的问题，进而又如何成为稳定社会的定心丸？

法学学者强世功在《法制与治理》指出，“在政法部分的治理文化传统中，法律既不是通过审判来实现社会正义，也不仅是通过调节来平息纠纷，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现改造社会、治理社会的目的。”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工具，是各方正义理想和社会影响综合考虑的因素，因此，法律实际上也是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工具。在可见的短期未来，涉及网络暴力的法律依然会与民意民情相互屈服合作，以达成稳定、教化、治理的综合目的。那么它在短期很难成为我们可以指望的终止网络暴力的利器。

一失再失，超越情理法的寻亲人性考验

回到刘成州事件本身，关于法律的讨论在事件的进展中也扮演了非常微妙的角色。刘学州先于社交媒体走红，再有寻父成功。与父母相认时，网络大量的注意力已经锁定了这个并不普通的家庭。当时，就有颇为严厉的指责声讨刘的生父母的声音。然而，哪怕是从法律上来说，出卖亲生子女的儿童拐卖罪的追诉、判定和惩罚也有许多讨论空间。出卖亲生子女的儿童拐卖行为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无力抚养卖子换钱更多是以“民间送养”的形式出现，再产生补偿费等合理化的交易，形成了法律灰色地带。从法律意义上讲，送养还是买卖的界定在于是否有偿，但送养程序的非正式化、收养程序的不规范化也对这样的拐卖有罪认定造成了一定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刘本身而言，他个人的主体诉求是找回生父母，得到他们的认可，而并不是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这是并非法律可以管辖的情感地带。对于外人，这是具有天然正当性的道德判断。但这实际上为刘寻亲相认并且融入新家庭造成了客观上的困难和阻力。哪怕只是带入当事人的立场想像一下，这突如其来的异常关注早已为“相认但无法团圆”的家庭悲剧埋下了伏笔。刘的生母想要“回归平静生活”中不平静的因素恐怕不仅仅是儿子本身，更是儿子带来的关注，尤其是网络暴力中的指责和谩骂。这些因素是否在母子二人的互动中成为一个微妙而隐匿的恶化元素，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了。后期争论中出现的所谓买房要钱的纠纷也只是情理混杂之下的穷困家庭几乎注定的悲剧——不论接下来的剧情如何发展，他们面临着多重情理考验，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利益关系，要谋生也要谋利，他们不可能上演中国版的“摩登家庭”。用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来要求刘的父母，甚至在他们身上希望看到中产式的忏悔，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于刘学州和关于他的讨论而言，这本可以是一个少年想要寻回失去挚爱的故事，却到头来却深陷工具性的法理和现实利益的纠缠中。网络暴力如同黑魔法一样吞噬了寻亲少年这一新闻议题中最具价值的部分，用仇恨、猜忌、攻击毒害扼杀了人性中进行对话、寻求理解、达成共识的可能。

许多寻亲案例更说明，即使成功地找回亲人，即使双方开心地相认，也不意味着后期顺利地接纳，更不是童话般幸福生活的开始。根据上观对电影《失孤》的原型郭刚堂找回被拐卖24年的儿子郭振的报导，一些被拐卖又找回的孩子对养父母和生父母之间的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有所比较，难免出现嫌贫爱富的情况。在买卖是否同罪的问题上，家庭贫富差距、是否善待孩子也成为家长支持或否追究养育家庭的考量，更增加了寻亲的难度。即使孩子接纳了找回的亲生父母，生育与养育家庭之间想要达成一种新的生活共识也实属不易。各种人性本身带来的微妙动摇，掺杂着苦涩生活的无可奈何，才是寻亲故事的现实境况。这本都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常情常感，更是现实复杂生活情境中，人如何平衡情、理、法的处世方法和人生选择。

对于刘学州和关于他的讨论而言，这本可以是一个少年想要寻回失去挚爱的故事，却到头来却深陷工具性的法理和现实利益的纠缠中。网络暴力如同黑魔法一样吞噬了寻亲少年这一新闻议题中最具价值的部分，用仇恨、猜忌、攻击毒害扼杀了人性中进行对话、寻求理解、达成共识的可能。他的生折射出那个时代“生而不能养”的家庭悲剧，与如今“无人生养”的人口危机形成了急转弯的对照；他短暂一生所遭受的抛弃、霸凌、性侵和最后的网络伤害都说明了这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神话之外，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许多环节都出现了问题。他的死亡唤起的不应该仅仅是同情和惋惜，更不应该掀起新一轮的暴力循环。

参考文献：

李岩.(2021).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合作经济与科技(20),188-190.

蒋晓丽,李晓蔚&张放.(2021).“讨公道联盟”：跨文化比较视野中的中国网络私刑行动研究.新闻记者(05),3-13.

李华君,曾留馨&滕姗姗.(2017).网络暴力的发展研究:内涵类型、现状特征与治理对策——基于2012-2016年30起典型网络暴力事件分析.情报杂志(09),139-145.

黄明理&李婉婧.(2017).论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03),23-34.

龙耘&赵春光.(2013).中国媒介治理中的泛道德主义:成因与影响.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0),63-67.

陈柏峰.(2006).社会热点评论中的教条主义与泛道德化——从佘祥林冤案切入.开放时代(02),97-117.[J].InjPrev.2021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李海燕《心灵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世界卫生组织《自杀预防——供媒体工作者参考》,2000

WHO,Suicideworldwidein2019,GlobalHealthEstimates.2021

文中提到的文章

[上观.《失孤》原型找到儿子后：寻子2.0时代“失孤父母”的喜与忧_上观新闻]

上观.“德阳安医生自杀事件”今日宣判：三被告以侮辱罪获刑民事诉讼将启动

江歌母亲回应“刘鑫上诉”：意料之中，会依法应诉

手机新浪：寻亲男孩要求生父母买房被指白眼狼生父首发声

网红主播自杀后骨灰被曝遭调包配阴婚，山东汶上：3人被刑拘

侯奇江：拐卖、家暴和冥婚，中国底层残障女性的生死挣扎

作为不平等社会中的底层，农村残障低智妇女是全社会的牺牲品。

2020-12-07

【编按】：本文原发于12月1日澎湃“思想市场”栏目，端传媒获作者及平台授权转发。原文标题为《拐卖、家暴和冥婚，底层残障女性的生死挣扎》。

在中国大陆，近期几则关于农村低智女性遭遇性侵、被虐待的新闻屡见报端。其中最令舆论震惊的一条，是山东一位智力障碍的女性方洋洋被丈夫一家残忍虐待至死，死后尸体被安排冥婚。几乎就在同时，河北魏县精神康复医院的一名女性患者因医院男护工性侵被查出怀孕。今年3月，一名昭通市15岁右手残疾的少女被人持刀胁迫卖淫，不愿顺从，后从五楼跳下受伤。2019年，广东茂名信宜市一12岁残障少女被性侵，且一年内两度被发现怀孕。警方调查发现多名男子对这位残障女童性侵，其中包括一位82岁的老年男性。2016年，甘肃两名精神残疾的妇女被谋杀，杀害者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她们的尸体用于配冥婚。

这些触目惊心的新闻，可以帮助我们大致拼凑出一个底层低智残障妇女的生活经历：困囿于自身的身体缺陷，出生于贫困凋敝的地区，她们失去了全方位的身心自由和发展权利。有些女孩来不及长大便沦为发泄欲望的工具。另一些少女无力反抗家庭的安排，以彩礼的名义被出售，为生育而存在。她们活着的时候无法言说、难以反抗，往往直到怀孕才会被发现遭遇性侵。另一些人直到死亡才被发现遭受长期的殴打和饥饿。她们生前备受嫌弃，很多人活不到正常死亡的年龄。在死后一些女孩的身体却又成为抢手的陪葬商品。

施暴者和加害者的行为不伦且违法。但这不仅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简单道德问题。亲人和农村社会的联手合谋，拐卖和黑中介等现象，也不仅是人性的丧失和社会的偶然；这些事件本质是极具典型性和系统性的现代社会问题：性别筛选和计划生育深刻地改写了人口结构，造成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衡。同时，城乡二元和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中，农村最底层的男性在层级梯队序列中被排挤出婚姻市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逻辑延伸到明码标价的婚恋，极致地工具化女性，甚至榨干了她们尸体的“剩余价值”。

父权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阴魂不散的迷信习俗就此诞下了一个畸形而失序的农村婚恋社会。恐怕，这些故事中唯一的无辜者，就是底层低智残障女性。

人口失衡的恶果

男多女少的失衡结构和由此而来的婚配困难，会造成许多社会后果。其中之一是，非主流的婚姻模式，会成为这些无法跨越婚姻门槛的单身男性，解决问题的替代性方法。

根据公众号“水瓶纪元”的报导，那名在精神病院被男护工性侵后怀孕的女性刘雨晴（化名）生活在河北魏县。这里，适婚男女性别比高达159：100，男人比女人多出一万一千余人。上文提到的众多受害者背后，都有一个或多个因找不到妻子而困扰的底层中国男性。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到2020年我国将出现3000万光棍大军，且尤以农村最为严重”。在2020年的现在，人口失衡的后果全面显现。

刘雨晴的丈夫杨刚，只是这三千万大军的一员。根据记者的描述，侵害者郭某，即医院护工，甚至主动拦下侵犯刘雨晴的责任，因其与受害人的丈夫“惺惺相惜”，面临相同的婚姻困境：“两个男人，老家相隔二十里地，某种程度上却是同病相怜：郭某31岁还打着光棍，杨刚22岁还没要上小孩，在农村是同等的‘耻辱’。”

关于人口与婚配的许多研究在二十年前就预料到了郭某和杨刚所面临的光棍问题。除了男女绝对数量上的失衡，婚姻也受到“男高女低”择偶标准等社会观念的调节。简言之，女性希望通过婚姻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迁，只愿意选择经济和社会条件更好的男性。相较之下，男性通过婚姻上迁的普遍性较小。尤其随着中国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带来的高流动性，婚姻流通的范围在全国内扩大。虽然只有极少部分的女性真正实现了婚姻上迁，但相比男性，女性更可能通过婚姻的方式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城乡二元的落差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客观上加强了经济在择偶标准中的权重，进一步加剧农村贫困地区适婚男性过剩的情况。这种失衡让底层男性处在愈发严重的婚姻挤压中。

不少文献和资料也指出，男多女少的失衡结构和由此而来的婚配困难，会造成许多社会后果。其中之一是非主流的婚姻模式会成为这些无法跨越婚姻门槛的单身男性解决问题的替代性方法。许多田野调查和研究已经发现了普遍存在的入赘、招赘婚姻、买婚以及收继婚（弟收兄妻的转婚）现象。男性婚姻挤压的另一个后果是女性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女性面对的失踪、拐卖和暴力的风险上升。巫山童养媳马泮艳是为人熟知的典型案例。刘雨晴的生活也是如此。她的母亲就是被拐卖到魏县，然后逃走。刘雨晴从小就被卖掉。她两次结婚，又因低智和对性生活的抵触而受到丈夫家庭的质疑，最终被送入精神病院，遭到性侵并怀孕。

另一个普遍存在的替代性方案是跨国买婚。管成云等利用数据库搜索了2010年到2016年间的越南新娘的报导。在322份去重筛选后的报导中，中国22个省出现了越南新娘的新闻。根据统计结果，94.3%娶越南新娘的男性是农民，他们的年龄普遍在30岁以上，与越南妻子的年龄差距约为10-20岁，由此形成了“老夫少妻”的婚姻组合。一些光棍聚集的贫困地区甚至形成了现象级的“越南媳妇村”。

但形式各样的非常态婚姻手段不是解决光棍难题的终极答案，它们甚至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婚配危机不仅仅发生在“找对象难”的准入门槛上，婚后生活也危机重重。丈夫往往为了留住新娘不择手段。2015年“被拐女生成山村女教师事件”刺激着舆论的神经，要一个女性留在这样的家庭中，殴打强暴和生儿育女是不足够的，甚至要动员全村人的力量。贫困的生活和生育的矛盾依然威胁着家庭的稳定，并可能最终导致解体。丈夫成婚困难的经历和担心失去婚姻的威胁显著了增加了其婚后施暴的概率。

非常规婚姻让男女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上文关于越南新娘的研究表明，有40.4%在婚后不久逃婚并携财产失踪。其中不少越南新娘与婚姻中介相互串通，以结婚名义骗婚逃跑。只有17.1%的越南新娘最终稳定生活。2013年，根据海峡都市报的报导，一位男子怀疑自己的越南妻子是骗婚，结婚不到百日便用水泥砖和水果刀杀死了妻子。

而以彩礼之名被出售的残障女性更无从保障、无处可逃。2013年的《残障妇女社会参与和家庭地位调查分析》覆盖了黑龙江地区的残障妇女样本。调查发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19.1%的残障妇女遭受过家庭暴力，其中农村残障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高达20.7%，城镇残障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为18.3%。残障妇女遭受的家庭暴力形式依次是：较长时间冷落(13.7%)、侮辱或谩骂(9.4%)、殴打(6.5%)、经济控制(5.4%)、限制人身自由(4.3%)和强迫过性生活(1.1%)。

方洋洋一生的经历集合了这些统计数据指标中所有的不幸。

父权制和新自由主义催生的现代冥婚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发布的《中国冥婚现象调查》，冥婚流行的地区，一部分年轻人也见怪不怪，甚至支持冥婚。为什么现代社会对冥婚有着惊人的包容度？

方洋洋“死于虐待，葬于冥婚”的新闻已经足够致郁，但令人窒息的是，因为冥婚市场的存在，另一些残障低智女性如猎物一样被扑杀。根据《检察风云》2016年《“阴婚”利益链》的报导，河南林州市原康镇的苗某为其侄儿配了一个阴妻。在下葬的时候棺材里有拍击声，打开后发现棺材中的女子并没有死去。公安机关就此揭露了一个专门拐卖智障女性的团伙。他们骗智障女性的家人，称为其安排婆家。在这个案例中，犯罪团伙带走智障女性后将其药物昏迷，作为尸体卖给苗某。警方发现，这些犯罪团伙家中还囚禁着另外三名智障女性，而此前已经有两名智障女性被从湖南拐卖到河南。

在2020年的中国，冥婚习俗或许会使自诩开放和现代的都市人错愕，但它在农村等地区并未完全消失。根据《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发布的《中国冥婚现象调查》，冥婚流行的地区，一部分年轻人也见怪不怪，甚至支持冥婚。为什么现代社会对冥婚有着惊人的包容度？原因恐怕不仅仅是一部分落后的农民依然愚昧迷信。主流的传统文化甚至都不能完全为冥婚现象背书——孔子及此后的许多儒家学者都明确反对冥婚。

对此，人类学学者邓国基提出一个观点：中国正在经历“历史的压缩”。在国家曾强迫社会世俗化后，改革又为大众宗教的复兴打开了市场，鬼魂再次进入日常生活。“而在不断加剧的新自由主义之下，冥婚这种交易正好印证了社会经济思潮核心中最大化人类资本以获得物质利润的规则。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会忽略神圣性，不把尸体当作一坨无感觉的血肉，而把它当作充满潜在资本与利润的有价值的资产。”

这里要补充的是，在农村冥婚市场这样本土的微观环境里，新自由主义和市场提供的只是工具性的中介和产业。“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样强势的商品逻辑，解释了被击溃的道德底线。但根据有限的几个田野案例，女方家长愿意参与冥婚的动机不一定只是为了收钱以改善经济情况。而男性投入巨额金钱购买一具尸体也只是一笔纯粹的“文化消费”——冥婚的投入当然不会构成真正的家庭再生产。

冥婚真正的动机仍然深埋于父权制中。没有深入骨髓的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婚姻挤压就 难以延伸到农村社会文化想像中的“阴间”。尤其是冥婚市场中的黑中介、偷尸、抢尸、有偿守坟等行为，在底层群体之间形成相互消耗、甚至倾轧互害的情况。在这种仪式性的操演中，冥婚帮助失落的底层实现了其家庭成员未能实现的婚姻梦想，这看似是在迎合“发展”的心愿，但更是来自父权的要求。

“男高女低”的婚姻配对规则也适用于尸体：冥婚的男性更年长，教育程度高、收入和社会地位更高。上述《中国冥婚现象调查》也指出，购买冥婚女尸的开销，与彩礼有着相似的价格规律和博弈性质：女方家长愿意与家庭条件好的攀亲戚，因此家里越是有钱，配冥婚出的钱反而越少。家里越是条件差、没有钱，越是会大出血。结合因高额彩礼或冥婚支出而致贫返贫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一笔投入巨大而几乎没有回报的家庭再生产支出。

对于男性而言，底层未婚的男性活着是辜负家庭期待的光棍，死后也不能解脱这种残缺的身份。对于女性而言，活着的时候遭到社会经济资源和家庭分配制度的排斥，无法继承土地，无法婚姻自决。死后女性的尸体不能进祖坟，还不如配冥婚以免尸体被偷走。不论男女，底层群体都面临着性别结构问题带来的严重剥夺。

这些冥婚无一例外操演着中国底层婚姻的现代意义：在一种强制异性恋的系统下，父权和家长制决定着的婚姻操办，当事人的意愿（某种意义上，生死）都是无足轻重的。它的重点在于，完成传宗接代，保护家庭资本、维系社会地位的合约。这是新自由主义与父权制的合谋，民间恶习只是它最肤浅的面孔。

底层残障女性的命也是命

残疾常常是厌女文化和性别歧视的结果，而非原因。

低智、残障女性是贫困社区中的最底层。她们的命运代表着我们社会的底线。因为智力和身体的缺陷，这些女性不但受到人格上的轻视、经济活动的排斥，也是道德和法律观念中的盲点。她们的缺陷甚至成为罪犯在违法时试图脱罪的理由。2006年，河北邯郸的宋氏农民杀害了6名妇女，被害人为精神病患者或坐枱小姐。2016年，一名甘肃的女性精神病患者被骗杀害，尸体以4.02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他人做“鬼媳妇”。底层的社会失序，不意味着占有经济优势的中上层没有责任。这些惨剧标记着你我所处的全社会的失败。

中国在1980年签署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2007年3月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消除对残障妇女的歧视，保护其基本权利，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政府相关机构和许多公益组织长期在就业和经济能力等方面帮助低智残障人士，但无法覆盖所有凋敝偏远的农村。城乡二元户籍等制度性的鸿沟更是一道清晰的界限，把底层人群划到了现代文明之外。

这也导致残障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城乡差距。2013年《中国残障妇女发展困境、利益需求与对策研究》一文指出，当城镇残障女性开始要求就业保障，希望更多地融入、参与社会活动和决策的时候，农村残障女性还在温饱和健康问题上挣扎，希望获得免费的辅助器械。不得不承认，在一些残障女性争取性和生育自决自主的同时，另一些底层残障女性的生命和安全保障都岌岌可危。

