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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清零”:一场只为习近平表演的政治运动

袁莉

2022年9月13日

8月的一天,当大火在中国重庆周围的山区肆虐时,1000万居民在40度高温下接受新冠病毒检测。那天,重庆共发现了两例确诊病例。

在那一周前,在厦门,防疫人员给渔民进行咽喉拭子检测后,对他们捕获的鱼蟹也做了检测。上周在西南部城市成都举行的车展上,汽车也做了检测。

周一,当成都发生强烈地震时,许多居民的第一反应不是逃命,而是请求允许他们离开被封锁的住所。“大家不要下楼!!@所有人,”一名物业经理在微信群中警告。在震中泸定县,地震造成至少86人遇难,当地政府要求居民每天须做核酸。

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在试图走出新冠疫情之际,中国共产党仍然毫不动摇,将清零政策转变为一场强制要求14亿人参与的政治运动。

在充斥着封锁、隔离和大规模检测等不确定性的生活中,中国公众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举办着一场表演,这场表演的观众只有一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他将在下月举行的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获得第三个任期。

有些人在扮演他们的角色时充满热情,有些人则表现出冷漠或怨恨。无论如何,卡夫卡式的表演必须持续到习近平喊“停”为止。

新冠清零运动可能是对习近平的权力最为明确的证明,他证明了自己和毛泽东一样具有发动群众的能力。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者,发动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不在乎人们被饿死,也不在乎国家在这两场灾难性运动中陷入混乱。习近平似乎也不在乎他的这场运动已极具破坏性,尽管新冠病毒已经变得温和许多(虽然传播性也许更强)。

他的策略控制住了疫情。中国最近每天报告的新增病例不到2000例,其中大多数是无症状感染者。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自2020年初以来,中国共报告了5226例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自5月以来就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在2020年和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威权主义方法被证明尤其有效,当时的美国和欧洲都苦于高死亡率和高感染率。习近平一直以当时暂时的成功作为证据,来证明中国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优于自由民主国家。他拒绝放弃封锁、大规模检测和隔离的老办法,不愿转而学习与今年出现的较温和的病毒变种共存。

根据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数据,截至上周二,中国有49个城市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封锁,约2.92亿人受到影响,高于前一周的1.61亿人。这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今年年初,野村证券预计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将达到4.3%。在连续几轮封锁之后,它将预测下调至2.7%。

中共为它的防疫政策进行了辩护,称在一个医疗资源总量不足、老龄人口多的国家(15%的老年人没有完全接种疫苗),放松疫情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中共表示,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许多中国人相信这个说法,并愿意在党的抗击病毒斗争中充当走卒。

上周,在大连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乘客斥责一名只戴了外科口罩的男子,因为他未按当地政府数小时前发布公告要求佩戴的N95口罩。“下去吧!”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他们朝这名男子大喊道。“缺德。”一名乘客报了警,警察将他带下车。

大连当天报告了40例确诊病例,均为无症状感染者。第二天,政府封锁了这座有700万人口的城市,并暂停了所有公共交通。

一名科技类作者上周末在微信公众号中写道,他和妻子在新加坡感染了新冠,他们以及这个城市国家的情况都不错——远非许多中国人被引导相信的恐怖故事。他断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疫情已经结束。

“你没事,”北京的一位读者评论道,“能保证其他人没事吗?这么自私,取关了。”

这场运动最卡夫卡式的特质在于,无论规则多么离奇、荒谬或不合逻辑,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遵守。

上个月,中国国家队在菲律宾出战2022年女排亚洲杯比赛时,队员们听从上级指示戴上口罩,首局输给了伊朗队。后来球员摘下口罩,球队赢得了比赛。

一名住在中国西北一座小城市的女士告诉我,她和丈夫及她的父母吵过很多次,他们叫她不要再抱怨防疫管控措施了。他们说她,大家都能守规矩,你为什么就不行呢?

上周,她分享了小城疫情生活的照片和视频。每天早上五点,大喇叭开始响起,敦促大家做检测。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同样刺耳的声音会在全城响起:“各位业主,请下楼做核酸检测。9点结束。”

她说,自己五岁的女儿总是盼着接受检测,否则就没法出去跟朋友们玩耍。

这名女士表示,在每次核酸检测后,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张贴纸,大多数人会把它贴在手机背面。出于安全原因,她要求匿名。贴纸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是警察、志愿者或著名历史人物的卡通画。

居民必须向写字楼、住宅区、商场和学校的保安人员出示贴纸。没有贴纸,他们就无法四处走动。

对于那些不遵守清零规则的人,地方当局的惩罚变得越来越严厉。近几个月来,许多人因没有接受新冠检测而被警方拘留五至10天。8月,陕西的警察将一名20岁的男子拘留五天,原因是他两次没有参加核酸检测,并在外面骑自行车。他们说,他的行为“存在疫情传播风险”。

身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已经成为这场运动之荒谬和残酷的具体体现。

绰号“大白”的防疫人员无所不在。他们骑着马去给藏族牧民做核酸采样。他们冒着大雪走在中国最西部的县城,给护边员做核酸。他们甚至定期对中国南极科考站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测。

没人能躲过“大白”。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中,一只巨大的充气“大白”在武汉上空升起,这里是首次报告新冠病毒的地方。

在最多人点赞的评论中包括“白色恐怖”和“大白在看着你”。还有“请检测长江大桥”——指的是视频中的大桥。

524 大典|王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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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思想浅述之一——弁言及《黄祸》篇 / 萧瀚

via 追遠堂 by 萧瀚 on 1/11/09

弁言

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述而不作或述而少作者外,当代中国思想界里我最佩服的两位思想者,一是王力雄先生,还有一位是张博树先生。张博树先生是体制内罕见的异类,其面对问题之诚实与勇气非天下滔滔者博导们可比,以后详说。此次要说的是王力雄先生的思想。

这两位思想者具有思想者最重要的基本品质:诚实、坦荡和智慧。真正的思想者在问题面前,不可能不诚实,否则,饶是学富五车,也只是两脚书橱而已,倘与恶制度、潜规则合作,以人格换斗米,为教授、博导之类的虚衔著述,那便是禄蠹了。然则,身陷体制而不与恶制度合作诚非学人之易事,所以,不说也罢——只是这么点蝇头小利尚且不能放弃,如何追求真理?没有诚实与坦荡,就不可能有勇气,没有勇气怎么可能会有智慧?聪明与智慧的差距就在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思想首先是依靠人格确立的,其他的外在条件是人格之后的事,有独立人格的思考者未必会有成就,但没有独立人格的表面上的思考者必然不会有成就。

如果不是我寡闻,王力雄先生在国内学者们梦寐以求发表论文的所谓核心学术期刊上,该是从未发表过任何文字的,但是很多年以来,哪怕是几乎被屏蔽于学界、思想界之外,他的“黄祸”观,他的“递进民主”思想,以及他对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的惊人洞见,也在学界流传,哪怕是对他思想不屑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独树一帜,即使学界的思考者一般很少公开提及王力雄这名字,这充分说明了思想的力量。

然而,仅仅承认他的存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还要重视他的存在。维基百科上的“王力雄”词条只有这么一句话:“王力雄(1953年5月2日-),中国大陆作家、藏学家、民族问题专家及民间环保人士。祖籍山东龙口,汉族,现居北京。”可以说对王力雄先生的思想基本上一无所知,可见国内思想界对王力雄先生的漠视。

正因为如此,本系列短札将以类书评的形式浅释、解读王力雄先生的思想,并将在某些方面提出自己的疑问,大约包括“黄祸”篇、西藏篇、新疆篇、未来中国篇、递进民主篇等五篇。

研究王力雄是因为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看,思考者有义务认真对待异乎寻常的思想,无论人们是否认同这些思想,至少认真对待认真者,诚实对待诚实者,是起码的学术伦理。

王力雄思想浅述之《黄祸》篇

1. 也许世界上最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大和民族,这个缺乏资源却人口众多的民族,正是籍着全国上下危机意识所激发的务实与勤奋、认真与善于学习,而窜升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2. 相比较而言,中华民族就很缺乏危机意识,尤其是其中占了绝大部分比例的汉族人,视而不见甚或掩盖危机,几乎成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悲的是,从历史上看恰是中国这片土地上危机最深重、规模和范围最大、后果最严重——只要看一下历次改朝换代所导致的灭绝性人口减少数就足以让人寝食难安(参见拙作“中国历史上的自杀性震荡”),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

3. 然而,每当我与人们谈及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是被当作傻子,就是被当作怪人,再不就是质疑我引用的数据,只有极少数朋友会认同上述担忧。记得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的,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打的,用棍棒和石头。”

4. 王力雄的《黄祸》就是这样一部忧思深重的寓言小说,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用具象的描写阐释了爱因斯坦的担忧。这部写于20年前的作品,国内自然是禁书,我读到的时候已经是21世纪流传于网上的电子版,那时候还不认得王力雄,只知道他就住在北京,深居简出。

5. 我是个愚拙之人,第一次读《黄祸》只是觉得作者语言干净,小说写得好看,虽然惊心动魄,却并没有太把作者的忧患当真——实际上不是不当真,而是一种不敢直面的怯懦心理作祟,以至于逐渐淡忘,直到最近两年,随着自己思考的深入,再联系历史,最近才重读此书,越来越觉得王力雄并非吃多了瞎操心——中国崩溃并非不可能,大面积的人口灭绝也并非不可能,核冬天也并非不可能,唯一不可能的只是小说中描写的近十亿人口大迁徙的景象(王力雄在后来的《递进民主》一书中承认不愿意写得太惨,才写了人口大迁徙,而在他内心里明知这种大迁徙是不可能的。)

6. 这部小说的简要情节是,“六四”成为难解的政治死结之后,中国逐步走向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全面危机,总书记为了个人权欲,欲利用平反“六四”为自己加分,遭到军方鹰派人物、掌握实权的王锋暗杀,之后王锋将原总理陆浩然推上总书记宝座,成为他的傀儡;黄河决堤,中国面临第一场危机;南方七省在经济上发展之后,不愿意继续受制于中央,宣布独立,此时民进党主控的台湾介入此次南方独立行动,台军直逼北京城下,王锋在常规军无法对付台军的情况下,悍然动用核武器,将台北从地球上抹去;以反核宪章为借口,美俄联合,同时使用核武器,摧毁中国所有核武基地,王锋被捕,恐惧的中国人于是开始了四散奔逃,美俄支持的新任总理石戈开始全面实施中国大迁徙战略(是为“黄祸”),但王锋经营多年的一艘内装40颗核弹头的潜艇并未被摧毁,其艇长丁大海因悲恸于自己全家人惨死于美国的核武器打击下,将40颗核弹全部发射到美国,被美国误认为是俄国挑衅发动核大战,美俄核武大战爆发,全球进入核冬天,农作物全部死亡,饥饿与死亡使得人类回归野兽状态,回归文明的唯一出路是欧阳中华所躬行实践的绿色和平基地……。

7. 单从文学艺术角度看待的话,王力雄不是一个高超的小说家,人物造型似嫌单薄,但全书思想深刻、结构精严、气势恢宏,许多场景的描写惊心动魄,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富有洞见,尤其在对人类生活方式上以促欲、纵欲、造欲为基本特征的庸俗唯物主义批判入木三分。这部小说毕竟不是以塑造人物为目标,因此其在文学方面的缺陷并未损害小说的宗旨,我以为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中文小说之一。

8. 作者在政治方面的剖析总是直捣一党专政的核心——权力斗争,无论是最先被谋杀的总书记“二等兵”(总书记的绰号,书中他没名字),还是最后被刺杀的陆浩然,这两大党魁都是为了个人的权力欲望而进行改革与否的博弈。虽然这样认识政治并无多少新意,但至少可以提醒人们,对于政治家的政治行为必须要有足够警惕,要跟下棋一样,预测多步才能看清他们的本质,以预防其可能的恶劣后果。

9. 小说突出了军队未能国家化所导致的恶果,原本掌握军队的中央军委主席病入膏肓,政府和军队于是都被军方野心家王锋所操纵,南京军区司令“白狐狸”见风使舵、妄图坐收渔利,在面对王锋核武威胁时罔顾人民生死,终被内部高级军官击毙,以此隐喻散布全国各地诸军头对于全国和平的威胁。

10. 书中涉及新疆和西藏的独立,但着墨较少;另外还反映了中国社会缺乏自组织的整合力,小说中关于民众骚乱的起点,是从北京的一次夜半抢粮开始,这完全符合人们的常识,在人人自危继而人人自保的念头下,这样的骚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面临灾难的时候,只有通过临时政府暗中培训的领袖人物才能带领将奔逃的民众,进行有序迁徙。小说写到此处有一段临时政府总理石戈给临出发前的迁徙领袖们的演讲,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11. 小说涉及了历代多有的气功师搅乱时局的现象,这位叫周弛的气功师,先是用气功俘获了总理陆浩然,继而打入王锋政治核心,并且成功地离间了王锋和各大军区的关系,在最后举国崩溃时则以救世主的身段建立了一个自称“天皇”的帝制政权,回归到最原始的巫权政治。这一描写显然是给世人敲响的重要警钟,因为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从最初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到太平天国反清,都曾有过类似现象。

12. 小说还描写了一种拯救人类的末世食物——薯瓜(生长期很短,但产量惊人),是欧阳中华的情人绿色和平人士陈盼研发的,后来成为全世界各国保存人种自救的重要基础,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圣经里上帝拯救犹太人的玛娜,这当然是作者不忍看到人类灭绝的一个虚构。

13. 书中涉及南方七省市联合自治的部分,展示出作者对联邦制的清醒先见,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对中央集权容易导致危机的深刻洞见。而这一见识与作者对新疆、西藏等民族问题的见解是连在一起的。

14. 葛剑雄先生关于“统一与分裂”的系统研究,对于认识真实的中国历史颇有裨益,但他所统计的统一时间不如分裂时间长这一结论,于洞烛中国文化之大一统观念却并无撼动。因为中国历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重要的在于文化共同体,而不在于确定的疆域上多辽阔,各族之间是否存在独立政权,至少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前并无多大改变,直到西方民主、宪政等政治观念、民族国家等重要概念进入中国之后,这一文化共同体才开始出现新的变量,这意味着如果中央政权依然死守中央集权这一老掉牙的政治理念,非和平的分裂状态将重现,再次走向的统一将会是另一番气象、另一种样态,而其最大可能该是建立以各省联合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的松散统一,它所应该呈现的样态可能极其类似欧盟或者美利坚联邦。

15. 中共中央集权制的军方为阻止南方独立以及打击台湾的协助,这被《黄祸》设为引发美俄核大战的起点,确有深意存焉——稳定还是崩溃,和平还是战争,生存还是毁灭,这三大问题作为一个问题,仅仅系于中央集权制的专制制度是否能够和平转型为以联省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的宪政制度。在这个问题上,王力雄无疑是中国问题的先知人物,而这一观点我相信不少中共高层人物也是能够心领神会,甚至可能比王力雄先生更早意识到,但他们有什么能力改变现状呢?

