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普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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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暂居美国。

鬼打墙:她在新疆的镇压中幸存 [上]

大规模羁押监控主导着中国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生活之下,一位女性为自己的自由而抗争。

【文宣中國/私造社】@文宣中国VoiceofCN 手足共同翻譯 2021年4月6日April 06, 2021

副標題:大规模羁押监控主导着中国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生活之下,一位女性为自己的自由而抗争。

Raffi Khatchadourian

2021年4月5日

原文🔗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1/04/12/surviving-the-crackdown-in-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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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岁的Anar Sabit生活在温哥华,她喜欢告诉她的朋友们,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她自身的经历已足够证明了这一点。

2014年来加拿大之前,她生活在戈壁滩的边陲小城奎屯,其地理位置楔形嵌入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蒙古语“奎屯”意为寒冷,相传成吉思汗军队曾在极寒冬日驻扎于此,被冻的发抖就喊这个词。萨比提的童年时期,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哨所,处在当地人称之为东突的争议地区。中国在十八世纪吞并此地,后两次脱离中国,直到毛泽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北京称之新疆——未驯服的广袤之地。

像Sabit这样成长在亚细亚腹地的小孩,会发现身边到处都是征服的遗迹。新疆地广如阿拉斯加,与八国接壤。原住民是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突厥民族。但是在萨比出生时,奎屯等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几十年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上百万的汉族移民,其中很多是革命战士,来这里务农。虽然新疆南部原住民仍占多数,而在奎屯原住民已成为少数。

Sabit从小就接受中共教育,尽管周围建设兵团的汉人们一直像殖民者一般地对待他们,她还是坚信自己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奎屯的汉人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人统称为“少数民族”,就好像他们之间的民族差别完全不存在似的。这种境遇,Sabit也习以为常了。她的父母,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化学老师,从来不跟她谈起任何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他们送她上了普通话教学的汉人学校,并告诉她要在那里好好学习。小学时,Sabit和她的同学们都得给兵团摘番茄。到了中学,他们还要摘棉花,这是Sabit憎恨的工作:你得弯着腰一连干好几个钟头,或者跪在尘土飞扬的地里干很久很久。她母亲只是跟她说,这是锻炼你的性格。

Sabit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2004年高中毕业以后,她去了上海学俄语,希望这能帮助她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找到一条好的职业道路。她非常喜欢上海这个轰轰隆隆、步伐飞快的繁华世界。但是,她只是一个“少数民族”。如果她告诉朋友她的家乡是哪里,谈话通常会变得十分尴尬。有些以为新疆人都是“野蛮人”的朋友,还会非常惊讶她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就在她大学毕业之前,她和她的朋友们一起申请了华为的职位,而她是所有申请人里唯一没有得到面试机会的——她非常肯定,这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她的出身。

Sabit试图默默地抹去这些偏见对自己的影响,她开始隐藏自己的出身。只要情况允许,她会说自己是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她在一家投资公司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工作本身很吸引人——有很多去俄罗斯、老挝、香港等地出差的机会——她也很喜欢自己的老板和同事们。

当Sabit在上海打拼的时候,她父母都移民去了哈萨克斯坦。他们希望Sabit也一起移民,但她拒绝了,她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大、更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她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希望成为一名模范公民,并且坚信她的未来是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她的家乡,政治已经让一切都蒙上了绝望的阴影。

2009年,中国广东省的一座玩具工厂里发生了打斗。在一片混乱中,两个维吾尔族的僱员被一伙汉族人杀害了。紧接着一个月里,几百名维吾尔族人冲上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的街头,挥舞着国旗,高喊着「维吾尔人」,希望能引起中国领导层的注意。警察赶来制止,于是暴乱发生了。几百人要么受伤,要么死掉,还有几百人被捕。超过四十个维吾尔族人在这个过程中失踪不见了。十几个人之后被判死刑。

暴乱发生一年后的某天,Sabit和几位同事打算一起去吉尔吉斯斯坦。当他们准备在乌鲁木齐乘飞机时,机场工作人员把她叫到一边,告诉她因为她是新疆人,所以需要特别允许才能继续她的行程。因此,她在民族宗教事务局花了一整天去办理所需的手续,她的同事们已经都走了。

