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维吾尔父母曾是模范中国人，但这于事无补 [上]

版权信息及注释

作者 萨拉·A·托波尔（Sarah A. Topol） ，原文发表于2020年1月29日，更新于2020年7月6日。本文的一个版本出现在2020年2月2日《星期日》杂志第28页的印刷品上，标题为：《失踪者》。本文原文来自《纽约时报》网站（地址：https://www.nytimes.com/2020/01/29/magazine/uyghur-muslims-china.html）

全文通过deepl机翻。

注：
维吾尔人的姓名文化与汉人不同，由於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维吾尔人通常都没有姓氏，而是采用本名加上父名的形式。如主人公“祖尔湖玛·艾萨克（Zulhumar Isaac）”，其中“祖尔湖玛”是本名，“艾萨克”是父名。在文章中更多使用的“湖玛”是主人公的昵称，也是她在中文互联网上写作所使用的名字。

其他在文章中出现的人物包括：
-       湖玛的妹妹“祖姆雷特”（Zumret Isaac）；
-       湖玛的母亲“佐合尔·塔里普”（Zohre Talip）；
-       湖玛的父亲“艾萨克·佩祖尔”（Isaq Peyzul）；
-       湖玛的丈夫“王同和”（Wang Tonghe）

I.

祖尔湖玛·艾萨克（Zulhumar Isaac）的外婆家后面，有一棵大桑树，树枝广阔得像第二层天花板一样覆盖了车库的屋顶。每年春天有一周的时间，树上都会爆出又黑又甜的桑葚，湖玛和她的全家人聚集在一起采摘，紫色的汁液沾满了每个人的手指，好几天都是如此。维吾尔族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族，在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之前，他们就把沙漠和绿洲组成的巨大领土作为自己的家园。湖玛喜欢看妇女们揉面、转面，她们的手和前臂上布满了油和面粉的图案。

湖玛的奶奶生活在一个农家小镇，这里曾经是哈密市外的一个小镇，但随着城市的延伸，吞并了农村，小镇和城市合二为一。在她祖母的一生中，中国国家鼓励汉族人一波又一波地移民到新疆，新疆在普通话中是 “新边疆” 的意思，部分原因是为了淡化维吾尔族的存在，同时也巩固了共产党在这个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统治。到1996年湖玛8岁时，新疆的汉族比例已从1949年中共建国时的6.7%上升到40%左右，这是中国现代最大的人口变化之一。

小时候，湖玛早熟而倔强——族人统称她为 "大头"。当时，大多数维吾尔族人都是用自己的突厥语（注：维吾尔语属突厥语族）上学，普通话作为外语教学。家里人说，湖玛自己要求上普通话学校，这样她就可以在电视上多看几个频道。她的父母也许更多的是为女儿的未来考虑，认可了这个决定，让湖玛和妹妹祖姆雷特（Zumret Isaac）入学。在湖玛第一天上课之前，她的父母让她坐下来对她解释，她将是学校里仅有的几个维吾尔族学生之一。她必须特别注意自己吃的东西：她们不能吃猪肉。她们基本上是世俗穆斯林，但还是穆斯林。“小心点，”她的父母提醒道。“注意你放进嘴里的所有东西。” 湖玛和祖姆雷特将是她们大家庭中第一个尝试这种融合的人，她们的父母也是第一个领悟到这对他们的传统意味着什么的人。

尽管汉族移民大量涌入新疆，但两个族群大多还是分开的，保持着各自的邻里关系和社交圈。共产党曾对维吾尔族的融入做了表面的姿态——不仅是为了证明党的仁慈，也是为了塑造一个统一的国家形象。在上台前，毛泽东承诺少数民族自决，但那只是名存实亡。