残疾本身也无法作为一个单一治理因素，同贫困的经济、厌女的文化等问题撇清关系。必须改善农村和贫困社区歧视的社会氛围，才能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人身安全等基本保障。因为残疾常常是厌女文化和性别歧视的结果，而非原因。一些原本健康的女性，是在进入婚姻后遭受家暴，受伤致残、致郁、致精神失常。另外，有些伤害几乎毫无缘由。2013年广东梅州，一名酒后男性杀害了仅仅是在路边坐着的患有精神病的同村女性。该男子行凶手段极其残忍，将被害人赶到荒山上，又实施烧、打、用啤酒瓶插、芦苇秆刺等手段。这是不涉及任何经济利益或其他纠纷的纯粹的杀害。

是时候终止对底层残障女性的迫害和谋杀了。只有当活着的低智残障女性能够在健康、教育、经济、社会参与、性与婚姻家庭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发展，我们才能告慰已经死去的方洋洋们的亡灵。只有充分保障了底层残障女性的生命和生活尊严，我们的社会才有文明可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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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成云,冯强.商品化婚姻与中国农村光棍游猎式相亲的婚姻风险——基于“越南新娘”报导(2010-2016)的内容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11):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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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女性的“说笑时刻”：矛盾还在，“冒犯”还会发生

喜剧的世界终于迎来“女性酒神”，她挥动的就是“冒犯”的魔法棒。有一些人接受快乐的恩赐，另一些人当然要接受羞辱的惩罚。

侯奇江

2020-09-29

2020年的夏天过去了。这一夏，“女性议题”或“女性意识”成为一种故意的噱头或者无心的伏笔，在众多大陆影视综艺中暗流涌动，成为最富话题性、最具吸引力的关键词。在刚刚结束的节目《脱口秀大会》上，许多女性脱口秀演员出现在聚光灯下，带来了颇具女性视角的作品。例如双胞胎颜怡颜悦、李雪琴、杨笠、赵晓卉、Norah Yang 等等，并一直引领大众舆论的话题热点。

这些来自不同行业、地区、背景的女性脱口秀表演者，丰富了中国女性的幽默形象。其自身构成了一种身份的在场和呈现，而表演内容也存在着一种默契——大家不约而同地、或多或少地以女性的身份为创作素材和创作视角，带来了关于性别与身体、恋爱与职业、社会陈规和人际关系中的女性笑料和段子。

比如杨笠的“有些男性明明这么普通，为什么看起来却这么自信”，颜怡颜悦的“我能想到的唯一一对不互相伤害不抢男人的双人大女主电影，就是《闪灵》”。这些带有女性视角的“梗”或“爆点”，在社交媒体上收获大量女性观众的认同和共鸣，也同时引发争议，例如“性别话题是女性脱口秀演员的‘财富密码’（该词指刻意迎合而获得好处）”，“挑拨对立、迎合眼球”等等。

脱口秀节目同时带有商业娱乐文化的敏锐性和主流文化的适应性，形成了当下一种相对开放、灵活的“生产者文本”；而社交媒体的再次剪辑传播、与网友的评论和对话一起，强化了这些文本的可解读性；紧接而来的人物报导、观众的模仿演绎，批评和争论，则形成了大量的二次解读和阐释。许多观点被媒体和意见领袖重构并延伸。在2020年夏天大陆活跃、热闹而繁盛的大众文化场中，性别几乎成为其中最具看点和最有价值的主题。

超越笑点：制造笑话的她们在制造矛盾吗？

在媒体采访中，几位女性脱口秀选手表达了互相之间的友情和支持、认同和理解，更让节目中的文化意涵以一种女性友谊的面貌出现。

霍布斯说“引以为常的事不能引人发笑”。心理上预期的落空，不和谐的因素，往往构成了幽默。

在今夏的脱口秀大赛中，女人们这样制造笑点。被贴上“北大毕业”、“天才少女”标签的李雪琴，笑话相对安全地藏匿于个人生活的琐碎情景中，把私人性的心理活动表现成人间戏台，在繁琐的生活小事里寻找出乎意料的喜剧效果。

结合自身经历，她善于利用对精英的袪魅和回归草根的戏谑，比如把人们对她离开北京回到家乡铁岭（东北小城市）的惊讶，比喻成离开明星吴亦凡追求一个普通男人，来展现都市和乡镇的生活落差；用北京地铁的“东一圈、西一圈”解构不知所终的“世界尽头”。她天然的东北腔调自成风格，清晰的文本逻辑、嵌套和巧妙呼应的层次、驾轻就熟又自然的语感和节奏，在社交媒体上最受好评，制造了这一季许多火热的话题。

通过个人经历和生活情景展现喜剧效果的另一个选手，是赵晓卉。“汽车厂女工人”的职业身份是她最突出的特点，她的本色出演构成了“超出生活常规”的喜剧意义。基于这个在当下不太寻常的女性职业，她最擅长剪辑和嫁接，重构生活和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把父女关系重构成工友；把霸道总裁偶像剧的情节，嫁接在工厂领导和机械叉车身上。“男明星是否有编制和五险一金”表现了父母子女两代人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最为精巧微妙的一段，是挪用了“婚姻和小三”的人际关系，套用在全职工作的上司和脱口秀兼职的比喻上。

她的喜剧冲突来自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解构体制内外、娱乐和正式，以及不同代际，而她本人是极具代表性的众多身份叠加的现代女性。在一期节目中，她尝试脱下连体裤、摆脱女工人设，尝试转型。结果演出效果平平，淘汰感言再次讲起最擅长的素材，却效果出奇引爆全场，也再次验证了“致笑规律”的公理：身份还是构成了笑料中被期待的底色，要放弃它并不那么容易。

颜怡颜悦双胞胎显然是试图“超越笑点，表达观点”的脱口秀选手。她们利用双胞胎这一个会引起窥探欲的身份，聚焦着时下热门的女性主义话题。从相貌和身体，催婚和相亲，小三和男女性别对比等角度入手，她们的段子虽然不是最好笑的，肢体和语言技巧或许还不够成熟，但她们传达出来了最明确的意见和观点：当代女性对凝视的反应、对主流审美的失望，对两性不公的不甘。在后来《人物》杂志、“随机波动播客”等不同采访中，两人也明确地表现出女性主义的性别意识和自觉。

与其他几位女性脱口秀表演者相比较，颜怡颜悦的作品最大程度地脱离了琐碎日常的私生活，有强烈的创作的意念和表达的自觉，利用舞台来超越个人经验，不避讳公共话题，进行鲜明的意见表达。

杨笠是本届脱口秀争议最大的女性表演者。她的作品坦诚、大胆、尖锐、讽刺。她的话语走出了女性表演者的安全区：“太喜欢男生以至于舍不得挑一个”、“谈恋爱就要和配不上的在一起，这个女人有点东西”、“时尚是一种有骨气的态度，身材平是对男人的不屑一顾”等等……这些抖机灵的俏皮话，经过她本人慢速和微嗔的语气修饰，最大程度地带来正当欲望的释放快感、挑战男性凝视的反抗快感、绵里藏刀的攻击性的快感。“为什么他看起来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的灵魂叩问，更成为横扫互联网的金句。她的确说出了许多女性不敢说的话。

在媒体采访中，几位女性脱口秀选手表达了互相之间的友情和支持、认同和理解，更让节目中的文化意涵以一种女性友谊的面貌出现。

找到观众，也找到辱骂

超越笑点的“冒犯”有着严肃的否定意义：这些笑话构成了软性的人际和群体的冲突。

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幽默绝不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力量。单人喜剧的舞台给女性更大的自由，提供了一个展示危险、不敬甚至是刻薄情绪的安全地带。而这些情绪在大多数“严肃”的话语形式中会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或被禁止的。

这把火烧已经起来了。“挑拨男女对立，利用女性议题获得不当关注”的批评随之而来。互联网对她们的负面评价中，最为典型来自前《奇葩说》选手储殷。后者在抖音上发布短视频称“在你面前自信不需要很特别。”“卸了粧你可能是真的丑。”“没有公主命，得了公主病”。“看不上普通男人，你就是被商业社会洗脑的韭菜”等。

杨笠在《GQ报道》的采访中表示，她介意人们“财富密码”的评价，她的目的只是讲笑话。她说，“我写的文稿也吐槽了女生（比如写不出稿子敲编辑门，暗示潜规则的女生），但几乎没有女生骂她。因为女性习惯了，听太多那种话了，而男性只看到吐槽男性的部分，他们就是听这种话听的少，我还没有想到他们听的这么少。”

以储殷为代表的的言论，展示了男性在相貌审美上的双重标准，以及对男女消费情况的错误认知。更说明男性感受到了女性幽默的破坏力——男性气概惨遭打击。这些互动与“男人为什么这么自信”的疑问构成了一种女性主义意识，也揭开了男性荒谬的玻璃自尊心：当女性明确指出男性权利和其两性期待的本质，就挑战了男性的存在信仰和观念。

超越笑点的“冒犯”有着严肃的否定意义：这些笑话构成了软性的人际和群体的冲突。依据不同的语境和心态，冒犯不仅仅是攻击和对立，更是感情表达、身份认同、道德评价。在脱口秀节目中，它虽然披着好笑的外衣，但有着抵抗的真身。

这样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女性脱口秀演员的身上，男性脱口秀表演者也具有这样的意识。但尤其对于女性脱口秀表演者而言，幽默的冒犯提供了一种反对主导性别立场的机会。杨笠、颜怡颜悦等女性脱口秀表演者的笑话传达出了一种文化观念，性别的冒犯当然打破了性别等级制度，释放了性别压抑的话语，并制造了快乐。无所谓是自觉地还是潜意识的，在男性构成霸权的主流文化、男性精英主导的喜剧世界，具有性别批判精神的表演制造了符合女性等观众心理诉求的抵抗，她们成功了。

这样的成功其实也欢迎更多人：更多的女性和更多的男性——脱口秀的反抗精神并不为某一个群体所特有。节目发起人和“领笑员”李诞在腾讯新闻的采访中认为，脱口秀演员和观众的关系是彼此找到。“我们是现实主义创作，肯定是要同步当下语境。可能当下女性议题就是一个很热的议题。切中了，说得也挺好，帮很多人解了气，帮很多人说出了想说的话。这就是脱口秀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杨笠的那一段，她“骂”的那些男的是不会理解的，听完了也不会改变。但是她会找到那些认可她观点的观众。脱口秀演员和观众的关系是彼此找到，而不是改变。”

喜剧里，被嘲笑的她们和她们的自嘲

主流文化既然决定了常规和常情，它当然也构建了什么好笑，也决定了什么可以被嘲笑。

女性并不从一开始就踏出了幽默的性别安全区。

长期以来，男性用幽默和笑话来创造并延续父权观念、社会关系和性别结构。男性和男性主导的制度，控制着幽默的传播，并决定了什么是幽默话语。在单人喜剧出现前，传统相声里，几乎没有女性的身影。尽管小品中女性占有一席之地，出现过赵丽蓉、宋丹丹、蔡明、贾玲等成功的女演员，但她们的角色和演绎中，性别大多是一种时隐时现的、被藏匿的身份。即使女性身份被突出，这些角色也总是有矮化、老化、丑化的倾向，执行着男性的表演意图。

以贾玲所表演的小品《喜乐街》为例，节目刻意打造了“女神”和“女汉子”这两种女性形象，通过“美”和“丑”的外形对比，“受男人疼爱和追捧”和“受男人冷落和嫌弃”的人格对立，打造小品的剧情和冲突，最终通过反转，造成观众期待上的落差，构成了非常好的喜剧效果。制造笑点的同时，女性角色在顺应和巩固着社会对女性的期待。

且不论主动还是被动，贾玲是擅长自黑和自嘲而广受欢迎的女性喜剧演员。在自黑和自嘲之外，贾玲们并没有被给予其他的选择。《喜乐街》的现象也绝非个例。

保虎和张萍萍两位学者对共三十一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语言类节目进行研究后发现，285个节目中包括53个出现领导形象的小品里，男领导共有48个，女领导只有5个，涉及领导形象的相声全部指男性领导。出现过的男性角色出现过各行各业的职业，但许多女性角色并未交代其职业，很多角色的身份只局限在妻子、女友、女儿、母亲甚至“邻居大姐”中。在小品的剧本台词创作、故事设定都由男性来完成的时候，女性角色数量的增多不代表人物的丰富，戏份的增加也并不能改变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

除了性别问题，小品、相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快乐产业”中的语言类节目，有些饱受诟病的典型特征：用残疾残障、癫傻嗔痴、老弱病残、荤段子作为笑料和包袱。例如《学聋哑》《结巴论》《拽子说书》《三瘸婿》，都多少以生理缺陷为“不合理因素”，来组织和构建笑点、笑料的。抛开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在致笑效果上，这些戏谑和嘲笑的对象是成立的。的确，癫傻嗔痴往往才构成社会基本共识上的“不合逻辑和不和谐”，最容易完成超常规的语言组合，形成观众心理上的悬念、意外和惊诧。

主流文化既然决定了常规和常情，它当然也构建了什么好笑，也决定了什么可以被嘲笑。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拿弱势群体逗乐，不但为平民百姓喜闻乐见，满足优越的娱乐和快感，也为帝王将相所允许，不会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或者其他威胁。在这样的规则下，幽默和喜剧被男性垄断，以男性为中心，为男性所服务。

贾玲本人在2009年的博客中写下《女相声演员的更衣室——厕所》一文来抱怨女相声演员工作没有更衣室，只能在厕所狼狈更衣的困境。此外，“男不嗑瓜子，女不讲相声。”喜剧行业的性别禁忌认为：耍机灵、抖包袱、装傻扮痴的工作，不符合应该温婉，服务家庭的女性。这些事情发生在女性表演者身上，观众也不会觉得好笑。更因为 “荤口”的存在，中国传统相声的师徒制存在着不招女学徒的隐形规则。

在茶馆和小剧场内的中国民间传统语言类节目，经历了“现代化”的许多挫折。观众流失，创作衰落，几度式微；官方的春晚、电视电台中相声小品代表主流思想对社会进行有限批评，大多是自上而下寓教于乐的治理规训术。这些领域的传统喜剧自身受限于“行业规矩”和表现方式，很难有女人发挥幽默和搞笑的空间。2009年的贾玲在博文中无奈的发问，“我为什么不潇潇洒洒的当好我的花瓶呢？非得把自己弄成花盆呢？”在2016年，贾玲在《金星秀》上说，“女人说相声就像是走错了澡堂子。后来发现我就是个搓澡工。”

“安全区”里的零碎压抑

从被嘲笑的客体到自嘲的主体，从笑话女性到女性的笑话，转变是困难的，但它已经发生了。

于是，女性并不持有喜剧创作和表演的资源，而主要是作为被嘲笑的对象存在。中国“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们”打破男人的幽默垄断，更多得益于美式单人喜剧（stand-up comedy）、脱口秀（talk show）进入中国喜剧市场。本文所谈的“脱口秀”，实际上是前两者的杂糅变体。

在商业化的推助下，中国线下的单人喜剧和线上的脱口秀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出现过《壹周立波秀》、《今晚80后》等节目。号称“脱口秀一姐”的思文在《今晚80后》后期出现，以独立女性的角色戏谑自己的婚姻生活。一个人、一支麦的单人喜剧脱口秀结合了中西方不同的表演方式和创作技巧。这当然与互联网的兴起有关，但重要的是，没有过多的历史包袱，女性创作者有较大的自由和尝试空间，站在了麦克风前。

但女人“侃侃而谈”的权威还没有站稳脚跟，她们仍以“自黑和自嘲”作为最常见的致笑手段。李雪琴消解北大精英的人设，构成一个不自信的、丧丧的和“虎虎”的女孩形象；杨笠“所有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诉说自己的困境；双胞胎颜怡颜悦自黑“脸大”、就穿衣尺码，催婚发展线下等话题，践行了“所有的创作都为弱者服务”的创作理念；赵晓卉调侃自己是车间中的工厂一枝花，展现了男性占绝对多数的职场中少数女性的境地。

在普遍的自黑自嘲手段中，女孩们也共享一个命题：吐槽单身和婚恋。单身和婚恋，的确是中国社会女性最普遍的难题，也是最顺手、容易达到爆笑效果的素材。在这些值得玩味的反抗中，也存在着零碎的压抑。节目中，她们对恋爱渴望，或者反对逼婚、催婚等调侃，拆解主流婚恋标准对女性构成的压迫。

从被嘲笑的客体到自嘲的主体，从笑话女性到女性的笑话，转变是困难的，但它已经发生了。女脱口秀演员还在试探和成长之中。但不管怎样，女性的喜剧角色不再是顺应伦理和迎合主流的木偶，而是开始主动诉说、调侃着欲望和痛苦。如果说曾受嘲笑意味着受到轻视，手握麦克风女性的自己，又从自嘲中开始自我赋权。

作为一种较为年轻、处在起步阶段的表演方式，中国的脱口秀还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创作者、行业环境和观众因为种种客观和主观因素，局限性非常明显。或许是受限于剪辑形式、节目赛制和审查的考虑，脱口秀大赛私人生活话题较多，公共话题、社会话题较少。当女性演员 Norah 在初赛阶段说出“房，黄浦江两套房的房”的段子时，立刻拨弄了中国观众在地域、房价、和贫富等话题上的敏感神经，而李诞对Norah“压迫感”的评价，其实代表着中国观众的脱口秀观看体验。

在这里，那种包容讽刺、笑纳异见的氛围仍然稀薄。西方的单口喜剧传统中凭借着言论自由而百无禁忌的政治、种族、性等话题，更少有涉猎。

但哪怕只有那么一两朵星星之火，它还是点燃了脱口秀能够带来更多公共讨论和意见表达的希望。矛盾还会发生，将来还会存在许多冒犯。如果这样的脱口秀表演制造的是一种矛盾，那它同时也在制造相对应的快乐。如果说脱口秀中仍体现着酒神精神：一种打破日常的禁忌和规范，释放本我回归自然的狂欢。那么我认为，终于，我们喜剧的世界迎来了“女酒神”：她挥动的就是“冒犯”的魔法棒，有一些人接受快乐的恩赐，另一些人当然要接受羞辱的惩罚。

（侯奇江，写作者）

参考文献：

1、李海艳. 中国当下单口喜剧节目的快感建构[D].长春理工大学,2019.

2、郑石,张绍刚.“单口喜剧”类节目的概念辨析及文化思辨[J].文艺评论,2017(08):108-113.

3、保虎,张萍萍.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在场”与话语困境——以央视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为例[J].新闻界,2017(01):23-29+33.

4、Charles E. Case., &Lippard, C. D. Humorous assaults on patriarchal ideology. Sociological Inquiry,2009.

