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洛

万山不许一溪奔。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张翰出洛前后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世说新语•识鉴》

西晋太安元年(302年),张翰(字季鹰)弃官返回吴郡(今江苏苏州),不到两年的官宦生涯似乎耗尽他所有热情,之后局势屡变,再也没有出仕。此次返乡,并非临时起念,“人生贵得适意”固然是感发志意的由衷之言,时局险恶更加令他忧虑难安。但他两年前北上入洛,朝局也并不太平。

一、入洛

目前留存张翰事迹主要出《世说新语》,唐修《晋书》录张翰于《隐士传》,亦据此而来,并没有越出范畴。入洛事在《世说新语》任诞目下:

贺司空入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说。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

贺司空指贺循,因对东晋立于江左有功,死后赠司空,此时尚沉沦下僚,被征入洛前为武康令(今浙江德清县西)。从武康北上洛阳,路途遥远,贺循取道吴郡(今江苏苏州),船过閶門时以弹琴自娱,引来金閶亭上闻弦清而动心的张翰。两人此前并不相识,但张翰出身吴郡“顾陆朱张”四大姓,与会稽贺氏皆为江南著姓,父亲曾同朝为臣,翰父俨为吴大鸿胪,循父邵任中书令,又与太康末年一同入洛的顾荣、陆机各有往来,“因共语,便大相知说”自在情理之中。当得知贺循此行乃入洛赴命,张翰答道,“吾亦有事北京”,便与贺循一道北上,两人远走多时,发现家主迟迟未归的张家急急忙忙赶上追问,才知道张翰竟入洛去了。这样率情任性的举动足以说明时人对张翰“江东步兵”的看法准确无误,步兵指的是曹魏时好饮酒不理世事的步兵校尉阮籍,以行为纵任不拘成为两晋无数士人的模仿对象。奇怪的是,向来不问世事,萧散已久的张翰,为什么去凑这个热闹?

要知道过去一年洛阳城内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朝中人人自危,政治气候分外严酷。时为西晋永康元年(300年),坐在皇位上的是以“何不食肉糜”为人熟知的晋惠帝司马衷。这样一位毫无执政能力的人成为天子,对境内百姓当然绝非幸事,也不可避免招致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早在晋武帝死后次年(291年),洛阳城内已经有过一场生死较量,结局是皇后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玮杀死了武帝苦心挑选的顾命大臣杨骏,不久楚王玮也落了个兔死狗亨,贾后一手控制朝政,有赖于张华等一批极具经验的老臣,十年来朝野上下尚称安定。

但随着并非己出的太子司马遹年龄渐长,贾后日益寝食难安,毕竟武帝当年执意将皇位传于惠帝,说服群臣的一条重要理由正是“此儿(司马遹)当兴我家”。为铲除心头大患,贾后在299年12月一手导演了太子谋反的好戏——有名的美男子潘安于其间充当重要角色,诱骗被灌醉酒的太子手抄了一遍自己写好的谋反信——如愿废太子为庶人。贾后这一举动,实在过于明显,除了被当做“土木偶人”的晋惠帝没什么大的反应,朝廷汹然,群情愤怒,放在有心人眼里,无疑提供了最好的干政理由,其中就包括贾后原来的盟友赵王司马伦。司马伦先是怂恿贾后杀了在许昌宫怕人下毒自己煮食的司马遹,随后利用四处弥漫的不安与愤怒,联合梁王司马肜、齐王司马冏一举除掉贾后党羽。志得意满的司马伦遂自任相国,为收人望,召集了一大批海内名士,并为废太子司马遹平反,立其子临海王臧为皇太孙。贺循就在这时被征入洛,任太孙舍人。

太孙舍人是下任储君的近侍之臣,向来清贵,现在却被授予吴人贺循,对出身官宦世家的张翰来说,不可能把握不到背后透露出的强烈信号。此时吴亡已近二十年,张翰始终未曾进入仕途,如果吴国仍存,像他这样的大族子弟没有理由一直萧散在野,家族需要他担负起责任,而他之所以没有和顾荣、陆机一样北上,除了自身性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晋对江南士人的长期防范和压制。

