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 Leung 梁景鴻
Will Leung 梁景鴻

目前是明報星期日生活、藝文版記者

致命的認真:在農耕中找回自主的香港菜園「生活館」

攝:梁景鴻

這是我在台大的畢業作品〈後社運時代的農耕——直面夕陽的香港新農〉系列報導的第一篇,透過跟創辦人學農、跟菜園成員一起耕種,我用了半年時間書寫八鄉謝屋村「生活館」的故事,嘗試擺脫既有「浪漫/另類生活」、「療癒」等框架,來理解社運於生活館的關係。

2006年12月12號下午,周思中衝進天星碼頭工地,爬上挖掘機,阻止怪手清拆公共記憶的空間。

保衛天星碼頭運動,是21世紀香港左翼本土主義的起點。在此前,有2005年韓農反世貿抗議;在此後,有2007年保衞皇后碼頭運動、2008至2012年反高鐵運動⋯⋯千禧年間為香港大眾留下印象的社運,周思中全都參與過。

周思中讀香港中文大學時在學生報筆評時政,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畢業後又共同創辦香港首個參與式媒體《獨立媒體》,報導社會運動。周思中一度的自我認知,是「積極的社運份子」;後來成為不同保育運動聚腳點的一個上海街唐六樓單位,就是他和社運戰友曾經同住的地方。直至2010年反高鐵運動逐漸落幕,他常出沒的地方是九龍、港島市區。

也是同一個人,在12年後成為全職農夫。他沒再多參加示威、遊行,生活場域從街頭,換成離市區至少一小時車程、沒有鐵路直達的「生活館」菜園及「Kids Club」俱樂部,圈子從社運戰友變成農夫搭檔。

可以怎樣去理解這種轉變?

不停留在過往

「生活館」是一塊3萬平方呎大的菜田,而「Kids Club」則主要用作對外的種植、農產品加工教學班,約有菜田的一半大小。

周思中每天都會到生活館打理菜園。星期二、四、六是出菜的日子,早上八點,他踩紫藍色攀山單車來到菜園。在以鐵架、塑膠布搭成的簡陋休息棚外。泊好單車、從背包取出數簿、檢查當天要送菜給哪些訂戶;他要開始為當天的工作流程佈局了。

生活館同時種植超過10種蔬菜。在1萬5千平方呎恆常耕作的土壤內,55條1米寬、10米長的田壢(土墩)上,可以看見多種農作物的組合:春天的泥土上有蘿蔔、青椒、羅馬生菜、紅菜頭、芥蘭、沙律菜、君達菜、豆苗、香菜,竹棚上又攀附著茄子、番茄、四角豆和荷蘭豆。

周思中去年把研究香港過去70年農業歷史的博士論文,寫成紙本書《夕陽的光》。他考察過59個農場後形容,香港農夫的種植方法是「一個時間和空間的考驗」。大多數農夫都在同一時間種植多種蔬菜,並以多年累積的經驗來決定栽培、轉移和收成的時機。

雖然現在香港的本地蔬菜供給率只有1.9%,但集結香港小農的密植技術,自供給率曾經在80年代達到接近50%。周思中對此感嘆,希望社會不要單以「式微」看待香港農業,也要看到小農和不同人在不利的外在條件下,如何謀生及連結社群。

這也正如他的菜園一樣。

生活館是一個運作嚴謹的據點。九點,生活館的另外兩位搭檔,劉建華和黃妍萍來到休息棚。周思中即與眾人商議當天的第一任務:收菜和出菜。把需要的蔬菜收割、再放到菜籃。周、劉、黃三人互相配合清點目標重量,再用報紙卷紮,放進客戶所屬的的布袋。

媒體報導常描繪周思中為社運農夫。的確,不少地方透露著他的社運過往:他常穿著褪色、甩膠、2009年反高鐵運動間「高高燢興唱低高鐵」音樂會的T恤;一批出菜用的布袋,是相熟前議員朋友送贈;幫忙運送蔬菜到港九新界各地的,是社運戰友的友好司機大哥。