文章中提及的其他媒体报导或材料：

贾玲博客：“女相声演员的更衣室——厕所”和“为什么非要选择相声？”

《金星时间》第87期：欢乐喜剧人搞笑女神贾玲爆笑小品《疯狂的怪癖》

李诞口述：没想到躺着感慨“人间不值得”的李诞，今年变成了霸道总裁｜贵圈

颜怡颜悦：所有创作都是为弱势者服务的 | 随机波动

杨笠：我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 ｜GQ

月经的真理与男性的无知：卫生巾的讨论为何变成一场性别的战争？

重拾月经话语权的尝试，是为了打破男人性别优越的父权文化。我们两腿之间那条每个月畅流一次的血河不是我们的原罪。我们女人没有秘密。

侯奇江

2020-09-12

关于月经的真理从未站在女性这一边。公元前希伯来人创立的犹太教认为，上帝七天创造了世界，但“女人行经也必污秽七天”。万历年间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道：“女子入月，恶液腥秽，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玻利维亚的奇里瓜诺人相信，少女被蛇咬一口就会导致月经来潮，所以月经期间要把姑娘们关起来；苗族人的传说中，假如经血流到水中、粘到石头或是树上，就会变成精灵回来危害主人……

今天，人工智能下个围棋就能打败人类，商业航天飞船载着有钱人到处乱飞。男人们已经不再认为月经是某种魔鬼，会撕咬女人的身体，释放出的邪恶而神秘的力量，但关于月经的传说仍未停止。平日里，男性认为月经是尿出来的，或者是拉出来的；女生经期不能洗澡、洗头；月经很晦气；处女不会痛经或者只有处女才会痛经；女人没有进化好才来月经；月经是大自然对女人的惩罚；就连贩卖焦虑的自媒体和各类微商的目标受众也是女性，因为女性月经周期更容易引起情绪波动，更容易被骗。

八月底，散装卫生巾在中国互联网引起了关于月经贫困的大讨论。男性依然执着地秉持着以上对月经的各种迷信，向女性解释她们应该如何克服月经困难。一些平日里坚持着科学态度的男性，抛开计量谈卫生巾价格，分不清护垫和夜用的区别；当一个女生说她从来不痛经时，男性们就认为他们找到了其他痛经女生都在装病的证据；在建议卫生巾减税免税的讨论中，男性几乎视月经税为女性的“赎罪券”——老革命家女性自己制作可重复性使用的布条，你们为何不可如法炮制，而非要用一次性卫生巾？奢侈消费！拜金主义！更多男人把卫生巾和他们嗜之如命的烟酒、球鞋作类比：“香烟这么贵，也没见降税；便宜的球鞋也捂脚汗，为什么国家没有给球鞋降税？”

我想，大多数参与讨论的女性和我一样经历了许多挫败：女人自述的真实经历仿佛不是一种事实，而男人仍然在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对女人进行说教。在其他社会议题上，我或许还有自我怀疑的可能性。但月经，明明是子宫内膜正常脱落带来的出血症状——一种女人垄断的生理现象。这个话题上男人也依然带有毫无根据的自信。在“男性说教” （Mansplaining）成为英文流行词十周年之际，中文世界诞生了更胜一筹的“懂王”：比女人还懂月经的男人。在挫败之余我有更多的困惑，既然男性没有来过月经，他们关于月经的认识是从何而来？怎样的教育和社会环境让他们形成了关于月经这样或那样的的错误认识？

沉默与隔离：性教育的缺席

这种“非礼勿听”的性别陈规，看似是对女性的保护，实际上直接限制了男性对月经的了解。更不要提与性相关的人格成长、对自我的探索和认同、对他人的尊重理解等等。

令人同情的是，月经懂王确实“没有家教”。家庭是社会化的第一课堂，父母应该是性教育的启蒙者。但在我们的家庭，月经的知识被当做遮掩的秘密，正确的认识就消失了。在压抑保守的文化下，父母尤其避免和儿子谈论性，更不要提向男孩子灌输正确的月经知识了。著名学者潘绥铭与黄盈盈在2010年做出了一项针对14到17岁少年的随机抽样调查。这个调查覆盖了中国123个城市社区、37个农村的行政村。从数据来看，有82.8%到85.8%的父亲从未对儿子或女儿谈论过性话题，46.6%的母亲会对女儿谈论性话题，但83.0%的母亲从来不和儿子谈论性话题。在独生子女家庭占到相当比例的中国，男孩更难从姐妹身上学习关于月经的知识。为了避免让男孩“误入歧途”，父母对性话题讳莫如深，天真地以为“长大以后自然就明白了”，“不看就会不做，”“不懂就会不犯”。

老师也不愿意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导致大量男性“无师自通”，自行猜测意淫女性月经的实际情况。早在2001年，中国以立法和政策的不同形式明确了学校负有进行健康教育的责任，但鲜有学校落实。即便是开展了性教育的学校，很多教育内容也仅限于生理解剖知识和身体结构——“在生物课本的平面图上认识到卵巢和子宫的位置”。

华东师范大学一位硕士在其毕业论文的访谈中发现，中国的性教育在教育内容、教授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城乡分野和性别差异。在更加保守的农村，老师们无为，直接跳过生物课的相关内容；男学生们抵触，甚至主动撕下课本上有关生理知识的那几页。大家机械、形式主义地迎合着乡村的教学计划。在城市，尽管性教育有着科普性的特点，但大多采取性别区隔的方式，比如男女分开观看科普影片，分别开设讲座。在应试教育的阴影下，月经和生理知识因不参加考试而长期处在课程的边缘，难以得到相应的重视。

男性起初并不一定带着一种恶意来回避月经。一位男性朋友曾对我讲过，在他少年的经历里，对月经的无知被包装成一种对女性的尊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为了让男生不要窥探女性的隐私。月经的知识似乎理所应当地成为一项女生的“特权”，甚至给他带来一种被排斥的感觉。

这种“非礼勿听”的性别陈规，看似是对女性的保护，实际上直接限制了男性对月经的了解。家庭和学校都未能完成性生理知识的基本教育，更不要提与性相关的人格成长、对自我的探索和认同、对他人的尊重理解等等。无知滋生偏见，全社会已经尝到了恶果。

偏见和回避：男性中心的大众媒体

为了迎合主流男性的想像，避免引起男同胞的不适，卫生巾广告代言的形象大多是自由飞扬美貌如花的青春少女，从不说明女性月经的基本生理事实。

男性的月经意识，是生理知识的空白，更是传统文化规范的产物。在大众传播领域活跃的商业广告、娱乐影视和新闻报导，都讳莫如深地封杀着作为一种公众健康知识的月经，推波助澜地强化对月经的错误认知。即使出现了展现月经的媒介内容，也不同程度地维护现有的男性中心秩序，迎合固有的偏见思维。

最常见的与月经相关的媒介呈现是商业广告。不幸的是，商业广告代表着资本的逻辑，大多以逐利为目的。广告媒介更对月经采取一种避重就轻、模糊而扭曲的呈现方式。它的设计与传播非但没有增加男性的认知，反而引发了错误的月经想像。

从卫生巾广告内容上来看，月经是缺席的。卫生巾广告不但不能展现现实生活中经血的本来面貌，甚至不能用颜色相近的液体替代。红色的正常人类血液改头换面，被象征着清洁、无菌的蓝色液体替代。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苛责广告人。中国广告协会的《卫生巾广告自律规则》中明确表示，“用以演示被卫生巾吸收的液体，其颜色不可以出现红色或与之相近的颜色。”除了内容本身，月经广告被视为一种争议性广告，常常被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

卫生巾广告也是淡漠甚至虚伪的，并不关心经期女性的真实处境。为了迎合主流男性的想像，避免引起男同胞的不适，卫生巾广告代言的形象大多是自由飞扬美貌如花的青春少女。“自由畅动”、“舒心安眠”这样的广告词模糊而又隐晦，从不说明女性月经的基本生理事实。

这些事实是，月经断断续续自动流出，无法被控制或者憋住，所以需要接垫；女性其实每几个小时就需要更换一次卫生巾；如果月经量较大，女性白天也会使用夜用卫生巾或者安心裤；在晚上，夜用卫生巾甚至安心裤都不能完全阻止经血流到床上；而广告更不可能告诉大家，护垫是一种多么鸡肋的产品啊！女孩子们只能在怀疑月经快要到来或者快要结束的时候用一下，以免弄脏内裤——它绝不能承受住正常经期的出血量。以及，月经并不是每个月都准时到来，不按时来月经也不一定意味着怀孕。面对情绪压力、季节变换或生活环境的变化，经期都可能发生变化。

在普通的公共表达甚至娱乐影视中，月经因为与传统的性别规范相抵触而被强烈地排斥。2016年，中国女子游泳队在里约奥运会参赛，游泳运动员傅园慧谈到自己是在经期参赛。她谈论痛经和月经不适的短短两句话，打破了女运动员中长期存在的月经禁忌。在海内外媒体里，这一则言论虽然收到很多支持，但仍有许多不了解卫生棉条的网友批评她，认为月经期间在池子里游泳会让经血污染泳池，有害健康且不卫生。

2019年，台湾电视剧《想见你》引入大陆，其中关于“你那个（月经）第一天来哦”的无辜片段因为暗示了少女月经初潮被删去。2020年1月18日，央视新闻在报导疫情中，一位女护士在被采访时提到“我又处在生理期”。这句话在重播中专门被单独裁掉。

月经禁忌是全社会病入膏肓的厌女症症状之一。它看似是一种大众传媒的没有理由的病态——仿佛说出关于月经的事实，就是念出了会引发灾难的咒语。事实上，这并不关于“月经到底是怎样”的事实，而是关乎“男人要保持优越”的父权文化共识。

美国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格洛丽亚·玛丽·斯泰纳姆（Gloria Marie Steinem）在其著名的戏谑之作《假如男人有月经》中，戳中了权力关系决定月经文化的要害。这篇文章诙谐地讽刺到：“如果男人会来月经，就会吹嘘他们的经期之长、血量之多。男人会渴望用经血证明自己进入成年期。统计调查将显示，男人在月经期间有更好的运动表现，并且赢得更多的奥运奖牌。电视节目会公开处理关于月经的主题……”

如她所言，“男人如果有月经，权力的正当性很可能将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我们允许的话。”

对女性进行月经说教的男专家

月经成为了女人被降格的原罪和被剥削的缺点，月经是男人压抑的武器和权力的玩偶。男性甚至不加掩饰自己的无知，不以错误的基本观念为羞耻。

至此，我们已经零星地领略到关于月经的话语是如何被剥夺的。借用福柯对“知识与权力”的论述，月经从来不仅仅是女性关于生理现状的一种倾诉，或者医学技术的一段描述。月经的相关知识，因为家庭和教育的缺席，大众传媒的刻意回避和病态扭曲，在医疗和公共卫生上的不公等等，形成了一套男性主导的月经知识论述体系。月经这一正常的自然现象被操纵成医学或者病理学事件。在此基础上，它也衍生出了一套关于月经的道德规范。

在这一套规范里，月经是不洁的，需要回避的。女性更因为月经，被赋予了被动、低弱的人格。女性因为月经及其生理周期，被视作是“没有理性”、“情绪化”、“脾气暴躁”、“歇斯底里”的感情动物。如福柯所言，“没有什么比权力的运作更加具有物质性、身体性与肉体性。”月经成为了女人被降格的原罪和被剥削的缺点，月经是男人压抑的武器和权力的玩偶。

《爱说教的男人》一书的作者丽贝卡·索尔尼特尖锐地指出男性总是居高临下地对女性说教这种文化现象。“男性说教”一词一度流行，并成为《纽约时报》2010年的年度词汇。十年过去了，情况在中国并没有变好。男性的夸夸其谈对女性而言不仅仅是连续且微不足道的社交烦恼。交谈是一种表达权力的方式。当男性对女性进行月经说教的时候，他们强调了某种权力。这种权力的另一些面貌更加暴力、粗鲁和危险——正是同一种权力催生了家暴、强奸和谋杀，无处不在地充斥于厌女社会的网络和街头。

当下，种种涉及月经和卫生巾的讨论、争锋的意见，都可以被视作是这种“话语权”和“知识”的再生产。在“散装卫生巾”的讨论中，过度自信的男性认为，女性的贫困问题是因为她们“好吃懒做”。一些人提议参考印度等国的免税实践。他们则替已经被取消的关税开脱，认为“印度纺织业生产能力低下，做不出廉价合格的卫生巾，所以才对进口卫生巾征收12%的关税”。如果以此思路追问国内卫生巾的高产能、高价和高税，他们又会回答，“营销的成本不是成本吗？明星代言不花钱吗？每个人都要吃饭呀！”

不得不承认，关于月经的迷思和妄想如此具有繁殖和散播能力，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男性甚至不加掩饰自己的无知，不以错误的基本观念为羞耻，结合其他的争议性话题，偷梁换柱、即兴创作起来。凭借男性长期霸占多数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霸占公共讨论的所谓“优势地位”，男性进一步对种种月经的错误认识进行正当化，污名、诋毁参与讨论的女性（和支持女性的其他男性）。

在解决问题方面，他们总是站在当权者的位置，似是而非地推脱责任。但攻击女性起来，却天花乱坠，五花八门。而任何一个讨论减税政策可能性的女性，都可能被月经男专家们用阴谋论攻击成“政府仇恨者”，“企图占用公共资源的小人”，“帮资本家说话的打手”，“欧美国家的舔狗”。

这种情况对我们也产生了影响。男性使用了话语的暴力，试图使女人沉默。而沉默对于女性是一个危险的滑坡。即使是我这样的人，也常常因为无从说起而陷入（暂时的）沉默。对更多的年轻女性，那些在现实生活里被告诉“你到高中数学就不行了”的女性，这又是一次关于自我怀疑和自我限制的挑战。女性对月经的沉默更是普遍存在的。

惧于被嫌弃，女孩无法向父亲求助；惧于羞耻，无法在亲密关系里向男性诉说；惧于道德和审视，不愿意在工作等公共场合正确地大胆地谈论月经，提出正当合理的诉求。我们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还要被质疑可信度。沉默会形成习惯，这个习惯会强大到我们难以纠正身边、网上无处不在的错误和偏见。关于月经，我们甚至无法自证。

夺回话语权的麦克风

关于月经的话语争夺战并不是简单的男女两性的对立之战，是在认识到生理差异、尊重两性差异的基础上，讨论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

写到这里，要特别指出，关于月经的话语争夺战并不是简单的男女两性的对立之战。卫生巾大讨论的目的更不是从男性说教走向女性说教，不是让男性交税而女性免税。它的目的地是建立男女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在认识到生理差异、尊重两性差异的基础上，讨论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

在这个过程中，“话语”不是一成不变的。月经贫困的大讨论本身就是话语权尝试性的突破。很多认知水平突破了生理限制的男性，能够认识到女性的月经贫困问题背后存在着社会结构性的不公，他们愿意并且已经和女性一起讨论并试图解决问题。同样，很多将男权文化内化到自身的女性，也视月经为不洁晦气的洪水猛兽。另一些女性也无法超越个人生活经验和所在社会阶级，认为月经的每月开销无非一杯奶茶钱，不能理解底层女性的困囿。

另外，关于月经的两性的互动中，对抗的火药味并非总是这么浓。新时代被偏爱的“暖男”男性气质给人带来了一丝暧昧的希望。它鼓励一种呵护女性的男性特质：男性应该是对女性的情绪有所感受，对女性的一些需要所体察的；换言之，是让女性感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尽管这一个偏好依然值得警惕——它仍有给女性降格的嫌疑，维持女性弱者、被供养者的角色。但在打破男性的傲慢和对月经的无知上，鼓励换位思考和共情的男子气概，算是一种进步。

当然，“红糖红枣，多喝热水”这样姿态性的友善，仍然是一种绥靖主义的月经应付策略。它背后仍然危险地隐藏着对女性月经脸谱化的、落后的认识。它沉浸在陈旧的中医文化里，忽略了女性生理的个体差异，并不一定真正解决痛经等问题。我们更要警惕男性为了舒缓劣势心理而进行的月经污名：不是每一个女生都有明显的经前综合征（PMS），不是每个将要来月经、或即将绝经的女人都控住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果你的女朋友因为你的错误而生气，不要怪罪到月经的头上。如果你的母亲因为你的错误而发火，也不要怪罪到更年期的头上。比起激素波动，男人（或者一些女人）的自负和愚蠢更让我们愤怒。

最后，关于月经贫困的大讨论，虽然不一定得出了怎样切实可行的结果，但仍然是一场胜利。毕竟只有先发出声音才能构造观点，督促改变，收获支持，以及反对。争辩或许永无休止，但如丽贝卡·索尔尼特在其书中所言，“革命，首先由观念构成……解放是会传染的。讲述一个故事，用好一个故事，令讲述者得到承认和尊重，这仍然是我们所知的战胜创伤的最好办法之一。”

我们两腿之间那条每个月畅流一次的血河，在某种意义上，是全人类的母亲河。要缔造关于它的文明，必须从我们讲述、书写关于它的故事开始。我们要做的也仅仅是维护并行使我们说话的权利，定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的身体为我们自己所有，我们的思想亦是如此。

（侯奇江，写作者）

参考文献：

[1] (美) 丽贝卡·索尔尼特著. 张晨晨译. 《爱说教的男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2] (法) 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 杨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3] 李金莲. 女性、污秽与象征: 宗教人类学视野中的月经禁忌. 宗教学研究, 2006(03):152-159.

[4] 焦杰. 传统习俗禁忌中的“厌女情结”及其原因考察——以社会性别和人类学为视角.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4):91-98.

[5] 黄盈盈,潘绥铭. 中国少年的多元社会性别与性取向——基于2010年14～17岁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 中国青年研究, 2013(06):57-63.

[6] 张乐乐. 青年男性月经文化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7] Steinem, G. If men could menstruate. Outrageous Acts and Everyday Rebellions, London: Cape. 1986.

