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记忆

historian

翻译丨铁幕——东欧沦陷,1944-1956

作者:Anne Applebaum  翻译:北京的记忆

根据豆瓣用户@ #甲乙丁儿#的帖子《有版权出不了》,Anne Applebaum的这本书已经翻译完成了,戴大洪(《古拉格:一部历史》的译者)说2014年的时候中信请他审过译稿,然后如石沉大海,再无音信。这本书目前也没有繁体版。既然是我熟悉的东欧题材,那就先把序言翻译出来。一开始确实惊艳到我了,波兰妇女联盟那个例子确实很精彩。看着苏联在二战后如何一步步控制着和他们有着完全不同传统的东欧各国,难免让人想到几年后在某东亚国家上演的另一幕。这个国家和东欧不同,没有民主、自由、法制的传统,大家习以为常的是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甚至连那个集团都痴心妄想着如何江山永固,千秋万代,而不是建立一套更加合理,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

在序言中,Applebaum系统地梳理了杰出学者对极权主义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目前公认的经典著作,而且是有英文版的。但鉴于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作者好像没有参考21世纪以来的非英语的若干新研究。另外,Applebaum虽然拥有美国和波兰国籍,却并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她在耶鲁拿到了历史和文学的学位就没有继续深造,她只在1985年去列宁格勒过了一个暑假,想必不会对苏联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她写作本书时采用的部分资料是饱受批评的带有严重倾向性的,Applebaum这本书与其说是历史著作,不如说是文学著作更恰当。

这篇序言通篇看下来,并没有something new。作者的摊子铺得太大,政治、经济、社会、民生,什么都想写,最后难以驾驭。作者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在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3个国家,但书名却涵盖了整个东欧,让读者误以为会涉及所有铁幕国家。

目前,学界关于1944-1956年苏联东欧的著作汗牛充栋,我们目前看到的大多是英语著作,因为英语学者主导着这个领域的话语权。而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即东欧各国的民族自己的作品却很少被译介过来。语言的障碍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就是东欧各民族语言本身的短板,比如匈牙利语的词汇量远远低于英语,很多意思表达不出来,客观上削弱了作品的可读性。这块学术空白还有待填补。因此,这本书没能顺利推出中文版也不是什么太遗憾的事。

当然,Applebaum的文笔是非常流畅自然,这是本书的优点之一。翻译成中文味道自然会流失一些,加上我的水平极为有限,让本就失色的佳作更不堪卒读。Anyways,敬请指正。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横亘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铁幕后面是所有中东欧古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及其居民无一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不但以各种形式受制于苏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加强的高压控制。”
——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演说

先不说别的,1945年的欧洲发生了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次人口流动。在整个欧洲大陆,千百万人离开苏联的流亡地、德国的强制劳动营、集中营和战俘营,以及各种藏身之所,开始回家之路。大街小巷和火车上满是衣衫褴褛、饥肠辘辘、蓬头垢面的人。

火车站里的场景尤其恐怖。饥肠辘辘的母亲、生病的孩子,有时全家都在肮脏的水泥地上露营,一连几天,等待下一趟能上的火车。流行病和饥饿随时可能把他们带走。但在波兰中部的罗兹(Łódź),一群妇女决心防止进一步的悲剧。在波兰妇女联盟(Liga Kobiet,一个成立于1913年的慈善和爱国组织)前成员的带领下,她们开始工作。在罗兹火车站,妇女联盟的活动家们为女性和儿童建立了收留所,给他们提供热食、药品和毛毯,还有志愿者和护士照顾他们。

这些妇女在1945年春的动机和1925年或1935年一样。她们是社会紧急情况的见证人。她们自发组织起来提供帮助,没有人要求她们,没有人命令她们,也没有人付钱给她们。我见到Janina Suska-Janakowska的时候她已年过八旬。她告诉我,在她的记忆中,在罗兹的初期工作完全是非政治性的:“没有人因为做了慈善工作收到钱……大家只要有空就会提供帮助。”[1]除了给走投无路的旅行者提供帮助,处于初级阶段的罗兹妇女联盟没有任何政治议程。

五年以后的1950年,波兰妇女联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它在华沙设有总部,有一个集中的全国性管理机构,有权解散不服从命令的地方分支机构。这个妇联的总书记Izolda Kowalska-Kiryluk在概括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时不再用慈善、爱国等概念,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辞令。“我们必须深化组织的工作,动员广大的活跃妇女,教育和塑造她们成为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家。我们都必须时刻提高妇女的社会意识水平,投入到把人民波兰的社会重建为社会主义波兰的伟大任务中去。”

妇女联盟还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在1951年的一次大会上,时任妇联副主席的Zofia Wasilkowska公开提出了政治纲领。“联盟的主要法定的活动形式是教育、启蒙工作……把妇女的意识提升到最高水平,动员妇女彻底实现六年计划的目标。”[2]

