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爛青年
破爛青年

在北京讀藝術史的研究生,台灣出生。

另類的歷史見證 —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2年5月23日的傍晚,延安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外的廣場上擠滿了人,三個木棍支起了一盞汽燈,照亮毛主席的臉龐,他正在發表這場會議最重要的講話,往後幾十年的文藝創作方針都將因此而改變。

閻文喜並沒有參與那場會議。1937年出生的他,當時還只是個五歲的小孩,連畫筆都拿不好,他可能也沒想到自己的一幅畫將成為歷史的見證人。


閻文喜與他的畫


1962年剛從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畢業,閻文喜被分派到文化部的中國油畫院。分發制度是新中國建立之後才出現的,畢業生都能由國家安排工作崗位。他或許是幸運的,油畫對60年代的中國來說還是新的媒材,儘管沒有太多獨立表現的空間,但至少不用像水墨畫家那樣小心翼翼。

接受過嚴格的寫實主義油畫教育,他在不同的崗位轉調之際,也經手了數次大型歷史油畫創作。1971年,閻文喜應邀參加中國革命博物館歷史畫創作組,製作《六屆六中全會》等。

與此同時,他也開始考慮延安文藝座談會一題材,並借此機會詢問參與過文藝座談會的前輩。經過實地考察與歷史資料的蒐集,兩次與當時的與會者版畫家谷元討論草稿,最終才定稿並於1975年完成油畫。


閻文喜,〈延安文藝座談會〉初版,1975,250*190cm


畫中,人們在夜幕低垂的夜晚,就著三支木棍之起的汽燈,圍繞著毛澤東聚精會神地面向他,聆聽他的發言。參與這次會議的人非常多,到畫面右側的建築門口都站著人。毛澤東就站在畫面的中央,穿著厚重的棉衣與長褲,靠著紅布與桌子臨時搭建的主席台向大家說話。

適逢文革時期,畫家跟隨了「三突出」原則: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毛澤東,其次是以主席台為中心,周圍可辨識的重要與會者(次要的英雄人物)。藝術表現上滿足了紅光亮,表現正向健康的人物形象。

在許多的革命歷史油畫中,這並不是一件特別突出的作品,完全可以說是政治任務。鮮豔對比的色彩取自於傳統年畫的印刷色調,一種油畫「民族化」的作法。當時的與會人員朱德因文革前間遭到攻擊,儘管他作為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發言人也沒有出現在其中。


1976年文革結束,文革中只突出毛澤東的極左思潮逐步糾正


1981年,陝西省舉辦慶祝建黨60週年美展,這幅畫被指定往展廳首位參加展出,為參加此次美展,領導指示對作品進行了局部調整修改,在主席台前畫出了朱德、任弼時的形象。展覽結束後,又將毛主席伸手部位的下方,席地而坐的單個女幹部改成了相依就坐的兩位女士。加強了汽燈的光芒,虛掉了燈光後面遠處的小人群等。


閻文喜,〈延安文藝座談會〉修改後,1975,250*190cm


新中國建立初期,蘇聯美術教育被當作學習的樣板,俄羅斯與蘇聯美術學院的教學系統被引進到國內。1955年來到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馬克西莫夫,主導了情節性戲劇性的蘇聯寫實主義風格。他認為藝術家對於自然光,不應該只是參照現時的描繪,而是應該控制光線,應用於畫面的構圖上。閻文喜在1981年對光線的修改方式就是很科學的作法。


革命歷史畫有趣就在於它是遵從史實的。


歷史畫結合了藝術與社會的需求:一個可以追尋的、正確的過去,以及延安文藝座談會指示的「政治動員」的概念。

它並不能作為某歷史事件客觀的紀錄。觀眾面對的是畫家怎麼去看待這段歷史,以及在政府的委託下歷史如何書寫。進一步看待媒材本身,若語言文字是思想的反饋,歷史畫則是物質與制度世界的投影,提供了文獻資料無法提供或無法記錄的。

藝術世界常被看作獨立小眾的圈子,其實不盡然。藝術世界捕抓的是社會潮流中的一個點,放大出來變成一個縱橫千古的現象。




後記

在北京泰康空間2019年度大展上,我第一次接觸到新中國美術史,一個我完全未知的領域。過去所學的方法論有時很難應用在新中國美術史的討論,它沒有古美術的連貫性,很多史料尚未公開或缺席,卻因此顯得神秘,可能也是我掉入其中的原因,還有很多待挖掘之處。

這張畫是我碩士第一年結束時,給導師做期末報告的一部分。攢著一整年了,一直想著要拿這個主題發期刊,最終因缺乏新的切入角度而作罷。

感謝這幅畫,讓親歷文革的老先生與我攀談,給了我豐富的故事。

僅以此紀念我與這幅畫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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