康巴男孩丁真的“颜值扶贫”，与他身处的非对称中国

加在丁真身上的四道凝视。

2020-12-22

11月，大陆四川省甘孜理塘县的一个牧牛少年误闯摄影师的镜头，就像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一样，掉进了中国社交网络媒体的黑洞。自此，藏族“甜野”男孩丁真一度以每天登录若干个微博热搜的势头，成为2020年末当仁不让的网络红人。

官方媒体的跟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的点名、纷至沓来的签约邀请和采访报导，都给他带来了普通人难以想像的名气。网络流量倾泻而来，改变了他曾经相对隔绝、平静的放牛生活。其故乡理塘，一个在当地相对贫穷、高海拔、无人问津的中转站，也因此变成了旅游网站搜索的热门目的地。同时，把他招入当地旅投公司做旅游扶贫的国企领导和员工，也被流量巨浪一起裹挟。

镜头对他个人和家乡的视觉传达，网络看客关于藏地文化的异域想像，让丁真这个现实中的牧牛少年和“甜野男孩”的网络数字身份相互叠加、作用。社交媒体中无孔不入的饭圈文化，高节奏、流量为王的网络规则，与理塘相对偏僻、贫困而“很慢、很慢”的高原生活产生了激烈的化学反应。在舆论场，丁真被置于媒体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因为不会说普通话迎来了“文盲指责”；因其主要受到女性网友的欢迎而引发了“男性相貌焦虑”和“直男仇视”。他留在家乡“颜值扶贫”的选择虽然受到基本好评，但也夹杂各类“炒作质疑”。

原生态生活的素人丁真和理塘一头撞上了虚拟的流量世界，而要驾驭网红身份、寻求理塘发展，他们还面临著四道凝视与枷锁。事实上，他所身处的非对称中国，是丁真获得关注的关键，但在彼方一厢情愿的执迷中，他也开始流露出失守的疲态。

丁真身后的性别凝视大混战

这一次，有人把女性的凝视视为女权的胜利。

丁真是因为笑容而走红的，许多官媒或泛媒体认为丁真“淳朴”、“未经修饰”的纯天然笑容是流量的引爆点。除了笑容的特写，丁真最出名的短视频有这样的暧昧：网友向丁真索要“亲亲”，他就对着镜头飞吻。有网友因此将丁真戏称做“老婆”。有大量网友把丁真构想成甜宠男主，或把他和其他人联想在一起，形成网络CP（来自同人圈的Coupling，泛指被粉丝幻想出的情侣配对）。

他受大部分女性的欢迎，却遭到不少男性的厌恶。贴吧中出现“我和丁真比谁帅”的照片比拼，还有人发起各类“丁真到底谁帅不帅”的投票结果。许多谩骂和人身攻击认为丁真又土又脏，并不好看。有“小镇做题家”(指部分抱怨寒窗十年苦读书不如丁真长得好看，只能依靠不断做题，才能实现社会意义上的跃升的人)抱怨，追捧丁真就是追捧“靠脸吃饭”的“畸形价值观”。

“读书还是做网红”的伪命题背后，男性似乎难以面对这样的现实：作为被看的客体，男性可以是女性“可欲”和“所欲”的对象。而在网络世界，“看”或“凝视”的威力如此具体和直截了当——围观即流量。粉丝凝视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能量，直接改变了丁真的个人命运，甚至影响了理塘的一方“水土”。

丁真现象当然是女性目光的主动选择，是社会凝视中男性和女性在主体和客体上的一次互换，围绕丁真的“女性凝视”展示了女性在网络世界的富有张力的、强烈的意识能力。女性意见的崛起与男性审美特权之间早有冲突，在丁真之前，流量小生一直面临“丧失阳刚之气，太娘太阴柔”的指责，是父权的性别气质下，男性的审美霸权对某种女性审美的否定。

因此，这一次，有人把女性的凝视视为女权的胜利。

这样的走红模式，久为娱乐饭圈所运用，虽然官媒在后期对这些暗流涌动的暧昧氛围避而不提，但这是饭圈文化那种特有的、搅动一切的、不容忽视的能量。在活跃的粉丝经济中，相似的、人为策划的造星模式和同质化的明星情节并不少见。尤其是丁真藏族身份在视觉上留下了“原始”、“天然”、“原生态”的符号意味，或多或少地对冲、消解了粉丝心理投射的网络特性，而又增加了几分异域风情（exoticism）。笔者且后验地、轻率地认为，这是早期拉动其原始流量的原动力，是这个远在天边的少年能够被大家发掘的最初动因。

但仅仅选择了欲望的对象，是一次还“远远不够”的进步。

当然，丁真本人是无意走入了摄影师的镜头，而摄影师也并非是一个有强大策划或宣推能力传播者——二者都可以说是圈外“素人”的无心插柳。丁真走红事件的主体一直都是各类看客。广大女粉丝用富有想像力的眼睛，在网络空间寻找她们心中早已存在的叙事，翻阅抖音的评论、新浪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小奶狼”“小野狗”或近似散布各个角落，表现出了女粉丝对丁真所投射的幻想。

饭圈文化作为当下最有力的大众文化，几乎统一了女孩们的想像力，构成一种沉浸的、不言而喻的共同想像和粉丝叙事。捕风捉影的几个动作，即可填补形象意义的所有空白。正因为有这样的眼睛，她们才能看到这样的丁真。

但仅仅选择了欲望的对象，是一次还“远远不够”的进步。

女性一定要反向凝视男性吗？尤其是，“男性凝视女性”和“女性凝视男性”在社会关系中并不是对称的。从生产-消费对应的社会关系中，女性凝视表现出的力量反而非常的网络化，虚拟化，是可具体的流量池，而一旦离开了赛博空间（Cyber）和娱乐业，女性并未构任何成对男性的凝视威胁。而男性凝视，是长期以来操纵着教育、婚配、生育、社交、工作等重要社会资源的权力凝视，它的力量不限于线上或线下，贯穿女性的生命周期，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被看作是“目标受众、消费群体”的女性虽然是流量的主导，在粉丝经济中的地位却仍是被动的、可操纵的。在资本为流量小生设好的“凝视圈套”里，女性也往往面临着娱乐饭圈规则下“欲望沦陷”的困境。女性凝视，在这个语境下，只能是网络娱乐消费端的流量的极致延伸而已。

部分男性的容貌焦虑，当然有利他们跨越性别鸿沟感受女性所感受的视觉压力。但“小镇做题家”抱怨十年寒窗苦，只是展示了男性的社会竞争和上迁因素中，相貌不曾被考虑是一个重要因素，“努力”才是。对比之下，女性的世界长期以来并非如此。但这样的变化（女性目光的重要和男性容貌的焦虑），展示的并不是女性的社会生存状况更好，而是以女性为目标受众的“男色消费”的强大力量，资本的羽翼更加丰满而已。

“反向凝视”的最终目的在于消解恶意的、父权的凝视，而不是造成针对任何性别的进一步的物化或异化。男性的容貌焦虑是对女性群体的感同身受也好，女性反向凝视尝试消解男性审美霸权也罢，在流量凝视与结构凝视之间，二者的份量还差很多。带有性别意识的“凝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土壤，但我们仍要检视“男性凝视女性”和“女性凝视男性”在中国当下社会关系中的非对称性和现实处境。

审美“乱炖”：被性别遮蔽的民族性

在对丁真外貌的评价中，性别和民族的审美和权力意识是相交叉的，在对他的外貌的热烈追捧中，也有不期然的对民族形象与审美的虚化与遮蔽。

在围绕“丁真的容貌到底好不好看”的争论中，还有另一种意见被简单归类为“男性的意见”而遭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忽视。例如，一则关于“真正的康巴汉子是什么样？”的描述认为：外貌阳刚、体格健硕、彪悍坚毅、伴有浓烈的雄性气质，才能算上是真正的康巴汉子之美。

在性别问题自带热度的当下，这貌似是一种“男性的眼光”。但如果暂时撇下与性别相关的预设立场来看待这里的“阳刚和雄性”，在具体的情景化的观念中，民族的维度对于我们审视这种美重要吗？

正如大部分网友误会丁真老家在西藏一样，作为行政概念的西藏往往和作为民族文化概念的藏区混淆。丁真老家理塘所在的甘孜地区，按照行政位置属于四川，但按照文化分野，属于藏区中的康区。正如藏族人类学者格勒所言，藏族也并非一个单一民族，藏族是一个多元化民族的集合。

那么，什么是康巴？根据格勒关于康巴人和康巴文化的人类学论述，古代西藏相对封闭，雅鲁藏布江流域是西藏的中心地带。按照藏族传统的历史习惯，广大的藏区分为三大区域，“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朵康六岗”，“上”指西部的阿里地区，“卫”是拉萨这样的中心地带，“康”即是“边地”的意思，对应着西藏东部昌都、四川西部甘孜、云南迪庆一带。“巴”有“人”的意思，那么“康巴”的意思也就是指“生活在康区的人”。康巴文化，泛指康巴人数千年来创造的各类文化。

康巴汉子在藏族内部也长期拥有美男的美誉。格勒在200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康巴的自然环境山高水深，康巴人出门不是登山就是下山、下水。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康巴人的体质。“我测过1000多人，康巴人的平均高度高于卫藏人和安多人，以现在的话来讲‘帅哥’多，但这不是绝对的。现在我承认，拉萨八廓街个子高一点的男子商人很多是康区人，而且倾倒了一大批拉萨姑娘。”

另外，可以佐证格勒观察的，是每年夏天，青海玉树州附近会举办“玉树赛马会”。在赛马、赛牦牛、演藏戏、萨格尔艺人说唱等花样繁多的活动中，评选“康巴汉子”和“康巴之花”这样的选美活动也位列其中。康巴汉子的获胜者大多有着高大威武的形象。

就在丁真走红的六个月前，“2020四川甘孜山地文化旅游节之最美康巴汉子选拔大赛”决赛就在丁真的家乡理塘举办。根据成都传媒旗下的红星新闻的报导，10位康巴汉子脱颖而出并将担任理塘县文化旅游推广代言人。他们有“刚毅的外形、深遂的目光、英武的气质，引得现场观众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相比之下，丁真尚带稚气，身形瘦弱，五官小巧。坦白说，这样的相貌，更受到沉浸于日韩文娱审美多年的当代汉族女孩的青睐。在对丁真外貌的评价中，性别和民族的审美和权力意识是相交叉的，在对他的外貌的热烈追捧中，也有不期然的对民族形象与审美的虚化与遮蔽。

但反过来说，在藏汉民族交融、多元民族共同生活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的文化不必因为身份问题而构成排他性。一个更符合汉族女孩审美的丁真，并不应被排除于汉族主流男性眼中的康巴美男之列。不论是成熟武猛的彪形大汉，还是精致伶俐的丁真，康巴人所呈现、演绎的美，都可以是康巴之美。自我代入康巴文化的刻板印象，认为这样的丁真就“不是康巴之美”，也是审美霸权发病的症状。

对民族的刻板凝视不局限于审美，更在汉人视角对藏人生活的无知，目前也已经延伸到丁真在舆论中的发展困境

对民族的刻板凝视不局限于审美，更在汉人视角对藏人生活的无知，目前也已经延伸到丁真在舆论中的发展困境：一些网友甚至无法接受他签约当地的旅投公司，本末倒置地认为是政府官方生造颜值明星硬推饭圈；另一些网友开始苛责他的个人生活。例如，虽然丁真家境贫困，但仍然使用苹果手机。

有人指责他“之前为什么舍得买苹果手机，而不舍得给妈妈买洗衣机？”甚至贴出苹果手机和洗衣机的对比价格，自以为是地印证丁真的“炒作”嫌疑。

汉族民粹主义者很容易将这样的相关性构陷成“藏族人家里有牦牛其实很有钱”或“不买国产崇洋媚外”的嫌疑。然而，苹果的IOS系统是最早支持藏文并自带藏文输入法的手机操作系统，安卓直到2015年末才能够支持藏文字体和藏文输入法。藏族人喜欢用苹果手机只是一种技术鸿沟下的被动、习惯选择。对丁真用苹果手机的苛责审视和恶意臆测，揭示的是部分汉族自我中心者的无知和狭隘。

也正如广大网友以为丁真的家在西藏一样，将丁真当做是文盲、认为丁真长大之后就会长残、对丁真的过往和当地人生活无孔不入的主观狭义审视、都或多或少昭示着主流、强势的汉中心文化，对待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其文化的那种有意或无意的傲慢、居高临下的权力地位和脱离现实的臆想。

小马珍珠对“内部东方主义”的反击

虽然内部东方主义对被凝视的客体主动迎合、拥抱脸谱的景观化持批判态度⋯⋯但是，在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有限的社会条件之下，这不过是理塘作为需要发展、需要“被看见”的对象所做的探索和尝试。

11月杪，理塘旅游宣传微型宣传片《丁真的世界》发布。此后不久，丁真便成为“上交国家的国企员工”，任职于当地文旅投资公司。得益于无孔不入的媒体采访和网络资料，理塘此前多年寻求经济发展、尝试脱贫，也为公众所知。

根据《人物》的报导，丁真目前的上司杜冬，是一位记者、作家和翻译。调任理塘后，他除了负责勒通古镇、仁康古街的建设和发展，还想利用“仓央嘉措”这样的文化IP尝试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当地修建仓央嘉措微型博物馆，工作人员曾到各地宣讲，也在短视频等网络媒体上作出许多尝试。

就此，许多影视图像、采访和营销的文本成为我们一窥当地文化保护和发展旅游的棱镜。除了官媒或网络媒体对理塘“天空之城”、“隐世天堂”的描述，杜冬对人物记者也具体表述过这样的构想：博物馆门前的草地，应该还有一棵桃花树，开在一个水池中央，把仓央嘉措的诗歌挂在树枝上——诗歌之树。

不论是利用文化小资偏好的仓央嘉措打造旅游IP，还是主动尝试在抖音等短视频上直播本地风情，为了打造差异性的文化，满足异域情调的体验，这种较为奇观化的旅游网络营销尝试，重塑了当地的文化地貌。虽然内部东方主义对被凝视的客体主动迎合、拥抱脸谱的景观化持批判态度。但是，在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有限的社会条件之下，理塘作为需要发展、需要“被看见”的对象，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挖虫草、养牦牛之外，本地人因地制宜、对生存和发展的某种探索和尝试。

走红之后，为了应对粉丝和媒体，丁真本人和相关部门都需要适应骤变的网络世界。目前来看，团队所做的种种表现虽然比较保守，相对被动，但更体现出一种主体的对话尝试。“我工作比丁真努力，我比丁真有知识”的负面评价出现后，杜冬借小马珍珠之名，以白马作为第一人称，在网络上作出的一种富有文学性的生动回复：

“……只因想去改变，去走一条不同的，艰难的，祖辈没有走过的小路，做一点点的事情……有时候一些并不认识我们的人出来了，地铁上疲劳的他们掏出手机蹙眉一想，就脑补了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全民选出的网红啊！是网络时代寄生的电子宠物。就觉得在他们的生活面前，我们的生活只有微笑和梦幻，就觉得别人是文盲，认为不该获得应有的关注。我在愤怒什么？鄙视什么？是因为他们的嘲讽吗？不！我所鄙视的是这个愿意花一整天的时间去憎恨自己，却不愿花一分钟去了解他者的恶臭。我愤怒，是因为，我的风雪，等待，希望，漫长的驻守，那些在最遥远的地方，为最渺小的家乡日夜奔忙的人们，遭到了歪曲和无视，记住！多一种世界观，就多一条呼吸的路。”

藏地难以避免地被投以一种注重精神生活、超凡脱俗的、成为隔绝于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的乌托邦臆想对象。丁真的网络爆红本身，其实也是对这种自以为是的想像的冒犯。

这一篇回应简略地展示了当地人在恶劣环境下的日常生活，对网络世界和外界的探索和尝试，隐晦地表达了某种社会理想的追求自觉。重要的是，它说明藏地无法、也不能做一个停滞而静态“理想符号”。20年前的讲话中，格勒提到，在实地调查后，他发现多样化的自然条件、多民族和多文化的环境，形成了康巴文化的宽宏、开放、兼容。“许多家庭享受着多种文化交汇的日常生活，他们既过藏历春节，也过汉族中秋；既供佛像，又贴对联；既吃大米蔬菜，也吃糌粑牛肉，即穿藏装，也穿汉装西装；既相信山神、信仰来世，也相信市场，信仰金钱……康巴人注重人文精神，也注重物质精神。”

事实是，在当下，不论藏汉，西藏的普通民众也有发展和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扎根边疆忍受艰苦环境建设西藏的本地人有着切实而日常的努力，他们的生活并非另类。不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他们都要改善要么被遗忘，要么被误解的边缘地位。

当北上广深的生活在面临信息爆炸、快节奏、高压力的挑战时，藏地难以避免地被投以一种注重精神生活、超凡脱俗的、成为隔绝于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的乌托邦臆想对象。丁真的网络爆红本身，其实也是对这种自以为是的想像的冒犯。藏地文化不仅仅应是他者精神空虚的慰藉或隐遁避世的幻想，藏地生活要保持“神圣和原始”，只是凝视者一厢情愿的执迷。所谓“现代与传统冲突”的陈词滥调，是小资对田园牧歌生活的怀旧。

保护民族文化也不是原封不动的让它们在骤变的世界中止步不前。对正当、适度的商业化持有轻易的否定，对科技和技术带来改变和发展流露出肤浅的怀疑，才是内部东方主义批判中，所真正反对的权力审视。

镶嵌于赛博空间的游牧生活

游牧民族已经正面迎上赛博世界的冲击。在游牧生活所面临的现代改变中，如何与赛博空间镶嵌兼容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通信技术的普及是这一切“奇迹”发生的基础。理塘在2015年才实现通网通电，丁真的家所在的理塘县下则通村则在2019年的年底才加入大网电。电和网的普及延伸到丁真的家乡，让信息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边界，覆盖了草原和村落，也立刻在意识和文化方面激起了水花。

如果说丁真的爆红是“被看见的偶然”，包括杜冬在内的旅投公司的工作人员，此前则长期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刷存在感，拼尽全力地争取“被看见”。公司副总高小平和旅投宣传组拍短视频、专门去找藏族美女的图片，尽力去点赞每一条视频，“还@抖音小助手，听说可以给流量，我们真的很努力了。”

游牧民族已经正面迎上赛博世界（Cyber）的冲击。在游牧生活所面临的现代改变中，如何与赛博空间镶嵌兼容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他们的数字身份和网络形象也不能永远只定格在蓝天白云的自然风景照中。杜冬的种种努力，高小平“我们在山上太久了，与山下脱节了”的思考，说明当地人主动利用网络媒介获取更多机会的尝试。虽然成效甚微，但已经呈现了网络经济和文化与本土发生着相互的渗透、影响、互动的社会现实。

异域赛博空间不是乌托邦。不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线下，他们有着切实、当下的生活，与我们共享着一样的困难、苦痛和挣扎。

丁真爆红则是网络蝴蝶效应在理塘掀起的数字巨浪。网络中丁真的数字身份，镜头下理塘的虚拟现实，自然物和人造物的边界被进一步打破。田园牧歌为何不能与赛博朋克融合？康巴文化为何不能与饭圈文化发生碰撞？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丁真这样的藏族00后少年，不能一边在山边牧牛、一边于网上冲浪；既是赛马王子，也是网络红人。斜杠青年不是城市年轻人才能垄断的身份。

作为他者的看客也要意识到二元、对立的思想框架如何古旧和落后：如果回忆起2005年同丁真一样爆红的“天仙妹妹”，四川羌族少女尔玛依娜，我们应该意识到，藏族不是唯一一个面临这种问题的民族。如果回想起刚刚在家直播中被前夫唐路焚烧而去世的四川阿坝金州的藏族姑娘拉姆，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异域赛博空间不是乌托邦。不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线下，他们有着切实、当下的生活，与我们共享着一样的困难、苦痛和挣扎。

丁真的命运被永远地改变了，而理塘和藏地文化，和那些散落于大陆的其他民族和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民族文化和生活正在主动求存、求变、求新，更与我们一样有经济发展的正当诉求。偶然走红的丁真则展示了网络空间的一种尝试和可能。丁真展示出一个急骤变化的时代动向，在“看”和“被看”的关系里，在虚拟和现实的勾连中，我们必须要继续进行超越性别、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对话，在微茫的缝隙中拓宽一个平等、融合、多元，共同发展的世界。

参考文献

格勒.略论康巴人和康巴文化[J].中国藏学,2004(03):99-101.

爱德华·W. 萨义德. 东方学[M].王宇根译. 北京: 三联书店，2007.

蔡晓梅,寸露,朱竑.自我东方主义——丽江旅游形象的想像与建构[J].旅游学刊,2018,33(09):26-37.