攝:梁景鴻

但周思中不要停留在街頭抗議,和字裏行間議政的過往,他的生活就在菜園。

「我不是一個狹義的activist(社會行動者)啦,我沒有一個脫離生活的campaign(動員)目標,也不是很想有。肉麻一點講,我想我的生活就是鬥爭本身。意思是說,像現在好好地經營一塊田。」

他從前握抗議紙板和大聲公的指頭,在長期不戴手套務農下變得粗圓、乾裂,有時連iPhone的Touch ID也解鎖不了;因時常在太陽底下曝曬,他本來已經黝黑的皮膚再深幾度;由於師從樸門、再生農法,他不會趕絕田間的紅火蟻,已習慣叮咬。

「不是說以前做的事情沒意思,但回想起來,就會覺得好像過了一個狂歡節。以前的行動模式很特定,很temporal(臨時性),是一會兒的,你要在日常中抽離自己去參與。我現在不想這麼做。以前是做一件事就只關注那件事,現在就思考的是生活跟在做的事是否可以好好地接合。」

因為採訪,我來到這裏當菜園搭檔,每週務農兩天。一開始,我在拔草時被紅火蟻咬滿手腕,隔天更輕微發燒。周思中回應道,「哈哈,你被咬多幾次就會習慣的啦,發癢只是免疫系統反應。我最初也被咬到,像戴了手鏈一樣。」

於是,我在拔草時更仔細觀察、避開紅火蟻的洞穴,較少被咬;而再次被咬時,也真的沒那麼痕癢難耐,只像被蚊子叮咬般。

這是一個經過設計和歷練的「工廠」,不是浪漫的避世田園。通過被螞蟻咬的試煉後,我想進一步理解這個被搭檔稱為「廠長」的周思中。

徹底的自主追求

對周思中來說,農耕是他對自主性的持續追求;這不是霎時出現的生涯轉折。

讀文化研究的人,常強調「想像力的革命」。周思中2006年在天星碼頭推土機上,跟一群關注公共記憶的社運人士,踏出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開拓想像力的一步。

天星碼頭曾是附近白領人士散步、市民釣魚休憩的地方,是外傭週末聚會地,也是社運集結抗議權貴的起點;這個空間已經與香港人產生關係,不應因發展需要就忽視空間的價值。周思中認為,香港一直以來,都被論述成一個沒有根的地方。香港對於中國大陸、港英政府、特區政府的作用,就只是一個自由市場,為各種資本、財力造就累積便利。

為一直維持這種功能,政府不斷發展土地、興建高樓大廈;香港居民,淪為這個龐大資本機器的一個個齒輪。清拆天星碼頭,是政府致力維持資本體制如此運作的具象動作。社運人士當時挑戰的,就是這種見怪不怪的社會常識。周思中曾寫下,「面對政府蔑視歷史、蔑視人民的公共空間,保衛者死守的,不僅是一座有五十年歷史的鐘樓,也是我城或者從來只是若隱若現的主體性的。」

周思中形容,保衛天星碼頭,就是在街頭「撿回屬於本土的片段,重組本土的世界」、「將『本土』、『庶民』等受支配、被動的客體,正式宣布為具自主性、能左右城市走向的主體」。他要在後殖民年代,跟大眾談自主。

攝:chong head via Flickr (CC BY-NC 2.0)

但這樣去重建自主,還不夠徹底。

他曾在碩士期間到一些農場幫忙做雜務,不過在反高鐵運動期間才真正接觸農耕。當時,他曾支援菜園村村民組織抗議,與村民一同籌辦導賞團,以及參與村民開授的耕作班。那時開始,他看見香港不只有都市生活一途。

反高鐵運動始於2008年中,香港政府宣佈計劃興建連通廣州、深圳的高速鐵路。為達成這個基建,港府同年11月宣佈兩年後清拆位於新界八鄉的菜園村,將遷走約150戶村民。