16. 王锋的铤而走险,以核打击作为保持自己权力的饮鸩止渴方案,王锋本人的疯狂导致他低估了人类的疯狂,作者在描写这一部分时对于王锋这样的权力疯子,缺乏更深层次的心理描写,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迄今为止的一切政治史表明,当权力完全不受限制的时候,掌握权力者几乎都会人格极不健康,都是病夫治国。而作者未能全力以赴地描画王锋这一权力狂人如何走向引领全球毁灭的心路历程,使得政治心理学上缺少了一个重要样本。如果王力雄先生将来再出第四版,我建议对王锋这个人物或许可以补充更多的心理描写。

17. 现在看这部小说,怎么看怎么觉得其所预言的恐怖。这部小说真正的价值至少有两方面:第一,提醒全人类,再这样无限耗费资源的生活,必将人类带入死亡之境,这不仅仅是中国的事,也是全世界的事;第二,提醒中国当局,如果再这样下去无所用其力,不走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宪政改革之路,中国将面临崩溃,并将发生闷罐性自杀,届时几亿、上十亿人都可能会在这浩劫中丧失,谁也救不了。

18. 作为一部寓言小说,不仅仅是政治寓言小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但是作为一部纯粹的小说,人物的塑造,还有社会背景的交代都还十分粗糙,但是读这部小说,主要是读作者深刻的政治见解和文化洞察力,以及他对全人类而不仅仅是对国人的深切悲悯与忧患意识。

2009年1月11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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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寓言的细节中看到中国的未来——王力雄政治惊悚小说《大典》

文:王丹

政治寓言小说的出现,往往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通常是在乱世或者末世,政治寓言小说更容易涌现,或者更有社会冲击力度。在中国的文学写作歷史中,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庄子,而最为发扬光大的则是晚清,如梁啓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刘鹗的《老残游记》等。1949年之后,由于言论环境的限制,政治寓言小说完全凋零,一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社会发展路向发生激烈变动,政治前景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为政治寓言小说的出现製造了外在的条件,于是有了王力雄的《黄祸》的出现,在当时的华文世界掀起一股风潮,至今我都还记得当年看《黄祸》的时候,内心受到的震撼。

之后,又有了香港作家陈冠中的《盛世》,中国作家阎连科的《受活》等等。当代政治寓言小说的復兴,本身就是时代的一个侧写。而一个作家,他的使命,就是用笔写出这个时代。这,也是王力雄的这本新的政治寓言小说《大典》的价值所在:多年以后,我们会在王力雄这一代作家的文学想像中,以一个特殊的角度,回味中国曾经有过的面容,以及这样的「曾经」为「未来」所做的铺垫。

王力雄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关心中国政治发展前景的公共知识份子,更是一个类似梁啓超那样的致力于具体政治体制的设计的学者和文人。不同身份的交错,奠定了他的经歷、理念,以及想像力的极大丰富。没有这样的丰富的思想和现实基础,不可能有《大典》这样的作品。

这本小说是以中国的世博会和「大典」风波作为背景展开的,但是作者并没有以外界最感兴趣的宫廷斗争,武装政变这样的情节来吸引读者,整部作品也不像《黄祸》那样气势磅礴,但是这一次,在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进行了更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以后,王力雄选择用寓言的方式,预言了极权制度必将崩溃的另一番道理。

那就是,其实,「只要有一个想自保的官僚,一个有野心的商人,一个边疆小警察加上一个政治白痴工程师」,就有可能使得原本看上去固若金汤的专制帝国瞬间土崩瓦解,而原因就在于「当专制权力必须依赖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专制者自己却一定无法掌握那些科技,也无亲自操作的时间和精力,只能依赖专业人士,託付下属,而处于将科技与专制机器结合之结点位置上的那种人,便具备了对专制机器实现以少制多的能力,这些完全不是政局上的檯面人物,却拥有了颠覆的能力。」

中国的现实,可以用「荒谬的存在」来形容;如此的荒谬现实,导致未来的发展存在各种可能性。作为政治寓言,当然只是一种猜测,但是王力雄的猜测,是建立在合理的精密的政治判断基础上的。从这个角度讲,这既是预测,也是一种分析。如果我们能在表面上的文学寓言中,读出对于今天中国的深刻认识,我相信,这正是作者内心最为期待的。因此我的建议是,注意细节。作为一个故事,这部小说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故事中的很多细节的部分,却完全是显示中国的真实呈现。而中国的未来,也许就藏在这些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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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政治惊悚小说《大典》:那些被卖了还在鼓掌的共产党高官们

文:王力雄

七月一日,党庆大典在风雨飘摇中如期举行。连续两天的降雨在典礼举行前终于停下。原本板结的阴云显出裂隙,透出亮边。风有些凉,把湿漉漉的彩旗吹得逐渐舒展。风雨扫除了雾霾,空气十分清新。因为中共主席遇刺的戏剧性还未消退,这次大典吸引了全球目光,前来採访的媒体记者上千。出乎意料的是中国方面前所未有地开放,来者不拒,一概批准。包括以前被定为「反华」拒签的媒体和记者这次也未受刁难。天安门下面为媒体搭建的拍摄台比以往歷次庆典都大,上下六排,每排有几十台摄像机,排得满满。

二十万集会参加者按单位被分配到天安门广场的不同区域。除了旗帜和标语牌,每人手持一本颜色翻页册,庆典时跟随指令翻到不同颜色顶在头顶,从天安门上便会看到各种歌颂共产党的巨幅画面。游行队伍和彩车在天安门东侧长安街排好队形,延伸到建国门。原本当做重头戏的阅兵队伍却没出现,武器、车辆、飞机都不见踪影。按照军委指令,他们在北京外围护卫,不得进城。

中国就像一艘巨轮,即使发动机突然爆掉,仍在惯性中沿着原本航道滑行。表面看,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大典也是这样,排练了大半年,既然上面没人说停,组委会就照常上班,按照原来的日程运转,直到今天正式举行。不过差别还是有的,广场上集结的队伍明显鬆怠,没有了最初排练时强调的纪律和紧张。工作人员甚至指挥者也显得茫然。人们不是排列成行,而是三五成群聚堆聊天。旗帜和标语东倒西歪。统一发的服装被穿在外面的各色雨衣搞得场面杂乱。过去了快一个月,主席被刺仍是中心话题,到底会怎么发展却没人看得清。不过也就是当做一个够刺激的话题说说,本质上与人们无关。太阳照常升起,生活依旧进行。


为了防範再发生刺杀危险,除了众多军警守卫,还有中南海调来的六架无人机在天安门上方往復拉网式巡弋。整个天安门和观礼台被一个特大的电子屏蔽罩覆盖在内。那屏蔽罩可以发现任何穿越的物体,哪怕是蚊子。负责大典警卫的土佐保证绝对安全。

天安门上,参加大典的主宾依次登场,被引导到按地位安排的不同位置。在京的中共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在世的前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还有按惯例出场陪衬的各界代表。主席的小姨子对老叔心存感激。是他把她从专案组的隔离审查中放出来,让她继续进行大典筹备。大典一度被认为容易激发人们对主席遇刺的联想,有人主张停办。没有老叔坚持,她好几年的苦心付出就会白白虚掷。虽然主席的死对她的打击很大,不再有大树庇荫,但她不愿陷于哀怨命运,既然未来得靠自己,大典能让她在全世界露脸,后面的机会就会接踵而来,而取消大典她就再无出头之日。

老叔坚决驳回了取消大典的主张。他说主席是为大典而死,取消大典主席就等于白死。试想主席活着能同意取消大典吗?那等于是向敌人退缩。必须让敌人看到,他们的兇残不会得逞!同时也通过大典向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表现党的团结和国家稳定。没人能反驳这种铿锵言辞,大典因此照样举行。不过此刻从天安门上往下看,作为总导演的小姨子对大典队伍的懈怠很不安。无疑是歷次大典中最水的队伍。对她的忐忑道歉,老叔表示全不在意。

「这种时候能搞到这样已经很难得。以后这样的场面再也看不到了。」老叔拍拍她的手臂走过去。后一句话让小姨子摸不着头脑,却不好多问。她在圆乎乎的老叔面前比在不怒自威的姐夫面前更紧张。从出事到现在她始终跟姐姐和外甥联繫不上。自己虽自由了,专案组并未放过她,还会随时找她问话。这使她对后面到底会怎样充满不确定的担忧。




在确定排列位次时,老叔把自己放在边上,但他却是全场的灵魂。表面上主角是正国级党政首脑,占据了天安门中间位置;各届元老们也备受尊崇,位于前排,他们都不是能在这裡做决定和发指示的人,甚至想不出席都做不到。哪怕可怜兮兮地说身体不好,难以行动,国安委会派来温柔体贴的照料小组,带着专用担架,抬也得抬上天安门。背后那隻无法违抗的手就是老叔。

九点鐘是大典预定的开始时间。广场上的人们停止聊天议论,伸头往天安门上看。瞭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这种场合由谁主持,由谁发言,出场次序和排列位置,都是进行判断的指标,看得出实权归属和阵营划分,以及在刻意营造的外表之下掩藏着怎样的实情。媒体上消失多日的总理未出现,虽有传说他是刺杀主席的幕后黑手,他的未出场应该是外界得到的第一次证实。外国记者立刻对此发出报导。

让人们惊讶的是完全不像以往庆典,没有开场仪式,没有进行曲,没有礼炮和升旗,也无任何显示大典的隆重。只见一个矮胖笨拙、身穿灰色中山服的身影从边缘走到中央的立式麦克风前。记者们用长焦镜头推成特写,认出是将主席遇刺用奇特方式通告世界的老叔。那次他是视频亮相,这次是真身显形。此时,现任党政首脑在他左侧,前任党政首脑在他右侧。他取出摺叠的讲稿,把近视镜换成老花镜,再把发现拿反的讲稿颠倒过来,咳嗽一声,被麦克风送到分布广场四周的大功率扩音器,声如巨雷,使广场上少数还在说话的人住嘴。几十万人一起静听。

大部分人都以为老叔担当大典主持人,那已意味着他的地位前所未有地跃升。传统上大典主持人是二把手,做大典讲话的是一把手。当发现老叔并非是主持而是直接开始讲话时,人们就更加惊叹。这完全不合程序,主持人和发言人是一个人,或者说乾脆没有主持人。但是什么都不如老叔的讲话内容让他们感到震惊。不,那不是讲话,那一板一眼平淡念出的讲稿是一场字字震动世界的天翻地覆!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同胞们,二十八天前,就在我站的这个位置,党的主席、国家元首被刺身亡。现已查明,幕后指使者竟是党和国家的二号人物。其中的细节和证据将由司法机构公布传达。现在刻不容缓的是要解决更根本的问题——这种领导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在歷史上多次把党和国家推向险境,这次竟发展到暗杀最高领导人。目前危险正在蔓延,形形色色的野心家浑水摸鱼,使党面临分裂,造成社会动盪,威胁人民幸福。因此,形势逼迫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力挽狂澜,才能避免灾难降临。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权力不是来自人民,人民不能制约权力,而是在少数人之间相互争夺,最终一定会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对此的根本解决只有一个,就是改变权力来源,让权力变成由人民授予,才能让当权者真正变成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这是血的教训。不仅人民的利益需要如此,当权者自身也才能得到根本的安全。
马克思主义要的是人民掌握统治权,歷史上的人民革命也是以此为目标。中国共产党本来最讲民主。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在延安的着名谈话早就指出,要跳出统治者兴衰的周期律,靠的就是民主。党的《新华日报》当年发表了那么多争民主反独裁的言论,既是歷史的先声,也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不是只属于西方的东西,而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类文明和进步。毛主席搞的文化大革命是把权力交给人民的一次最大实验——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文革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民主,充分展示了毛主席的民主理想。
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面对敌人的包围和扼杀,需要有一定时期的专政,但那应该是暂时的,不能成为永久,是手段而非目的,一俟政权稳固就应放弃。然而专政时期形成的特权阶级却不再愿意交回权力,而是把权力变成了私人占有,导致各种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宫廷斗争,直到今天党的主席被刺杀,到了亡党亡国的边缘。深刻反思这种教训,更让我们看到毛主席要把权力交给人民的英明伟大。
文化大革命未能实现毛主席的理想,是因为革命激情主导的大民主缺乏程序性,无法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持久,当革命回归常轨时,承担管理职能的官僚集团便会再度復辟,重新把持权力,更加视人民为敌,彻底剥夺了毛主席授予人民的权力。总结这个经验让我们认识到,必须建立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民主,才能最终实现毛主席的理想。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对当权者实行全民普选,让当权者接受人民的选择和授权。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庆之际,我宣布,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歷史使命,从此放弃专政,把权力交还给人民——从此让人民以普选方式选择国家领导人。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庆典不是为了纪念歷史的仪式,而是向人民交权的仪式。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进入向人民交权的过渡期,两年内完成修宪,举行对新宪法的全民公决;三年后的今天,依照新宪法举行全民选举。届时,所有权力交给新当选的政府,实行军队国家化和彻底的司法独立。地方各级中共组织全部脱离执政。地方将在新宪法框架下进行地方选举,组建地方政府。
全党全民都要树立这个认识,民主是最大的国家安全,也是人民安定幸福的根本保证。从把民主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出发,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民主化改革、宪法修订和过渡转型,正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所在。民主转型必须保证平顺,是一个充分的法治进程,绝不允许发生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因此,在选举出新政府之前的三年时间,当前的国家体制继续运行,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主持日常行政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各级政府、军队、社会团体、全国各族人民在过渡期保持稳定,听从指挥。国家安全委员会严正警告,任何力图破坏和平、製造冲突的野心家和分裂势力,必将遭到绝不留情的打击!
最后,我向世界各国政府唿吁,支持中国的民主转型,提供你们的帮助。中国将加入国际民主社会的大家庭,为人类共同价值和普遍人权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北京世博会将如期举行,走向民主的中国将以最大的热情接待各国参展者和观众,把北京世博会办成全球庆祝中国民主化的嘉年华!