朱晓兰.“凝视”理论研究[D].南京大学,2011.

沈卫荣.“想像西藏”之反思[J].读书,2015(11):105-111.

雷鸣.汉族作家书写西藏几个问题的反思——以新世纪小说为中心的考察[J].西藏研究,2013(05):100-110.

贺喜焱.青海玉树赛马会田野调查——以“第八届康巴文化旅游艺术节暨玉树赛马会”为个案[J].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26(02):7-13.

文中提到的媒体：

人物：顶流丁真和骑在鲸鱼背上的理塘. 2020.12.17.

红星新闻：十名“最美康巴汉子”来了，其中一位帅哥：记者，未婚2020.7.31.

新京报：丁真走红了一个月 我们分析数据后发现了这些秘密. 2020.12.17

人民网，中国西藏网：喜讯！Android 6.0将自带藏文字体和藏文输入法. 2015.12.19

剃发、哺乳与卫生巾：“抗疫”中，被展演、挪用与牺牲的中国女性身体

一个女人被裹挟了，她不用知道，也不必知道，她既是主动的，也是被选中的。

侯奇江

2020-02-18

2月17日傍晚，一段甘肃女医护在出发援助湖北前集体剃头的视频，流传在中国互联网上。视频中，15位年轻女医护，被以“工作方便”为由，在媒体闪光灯前集体剃头，她们戴着口罩，坐在椅子上，头皮已然铁青。长发落地前，不少人眼圈发红，皱眉，甚至眼泛泪光。宣传话语把她们称为“最美的逆行者”。就在几天前，怀孕九个月、和刚刚流产也上前线的两位女医护，也被主流党报塑造成“坚守岗位”的“女英雄”，意图带出感动人心、正能量的形象。

过去一个多月参与抗疫的女性千万，女性医疗工作者是抗击肺炎的主力军，自然也成为媒体报导的主角。但被挑选报导女性防护工作者的媒体叙述，却有相当一部分是违背常理、带有父权陋习，甚至有性羞辱意味的故事。女人、女友、母亲的形象设计无不迎合男性审美和阅读需要，而女性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没有得到适当生理保护和照顾的急迫现实，则被大大忽视。

自病毒爆发以来，中国主流媒体对一线疫情的报导，在带来疫情发展、救助信息的同时，也刺激了社交媒体的活跃和用户参与，形成了一个少有的舆论场。“民间求助”与“官方驰援”、“个人质疑”与“政府辟谣”，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在“庚子大疫”紧张的氛围和各个地区不同程度隔离管制的背景下，包括社交平台在内的媒体成为个人、组织和社会的连接渠道，也牵动着广泛的态度和情绪。

在中国的这些灾难报导与话语议程设置中，女性的身体是如何被展演、挪用与牺牲，成为引导舆论焦点、安抚疫情情绪的工具的？这其中有三个线索：第一是媒体对女性参与抗“疫”的报导的性别化设置；第二是媒体忽视卫生巾的物资诉求所展现的偏见和歧视；第三是在抗“疫”氛围中，强国叙事和民族情绪和如何挟持了女性劳动工作者的基本权益。

身体的挪用

不论女性如何主动坚守岗位，媒体不忘宣布，其抗击疫情的付出和牺牲，是得到其男友、丈夫和家庭的允许和肯定的。

在剃头的极端展演之前，女医护剪去长发已是被反复讲述的故事。

例如中国新闻网（以下简称中新网）在1月31日《四川简阳18名护士含泪剪掉长发 只为轻装战“疫”》的报导中，四川成都简阳市人民医院感染科的18名护士，为了方便工作而不惜剪掉心爱的头发。报导除了描写她们回家让丈夫剪掉头发，还强调18名女孩中有两人都“还没有男朋友”。

同样是中新网的《“战疫”前线女护士喊话男友：等我回来就订婚》描写了女护士为了抗击疫情，推迟结婚且获得男友的理解。《羊城晚报》旗下金羊网也有类似报导：《为战“疫”剪掉长发 等到长发再及腰娶我可好》。

这些报导直指一个主题；工作的牺牲损耗的是女性的相貌，而损耗相貌，则是在损耗女性于婚恋市场的价值。

家庭中失职和缺位也是疫情中女性工作者被报导的热门主题。例如成都商报旗下《红星视频》在1月28日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视频中是广元市医疗队驰援武汉，在临行前的大巴车外，一位丈夫向车窗前妻子喊话“你平安归来，我包一年家务”。该视频被人民网、中国日报等纷纷转载。2月3日，《湖北日报》旗下全媒体推出后续视频，上述女医生对丈夫隔空喊话，回应称“等我回家后监督你做一年家务”。

这个对话背后隐隐透出，女性承担家庭劳务仍是社会根深蒂固的默认规则，而包干家务，成为了丈夫对妻子的嘉奖。

女性作为母亲角色的失职则是通过怀孕、流产仍坚守岗位而表现的。以《观察者网》在2月12日《流产10天后，武汉90后女护士重回一线：总有人要拿起刀枪上战场》的报导为例。这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肿瘤一区疼痛科护士黄杉的故事。她本要当上母亲，内心无比幸福，但不幸经历自然流产。十天之后，她克服了“失去了小宝宝的痛苦”，擦干眼泪“提刀上阵”，成为一名“抗疫战士”。

另一则报导是长江日报旗下长江网发布的《护士妈妈为全身心抗“疫”断奶，站在家楼下看宝宝》，其中描述了江夏区中医医院7名哺乳期的护士，为了缓解医护人员紧缺的局面，服用断奶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护士的断奶选择得到了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断奶后，她的乳房经常涨得又硬又痛，她只能忍到交接班后，脱下防护服，到卫生间用手排空多余的乳汁，非常辛苦。”

媒体的刻意聚焦和筛选，拼凑了抗击疫情中一线工作女性的群像。女性所拥有的性别特征、其遭受的性别相关的暴力和牺牲，被浓墨重彩地大加描写。宣传者不够关注女性在特殊情况下的实际工作状态，例如医术、专业技能和聪明才智；而是更多在“外形”、“相貌”、“母职”、“妻职”方面大做文章。

不论女性如何主动坚守岗位，媒体不忘宣布，其抗击疫情的付出和牺牲，是得到其男友、丈夫和家庭的允许和肯定的。这间接地消解了女性在家庭范围之外，在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性，把女性的社会实践拉回家庭框架中。

剪去的头发，可想像的疼痛乳房和下体、面部因口罩而乌青的勒痕……女性的身体则在舆论中成为男性建构主流价值观的绝佳场所，强烈刺激着观看者，以求最大限度地激发普通人对抗击疫情的悲悯——这种迎合男性凝视的、女性身体所经历的不幸，成为关于国家和民族遭受疫情的不幸命运的隐喻。

在这些话语中，女性的价值被偷换了，一个贡献专业价值的公民再次归顺为父权制框架下的第二性。结合灾难报导在中国内地的抒情需要，一种符合男性中心论的叙述被趁机构建——这些女医护们是父权制框架下理想的女性形象，也迎合了男性主导的审美。

被忽视的需要

一线女性工作者占到大多数，却在社会保障、物资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

媒体费力呈现女性为了抗击肺炎所经历的苦难和艰险的工作环境，称赞和感谢她们苦难中仍不忘付出，但却无意推动改善她们的苦难和处境。

原本，对于参与抗疫的医护人员、建筑人员，社会上就已经存在一套“呼之即来为英雄，挥之即去无处归”的实用主义策略。比如在全国医护人员抗击肺炎的表彰氛围中，有小区业主因担心医护人员接触感染，而投票不让医护人员回家。

对于女性医护工作者来说，除了承担类似的因疾病接触对医护人员的歧视，她们的肩头更叠加了一层性别歧视。根据在微博上募集物资的捐赠者 @梁钰stacey 发出的信息，在防护物资稀缺的情况下，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因为买不到卫生巾，只能用保鲜膜暂时捂住。有的人血流到了防护服上，甚至“血尿模糊”。在梁钰向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首间专门收治武汉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领导表示安排好了卫生巾等用品的捐赠时，却被后者认为不是重要的防护用品而拒绝。

这种忽视与一线女性工作人员的疾呼形成了强烈反差。根据梁钰的微博，两天之后，她收到了上述医院一线女医护的求助，同时得知该医院有约1300名女性医护人员。在其他地区的捐赠中她也发现，卫生巾等未被纳入指挥部统一采购的必需物资，无法使用专用的绿色通道运输，因而无法及时抵达前线。此时，武汉肺炎已经爆发近两个多月。

根据“凤凰网公益”2月14日的估算，湖北一线女医护的人数超过了10万人，占比超过60%。而据《中国妇女报》，至2月14日24时，全中国各地共派出了217支医疗队，25633名医疗队员支援湖北。其中护士队伍有的1.4万人，护士中女性占比接近90%。一线女性工作者占到大多数，却在社会保障、物资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

拥有决策权的组织和个人也对女性的需求存在显而易见的不了解、不关心、不作为，主流官方媒体报导的空白，也几乎与这种无知同步。

直到2月14日，《人民日报》微博发布一条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定向采购卫生巾的消息，卫生巾这才经过众多女性的千呼万唤，名正言顺地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募集物资，而不是特殊用品。主流官方媒体对疫情期间女性劳动者的诉求和权利鲜有报导，不代表广大的女性群体进行利益表达，也无意推动分配正义，并更不追问关于引起其呈现的苦难的背后原因——这背后有社会利益分配不均不公的真相。

媒体因为潜在的性别歧视对现实情况的错误、扭曲呈现，在日常报导中早就有迹可循，比如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常态和基本生理常识没有兴趣，女性月经和卫生用品在公共表达中遭受排斥，等等。甚至，1月18日的一则央视新闻在重新播发之前一位女护士的采访视频时，将“我又处在生理期”的话单独裁掉。

这些现象实则是主流社会厌女文化的症状之一。许多女性网友反映，大多数男性不清楚日常经期女性卫生巾的消耗量，甚至有人认为女人经期一天一片卫生巾就足够；媒体对性别身份的滥用也强化了某些刻板印象，比如对肇事司机性别标签的放大和强调，加强了“女司机肇事”的刻板印象，反而让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女性司机被默认为“马路杀手”。

此外，相比男性，公共媒体也较少报导表现突出优秀女性的专业能力和卓越贡献。根据张敬婕、王雪琪《性别议题的媒体表达研究———以9家媒体对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报导为例》的统计，2015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得主屠呦呦获得的报导总数，仅为另一位男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一半。在1168篇对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报导样本中，有256篇新闻报导涉及家庭，丈夫和私人生活，有128条涉及对屠呦呦衣着相貌的评论。

媒体的偏见从何而来是一个宏大议题，本文暂不展开。但就疫情来看，最简单直接的答案之一，是决策层女性声音的缺席。医生职场上性别的天花板仍然存在。职场的性别不均衡带来的媒介影响力的差异。以武汉同济医院官网的信息为例，该医院现任党政领导共12人，仅有2人为女性。湖北省人民医院现有9位党政领导中，全部为男性。对比护士群体中女性90%的占有率，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医疗体系内，话语权向着性别比例上的“少数群体”——男性倾斜。

“正确”景观

中国劳动妇女的媒介形象摒弃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红色路线后，彻底地经历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改写。

把女性利益的忽视完全归罪于媒体的性别偏见，是有失偏颇的。

如果引入社会阶级和身份秩序的视角，我们不难发现，媒体在女性内部造成了一定的撕裂。这种撕裂有直接的两个原因共同作用，一是社会地位的差异，导致女性话语资源的差异，进而巩固了女性内部的不平等。二是强国叙事对女性身份的劫持。

女性专家和领导组成的精英女性，明显比底层女性拥有更多的媒体话语和影响力，也因此获得更多的正面表现，例如在疫情的报导中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而中层的医生、护士较少因为其职能价值而被正面报导，主要如上文所述，主要负责有分寸地呈现苦难，唤起共情。

有一个案例值得细看。雷火二神山医院为武汉模仿2003年“非典”期间小汤山医院建成的临时专科医院，其中火神山总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可容纳1000张床位，于2月3日起收治肺炎患者。两座医院均在8日内完工交付，引起了互联网上中国作为“基建狂魔”的高潮。人民网2月7日的文章《火神山医院工地的“铁娘子”们》详细记录了四位在雷火二神山现场工作的女性工作者，称她们为“铁娘子”、“工地玫瑰”等。她们的工作分别是：防疫组长、钢结构专家、物资后勤管家和后厨总管。也提及项目开工以来共有18名女性参与工作。如果仅以性别的视角，暂且容忍其中对家庭和孩子的描述，这是一个颇不错的关于女性劳动者的报导。

但稍微拉远镜头却会发现，最底层的劳动女性甚至没有资格成为大国速度的注脚。微茫的女性个体消解在宏大的强国叙事里。毕竟媒体议程设置的核心技术最擅长蒙太奇，即把集体的意志模糊成个体的选择、打破主动奉献与被动牺牲的边界，混淆耳目。

比如，根据媒体火神山现场的一张照片来看，有许多女性建筑工人被忽略了。她们蓬头垢面、在工地现场就地躺下休息，被工装和安全帽掩盖了大部分的性别特征。如果不是社交媒体上部分人自发地发起 #看见女性劳动者# 的话题，她们伴随着雷火二神山的完工，便会销声匿迹。

事实上，这些无名女工的确是项目分包后，包工头能够临时凑到的工人。在建筑行业的链条中，她们是工资低于同类男性建筑工人的底部群体。人民网的报导对这些建筑女工有一句“准确”的描写：“现场还有更多叫不出名字的建筑女工。”——她们不配有姓名。

历史地看待上述案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劳动妇女的媒介形象摒弃了“不爱红装爱女装”的红色路线后，彻底地经历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改写。大部分媒体的镜头和笔尖，也带着消费主义特有的审美，在“体面的”女性劳动者的衣领上摇曳着。劳动妇女的媒体形象甚至精致得不切实际、令人赏心悦目。这些形象被资本抛光后，结合“大国成就”，构成中国政治独有的“正确”景观。靠体力勉强维生的真正的底层劳动者，被征用之后便被抛弃，关于她们的叙事如此空白。

媒体选中女性作为宣传对象，目的是构建全民抗“疫”的宏大叙事，安抚疫情中群众普遍的担忧心理。一旦现实中的关注点聚焦到个体，那种赞颂和崇敬之情则荡然无存。如果出现负面消息的威胁，女性工作者更是被无情抛弃，难逃被物化、矮化、工具化的命运。2月15日，武汉市武昌医院一位名叫柳帆的护士因感染肺炎去世。社交媒体上有声音质疑其感染是由于防护物资不到位。该医院宣传科主任在接受凤凰网视频的采访时，力图撇清医院责任，称其自愿延迟退休，医院没有安排其在发热门诊导诊台一线，“只是一个打针的护士”。

更不要提因疫区物流出行管制而受损的农民妇女、因没有饲料而扑杀家禽家畜的养殖妇女、无法复工的工厂女工、失业的保洁和家政阿姨、处理垃圾分类的女工人……这些人的身影只能零星地出现在社交媒体的求助信息中。她们因为减损了政府疫情控制的信力和效力，因为有伤于强国形象，引发对第二大经济体的担忧，而被主流刻意掩埋和忽视，与性别化的挪用都绝缘。

超越性别的现实困境

在平常时期，她踏出第一步时就已置身于不进即退的困局中；在特殊时期，她要跑起来飞起来才能不掉队。她心甘情愿，却又身不由己。

在媒介环境中，女性经历的不幸和苦痛与性别有关，却远远超越性别。在外部，暗流涌动的民粹情绪与言论控制和媒体审查合谋，绑架了所有的疫情一线工作者，使得他/她们的基本权益也被漠视。

最典型的莫过于望向南方，香港医生罢工以强迫政府“封关”的消息传来时的报导。2月6日，人民日报、环球网等媒体的简短报导称，“在香港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一些香港医护人员在反对派的煽动下于本周举行罢工”，并援引2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话：“应对疫情需要团结。当前新冠肺炎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由于大陆媒体无意也不能对香港医生罢工背后的详细动机进行追问和报导，民众普遍缺乏对这一维权事件的脉络理解，加上2019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这样的医生罢工自然触发了大陆一贯以来条件反射似的“废青罢工”的指责。例如，湖北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长江新闻号》栏目帐号有一篇网络文章《香港罢工医护听好了！中央发出强音：逃兵必将被钉上耻辱柱》。该文称罢工丧失职业道德，是“甘当逃兵的行为”。中新网的视频报导采访了香港医生周伯展，他表示，罢工行为的政治色彩比科学医学的色彩更加浓厚，“你既然进了我们这个专业，你就没有这个权力去罢工，罢工不是我们这个专业里面的一个选项。”

在经历了李文亮医生的事件之后，“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虽深入人心，但并没有给原本就严格的言论审查拓宽空间，反而在2月中旬明显迎来新一轮的收紧，公民知情权进一步遭到背弃。医院的医护工作者上网讨要物资也会面临警告和删帖。舆论机器一边嘲笑彼岸失火，一边也忽视了此岸的医护面临的现实困难。当物资持续缺乏、许多战友倒下的同时，一线的医生，不论男女，都成为没有奶喝而不敢开口哭的孩子。

中国内地的医生面临的不是“没有足够的防护能否罢工”这样现实难题，而是“没有足够的防护能否网络求助”的政治困境。2月16日，根据多个社交媒体信息，一些医院的护士、医生在网上求助，结果被领导要求删帖并受罚。一位护士在手写的检讨书表示自己缺乏大局意识，称她本想通过在网上求助替医院缓解更多的物资压力，但是没有考虑到给医院造成的影响。“我欠考虑，太简单，没有高度，给医院带来了困扰和影响，我深深地感到自责。”

疫情之下，一个已经被放在祭台上的女性如何把自己当做一个正常人？一个不敢怀孕、不在孕期、没有流产的女医生，当她想要作为一个正常人，争取作为劳动工作者的基本权利时，发现周围的空间已经更狭窄了。她的战友剪了头发挺着肚子的形象，已经在在歌颂、称赞和欢呼声中被刻成了宣传画。在平常时期，她踏出第一步时就已置身于不进即退的困局中；在特殊时期，她要跑起来飞起来才能不掉队。她心甘情愿，却又身不由己。

尽管虚幻的病疫之痛对于一线女性工作者而言，是实际的利益损害和自我消耗，但“没有战袍就要徒手肉搏”对于她们而言，从未是一个可以拒绝的选择。于是，一个女人被裹挟了，她不用知道，也不必知道，她既是主动的，也是被选中的。

（侯奇江，写作者）

散装卫生巾之惑：贫困为何总带有一张女性的面孔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澎湃思想市场 2020-09-02 15:42

没有一个女人想要成为女穷人。在一些情况下，她的贫穷不是因为她的懒惰或者无能，而仅仅是因为她是女人。还有，贫穷和月经，哪个都不可耻。

月经贫困为主题的画作。

文丨侯奇江

近期，“散装卫生巾”的网购截图把女性因贫困而无法购买品牌卫生巾的问题拉入公共讨论的视线。底层女性的贫困生活状况以如此直观的形象出现，与经济条件优渥的“不就是一杯奶茶钱有啥买不起”观点持有者构成尖锐的对立。不同经济条件下女性的消费观构成冲突，形成了何不食肉糜的新时代苦涩对照，揭露出女性内部巨大的贫富差距和认知隔阂。