维吾尔族的领地被正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但实际上，维吾尔族存在于汉族以官方和非官方方式维持控制的平行体系中。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也就是该地区名义上的首脑，始终是维吾尔族人，但实权掌握在自治区党委书记手中，几十年来他始终是汉族人。党有时允许少数民族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外在表现，但领土完整和党的最高权力是红线。在新疆，国家在就业、贷款和合同等方面给予汉族特权，导致维吾尔族的不满情绪不断升温，时不时爆发出更大规模的民族权利抗议活动。一些人私下里呼吁独立，建立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在20世纪初曾短暂存在过，这表明他们可以为自己的社群做比汉族人做过的更多的事情。紧张局势很少远离表面，暴力镇压间歇性的民族活动是常态。但湖玛的母亲佐合尔·塔里普（Zohre Talip）是共产党员，在他们这个坚定忠诚的家庭里，维吾尔族独立的话题从未被提起。

佐合尔和湖玛的父亲艾萨克·佩祖尔（Isaq Peyzul）在哈密市报社工作。当佐合尔带着女儿来到办公室时，湖玛看着维吾尔族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用维吾尔字母（一种改良过的阿拉伯文字）排版，制作出维吾尔语版，上面刊登的大多是汉族记者写的文章翻译。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汉文版的办公室有了电脑，但维吾尔人还是使用印刷机。佐合尔用红铅笔手工校正校对。当时，湖玛还不太理解这台笨拙的机器所代表的不平等。

小时候，湖玛和祖姆雷特经常被人欺负，所有的小事都会伴随孩子们长大成人。湖玛被一个同学跟踪回家，那个同学用湖玛的全名大喊："祖尔湖玛每天都吃猪肉！"直到她大哭起来。还有一天，比她小4岁的祖姆雷特哭着放学回家，一群学生不让她和他们一起玩，围成一圈，一个女生嘲讽道，“我爸爸说，不要和维吾尔族孩子玩，因为他们都有猩红热。等他们长大了，就会变成白血病，就会死掉！如果我们和他们玩，他们会传染给我们，我们就会死！” 两个女孩都在不同的场合要求转到维吾尔族学校，但佐合尔和艾萨克不准。她们的女儿将不得不适应生活中的不公平，无论大小。姐妹俩的旅程将标志着族群和家庭的代际转变，随之而来的是所有新的不适应和困惑。

佐合尔对她的女儿们有一个计划。她给她们两个名字的首字母都和她自己的名字一样——不完全是为了纪念她自己，而是为了标志着她们三个是一个整体。在这个社会里，她们将作为坚强的女性被捆绑在一起，而在这个社会里，她们的选择是有限的，首先是她们的少数民族地位，其次是她们自己族群的父权性质。佐合尔曾为自己规划了一条不可能的道路，她从天山的一所维吾尔族农村小学到甘肃兰州的大学，在那里她学习新闻学。一个维吾尔族人离开新疆上大学，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寻常的，而对于这个有6个兄弟姐妹的牧羊人的长女来说，更是如此。

佐合尔自己的女儿小的时候，会和她一起在家里的两居室里嘻嘻哈哈，抱着笑。她帮她们做功课，普通话学到太高阶的时候，就向汉族邻居求援。已被提拔为维吾尔族报纸主编的佐合尔，把工作带回家，晚上翻阅报纸。湖玛也学习到很晚。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母亲，佐合尔总能抽出时间来听。当湖玛读了《三重门》这本描写中国高中生在死记硬背的教育体制中苦苦挣扎的流行讽刺小说后，她宣布自己不想上大学了。佐合尔耐心地跟她讲道理。她始终把她当做一个平等的人。

而最后，佐合尔是对的。到了初中，欺负她的事情大多停止了。湖玛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在中国，成绩优异是赢得同学们尊重的一种方式。祖姆雷特长得很漂亮，是学校里凭借长相和养成的傲慢态度而变得很酷的女生之一。她自己的分数也不差，只是对于习惯了姐姐天赋的父母来说，不够好。就像许多在神童阴影下长大的兄弟姐妹一样，祖姆雷特认为如果她不再努力，或者至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神童的话，就会轻松一些。