共产党的宣传使她相信这样的手段是必要的。然而,她仍然感觉到了不被当作自己人的深深的不快。在中国,不管走到哪里,她都是个外人。有天她回到上海,望着城市里一座座塔楼公寓,她问自己:「这些都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久以后,Sabit和一个已经移居到温哥华的朋友聊了聊,就飞过去探望。她立刻被那里的友善和机遇所吸引,任何时候,她只要告诉一个加拿大人她来自新疆,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好奇。她登记加入了一个可以获得商业类文凭的项目,然后在同年夏天,她又租了一间公寓,有了一个室友。她在温哥华的一间公司入职了,成为一名会计新手。她还找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圈,遇到一个自己爱的人。她的生活在她的计划中徐徐展开,一切还不错。

2017年春天,Sabit的父亲因心脏病突然去世。她的母亲打来电话,但为了不让Sabit惊慌,她只说父亲在医院里,她应该来看他。Sabit当时在度假,立刻放下计划,飞往哈萨克斯坦。在飞机起飞前,她用手机进了家族群聊。里面有人用哈萨克语写道:“愿他的精神在天堂安息”。但是这条消息是用阿拉伯字母(译者注:哈萨克语有多种书写的文字,阿拉伯字母是新疆地区哈萨克族广泛使用的字母)写的,Sabit只认得出“天堂”。她在痛苦的不确定中熬完了这次飞行。她抵达后,另一位亲戚不知道Sabit母亲善意的隐瞒,为她父亲的去世表示了哀悼。Sabit这才意识到父亲已经去世,她失声痛哭。

Sabit发现她的母亲悲伤绝望,因此她决定留下来支持她。她向老板提出休假数月的请求,但老板不能保证她的职位能为她保留这么久,所以她辞职了。她给温哥华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帮她收拾好东西。

那个夏天,Sabit和她的母亲回到Kuytun奎屯,为父亲办丧。而朋友警告她不要去:因为流传着对新疆原住民的镇压不断升级的传言——比如有哈萨克商人在边境失踪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前,Sabit在刚去过那里,安然无恙。她想站在母亲这边。他们用两个星期的时间与家人见面并拜访了祖先的坟墓。她后来回忆说,这次旅行“充满了泪水和悲伤。”

7月15日,Sabit和她的母亲驱车前往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飞往哈萨克斯坦。他们在半夜到达,航站楼几乎空无一人。在海关,边检检查了她母亲的护照,并准许她出境。但是,当Sabit提交文件时,边检停了下来,盯着她,然后将她的护照带到了后台办公室。

“别担心,”Sabit向母亲保证,并解释说拖延很可能不过是官僚作风。几分钟后,边检带着一名维吾尔族官员返回,他让Sabit坐在长凳上。说:“你不能离开。” “你们俩可以自行讨论决定母亲到底是去是留。”

Sabit的母亲情绪激动恳求解释。边检回答:“我们需要问她几个问题。”

“你快点走,”Sabit告诉她的母亲。 “我今天坐不了飞机的话,我就明天再飞。”

母女俩的衣服装在同一个箱子里。当他们将彼此的物品分开时,她的母亲开始哭泣,而Sabit安慰了她。然后她看着母亲,泪水从脸颊流下,朝大门走去。母亲离开后,边检走向Sabit,冷冷地解释说,她已经被“边控”了——这意味着她被怀疑。他说:“刚才你的母亲在这里,所以我没有提及。” “你应该知道新疆现在的情况。你最好合作。”

二、像老鼠一樣

在Sabit决定搬到加拿大的2014年,北京召开了一连串秘密会议谋划新疆的黑暗未来。那之前的一年已成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当时正在巩固权力。为了扫清终身制的障碍,习整治了一百多万政府人员,处罚范围从审查到死刑都有。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也绝不手软。