廣深港高鐵建設計劃引起社會熱議。有人關注村民被迫遷,有人質疑選址非最佳,有人說工程將大幅超支,亦有聲音指出此建設將令香港與中國大陸加速融合。而周思中從菜園村看見的,是歷史可追溯至二戰後港英政府為區隔中國大陸,被安置在新界農地的非原居民的生命故事。這些從大陸逃難至新界的村民,靠艱苦勞作,透過農地維持生計,也在香港工業發展時,為城市人口供應糧食。

周思中固然想阻擋高鐵興建,但他更希望的,是延續村民這種自立的生活。

菜園村村民數代安身新界。他們因為非原居民的身份而沒有土地權,隨時可被政府收地趕走。即管如此,無論造屋居住、養豬、養魚、種菜還是種米,村民都在缺乏港英和特區政府支援下自行求生。

周思中等社運人士在2009年2月組成「菜園村支援組」後,與村民更頻繁接觸。這個來自香港市區的28歲年輕人,第一次走進香港農村。他越來越嚮往村民的活力,和互相支援的社區。

攝:r y _ _ _ _ via Flickr (CC BY-NC 2.0)

城市人常幻想農夫是脫離社會的人,在農地上過隔絕人煙的生活。周思中來到菜園村後,驚覺一直以來對農業的想像,就只有「苦」和「慘」。在都市長大、生活,他如大多數香港人般,不知道菜園村村民是怎樣維繫日常。他反對迫遷、無止境的經濟發展,又在社運呼籲港人重拾主體性,找回與空間和歷史的關係,但現在才發現自己對農夫,這群共寫香港歷史的社會持份者毫不了解,「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沒有農業這一塊,沒有鄉村這一塊。」

他說高鐵是為香港資本體系續命的一艘船,靠加速來往兩地的人流、資金,讓香港扭曲的社會狀態繼續下去。這與菜園村村民的自在生活,恰恰成為對比。

為了更能體會村民的立場,也為了嘗試村民自主自立的生活,周思中跟村民、跟農夫導師學習耕種。不過,即使村民和社運人士一再阻擋高鐵撥款案,召開公聽會、收集連署反對、辦藝術介入活動、捧白米繞立法會苦行、包圍立法會⋯⋯2010年1月16號,高鐵撥款案仍在立法會得到足夠票數,獲得通過。後續護村、抗議無果,它在2011年12月26日建成、率先通車運營。

只有奮身這個mode

雖然他和社運戰友的螳臂未能當車,高鐵以不快不慢的時速持續來往廣深港,但社運失敗,不代表要放棄追求理念。他2018年在農夫友人葉子林的書《港農.講農》,引述樸門大師David Holmgren寫下,「你無需透過政府改變社會,對的事,你自己去做吧。」

香港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曾指出,周思中等被稱為「八十後」的一代社運人,反抗的動力來自「對香港歷史的蒼白、家園感覺的缺失、主體性的被長期貶抑」。他們的行動不在肢體衝擊,他們以「致命的認真」、「敢想敢試敢為,耐心而持久地與荒謬作頑戰」。從前登上推土機、用苦行去號召大眾反思城市的自主;2011年始,周思中在做的,是活出自主的生命。

2013年,周思中透過原菜園村村民,找到八鄉謝屋村一塊面積10斗大農地的地主。簽下租約,他為這塊除了土壤以外一無所有的農地命名「生活館」。生活館的臉書專頁自述,這裏是一個「探討、實踐新生活價值的實驗場」;周思中與搭檔們,要在這裏從零開始重新經營生活。

立足同一塊農田10年後,周思中說,「以前高呼土地正義口號,後來慢慢發現土地正義的內涵,需要由更多具體的行動來填充。其實,我向來對宏大的terms(詞彙)都有些抗拒,而自從在菜園村學習耕種開始,我更對用土地正義來umbrella(包裹)所有行動感到膽怯、心虛。種田後更不會講,因為發現對菜園經營都很不了解,不敢講這樣大的詞彙了。」