换句话说,到了1950年,波兰妇女联盟实际上已经成为波兰共产党的妇女机构。有了这个身份,妇联鼓励女性在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上追随党的路线。它鼓励妇女参加“五一”游行,在谴责西方帝国主义的请愿书上签名。妇联还雇了一批宣传鼓动员,让他们参加课程,学习如何进一步传达党的指示。反对这一切的任何人都可能被妇联除名,比如拒绝参加五一节游行或斯大林生日庆典的人。有些人真就因为这个被开除了,还有些人则辞职了。那些留下来的人不再是志愿者,而是为政权和共产党服务的官僚。

仅仅过了五年,波兰妇女联盟和无数类似的组织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变革。发生了什么事?是谁导致了这些变化?为什么有人会随波逐流?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本书的主题。

虽然“极权”(totalitarian)一词最常被用来形容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但“极权主义”(totalitarismo)最早用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语境。这个词是一个批评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人创造的,墨索里尼却兴高采烈地拿过来用了。在一次演讲中,他提出了至今仍是这个词的最佳定义。“一切为国家;无所自外于国家;无可反对于国家。”[3]严格来说,极权主义政权是指禁止一切未经官方许可的组织的政权。因此,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只有一个政党,一个教育制度,一个艺术宗旨,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一个统一的媒体,一个道德准则。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没有独立的学校,没有私营企业,没有草根组织,也没有批判思想。墨索里尼和他最喜欢的哲学家Giovanni Gentile曾经写道:“国家的概念是包罗万象的;在它之外,任何人类价或精神价值都不存在,更不能有价值”。[4]

“极权主义”一词从意大利语传播到欧洲和世界的所有语言中。然而,墨索里尼政权覆灭后,这个概念几乎没有公开的拥护者,这个词最终被其批评者盖棺定论,其中许多人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5]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对极权主义挑战的哲学回应。乔治·奥威尔的《1984》则是对完全由极权主义政权统治的世界的荒诞设想。

极权政治最伟大的学生可能是汉娜·阿伦特,她在1949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将极权主义定义为一种因现代性的到来而成为可能的“新型政府形式”。她认为,对传统社会和生活方式的破坏为“极权主义人格”的演变创造了条件,这些人的身份完全依赖于国家。阿伦特的著名论断是,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是极权主义政权,因此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6] Carl J. Friedrich和Zbigniew Brzezinski在1956年出版的《极权独裁和专制》中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论点,并寻求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定义。他们宣称,极权主义政权至少有5个共同点: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个单一的执政党、一支时刻准备诉诸恐怖手段的秘密警察部队、对信息的垄断,以及计划经济。根据这些标准,苏联和纳粹政权并不是唯一的极权国家。其他国家也符合这些标准,比如毛时代的中国。[7]

但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极权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这个词在冷战初期也有具体的政治关联。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1947年的一次关键演讲中宣称,美国人必须“愿意帮助自由的人民维护他们的自由制度和国家完整,以对抗那些试图将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他们的野蛮行径。”[8]这一理念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的总统竞选中也使用了这个词,他宣布要去朝鲜,结束那里的战争。“我对这种极权主义思想有所了解。在二战中,我肩负重担,指挥自由世界讨伐那些威胁我们的暴政。”[9]

由于美国的冷战分子将自己公开定位为极权主义的反对者,冷战怀疑论者自然而然地开始质疑这个词,并探询它的含义。极权主义是一个真正的威胁,还是说仅仅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一个怪物,亦或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发明?在整个20世纪70和80年代,苏联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即使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也根本没有真正的极权主义。他们声称,苏联的所有决定并不都是在莫斯科做出的;和高层一样,地方警察也可能制造清洗和镇压;在中央制定计划的人并不总能控制经济;大规模的恐怖镇压活动为社会中很多人创造了“机会”。[10]在一些人中,“极权主义”一词被认为粗糙、不准确、过于意识形态化。

事实上,许多“正统”的极权主义理论家都提出了一些相同的观点。很少有人宣称极权主义是有效的。相反,“由于极权主义统治追求不可能的事情,想把人的个性和命运置于其支配之下,所以它只能以零碎的方式实现。” Carl Friedrich写这样道。“这正是极权主义的权力诉求的后果如此危险和沉重的原因,因为它们非常模糊,难以估量,也无法证明……这种扭曲来自于无法实现的权力诉求:它是这种政权下生活的特征,外人极难把握。”[11]

近年来,政治理论家们对这个修正主义论点做了进一步探讨。有些人认为,“极权主义”这个词真正有用的只在理论层面,是自由民主派可以用来定义自己的一个负面模板。[12]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词完全没有意义,他们解释说,这个词已经变成只意味着“西方社会的理论对立面”,或者干脆就是“我们不喜欢的人”。一种更为险恶的解读是,“极权主义”这个词是为自己服务的:我们使用它只是为了增强西方民主的合法性。[13]