新疆动荡的历史使其成为特殊顾虑的目标。这个地区似乎从未在党的完全掌控之下:它总是外力干涉的目标——俄国沙皇曾经侵占过其一部分——得益于其短暂的独立历史,它也是独立建国思想的聚集地。共产主义理论学家们长时间里辩论独立思想在走向(共产)乌托邦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尚未完全工业化的外围社会里。苏联采取一种放任的政策,让各个民族建立加盟自治共和国。中国则采取了主动同化的政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意识到党对新疆的控制不够,即开始动员兵团在北疆设立农场,作为对潜在苏联进犯威胁的缓冲。革命群众大批涌入,几十年后汉族已占四成人口。为了同化原住民,党干部们用各种办法去除他们的民族传统: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学校,甚至语言。政府开始否认维吾尔人身份认同的正当性:维吾尔人是中国人。

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上台,撤销了很多文革的极端政策。在新疆,清真寺重新开放,也允许使用民族语言,文化开始繁荣。但在这种开放环境下,人们开始表达对殖民现状的不满。遵循当地传统,乃至坚持用“乌鲁木齐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小时),这些都成为一种潜在的不满的表达。一些小地方的示威打出了“把汉人赶出新疆”的标语。一小群极端分子谋划一场暴动。

1990年4月,喀什城郊爆发一场当地人和政府之间的暴乱,这很明显由非职业的民间军事组织挑头,后加入了搞不清楚来龙去脉的示威群众。警察和兵团迅速合力镇压了暴乱。此事发生在八九天安门事件仅仅一年之后,统治精英集团对于分裂事件少有忍耐度。一年之后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认为民族独立主义是造成苏联分崩离析的原因之一,之后对于这种事件愈发敏感。

政府以近乎偏执狂的态度搜寻任何一点“分裂主义”的迹象。 其中喀什市委书记朱海仑最激进。 曾担任朱的翻译和助手工作的Abduweli Ayup回忆说,1998年3月,棉农抗议一项关于禁止他们种植蔬菜的裁决。 朱指责他们是分裂主义者,并说:“你们拿清真寺当堡垒!” 在另一场合,他嘲笑《古兰经》,对维吾尔族听众说:“你的神就是屎。” 朱命令Ayup挨家挨户查询是否有家庭藏匿民族主义或宗教书籍,并告诉他找到了才能回来。 Ayup一直工作到天亮,叫醒了人们。 但是,他说:“我根本找不到任何书。”

事实证明,新疆的叛乱分子无法招募到多少追随者。 当地人喜欢伊斯兰教的苏菲传统,看重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而不是政治。 在9月11日袭击发生时,该地区没有恐怖分子暴力可言。 但是,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行动计划在阿富汗边境进行,为旧的焦虑提供了新的紧急框架。 中国当局草拟了一长串事件,声称它们都是圣战的例子,并向美国国务院提起了诉讼。 但是其中许多事件无法核实,也无法与非政治性暴力区分开。 在中国,用刀,斧子甚至是简易爆炸物进行的大规模袭击非常普遍,并且通常与种族动荡无关。 官员说,不久前,一名男子走进云南省的一所学校,向五十四个人喷洒氢氧化钠,以“向社会报仇”。 同样,一名来自中国东部的截瘫患者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机场引爆炸弹,显然是对警察殴打的一种报复行为。 爆炸被视为一次性事件。 一名维吾尔族人对在新疆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感到沮丧,他在推特上问:“为什么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恐怖主义?”

 2008年奥运会临近时,中国当局更加沉迷于维稳,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这是一种可以与朝鲜相比的残酷镇压行为。 孙曾在审查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委员会中任职,他指出,该党是自己的错觉的俘虏:通过高估即将发生的社会破裂的可能性,它已经看不到人民不满的根本原因。 孙警告说,这种为了消除“不稳定的幻象”而进行的反思性镇压,将导致镇压和动乱的螺旋式恶化,并可能最终导致一直以来他们所担忧的崩溃。

在新疆,似乎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典型:在新疆,中国领导人似乎总是将民众的不满误认为是叛乱活动的增加。 2009年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抗议活动(紧随着西藏的类似活动)促使党的理论家呼吁建立一个单一文化的社会,一个单一的“国家竞赛”,从而为“新型超级大国”铺平道路。 一位有影响力的国内安全官员指出:“稳定在于解放人、规范人、发展人。”