攝:梁景鴻

對現在的他而言,以農耕認識大自然,觀察和與土壤、植物、動物互動,以及組織整個菜園的運作流程,再與社區連結,影響更多人認識消費主義外的生活,就是土地正義的內涵。「講土地很重要,但不只是因為阿伯、阿婆的土地被徵收,我們可以不用只談這麼個別的事情。我不是說不用為個體爭取正義,而是,我們其實可以從更基礎的層面開始講,比如說,從泥土跟微生物開始。」

那周思中還關注,像天星、皇后碼頭和菜園村這樣的政治議題嗎?面對我的提問,他反問:「現在的社運,你應該比我更熟悉吧?」

他回應道,「我很難跟別人說我還關注吧,我沒有什麼實質行動。你要問我的取態的話,我相信跟舊時的朋友未必有很大差別,但我沒有去assert(主張)我的關注。我的世界已經被這個綠油油的生態和演化包圍了。」

周思中形容,自己以前長時間處於「未啟蒙」的狀態。「對種田完全沒有想像、沒有feel(感覺),不知道種田可以很powerful(力量),讀碩士的時候我的人很文化研究,整個腦都是哲學事。」後來,他對自己的狀態反思,認為如果不重視、或者不懂得跟環境相處,「那我覺得,其實我們說的,改善社會的想法其實都有bug(缺陷)囉。」

他要透過種田,讓資源在本地循環;透過賣菜和顧客溝通,讓他們理解香港的水土,其實可以在一定程度養活本地人口。他也熱衷參與全球的再生農業思潮,思考用農業舒緩正在惡化的生態,比如讓泥土更有效儲存二氧化碳,「這些事情讓我充滿力量、充滿幹勁呀!」

周思中同意,羅永生形容他和其他八十後社運人有「致命的認真」。「我覺得我以前做的事,參與社會運動,是完全奮身的;我是只有這個mode(模式)的。」

對近年的社會運動,他說自己已經沒有精力去關注。「我現在所有的精力,就是用在思考如何可以完成每天的工作、maximise(最大化)一塊田對地方的功能。還有,其實在香港種田真的很兜踎(潦倒),我其實會覺得自己是經濟上在掙扎求存,那我有家庭的嘛,而賣菜收入又不是很高,買的人又越來越少。」

「所以說,我可以怎樣跟別人講,自己又關注農業生態,又關注社會運動?做哪一樣你都沒辦法做完了吧,都足夠不知道多少人、要做多長時間。那我不如就認渣(沒本事)吧!認輸吧,其實我真的關注不了這麼多議題,幫不了多少忙。」

務實新農

周思中在農耕上師從香港樸門(permaculture)實踐者袁易天。樸門是一套設計原則,強調以順應自然的方式,與環境連結,利用周遭資源,建立一套資源循環、不浪費的生活。這也體現在「生活館」及「Kids Club」的硬件設計上。

修建兩塊農田時,周思中到附近垃圾收集站尋找材料。從棚架、鐵支、木條、PVC大橫額、檯、凳、到儲物櫃,垃圾站均一應俱全。生活館不用電,菜園運作鮮少用化石燃料和農機;用的肥料多為豆、果、茶渣等本來會被丟棄的廚餘。

但是,即使讀過樸門農法,即使學歷高至博士,周思中耕作5年時,仍未掌握菜園營運。他說,「把農耕的步驟拆開來看,很多步驟都不難,或許動作上需要學習,但不是很難掌握的事。可是,農耕涉及非常多做決定的moments(瞬間),就像工廠的生產線一樣,有很多流程,也要計stock take(貨存量),要知道自己有多少農產可以出售。個別決定可能不難,但所有factors(因素)都會變,這時候要如何做決定就很難。只有當對菜園的一切都瞭然於胸,才能清楚做好決定。」

攝:梁景鴻

於是,他在2018年於嶺南大學博士畢業後,與師父袁易天決定改善菜園經營,將它發展成生產型農場。「那時候思考的是,保衛菜園村已經過了這麼久,我們居然還在種田。既然如此、既然我們想繼續下去,那就要去學習菜園要怎麼運作。不只要學習生活原則,也要學務實的農業。」他開始全職務農。