广场上几十万人瞠目结舌。对代表共产党的老叔所说要把权力还给人民——也包括他们,既没有欢欣,也没有鼓掌,而是呆若木鸡,全无反应。他们从未想过共产党会走这一步。若非眼见耳闻,听别人这样说,一定会被认为是开没边儿的玩笑,或是妄想症患者的谵语。即使此刻现场亲耳听到,也首先怀疑是不是幻听,掐一掐自己大腿,或瞟一瞟旁人表情,却不敢多问。

老叔对出现这种尴尬早有预料,并不期待掌声或欢唿,还準备好了对应。他的讲话结束于按传统方式喊口号,最后一字刚落,他便按下麦克风旁的按钮。按小姨子设计的程序,那本是该在庆典结束时才按的。按钮让遍布广场的扩音器响起高亢音乐伴奏的雄浑大合唱,背景是无数群众海浪般的欢唿声。若是不在现场,看转播的人会把那欢唿当成是广场群众为老叔讲话而发。按钮同时释放出成千上万的气球升腾而起,在空中五颜六色翻舞。其中有三百个大型气球悬吊花篮,升到二百米高度后自动打开篮底,花瓣倾泻下来。一时间广场上方花瓣沸扬,好似开了盖的蒸锅,至少从电视屏幕上看很有普天同庆的样子。

不要说广场上的民众瞠目结舌,连见多识广的各国记者也不敢相信,一遍又一遍问翻译有没有译错。会中文的记者则怀疑自己中文水平不够造成了误解。让他们震撼的除了老叔的讲话,还有权力集团表现的一致。分列两侧的党国要员在听老叔讲话时神态没有任何异常,如同过去听惯千百遍的老生常谈,似乎其讲话是权力集团深思熟虑的共识,在老叔讲话结束时还一致地鼓掌!虽然照旧是那种官僚式鼓掌,毕竟也是鼓掌。奇怪的是这明明是非同寻常的歷史性时刻,他们却为何显得这般稀鬆平常?

人们不知道,权力集团的表现不是因为与老叔一致,而是因为老叔的一个伎俩。他让蛛网组通过网络侵入庆典的音响系统,把天安门上的扩音器与广场的扩音器分成两部分,分别传送不同声源。同时开启了电子屏蔽罩的声波隔绝功能,至少能把内外声音隔绝掉百分之七十五。加上两区之间的距离和各自声音掩盖,天安门上便只能听到本区扩音器放出的老叔讲话,那是事前的录音,通过电脑控制,与老叔现场讲话节奏同步,至少不会看出明显错位。录音讲话中的内容全是老套,丝毫没有出格处,几乎是照抄以前类似场合的领导人讲话,即使用官场标準衡量也属教条死板,符合以往对老叔的印象。因此虽然老叔发表大典讲话是僭越,但既然是他在主事,发言内容中规中矩,听到老叔最后喊口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仅出于政治正确,他们也不能不为此鼓掌。然而,广场民众、媒体区的记者和对外转播系统中所听到的老叔真实声音,那口号却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万岁万岁万万岁」!

天安门城楼上只有小姨子听到了老叔真实的讲话。她作为大典仪式的总导演要同时监听中央电视台转播。她把耳机摘下又戴上,最后乾脆一个耳朵听耳机,另一个耳朵听天安门上的扩音器,才确定两个讲话不一样。但是以她的身分,她敢说什么呢?看着那些被卖了还在鼓掌的共产党高官们,尤其是老叔在结束讲话的一刻按下按钮,造成漫天沸腾的色彩和爆发的欢庆感,她觉得外表平庸无趣的老叔简直就是製造奇幻的魔法师,若是改行当导演,绝对完胜她。

老叔讲完即离开,没有回到自己的位置,而是进了通往城楼的侧门。他的讲话打乱了一切,小姨子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一步,是否还能进行下一步?作为主持人的老叔没发话,难道要她自行指挥游行开始?老叔刚讲完那番话,难道还能让歌颂党的伟光正、坚持党领导的标语登场?还能让以往歷届核心的巨幅画像露面?小姨子这才理解了老叔那句莫名其妙的「以后这样的场面再也看不到了」。

扩音器播放的人声鼎沸让广场上的人们回过神来,开始相互试探求证。虽是小心翼翼压低声音,但几十万人同时如此,整个广场就成了轰轰作响的共鸣箱。人们不自觉地提高嗓门,加上被证实后的刺激,声音越来越大。等待游行的队伍也散了队形,七零八落地聚堆儿议论。旗帜和标语牌乾脆扔在地上。小姨子彻底明白,不要说以后再也看不到大典,连这次大典也不可能继续进行了。

野兽爱智慧

政治小说《大典》后序:总会有新的亡羊跑在旧的补牢之前

读者也许想知道我为什么写这样一部《大典》,其中没有希望,没有出路,没有英雄,似乎实现了民主,却与民主运动无关,甚至没有一个真求民主的人,一切出于私利算计,转型结果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和说法,本质照旧。总之,《大典》写的是小人物、平庸辈、谋利者的世界,由他们的欲望和野心驱使并决定。我以前写故事不是这样,即使在《黄祸》的大毁灭中,也是遍地英雄,可歌可泣,结局惨烈,希望仍然萌芽。

我的写作计划原本没有《大典》。从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四年,我在写另一部长篇小说《转世》,完成了五十万字初稿,网上连载了十六万字,但是在二〇一四年中停止连载,出版进程也搁置。原因是我希望政治幻想小说应该起步于社会现实,如同现实主义小说,然后按逻辑推演一步步走向未来,让读者不是当做幻想,而如从今日现实走入未来现实,不被耸人听闻所刺激,而是留下对社会的思考。我希望如此将我的小说与无中生有的幻想区分。

然而在《转世》接近完成时,四年的写作时间中现实发生很大变化,原有的小说开端与四年后的现实出现了较大差距。这对我便如房子盖好后发现房基有错位一样不能交件。想按现实的变化修改小说是困难的,因为开端是小说结构和脉络的基础,牵一发动全身,因此搁置下来。

当时我只是想等一等,不清楚该如何解决,是等现实发展再回到原本小说的开端?还是利用小说与现实的脱节引起读者更丰富的思考?然而现实与小说的差距继续扩大。到二〇一五年底,我决定另写一部小说作为《转世》的补充或修正,即《大典》。

《大典》以今日中国的现实状况为开端,从这种现实推演的逻辑是悲观的。但是表达悲观不是我的目的,不如说相反。若从另一角度反观——当极权统治日益严密,挑战力量不断式微,专制似乎日久天长,看不到任何变化可能时,《大典》中的当权者却那么不堪一击,红色帝国可以被几个自我盘算的小角色轻易掀翻。《大典》描写的这种状况到底是悲观还是乐观?很可能又会被认为过于乐观了。然而凡是符合逻辑推演的,内容可以不同,故事迟早发生,后果也不会相差太远。只是那种政权变色、统治者换位不意味着就是变好,更可能是从一种不好换到了另一种不好,《大典》表现的这一层才是更深的悲观。

本质上我不是一个悲观者,至少不甘于悲观。我把《大典》写成无希望的反乌托邦,是因为有《转世》在先。《大典》所缺的乐观《转世》都有。写《大典》是对《转世》的平衡,可以避免《转世》被视为过于乐观。从这个角度来说,搁置《转世》写出《大典》可算坏事变好事。有了《大典》,《转世》开端与现实的脱节便可以不再视为障碍而是互补,让我能解除顾虑尽快完成《转世》并出版。

鞋联网、梦造仪、电子蜂、神经阻断剂、摄像头、大数据、算法、网格化……当专制统治有了这些现代科技手段,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一个根本变化。以往的专制依靠军队警察和对武器的垄断,虽然强大,却始终有一个软肋——无法以少制多。统治机器无论怎么扩大,人数上也比被统治者少很多,因此总有眼看不见、手伸不到之处,百密一疏,或是生长出反叛力量,或是出现导致溃坝的蚁穴,或是生出不稳定的萌芽,最终导致专制垮台。如西方谚语所说,断了马蹄钉摔了马,伤了将军输了战争,最终亡了国。以往专制的难题在于,它不可能给每个马蹄钉派上看守的兵,因此便杜绝不了从马蹄钉导向灭亡的链条。

然而若有鞋联网,给每个马蹄钉加上SID,提前发现任何断裂的前兆,或更换,或停跑,或让将军换座骑,那么从马蹄钉到亡国的链条便不会再出现。《大典》中的鞋联网眼下尚属幻想,现实中的技术却无困难。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把人类纳入数字状态,专制者便能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以少制多。大数据可以捕捉全部痕迹,算法可以发现所有可疑。专制权力人数虽少,计算机的能力却比人强万倍。专制权力拥有最强大的科技,以前专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专制者能做到;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经做不到。科技不但提供专制手段,也给专制提供物质基础——现代科技确保不再发生饥饿,且能让民众维持小康,历史上最大的革命动力便会退出舞台。

那么还有什么能挑战专制?甚至随人工智能发展,专制权力不仅能早早预测危机,发现威胁,还能建立起绝对服从且能力超强的机器人警察和军队。当专制达到那一步时,还有什么变革的可能?当一切威胁和危机都能消灭,不变也能地久天长,被绝对权力绝对腐蚀的专制者便绝对不会变。看当今世界的现实,原本的专制统治更加专制,民主转型的社会也在退向专制,原因之一便是科技专制能让当权者以少制多。

科技会不会威胁民主可以另做讨论,对我们更有现实意义的是:专制权力能否因为掌握科技而变成万年铁桶江山。《大典》正是在这个层面推演的故事。那不是我先有结论后写的故事,而是在故事自身逻辑展开中导出的结论。科技专制可以比以往任何专制都严密,几乎天衣无缝,看上去毫无破局可能,然而《大典》中没有枭雄出场,没有集团谋划,没有军队倒戈,没有大厦将崩的迹象,只有一个想自保的官僚,一个有野心的商人,一个边疆小警察加上一个政治白痴工程师,便让庞大的专制机器土崩瓦解,连点象样的反应都没有。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科技专制有一个自身的死穴——当专制权力必须依赖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专制者自己却一定无法掌握那些科技,也无亲自操作的时间精力,只能依赖专家,托付下属,而那些处于将科技与专制机器结合之节点位置上的人,便具备了对专制机器以少制多的能力。专制自古发明的制约内部人方法对那些人将无效,因为专制者对新科技的懵懂,根本看不到哪些节点可能产生何种威胁,甚至不知节点在何处,因此对发自内部的攻击无从设防,或即使补牢也是在亡羊之后。而随着新科技的不断发展,总会有新的亡羊跑在旧的补牢之前。

以往权力的力量是线性的,如军队强弱与士兵和武器数量成正比。要想颠覆权力也需同比的线性力量以及支付线性增加的成本。防范颠覆只需控制颠覆力量及其支付能力的线性增长。然而科技力量却非线性,尤其从专制机器内部进行的颠覆,有时只需节点的一个指令,便可成本为零地无限复制和扩散;或是一个格式化操作,就把已有一切变成空白,让系统重新启动。

理论上,保证内部成员的绝对忠诚可以防止这种危险。问题在于,最可靠的忠诚——信仰是今日专制机器没有的,只有利益和恐惧的维系。而专制权力的必然不公除了伤害被统治者,也一定免不了伤害内部成员。那时利益不再维系,制约只剩恐惧。恐惧源于一旦失败遭到的惩罚,如果恰好是节点之人,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正是科技的特点),那又何须恐惧?而因为一被发现亡羊就会补牢,决定了只要出手必须一招致命,而不再留有旧式权力斗争的周旋和渐进。从这个角度来看,科技专制能使专制者前所未有地强大,亦会使其面临更难防范的危险。科技既可以让专制权力固若金汤,也可使其垮塌突如其来。科技专制面对的不确定,一点不比传统专制少。

历史上专制机器虽充满内斗,至今鲜有如《大典》中的被小人物轻易颠覆的先例,那是因为以往处于科技专制前的时代,以少制多尚未解决。科技专制是随着数字化时代而来。目前正是两个时代交替的开始,性质的变化逐步才会显露出来。

按照上述逻辑,科技专制时代的专制机器一定会发生《大典》式的内部破局,且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和突如其来。只是破局之后,专制性质往往不变,即使打着民主的旗号,当新上台者继承了科技专制的手段,获得了以少制多的能力,也会换汤不换药地重蹈专制。缺少科技要素的传统民主——普选、多党竞争、自由言论等,没有能力对付科技专制,却很容易被科技专制所操控。

专制从内部破局的另一种可能,是分裂为多个相互争斗的专制集团,那往往会同时伴随暴民四起,造成社会动荡,无法控制的灾难接踵而来,最终滑向崩溃。我未在《大典》描写那种前景,是因为我在《黄祸》中已经写得够多。展望《大典》之后会发生什么,《黄祸》至今仍是我认为最可能成真的前景。

《大典》写了科技专制无法从外部破局,从内部破局又落入新瓶装旧酒,那么争取民主的方向在哪里?如果从外部不能破局,处于外部的我们还能做什么?这当然不能简单回答。我只说一个方面——当专制与科技结合,追求民主也须与科技结合。当专制日新月异地更新,故步自封的民主不可能与之抗衡,只有科技民主才能最终战胜科技专制。

民主自打超过部落规模就离不开操作的技术。民主的最大难点在规模。民主技术始终围绕解决这个难点。竞选、表决、代议制等都是此种技术。科技时代以前的民主技术只是对规模进行简化,如采用「是」或「否」的两极表决,或由当选人替代民众参政掌权。而弊病也出在这种简化。尤其当社会规模日益庞大,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千头万绪搅为一体,传统民主技术的弊病更为突出,也更易沦为科技专制的玩物。

真正的民主必须让每个人表达完整意志,能够充分协商,并让每个人的意志都加入决策。以往理论皆断言大规模社会不可能做到,只能用简化方式。然而到了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这样的断言不再成立。专制能用科技实现以少制多,为何民主不能用科技实现以多制少?毕竟多比少更有力量,以多制少应该胜过以少制多。政府能用大数据实施专制,为什么民众不能用大数据产生民主?毕竟大数据的源泉在民不在官,凭什么只能被专制所用而不能用于民主?