在流行的言论中,“极权主义”这个词与其说是自作多情,不如说是被滥用了。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家被描述为极权主义(例如,“Rick Santorum的极权主义本能”),政府甚至公司也是如此(人们可以读到“美国向极权主义迈进”,或者了解到苹果公司“对其应用商店采取极权主义做法”)。[14]从Ayn Rand开始,自由意志主义者就用这个词来描述进步的自由派。进步自由派(事实上也包括保守主义者)也曾用这个词来描述Ayn Rand。[15]这个词如今被这么多人和机构滥用以至于有时看起来毫无意义。

然而,尽管“完全控制”这个概念现在看起来或许是荒谬可笑的或哗众取宠的,尽管这个词本身可能已经失去了震撼力,但重点是要记住,“极权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冒犯。历史上曾有一些政权渴望实现全面控制。如果我们要理解它们,理解20世纪的历史,就要理解极权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全面控制的概念也没有完全过时。沿着斯大林路线建立起来的朝鲜政权七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虽然现在新技术似乎更难以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更遑论实现了,但我们不能肯定手机、互联网和卫星照片最终不会成为同样渴望“包罗万象”的政权手中的控制工具。[16]“极权主义”仍然是一种有用的、必要的经验性描述。它早就该恢复使用了。

有一个政权特别了解极权控制的方法和技巧,并且成功输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红军向柏林进军之后,苏联的领导层竭尽全力地想把极权政府的制度强加给他们当时占领的与自己极为不同的欧洲国家,就像他们已经试图把极权制度强加给苏联本身的许多不同地区一样。他们的成效是致命的。斯大林及其手下军官,还有秘密警察(从1934年到1946年称为人民内务委员部,即NKVD),以及他的地方盟友在建立东欧极权主义国家时,并不是想对Ayn Rand或进步的自由主义者说三道四。套用墨索里尼的话说,他们非常想建立一个“一切为国家;无所自外于国家;无可反对于国家”的社会,而且越快越好。

诚然,1945年红军全部或部分占领的八个欧洲国家,其文化、政治传统和经济结构都大不相同。新的领土包括前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前法西斯德国,以及君主国、专制国和半封建国家。该地区的居民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犹太教和穆斯林。他们讲斯拉夫语、罗曼语、芬兰-乌戈尔语和德语。他们中既有讲俄语的,也有仇视俄语的;既有工业化的波希米亚,也有农业国阿尔巴尼亚;既有国际化的柏林,也有喀尔巴阡山的小村庄。他们曾经是奥匈帝国、普鲁士王国、奥斯曼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的臣民。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美国人和西欧人开始把共产党主导但非苏联的欧洲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看作是一个“集团”,最终被称为“东欧”。这是一个政治术语和历史术语,而不是地理术语。它不包括希腊等“东方”国家,因为希腊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它也不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摩尔多瓦,它们虽然在历史和文化上与东欧相似,但在这一时期被事实上并入苏联。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有相似的经历,但也有重要区别。对波罗的海国家来说,苏维埃化甚至意味着名义上主权的丧失。

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年里,尤其是1989年以后,东欧八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人们习惯性地观察到,它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共同点。这是完全正确的:在1945年之前,它们从未以任何方式统一过,而现在除了对共产党的共同历史记忆外,它们的共同点少得可怜。然而,在1945-1989年间,东欧八国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因此,为了简单、熟悉和历史的准确性,我将在本书中使用“东欧”一词来描述它们。[17]

简单地说,在1945-1953年间,苏联好像确实能成功地把东欧差异很大的几个国家变成一个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同质的地区。在这段时期,他们确实从希特勒的敌人和盟友那里创造了一批明显相同的政体。[18]到了50年代初,用丘吉尔的话说,这里所有灰暗的、被战争破坏的“古老国家”首都都由同样的不苟言笑的警察巡逻,由同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师设计,并贴上同样的宣传海报。斯大林的名字在苏联被尊为“共产主义胜利的象征”,整个东欧都有对斯大林的崇拜,同时还有对当地党派领导人的类似崇拜。[19]数百万人参加了国家组织的游行和庆祝共产党权力的活动。当时,“铁幕”这个词似乎不仅仅是一个比喻:墙壁、栅栏和带刺的铁丝网将东欧与西方真实地隔开。到1961年,也就是柏林墙建成的那一年,这道屏障看似永远不会消失。

回想起来,这种转变的速度简直令人吃惊。就苏联本身而言,用了20年变成成一个集权主义国家,而且是在合适的情况下开始的。布尔什维克并非一开始就有计划。俄国革命发生后,他们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有时候严苛,有时候自由,因为一项又一项的政策没能带来承诺的经济收益。俄国内战时期的集体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和“红色恐怖”政策之后,列宁又推行了比较自由的新经济政策,允许一些私营企业和贸易。1928年,新经济政策又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五年计划和一套新的政策,这套政策最终被称为斯大林主义:推动快速工业化、强制的集体化、集中的计划;对言论、文学、媒体和艺术进行严苛的限制;扩大古拉格(大规模强制劳动营)制度。“斯大林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两个词经常互换使用,这是对的。