20世纪90年代，以更大的自治和宗教自由为名的大规模骚乱震撼了新疆，政府以粗暴的军事力量应对。9月11日之后，中国政府故意将维吾尔族维权人士与圣战分子混为一谈，游说布什政府将鲜为人知的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定为恐怖组织，为维吾尔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国家说法奠定了基础。美国同意了，可能是为了换取中国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持。后来，人们质疑这个组织是否真的存在。

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党决定向儿童灌输民族主义，关注外敌，这会使学生减少反抗国家的可能性。2004年湖玛进入高中时，党的爱国主义灌输已经开始进入高潮。她和她的同学们被教导说，他们是中原王国的继承人——这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是火药、纸张、印刷术和指南针的发明者。虽然党的宣传注意宣称全国56个民族幸福团结地生活在一起，但也明白这个伟大的民族是汉族。同学们了解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后，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占领的 “民族屈辱世纪”。湖玛看着汉族同学们吸收着这些训令，而她自己却坐在一旁。这种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视角，与她这个维吾尔族人关系不大。

晚上在家里，湖玛也与自己的族群渐渐疏远。她对自己文化的某些方面感到失望。吃饭的时候，男人总是先吃饭，女孩甚至被告知要走在小男孩的后面。然后是家庭虐待和酗酒，这也折磨着艾萨克。当时，一家人每晚都会为看什么电视而争吵。维吾尔族的综艺节目在她父母那一代人中很受欢迎，但十几岁的湖玛觉得这些节目又慢又无聊，那些跳舞的女人不知怎么的就成了压迫的象征——总是一副顺从的样子，模仿着给男人摘葡萄，围着他们跳舞。多年以后，她才明白她的文化是在占领下形成的，并开始欣赏维吾尔诗歌、音乐和文学的美。在很多方面，她都是站在汉族和维吾尔族文化的外面往里看。一个与两者对立的少年，她感到奇怪的自由，但常常感到不可思议的孤独。

佐合尔为女儿们制定的计划最后的问题是，它的效果太好了。两个女孩开始说普通话，比说维吾尔语还好。她们只有汉族同龄人，所以她们只有汉族朋友。中学时，湖玛开始对班上的男生产生好感。因为他们都是汉族人，她推断她未来的丈夫很可能是汉族人。她花了几个小时想象他们的婚礼。虽然这个逻辑似乎很明显，但跨民族的婚姻是很罕见的，而且她的族群也不赞成。当她向佐合尔提起这件事时，没有任何理由，没有湖玛习惯的那种讨论。“我们不允许！” 佐合尔告诉她。“我宁愿你死！” 这是湖玛记得她母亲第一次这样对她说话。

佐合尔开始密切观察湖玛，禁止她和汉族男孩相处。湖玛则变得更加神秘。她开始对母亲撒谎，隐瞒自己的社交生活。这让她很困惑。她深深地爱着她的母亲，那种母女之间的爱可以使一方或另一方疯狂。他们的舞蹈没有明确的步骤，谁也不知道该由谁来领舞，也不知道如何领舞。

2007年，当湖玛被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录取时，佐合尔激动不已。她的女儿要去全国最好的学校了。湖玛迫不及待地去了北京。那时，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网上度过。长城防火墙还没有完全部署，网络是一个留言板和思想交流的地方。中国网民开始推动透明、问责和法治。有影响力的微博作者和记者开始调查犯罪和腐败。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准备举办2008年奥运会。许多人在争论这是否会使中国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乐观者则预测制度的开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已经放松，政治变革也随之而来。权力从中央向地方官员下放；民间社会被允许发展。到十年结束时，数以亿计的人将摆脱贫困，但这种转变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公民开始抗议当地的不满——有问题的产品、污染、宽松的安全标准。