随着更多男性加入讨论，关于月经贫困的认知矛盾走出女性内部，来到两性之间。许多男性对女性缺乏基本的生理知识而妄加评论，例如，何不像憋尿一样憋住月经。他们因为表现得比女性还懂月经，被戏称为“月经懂王”。在经济差距之外，这些男性的无知反映了来自父权文化下性别的隔阂。就此，许多相关议题不断发散延伸，例如消除月经的禁忌文化，讨论卫生巾的生产成本、降低卫生巾商品税的可能性、以及是否应该免费发放卫生巾而更好地扶持女性公共健康等讨论。

月经是全球一半人口具有的最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但它在父权制视野下一直被认为是女性的“特殊生理需求”。这样的性别歧视也被延伸在公共政策的立法、纳税和财政中。此次散装卫生巾带来的各类激烈交锋的意见，把主流世界里一度被噤声的月经讨论拉到前台的聚光灯下。月经话题突破了女性个人生活的私域，进入了社会资源如何更公平、更公正地被分配的公共讨论。这种基于男女生理差异、求于社会平等的尝试，是夺回女性社会主体性的努力之一。

女性无法在生理期获得充分、安全、可靠的接垫经血的物资，是“月经贫困”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月经贫困的背后，是生理与性知识的匮乏、被压抑的身体表达与经济权利。本文就此讨论女性内部的不平等，回顾中国体制内月经费用补贴的历史，梳理现在各国改善月经贫困的主流做法，并讨论在父权制的社会下，贫困为何总带有一张女性的面孔。

撕裂的买家——女性内部的卫生巾不平等

还有人买不起卫生巾吗？仅从统计意义上来看，恐怕是没有了。《中国造纸年鉴》表示中国在2015年就实现了100%的卫生巾市场占有率。券商的行业研究还表示，不仅人人都买得起，而且大家越买越贵、越买越多。2019年8月中泰证券的一份研报称，卫生巾行业低端品牌的占比正在降低，高端品牌致力于消费升级。行业竞争加剧，小企业集中整合，整体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中银国际2019年8月的研报，在2011年到2017年间，中国卫生巾人均消费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5%，人均消费量由152片/年，增长至233片/年。

那到底是谁买不起优质卫生巾？“月经贫困人口”在券商行研中是可以被省略的小数点末位。在中国当下活跃的市场经济中，底层女性也被迫隐身，甚至无法被视作有待开发的“下沉市场”。由于缺少新近数据，大约二十年前的一项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结果或许会间接地告诉我们答案。1997年，中国使用卫生巾的女性为43.6%，不到一半。经血的垫接方式在城乡、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下均表现出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具体来看：1.城乡差异明显，城市妇女中74.26%的人使用卫生巾，农村妇女仅为34.08%；2.年龄是第二大明显特征，1980年到1982年出生的女性中有61.12%使用卫生巾，1940到1949年出生的人仅为24.98%；3.汉族妇女使用卫生巾的比例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45.75%和22.31%；4.受教育程度越高，卫生巾的使用率越高；大专及以上有84.47%的人使用卫生巾、文盲半文盲仅为17.38%；5.初潮前对生理知识的掌握会影响卫生巾的使用，第一次来月经前知道“来月经是正常现象”的女孩使用卫生巾的概率高于不知道的女性，前者为50.85%，后者为39.12%。6.未婚女性高于已婚女性，前者63.7%的人使用卫生巾，后者为39.12%；结婚越迟，使用卫生巾的比例越高；7.据乡镇、县镇距离越近，使用卫生巾的比例越高；8.年收入越高，使用卫生巾的比例越高。在农村的调查中，年收入在1200至2000元的妇女使用卫生巾的比例仅为29.73%，但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妇女使用卫生巾的比例明显增高至50%。

其中的一些变量在如今恐怕已经没有讨论意义。例如，2004年一项关于贫困地区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需求与服务研究表明，即使在流动女性人口内，已婚和未婚女性在经血垫接的方式上已经没有统计学差异。但另一些变量仍然显著，例如被调查的流动妇女中有12%的人因为经济能力，没能使用上卫生巾。在2020年的今天，卫生用品公益项目的被捐助者也常常符合这些统计特点：边远山区、少数民族、低教育经历、低收入等。

因为社会对月经的禁忌文化，月经贫困很难被识别。在奶茶爱好者“这有啥买不起”的惊咂中，我们要回到一个这样的社会现实：卫生巾自发明伊始的仅有一百多年，进入中国市场不足四十年，成为主流的经血接垫方式不足二十年。由草木灰和破布片做成的骑马带、月事带的历史就在昨日，并不遥远。我们仍有同胞姐妹在月经带来的身体不适与苦痛中挣扎。月经作为生理特征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而对贫困的正确认识却需要对社会结构性不平等的理解。在一些情况下，女人的贫穷不是因为她的懒惰或者无能，而仅仅是因为她是女人。

女人何以月经贫困？

为什么有的女人会是穷人？性别与贫困是一对极为复杂的关系，本文无意过多展开讨论。但取学术研究和社会共识而简言之，土地权的丧失、疾病、缺乏教育和劳动技能是导致女性贫困的直接原因。在相同条件下，相较于男性，性别不平等往往加重了女性的贫困。例如对月经的歧视，而不是月经本身，也是导致贫困的一个原因：许多用人单位虽然不敢公然违反《劳动法》，但仍严苛约束女性生育。“月经假”、“产假”被视作是转移到企业的用人成本，女性愈发受到用人单位的歧视。

根据1980年联合国哥本哈根大会，虽然全球2/3~3/4的劳动量由妇女承担，45%的食物是由妇女生产，但妇女仅获得全世界收入的10%。用中国人在经济发展中喜欢的蛋糕来比喻：女人做出了一个蛋糕，但大部分被其他人（男人）分了。1995年联合国在《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世界上的贫困人口中70%是妇女，贫困具有一张女性面孔。

或许哥本哈根联合国的数据太旧太大。所幸中国是富有经验、卓有成效的扶贫大国。《“妇女贫困”路径的减贫溢出与赋权异化——一个少数民族妇女扶贫实践的发展学观察》一文的作者讲述了他在西南某地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村从事扶贫工作的经历。扶贫驻村工作组在这个瑶族聚集的山村开发了小型会址和自然教育基地。2015年入驻时，该村的全年人均收入约为4300元人民币；到2017年后，开发项目“瑶族妈妈的厨房”和“瑶族妈妈的客房”分别成为该村的主要收入来源。2017年至2018年，该村户均收入高达1.3万元以上。由于工作内容主要是客房服务、后厨烹饪、牲畜养殖等，该村的妇女成为参与工作的主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获得了当地便民店在烟草局登记进货的准确数据：2017年至2018年间，香烟的进货量约为2015年的1.5倍，且丰富了烟酒商品的进货种类。便民店老板坦言，烟酒是这两年销量增长最快的商品。根据家庭支出的统计，烟酒消费占到了该村家庭开销的8%，几乎与全家医疗开销9%的比例持平（生产投资占30%，教育占10%）。

与此同时，与2015年相比，便民店的卫生巾销量却几乎没有改变，品种也没有增加。作者进一步统计，除了烟酒，该村第二个销量明显改善的商品是摩托车，其次是智能手机，但这些商品的使用者大多以男性为主。可以明显看见，家庭收入的增加首先刺激的是男性的消费。该瑶族山村的女人虽然摆脱了生活贫困，但是不见得改善经期生活。扶贫干预不能必然导致女性福利的改善，短期内也没有让性别更平等。

女性何以致贫的原因太过复杂，本文无意尽数。但这个案例至少告诉了我们答案之一：女性的贫困必须被放在现有父权的社会文化和家庭框架下审视。首先，女性不太有明确的“我挣的钱我来花”这样的个体收入归属意识。女性的收入赋权的是家庭而不是女性个体——由于社会性别文化，女性也愿意视自己的收入为家庭的收入，将收入的管理交给家庭的决策者——男性。更不要提为负担子女和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的开销。

其次，尽管女性带来家庭主要收入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女人养家”，但文化上“男人养家”的父权制色彩毫无削减。女性的收入增加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善女性的家庭地位，依然是男性主要决定家庭事务的决策，并且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实现经济赋权的实例。家庭内性别收入的结构改变了，但女性狭隘的个体福利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或许我们不能轻易地带入城市女性的脱贫情况，但城市白领中不乏“樊胜美”式的中国女性。经济赋权下性别福利的差异向我们展开了特定文化下妇女经济赋权的复杂性。该文作者也在结论中这样阐述到：“通过收入-消费这样的市场结构，我们很难打破性别不平等。”

中国式月经补贴

以平均值计，女性从初潮到绝经大致经历35年，若以每个月来5天月经计算，一个女性一生中有7年在月经期度过。历史上，从放任经血自流到编织草垫，从卫生巾到嵌入式棉棒，经血接垫的方式不仅直接表现女性的卫生意识、经济和社会地位、更表现了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健康水平、劳工保护、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性别文化。在此次散装卫生巾大讨论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提及国企、央企每月发放30元到50元不等的卫生费。在体制内卫生费补贴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国家-市场”三种力量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

中国其实自建国后就长期存在各类针对女性月经问题的补贴和劳动保护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要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此后一系列立法与政策不断完善女工的劳动保护工作。但彼时的福利政策也仅仅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例如当时还没有卫生巾，主要是工作单位发放月经纸、红糖，伴有适当缩短相应的工作时间。

《新旧更迭中的巨变：建国初期天津工人研究》一文中讲述了1951年天津棉纺厂内的女性工人的情况。根据当时的资料，女工在来月经时每班需要去厕所4次，每次20分钟，用灰纸8张。由于纸质太硬，把腿都磨破。后来经厂领导研究，月经用灰纸改成消毒的脱脂棉，并对女工进行妇幼卫生教育，基本防止了月经病的发展。改善后，经期女工跑厕所次数减少到2次，每人每班节省40分钟。女工对此特别满意，普遍反应“共产党真好，连这个事儿也照顾到了。”文章也指出，劳动女工月经用品的改善不具有普遍性，同时期天津其他纺织工厂的女工仍用烟盒废纸等垫接经血。

虽然我们无法全景式地了解当时女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如何解决自己的月事，但管中窥豹可见，女性在新中国里迎来劳动者身份的转变。这些自上而下的福利政策服务于国家生产建设的需要。在全社会动员和劳动竞赛的背景下，月经作为一个影响员工劳动产出的问题，需要被解决。国企、央企、体制内单位对女性发放卫生补贴的政策被固定下来，在过去70年的历史中断断续续，延续至今。尽管有国家的照顾，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中国女性在那时仍处于集体月经贫困的年代。

随着80、90年代，国企改制，国家支持的传统产业经历市场转型。劳动关系改革带来了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从“社会主义的主人”滑向市场经济的底层。工人和农民的身份意义消解，传统产业工人的“高保障、高福利”受到巨大冲击。女工最先被国家裁员，成为下岗工人，进而被动员“安心从事家务劳动”，回归家庭，自然丧失了在国企、央企、体制内工作而享受的相应物资和补贴。虽然国企、央企、体制内的卫生巾福利被保留下来，但在市场经济主导的新社会环境里，已经不再具有普遍意义，仅成为少数人的福利。

此外，中国在各类政策实践中仍存在许多补丁式的做法。例如近年来，地方政府会根据各地情况制定省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规定中会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为在职女职工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若干元的卫生费。但这些规定在实践中的效力有限，私有企业不见得执行落实这样的规定。与之相比，产假、月经假间接带来的职场隐性性别歧视的愈发严重，卫生费问题并不迫切，被置于角落。

还有另外一些面向特定人群提供的、免费的卫生巾物资。例如在援藏建设政策中也出现了卫生巾的身影：山南市扎囊县2016年实施“10小进农家”政策，这里的“10小”是指包含卫生巾、卫生纸、牙刷等十种生活必需用品的物资。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之外，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已经构成了相当的补充。许多机构活跃在帮扶妇女儿童解决生理问题的一线，向贫困山区捐赠包含卫生巾的“爱心包”等。这些类型的福利还有待更多详实的资料的补充，来说明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女性的月经贫困。

从“卫生费”到“粉红税”，谁该为卫生巾买单？

如何降低卫生巾的开销、让其成为女性能够负担得起的产品，是其生产成本、售价与税收的问题，更是一种社会资源如何正义分配的问题。在互联网上的相关建议纷多。许多女性从个体一手经验出发，讲述月经带来的生活和工作不便、月经开销带来的经济压力，进而呼吁职场、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政策改变。免费、免税等主张，牵扯到了关乎国计民生的敏感神经，反对者的声音也随即强烈反弹。他们就经济成本的可行性、政策如何平衡竞争与公平，税收调节消费行为的意义方面反驳。本文先笼统地将两派分为福利主义者与其他反对者两大阵营。

按照福利主义的观念，自然不平等（两性差异）带来的月经问题，是女性无法自主选择的生理特点。基于现有的生产水平，卫生巾早已不再是社会难以负担的奢侈品，不构成“昂贵偏好”；提供这样的福利，也不会有损于其他社会成员（男性、尚未月经或绝经的女性）的利益，即不构成“冒犯偏好”。那么，解决卫生巾的分配问题，是在“男女有别”的生理差异上追求“人人平等”的信念。于是，福利主义者提出的主张为：社会经济政策应该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例如提供免费公共卫生巾、减税免税等措施，实现“机会平等”。

在现实生活中，与卫生巾相关的公共政策实践有以下几种：一、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障。即卫生巾、棉棒等月经用品像卫生纸一样被当做公共用品提供，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3月的消息，在苏格兰，为所有女性提供免费卫生用品的法案已初步通过。苏格兰将在指定地点，如社区中心、青年俱乐部和药房，提供免费的卫生棉条和卫生巾，估计每年将花费2410万英镑。这一举措也让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免费提供女性卫生用品的国家。

苏格兰议员莫妮卡·列侬（Monica Lennon）（右）与发起的“月经期卫生用品”（Period Products）法案的支持者一起，该立法使苏格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免费提供卫生巾和卫生棉条等产品的国家。

第二种做法是在福利主义的主张下减税或免税。中国的女性卫生生理用品一度是按照增值税最高的17%（13%）征税的，此外还要加征城建和教育附加税。如果是进口女性卫生产品，还要征收7.5%进口关税。

在许多国家，随着女性运动和非盈利组织的争取，卫生巾类用品税收呈现下降、减免的趋势。英国目前对该类商品征收欧洲联盟加值税法中最低的税率5%；截至2019年6月，美国已经有12个州对卫生巾免税；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已经免除卫生巾税。

网络讨论中的反对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例如，伪装成经济学视角的降税无用论认为，每片卫生巾少个两分钱没啥区别，即使降税“资本家”（生产者）仍会抬价，女性还是要付钱；义务和权利并行论认为，不履行卫生巾纳税义务就没有享受妇科医保的权利；抵制外资、支持国货的话语转移问题焦点，把主张减税者污名成政府仇恨者。

尽管这些反对意见乏善可陈，逻辑不通，有许多胡搅蛮缠、阴谋论和拍脑袋想当然的意味。

但我们依然要回答一个问题：一度按照奢侈品征收的卫生巾税有其历史原因，但如今享受免税待遇的财税合法性何来？

本文认为，财税史学者梁发芾在其2016年刊登的文章中给出的解释较有说服力，限于篇幅稍有删改：“在税收立法活动中，什么物品属于生活必需品，往往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一种物品是不是生活必需品，因时代而不同，因文化而不同，甚至因性别而不同。税收立法直接关系到社会不同人群的利益分配和利益调整，立法过程并不会自动地照顾到每个人或每个群体的特殊利益。所以，税收立法是不同利益群体通过集体行动和集体选择，不断博弈的过程。在男性主宰的立法过程中，女性的利益被忽视，甚至被有意牺牲。欧美女性因此而进行不懈努力，通过种种行动，要求修改法律，取消该项税收，是其维护自身权利的纠偏补救措施。这个过程看起来是混乱的，但却体现财政民主与财政法治的精髓。”

以财税法与财政学的角度看，各国卫生巾税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首先，个人权利的保护的确不是免费的；其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基本税收理念，最大的现实挑战在于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依照这样的标准，卫生巾税只取之于女人，是赤裸的性别不公。结合8月末职工医保改革的新闻，分配意义上社会政策的两性区别对待更明显：男性阴茎包皮手术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的行列。同时女性用达英-35、优思明等避孕药却被踢出医保报销范围。

第三种做法是寻找更低成本的卫生巾生产方案。在印度，草根企业家阿鲁纳恰拉姆的妻子无力负担昂贵的卫生巾，只能使用报纸或破布。为此，他不顾印度文化对经血的忌讳，在嘲笑和误会中不断试验，寻找低成本卫生巾的生产方式。他的故事被拍摄成电影《印度合伙人》。此外，受到相关游说集团的影响，印度也于2018年取消了卫生巾产品税。

《印度合伙人》剧照。

在中国，网传卫生巾的最终售价为出厂价的三倍的说法，并不夸张。根据上述券商研报，行业平均销售费用占销售额约23%，研发及管理费用大约占比6%。以百亚股份为例，其出厂价为0.38元/片，初级经销价格为0.51元/片，终端平均售价约1.25元/片，为出厂价3.3倍。在中国，从卫生巾生产行业来看，寻找低价替代品或许是一个方案。根据中泰证券的研报，中国国产卫生巾行业为高毛利率行业，2018年，平均毛利率可达45%。以市面上常见的品牌为例，七度空间的品牌毛利率高达72.2%，ABC为43.4%，Free为43.8%、自由点为55.4%。

卫生巾行业是否会针对 “下沉市场”开发“极致性价比”的低价卫生巾商品，还是留给行业去回答。但不论是政府免税还是企业让利，卫生巾都不应该再让女性付出过高溢价。

结语

散装卫生巾的讨论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当代女性的内部差异，更把“月经贫困”的难言之隐暴露于大众视线。在追问女人为什么贫困的过程中，父权社会文化和夫权家庭框架现出原形，中国女性脱贫工作面对的复杂性可见一斑。简单回顾中国的卫生巾相关福利政策的历史不难发现，工作单位发放卫生费、卫生巾物资援助等政策长期存在。这些规定、政策作为中国主流政治动员的注脚，在福利制度的历史中时隐时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妇女。尽管有许多尝试和摸索，中国的“月经脱贫攻坚仗”仍然远未胜利。在现今市场经济为主基调的社会背景下，国外卫生巾的免费、免税、减税政策能否对中国解决月经贫困问题形成借鉴意义，还需要政策制定者、行业等多方面的讨论。

但不管困难多大、我们仍期待着彻底消除月经贫困的那一天；不论道路多长，全社会仍应该兑现允诺给女孩们的“卫生巾自由”——获得充分教育的自由、平等地获得卫生产品的自由、作为女人免于羞耻而充满自尊地生活着的自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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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小云,张瑶.贫困女性化与女性贫困化:实证基础与理论悖论[J].妇女研究论丛,2020(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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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闫坤,于树一,刘新波.论引入性别因素的精准扶贫——以绵阳市特困县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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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金育.税法解释中纳税人主义立场的证成——以谦抑理念为观测中心[J].人大法律评论,2017(02):3-36.