但到了30年代末,斯大林主义也陷入了危机。生活水平并没有像党承诺的那样快速提高。计划不周的投资开始适得其反。30年代初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发生的大饥荒虽然对该政权有一定的政治效用,收获的却是恐惧而非敬仰。1937年,苏联秘密警察发动了一场公开的逮捕、监禁和处决运动,一开始针对的是所谓的阻碍社会进步的破坏分子、间谍和“社会盲流”,最终蔓延到苏共最高层。“大恐怖”既不是苏联的第一次逮捕浪潮,也不是最大的一次——早期的恐怖活动主要针对农民和少数民族,尤其是生活在苏联边境附近的人。但这是第一次针对党的最高领导层,它在国内外的共产党员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在适当的时候,大恐怖可能会导致真正的幻灭。但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自己)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幸运地得到了拯救。尽管有混乱和错误,尽管有大量的伤亡和巨大的破坏,但胜利还是增强了制度及其领导人的合法性,“证明”了他们的价值。在胜利之后,对斯大林近乎宗教式的崇拜达到了新的高度。宣传口把苏联领导人描述为“他们自己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奉献社会主义祖国的化身。”[20]

与此同时,战争给了斯大林前所未有的机会,让他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特殊幻想强加给邻国。第一个机会是1939年,苏联和纳粹德国签署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同意将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分别划归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9月1日,希特勒从西面入侵波兰。9月17日,斯大林从东面入侵波兰。几个月内,苏联军队就占领了波罗的海国家、罗马尼亚部分地区以及芬兰东部。虽然纳粹占领的欧洲最终获得了解放,但斯大林始终没有交还他在战争第一阶段占据的领土。波兰东部、芬兰东部、波罗的海国家、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现称摩尔多瓦)被并入苏联。波兰东部领土今天仍然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部分。

在苏联的占领区,红军和NKVD的军官立即开始落实自己的制度。从1939年开始,他们利用当地的合作者和国际共产成员,用大规模暴力和驱逐到古拉格的方式,对当地居民进行“苏维埃化”。斯大林从这次经历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并获得了宝贵的盟友: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培养了一批摩拳擦掌寻求时机的NKVD军官。紧接着,甚至在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之前,苏联当局就开始为东欧的类似改造做准备。

最后一点是有争议的,因为在标准的史学史中,该地区的战后历史通常被分为几个阶段。[21]在1944-1945年是真正的民主;然后是假民主,正如Hugh Seton-Watson曾经写道的那样;然后在1947-1948年政策突然转变,全面接管:加强政治恐怖,控制媒体,操纵选举,撕下了所有民族自治的伪装。

自那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将这种政治氛围的变化归咎于冷战的爆发,而冷战正好发生在这期间。有时,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实践甚至被归咎于西方冷战分子,声称他们的咄咄逼人的言论“迫使”苏联领导人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1959年,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赋予了这种普遍的“修正主义”论点以经典的形式,他认为冷战不是由共产主义扩张引起的,而是由美国推动开放国际市场引起的。最近,一位著名的德国学者认为,德国的分裂不是由于1945年后苏联在东德推行极权政策造成的,而是因为西方大国没有对斯大林的和平姿态善加利用。[22]

任何仔细观察1944-1947年间整个地区发生的事情的都会发现这些论点的严重缺陷——而且现在可以根据苏联和东欧的档案细致地开展研究了。[23]新的资料帮助历史学家们了解到,这个早期的“自由”时期实际上并不像有时在回顾中所表现的那样。诚然,并不是红军一越过边界就把苏联政治制度的每个要素都输入到东欧,事实上也没有证据表明斯大林期望很快建立一个共产主义“集团”。1944年,他的外交部长伊万·马依斯基写了一份说明,预言欧洲各国最终都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但只可能在30年或40年之后。(他还预言,在未来的欧洲应该只有一个陆上强国苏联和一个海上强国英国)。同时,马依斯基认为苏联不应试图在东欧煽动“无产阶级革命”,而应努力与西方民主国家保持良好关系。[24]

这种长期目标当然符合斯大林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思想。他认为,资本家不可能永远相互合作。他们贪婪的帝国主义迟早会把他们引向冲突,而苏联将从中受益。战争结束后几个月,他对同事们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还在继续,美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英国的工党已经向工人许诺了太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们将很难回到过去。他们马上就会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分子发生冲突。”[25]

如果说苏联不着急,那么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也不着急,他们中很少有人期望立即掌权。在30年代,许多人曾与中间派和社会主义政党一起参加过“民族阵线”联盟——或者说曾目睹民族阵线联盟在一些国家取得成功,最著名的是西班牙和法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甚至把西班牙描述成“1945年后东欧夺取政权的一次演习”。[26]这些最初的民族阵线联盟是为了反对希特勒而建立的。战争结束后,许多人准备重新建立这些联盟,以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斯大林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无产阶级革命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生,但在这之前,这些地区先要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按照苏联对历史的模式化解释,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发生。