乌鲁木齐新任党委书记开始奉行这一政策:告诉妇女不要戴面纱,禁止维吾尔族书籍和网站,拆除历史建筑。 几年之内,孙立平警告过的下降恶化开始出现。 2013年秋天,一名维吾尔族男子在两名家人的陪同下开着SUV冲进天安门广场的一群游客中,可能是因为他们当地的清真寺在一次袭击中被破坏了。 他们点燃了装满自制燃烧装置的S.U.V.,最后,该男子和他的家人死亡,并且造成2名行人死亡和38人受伤。

几个月后,在云南省,一小股袭击者身穿黑衣,袭击了一个火车站,残忍地杀害了29名旁观者,并导致140余人受伤。尽管没有组织声明对此事件负责,一组叛乱组织庆祝了这一事件。政府声明这群人是维吾尔分离主义者,并将此事称为“中国的911”。习近平被激怒了。“我们应当团结人民,建起一堵对抗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他对政治局说道,“让恐怖分子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2014年,习近平去了新疆。 在喀什噶尔的一个警察站,他检视着在墙上的武器。“我们同志们手中的武器太原始了,”他在视察中说到,‘这些武器不能用来对付大砍刀、斧头和冷钢武器。“他补充道,我们必须如他们一样残忍,并且不对他们手下留情。”

在他视察的最后一天,两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攻击了一个在乌鲁木齐的火车站,造成一人死亡以及几十人受伤。在一次北京的高层会议中,习近平表示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反对。“这就如同吸毒一般,”他说,“你失去了神志,变得疯疯癫癫,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不久后,在新疆的党领导宣布了一场“人民战争”。这场战争针对三大“邪恶势力”———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该地区的最高官员实践了这个政策,但习近平对此感到不满,并在两年后换上了新的官员——陈全国,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思想坚定,忠诚度毋庸置疑。

陈全国是一个雄心勃勃且训练有素的人。他曾在军队服役,然后迅速升任政治职务。2011年,当他到任西藏时,僧侣们以自焚对抗达赖喇嘛称之为“文化灭绝”的长期镇压。这场危机当时占据了国际头条新闻。

在一片压迫已经成为常态的地方,陈全国的暴力镇压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相反,他以系统化威权策略而著称,并且时刻准备针对整个人群的日常生活。

当时绝大多数的自焚事件发生在自治区的东部,因此陈收紧了他的司法管辖区的边界,限制了藏人从其外部进入。在拉萨,他使得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购买汽油。他建造了数百个城市警察站,称为“便利站”,这些警察站以紧密的形式布置,这是压倒性的武力展示。他派出两万多名共产党干部到乡村寺庙去进行宣传和监视。一些当地人说,名为“红臂章巡逻队”的志愿团体成员闯入房屋去没收达赖喇嘛的照片,因为中国当局将西藏的动荡归咎于达赖喇嘛。拘留因此有所增加。 2012年,当大量藏人前往印度接受达赖喇嘛的祝福时,陈将他们送进了“再教育机构”。

尽管自焚事件继续在邻近地区发生,但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西藏仅记录了一次自焚事件。他宣布:“我们严格遵守法律,严厉打击非法组织和关键人物”。他有能力被提拔。官方媒体指出,2016年3月,就在他被任命去新疆之前,来自他所辖地区的代表来到北京的全国人大,戴着有习近平形象的徽章,“这是一种表达谢意的自发行为”。党认为陈的策略是成功的。

陈顶着一头稀薄而漆黑发亮,梳得严丝合缝的头发进疆,随行的是从西藏带来的一队安保。他没搬进党委书记的住所,而是住进了一个由政府控制、解放军安保的宾馆。宾馆紧邻多个警察机构,陈还有一条从住处到该地数字安全中心的高速数据专线。

习曾把改革比作吃饭,把肉挑完了,那剩下的就会难以下咽。陈向其表明他来就是“啃硬骨头的”。他把自己的一段讲话标题取为:“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核心下,坚持贯彻党中央的新疆治疆战略”。