[7]梁发芾. 不义之税如何征？[N]. 中国经营报,2016-06-20(E04).

B面欧洲杯：“场外暴力”中的性别霸凌与国族仇恨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澎湃思想市场 2021-07-18 12:15

绿茵场内外，暴力为何如影随形？足球流氓拥有怎样的心理动机和临时行为？足球为何有特殊的魔力，在召唤激情和理想情怀之余，还能放出民族仇恨和性别霸凌的黑魔法？  

 文｜侯奇江

为期一个月的欧洲杯已然落幕。这是全球疫情之后举办的第一场大型体育赛事，压抑已久的人们暂时放下隔离与社交距离，披上国旗印上彩泥，为了某种相同的信念再聚首。除了创纪录的乌龙球数和点球不进，此届欧洲杯也有许多出乎意料的意外球局和矛盾冲突。比赛结束，热闹的人群散去，这场巴赫金式的狂欢正在逐渐平息，留下伦敦莱斯特广场和温布利球场外街道成堆的垃圾和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公共设施。这一幕颇具有符号意涵地提醒我们，赛事的精彩圣光褪去，却露出了绿茵场外一些黑暗角落。暴力攻击、行为失序和敌对情绪却在绿茵场内外肆意弥漫。

足球是竞技体育的明珠，欧洲杯更是顶级足球赛事中的重头戏。竞技带来竞争，竞争发展成敌意，球场上失控的敌意蔓延上升成对身份或国族的仇恨。7月8日，丹麦明星球员埃里克森在比赛中突然晕倒。得益于提前准备的AED设备与医疗队的快速反应，丹麦“国脚”从心脏骤停中恢复，与死神擦肩而过。但随后丹麦国歌响起时，英国粉丝仍然刻意喧哗起哄。同一场球赛，观众席上燃放烟花；丹麦门将小舒梅切尔在守门时遭到激光笔照射。在这场球赛中，一个旅居英国的丹麦家庭来现场看球，妻子在观众席上被别的球迷用塑料手指戳中胸部。这场球赛结束后，他们在散场的公交车上遭到攻击。一群人敲打车窗玻璃并比划各种下流手势，司机停下让那群人上了车，这位父亲被拳头击中腹部。

除了足球流氓在现场引发的各类群体骚乱，网络暴力、国族仇恨也随之而来。最后一场英格兰对意大利的比赛，赛前就有大量球迷试图冲破警戒线涌入球场。球迷之间的谩骂和冲突变得难以控制，国族的仇恨和凌弱的暴力比常日更加肆无忌惮。7月11日晚，意大利在最后一刻点杀英格兰，成为此届欧洲杯冠军。仅仅毫厘之差，英格兰与其等待了半个世纪的欧洲杯之冠失之交臂。“足球回家”的祈盼近在眼前，却又化作黄粱一梦，但球迷并不能就这样“回家”。比赛结束后伦敦就发生了大规模的球迷斗殴，49人被捕，19名警察受伤。英格兰队点球失利的三位球员因为黑人身份遭到大量的种族主义“滚回非洲”的辱骂。

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如果英格兰被打，那么她也会”（if england get beaten so will she）的口号。英国女性开始自救，另一些人主动收留担心被家暴的女性，向她人提供庇护。媒体引用学界的研究成果，足球赛事后家庭暴力出现的频率高企。足球本是颇具理想主义的运动，赛事崇尚的公平、激情，却未能在现实中构建一个“世界大同”的理想国，反而带来了种种次生的暴力灾害。褪去光环，足球流氓、种族主义和家庭暴力的发生，似乎让绿茵场变成了秩序黑洞。这是怎么了？

欧洲杯决赛当天，伦敦女性在社交网络上组织自救

暴力：足球激情的副作用？

足球赛事现场有一种无可替代的集体的兴奋体验。它的感性因素具有抒情而嗜血的两面，构成了暴力的上层结构。任何一个体验过球赛现场的人，都可以理解在紧张刺激的运动节奏中，共同欢呼、上下团结的激情滂湃。这是一种高于日常、大于个人的宗教般的血脉偾张的感召。去现场体验这种氛围往往比观看比赛本身还重要。这种集体的迷醉状态中，叫喊泛滥成肢体冲突，口号变成野蛮行为，理性克制不断退化，行动不断升级。这种暴力首先是情景的和集体的暴力，其次是一种行为表演与抒情演绎。

正是以上心理基础，让足球非兵刃却常见血——足球与暴力相伴。场内场外，流血事件已经是见惯不怪的社会现象。无需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或者荣格的心理原型的理论，足球告诉我们，暴力或“展示施展暴力的能力”确实是人性中的某种本能。从斗兽场到绿草坪，激烈竞技有增无减的魅力足以说明它自身具有穿越历史的生命力，是文明自身的欲望，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人类生活。在这一点上，现代如痴如狂的球迷粉丝与古罗马时期斗兽场上茶饭不思的观众是心意相通的。

但足球的暴力主角从来不仅仅是绿茵场上的球员。球员负责竞争，营造冲突，但球迷才是暴力行动的主体。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曾在微观社会学的分析中这样评价：“球迷都是寻梦者。他们憧憬着将要到来的比赛，把一些球队间的历史恩怨当做比赛看点。”在这一个大型的竞技演绎的仪式中，球员是运动的中心，但观众才是暴力的中心——观众想要进入运动中心的愿望催生了暴力。比赛中丢球、失误，以及那些意料之外难以预测的情结的起承转合，也正符合运动戏剧的基本结构：“运动戏剧是为了观众的需要而上演的，观众都希望在受保护的情况下积极介入这一场幻想的冲突。”没有对冲突的渴望，就不会有球迷。

按照兰德尔·柯林斯的分析，不论赢球还是输球，都会引起骚乱。赢球之后，球迷无处抒发和记录的喜悦变成了破坏性的行为：只好冲撞球场、掀起草皮或者顺走什么现场的东西。他们快活得难以承受，所以不得不点燃什么或者破坏什么，都是为了让观看比赛的体验延续下去。疯狂的难以自抑的喜悦逐步变成骚乱，激情和愤怒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这是所有混战的特点。如果是输球，那输球一方更有充分的理由：只能依靠场外的行动“攻城拔寨”，把对手的“帮派”干得屁滚尿流才能扬眉吐气。输球打老婆的“无能狂怒”或许也可以用相同的逻辑解释。

足球流氓是一种足球比赛的衍生品，他们往往受到比赛日程的召唤，以一种松散却带有相同目的的形式聚集在球场附近寻衅滋事。兰德尔·柯林斯指出，足球流氓是蓄意求战，并且都乐在其中。打架和冲突可以随时发生，根本不在乎是比赛前还是比赛后，以此寻求情绪上的快感。足球流氓具有临时性和预谋性，他们的恶作剧是一种“预定的暴力”。更重要的是，足球流氓明白投身暴力必须要遵守“恃强凌弱”的规则，与其他球迷冲突时尽量以多胜少。他们熟悉街道地形，分工合作，通盘调度以与警察周旋，成群行动时相互装作不认识，伪装成“我只是来看球，是一个听话的球迷”的样子，进行一场几乎是戈夫曼式的行为表演游戏。

这样的暴力行为是社会行动极具说明性的案例，最终向我们揭示为什么无辜的人总是被伤害。“流氓精心设计流氓暴力”，传话人临时成为行动的中心，即流氓领袖。而效仿行为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开来。最后，他们敲晕一位妇人、冲散一组家庭……除了好好打上一架，畅快地砸车砸店，吃霸王餐，做霸王公交车，他们还要设计逃跑和不被警察抓到的路线。种种低级形式的暴力，不是因为没钱（他们甚至自身就是小老板或者业主），而是为了“找乐子”。

微观层面上了解足球暴力的心理动机，才能明白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是如何利用球场上人们激动的情绪，撒播仇恨的种子，让恶作剧步步上升，有时发展成为难以遏制的大规模的仇恨和敌对情绪。足球竞争和激烈的氛围不幸地启动这种暴力仪式，让球迷造成一种临时性的协同破坏。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百小时战争”就又被称为足球战争，是1969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的6日战争。然而，足球只是在这一场国际争端中扮演了启动的角色，恰逢1970年世界杯足球赛北美外围赛二者对战，这期间的暴动也点燃了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恶化已久的外交关系。足球并不是暴力之源，发起暴力的观众才是。

国家认同和民族叙事的旧神话

上述“足球战争”是一个典型的足球被理解成国家、民族的象征符号的例子。足球常常被认为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隐喻”，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被给予高度关注或期望的历史时刻，足球的输赢甚至高于生死。奖杯更是如圣物，与荣誉、财富和实力直接挂钩。球队与球迷的行为都根植于国家、社会和时代的文化土壤。对于许多国家，足球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心理的投射。

对于足球而言，民族主义与国家荣誉的叙事从未被真正祛媚。在此次欧洲杯举办前，意大利是第一个受到新冠影响的欧洲国家，去年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疫情死亡人数也位居欧洲前列。人们渴求一次胜利，为萧条和压抑的后疫情生活注入新的希望。赛前，意大利队主帅曼奇尼表示，“困难时期，国家队是国家的象征，都知道如何重新振作。”欧洲杯决赛，意大利的运球节奏似乎正是这样“国运”的微妙隐喻。起初是开局不顺，仅在117秒就失球一颗，英格兰创造了欧洲杯决赛历史上最快进球的记录。但结局逆转，意大利以2：1的比分捧回奖杯。意大利队球员凯旋，罗马全城狂欢凫趋雀跃，人们用自古以来欢迎英雄的方式对球队夹道相迎，意大利总理在总统府接见。这正是刚经历过疫情而萎靡不振的意大利最需要的“重启按钮”，人们似乎迎来了压抑之后的解脱和久违的扬眉吐气。在路透社的采访中，意大利国家农民联合会(National Farmers' Federation)的官员Coldiretti表示，希望此届欧洲杯能够再现冠军效应拉动经济发展：2006年意大利赢下世界杯的次年，意大利出口增长10%，游客增加3.5%。

几家欢喜几家愁，与欢欣鼓舞的意大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冠军梦碎的英格兰。在赛前，不同媒体的民调显示，“支持意大利就是支持欧洲”的氛围悄然弥漫，英格兰因为大小不一的足球流氓的行为也陷入被排斥的气氛中。美国最大社区网站Reddit当日最火论坛发帖之一就是各国人对英国的不满。决赛前一天，向来严谨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von der Leyen）在推特上发了一张印有其名字的意大利国家队球衣照片——欧洲女掌门罕见地在球赛中选边站队，对意大利表示支持。英格兰对意大利的这场球赛几乎形成了脱欧后“英欧关系”的微妙对峙。社交媒体上漫天飞舞着脱欧与足球的梗和玩笑。

社交媒体上漫天飞舞着脱欧与足球的梗和玩笑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此届欧洲杯颇为吸睛的苏格兰。英苏表兄弟几百年的恩怨也在球场内外“缠绵不断”。早在6月19日小组赛前后，来自高地的球迷已经占领伦敦各大重要街道景点。他们头戴贝雷帽、身着格子裙，畅饮啤酒或者就地进行风笛表演。英格兰对苏格兰0比0收场，场外的球迷则大打出手，警方逮捕30名闹事者。苏格兰被淘汰后，其球迷成为真正的主角，苏格兰球迷在之后赛事中一路高调支持英格兰的对手。7月11日决赛英格兰对意大利，苏格兰《国家报》（the National）在赛前头版中高调地将意大利队主帅罗伯托·曼奇尼（RobertoMancini）的形象与《勇敢的心》中苏格兰反英格兰的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角色结合在一起，称他是（阻止英格兰夺冠的）“最后的希望”。意大利国旗和各类周边产品在苏格兰销量飙升。比赛一出结果，苏格兰球迷欢呼雀跃，挥舞着意大利国旗，庆祝英格兰失利。

7月11日决赛英格兰对意大利，苏格兰《国家报》（the National）在赛前头版中高调地将意大利队主帅罗伯托·曼奇尼（RobertoMancini）的形象与《勇敢的心》中苏格兰反英格兰的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角色结合在一起，称他是（阻止英格兰夺冠的）“最后的希望”.

未能抱得奖杯归，英国民间怨声载道。种族歧视和各类偏见乘虚而入，开始“找人背锅”。除了足球流氓在场外发起的冲突和骚乱，社交媒体上也发起了对非裔球员的责难。罚丢点球的三名球员拉什福德（Marcus Rashford）、桑乔（Jadon Malik Sancho）和萨卡（Bukayo Saka）均有黑人血统。“滚回非洲”的攻击旋即在英国社交媒体上抬头。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公开谴责种族主义的攻击，称英格兰球队应该被视作英雄。拉什福德在社交媒体的公开信中称抱歉自己让队友和大家失望了。这位出身于英国曼彻斯特南部郊区底层家庭的年轻黑人球员在信中说：“我的点球还不够好，我为我在球场上的表现道歉，但不会因为我是黑人而道歉。”对比来看，球赛开始前对BLM运动表示支持的单膝跪地仪式过于“政治正确”的指责与赛后种族主义的肆无忌惮，无情地形成了鲜明的讽刺。

当球员在 2020 年欧洲杯热身赛中单膝跪地时，部分英格兰球迷的反应是嘘声。图源：美联社

种种一切，很难不让人联想到2018年世界杯。传统强队德国战车意外地输给了韩国队以小组垫底出局。土耳其裔球员厄齐尔在此场表现不佳，赛后走入球员通道入口前遭到极端球迷攻击并与球迷对骂。在此之前，已经加入德国国籍的厄齐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并献上球衣，其与女友的婚礼也由后者见证，甚至在发言中谈到“我们的总统”等词汇。当时正值德国国内舆论场对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打压自由媒体和反对异见等权威强人政治较为不满。厄齐尔的自我认同与德国对埃尔多安的排斥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舆论哗然。同年7月，厄齐尔宣布从德国国家队退役，直白表示自己遭受种族歧视，“赢球时我是德国人，输球时我成为移民。”其退出宣言击中了土耳其穆斯林移民在德国融入中面临的认同困境。在这被种族歧视问题模糊焦点的背后，更是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普世价值与强人政治中强权理念的碰撞。

但厄齐尔的案例体现出的“外援球员”与母国、球队国之间微妙的关系，说明了近百年来足球发展随着区域人口流动的趋势在不断消解国家和民族的身份认同。更展示了如今足球、球员、球队，上升至国族认同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外援球员”身份象征的如何“精粹”或所谓“归化”的难题。实际上，当我们真正拎出来欧洲这些传统强队的队员名单，找出他们的血统、出身和“精神老家”，便不难发现不可能有一支纯粹的队伍：民族主义与国家意志的叙事更像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且越来越多地沦为一种不可追问的符号意义。英格兰苏格兰历史上恩恩怨怨，但事实上，大量的苏格兰球员就在英格兰职业联赛中效力；英欧关系的对立也并不意味着球员之间的对立和隔离，欧盟期间的英国需要执行博斯曼法案，欧盟成员国各国的球员都可以来英超踢球。尽管脱欧之后的相关政策仍然模棱两可，但职业体育运动员作为人力资源跨国流动已经是一个常见的现实。相比于民族、国家和荣誉，赛制奖金和俱乐部体制奖赏机制或许是运动员为谁效力更现实的考量。事实上，足球运动结合资本话语成熟地形成了一套戏剧冲突、视觉装置和造星机制，明星球员是民族的英雄，但更是商业的宠儿。民族主义的足球叙事是这个戏剧冲突中一种历史心理的惯性，甚至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用以吸睛的手段。

把足球还给人民：足球与社会控制的历史

长期以来，足球与社会控制之间有一个经典的辩题：它到底是纾解矛盾的安全阀，还是引发暴力冲突的导火索或催化剂？前者认为足球是是调节和转移矛盾的一种手段，可以增加个人对组织或者国家的忠诚度，转移其他社会矛盾；后者则把足球本身视作引发暴力挑起争端的原因，将其当做治理对象严加管控。本质上，社会控制的议题源自竞技体育与暴力本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更是足球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其参与主体几次在社会中下层与中上层之间易手变化的结果。

足球史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控制史的一个子集。在中世纪，足球玩法粗野，被称为野蛮足球(mobfootball)，与赌博、酗酒、虐待动物并列，是社会底层打发时间娱乐消遣的方式，被认为残酷、下流，也因此三番五次遭到禁止，例如爱德华二世就颁布禁令禁止踢球。此后足球经历许多打压或规则改良。中世纪百年的野蛮游戏后来被英国的公学吸收，成为锻炼体魄培养领导力的运动，也成为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和休闲活动。直到1848年，英国一群毕业于公学的中产阶级知识精英制定了“剑桥规则”，1863年英格兰足球协会的成立，现代足球才真正意义上的诞生。

这一时期的足球显然不是人民的游戏。它在文化上被贴上了精英的标签，为保守的贵族所垄断。车旭升等人对英国足球史的研究表明，当时足球贵族们提倡的是非功利、非职业化的“业余主义”，与拳击类“盈利性竞争运动”相对。他们认为足球运动是绅士们继承古希腊业余体育和人文思潮的结果，是保持健康且陶冶情操的生活方式。换言之，贵族构建出一种精英的足球文化，抵制“俗气的”职业化商业化发展，进而抵制了社会中下层参加足球运动。

但随着英国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壮大的工业人口和社会转型让足球在工人阶级中的普及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业余主义”如螳臂当车，足球受众的主体改弦更张，工人阶级组成的足球队异常活跃起来。与此同时，19世纪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劳动问题突出。新兴中产阶级即工厂主们意识到了安抚工人反抗情绪的重要性。英国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劝导工厂主利用足球改善工人的业余生活，认为足球不但锻炼工人的身体从而能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能培养对企业的忠诚度，削弱工人运动的开展。于是足球成为当时“教化与刑法、糖果加棍棒”组合中的重要部分。工厂主和社会上层的态度转变加上其本身经济实用的特点，足球在劳工阶层中迅速得到推广。一些严厉的批评甚至称这一时期的足球游戏是麻痹工人的“精神鸦片”。

把足球视作具有实用主义功效的管理工具并非只有英国，足球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服务意识形态的手段、一种政府对民众的公关机器。在德国，19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希特勒上台。彭国强对这一时期的德国足球历史总结道：“ 为转移工人阶级对困苦生活的注意力，纳粹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组建了一个欢乐创造力量组织 (Kraft durch Freude)，这个组织以成立俱乐部的形式为工人提供踢足球等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法西斯劳工阵线还组建了企业体育共同体，在这个组织的号召下，德国各类企业纷纷组建自己的足球俱乐部。”通过这样的足球运动，德国得以肃清运动中的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或异见人士，让足球成为展示日耳曼民族优越性的运动。法西斯政府把足球与意识形态进行深度绑定，被称为“德国足球的异化期”。这一时期以及此后许多独裁政治如法炮制，如墨索里尼同样利用了1930年代世界冠军意大利队；而1980年代年间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在恐怖时期与足球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是把足球公关做到极致……至今，足球仍在一些国家是另类右翼意识形态的保留传统。