正如本书第一部分要讲的,苏联确实从一开始就把苏维埃制度的某些关键要素输入到红军占领的每一个国家。首先,苏联的NKVD与当地共产党合作,立即按照自己的模式建立了秘密警察部队,通常使用在莫斯科经过训练的人。红军所到之处(即使是在苏联最终撤军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些新组建的秘密警察立即开始选择性地使用暴力,按照事先拟定的名单和标准,认真地盯住他们的政敌。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将目标对准了敌对种族群体。他们还控制了这些地区的内政部,有时候甚至控制了国防部,立即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

第二,在每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苏联当局都让值得信赖的当地共产党员负责当时最强大的大众媒体形式:电台。虽然在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东欧大部分地区可以出版非共产党的报纸或杂志,允许非共产党人经营其他的国家垄断行业,但国家广播电台的触角可以延伸到各个阶层,从文盲农民到老练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必须牢牢控制住。从长远来看,当局希望电台与其他宣传和教育制度的改革一起发挥作用,有助于把大部分人纳入共产主义阵营。

第三,红军所到之处,苏联和地方共产党人都会骚扰、迫害并最终取缔许多我们现在称之为公民社会的独立组织:波兰妇女联盟、德国“反法西斯”团体、教会团体和学校。特别是,他们从占领的第一天起就盯上了青年团体: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年轻的天主教或新教组织,以及男女童子军。甚至在他们禁止成年人参加独立的政党,取缔教会组织和独立的工会之前,就把青年组织置于尽可能严格的观察和限制之下。

最后,只要有可能,苏联当局会再次与当地共产党联手实施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政策,将数百万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匈牙利人和其他人从他们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城镇和乡村赶走。卡车和火车将人和他们仅剩的财产运到难民营和远离他们出生地数百英里的新家。难民们迷失方向、流离失所,他们比以前更容易被操控。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英国是这一政策的同谋——针对德国人的种族清洗会被写进《波茨坦条约》——但当时西方很少有人明白,苏联的种族清洗将会是如此广泛和暴力。

在一段时期里,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部分要素确实还存在。在1945-1946年,私营农业、私营企业和私营贸易仍然存活,有时甚至活得更长。一些独立的报纸和杂志继续出版,部分教堂仍然开放。有的地方非共产党的政党也被允许运作,还有一些选定的非共产党政客。但这并不是因为苏共及其东欧盟友是开明的民主派。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在短时间内不如秘密警察、电台、种族清洗,以及对青年团体和其他民间组织的统治重要。雄心勃勃的年轻共产党员无一例外地去这些领域工作,这并非偶然。共产党作家Wiktor Woroszylski在1945年入党时有三个选择: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秘密警察或者和大众媒体相关的宣传部。[27]

一些东欧国家在1945年和1946年的自由选举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宽容。苏联和东欧的党允许这些选举是因为他们觉得只要控制了秘密警察和电台,并且对年轻人施加影响,他们就能获胜。各地的共产党人都相信自己宣传的力量,在战争结束后的头几年里,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点。战后确实有人入党,不管是出于绝望、迷茫、实用主义、愤世嫉俗还是意识形态,不光在东欧,还有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在南斯拉夫,铁托的共产党因其在抵抗运动中的作用而真正受欢迎。拜绥靖政策所赐,捷克斯洛伐克在1938年被希特勒占领。他们在战后寄希望于苏联,希望苏联是一个更有同情心的大国。即使在波兰和德国这些对苏联动机怀疑强烈的国家,战争的心理阴影也影响了许多人的看法。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在30年代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许多人认为现在是时候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了。

虽然共产党的理论对我们来说比较难以理解,但共产党人真的相信这些。现在回想起来,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错的,但它在当时确实激发了人们的狂热信仰。东欧的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及其众多追随者)确实认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迟早会获得阶级意识,了解自己的历史命运,并投票支持共产党政权。

但他们错了。尽管有恐吓、宣传,甚至有共产主义对一些被战争摧毁的人的真正吸引力,共产党还是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早期选举中惨败。共产党人在波兰用公投试探了一下,但结果不理想,党的领袖就彻底放弃了自由选举。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946年的首轮选举中表现出色,赢得了1/3的选票。但在1948年的选举中,当形势变得明显不利时,共党领导人发动了政变。因此,1947年和1948年苏联对东欧集团实施的更严厉的政策不仅仅对冷战的应对,也是对失败的应对。苏联及其当地盟友没能和平赢得政权。他们也没能实现绝对控制,甚至充分控制都谈不上。他们虽然掌控着电台和秘密警察,但并不受欢迎,也没有受到普遍的尊敬。他们的追随者数量骤减,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些国家最初还是得到了一些真正的支持的。[28]