湖玛开始认定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对她来说，这意味着民主、人权和批判性思维。她开始在家庭聚餐时批评共产党，但艾萨克让她安静。"这个政府和这个共产党帮助了我们很多。"他告诉她。"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政府允许我们拥有的，所以你不能批评它。" 湖玛翻了个白眼。她以为父母之所以这么说，只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媒体工作。在她翻阅过的历史书中，她读到，在动荡的年代，每当一个王朝倒下，另一个王朝就会崛起。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乱世出英雄"。她想，在这个新中国，普通人也有机会成为英雄。

2007年的北京，仿佛处于所有可能发生的变化的中心。一些有私人出资的中国出版物正在挑战极限。有些主题是永恒的红线——军事、宗教、民族纠纷和国家的内部阴谋——而另一些则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在讲座中，湖玛听调查记者朱玉讲解卧底的后勤工作时，听得津津有味。朱玉必须在当地政府发现她之前进出城镇，官员可以通过攻击她，拿走她的录音和笔记来杀死一篇报道。

2009年春天，佐合尔被派到南方城市广州参加为期5个月的党员干部培训班。时任语言文字局局长的佐合尔作为中层官员，邀请湖玛前来。当时，党内贪污腐败现象十分猖獗，此行将是一场奢华的旅行，超过一周的堕落的宴请和观光。湖玛答应和她一起去，希望以此重置她们的关系。

她们在市场和博物馆里闲逛时，天气炎热潮湿。佐合尔去买了比她平时风格略短的彩色裙子，而湖玛则买了小短裤。湖玛注意到，离开新疆的佐合尔比较放松，不太在意自己的名声。湖玛感觉到她开窍了，决定再次接近婚姻问题。“你期待什么样的女婿？”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维吾尔族人最好。”佐合尔告诉她。“一个安分守己的好男孩，受过一些大学教育。”

“我正在上最好的学校。你不期待那种层次的人？”

“好吧......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找一个外国的人——也许是美国的人。”佐合尔允许。但她继续坚持认为，汉族人的匹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当他们在广州的时候，一个匿名的网络帖子声称，一群六名维吾尔族男子在韶关强奸了两名汉族妇女，韶关是该省北部的一个城市，那里有一个劳务输出计划，正在向那里输送年轻的维吾尔族人。警方后来调查发现，这一说法毫无根据，但这一谣言引发了当地维吾尔族和汉族工厂工人之间的暴力斗殴，持续了四个小时。男人们用灭火器、石块和床架上的钢棍互相殴打。两名维吾尔人受致命伤，120人受伤。打斗的画面显示，汉族工人殴打躺在地上的维吾尔族人血肉模糊的尸体，这段画面被传播开来。

作为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湖玛想去亲眼看看韶关。佐合尔帮她组织了这次旅行。虽然湖玛在镇上没有打探到什么异常，但她发现没有清真餐厅供她吃饭。湖玛想，那些维吾尔族男人一定觉得不受欢迎，被迫长时间工作，下班时间无处可去。这揭示了她所在族群困境的一个新的侧面，对于一个有抱负的调查记者来说，这是有意义的。

回到广州的那天早上，湖玛和母亲得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夜之间发生了抗议活动。维吾尔族学生看到工厂暴力的视频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后来演变成了暴动。中共说，这些骚乱者是由一名流亡美国的维吾尔族活动家指挥的，不过没有提供证据支持这些说法。政府报告说，有197人被狂暴的维吾尔人杀害，其中大部分是汉族人，而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则坚持认为维吾尔人的死亡人数远高于此。关于报复性杀戮的传言愈演愈烈。

在网上，信息流动迅速，但很混乱。当湖玛在网上搜索的时候，佐合尔坐在酒店的床上，感到困惑和担忧。“对我们这些少数民族来说，获得信任已经是个问题。”她说。“现在发生了这件事，他们不会再信任我们了。”

这是佐合尔第一次公开向女儿讲述维吾尔族在体制内面临的困难。她告诉湖玛，他们都要小心翼翼，他们不能在党内同事面前表达悲伤、困惑或愤怒。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她会被归类为对自己民族的情感依恋，这是非汉族人在政治上不可靠的标志。