对科技民主的探索正是我们现在该做的和能做的,而且只能在专制机器的外部做。让科技民主不断生长,逐步取代科技专制,无疑是大工程。作为起步,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科技民主?需要从哪里做起?应该如何着手?以我的尝试举例——我多年思考构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递进自组织方法,我称为「递进民主」(见《递进民主》,大块文化二〇〇六年出版)。

我将这种方法用于互联网,得到美国专利及商标局(USPTO)授权的两个专利——《网络共同体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 COMMUNITY SYSTEM 专利号 US 9,223,887)和《电子信息筛选系统》(ELECTRONIC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专利号 US 9,171,094),并基于专利的思路,设想了从信息整合到业主自治到合作消费等诸多项目,皆是在解决规模困境基础上生成的市场功能和商业产品。对那些项目的开发不需要考虑民主,只从商业和市场出发,我相信只要采用相应的科技,便会带来相应的民主。科技民主是最有可能被市场力量驱动而突破的。今天的信息技术提供了科技基础,互联网提供了广阔空间,数字文明的演进则提供无穷机遇,这将是民主彻底战胜专制的战场,同时也会产生商业上的网络新王者。

科技民主不是仅仅在传统民主结构中增加科技手段,而是要在科技手段之上建立新的民主结构。新的民主结构一定有对世界新的认识,改变世界的操作体系也需要重新诠释世界的理论支撑。我于二〇一六年出版的《权民一体论——递进自组织》(大块文化出版)便是讨论规模的困境和传统民主的缺失,论证递进自组织何以正当,何以可操,何以能解决难题,从问题继而谈到主义。我甚至用这个理论及专利的思路勾画过「建立民间力量的网络共和国」,虽是纸上谈兵,却可说明如何实践科技民主,也相信有助于台湾社会形成第三力量,突破蓝绿分裂,实现社会共识。今后我会在这方面继续探索,并愿意为任何尝试提供协助。我将「建立民间力量的网络共和国」与我的两份美国专利放到以下网址:http://smarturl.it/1111R084。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下载。如需与我联系,请电邮:[email protected]

野兽爱智慧

王力雄:“天网”之下,还有革命的可能吗?

罗四鸰

2018年1月31日

在一个依靠“天网”等高科技手段建立起严密监控系统的国家,革命是否还有可能?中国作家王力雄试图用新作《大典》来回答这个问题:小说的背景与当下中国非常相似,整个国家利用鞋子里的跟踪系统对所有的人进行了监控。然而,一个想自保的官僚、一个有野心的商人、一个边疆小警察、一个政治上白痴的技术人员,便让这样一个严密的科技极权体制土崩瓦解。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小说家,王力雄一直将自己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思考写进小说中。1991年,他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说《黄祸》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该小说以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的中国为故事的开端,描绘了不久之后的中国将陷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与生态等等危机,最后导致大崩溃,中国人大规模向外逃难,形成“黄祸”。26年后,他从当下中国现实出发,再次用小说勾勒出自己对当下中国政治的新思考。

王力雄,中国独立作家、民间环保人士和民族问题专家。1976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1980年脱离体制,独立写作。1994年,王力雄与与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等人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此后策划和亲自参与数个长期项目(2003年,因政府方面的命令,时任自然之友理事的王力雄被该机构除名)。1995年至1998年,在十次深入西自治区藏和各省藏区后,写作《天葬:西藏的命运》;此后四次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见面交流,2002年出版《与达赖喇嘛》对话。1999年,王力雄开始调查和研究新疆问题。同年1月底,被新疆安全厅以涉嫌窃取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关押42天后释放。王力雄以此经历写成《新疆追记》一文,在网上公开发表。2007年,在台湾出版《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此外,王力雄还出版有《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006年)等政治著作。2004年与藏族女作家唯色结婚,现定居于北京。

2017年12月,王力雄最新政治寓言小说《大典》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近日,王力雄在北京家中通过Skype和邮件接受了采访。

问:《大典》大概写于什么时候?是一个政治寓言小说还是政治预言小说?

答:我大概在2015年底有了这个想法,16年开始写的,写了将近两年。这部小说我当成它(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不是在对未来做一个算命式的预言,而是讲一个故事,借助故事表达一些想法。当然,我的故事不像《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那种神话,故事的开端有意让读者感觉如同是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在这种现实基础上一步一步推演后面的想象。

问:你想表达什么观点?

答:我想表达的东西有很多方面,但说起来又很简单。人们通常会认为当下由科技支撑的极权统治,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异己都没有生长空间。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极权统治便没有了变化的可能,从此只能按照极权的逻辑发展?我认为不会的,有时极权体制内的一个很个别的环节,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坍。

问:可是我看完小说觉得悲观,而且我觉得你的小说也悲观。一个小环节导致整体的崩坍,这似乎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情。你自己相信这种可能性吗?

答:概率其实并不小。看这几年中国的政坛,从周永康到令计划,到郭伯雄和孙政才,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政变活动,但我相信是在进行权力斗争,是要打破既定秩序,重新洗牌。一个极权体制在这么短的时间出现了这么多的内部斗争,怎么能说概率很小呢,相当大啊!那些看似偶然的事实际上也是必然。当然具体如何发生不会跟我在小说里写的一样,但类似的可能遍布极权机器内部。极权机器的零件、节点,都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按照自身的利益行事。虽然他们不过是细小的零件,但是对于依靠科技支撑的大型权力机器,哪怕在很小的节点发生变化,也会发生很大作用,甚至导致根本的变化。所以我相信有这种可能。

问: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当下的中国,很多事情和细节似曾相识。你是在试图对当下现实做出判断吗?

答:小说是从现实取材,我希望至少开端部分像现实主义小说,用大家都熟悉的元素来结构和推演。我不希望被认为是在写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而是让人感觉面对的就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然后去思考当下这个靠科技支撑的极权——我称为科技极权——会不会地久天长呢?

科技极权以前的时代还存在革命的可能性。比如毛泽东当年找一个井冈山,就可以置身政权控制之外发展壮大;不行了再跑到陕北建一个根据地。现在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了。仅一个货币电子化、数据化,就决定了不可能做任何有规模的组织活动,从筹款到购买了什么物资到给了什么人钱都会被详细记录,然后由各种算法从中发现异常去进一步审查,铲除于萌芽。所以在这个时代,想从权力机器之外去推动革命,用造反起义的方式革命,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问:在您看来,如今不太可能有机会革命了吗?

答:当局现在的做法是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别说革命了,连不稳定都不行,甚至是只要它认为会萌芽都要铲除。像在新疆实行的“露头便打”,后来变成“不露头也要打”,再后来又提升为“要追着打”。这种“不露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由他自己去判断了。这就很可怕了!而且还要追着打,置于死地。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管控下,不可能形成权力体制外其他力量,除了最大的组织——政权,其他的都是散沙,不可能有任何抗衡。

在这种情况下,变化还有什么可能呢?在我看来,在阿拉伯世界、在东欧,他们的社会还有其他很多力量,比如说宗教的力量、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外国势力的力量等等,他们会起到一些组织作用,能够让民众在同一时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并坚持下去,导致政府垮台。但在中国很难。这让人感到迷茫。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想用小说去设想一下,可能性有没有,在哪里?我的目光投向了政权内部,我认为变化会从政权内部发生。

问:小说中导致极权统治从内部崩溃的官僚老叔让我想起了郭文贵,郭文贵有没有可能是你所说的那种引发内部发生革命的小节点?

答:郭文贵也许更像老叔的线人赵归,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点端倪。郭的爆料很可能大部分是假的,听的人却大都相信,原因正在于郭是政权内部人。他只用了网络科技中最简单的社交媒体,便能以一人抵一国。原本国人还把党与腐败分开——不是党坏,只是腐败者坏,党是反腐的。郭却告诉人们,反腐的最高领导者是最大盗国贼,所有反腐都是权斗和争利,让真刀实枪惩治了千万贪官的习王反腐几天功夫就被踩进粪坑。传统手段要达到同样效果,须经月积年累地编造谎言,封锁真相,篡改历史,抹除记忆才能做到,在互联网时代却只需一人之口和微乎其微的成本,便使人们把中共与腐败视为一体,彻底丧失了信任。这种后果不一定立刻显示,但一定是深远的。

问:您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说《黄祸》1991年出版,时隔26年后,你出版另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大典》。你认为《黄祸》中的描写还适合当下的中国吗?

答:《黄祸》是1988年开始写,观察完“89天安门运动”后接着写,1991年出版。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我一直认为《黄祸》是一种可能,直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同时我也有另一种乐观的期待,就是我前几年一直在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转世》——《黄祸》的姊妹篇,已经写完初稿,大约五十万字。《黄祸》写中国怎么被危机毁灭,《转世》则是写中国怎么走出危机。

我从2005年开始构思《转世》,2010年正式写作,2014年停了下来。因为现实的变化脱离了已写的小说开端,便如房子盖好后发现房基错位一样不能交工。在停下来观察的阶段,我一直在想如何破局的问题,《大典》所写的的是一种破局方式。然而《大典》只是中间阶段,破局之后的中国还有两种未来——不是《转世》,就是《黄祸》。到此是《转世》还是《黄祸》,仍是未定之数。

问:这26年,你觉得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总体上这26年走向民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当然也要分角度,政治是比以前收紧,甚至不如八十年代;但社会自由化的程度还是提高很多。现在当局在试图收紧社会自由,我认为是退不回去的。这26年社会一步一步的自由化没有断过。不是当局有意识开放的,而是随着市场经济、民众意识的发展形成的,是因为政府要卸包袱,从一切都管的全能时代到让人们自己管自己,社会空间必然扩大,社会观念也随着开放跟随世界潮流。

问:社会空间的扩大与科技的发展也分不开。你怎么看科技这把双刃剑?

答:眼下看,科技更有利于极权。例如民众可以用互联网沟通信息,但极权有各种监控和封杀。权力集团掌握最强大的设备和最先进的科技,以及人员、经费,可以用大数据、天网监控等把社会看得死死。未来如何突破这种科技极权呢?《大典》里的老叔可以利用科技从内部颠覆权力集团,却不会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总体上还是换汤不换药。即便转型为代议制民主,当权者在新的科技手段帮助下也能通过煽动民粹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或是调动消费主义贪婪和狂热,变成俄罗斯的普京或美国的川普。当今世界诸多的民主倒退,其实都是在代议制中操控民众、煽动情绪的结果,是一种新的专制形式。所以未来的希望不能寄托于他们,而是取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否用科技对抗科技极权,用新的科技手段组织起来,形成科技民主,这是战胜科技极权的唯一出路。

758 我们的命运也会像那辆大巴,驾向坠落的黑夜

野兽爱智慧

新新世界

“我们也在那辆大巴上”:贵阳大巴事故后中国民众的愤怒与绝望

袁莉

2022年9月22日

上周日,一辆转运隔离人员的大巴车发生车祸,导致至少27人死亡后,中国公众在网上针对政府严厉的防疫政策进行了广泛抗议。

这是一个共同悲伤和愤怒的时刻,伴随着沉重的羞耻、内疚和绝望。经历了近三年的不断封控、大规模检测和集中隔离后,人们想知道他们怎么能赋予政府剥夺自己尊严、生计、心理健康甚至生命的权力;为什么无法保护亲人免受“新冠清零”专政之害;以及,这种疯狂还会持续多久。


人们引用了德国诗人兼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940年发表的一首诗。

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

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

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篇旧文,标题是《恶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无条件的服从》。

他们扪心自问:“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上那辆大巴车?”