结果,当地的共产党人在苏联盟友的建议下,采取了以前在苏联成功使用过的更严厉的策略。本书的第二部分讲了这些手段:新一轮的逮捕浪潮;扩大劳改营;对媒体、知识分子和艺术的更严格控制。几乎所有地方都遵循着某些模式:先是消灭“右翼”或反共产党,然后是消灭非共产党的左派,然后是消灭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在部分国家,共产党当局甚至照搬苏联式的作秀审判。最终,这里的共产党将会消灭所有剩余的独立组织,把追随者招安到国家的群众组织中,更严苛地控制教育,取缔天主教和新教。他们创造了新的、全方位的教育宣传形式,赞助公共游行和宣讲团,悬挂横幅和海报,组织请愿签名和体育活动。

但他们会再次遭遇滑铁卢。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整个地区爆发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骚乱。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人走上街头抗议,最后以苏联出动坦克镇压结束。随后在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两次大起义。这些起义之后,东欧共产党人将再次调整策略。他们不断失败,又不断调整,直到最终在1989年彻底放弃权力。

在1945-1953年间,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从欧洲大陆的中心到南部和东部边界,苏联彻底改变了整个东欧。但在本书中,我将重点讨论中欧。尽管这个地理概念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以及南斯拉夫,但我会特别关注匈牙利、波兰和东德。我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国家,不是因为它们差不多,而是因为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它们在二战中的经历不同。德国自然是主要的侵略者和最大的失败者。波兰曾努力反抗德国的占领,并且是盟国之一,尽管它没有分享胜利的果实。匈牙利扮演了介于两者之间的角色,它试验过专制主义,与德国合作,试图转投他方,然后发现为时已晚。这三个国家的历史经历也很不同。德国几十年来一直是中欧经济和政治的主导力量。波兰虽然在17世纪是一个大陆帝国,但在18世纪被其他三个帝国瓜分,并在1795年失去主权,直到1918年才重新获得主权。同时,匈牙利的实力和影响力在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失去了2/3的领土,这一惨痛经历直到今天仍在匈牙利的政治中回响。

严格说来,这三个国家在战前的一段时间里都不是民主国家,但他们都有政治自由主义、宪政和选举的经验。所有国家都有股票市场、外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保护产权的法律。所有国家都有延续数百年的公民机构——教堂、青年组织、贸易协会,以及悠久的新闻、印刷和出版传统。波兰的第一份报纸出现在1661年。德国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前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竞争性媒体。所有的人都与西欧有着复杂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远比他们与苏联的联系更紧密。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中没有任何东西让它们注定会成为极权独裁的国家。西德虽然在文化上与东德相同,却和奥地利一样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后者长期以来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同属哈斯堡帝国。

回顾过去,历史有时看起来不可避免,在共产主义强加于东欧之后的几十年里,有人为其寻找事后的理由。有人说,欧洲大陆的东半部比西半部穷(当然,德国除外);有人说,东欧国家不发达(与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相比,匈牙利和波兰确实不发达)或工业化程度低(除了捷克的土地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站在1945年来看,没人预料到与西方德语区有着长期联系的匈牙利、有着激烈反布尔什维克传统的波兰、有着纳粹历史的东德,会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苏联的政治控制之下。

当东欧真的落入苏联的政治控制之下时,外人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原因何在。即使是现在,很多人仍然只通过冷战的棱镜来看待东欧。除了一些例外,关于战后东欧的西方书籍最常关注的是东西方冲突、德国的分裂(“德国问题”)以及北约和华约建立。[29]汉娜·阿伦特对战后东欧的历史了无兴趣,她说:“俄国统治者似乎在匆忙地重复十月革命的所有阶段,直到出现极权主义独裁。因此,尽管这个故事可怕得难以形容,但它本身并没有多少趣味,变化也很少。”[30]

但阿伦特错了,“俄国统治者”并没有在东欧循着十月革命的复杂阶段。他们只运用那些自知有可能管用的技术,他们只破坏那些自认为绝对有必要取缔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故事如此充满趣味:它告诉我们的是更多关于极权主义的心态、苏联的优先权和苏联的思想,而不是关于苏联历史本身的任何研究。更重要的是,对该地区的研究比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研究更能让我们了解人类对强加的极权主义的反应。

近年来,众多学者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在东欧剧变和中欧、德国、俄罗斯等国家档案开放以后的20年里,大量的学术工作都集中在东欧地区。在英语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物质和人类后果以及该地区种族清洗的历史都得到了很好的报道,特别是在Jan Gross、Timothy Snyder和Bradley Abrams的著作中。[31]人们对东欧的国际政治更加了解。现在,整个研究所都关注冷战和美苏冲突的起源的相关研究。[32]我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大多依靠二手资料。