湖玛知道母亲的疑惑，但从未真正了解其深度。多少次，佐合尔在汉族面前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有多少次，她母亲唯一拥有的权力就是她对女儿们的权力？党经常考验少数民族党员的忠诚度。共产党的干部不允许信教。斋月期间，汉族官员带着维吾尔族同事出去吃午饭，并将禁食者的名单记录下来。有一个斋月，艾萨克奉命戴上红袖章，拿着电棍，命令他监视清真寺，检查是否有人在搞什么阴谋。

骚乱发生后的10个月里，政府基本关闭了新疆的互联网。Facebook和Twitter在全国范围内被封锁。国家对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社区进行突击检查，拘留人们并使他们失踪。在哈密，恐惧占据了街道。居民们在天黑后不再外出。祖姆雷特听到传言说，暴徒们正聚集在一起，要杀死任何走过的人。她注意到新的防弹车和带枪的警察。检查站和搜包变得很普遍。湖玛最好的朋友是一个汉人，问她他们还能不能做朋友。

乌鲁木齐骚乱发生后，湖玛认为新的安全措施使她无法从事调查记者的职业。她很难像朱玉那样去做卧底。在新疆以外的地方，维吾尔族人一住进宾馆，警察就会对他们进行拜访，检查他们的身份，询问他们的问题。当她琢磨着这对她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时，她没有看到可以效仿的维吾尔族著名记者。

在某些方面，湖玛知道自己是幸运的。她的特征是 “汉族过关（Han passing）”；在她告诉别人之前，人们不知道她是维吾尔族人，当她告诉别人时，很多人也不相信她。但只要她一出示身份证，就会被贬为维吾尔族，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偏见。在哈密和北京之间的长途乘车中，湖玛遇到了一些乘客，他们以为她也是汉族人，就抱怨维吾尔人有多脏，多不文明。

网络依然是她的慰藉。她花了很多时间在豆瓣上，一个专门讨论书籍、电影和音乐的网站。在一次经常评论者的当面晚宴上，她认识了来自河北省元氏县的汉族人王同和。同和对她立刻产生了好奇。他曾在内蒙古上大学，在那里培养了对语言的热情，主修英语，辅修法语，学习蒙古语和韩语；他甚至还自学了那威语——《阿凡达》中的语言——以此为乐。同和对维吾尔族文化很感兴趣，他读过一点维吾尔族文学的译本，也欣赏过音乐。和许多自由主义的汉族人一样，他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乌鲁木齐暴动的报道，他很想问湖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感觉到这不合适。

晚宴一年后，他们开始交往。当湖玛向同和解释说不能把他们的关系告诉父母时，他也没怎么在意。他们还年轻，任何借口都欢迎把大人的问题踢下去。

大四那年，湖玛开始在腾讯实习，那是一家网络信息公司，分管新闻策划。她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毕业后得到了一份工作。佐合尔告诉大家——腾讯是国内最著名的公司之一，在2017年将成为第一家与苹果、Facebook等公司一起估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中国科技公司。中国正在打压平面媒体，但网上仍有一些自由——尽管这个空间，也在以更微妙的方式收缩。除了封锁网站，政府审查人员还越来越多地使用过滤器来封锁关键词。有些总是被禁止。“天安门事件”、“六四”（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日子）、“达赖喇嘛” 和 “台独”。其他指令每天都在变化，这引发了涉及暗语或同义词的猫鼠游戏——“目田” 代表自由，“裆中央” 代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腐” 是对腐败政府的嘲讽。国家部署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网评员——绰号 "五毛党"，因为这份工作据说每帖有五毛钱的报酬——来引导网上的对话，并压倒叙事。

2012年底，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普通公民对党内官员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感到沮丧，一些人欢迎他处理渎职行为的愿景。但习近平开始积聚权力，藐视党内分享权力的潜规则。湖玛看到，国家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晚间新闻，以前往往会出现多位高层人物——不仅是一号人物，还有党高层的其他人物——现在变成了习近平一人的新闻。习近平继续颠覆近几十年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开放。