二、“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

自东汉光武定都以来,洛阳取代长安,成为天下之中,士子辐辏而至,无论游学、仕宦,均以入洛做为人生一大重要经历。到三国鼎立,天下三分,孙氏兄弟虎踞江东,与地方大族结成政治同盟,江南士子从此止步江淮。265年,晋武帝代魏而立,筹划天下一统,280年王浚楼船下益州,一举灭吴,领军大将王浑登建鄴宫酾酒,酣醉得意之余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终武帝之世,吴人入洛为官者寥寥无几。

原因无非两点,一方面东吴士人深感亡国之痛,囿于名节,不愿改换门庭;另一方面西晋对实力犹存、宗族势力盘根错节的南人严加防范,采取了针对性策略。太康十年(290年)刘颂上疏武帝,对平吴后政策做出反省,“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而“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致“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明确指出西晋十年来的统治造成两个后果:一是一味采取军事威慑,南北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二是江东士人仕途上没有出路,长期处于被压抑地位。就此周一良认为北人对南人既防范又轻视,吴国昔日世家大族在平吴后境遇确实难堪,方北辰总结为,“经济上不触动,政治上不使用”,都点出晋武帝对吴政策的实质。

东吴士人的“亡国之戚”随着时间流逝逐步淡漠,尤其新一代吴人对故国不再有名节上的顾虑,为振兴家族,不能不谋求出仕,而武帝为笼络吴人,也要做出亲近姿态,太康中广陵华谭举秀才,武帝亲试五策,推为九州秀策第一,太康末陆机、陆云、顾荣“三俊”入洛,都出于这一考虑。

290年晋武帝去世,短暂政治动荡过去以后,张华执政,进一步赞誉援引吴人,《晋书•薛兼传》:“薛兼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又张华《与褚陶书》曰:“二陆(陆机、陆云)龙跃于江、汉,彦先(顾荣字彦先)凤鸣于朝阳,自此以来,常恐南金已尽,而复得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渊、岱之宝不匮。”另一权贵贾谧,也表现出南北一视同仁的用人取向,陆机兄弟同时列名二十四友就是明证。然而北人长期形成的防范与轻视心理并不会轻易消除,东吴士人入洛常常招来北人的嘲弄与不满,陆机兄弟作为新一代吴人领袖,入洛后费尽心机举荐南人,与北人交往最多,所受轻辱也最多,《世说新语•方正》载: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晋人极重避讳,卢志明知故问,面斥陆机祖父名讳,是非常无礼的行为。言语尚且如此,一旦涉及个人利益休戚相关的仕途升迁,南人遭受的种种歧视并不难想象,贺循在武康令上政绩优秀却久不进序,《晋书》归结为“无援于朝”,一语中的,点出当时吴人入仕的普遍困境,陆机荐贺循,写道,“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正是心有戚戚,发愤而作。

赵王伦诛贾后是晋惠帝时朝廷秩序第二次大的动荡,预示着“八王之乱”的高潮部分即将来临,手握重兵的宗室诸王,纷纷开启觊觎神器之心,你方唱罢我登场。洛阳城内,原本作为朝廷象征的金墉城成为权力游戏失意者的囚禁待死之所,洛阳城外,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当306年作为皇室疏属的东海王越最终取得胜利,国力已耗亡大半,不过五年,匈奴亦长驱入洛,酿成“永嘉之乱”。正是这几年里,吴人纷纷入洛为官,朝局失衡,权力真空下,各方势力莫不极力招揽人才,“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八王幕府名姓可知约190人,籍贯可知约151人,出于东吴旧土的有18人,二十州中仅次于司州,占了相当大比重(林校生《西晋八王幕府合说》)。

就此而言,张翰这次偶遇着实太巧:以他萧散已久的声名,在前此南人普遍遭受歧视的大环境下,绝无机会得到征召,也不会愿意入仕,如非恰好遇见贺循,意识到朝廷对于南人态度的微妙变化,恐怕不会主动入洛自讨没趣,更晚一步,朝堂上再度翻云覆雨,北上火中取栗又将大费踌躇。这个背景下,“吾亦有事北京”,是考虑家族荣华吗?是去见好友同郡顾荣吗?是为一睹京都风貌吗?还是中国古代士人难以摆脱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矛盾心境正好偏向了前者?恐怕都有一些。