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就会成为被迫坐上那辆大巴的27个人。那辆大巴本身就是他们在“新冠清零”政策下集体归宿的象征:全国14亿人正在走向一个未知的目的地。他们觉得,随着政府残酷地坚持清零政策,自己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尽管病毒的毒性已经大为减弱,而且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急着要宣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结束。

“我们也在那辆大巴上”是事故发生后最常见的评论之一。

地方政府称,那辆大巴上周日凌晨发生侧翻时,正在将47人从西南城市贵阳转运到外地。车上除27人死亡外,还有20人受伤。

贵州省会贵阳市的政府没有公布遇难者的身份信息,只说他们是居住在同一个城区的“涉疫人员”。这可能是指他们来自发现了确诊病例的城区,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感染了病毒。据受人尊敬的新闻媒体《财新》报道,车上大多数人都是同一个小区的居民。

自从本月早些时候累计通报了几百例确诊病例后,贵阳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处于封控状态。当地一名官员曾在上周六说,贵阳市内的集中隔离设施已满员,该市已将7000多人转运到贵州省其他地方集中隔离。另有3000人正在转运过程中。他承认人们对长途转运存在不满。

愤怒的社交媒体用户批评贵阳市政府,它曾在上周五提出在几天内实现清零目标。人们对集中隔离、深夜转运以及防疫政策其他方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贵阳市已在周一解除了多个城区的封控。

“如果是一场正常的交通事故,大家不会如此愤怒,”一名商人在他自己的中国社交媒体时间线上写道。“大家的愤怒,不仅仅是因为一场车祸,而是这场车祸背后荒唐的折腾。劳民伤财、耗费国力、折腾国民、无休无止。”

车祸的悲剧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公众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反省。一些人承认,他们对自己没能站出来抵制“清零”政策感到羞耻。

“最难过的不是我们在经历无谓的死亡,而是我们活得卑微、顺从、扭曲,也死得卑微、顺从、扭曲。”一名笔名叫来福的作家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没有在捍卫任何珍贵的东西,死是惨死,活是苟活。”

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显示,几个年幼的孩子穿着大人尺寸的防护服,在上车前被喷洒了消毒剂。“孩子,记住,”视频结尾处的字幕写道,“将来,路过我们这代人的坟前不要吐口水,直接撒尿!”

这可能是自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在2020年2月死去的那个晚上以来最强烈的情感流露。但人们并没有像那天晚上那样,在网上转发音乐剧《悲惨世界》里《你可听见人们在呐喊》这首歌的视频,因为他们早就知道,统治他们的人不会理睬他们。他们没有提中国宪法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因为政府早在疫情暴发前就严厉压制了言论自由。

悲伤、愤怒和绝望也许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将于下月召开之前最不想看到的情绪,预计他将在那次大会上打破常规,获得领导人的第三个任期。这种情绪让人们对需要全国人民参与、让社会和经济陷入混乱的“清零”政策产生了怀疑。

高层官员说,该政策保护了老年人和弱势群体。他们声称“清零”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优于自由民主国家,他们说自由民主国家让许多公民死于新冠病毒疾病。随着二十大临近,政府加大了对逃避大规模检测或不遵守其他疫情防控措施的惩罚力度。

“疫情,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套用法国大革命中关于自由的名言写道。

曾任江西一所重点大学——南昌大学党委书记的郑克强在微博上转发一个关于此次车祸的帖子时,对清零政策提出了质疑。他写道,在贵阳发生的事情可能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的想法,“真的可怕”。

政府已在审查和淡化人们对这场悲剧的反应。微博上至少有两个与车祸有关的话题标签都不在该平台的热门话题列表中,尽管这两个话题都有约10亿的点击量。相关的文章、帖子和评论都已被删除。人们反映,由于分享或发布有关大巴侧翻或“清零”政策的信息,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被暂停或删除。许多社交媒体平台只允许蜡烛表情符和“安息”字样的评论存在。

“别说什么逝者安息了,”一位微博用户写道。“他们安息得了吗?”

财新杂志高级编辑高昱在得知车祸消息后,猛烈抨击了“清零”政策。他曾带领财新记者团队对2020年初的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做了一系列深度报道。

“因为极极少数人可能感染新冠而去世,就硬拉上13亿中国人一起陪绑,”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到现在全世界都宣布新冠疫情结束了,这泱泱大国还会因为一个人而整楼的人被拉走集中隔离,整座城市被迫主动静默,整个国家的人常态化捅嗓子眼。”

“该醒醒了!是恢复正常了!”他在自己长贴的结尾处写道。“坚决反对全民核酸!坚决反对清零防疫!”

高昱的微信账号已被删除。

车祸发生那天正好是“九一八事变”91周年纪念日,那是日本制造借口发动侵华战争的日子。这个日子在中国称为国耻日。一些城市鸣笛纪念,许多名人在微博上发了写着“勿忘国耻!”口号的帖子。

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写道,那27人的死亡为这个日子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国耻!”一家杂志的前主编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写道,“不仅是耻于遭他人欺辱,更是耻于我们的不抵抗。”

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害怕这种病毒,可能仍然支持“清零”政策,尽管清零的代价影响着每个人:隔几天就需要采拭子做核酸的不便,所有公共场所都需要展示健康码的沮丧,失去收入和工作,现在还可能失去生命。

“清零”闹剧已经剥夺了中国人的生命、尊严和正常的生活方式,一名科技文章的作者在朋友圈写道。但人们没有办法避开这个政策,他们没有多少能力,也不会改变现状。

“这场以生命、尊严、正常生活为代价的惊天闹剧,但明天人们就会装作无事发生,”她写道,“逼着自己去努力生活,并祈祷下次不是自己登上那辆车。”

749 直面真实的世界,做一个善良而有棱角的人|劳东燕

野兽爱智慧

在大陆,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人问:“今年是哪年来着?”答者曰:“新冠三年”,另有人接下去说:“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苦笑之后只能承认,到今天已有三年,世界这个角落的我们,很多人困在自己的城市、社区、甚至公寓,寸步难行。而随着地缘政治不断恶化,信息审查和信息茧房越来越强,我们的信息也都在原子化,故而也有人在防火墙内真诚发问:“怎么现在都看不到国外疫情的信息了?外国人还好吗?”

非但外国的事情一概不知,在新闻媒体大片坍塌,大数据与算法监控强势崛起的今天,连墙内的很多事都要口口相传了。因为工作原因,过去三年我没能躺平,辗转于好几个城市,不断进出隔离,算是有疫情年间的沉浸体验。除了亲身经历各种离奇操作外,由于天生话痨,我又从几位出租车、防疫车司机上听来一肚子故事,也算是这年代的聊斋志异吧。

防疫车 上海

2021年11月尾,我结束在徐家汇一个酒店内的14天隔离。那时,上海可能是中国大陆经济最好的地方,街上大小店铺都开着,人潮不减,骑摩托车和电单车的美团闪送雇员在马路上风驰电掣。感染新冠的人是极少数,只要围追堵截,他们就很难祸害整个上海。严防死守之下,我这种从香港高风险地区来的人就格外烦人,好在+7酒店很多——+7酒店专为强制隔离结束后没地方去的人设置,解决了我们过街老鼠的尴尬处境。酒店前台说,酒店既得到上海政府补助,也从房客手里拿钱,算是不错的买卖。

好景不长,+7的第三天,我和好友在黄浦江边散步时,忽然接到一个私人手机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机械地问:“你是xxx吗?你的证件号码是xxxxxx吗?”因为我一入境大陆就不停收到公安发来的短信,说要小心电子诈骗,于是戒心高驻:“请问您是哪位?”

那边回答:“你不需要知道我个人是谁,我代表徐汇疾控。现在通知你,前天你在淮海路xx餐厅晚饭,同一时间餐厅里有患者,因此你是密切接触者,请你马上回到你住的酒店,收拾好必需品。稍后会有防疫车来接你到指定地点隔离。”

对方显然很忙,说完就挂了。我和朋友解释一通,他安慰我几句,又半开玩笑:“如果他们问你,别说你见过我,更别说我们还一起吃饭散步。”我回到酒店,过了两个多小时,另一个手机号码打过来:“你是xx吗?我是防疫车司机,过半小时到你酒店附近地路口,你赶快下来等我。”

我按时提着箱子到了路口,十分钟后,一辆灰扑扑的面包车停在眼前,司机探出头:“快上车,这里不能停车。”那时上海马路上没人带口罩,但这位司机全副武装,身上是带蓝线的大白防护服,嘴上是N95口罩,头上还有防疫眼罩。

司机是河北人,2018年来上海务工,受雇于一家中型旅行社,主要跟江浙沪周末游的旅行团。他回忆这份工作收入很好,尤其和在老家跑长途货运相比,又轻松又好玩。2021年,上海市政府征用这家旅行社的旅行中巴做防疫车,专门运送阳性患者、密切接触者和次级密切接触者到指定隔离地点,顺便也征用了他。接我那天,他开防疫车已经两年了。

“上海有这么多人感染吗?我怎么都没在新闻里看到?”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又不看新闻。反正我每天都要跑好几趟。得亏有这个工作,那几个以前和我们抢生意的旅行社都倒闭了,还是铁饭碗好啊。”

其实他是合约工人,说不上铁饭碗,但他显然已经满足了。我是这晚他要接的第一个人,第二位也在徐汇,司机把车停在某私家小区门口,拿起手机,语气温柔:“我求求你了,你下来吧。唉,这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疾控命令我办事,我只是个跑腿的。”电话那边是个情绪激动的女人,声音细尖还带哭腔。司机挂了电话,又打给上级求救:“好说歹说不下来,你看咋办嘛?”领导说了好久,司机终于放松:“好,那太好了,我在这等着。”

原来,第二个人是位孕妇,她拒绝一个人隔离,害怕出现孕期意外事故。疾控、司机打电话给她都没用,还把门锁了,死也不出来。司机把车钥匙拔出来,熄掉引擎,摘下口罩,点了根烟,笑着说:“她不来我也没办法,她磨蹭磨蹭也好,我还能休息下,跑了一天了。你别急,我们领导给街道、给她公司打电话了,一会她肯定就来了。”

我一点不急,借机会问他有没有看到拒绝成功的案例,他摇头:“怎么可能呢,大局为重啊。国家让你隔离你还能说不?上次拉了个孕妇,都快要生了,还不是去了。据说后来直接从隔离酒店去了医院,生完继续隔离,一条龙服务,母子平安,不是挺好的吗?现在进医院哪有床位给你啊。上海人就是矫情。”

我们等了半个小时,最后来了两个中年人,一男一女,是这个小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两人都拉长脸抱怨:“门真的锁了,进不去,怎么敲门都没有用。”司机见怪不怪,但还是接了话头:“那现在怎么办,我还有两个人要接呢?不然,你们先看着?我把其他人送到,或者我再来一次,或者疾控再调车过来。”居委会来的男人点头,“也只好这样了,妈的,今天又耗在这里了。”

车开动,把两个丧气的中年人留在身后。下一站是附近一个老小区,一次上来四个人。疾控只通知了一个老奶奶上车,她是次密接。但她刚刚做完手臂手术,右手打着石膏,无法独立照料自己。同行的有两个街道人员和一个生气的老爷爷,老爷爷从坐下开始就用上海话飙各种脏话。他是个老宅男,从来不愿意出门,但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叔叔,硬是说服他“自愿隔离”,和老伴住在一起,照顾独臂奶奶。车开动前,街道的人又是鞠躬又是感谢,“还是老年人顾全大局啊”,方才下车,又目送我们启动上路,好像害怕这老夫妇中途跳车一般。

老奶奶还很兴奋,和司机打听说:“街道说我们要去XX宾馆隔离,是不是真的呀?”司机不置可否地笑笑:“你去了就知道。”老奶奶转过来对我说:“我退休以前就是XX宾馆的职工,街道说我们家有人自愿隔离,要表彰我们,给住最好的套房。那个套房真的可好了,要是自己付钱,我可不愿意。”她退休有些年头,不久前入读老年大学,学些闲情逸致的技能陶冶情操,但不巧同学中最近有人查出来是阳性,一整班老年大学生都要隔离。她的老伴听到这里,气到不行:“有毛病啊,现在疫情这么紧张,天天要出门。我两年了,除了买菜哪里也不去,你看有人找我吗?”

我们最后真的去了那家宾馆,但不知道老年夫妇有没有住到豪华套房。三天后的早上六点,酒店通知我立刻退房,新的人又要来了,不要挤兑公共资源。几天之后,我居住的+7酒店又被全面封锁——因为有个房客的阳性朋友前来探访。而我因为回酒店太晚没有参与集体核酸成了薛定谔的感染者,被赶到医院急症室检测,顺带连累了一整个急诊医院的医生病人。

从上海离开是今年一月,很快江河日下。我从无法相信上海会遭遇那样的厄运,到现在已经习惯听到上海朋友或回乡或移民的音讯。早上看到贵阳防疫车的惨案,忍不住和上海的朋友发信息说:“我也坐过防疫车,只是我是故事分支里Happy Ending的那个。”

他秒回:“不,我们都还在车上,这才是最可怕的。”

滴滴 成都

去年五月我还去了次成都,忙完手上一些事情,朋友说,你好多年来没来四川了,不如今天放个假,去市中心耍耍吧。我兴致勃勃从地铁站出来,却被保安挡在商场门外。我的健康码是北京给的,还没有同步到成都。刚下好的成都健康码里,打开看是一片红色。 我赶快关掉这个app,小心往四面看看,生怕被人发现我是个祸害。

五月的成都,市中心都是年轻人,不用进商场也到处都有街边小吃,我本想着“自有留爷处”。但很快我发现,商场确实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功能,空调可以降温。不过半小时,我就已经大汗淋漓,只好叫个滴滴打车,原路回酒店躺平。

滴滴司机是个年轻的小胖子,他的汗珠比我还大还多,但是车里没有开空调。前后车窗倒是都摇下来,但是风很热,根本坐不住。“麻烦你开下空调好吗?”我终于忍不住。

小胖子叹口气,顺着我的意思关窗开空调:“好嘛。唉,你这个空调一开,我的心都疼死了。”

这是小胖第二天跑车,他是四川巴中人,之前做建筑工人到处跑。2021年不少工地都还开着,但是为了陪新婚的老婆,他决定回成都和老婆租房一起打工。最近几个打麻将的朋友都在开滴滴,跟他说生意不错,鼓动他也开。他在网上选车的时候,不小心选了一辆很费油的汽车。第一天跑完剩下,发现加上油钱基本没赚多少。于是,第二天他决定不开空调,能省一点是一点。

我听了这番话有点惭愧,但实在太热,于是提出给他加钱。他不好意思了:“姐,不用,其实我也想开空调你知道吧。只是,这个月哦,我真的被我老婆气死了,她一不小心又被人骗了好多钱,最后不是还得我还吗?”