东欧的政治史也是如此,利用当地语言的档案资料就能很好的了解东欧的政治史。我不想重复优秀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如Andrzej Paczkowski和Krystyna Kersten,他们关于波兰共产党领导和秘密警察的著作仍然是无与伦比的;Norman Naimark关于苏联占领东德的书是权威的英文著作;Peter Kenez、László Borhi两位作者详细地讲述了匈牙利的政治阴谋;Bradley Abrams、Mary Heimann和Karel Kaplan写的是这一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33]一些更明确的主题也是优秀文章和长篇书籍讨论的重点。其中最好的英文作品有,John Connelly关于东欧大学的斯大林化;Catherine Epstein和Marci Shore关于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的研究;Mária Schmidt关于作秀审判的研究(译者注:Mária Schmidt是匈牙利“恐怖之屋”博物馆总监,此人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攀附权势,篡改历史的心机政客);Martin Mevius关于匈牙利的民族象征主义的文章;Mark Kramer关于去斯大林化和1956年的事件的研究。[34]

关于东欧的通史非常少见,如果只是因为后勤方面的困难的话。要找到一位通晓三四种语言的历史学家并不容易,更不用说九种或十种语言了。文集往往是答案,最近至少有两本非常好的文集。Vladimir Tismaneau 主编的Stalinism Revisi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Central Europe and the Dynamic of the Soviet Bloc和Norman Naimark、Leonid Gibianskii主编的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1944-1949。虽然这两本书中都有很不错的文章,但选集不一定要寻找规律,或非得比个高下。因为我确实想这么做,在编写本书时有幸得到了两位超一流的研究者和翻译家的帮助,分别是柏林的Regine Wosnitza和布达佩斯的Attila Mong,他们自己也是作者。我自己会波兰语和俄语。

虽然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但只是冰山一角。在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查阅了东欧前秘密警察档案馆的资料,包括华沙的PN、匈牙利的国家安全历史档案馆、柏林的史塔西档案馆,以及政府各部门的档案馆、德国艺术学院、匈牙利电影学院、东德和波兰广播电台等等。我还利用了几个新的,或者说相对较新的关于这一时期的苏联文件集。其中包括两卷本的《俄罗斯档案馆文件中的东欧,1944-1953》,两卷本的《苏联在东欧的因素,1944-1953》,以及三卷本关于苏联在东德的占领政策的丛书,都是在俄罗斯编辑出版的,还有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出版的同一主题的七卷本丛书。[35]波兰和乌克兰历史学家的一个联合委员会现在已经整理出了一系列关于双方历史的文件。此外,华沙的波兰军事档案馆有一大批1990年代初从俄罗斯档案中复制的文件。中欧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两本关于1953年德国和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优秀文件集。波兰文、匈牙利文、德文等多种文献也已出版。

除了查阅档案,我还在波兰、匈牙利和德国做了一系列采访,向真正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人了解情况,听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当时的事件和情感。我非常清楚,这可能是本书的最后可能的时刻,在写作过程中,我早期采访过的几个人都去世了。我仍然非常感谢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允许我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向他们提出各种的问题。

这项研究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一时期的文件中,我寻找了蓄意破坏公民社会和小企业的证据。我调查了社会现实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现象。我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该地区秘密警察的成立和早期发展的资料。通过阅读和交谈,我试图了解普通人是如何学会应对新政权的;他们是如何自愿或不情愿地合作的;他们是如何和为什么加入党和其他国家机构的;他们是如何主动或被动地抵抗的;他们是如何做出可怕的选择的,而这些选择是我们今天大多数西方人永远都不必面对的。最重要的是,我试图了解真正的极权主义——不是理论上的极权主义,而是实践中的极权主义——以及它如何塑造了20世纪数百万欧洲人的生活。


注释:

[1] Interview with Janina Suska-Janakowska, Łódź, October 16, 2007.

[2] Both quotes from Barbara Nowak, “Serving Women and the State: The League of Women in Communist Polan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4.

[3] 这个词是墨索里尼的反对者Giovanni Amendola在1923年创造的。但在1925年墨索里尼本人热情地采用了,他的主要理论家Giovanni Gentile也频繁使用这个词。有关概述见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Oxford, 1995), pp. 13–18.

[4] Benito Mussolini and Giovanni Gentile, Fascism: Doctrine and Institutions (Rome, 1935)

[5] 对整个争论的综述,详见Gleason, Totalitarianism和Michael Geyer and Sheila Fitzpatrick’s introduction to Beyond Totalitarianism: Stalinism and Nazism Compared (Cambridge, 2009).

[6]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Cleveland and New York, 1958).

[7]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1956).

[8] 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doctrine/large/index.php.

[9] Gregory Bush, Campaign Speeches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1948–1984 (New York, 1985), p. 42.

[10] See Geyer and Fitzpatrick, Beyond Totalitarianism.

[11] Quoted in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2001), pp. 105–7.

[12] See Michael Halberstam,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Modern Conception of Politics (New Haven, 2000).