周思中在菜園村學耕種時,夥伴們追求「半農半X」的生活,希望在維生的工作外參與農耕,用自身天賦改善環境和社會。但是,他對這種狀態不滿足:「我們現在真的要為種菜、賣菜take full responsibility(負全責)。以前耕種班的同學,這個有空就來幫忙,第二天換另一個人來,到第三天出菜時又變成另一個人處理。當別人問起為何菜的狀態時這樣那樣,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而在生活館種菜,是沒有什麼會要開的,是很straight forward(直接了當)。我們會行田,會分工收菜、出菜,但這塊田要怎麼打理,不會像以前社運般開會;種田的決策模式,跟社運、組織的模式是格格不入的。」

他說,要怎麼種田,仰賴農夫能夠多準確觀察植物的狀態,要看懂植物的「眉頭眼額」,要懂得怎樣「服侍」植物,讓它們長出好狀態。「種田讓我回頭要求自己,要學懂這些最最最基本的知識,我很想可以掌握這些技術。」

奉師父的話,「唔好留手尾比人跟(做事不要留下麻煩給別人)」,周思中對種菜的手勢要求嚴謹。如移種生菜苗時,他指導搭檔道:要用食指在泥土中挖出深及手指一節的洞,再輕捏菜苗最粗的位置,把根部放進坑內。然後,要把坑洞週邊的泥土,從洞旁一寸開始逼近菜苗,使菜苗根部充份接觸泥土,健康生長。農夫是自己的老闆,越能掌握農間事物的特性,不帶多餘動作地完成農務,經營才能更順暢。

與坊間流傳的有機種植指引不同,生活館不再為地力休耕。「有說法認為休耕才能讓泥土保持活力,但這樣假設了泥土的營養是靜態的。」他轉而參考再生農業的混合間作(mixed intercropping)做法,在同一壢種會攀附竹棚的番茄,泥土上也有甘筍和沙律菜。他發現即使不休耕,農產及土壤仍呈現健康狀態;不同作物的配搭可更好適應環境,更有機會促進土壤益生物。

周思中亦改進生活館的生產流程。每次出菜後,周、劉、黃三人,都會到田間行田,觀察蔬菜和土壤的狀態。他們要做的,是在配合當天的氣候、土壤狀態的情況下,以勞作介入,決定要補種什麼菜、在哪些壢落肥料、拔哪些壢上的草,以及出售哪些菜。

生活館仍然抱持樸門原則,但希望更好地按物種特性和經營節奏,在生產時演繹出它的精神。運作上,拍檔三人會在壢上鋪蓋乾草,貫徹樸門農法;以覆蓋物防止水土流失、保護土壤生態。但是,對於生菜、油麥菜這些種植期短的作物,他們會藉作物自身的葉子來覆蓋土壤。周思中說,只要讓它們快點長滿整個壢面,就可以做到同樣效果,不需要用額外時間和勞力預備乾草。

銷售層面上,生活館嘗試過新農間流行的「農墟」,在菜園擺檔,邀請客人到場挑選。可是擺檔耗費時間、精力,又不能確保銷量,生活館嘗試一年多後,在2019年冬天放棄這個通路,轉為專注經營「商鋪訂購」、「共購菜」,以及每月訂戶預付金額、每週寄送1.8至2.4公斤農產的「菜包(蔬果組合;台灣稱菜籃)」。在新界西、新界東北、九龍西和港島,都有著生活館的客戶。