湖玛仍然热衷于免费信息的力量，她在一个叫知乎的网站应聘，这个网站类似于美国的Quora，用户在这里创建问题和答案。在知乎，她找到了自己维吾尔族身份的定位，她用它充当了族群之间的桥梁。暴乱之后，很多汉族人对维吾尔族人是真的好奇。有些人相信了政府的宣传，认为维吾尔人是坏人，但在知乎上，湖玛可以讲述她个人的故事，解释在中国做维吾尔人的感受，很多人都以同情的态度回应。中国并没有成为湖玛希望的国家，但她认为，如果她能改变一个人对维吾尔人的看法，那就很了不起了。

对她来说，事实是复杂的，即使是在看似简单的情况下。她投入到关于玛仁糖（切糕）的讨论中，这是一种维吾尔族移民在中国各地出售的传统甜点。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骗局。维吾尔族小贩会问顾客要多少钱，然后切下一块更大的蛋糕。汉族顾客以为那是蛋糕，但因为那其实是坚果馅的糖果，所以称重部分的价格是天文数字。很难与小贩们争论，因为他们会示意自己不懂普通话。

湖玛的立场在中间。“因为是切糕，所以本来就那么重。它并不坏。但他们的卖法太可怕了。” 虽说不复杂，但也不简单。“汉人那边，他们有误会，但是维吾尔人那边，维吾尔人这样卖东西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可以两边都怪。我们错了，你们也错了。但是我们可以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两人交往4年后，湖玛决定把同和作为未婚夫介绍给父母。她厌倦了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生活，正如她所说。她把所有的事情都策划到了最后一个细节。全家会在广州见面，那个她母亲似乎没有那么多戒备的地方，也是他们有幸福回忆的地方。她的父母会从新疆飞来，祖姆雷特会从她在中国东南部厦门的大学坐火车过来。同和一直在学习维吾尔语，还写了一封三页纸的自荐信。

在宾馆里，同和紧张地读着自己的信。他解释说，他的父母都是老师，他在《纽约时报》中文版做翻译和编辑工作。当他磕磕绊绊地说到 “编辑” 二字时，佐赫提示他。他说完后，艾萨克说话了。“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是件好事，而且你很好。对你有好处。但不，我们不会把女儿嫁给你。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艾萨克和佐合尔宣布，湖玛在北京的生活结束了。他们将到她的公寓去取她的东西，为她辞去工作，带她回家。湖玛没有试图争辩。她决定除了逃跑，别无选择。那天晚上，在与母亲以前的同学共进晚餐时，当佐合尔的注意力被其中一个同学送给她的一件衣服分散时，湖玛借口去了洗手间。她离开餐厅，开始逃跑。当佐合尔发短信和打电话时，湖玛拒绝接她的电话。佐合尔求湖玛回来，轮番威胁她，流着泪哄她。湖玛回信息说不要找她。她发誓，他们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湖玛还收到了祖姆雷特的帮助，她和她们的父母在酒店。午夜时分，她收到佐合尔的信息说：“我受不了了，回来吧。” 祖姆雷特则发来短信：“他们在酒店里争论空调的问题” 当佐合尔写道：“你爸爸病了，请回来。”祖姆雷特发来短信。“不，别担心，他只是睡着了。妈妈正在试穿新衣服。”

祖姆雷特说服父母，追到首都也是徒劳无功——如果湖玛不想被人找到，他们就永远不会在这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里追踪到她。湖玛回到北京后，麻烦事还在继续。佐合尔大喊大叫，大哭大闹。有时，她诅咒湖玛；有时，她诅咒同和。它笼罩在他们身上。它变得很丑陋。但在湖玛的脑海里，她希望她的父母可能会从这些斗争中受益——把女儿嫁给一个汉人可以使他们看起来对汉人的上级更加忠诚。

