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Tzeng

曾柏文

Zuckerberg 國會聽證,過度承諾背後的數位極權幽靈

1. 連兩天看轉播,都看到睡著。不只是因為台美兩地時差,也不只是因為五小時的漫長,而是美國國會議員煞有其事修辭用心的提問中,充斥不少搞不清楚狀況、花俏、失焦的存在感表演,罕見精準而有銳度的出手——Hack 關於「商業模式」的著名提問只是冰山 。

而另一方面,Zuckerberg 的回應也只停留在原則概念層面,只要涉及細節都是「我請我的團隊再跟進」——這話還惹得密西根州眾議員 Debbie Dingell 後來抨擊,這位臉書執行長竟然那麼多事都不知道。

兩天之中,有些似曾相識橋段還一再出現,很像鬼打牆。就有聽到的部分,並未增加太多對本案的洞見,而是對於美國作為所謂「民主國家典範」的國會聽證能做到與不能做到的,有更現實的感受。

光聽這兩場聽證,搔不到癢處。

2. 如同不少人想到的,看轉播很快會萌生的念頭是:這些白髮蒼蒼的資深政治人物中,有幾個真的熟悉臉書,有充分的,親手使用臉書的經驗?還是,多數人只是把FB當成另一個「形象經營渠道」,雇個小編去經營,然後拿著助理彙整來的外界評論分析報告,在聽證會上二手傳播?

這種提問方「沒能跟上來」的感受,也反映在提問中呈現的種種觀念語彙,在描述、詮釋、回應當前爭議時,出現的種種「卡卡的」的地方。

例如南卡參議員 Lindsey Graham 煞有其事地用車廠間的競爭,追問臉書「主要競爭者」為何,旨在訴諸臉書的「壟斷」——但這一大段花俏的質詢,並未考慮資訊服務內涵遠不像汽車工業那樣標準單一,更未考慮任何「平台」對其使用社群皆有某種「基礎建設」的性格,不是像換輛車那樣簡單。

又例如阿拉斯加州參議員 Dan Sullivan 用「媒體 vs 科技公司」的二分法,要求Zuckerberg定性,讓後者輕易地逃到「科技公司」的自我標簽中,忽視其早已在實質上侵奪許多過往屬於媒體的功能與權力。

又例如,好幾位議員都強調「資訊揭露」與「給民眾選擇」,卻忽視實務上,這些技術資訊的複雜度,早已超過多數人能迅速理解的程度。這種資訊複雜度對一班人認知系統的壓力,早已使得單純的「資訊揭露—讓人自己選擇」不再是充分有效的權利保障手段。

3. 但另一方面,這兩天的聽證,對 Zuckerberg 與臉書是極為成功的公關勝利。

如同李明璁點出的,他難得地穿上深色正式西裝,從西岸的「矽谷男孩」變身成東岸的「華府大人」。他對再怎麼狀況外的提問,回應時也顯的誠懇認真。

貫穿在回應中的訊息是「承認錯誤、勇於負責、採取行動」,並時而提醒:一、臉書十四年來,從宿舍創業到二十億使用者的大平台的軌跡(因此犯錯是難免的)。二、無論如何,臉書也帶給這個世界許多其他美好。

這兩天媒體與股市的反應,也給予高度肯定。

4. 不過一路聽下來有種濃郁而不安的印象,可以用三個關鍵詞勾勒:失控的正面思考、過度承諾、數位極權的幽靈。

簡單說,因為臉書在短短十多年間長得太大,影響太無遠弗屆,導致 Zuckerberg 被要求負起各種責任——從全球各地選舉「不受境外勢力影響的integrity」、防堵恐怖主義,到緬甸羅興亞人的災難等等。神奇的是,Zuckerberg 還真的都正面概括承受,承諾要負起對應責任。

他有一段描述臉書「哲學立場的轉變」:

"For the first 10 or 12 years of the company, I viewed our responsibility as primarily building tools that, if we could put those tools in people's hands, then that would empower people to do good things.

What I think we've learned now across a number of issues -- not just data privacy, but also fake news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elections -- is that we need to take a more proactive role and a broader view of our responsibility."

這段話非常正面、有擔當,符合美國英雄主義的想像;貫穿兩天聽證,他對諸多挑戰的回應也符合這樣的基調。但我擔心的,正是這種態度「太正面」,正面到做出太多可能達不到,或是「需要付出某些隱藏的社會代價才能達到」的承諾——像是某種「創世神」等級的自我期許。而我憂慮的代價,就是 “facebook policing” 的變本加劇。

Zuckerberg 這兩天不斷強調的,就是他投入多少內容審查人力,以及將開發人工智能工具,以管制各種色情暴力、仇恨言論、假消息、恐怖主義的訊息。但我不知道的是:這重重管制措施將增加多少成本,必須用使用者的某些權益去交易?在實務上有多少「誤殺」率,會對言論與表達自由造成多大侷限?以及最重要的,刪留的標準為何,誰來(與如何)決定?而這最後,到底留給大家的是良善秩序,還是某種數位極權?

5. 鏡頭上的 Zuckerberg 顯得良善、篤定,讓人想去信任。其實我也願意信任他的動機、存心;我願意相信他真心相信自己的話。但這不代表,我可以信任他的承諾與願景。

事實是,十四年來,臉書早已發展到超過他跟他的團隊能充分理解、掌握、預期與有效規範的規模。在這種規模的體系中,一定會有各種算不到的系統風險,各種層出不窮的問題。伊利諾州眾議員 Janice Schakowsky 提問時說的沒錯:歷年來Zuckerberg 一直在道歉。

我認為,去期待任何一個人——即便是這個體系的創造者與最高經營者,能夠掌控一切,不再犯錯,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人畢竟不是神。連神都無法避免戰爭、暴力,邪惡,人又如何可能在這點上超越神,創造完美?

臉書早已成長成一個複雜的生態系;而生態系的問題,需要生態而非機械式的解法——也就是說,透過讓更多使用者成為整體秩序形塑的夥伴,而不是只靠著某種官方的刪文部隊。甚至,需要有一定程度對「出錯」必然性的覺悟。

(本文原發於作者臉書。受潔平邀請轉來 Matters 跟大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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