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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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兰的第四年,我决定成为一名陆配

意大利疫情爆发前夕,我和Adon在米兰北公园拍摄吉他影片。(2020年2月)


再见,米兰

我2016年秋天去米兰的时候,那儿有红、黄、绿、紫四条地铁线,据说正要开一条蓝线,中国人都琢磨着沿线买房——这信心来自前一年举办的米兰世博会,兴了一圈土木,欣欣向荣的势头让当地的中国人也挣到了钱。在海外闯荡的人向来是无所畏惧且脑筋灵活,钱一多就开始买房,无论是白菜价的法院拍卖房,还是门槛够低的保障性住房,统统收入囊中,到手之后隔成几个房间开始出租,往往是不带住房合同的那种,这是普通意大利人不太敢想的生财之道。

米兰地铁图(2018)

秉承着意大利效率,蓝线迄今未竣工,据说还要再修上两年,而唯一途经华人街的紫线地铁上,年轻的中国面孔越来越多,许多是像我这样租了华人房子的留学生,有着无忧无虑的神气。在意大利疫情爆发之前,他们的社交媒体动态是米兰大教堂的余晖,加里波第广场的鸡尾酒,MUDEC美术馆的网红展,疫情之后变成了网课截屏,外卖晒单,宠物日常。投资者的信心意外地坚挺,疫情面前米兰的房租不降反升,偶尔在微信群里刷到一些便宜点的房屋转让信息,都是扛不住的留学生在割肉止损。

在突如其来的封城之前,我正在考虑搬离这个住了快三年的房间,因为新工作的地点在市郊,离这里有一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而新搬来的舍友一个养猫一个养狗,让公共区积出一个个灰白的毛球。我和Adon在手机上刷Immobiliare(一个看房APP),刷FB上的租房帖,花了好几个周末去“二黑”出没的黄线尽头看房,几乎就要敲定一个一居室了,全然没把热心同事“少出门”的劝告放在心上,也没有细想那个意大利房东为什么忽然说“不出租了”,这些讯号像飓风之前尖叫四散的飞鸟,而我却乐观地以为只是偶然扬起的尘土罢了。

3月8日当天,米兰封城,两天后,意大利封国,这一封就是近两个月。起初我和Adon还是保持了乐观,Adon的幸福感甚至有所提升,因为居家办公让他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而我刚获得毕业证书,尚有积蓄可吃,疫情面前赚钱似乎也变得不那么要紧,每天围观我的老板负隅顽抗:这位头发花白的华侨前两年刚拍过个人短片,深情回顾了自己三落三起的创业史,正合着两场金融危机和SARS的时间点,尚不知道新的疫情又会带来当头一棒。

到了五月,我最后一次去公司,看到老板一脸大势已去,花白的头发被他夫人网购来的推子推成了圆寸,躺在黑色的扶手椅上和我聊了半个钟头,抱怨意大利的企业救助迟迟未下达,自己做中意的跨国生意,在两边都是局外人。这真情流露的一刻让我有点感动,甚至有点同情他,只是我的半年合同已经到期了,Adon和他事务所的合同也即将到期,是时候考虑离开意大利了。

米兰地铁里随处可见保持社交距离的提示。(2020年5月)


结婚的决定

结婚的念头就是那时浮现出来的,但与其说这是我和Adon情到浓时的决定,不如说是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危机之中,“两个人总好过一个人”的本能选择。在封城期间朝夕相处,我们俩居然没有相看两相厌,还过得津津有味,这让我们对更进一步的共同生活有了信心。尽管我们都明白结婚意味着放弃一些自由,但作为最古老和最通用的合作关系,它将更多权利的实现变得更容易,把两个边缘人迅速拉回主流——危机助推了我们头脑里保守主义的胜利。

起初我们打算在意大利注册结婚,这是当时看起来最容易的方式,封城解除之后,米兰市政厅很快恢复了婚姻登记预约,我们也大费周章地委托父母在国内做好了认证文件,但万事俱备,只欠我的Nulla Osta(结婚批文),这是需要中国驻米兰大使馆开具的,而那边的回复原话是“结婚申请暂不在我馆‘紧急搬离中国公民公认证业务’范围,请在疫情以后再来办理”——好吧。

尽管我们原先就有心理准备,两个外国人在疫情爆发的意大利结婚应该是很费劲的,但收到这封回复还是有些沮丧。一位有旅台经历的「野聲」嘉宾听说了我们的情况,马上给我打预防针,说“陆配”这个事情一直就听说很复杂,要多些耐心。

我们结婚的途径只剩下回大陆,但三月起执行的“五个一”政策让机票水涨船高,六月起又要求核酸检测,迁徙之路不断被收窄。六月底汉莎航空恢复订票,有米兰中转维也纳飞上海的票,我立即下了单,半个月后收到航司通知,说第一程机票取消,建议改签到九月底,转道南京。这使得我们的出发推迟了一个多月,但比起之后增加的双阴性证明要求,以及使馆停发转机回国旅客健康码的举动,我们已经是运气不错了。

Adon在米兰街头表演(2020年7月)


下一站……?

九月底,我和Adon入境南京,接受了为期两周的就地隔离;十二天后,Adon的父母从台湾飞抵上海,接受了“3+11”的隔离;十月底,我和Adon在苏州完成了注册登记;十二月初,我们在港城老家举办了婚礼。热乎乎的人情包裹住我们,像是自助餐厅里往水果串浇上一层又一层的巧克力糖浆,这和米兰形成了对比:在米兰的时候,没有人关心你们要干什么,而在老家,每个人都关心你们要干什么,并且不吝指导。“留在大陆赚大钱”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毕竟WHO九月就盛赞这里防疫得力,而国内媒体报道的外国都水深火热,连Adon的意大利同事都憧憬着去上海淘金呢。

如果说在米兰居家隔离的日子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回到大陆则是恍如隔世:包邮区的大开大建比我离开时更迅猛,杭州朋友两年前买房的荒地如今已经盖成了新的CBD;疫情催生了更多的外卖员,各种购物APP鼓励你带图、带视频点评,并且在你下单的时候偷摸摸推销信贷;医美变得稀松平常,继微整形和整牙广告之后,植发广告开始兜售新的焦虑;“女权”从污名变成了流量标签,拳师与屌癌齐飞,而性别差距报告的排位仍在逐年下滑……眼前发生的一切快得令人眩晕,让我想起了赵丽蓉老师在小品《如此包装》唱的Rap:“我张不开嘴儿,我跟不上遛,你说我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在离开米兰三个月后,我仍然能记起那时隔着地铁车头的大玻璃窗,看自己的影子悬浮于城市的黑暗肠道中,而此刻的疏离感并不比那时更少。在米兰的最后一年,疫情击碎了许多理所当然,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在我们不可预知的人生游戏中,这一年注定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存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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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在后疫情时代重返街头表演|野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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