在工作中，湖玛担心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仇视伊斯兰教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她给知乎内容监测团队做了一个关于什么是仇恨言论的报告。知乎团队已经很忙了。习近平加强了审查制度的私有化，即由公司自己负责删除政府认为有问题的帖子，否则将面临罚款或关闭的风险。共产党每天都会发出新的指令，说明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湖玛在电子表格中对评论进行分类，标记一些看似无害但实际上是狗哨的东西——比如提到左宗棠，一个在清朝时期征服新疆的将军。知乎在向新用户开放的同时，也试图让网站保持文明，但随着问答变得不再复杂，细腻的对话空间越来越小。湖玛停止了发帖。没有人能够改变中国。平凡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湖玛和她的母亲不可能知道党内发生了多么彻底的转变。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升级了在新疆的安全支出。一连串涉及维吾尔族人的暴力事件（主要集中在新疆）使该族群的困境更加严重。外国专家认为，这些事件很可能是当地人不满的结果，但国家却将其描述为伊斯兰主义的恐怖阴谋。当地和国际记者都无法进行调查，因此仍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3年10月，一辆汽车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撞倒了一群行人，造成两名游客死亡，40多人受伤。政府声称，在碰撞中丧生的肇事者是维吾尔族极端分子，尽管这次袭击缺乏复杂性，让人对此产生怀疑。2014年3月，一群身穿黑衣的维吾尔族人冲进昆明的一个火车站，大肆刺杀，造成31人死亡，141人受伤。袭击事件发生后，习近平要求 “铜墙铁壁”，“从地上铺到天上的网” 来抓捕这些 “恐怖分子”。在去年年底被《纽约时报》获得的党内通讯中，他更进一步宣称：“必须毫不犹豫、毫不动摇地挥舞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国家在2014年5月发起了 “打击暴力恐怖活动”，向新疆警方施压，要求其增加逮捕配额。当局追捕那些有 “异常” 想法的人，即任何受 “三股邪恶势力”（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控制的人。他们开设了小型的灌输中心，为几十或几百名被拘留者开课，试图说服他们放弃宗教，拥护党。维吾尔族人如果想离开家乡，必须携带一张特殊的 “方便联系卡”，上面有房东和当地警察局的电话号码。政府在清真寺门口安装了摄像机，以监控礼拜者。国家禁止使用被认为过于伊斯兰化的婴儿名字。

政府公布了一份 《75种宗教极端主义行为迹象》 的清单。有些是模糊的，如 “在家里存放大量食物” 的人、“抽烟喝酒但很突然就戒掉的人”，或 “购买或存放哑铃等器材的人......没有明显的理由”。人权观察报告说，政府整理了一份26个所谓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 “敏感国家” 名单，包括埃及、泰国和马来西亚。那些与这些国家的亲属有联系的人受到了更多的怀疑。社会各界哗然。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压制主要的温和派人士。2014年，警方逮捕了伊利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他是一名学者，创办了一个受欢迎的双语网站，旨在鼓励民族间的对话——他是共产党的批评者，但他一贯反对暴力，从不主张独立。他被指控犯有分裂主义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2016年，陈全国——时任西藏党委书记，他曾在西藏以严密的安保措施镇压民族动乱——被派去担任新疆的领导。政府声称维吾尔人们前往与ISIS作战了，尽管它没有提供这一说法的证据。在陈的指导下，“严打”运动进入了超常状态。根据维吾尔族人的行为、工作和家庭网络，对他们的可信度进行评级，那些被认为 "不可信 "的人就会受到更多的监视。国家开始拆毁清真寺和历史街区。

在 “严打” 下启动的一个项目被称为 “访问、受益、团结”（访惠聚）。从2014年到2017年，包括佐合尔在内的20万名党员干部驻扎在新疆各地的村庄里，监视民众，宣讲党的宣传。（后来的一项工作叫结对认亲，派出100多万党员干部，每两个月至少在新疆居民家里住5天，根据报告主要发生在农村）。佐合尔被派到离哈密一小时车程的小村庄吐格曼博依。在那里，她帮助社区修建了一座桥，并以她的名字命名。她告诉湖玛，她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想法，真正帮助社区提高了生活水平，同时让他们对党更加信任。