陈的前任就曾从他那里学得西藏策略,在新疆部署了二十多万党员干部。陈到任后加码到一百万,并督促这些人一家一家地“用感情贴近群众”。在一个名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运动之下,各地党员干部上门到少数民族居民家中自我介绍,宣布“我们是你的新亲戚”。这些干部们不请自来,登门吃饭,有时候还按上级要求过夜。惊吓之下的住户们只能强装笑容,礼貌地接待他们,回答他们的各种询问,甚至把自己的床让出来。

在时任新疆代理党书记朱海仑的协助下,陈招募了数万“协警”来实施大规模抓捕和镇压任何动乱。他开始建造数千个“应急指挥中心”,谋求对城市生活实施“网格化”管理 (译注 原文iron grid,铁网,应该是指中国官媒的网格化管理)。他把人划为三类:可信、一般、不可信,并抓捕任何不能证明自己足够忠诚的人。

到任半年后的2017年初,陈发出指示应对长期、复杂、“极为严酷”的运动。他要求下属“把严打作为首要任务”,其必要性在于“先发制人,消灭于萌芽”,目的是根除新疆分裂问题。对于任何不愿意热情参与实施计划的“两面派”官员,他宣布零容忍。

之后习召陈到北京开会,几天之后,在乌鲁木齐举行的大型集会上,陈检阅了上万全副武装的钢盔部队,直升机盘旋上空,多个装甲车组成的方队驶过,陈在集会上宣布“粉碎和消灭敌人的进攻”,誓言要“把恐怖分子的尸体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陈的指挥特色之一是突击检查,有时候随机传召警察来检验他们的反应时间。他指示“应抓就抓”,到2017年4月已有大批民众被捕。一个泄露给在荷兰的维吾尔运动分子的官方文件显示,仅仅在6月19日的那一周内,四个南疆地级地区就抓捕了一万六千余人,另有五千五百人因为调查人员找不到他们,以“暂时无法收押”记录在案。

即使收押人数不断增加,当局仍在力推更多抓捕。一位公安局长回忆一个党员同志的话是这样说的:“庄稼里的草没办法一根根拔,你得喷除草剂全杀了”。到了六月,朱海仑起草了一个公文,里面写“坚持应抓就抓”,并强调,“只要他们现身了就抓”。

在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一位官员递给Sabit一张拘留证,那是逮捕她的的行政命令,上面的日期是6月20日。Sabit被带到一个小审讯室。她的手机和证件被没收,机场官员通知她即将接受 "录像调查"。

她被带到电脑前;通过视频链接,另一名官员开始用维吾尔语盘问她,但她并不懂维吾尔语(陈先生招募来很多少数民族的人,用来镇压少数民族)。

Sabit 询问:"你能用普通话吗?" 电脑那段的官员改为用笨拙的普通话,询问她的移民记录和护照,为什么她曾经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领事馆更新过护照? Sabit回答说,她是去探亲的,旅行的时候护照页数用完了。大约一小时后,一名士兵把她带到外面等候。她本以为会被放行。她的回答很诚实,而且很容易进行核查。但她却被叫回了房间,由两名士兵看守。

最初维吾尔机场的边防检查官员对她进行检查时,Sabit 问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方恼怒地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现在我们要等奎屯公安局的人把你带走。" Sabit 问那是什么时候?他态度十分恶劣地回答:"这要看他们什么时候动身。"

扩音器里传来通知,说她的航班延误了,她想象着母亲在飞机上忧心忡忡的样子。她坐着的时候,看守她的警卫和她聊天。她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从 "内陆"(新疆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称呼)入伍。她们说,她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需要离开中国,尤其是去哈萨克斯坦。"真是个落后的国家,"一个人说。Sabit决定,这时候最好“聪明”一点,不要反驳。

大约6个小时后,奎屯公安局的几名黑衣青年男子赶到。当Sabit被移交给他们看管时,机场的官员告诉她,如果没有问题,局里可以撤销边防,然后她就可以离开了。Sabit点了点头,心想也许他是个善良的人,能看出她是无辜的。

外面晨曦将至。公安局的人把Sabit引到一辆汽车的后座上,在那里她的两边各坐一名警卫,并准备好了手铐。这些人开了一夜的车,看起来很疲惫,但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她。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一名情报人员对她进行了盘问,司机以狂躁的速度向奎屯方向疾驰,将车速飙到每小时110英里以上。