小胖去年21岁,但已经出来打工五六年了。他的父母在老家给他谈好了婚事,是本地的姑娘,初中毕业后一直呆在村子里。两年前两人结婚,但妻子不愿意去工地,仍然留在家。两人虽然经常用手机沟通,但小胖说觉得妻子天天看快手、看小红书,怕她学坏。最后毅然决然从叔叔做包工头的工地跑回来,把妻子接到成都,两人租了房子,分别出去找工作。

可是城市套路深,小胖的妻子来了没多久,连连受骗。“上次有人在街上看到她,和她说她长得漂亮,可以去当淘宝模特。结果模特没当上,培训费、照片费加在一起给骗了快两万块钱。最近好不容易我表哥给她找了个美容院上班,结果美容院老板娘天天说我老婆太土了,脸太大了,皮肤不好,最后工资还没有领到,我老婆先买了几个美容院套餐,几万块钱哦,老板娘说以后从她薪水里慢慢扣。可是气死我了。”

我想起以前在网上看到有人分享电子书叫《农村人进城防骗指南》,城里人常常觉得农村人不老实、爱骗人,原来农村人在城里才是防不胜防。小胖心肠软,他看我表情紧张,还安慰我:“其实我不怪她,她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嘛,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赚钱,只是方法不对。没关系,我多跑跑车就好,而且现在在成都,离家很近,哪里都没有我们四川好哦,你不要担心我啊姐。”

又转移话题:“姐,你是哪里人,我听你口音听不出来。”

我实话实说:“新疆人。”

小胖听了很激动,还转头看看我:“真的吗?那你汉语说得很好。我前年就在新疆打工,你们那地方好大啊,但是太干了,而且我说了你别生气,跟我们四川比,新疆真是太无聊了,每天就是干活睡觉。”

我好奇:“你在哪打工啊?乌鲁木齐吗?乌鲁木齐还是有些好玩的东西的。”

小胖说:“不是,是在南疆,有个地方叫喀什,你知道吗?好多人都没听说过的,我叔叔在那边工地上当包工头,我就跟着去了。”

我的心揪起来:“你们是建什么楼?”

他说:“建学校,建监狱。”

我的心沉下去,这几年总有人问我英文媒体说的是不是真的。其实我很多年没有回家,就算回家,我们城市汉族社群其实离这些很远。疫情年代,人脸识别,小区监控,谁也不会乱跑。我又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呢?但在这个素不相识的小哥的出租车上,真相就这样朴素地跳入耳朵里。他没有什么理由骗我。他很可能甚至不知道这是个不能说地秘密。这只是他漫长务工生涯中无聊的一段……

他还在继续:“但是我在喀什遇到那些新疆人都不怎么说汉话,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工地上的人和他们就干架,但是警察都是帮我们的,警察一来他们就跑了。”

到酒店门口,我从钱包掏出人民币找了十五块给他,车费已经从手机里扣了。他没有推却:“这个钱我收了,我今天也享受一下,等下客人上车我继续开空调。姐,一路顺风啊。”

上海 美团打车

还是在上海,我和几个艺术家朋友赶时间,从市郊打美团的出租车去杨浦。车驶过黄浦区几家奢侈品店,一位朋友感叹自己不如工薪阶层的收入高,怕是永远也买不上奢侈品。另一位朋友说,奢侈品本来就是给中高阶层消费者准备的,轮不到艺术家觊觎。司机听着对话一个劲冷笑,我坐在副驾座看着他嘴角一撇一撇,问:“你是不同意他们说的话吗?”

他用一只手把方向盘前面的储物夹层打开,扔出几个购物小票说:“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奢侈品,这都是最近我给我老婆买的,古驰的包,芬迪的包。这有什么买不起的,我也不是什么中上层人,我想买就买。”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车钥匙,甩在前面的台上:“这个认识吗?宝马五系最新款,比你们女人的包包值钱吧。”

后座的艺术家兴趣来了,马上伏低做小:“大哥你好厉害啊,你开网约车是来体验生活的吧。”

司机可能等到了他想要的尊重,终于打开话匣子:“我开网约车是为了让自己忙一点,不要去赌博,倾家荡产。钱,老子有的是,可惜没时间花。”

十几年前,这个司机从河南乡镇去西藏当兵。所在连队的一个老乡本来是连长,但中途退伍,不久后就开着一辆宝马来部队探望老兄弟。司机很好奇怎么这么快连长就发迹,于是请连长喝酒,连长说此次是来招工的,退伍后连长和一家军工厂签了劳务合同,工资很高,工时很短,还能包编制户口。司机听了马上决定要跟着前辈走,从西藏来到江南。做了不久才发现,这是个卖命的活。他的工作我听得一知半解,大概和安装机械有关,但工作环境有核辐射,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伤害。

“可是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这么多钱,这么好赚,而且身体已经废了。那就继续干吧,现在我才三十多,就可以内退了,还能拿点补助。你说我老婆跟了我,买个包算什么?和我一同去的人已经死了几个了,我那个连长早死了,我算着我也就三五年的命,现在身体都是病,和我结婚不就是倒霉吗?所以她想买什么,买!”

说下去,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出生就有一系列先天性疾病,长到两三岁才发现有严重的自闭症。他的妻子刚刚自考研究生毕业,“不为别的,就让她享受一下你们这些大学生的日子,我也不用她找工作养活家庭,钱多的是。”目前,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着女儿转,在各地找能够救治和教育自闭儿的场所。后座一个艺术家一直和相关机构合作,热心给他介绍了几个。

司机一边听,一边记。另一个艺术家问他:“要是你现在能回去当年在西藏当兵的时候,你还会签约吗,你恨你的老乡连长吗?”

司机不为所动:“我,可能还是会签的,我们这种人其实怎么活都是卖命,我现在还卖的多一点。恨连长?恨有个屁用,他死都死了,我也没几天活。有时间恨他,倒不如找个和我当年一样傻的兵伢子,让他也签约到我们那上班去,我还能赚笔介绍费呢。”

车入杨浦,我们到了目的地,下车是一家985大学的侧门,学生们正在沿路的小吃摊闲逛。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刚坐的车也是宝马,3系。

一个艺术家说:“宝马毁一生啊”

野兽爱智慧

搭车记:大陆疫情三年志异

“不,我们都还在车上,这才是最可怕的。”

杨改之

2022-09-19

在大陆,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人问:“今年是哪年来着?”答者曰:“新冠三年”,另有人接下去说:“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苦笑之后只能承认,到今天已有三年,世界这个角落的我们,很多人困在自己的城市、社区、甚至公寓,寸步难行。而随着地缘政治不断恶化,信息审查和信息茧房越来越强,我们的信息也都在原子化,故而也有人在防火墙内真诚发问:“怎么现在都看不到国外疫情的信息了?外国人还好吗?”

非但外国的事情一概不知,在新闻媒体大片坍塌,大数据与算法监控强势崛起的今天,连墙内的很多事都要口口相传了。因为工作原因,过去三年我没能躺平,辗转于好几个城市,不断进出隔离,算是有疫情年间的沉浸体验。除了亲身经历各种离奇操作外,由于天生话痨,我又从几位出租车、防疫车司机上听来一肚子故事,也算是这年代的聊斋志异吧。

防疫车 上海

2021年11月尾,我结束在徐家汇一个酒店内的14天隔离。那时,上海可能是中国大陆经济最好的地方,街上大小店铺都开着,人潮不减,骑摩托车和电单车的美团闪送雇员在马路上风驰电掣。感染新冠的人是极少数,只要围追堵截,他们就很难祸害整个上海。严防死守之下,我这种从香港高风险地区来的人就格外烦人,好在+7酒店很多——+7酒店专为强制隔离结束后没地方去的人设置,解决了我们过街老鼠的尴尬处境。酒店前台说,酒店既得到上海政府补助,也从房客手里拿钱,算是不错的买卖。

好景不长,+7的第三天,我和好友在黄浦江边散步时,忽然接到一个私人手机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机械地问:“你是xxx吗?你的证件号码是xxxxxx吗?”因为我一入境大陆就不停收到公安发来的短信,说要小心电子诈骗,于是戒心高驻:“请问您是哪位?”

那边回答:“你不需要知道我个人是谁,我代表徐汇疾控。现在通知你,前天你在淮海路xx餐厅晚饭,同一时间餐厅里有患者,因此你是密切接触者,请你马上回到你住的酒店,收拾好必需品。稍后会有防疫车来接你到指定地点隔离。”

对方显然很忙,说完就挂了。我和朋友解释一通,他安慰我几句,又半开玩笑:“如果他们问你,别说你见过我,更别说我们还一起吃饭散步。”我回到酒店,过了两个多小时,另一个手机号码打过来:“你是xx吗?我是防疫车司机,过半小时到你酒店附近地路口,你赶快下来等我。”

我按时提着箱子到了路口,十分钟后,一辆灰扑扑的面包车停在眼前,司机探出头:“快上车,这里不能停车。”那时上海马路上没人带口罩,但这位司机全副武装,身上是带蓝线的大白防护服,嘴上是N95口罩,头上还有防疫眼罩。

司机是河北人,2018年来上海务工,受雇于一家中型旅行社,主要跟江浙沪周末游的旅行团。他回忆这份工作收入很好,尤其和在老家跑长途货运相比,又轻松又好玩。2021年,上海市政府征用这家旅行社的旅行中巴做防疫车,专门运送阳性患者、密切接触者和次级密切接触者到指定隔离地点,顺便也征用了他。接我那天,他开防疫车已经两年了。

“上海有这么多人感染吗?我怎么都没在新闻里看到?”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又不看新闻。反正我每天都要跑好几趟。得亏有这个工作,那几个以前和我们抢生意的旅行社都倒闭了,还是铁饭碗好啊。”

其实他是合约工人,说不上铁饭碗,但他显然已经满足了。我是这晚他要接的第一个人,第二位也在徐汇,司机把车停在某私家小区门口,拿起手机,语气温柔:“我求求你了,你下来吧。唉,这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疾控命令我办事,我只是个跑腿的。”电话那边是个情绪激动的女人,声音细尖还带哭腔。司机挂了电话,又打给上级求救:“好说歹说不下来,你看咋办嘛?”领导说了好久,司机终于放松:“好,那太好了,我在这等着。”

原来,第二个人是位孕妇,她拒绝一个人隔离,害怕出现孕期意外事故。疾控、司机打电话给她都没用,还把门锁了,死也不出来。司机把车钥匙拔出来,熄掉引擎,摘下口罩,点了根烟,笑着说:“她不来我也没办法,她磨蹭磨蹭也好,我还能休息下,跑了一天了。你别急,我们领导给街道、给她公司打电话了,一会她肯定就来了。”

我一点不急,借机会问他有没有看到拒绝成功的案例,他摇头:“怎么可能呢,大局为重啊。国家让你隔离你还能说不?上次拉了个孕妇,都快要生了,还不是去了。据说后来直接从隔离酒店去了医院,生完继续隔离,一条龙服务,母子平安,不是挺好的吗?现在进医院哪有床位给你啊。上海人就是矫情。”

我们等了半个小时,最后来了两个中年人,一男一女,是这个小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两人都拉长脸抱怨:“门真的锁了,进不去,怎么敲门都没有用。”司机见怪不怪,但还是接了话头:“那现在怎么办,我还有两个人要接呢?不然,你们先看着?我把其他人送到,或者我再来一次,或者疾控再调车过来。”居委会来的男人点头,“也只好这样了,妈的,今天又耗在这里了。”

车开动,把两个丧气的中年人留在身后。下一站是附近一个老小区,一次上来四个人。疾控只通知了一个老奶奶上车,她是次密接。但她刚刚做完手臂手术,右手打着石膏,无法独立照料自己。同行的有两个街道人员和一个生气的老爷爷,老爷爷从坐下开始就用上海话飙各种脏话。他是个老宅男,从来不愿意出门,但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叔叔,硬是说服他“自愿隔离”,和老伴住在一起,照顾独臂奶奶。车开动前,街道的人又是鞠躬又是感谢,“还是老年人顾全大局啊”,方才下车,又目送我们启动上路,好像害怕这老夫妇中途跳车一般。

老奶奶还很兴奋,和司机打听说:“街道说我们要去XX宾馆隔离,是不是真的呀?”司机不置可否地笑笑:“你去了就知道。”老奶奶转过来对我说:“我退休以前就是XX宾馆的职工,街道说我们家有人自愿隔离,要表彰我们,给住最好的套房。那个套房真的可好了,要是自己付钱,我可不愿意。”她退休有些年头,不久前入读老年大学,学些闲情逸致的技能陶冶情操,但不巧同学中最近有人查出来是阳性,一整班老年大学生都要隔离。她的老伴听到这里,气到不行:“有毛病啊,现在疫情这么紧张,天天要出门。我两年了,除了买菜哪里也不去,你看有人找我吗?”