2017年1月，湖玛和祖姆雷特陪同佐合尔前往吐格曼博依村。当天，佐合尔带他们去拜访的那户人家有三个女儿，母亲已经怀孕。在拜访过程中，佐合尔试图劝说这名妇女不要戴上朴素的头巾，给她提供了一块五颜六色的布，让她随便用布遮住头发。家里的女儿没有上学，父亲认为没有必要。在湖玛看来，整个画面看起来都不对。她想，我们维吾尔族人是不遮脸的。黑袍子不是维吾尔。维吾尔人，我们跳舞，我们唱歌，我们穿着漂亮的、五颜六色的衣服。

那年春天，同和被瑞典乌普萨拉的硕士研究生录取，他和湖玛开始努力收拾生活。那年夏天，湖玛最后一次回到新疆时，她发现到处都出现了自称 “便民服务站” 的新派出所。每隔200米就有一个派出所或一个摄像头。她和父母回到吐格曼博依村，发现他们家的爸爸不见了。他被带去 “学习” 了。当时，湖玛并没有觉得这特别不寻常。在整个中国，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总是在学习这样或那样的东西：政治理论、师资培训、公务培训。她的母亲也去 "学习 "了。没有人喜欢这样，但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佐合尔告诉湖玛，她曾被要求在其中一个教育机构做一次演讲。"我之前在村里的工作做得很好，我的意见在这些村里人中很受欢迎——他们甚至请我去做讲座！" 湖玛认为佐合尔是一个真正关心自己族群的好人，有成功的宣传记录。如果她和其他像她一样的人和人们交谈，也许他们会听。但当湖玛听说吐格曼博依村的一位老奶奶被派去 “学习” 时，她感到不安。一个男人需要被劝说改变教育自己女儿们的方式，这是当然的——但一个和一切都无关的老奶奶？

在离开北京之前，湖玛和同和为了佐合尔和艾萨克的好处，举行了一场传统的穆斯林婚礼。那天在清真寺，她的父母似乎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仿佛打开了一个开关。佐合尔和艾萨克开始把同和当做女婿一样对待，称呼他的名字，给他在餐桌上让座，询问他的情况，打电话问候他。湖玛终于有了和家人的关系，她为之奋斗了这么多年。当他们搬到瑞典后，她和母亲的通话时间开始越来越长。他们之间的距离越远，他们就越亲近。

湖玛喜欢瑞典。它像佐合尔祖先的山村，有树木、山丘、牧场和辽阔的天空，有连绵不断的云彩。他们到乌普萨拉不久，湖玛就在电脑上开了一个名为 "自由写作 "的文件夹。她写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再被审查或删除。

2017年秋天的一天，佐合尔给她打电话，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她需要湖玛在乌普萨拉的地标性建筑及其周围拍下自己的照片，向他们附近的主管部门证明湖玛在那里学习。湖玛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柏林度假，问她能不能晚点再做。“不行。”佐合尔说。她的口气好像要哭了。“尽快把照片发给我。”她恳求道。湖玛急忙去拿。当她再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此事的消息时，她就把它忘掉了。

与此同时，祖姆雷特作为维吾尔族人，在她现在居住的北京，生活越来越艰难。房东拒绝租给她公寓。她在三个月内搬了六次家。胡玛建议她辞去广告公司的工作，全职学习英语，这样她就可以在第二年申请海外的硕士课程。祖姆雷特同意了这个计划。

湖玛开始看到报道说，维吾尔人开始在微信上屏蔽他们的外国亲戚。关于 “再教育营” 的故事慢慢流传出来，但里面的情况却很难理解。湖玛深信无需在微信上询问父母的情况。反正他们家是维吾尔族模范家庭。

"湖玛深信无需在微信上询问父母的情况。反正他们家是维吾尔族模范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