幾年運作下來,他和夥伴三人成功維繫一班訂戶,也能穩定產出所需菜量。

他感嘆,自己和拍檔們從社運出身,到有能力打理一塊尋常不過的菜園,是很美好的轉變。「我們就算種菜沒有其他菜園那麼厲害,也是一塊菜園,能夠跟行家(同行)交流。」

即使條件不好

「收菜、出菜,其實是挺開心的,是在設計一個流程,讓事情可以順利、順暢運作。不過,我們是在一個沒有什麼條件的地方,做這些事情囉。」

由於生活館附近沒有餐廳,也沒有電力供應。我來種田的日子,都只好自備午餐。最初,我也擺脫不了買快餐的習慣,會在錦上路站的便利店買幾份三文治。

後來,因為帶回家的食材越來越多,我也開始為自己煮午餐。周思中一見到我把飯盒帶回來,即讚嘆「哇,你進化了!」這讓他想起自己。

種田13年,周思中從快餐度日的都市青年,變為三餐茹素的農夫。自己種的菜,他自己煮、吃,不再外求;「有時候同一種菜太多,那我就研究一百種煮法囉!」

辛苦的農務、樸素的日常,對周思中來說是通往生活自主的一環。以茹素為例,他說最初僅是因為每天務農,沒有時間去街市買菜,而生活館產出的菜又有很多。他頗喜歡這個改變:「Biologically(生物性地)生存不需要依賴他人,逐漸減少依賴,是前所未有的那麼輕盈!」

攝:梁景鴻

然而,生活館不是浪漫的田園,四周其實顯得荒涼。這裏緊鄰的兩塊常規菜農田,因疫情休耕兩年多。據劉建華了解,承租的農夫在農田灌水,又加農藥浸泡,務求用簡單方法杜蟲和防雜草,「水有時候會溢過來,影響我們的農田。」在農田後方,是師父袁易天曾租用的田,但因袁易天外務繁忙,他的搭檔亦暫時退出,近兩年僅偶爾打理。

而且,要讓營收足以維持生活,仍是周思中和搭檔每日思考的課題。香港本地菜的主流通路,是批量賣給蔬菜統營處,但蔬菜統營處價低,常規菜平均每斤僅得幾元,有機菜每斤通常也只值十多元,還有被退回的風險。

生活館正摸索一套合身的銷售方法。菜園搭檔黃妍萍負責與零售客戶及菜包訂戶溝通,不時出菜後會詢問意見、講解農產狀態,或建議食材用法。

她以前是記者,2016年時曾到台灣打工換宿。因接觸到樸門,讚嘆能以順應自然的方法去做事,她回港後即參加不同農場的耕作班,包括鄉土學社、馬寶寶社區農場,和南涌活耕建養地協會;最後因理念接近,選擇在生活館落腳。2019年周思中被犁田機弄傷腳,需要人力幫忙,她就因此參與更多。

黃妍萍常常走到田間,近看農作物的型態,她喜歡觀察他們從菜苗開始生長的型態。她說,以前做記者工作、參與社區行動,都看不到短期內帶來改變的可能。「細水長流來看,這些行動都可能會有影響,但我發現它們不完全是自己想要的著力點。」開始耕種後,她嘗試從勞作中逐漸找回對事物的觀察和感受,也希望得到創作靈感。

過去幾年,生活館每周出菜3次。依現時零售價每斤港幣30多元(如生菜、芥蘭),或每份20至30多元(如沙律菜、豆苗),以及每周每份菜包100多元的定價,菜園旺季時每次出菜能賺回兩千元左右。稍作算術,每月盈利大概是兩萬多元。這金額不足讓夥伴三人過上富裕生活,但也樂得自足。

黃妍萍還未能以務農賺得全職收入,她偶爾接文字和教學工作賺外快。而另一位搭檔、於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的劉建華,則從2017年開始成為全職農夫。

劉建華跟周思中一樣,在菜園村耕作班接觸農耕。反高鐵運動落幕後,他開始在生活館種米,同時在上海街共同營運藝術、社區「活化廳」,也寫藝術評論和辦策展。「以前做藝術的工作,感覺比較虛無。耕田看似夢幻,自己親身去做後,卻發現是一種更踏實的生活。」