到了公安局,Sabit被带进地下室,地下室里面有几间拘留室。他们在一间狭窄的拘留室前停下,让她进去。这个场景令她崩溃了,她开始哭泣。"求求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关进去?"她哀求道,"我不是一个坏人。求你了,让我在办公室里等着吧。"

 "我们就因为你跑了五百公里。"情报人员说,"别再给我们添麻烦了!" 她进入牢房,注意到墙壁上有泡沫填充物--她怀疑是为了防止自杀。两张软垫凳子,每张凳子下面都有一根装在墙上的管子,是用来装手铐的。 Sabit吓得坐都不敢坐。

牢房外一名助理警察告诉她,"你可以休息一下"。她缓慢地坐下。这名警察姓韩,来自邻近新疆的一个贫困省份,那里是新兵的来源地。他告诉Sabit,调查人员会在当天上午九点到达。他拿着她的档案,留意到她的档案很薄,说这是个好兆头。

Sabit 在脑子里盘算,试图不要责怪自己之前无视返回中国的警告。她后来在一份未发表的证词中写道:"我的焦虑就像蚂蚁吞噬猎物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我。"(这篇报道参考了她的书面证词、包括她保存的文本在内的原始文件,以及长篇的采访)。她盼着能尽快向更高级别的官员解释自己的情况,让他们明白自己是被冤枉了。

几小时后,一男一女两名警官把Sabit带到一间审讯室,里面有一张 "老虎椅",这是一种用来铐住坐着的人的金属装置。Sabit吓得退后一步。男警官见状,命令为她拿来一把普通的椅子。"在这里,我们尊重人权,"他说,"你要做的就是配合,诚实地回答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放你走。"

惊恐中Sabit感到胃部一阵刺痛。警官叫她吃早餐。她吃不下饭,询问能不能用洗手间。

 “来吧。”女警官说。此前,Sabit被允许使用她拘留室附近的一个厕所——一个地面上的肮脏的坑,几个监控摄像头对着它。"我们能不能不去那个有监控摄像头的厕所?"她问。警官把她领到另一层楼的厕所。当他们回来时,Sabit 瞥见自己对面的一间审讯室。在那里,她看到一个身穿橙色背心和黑色长裤的年轻维吾尔族男子,他的手腕和脚踝被锁在一张老虎椅上。他的脸很脏,没有刮胡子。他的眼睛失焦,他的头耷拉着。穿着黑衣的警官对他大喊大叫。Sabit被带了过去,回到她的房间接受询问。

任何接受过审讯的人都知道,审讯就意味着重复。审讯者一遍又一遍地问你同样的问题,试图从里面找出前后矛盾的蛛丝马迹,来给你定罪。

Sabit的审讯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审讯者只是不断重复询问着她在机场就被问过的问题。审讯过程中,隔壁关押那个维吾尔族男人的房间不断传来拷打和电击的声音。那个男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她根本无法集中精神。主审讯官跟他的同伙说:“让他们先停一停,太影响我们这边工作了。”刑讯这才消停下来,但也只是暂时的罢了。

她的审讯官离开了,有人给她送来午饭,但她还是什么都吃不下。一个她很礼貌地称之为“大哥”的维吾尔族官员进来了,给了她一点热水和胃药。

三个小时以后,主审讯官回来了。“你去过太多敏感国家了”,他说,“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次新的审讯”。Sabit问到底是她去过的哪些国家有问题,审讯官回答说:比如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国。

“除了美国,我去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出公差啊!”她说。“这一点我的同事可以作证。”

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天已经黑了。“大哥”回来了。Sabit绝望地问他:“我能走了吗?”“大哥”摇摇头,跟她说:“把热水杯子留着喝水吧,记得吃点东西。”

把她从机场带来公安局的情报人员把她的行李也从机场带来了。

“我能回家了吗?”Sabit问他。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他回答。他押着她走出审讯室。另一个人男人过来,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但这个情报人员摇了摇头。“她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他说,“谁也救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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