京都居,大不易,两人入洛不久,赵王伦即行篡位,杀死司马臧,贺循的太孙舍人自然也做不成,转被任为侍御史。301年,齐王司马冏攻入洛阳,杀赵王伦,拜大司马,张翰就在这时被辟为齐王东曹掾,顾荣也在府中任主薄。司马冏当政,日日纵酒,海内失望,群下屡谏不听,依然作威作福,入洛已有一年的张翰终于明了险恶朝局下不仅没有足够施展空间,更有覆巢完卵之忧,与顾荣倾诉衷肠,“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已透露出南归还乡的强烈意愿。

三、出洛

张翰、顾荣皆虑及祸,翰因秋风起,思菰菜、莼羹、鲈鱼脍,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即引去。——《资治通鉴•晋纪六》

302年12月,齐王冏为长沙王乂所杀,此前数月,张翰及时抽身远走,幸运躲过这场祸事。与张翰相反,陆机名望更高,功业心更强,辗转权门不休,最终因北人轻视陷害被夷族,欲闻“华亭鹤唳”不可再得。陆机之死,对东吴士人的情感冲击是巨大的,孙惠与淮南内史朱诞书曰:“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

张翰、陆机以后,吴人入洛风潮逐步消歇,吴土政治精英观望形势,“深知洛阳政权已难维持,亟需一个像孙策兄弟那样的人物来号令江东,保障他们家族的利益。他们在江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陈敏。他们起先拥护陈敏,为敏所用”,期盼陈敏能仿效孙氏,谋求江南独立,但陈敏出身不高,又排斥江南士族,企图独霸江东,顾荣、纪瞻、周玘等大族权衡之下,最终背叛了陈敏,“准备接受从北方来的强藩,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名分和权威而又尊重南士的利益。这样,司马睿与王导才得以在南士的默许下过江,而过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力笼络南士,协调南北门阀士族的利益。”(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这个阶段,曾北上洛阳侥幸南归的顾荣、贺循等人皆位列显宦,南人政治地位急剧提升,但在张翰,对仕途再提不起半分兴趣,曾有人问道,“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张翰回答说,“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由此付出的是子孙不显的代价,吴郡张氏在东晋南朝的兴盛主要来自张澄一支。他出洛后的行踪,见于史料的还有《世说新语•伤逝》:

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座。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

纵情不拘一如既往,顾荣死于公元312年,时为“永嘉之乱”后第二年,离东晋政权正式建立还有五年,正是后来的晋元帝司马睿“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之时,也是王导费尽心机求婚吴郡陆玩强作吴语笼络吴人之时,如果陆机尚在,想起当初学洛音为北人嘲笑的窘迫,当大慰平生,而陆机、顾荣入洛时怀抱着的欲与北人争胜、一展宏图的政治理想,二十年后在江南故土正逐渐成为现实,顾荣是见到了,离开人世时也当对此感到满意,他当然想不到整个东晋南朝,江南士族的政治社会地位此时正值巅峰,侨姓甲族最后还是凌驾于江南大族之上,“南方文化低下之土著固无论,即朱、张、顾、陆亦终不能与争”(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

317年东晋建立,标志着以南北结盟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正式形成,其中琅琊王氏以王导在内辅政,王敦在外领兵,形成“王与马,共天下”之局,地位最为超然,无论北来侨姓高门还是江南世家大族均无法与之抗衡。不久“王敦之乱”爆发,结果无损于琅琊王氏的政治地位,不过上游领兵者由王敦换成王舒,江东士族却遭受巨大打击,特别“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武力强宗义兴周氏、吴兴沈氏相继被镇压,已透露出江南世家大族面对侨姓高门的政治军事实力日益落于下风,最后活到五十七岁的张翰不知是否看到这一进程,即使看到,恐怕也不会再放在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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