我们最后真的去了那家宾馆,但不知道老年夫妇有没有住到豪华套房。三天后的早上六点,酒店通知我立刻退房,新的人又要来了,不要挤兑公共资源。几天之后,我居住的+7酒店又被全面封锁——因为有个房客的阳性朋友前来探访。而我因为回酒店太晚没有参与集体核酸成了薛定谔的感染者,被赶到医院急症室检测,顺带连累了一整个急诊医院的医生病人。

从上海离开是今年一月,很快江河日下。我从无法相信上海会遭遇那样的厄运,到现在已经习惯听到上海朋友或回乡或移民的音讯。早上看到贵阳防疫车的惨案,忍不住和上海的朋友发信息说:“我也坐过防疫车,只是我是故事分支里Happy Ending的那个。”

他秒回:“不,我们都还在车上,这才是最可怕的。”

滴滴 成都

去年五月我还去了次成都,忙完手上一些事情,朋友说,你好多年来没来四川了,不如今天放个假,去市中心耍耍吧。我兴致勃勃从地铁站出来,却被保安挡在商场门外。我的健康码是北京给的,还没有同步到成都。刚下好的成都健康码里,打开看是一片红色。 我赶快关掉这个app,小心往四面看看,生怕被人发现我是个祸害。

五月的成都,市中心都是年轻人,不用进商场也到处都有街边小吃,我本想着“自有留爷处”。但很快我发现,商场确实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功能,空调可以降温。不过半小时,我就已经大汗淋漓,只好叫个滴滴打车,原路回酒店躺平。

滴滴司机是个年轻的小胖子,他的汗珠比我还大还多,但是车里没有开空调。前后车窗倒是都摇下来,但是风很热,根本坐不住。“麻烦你开下空调好吗?”我终于忍不住。

小胖子叹口气,顺着我的意思关窗开空调:“好嘛。唉,你这个空调一开,我的心都疼死了。”

这是小胖第二天跑车,他是四川巴中人,之前做建筑工人到处跑。2021年不少工地都还开着,但是为了陪新婚的老婆,他决定回成都和老婆租房一起打工。最近几个打麻将的朋友都在开滴滴,跟他说生意不错,鼓动他也开。他在网上选车的时候,不小心选了一辆很费油的汽车。第一天跑完剩下,发现加上油钱基本没赚多少。于是,第二天他决定不开空调,能省一点是一点。

我听了这番话有点惭愧,但实在太热,于是提出给他加钱。他不好意思了:“姐,不用,其实我也想开空调你知道吧。只是,这个月哦,我真的被我老婆气死了,她一不小心又被人骗了好多钱,最后不是还得我还吗?”

小胖去年21岁,但已经出来打工五六年了。他的父母在老家给他谈好了婚事,是本地的姑娘,初中毕业后一直呆在村子里。两年前两人结婚,但妻子不愿意去工地,仍然留在家。两人虽然经常用手机沟通,但小胖说觉得妻子天天看快手、看小红书,怕她学坏。最后毅然决然从叔叔做包工头的工地跑回来,把妻子接到成都,两人租了房子,分别出去找工作。

可是城市套路深,小胖的妻子来了没多久,连连受骗。“上次有人在街上看到她,和她说她长得漂亮,可以去当淘宝模特。结果模特没当上,培训费、照片费加在一起给骗了快两万块钱。最近好不容易我表哥给她找了个美容院上班,结果美容院老板娘天天说我老婆太土了,脸太大了,皮肤不好,最后工资还没有领到,我老婆先买了几个美容院套餐,几万块钱哦,老板娘说以后从她薪水里慢慢扣。可是气死我了。”

我想起以前在网上看到有人分享电子书叫《农村人进城防骗指南》,城里人常常觉得农村人不老实、爱骗人,原来农村人在城里才是防不胜防。小胖心肠软,他看我表情紧张,还安慰我:“其实我不怪她,她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嘛,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赚钱,只是方法不对。没关系,我多跑跑车就好,而且现在在成都,离家很近,哪里都没有我们四川好哦,你不要担心我啊姐。”

又转移话题:“姐,你是哪里人,我听你口音听不出来。”

我实话实说:“新疆人。”

小胖听了很激动,还转头看看我:“真的吗?那你汉语说得很好。我前年就在新疆打工,你们那地方好大啊,但是太干了,而且我说了你别生气,跟我们四川比,新疆真是太无聊了,每天就是干活睡觉。”

我好奇:“你在哪打工啊?乌鲁木齐吗?乌鲁木齐还是有些好玩的东西的。”

小胖说:“不是,是在南疆,有个地方叫喀什,你知道吗?好多人都没听说过的,我叔叔在那边工地上当包工头,我就跟着去了。”

我的心揪起来:“你们是建什么楼?”

他说:“建学校,建监狱。”

我的心沉下去,这几年总有人问我英文媒体说的是不是真的。其实我很多年没有回家,就算回家,我们城市汉族社群其实离这些很远。疫情年代,人脸识别,小区监控,谁也不会乱跑。我又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呢?但在这个素不相识的小哥的出租车上,真相就这样朴素地跳入耳朵里。他没有什么理由骗我。他很可能甚至不知道这是个不能说地秘密。这只是他漫长务工生涯中无聊的一段……

他还在继续:“但是我在喀什遇到那些新疆人都不怎么说汉话,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工地上的人和他们就干架,但是警察都是帮我们的,警察一来他们就跑了。”

到酒店门口,我从钱包掏出人民币找了十五块给他,车费已经从手机里扣了。他没有推却:“这个钱我收了,我今天也享受一下,等下客人上车我继续开空调。姐,一路顺风啊。”

上海 美团打车

还是在上海,我和几个艺术家朋友赶时间,从市郊打美团的出租车去杨浦。车驶过黄浦区几家奢侈品店,一位朋友感叹自己不如工薪阶层的收入高,怕是永远也买不上奢侈品。另一位朋友说,奢侈品本来就是给中高阶层消费者准备的,轮不到艺术家觊觎。司机听着对话一个劲冷笑,我坐在副驾座看着他嘴角一撇一撇,问:“你是不同意他们说的话吗?”

他用一只手把方向盘前面的储物夹层打开,扔出几个购物小票说:“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奢侈品,这都是最近我给我老婆买的,古驰的包,芬迪的包。这有什么买不起的,我也不是什么中上层人,我想买就买。”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车钥匙,甩在前面的台上:“这个认识吗?宝马五系最新款,比你们女人的包包值钱吧。”

后座的艺术家兴趣来了,马上伏低做小:“大哥你好厉害啊,你开网约车是来体验生活的吧。”

司机可能等到了他想要的尊重,终于打开话匣子:“我开网约车是为了让自己忙一点,不要去赌博,倾家荡产。钱,老子有的是,可惜没时间花。”

十几年前,这个司机从河南乡镇去西藏当兵。所在连队的一个老乡本来是连长,但中途退伍,不久后就开着一辆宝马来部队探望老兄弟。司机很好奇怎么这么快连长就发迹,于是请连长喝酒,连长说此次是来招工的,退伍后连长和一家军工厂签了劳务合同,工资很高,工时很短,还能包编制户口。司机听了马上决定要跟着前辈走,从西藏来到江南。做了不久才发现,这是个卖命的活。他的工作我听得一知半解,大概和安装机械有关,但工作环境有核辐射,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伤害。

“可是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这么多钱,这么好赚,而且身体已经废了。那就继续干吧,现在我才三十多,就可以内退了,还能拿点补助。你说我老婆跟了我,买个包算什么?和我一同去的人已经死了几个了,我那个连长早死了,我算着我也就三五年的命,现在身体都是病,和我结婚不就是倒霉吗?所以她想买什么,买!”

说下去,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出生就有一系列先天性疾病,长到两三岁才发现有严重的自闭症。他的妻子刚刚自考研究生毕业,“不为别的,就让她享受一下你们这些大学生的日子,我也不用她找工作养活家庭,钱多的是。”目前,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着女儿转,在各地找能够救治和教育自闭儿的场所。后座一个艺术家一直和相关机构合作,热心给他介绍了几个。

司机一边听,一边记。另一个艺术家问他:“要是你现在能回去当年在西藏当兵的时候,你还会签约吗,你恨你的老乡连长吗?”

司机不为所动:“我,可能还是会签的,我们这种人其实怎么活都是卖命,我现在还卖的多一点。恨连长?恨有个屁用,他死都死了,我也没几天活。有时间恨他,倒不如找个和我当年一样傻的兵伢子,让他也签约到我们那上班去,我还能赚笔介绍费呢。”

车入杨浦,我们到了目的地,下车是一家985大学的侧门,学生们正在沿路的小吃摊闲逛。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刚坐的车也是宝马,3系。

一个艺术家说:“宝马毁一生啊”

野兽爱智慧

标题:劳东燕:健康宝可能永久伴随我们,控制我们的行动自由

作者:劳东燕

来源:微信公众号“磨法编辑部”

发表日期:2022.5.23

2022年5月23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教授通过微博账号“劳东燕2004”发布信息,就北京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建立“人脸识别+健康宝+票务系统”三位一体的疫情防控举措表示担忧,认为这样的疫情防控措施将对个人信息保护造成严峻挑战

北京所采取的防控措施并非个例,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上海和其他城市也即将或已经采取了类似措施。可以预见,用于搜集个人信息的“数字哨兵”“场所码”将随处可见

@劳东燕2004:

一周前北京通报的消息,公交票务系统将与健康宝“打通”,并未引发应有的关注,作为一项看似普通的举措被推出。如此一来,人脸识别+健康宝+票务系统的三位一体就正式形成。

这意味着,不仅个人的特定身份与社交关系(共同居住的家人与邻居是谁,以及工作单位与同事关系),还有行踪轨迹等,都被掌握无遗,随时随地会被识别出来。而且,它还意味着,健康宝可能会永久地伴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随时控制我们的行动自由。

对此我是很担忧的,因为这类举措有着重大的隐患,并且会相当程度上消解之前为个人信息保护所做的法律努力。此种举措,使得个人信息被泄露与滥用的可能性大幅度地提升。而所有人的信息安全,只寄托在一句承诺上,即不会用于防控之外的其他场景。

问题在于,如果承诺管用,还要法律做什么呢?我们根本无从得知,这些被收集的信息是如何使用与如何保存的,万一遇到泄露与滥用的情况,个人该去找谁来承担责任。一切只能寄希望于侥幸。

有人可能会说,自己遵纪守法的话,就不用担心个人信息被掌握。这种想法就比较糊涂了,我们遵纪守法,不代表不会成为信息泄露与滥用的被害人。海量的信息被收集,如何保证我们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不被包括诈骗犯在内的违法分子滥用呢?

各类数据库被打通,而法律规制还完全跟不上,这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来说是毁灭性的。

@劳东燕2004:

对的不坚持,错的不反对,最终会怎么样呢?就是每个人的空间都越来越逼仄。经常想起韦伯说的一句话: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老实说,学生时代的我,一直没真正理解这话是什么意思。

有人表达了疑惑,说现在50分都没有,为什么还要追求100分。但是,本来就是应得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降低期待呢?凭什么降低期待呢?

还有人反问,你要自由干什么?这真是灵魂之问。答案很简单,因为我是人,不是圈养的动物。你想要被圈养,那是你的选择,可我不愿意。人的生存,不只是为了活着,还应该有起码的尊严。

野兽爱智慧

澎湃新闻 | 法学教授的一次维权

10/21/2020

实习生 刘昱秀 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

成为“透明人”的想法,让劳东燕感到很不安。

今年三月份,她居住的小区贴出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的公告,要求业主提供房产证、身份证、人脸识别等信息。

多数人对收集人脸识别信息不敏感,只是隐隐担忧房产信息被泄露。而劳东燕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她清楚,人脸识别信息被滥用的风险比房产信息大得多,物业更是无权收集这些个人信息。

劳东燕想做一点“挣扎”。她把搜集到的有关人脸识别风险的报道和法律依据,发到两个各有数百名业主的微信群里,一方面是提醒大家,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物业回应。

但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劳东燕接着写了一封法律函,分别寄给居委会和物业,于是有了她作为业主,和街道、业委会与物业的四方“谈判”。

街道最终同意业主出入小区,可以自愿选择门禁卡、手机或人脸识别的方式。

一次“偶然的维权”暂告段落,但劳东燕对大数据时代的忧虑并没有消解。很多人也许只看到技术带来的便利,却忽略了它暗藏的獠牙。

这是劳东燕要发声的原因。

以下是她的口述

对小区安装人脸识别说“不”

今年三月份,我在小区单元楼电梯里看到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的公告,要求业主提供房产证、身份证、人脸识别等信息。

我当时就觉得物业没有权利收集人脸信息,物业公司属于企业性质,收集个人敏感信息需要征求当事人同意。就算公权力部门收集个人敏感信息,也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或明确的法律授权。

因为我学法学,又从事相关研究,所以觉得有必要提醒其他业主,人脸识别技术的运用可能带来的风险。

我在小区两个业主群中发了人脸识别风险性相关的报道和法律依据,包括福建省厦门市银行APP人脸识别技术被“00后”攻破、及浙江省衢州市张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事判决书、新版《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材料。《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规定,收集人脸信息需要单独告知并获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权同意,且不得存储原始图像。

两个业主群分别有200多人和500人,物业公司、居委会的人也都在群里。有业主看了我上传的材料,便没有再扫码上传个人信息——在此之前,不少业主对被要求上传人脸识别信息不敏感,只是反感上传房产证信息。实际上,前者被滥用带来的风险比后者要大得多。

我只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信息,很多居民可能并不清楚,物业无权通过一个通知,来收集居民的个人生物信息。我在群里发材料,并做相应的风险提示,本来也是希望物业和居委会人员看到消息后,能有所回应。由于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于是,就想着通过比较正式的途径,让他们关注其中的法律问题。

我写了一份法律函,打印签字后分别邮寄到居委会和物业公司。我想至少要提醒他们,不经同意而收集个人的生物信息是有风险的,违反现行的法律规定。不过我没有去找其他业主签字,觉得没必要,而且也不想给他们带来麻烦。