[13] Slavoj Žižek,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Five Interventions in the (Mis)Use of a Notion (New York, 2001). Žižek认为,将斯大林主义描述为“极权主义”不过是为了确保“自由民主霸权”的持久性。

[14]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ames-peron/rick-santorum-gay-rights_b_1195555.html; http://video.foxbusiness.com/v/1328239165001/the-uss-march-toward-totalitarianism;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1/dec/25/business/la-fi-hiltzik-20111225.

[15] http://fare.tunes.org/liberty/library/top

[16] See William J. Dobson, 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New York, 2012),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dictatorships.

[17] 这是Mark Kramer的精辟而准确的定义。“‘东欧’一词……部分是地理上的,部分是政治上的,它包括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末处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八个欧洲国家……虽然苏联西部各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乌拉尔以西的俄罗斯)构成了欧洲的最东端,但这个术语不包括苏联自己。这个词实包括了一些更应该被称为“中欧”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从1949年开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东德)。欧洲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被“东欧”一词所包含。从未处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如希腊和芬兰,不被视为‘东欧’的一部分,尽管从纯粹的地理角度来看它们可能被视为东欧的一部分。”Mark Kramer, “Stalin, Soviet Polic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a Communist Bloc in Eastern Europe, 1944–1953,” p. 1, paper delivered at the Freeman Spogl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April 30, 2010.

[18] Joseph Rothschild在他的书中也持同样的观点,详见Return to Diversit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and Oxford, 2000), especially pp. 75–78.

[19] Pravda, December 21, 1949.

[20]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Is the Leading and Guiding Force of Soviet Society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1), p. 46.

[21] See Hugh Seton-Watson, The New Imperialism: A Background Book (London, 1961), p. 81.

[22] 这个理论的经典版本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的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1959). 最近有了更成熟的版本,比如Wilfried Loth,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trans. Robert F. Hogg (London, 1998).

[23]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1997); Kramer, “Stalin, Soviet Polic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a Communist Bloc in Eastern Europe.”

[24] T. V. Volokitina et al., eds., Sovietskii Faktor v Vostochnoi Evrope, 1944–1953, vol. 1, pp. 23–48; also Norman Naimark, “The Sovietization of Eastern Europe, 1944–1953,”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2010).

[25] Ivo Banac, ed., The Diary of Georgi Dmitrov, 1933–1949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3), p. 14.

[26] Tony Judt and Timothy Snyder, 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12), p. 190.

[27] Tomasz Goban-Klas, The Orchestration of the Media: The Politic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in Communist Poland and the Aftermath (Boulder, 1994), p. 54.

[28] 南斯拉夫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比其他党派更受欢迎,但至少部分原因是它最终脱离了苏联的影响。

[29] One exception, and the standard work for many years, was Zbigniew Brzezinski’s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New York, 1967).

[30] Arendt,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p. 480–81.

[31] See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2011); Jan Gross, “War as Revolution,” in Norman Naimark and Leonid Gibianskii, e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1944–1949 (Boulder, 1997); Bradley Abrams,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6, 3, pp. 623–25.

[32] 参见哈佛冷战研究项目的研究和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利用最新档案的优秀作品如下: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2005);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Oxford, 1996); 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2007). See also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Bibliographical Essay,”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1: Origins (Cambridge, 2010).

[33] Andrzej Paczkowski and Krystyna Kersten have written multiple works on the period. In English see Andrzej Paczkowski, The Spring Will Be Ours: Poland and the Poles from Occupation to Freedom (New York, 2003), and Krystyna Kerste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ule in Poland, 1943–1948 (Berkeley, 1991). See also Norman Naimark,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1949 (Cambridge, Mass., 1995); Peter Kenez, Hungary from the Nazis to the Sovie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Hungary, 1944–1948 (New York, 2006); László Borhi, Hungary in the Cold War, 1945–1956: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2004); Karel Kaplan, The Short March: The Communist Takeover in Czechoslovakia, 1945–48 (New York, 1987). Bradley Adam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Czech Nation: Czech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m (New York, 2005); Mary Heimann, Czechoslovakia: The State That Failed (New Haven, 2009).

[34] John Connelly, Captive University: The Sovietization of East German, Czech, and Polish Higher Education, 1945–1956 (Chapel Hill, 1999). Catherine Epstein, The Last Revolutionaries: German Communists and Their Century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2003). Marci Shore, Caviar and Ashes: A Warsaw Generation’s Life and Death in Marxism, 1918–1968 (New Haven, 2006). Maria Schmidt, Battle of Wits, trans. Ann Major (Budapest, 2007). Martin Mevius, Agents of Moscow: The Hun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Origins of Socialist Patriotism 1941–1953 (Oxford, 2005). Mark Kramer, “The 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 and Upheavals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ternal–External Linkages in Soviet Policy Making,” parts 1–3,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 1 (Winter 1999), 3–55; 1, 2 (Spring 1999), 3–38; and 1, 3 (Fall 1999),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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