Kraft durch Freude足球宣传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足球可以被利用，但也可以是反抗。为了与法西斯斗争，大量的左翼俱乐部试图打破政治化、工具化的足球，几乎构成了政治意义上的镜像，建立反法西斯和反压迫的足球阵线。二战中期，乌克兰出现过为了抵抗纳粹球队而组成的"斯塔特俱乐部"（FC Start），是彼时被迫解散的优秀乌克兰球员自发组织的、伪装成一家面包店职工球队俱乐部。在1942年的一场与纳粹球队的对战中，乌克兰赢得了比赛，但此后足球队队员遭到逮捕或下落不明。这一事件成为后期著名的足球迫害案，即“死亡球赛”，甚至被好莱坞改写结局拍成电影《胜利大逃亡》。虽然后来一些证据表明，这一历史事件中许多细节有被苏联夸大宣传的嫌疑，但足球比赛可以是一种正义的声张、对压迫的反抗，这些理念性的寄托已经深入人心。

此外，自从现代意义的足球诞生起，足球就根植于社会基层和社区的土壤，有明显区域化的感情基础，也成为（至少是试图）打破上层阶级的社会控制的能量来源。尤其是在欧洲地区的工业城市和码头城市，大大小小的俱乐部与工人工会联系紧密，他们中的很多带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与工会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成立于1895年的百年俱乐部西汉姆联（West Ham United），富有“铁锤帮”之称。它的前身就是伦敦东部码头泰晤士钢铁厂的工人所建立，因此它代表着伦敦东部工人阶层和各种外来移民聚居的纽汉区。这个俱乐部作风彪悍狂热，也盛产足球流氓，并且自我标榜为“工人阶级”的文化。

除了反法西斯、反对工人压迫，在南非，足球的历史也展现了反殖民主义、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斗争，更展现了足球在社会控制与积极反抗中的多重复杂属性。在19世纪，足球被白人引进南非，虽然是白人特权阶级的游戏，但也受到当地黑人，尤其是在白人建立的教会学校中学习的黑人的欢迎。白人为了区分社会地位，转而青睐门槛更高的橄榄球。足球进而发展成一项南非黑人底层的运动，但球队的领导仍然是受到白人控制的黑人精英。随着1940年代后南非白人统治政府逐步加深种族隔离制度，南非的体育被严重的依照种族分化。足球协会也根据种族分割成不同的团体。黑人在足球等运动中被限制资源，在赛事中遭到排斥，处处让位于“白人老爷”，过着不平等的体育生活。但张雪艳认为，这期间的黑人运动员依然在足球运动中尽可能发挥主动性，利用球赛对不平等霸权进行反抗。例如1976年，南非首支摆脱肤色限制，完全按照水平挑选出的多种族足球队以5比0横扫阿根廷，证明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合理。这是当时有限的社会条件下，足球队员发挥能动性，挑战纯粹的白人权威。1994年，南非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种族歧视和压迫，迎来第一次民主选举。南非国父曼德拉就是一位体育爱好者，也有著名的足球思想：“足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这项运动所激发出来的力量、激情和献身精神，让我们能够获得反抗自身生存环境的动力和胜利感。”他认为，足球不仅让黑人强身健体，还让黑人学会了认同规则、公平竞争、合理谈判和必要的妥协。足球不但可以改变肤色的隔阂，更是推动民族大和解的政治媒介。

足球发展的另一大趋势是，矛盾正在从国族身份和意识形态转移，变成了消费和商业的角逐与收割。发展至近代，英国的新型资产阶级替代了保守的旧式贵族，意识到足球的人气和随之而来的利润。足球与资本主义深度结合，统治阶级的社会控制手段滑向了资产阶级淘金的商机。足球文化与商业利益联手，“钱门运动”（Gate money sport）时代到来。足球俱乐部、足球联赛、门票等其它的收益实际上为资本控制，但足球文化却被球迷认为是大众参与、大众关注、代表大众文化的运动。盈利性的职业球赛终于战胜了“业余主义”，但俱乐部老板与管理和监管体系立刻形成了新的支配阶级。

近年来，全球疫情打击下的体育产业已在崩溃挣扎，小俱乐濒临破产，大俱乐部也面临财政危机。2021年4月，包括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曼彻斯特联在内的12家欧洲足球俱乐部“豪门”宣布将联手创办一个名为“欧洲超级联赛”（European Super League）的全新足球赛事，明显意在与欧足联举办的洲际俱乐部赛事分庭抗礼。此举或被认为大俱乐部为其自身利益量身定制一套赛事，不但会加大小俱乐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更会改变足坛财源的分配。市场惊愕，政界震动。英、法、意等国足协均表示反对。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要确保欧超联不会以目前提出的方式举办；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表示支持法国俱乐部拒绝参加欧超联的决定。“欧洲超级联赛”宣布组建仅3天，英超6家俱乐部宣布退出，“欧洲超级联赛”的组建在反对和争议中按下暂停。不论未来顶级赛事的走向如何，商业利益中支配性的俱乐部和联赛机制，已是足球命题真正的关键所在。

来自民间球迷的反对声，更加凸显了这种“足球主体到底是人民还是特权阶级”的矛盾，表达出民众对足球沦为商业傀儡的反感。有报道指出，欧洲超级联赛中没有对创始俱乐部的降级制度，被认为是排挤其他球队和比赛的基本设置。而这些强强联手的豪门俱乐部不但把握大量的球员和场地资源、拥有电视转播权和大量赞助，还要重新制定比赛规则。日益高涨的门票价格，夸张的周边产品和造星技术的结合，让足球成为商业利益的收割机。一些较为激进的批评者认为这是现代足球的失败，人民的运动沦为权贵的游戏。

足球文化中的性别歧视与厌女症

足球被广泛地认为是充满男性气概的体育运动。不容否定，历史上，男性是足球运动的绝对参与主体，是足球主要的受众，更是体育消费的重要力量。足球性别化的刻板印象存在许多客观基础。在此基础上，足球形成了一套极其性别化的话语空间，不仅仅踢球是男性化的，看球也是男性化的，对足球的理解和认识，文化和智识的主体性也几乎为男性所垄断。其中充斥着性别歧视的、女性排斥（厌女）的、“有毒的”男子气概。

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受到性骚扰被戳胸部的丹麦妈妈，此届欧洲杯另一个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画面，是一个哭泣的小女孩。6月30日的16强比赛中，英格兰对德国队2比0锁定胜局。电视镜头给黯然神伤的德国球迷一些画面，有意或无意地拍下了一个扑在父亲怀中哭泣的德国小女孩。得意忘形的英国球迷在现场倒喝彩。电视转播和社交媒体放大每一个冲突的节点，情绪在不断攀升。随后小女孩哭泣的画面流入社交媒体，被篡改丑化成嘲讽和挖苦的恶搞迷因（meme）。许多恶意中伤的评论谩骂德国队就是“柔弱娘们儿”。一些恶毒的人牵强地称“小婊子的祖父就是纳粹，活该她现在哭泣”等等。

电视镜头给黯然神伤的德国球迷一些画面，有意或无意地拍下了一个扑在父亲怀中哭泣的德国小女孩。图源：GIVEMESPORT

足球文化是如何发展成这样的性别灾难的？需要小心解释的是，情景化的暴力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暴力。在球场骂人和在职场骂人，同样的用词，意涵却不尽相同——所谓“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景”。在足球现场这样特殊的情境下，“敌对身份的需要”催生了不少谩骂，而谩骂必然也依赖于日常文化，“骂爹骂娘”的“功能性”高于“目的性”（并不是真的攻击具体的爹娘）。但这种解释性的研究并不能构成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合理化的依据。

足球相关的暴力灾难，正是难以自抑的激情暴力延伸到了这些合理的场域之外。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也蔓延到家庭和私人的空间。集体观球上头的迷醉感尚未退却，它让平时压抑且存在冲突的种族关系、阶级关系，性别关系有了失序的出口。换言之，或是由于赛后的兴奋，集体心理的乌合，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延伸到日常。足球流氓借机创造了他们的“道德节日”和“道德假期”。家暴则是这种演绎暴力发展出的强权滥用：足球流氓将比赛中他们渴望的戏剧冲突，胜负欲、破坏欲、支配欲，扩展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以获得类似的兴奋体验。他们之所以享受这种兴奋体验，发起这种运动场的场外暴力，正是一在强化和确认他们的支配权力，展示优越、发泄不满，保持“歧视的特权”，强化男性俱乐部和种种社会不公平的结构。

在欧洲杯决赛当晚，一位 United Voices of the World(“联合世界之声”UVW)工会的活动者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球赛后激增家暴的担心，并且向有此顾虑的女性提供容身之处，随后她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响应。“如果英格兰被打，她们也会”和“当男人们输球，他们会用家暴赢回来”的话题拉开了赛后反家暴的社交媒体运动。也有跨性别意见领袖在社交媒体上提醒酷儿群体最好避免球赛后出门，“街道从未如此的暴力，希望所有的女性和酷儿们能够平安”。

“如果英格兰被打，那么她也会”，图源网络。

这些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根据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对2014世界杯的研究表明，这一年世界杯的三场赛间，英格兰西北部地区的家庭暴力显著攀升，警方接到比平时更多的家暴求助。从结果来看，不论赢球还是输球，男人都要打老婆：英格兰队获胜时家暴增加26%，输球时则增加38%。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21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分析了2012-2019年间的足球赛事和相关时段内的家庭暴力。结果显示，竞技体育本身并不导致家暴，但竞技体育加过度饮酒的行为组合显著地提高了赛后家暴的概率，因此给出了赛后限酒禁酒的政策建议。

在酒吧聚集一同看球，在很多地方是球迷的共同生活和足球文化存在和延续的基石。“赛后禁酒限酒”的政策着实是渺茫无望的。哪怕在男足实力堪忧的中国，熬夜看球、喝酒看球、与男性家庭成员或朋友一同看球，也是展现“男性化的美好生活”而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特别的、固定的行为模式，也形成了男性对“繁琐家庭与日常生活”的排斥，并且常常被假惺惺地装扮成“对日常琐碎的反抗”——足球成为他们拒斥日常责任感和义务的最佳借口。在这个特定行为里，男性形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团结共识，一种“排她”的互语空间。

当然，这个空间里女性不是绝对的禁地，女性球迷也已经越来越常见。但足球文化中女性形象的存在往往是客体。“虽然对足球一无所知，但还坚持陪男友看球”、“陪男友看球你需要知道的几件事”、“我希望（未来）女友知道的30条足球真相”等许多梗类叙述，成为男性视角下对理想伴侣（女性）的一种话语规训。更不要提原本就严重失衡的体育报道中女性记者或解说员毫无话语权，长期面临“看球”与“看球（女性乳房）”的凝视消费，以及报道解说不专业的偏见和预先角色设置导致的专业能力上事实性的欠缺。同时，职业女足的发展也长期受到社会惯习的性别禁锢。这些偏见要么是“女性的身体不适合竞技体育”，要么是“女足没有广泛观众因此没有商业市场”，在广泛的职业体育运动员领域，许多与男子气概挂钩的项目中，男女同工同酬路漫漫兮路遥遥兮。

足球总让人联想到激烈的体能对抗和运动员健硕的身姿，但这样的图景不一定是男性的。相反，很多男性球迷自身大腹便便，“观看足球”显然起到了他们对男性气概望梅止渴的功能，足球的男性面孔终究是一部分人的幻象。体育是社会性别和理想身体类型观念的产物，是政治和文化的产物，更是全球文化的机构。但现有的体育模式，从体育教育，体育政策和规则、到资源的分配和体育市场，都是为男性量身打造的。

足球代表着的勇敢、合作、自律和拼搏的精神也完全可以在非男性的群体中得到体现。妇女和女童参与体育运动不但挑战性别刻板印象，还可打破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视态度和行为。很多女性突破了性别的限制，已经挑战了男性在体育运动的单一形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其中最著名的莫属巴西女足明星玛尔塔（Marta Vieira da Silva）。她16岁成名，六次金球奖得主，运动生涯收下包括世界杯奥运会在内多枚顶级赛事奖牌。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进球总数达到了16球，追平了男足世界杯的进球纪录。她是目前在巴西马拉卡纳球场名人堂内唯一留下自己脚印的女性足球运动员，球王贝利曾经亲自打电话给她并称她为“穿着裙子的贝利”。2021年，她在instagram上出柜。此外，美国女子足球队队长Megan Rapinoe也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战绩包括奥林匹克金牌和世界杯赛冠军。更多的女孩也开始突破身份的限制走上绿茵场。在我们身边，中国藏族女孩普布志玛在男足学校当队长的故事也鼓舞人心。

但是，这些体育女性榜样的案例还远远不够，也不能说明足球男性化的局面被改变。体育世界的性别平等，不仅仅是“不排斥女性参加”的问题。根据帕特里夏·弗廷斯基对体育和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研究，女权运动在体育领域要有所建树，首先需要承认女性可在更宽泛的范围内选择不同的体育模式，而不是非要加入男性俱乐部，也不是按照男性的规则进行游戏或运动。从体育教学、体育政策规范、体育机构甚至商业组织，都要需要针对妇女、性别平等重新设计。没有这些框架基础，男性和女性不可能在体育世界里实现平等。

在这一基础上，足球才可能更多的展现出为包括妇女和女孩在内的边缘群体赋能的宝贵能力。以南非黑人妇女参与足球运动的过程为例，她们最初不但遭受种族歧视，也被认为是弱势性别，这样的双重压迫下，1900年代爆发了“黑色危机”。殖民定者害怕白人妇女被黑人男性勾引，从而禁止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一起参加体育运动，担心引来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发生性关系，从而打破种族隔离。这些情绪进一步压迫了黑人妇女的生存空间，歧视的种族和性别理念把黑人妇女隔离在外。但此后的历史告诉我们，女性在反种族隔离的体育运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开普敦的白人女性是1970年代最活跃的积极分子，她们对黑人运动持开放态度，并且直接参与集训、教练等管理角色。这一时期黑人女运动员也是积极的活动者，她们拒绝政府的资金，自发组织出反种族隔离的体育运动。她们或许未能拿到奖牌，未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她们对体育政策的改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后来的女孩打开了运动的大门。其中代表人物是德西蕾·艾利斯（Desiree Ellis），她在国家队效力十年，直到种族隔离取消之前，她都没有机会代表南非参赛。退役后她也成为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南非足球大使和评论员，成为南非女足的一面旗帜。

足球体系的改变或许会更漫长，但一些俱乐部已经发生改变。根据《卫报》（The Guardian）的报道，巴西的巴伊亚俱乐部 (Esport Clube Bahia)在经过管理层的换代之后，逐步成为世界足坛最进步的俱乐部之一。这一任主席贝林塔尼（Guilherme Bellintani）为俱乐部定下了三个目标：改善财务状况，提高队员在球场上的表现，在发起球场上的“平权运动”。此后，巴里亚俱乐部尽可能还清俱乐部在以前欠下的债务，降低球赛的门票价格，赢了更多的比赛，并且让观球对球迷更加友好。他们成立一个新的部门，致力于让足球更具有包容性，让体育场对女性球迷和酷儿群体更安全，并反对种族主义、关心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俱乐部。“足球是很好的激励，足球将那些以善行为目的的人团结在一起。”

结语

2020欧洲杯已经成为历史，这是欧洲杯历史上第一次延期举办，更是疫情之后首次举办的大型赛事。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大型体育赛事能否与疫情管控兼容，几乎是决定着体育产业眼下生死存亡的命题。尤其是此届欧洲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东道主，11个国家联合承办的赛制安排，这意味着球队、配套资源甚至游客的大量流动，也考验着各地调度的周转配置。这不但让欧足联一直饱受“不负责任”的指责，也是对全欧洲的防疫考验。根据英国媒体7月2日的报道，在感染病例连续下降两个月后，欧洲杯的举办导致疫情在过去一周之内飙升。以英国为例，从英格兰与苏格兰比赛后，英国的疫情比例就开始上升。英国塔姆沃思市6月20前后两周之间的病例增幅显著增大。测试阳性率增加了五倍，前一周的54人增加到293人。而去伦敦看球的苏格兰球迷在6月中旬的测试中，出现了近2000例与足球有关的新冠感染病例，打破了苏格兰每日病例数的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在警告接下来新一波爆发的风险。不管怎样，后疫情时代的顶级赛事能否归来，欧洲杯交出的答卷还需要时日来验证。这也为接下来的东京奥运会等其他赛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足球不仅仅是关于光荣与梦想。它无可避免地与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关于足球的故事记录我们的激情与勇敢，也记录我们的恶行。足球流氓、性别暴力、种族仇恨……欧洲杯期间发生的这些骚乱与冲突，仍然折射出当前社会结构变迁和不同群体间的冲突与矛盾所在。好消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终有尽，疯狂的人群总会宿醉着醒来。坏消息是，人们总能找到施暴的理由，足球只是其中的一个幌子，暴力和仇恨不会就此消失。尤其是2020年美国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引发大规模的“黑命攸关”(BLM)运动后，体育界单膝下跪的仪式在本届欧洲杯同样颇为争议地发生，这些争议在未来的体育运动中恐怕也仍会继续。“种族主义的深刻反思”也好，“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也罢，只要人类的文明仍然没有终结种族问题，那么足球也不会。其他议题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 Card, David, and GordonB. Dahl. “FAMILY VIOLENCE AND FOOTBALL: THE EFFECT OF UNEXPECTED EMOTIONAL CUESON VIOLENT BEHAVIO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6, no. 1,2011, pp. 103–143. J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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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郑晓霞. 当代南非黑人妇女地位变化之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7.
10. 张雪艳.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南非足球文化[D].成都体育学院,2017.

文中提到的媒体报道：

1. 路透社：Italybasks in soccer glory, hopes it will help heal national wounds
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italy-basks-soccer-glory-hopes-it-will-help-heal-national-wounds-2021-07-12/
3. 卫报：‘Aninspiration’: How Marta’s engagement gave Brazilian LGBT community strength infight against homophobia
4. https://inews.co.uk/sport/football/marta-engagement-brazil-lgbt-community-homophobia-womens-football-832299
5. 端传媒.足球溃败移民背锅？中国式的欧洲错位想象
6.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706-opinion-mengye-germany-football/
7. 端传媒.“民族尊严”与“纯粹足球”：绿茵场上的双重虚构
8.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629-opinion-lizhehan-football-worldcup/
9. 财新.欧洲足坛12豪门联手创办新赛事颠覆性串联震动政界https://international.caixin.com/2021-04-20/101693699.html
10. 纽约时报：Crowds for EuropeanChampionship soccer games are driving infections, the W.H.O. says.https://www.nytimes.com/2021/07/01/world/europe/euro-2020-covid-outbrea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