他說只要減少一點物慾,就可以繼續維持這種生活,「唯一的煩惱是女朋友想去旅行時,自己很多時候都要顧田務農,走不開。」

他們正在香港的城市邊緣,爭取持續務農的機會。

生活俱樂部

不過,周思中除了要追求自己的自主生活,2017年開始,他與也曾積極參與社運的太太李俊妮,還迎來新生命——他們的女兒瓜瓜。

攝:梁景鴻

在亂世生女,為周家的生活增添更高難度。一來,2014年雨傘運動後,香港的政治、社會環境持續惡化。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從小學到大學,學生都要學習國家安全。更不用說,香港的教育制度,長久以來被批評「填鴨式教育」。

但他和李俊妮不認為外在環境,能窒礙瓜瓜健康成長。女兒一歲多時,兩人與詩人洪曉嫻在清潭路附近,找到這塊相連客家舊屋的農地,並在此成立讓夥伴們一起「湊仔(照顧小朋友)」的「Kids Club」。

Kids Club三個創辦人希望,這個俱樂部可以給小朋友們在扭曲的社會環境下,一塊學習與大自然相處的園地。他們也在籌辦親子種植班的過程中,學會與女兒及其他兒少一起生活。

李俊妮回憶,以前參與社運會講自主,想香港掌握自己的命運。「那時候講的,是一個目標來的,當然可以誇口地喊。」去到女兒出生後,比起口號,她更想發掘人如何仍然能好好成長,踏實地生活,跟世界建立聯繫,而不用被很多事情左右。

這裏種蘿蔔、粟米、水稻,也種洛神花等可以供農產加工班用的植物。而因體質限制,不便恆常農務的李俊妮和洪曉嫻,也能在這裏找到位置,一同為與農作物、土壤、社區連結的生活協力。

2023年農曆新年前的一週,一班蘿蔔種植班的大小學員,來到Kids Club採收自己種植的蘿蔔。有爸爸分享,參加種植班後,他和兒子有更多話題,兒子也更願意分享自己的想法,比如說對植物的觀察、對食物製作過程的驚奇。

攝:Isaac Wong

香港政府2016年施政報告提出「新農業政策」,並表示「漁護署會推廣附屬於農業的休閒農業,讓農戶增加收入、推廣其產品和招徠顧客。」Kids Club按性質可被劃為休閒農業,但周思中對這樣的政策措辭有保留:當農業被定位為「休閒」,來訪的人們就僅僅為享受消閒、娛樂服務,而缺乏對農務、田間運作、食農教育的理解。諷刺的是,不論政府對休閒農業的理解是否妥當,它在2021年報告新農業政策進度時,已然毫不著墨。

這裏與大多數休閒農場呈不同的光景:瓜瓜與洪曉嫻的女兒年年,常在Kids Club跟小朋友們一起玩耍。有人喜歡爬上屋頂,有人喜歡玩泥巴、弄得泥巴處處,也有人自組單車比賽。

李俊妮說,這裏所有的學習都是從種植開始。「他們會做堆肥,用草和廚餘。我發現他們是很開心的,很喜歡在上面跳!他們覺得這些是很好玩的事。」這是都市流行的playgroup(幼兒學習班)和興趣班給不了的童年。

此外,Kids Club亦充當生活館賣菜收入不豐的緩衝。

周家在瓜瓜誕生後要面對的另一個難度,是有多一個人、多一張口的額外經濟需要。周思中在生活館種菜、賣菜,每月能分得幾千至一萬元;在香港,這不足夠一家三口的生活。他說,「一個人沒所謂,花費少點,怎樣都能夠維持生活。但現在要養家了,就不能夠只顧自己的開銷。」

周思中形容,「我們要思考生計,也要思考如何把理念傳播。但如果只是低下頭來種菜,就兩樣都實現不到。」Kids Club的種植班,多數收費數千元。這能幫補周家收入,也是不違背原意,能讓更多人接觸農耕的方式。