不到一周,我接到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电话,邀请我到小区的物业办公室面谈。物业公司经理,业委会主任,街道办主任三方都在,业委会主任和街道办主任对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态度比较积极,认为安装后会给居民出行带来便捷,也有利于小区的治安管理。

街道办主任打比方说,在疫情严重之际,如果你的邻居是从武汉回来的,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可以迅速识别,并将邻居挡在社区之外。我的回答是,即便邻居从武汉回来,也有权进入自己所住的小区,而且我也不想知道这么多关于邻居的信息。

可能很多人觉得多数人或者自身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为此剥夺他人的正当权利也没关系,但我不这么看。我们每个人,即便这一次有幸是多数中的组成部分,下一次也随时可能位列少数人的阵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很简单的做人道理。

这次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是街道出钱,物业公司经理则一直沉默,不管说到装还是不装,他都没有表态。

我最担心的是被收集的数据由谁保管,数据的安全问题。街道办主任说,数据使用局域网存储,也可以保存在政府部门的数据库中。问题是,即便他和我说了在哪里保管、如何保管,之后具体的实情如何,其实我们都是不清楚,无从了解的。

假如是小区内部来保管数据,物业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是否会滥用数据,以此牟取非法收益,我们不得而知。由于人脸数据不被允许商业化地使用,对企业来讲,就很难有动力在数据保护方面投入成本。而不在安保方面持续投入成本,人脸数据的安全就会很成问题。

 最令他们担心的,主要是自己可能会面临法律责任方面的风险。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包括两种行为方式,一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二是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物业与居委会没有提示风险,在未征得业主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居民的人脸识别数据,属于非法获取,这样的行为可能甚至会面临刑事责任的追究。

最后,街道同意安装新的门禁系统时,业主进出小区,可以在门禁卡、刷手机、人脸识别三种方式中自愿选择。今年5月份,小区电梯内贴出了门禁系统更新维护的通知,没有再提及人脸识别。小区各单元都还未安装新的门禁系统,但大门口已经安装相应的设备,只是一直没有启动使用。

 

成为“透明人”的想法,让我不安

2019年10月,我开始关注人脸识别应用的风险性。

当年10月,轨道交通部门发出通知,某市地铁将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对乘客实施分类安检,以提高安检效率。我当时就在个人公众号上写了篇题为《人脸识别技术运用中的法律隐忧》的文章,觉得在当下的社会中,普通的个体似乎越来越不被信任,被安保系统无上限的提防,被随意地收集个人生物数据。成为“透明人”的想法,让我觉得非常不安。

人脸识别的侵入性强,并且具有非接触性。像指纹、身份证信息,我们也经常在其他地方录入,但仅根据指纹无法快速地追踪到个人,人脸识别却可以。如果每天需要数百次地录入指纹,我们肯定会反感,但人脸信息可能在我们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天被捕捉、识别达数百次。

如果别人用你的人脸数据,开通相关账户用于违法犯罪,比如洗钱、涉黑、恐怖主义,你可能会因此而卷入刑事诉讼之中。像利用换脸技术,将你的人脸信息用于淫秽色情等视频中,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根本不是抓到相关的违法犯罪分子就可以消除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公众中的一部分。我们的人身或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本身就意味着公共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不能简单将人脸识别技术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归结为个人隐私保护与公共安全之间的紧张。

生活里,我谈不上是一个很有抗争精神的人。只是,随着加诸身上的约束越来越多,觉得不堪承受,偶然还是想要挣扎一下,虽然经常改变不了什么。

疫情期间,到哪里都需要出示健康码,而健康码本身就需要人脸识别。开始我一直没下载,为了不下载,我一直回避去超市、地铁这样的场合。但到6月下旬,我不得不下载健康码。因为家人在此前曾去过中高风险地区,学校要求我去医院做核酸检测,而进出医院必须出示健康码。

但内心里,我佩服做出抗争的人,因为知道不容易。浙江理工大学的郭兵老师起诉杭州野生动物园的事件,我一直有所关注,与郭兵老师个人也有联系。在办理动物园的年卡之后,动物园在未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改变了游客的入园方式,要求必须人脸识别才能进入。这是目前我国人脸识别第一案,郭老师为此投入时间、精力等很多成本。

据我了解,这个案件郭老师不接受调解。我也赞成不走调解的途径,不然,提起诉讼的法律意义就不大。郭兵老师的案件目前还处于一审阶段,不管法院怎么判决,这都将是一个标志性案件。

人脸识别技术大规模地推广,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心理。实际上,很时候,你不抗争一下,努力一下,怎么就料定没有改变的希望?

北大法学院的一位教授,他也写过关于人脸识别的文章,有小区的业主拿着他的文章给物业公司看,随后物业搁置了人脸识别系统的安装。我有一位同门师兄,也是刑法专业的老师,在大学园区提出安装人脸识别系统时,他追问是哪个部门要求收集,能否拿出相应的法律依据?后来,安装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约束“膨胀的系统”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愿意生活里的一举一动,被盯着,记录着,被分析每天的行踪轨迹,在微信里聊什么、看什么,平时网购什么等。但按眼下的趋势发展下去,估计我们每个人很快会成为透明人。

在一定程度上,科技经济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而任何系统都有自我膨胀的本能。科技经济系统自我膨胀后,想要控制更多的超出合理范围的东西,比如可识别的个人信息,这就需要法律来进行约束。

在当下的社会中,法律可能需要扮演新的角色。我们原来一直认为,法律主要是用来控制社会的,但对于一个复杂的,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的社会系统来说,法律显然没有能力去施加有效控制,而只能选择去适应。法律应当约束科技经济系统的自我膨胀,使之置于社会可接受的程度。

目前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远远不足,现在主要是以个人同意为基础,但我们很多人在表达同意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获得充分有效的信息告知,并不知道其中蕴含的重大风险,或者是不得不做出同意,因没有其他的选项。

以个人同意为基础的法律保护机制,实质是让个人信息被不当运用所产生的风险主要由数据主体来承担。在未来,相信法律会将保护数据安全的主要责任放在数据控制者与处理者的身上,毕竟相应的风险是由数据控制者与处理者的收集、保管、使用等行为所制造,而主要的利益也由其所享有。

我觉得,法律需要加强对滥用个人信息行为的规范,眼下关注的重心主要是数据的收集环节,比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就主要是对非法收集和非法买卖进行处罚,而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问题,在未来会越来越突出。

今年我写了两篇文章,主题分别是个人数据的刑法保护与疫情防控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我所指导的博士生中也有几位在做相关的研究。我希望能够通过学术上的努力,来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进步与改善。

我想,郭兵老师的努力与我所做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运用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使之成为公共议题,大家可能就不知道其中所存在的诸多危险。

在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每个人都需要努力地积极发声,只有这样,你的利益才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被考虑到。

野兽爱智慧

南方都市报|激辩人脸识别应用,珍视法学教授说“不”的价值

09/26/2020

作者:南都评论员 萧锐

日前,在最新一期的“蓟门决策论坛”上,包括来自中国政法、清华、北航、对外经贸等多所高校的法律学者共同就“人体生物信息采集的滥用及其法律规则”问题展开研讨。据南都报道,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会上分享其对小区门禁人脸识别系统“稍微挣扎了一下”的维权经历,她表示,“人脸数据具有不可更换性,一旦泄露就是终身泄露”。

已经流行了很久的人脸识别,这次遇到了来自法学界的正面“硬刚”,对在新技术推广热潮中的社会无疑是一针镇静剂。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具体到社会层面,已经都是最具体的日常生活:据劳东燕教授讲述,其针对所在小区的门禁改造工程向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发出法律函,力陈小区门禁安装人脸识别的非必要性与法律风险,在小区提供包括人脸识别在内的三种可选门禁方式给居民选择后,改造工程最终“不知何故被搁置”……

主攻刑法学研究的法学教授,对包括人脸识别在内的人体生物信息采集技术的滥用状况感兴趣,而且不光有理论思考与阐释,还亲身下场实践并推动具体、个案化的“微调”,可以说这是研究者参与社区自治的一种示范,特别是在提交专业意见后各方探讨的过程中,拥有专业背景的公民让最基层的具体公共决策得以听取不同意见。

可以看到,在人脸识别技术让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便利的同时,对其滥用的警惕已经在包括国家立法、社会舆论以及具体受众层面具备了相当的共识。包括《民法典》《网络安全法》在内的多部法律,都明确要求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应当”的立法措施意味着立法对此的强制态度,包括人脸识别在内诸多人体生物信息采集和运用,在越来越生活化的场景中都不能突破知情同意和可选择这两个最基本底线。

就在日前,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人工智能伦理课题组和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联合发布《人脸识别应用公众调研报告(2020)》,报告指出人脸识别技术普及率高,但仍存在强制使用等问题,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人脸识别技术有被滥用的趋势,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表示曾在门禁考勤过程中遭遇(无其他替代方式的)强制人脸识别,而对有其他替代方式可选情况下的人脸识别,人们的认同度和选择倾向并不高。在现代社会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中,社会各界对人脸识别技术的警惕共识应当说弥足珍贵。

具体到像劳东燕教授所讲述的小区门禁应用人脸识别等大量实践问题,获得相关人员的知情同意作为必经程序,以及为用户提供充分且并不额外增加负担的选择机会,如果没有较真的公民参与则都极容易被略过,客观上会导致违法成本降低,承担法律后果缺乏及时性(只有在大量个人信息出现泄露侵害时才可能被“打包追究”)。一定程度上,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对人脸识别技术的警惕、追问乃至诉讼维权,对于诸多推动新技术应用的规范与完善,都可以发挥超出个案范畴的积极作用。

更进一步,通过对话促成既定方案修正,法学教授此番“稍微挣扎了一下”的努力,其核心价值可能还并不在于意见提出的专业性、正确(以及被听取)与否,而是在于说“不”的权利本身就应当得到尊重,应当被给予充分的表达渠道和机会,这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

756 县城妈妈,“逃离”县城|每日人物

野兽爱智慧

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在那辆凌晨的大巴上?

野兽爱智慧 七贱下天山 2022-09-20 11:23

这一周,在疫情防控下各类重大的民生事件、社会议题屡遭舆论压制无法登上热搜时,明星李易峰却因嫖娼丑闻霸榜头条。同以往明星的那些“塌房”流程相似,在李易峰因“失德”而遭全面曝光之后,诸多品牌纷纷与之解约,出演的某剧某电影陆续被下架,一些正能量的代言形象也被紧急清理,各路媒体开始集体下场批判声讨……

许多网民都对这种动辄全网封杀的道德审判氛围感到厌倦,有评论说“民生疾苦充耳不闻只字不提,明星裤裆长篇累牍批了又判”,而这种选择性的舆论聚焦,客观上的确消解了更有公共价值的围观和关注。

同在这周内发生的贵溪强奸案,若无自媒体的勇敢发声,甚至无法进入公共视野:江西贵溪市天禄镇一名女孩于中秋节当天遭到当地村支书的强奸,据称事发时其父母正被隔离。这一恶性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后,当地警方却在通报中玩起了文字游戏,只辟了部分谣言,但没阐述真相,例如解释清楚女孩父母在何处隔离,这引发了后续汹涌的舆情。

可当人们想要急切的了解这起案件的更多细节时,官方却将相关的追问屏蔽殆尽,强制人们关注艺人的私生活之污,而非官员的兽行、防疫的妄为。

有网友指出,无论是对“失德艺人”的严厉惩罚、还是层出不穷的防疫乱象,实则都是以破坏人们对社会的稳定预期为代价,我们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且始终处于安全感缺失的状态,这将极大透支每一个人乃至全社会的未来,然而一个好的社会应是基本可预期的社会。

本周官方媒体还在积极为一则消息辟谣,此前有个别自媒体借疾控官员之口,称“动态清零已成为基本国策”,讽刺的是部分官媒恰是积极的传谣者,其幕后心态值得细品。

至于动态清零政策还将持续多久,有两条新闻足以展示背后利益攸关者的心态:

1.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期宣布,结束新冠疫情虽未到终点,但已胜利在望。然而,相关微博话题“#世卫组织称新冠疫情结束在望”却遭到屏蔽,这一举动大有单方面宣布新冠疫情不得结束的霸道意味。回顾谭德塞上一次在墙内中文互联网被评论清零还是因为今年5月发布“清零战略不可持续”的“谬论”。

2.杭州计划于11月举办一场2022年核酸药物产业论坛,将会议主题起名为“核酸盛世”,这受到苦核酸检测久矣的民众怒骂,你之盛世,我之地狱,万民在困苦,恶魔在狂欢。

事实上,即便动态清零政策已在逐步经历人心转向,但其背后领袖决策、制度模式、防疫思路伴随的巨大惯性仍推动一切滚滚向前,在此前提下,人们既无法讨论当下,也无法预期未来。

一位网友分享了旅行归来的个人见闻“外面是一个自由繁荣快乐的世界,而我们像是仓鼠困在笼中,把轱辘越踩越快”,目前这篇微博已触碰红线遭到删除。

清零式防疫不会停止,相关的悲剧也就必然不会中止:9月18日凌晨贵州一辆转运新冠隔离人员的大巴车发生重大事故,47人中27人死亡20人受伤,据称当时车上乘客正被迫前往隔离点,完成着“贵阳市社会面清零”的大任,最终未死于新冠,却死于防疫。

当一个国家因防疫大计让民众无法免于饥饿、因防疫大计让强奸案嫌犯受到间接保护,因防疫大计让核酸检测成盛世常态,因防疫大计让无辜民众死于人祸而非车祸…谁能说此类防疫大计不是基本国策呢?谁又能说我们没有被迫坐在一辆凌晨狂奔的大巴上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