俱樂部也招實習生。在中文大學讀社會科學畢業的Wilson和Jupiter都曾在Kids Club實習。他們在實習前,都沒怎麼留意土地運動和香港農業。不過,Wilson實習後,覺得Kids Club是一個沒有既定架構的機構,不像自己現時做的教學助理工作。這裏讓他有更多空間發揮自己的想像力,也因此留下兼職幫忙。而Jupiter,則因為看見周思中等人下田種植,對種植產生興趣,希望體驗務農的生活。

創辦人們在網站表示,他們在Kids Club推廣「自種自煮的生活方式」,視為「最溫柔的革命」。

「整個世界都在推崇城市生活,最好就是打份工,然後去租或者供房,那些什麼大灣區你就去吧!整個主軸就是這樣。」李俊妮感嘆,「而我們不buy(接受)這種講法,我們against(反對)主調,仍能在香港找到、推廣好的生活。這不是很政治嗎?」

她說,既然社運是為了更好的生活,那現在Kids Club和生活館在實踐的,跟過去的社運並不割裂。「我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讓大家跟環境有connection(連結),知道自己能讓這個地方的人生活得更好。」

不信邪繼續試

「對自己來說,耕田當然樂趣無窮。持續學習不同知識、萬物變化,這種樂趣,是甚至讀書都提供不了的。所以從意義層面來說,耕田一定是滿足的。」在謝屋村跟訪周思中數月後,我覺得這輩子應該不會遇到,比他更喜歡種田的人了。

周思中曾照料一壢荷蘭豆。壢上豆苗頻繁被雀鳥啄食側芽,又因反常天氣狀態不佳;不過,幸好它們在陽光普照的短暫日子得以快速生長,最終長出成豆,可以少量收成。他把這個過程記下,並稱之為「逆境波」,刊載文學雜誌《字花》

一次為番茄追肥的時候,他說要視它們為朋友。見到枝枒變黃,但仍結出果實的番茄株,「你要像見到朋友遇到困難一樣,拉他一把!」

只是,雖然種田有趣,他也不忘備註:「但會餓撚死你囉(會把你餓死啊)!」

他全職種田第五年仍選擇繼續,除了靠多元收入幫補,也是因為不信邪:「我就死也不信維持不了農夫的生活。我們的種植技術可以改善,marketing(行銷)也可以努力。」

不過,他不敢叫其他人入行,「這麼辛苦,你憑什麼要別人去熬?農田是極樂世界,但我不敢說要熬多久才能讓賣菜維持生活,這是說不定的。當然,我希望復興香港農業,但這有一個前提,就是別人自己主動投入,而不是因為我的呼籲就去做。」

移民潮來勢洶湧,2019年以來香港人口淨移出有近20萬人次;生活館的熟客也因此減少,2022年的營收淡薄,偶爾遇上菜已種好,但沒有足夠客源的情況。2023年,周思中的目標,是「積極地『勾三搭四』找通路,再配合改善耕種能力,雙管齊下,再繼續嘗試。」

而政府收地的步伐,亦未因農夫耕耘而暫停。錦田南計劃自2015年展開,將發展錦上路地鐵站、八鄉車廠及周邊14幅用地。

生活館位處離發展帶較遠的謝屋村一帶,短期內或不用擔心政府收地。不過,城市規劃委員會今年4月,在無預警下將多幅包含活躍農地在內的地段列為「可考慮獲批規劃許可」的棕地。而自錦上路地鐵站乘車到生活館時,就可見到站旁正造地基,被橙色水馬包圍的舊農地;沒有農夫能說準自己的農地可續存多久。

周思中沒有仔細想過,當自己的身份從護村的社運人變成農夫,日後面對迫遷時會怎樣反應。劇烈的抗爭,對他來說已是遙遠的事。他能做的,就是在這天來臨前,想辦法把菜園經營得更好,讓這個自主實踐貫徹始終。

懷抱樂觀,認真生活。每每匆忙務農一天後,周思中帶著大家一起種出的蔬菜輕快騎車,沿著錦上路回家找女兒去。

文:梁景鴻

編輯/指導老師:黃舒楣、李志德

口試委員:鄭肇祺、張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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