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音
元音

电影。

三月

上海又变天了。窗外狂风大作,灰蒙蒙一片。在过去的几周,我反复换上春装然后收回。气温起伏不定,让人对时间的体感更显漫长。

月初,我借着书展的由头去了一趟宁波,后来证明这也确实只是一个由头。初中时读到过风雨天一阁,「福宁门上广」则是历史应试遗留下的口诀。作为早期口岸,宁波开放与现代化程度远为内地城市所不及。一看人居GDP,俨然是发达国家了。

在回去的车上,大数据推送了一篇文章,讲宁波这些年如何闷声发大财。又刷微博看到,徐汇区的华亭宾馆有多名确诊病例,据说是香港回来的。

我并没怎么放在心上。按过去的处理方式,发现确诊后会把风险区精准控制在一小块区域,就像之前的奶茶店。

但这次似乎比过去两年都要严重。一周后,公司园区需要戴口罩、出示健康码才能进入。紧接着在某天,我切实经历了卡夫卡式的清晨: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小区被封了。

从窗户往楼下看,小区最大的一片空地里摆满了椅子,通向侧门的路口被警戒线拦住,一群穿着蓝色防护服的人不断在向居民解释什么。这是小区第一次做全员核酸。很快,队伍从检测点排到了单元口,人们默不作声。

开始居家工作后,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室友。往常,他们走得比我早,回得比我晚,周末也基本不住这里。中午做饭的时候,我和其中一位打了照面,他的房间里溢出一阵烟味,让我想起高中去过的那家网吧。

两天隔离结束,核酸检测报告成了新的园区通行证。但疫情蔓延之势已无法遏制。一位护士因哮喘未及时就医离世,更多的人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求助。

复工后,同在上海的朋友劝我还是尽量居家。他甚至准备离开上海,但搜了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案例,「还是怂了」。

公司已经越来越空,像是刚经历过几轮优化。一天下午,人事突然顺着座位挨个劝退,让我们都提早下班。

回家之后,更正式的消息传来:应防控办的要求,凡上周进园区工作过的同事立刻回公司隔离。然后补充道,带好洗漱用品和保暖衣物。

这个通知是如此荒谬与突然。群里的质疑声立刻此起彼伏:家人怎么办?会开空调吗?隔离几天?传声筒们显然也没有得到更具体的指示,只发了些简要的官方辞令搪塞。我不得不动用简中网络的冲浪经验:「等反转」。

很快,补充说明姗姗来迟:「浦东/徐汇/……/这几个区的员工不必隔离」。和先前的通知一样,这则补充里也看不到任何逻辑性,但它至少释放了一大部分人的自由。已经打车动身的同事长舒一口气,就是不知道这半程的车费还给不给报销。

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行政区划的暴力。此刻,甚至连核酸报告都不再灵验,你会因为居住的区域而被决定接下来的行动自由。我不由地庆幸在这座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于是公司去不成了。上海也开始频繁登上热搜,封禁区域兵荒马乱,尚未封禁的地方一切照旧,这一境内反复出现的景观因为空间尺度的收缩,让上海再次复刻了《八佰》。

「上海速度」与精准防疫在不断增长与外溢的确诊中失灵。曾经的模范生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班上成绩最好的那个这次考砸了」。

如果用应试来比喻,上海就像那个学得太超前,倒逼老师加快进度的人。这边厢「精准防控」被当做正面教材,更多的地方却因为寥寥数例就可能触发封城。在此局面下,不需要外面的墙,里面的墙就先盖了起来。

但这个班毕竟是一个集体,失序的管理与冷酷的执行又好像和西安等其他城市没什么区别。每一句「这是2022年的上海」式的哀叹都可以在后面接上一句,「这里(也)是中国」。

终于,以黄浦江为界的分区域封控要开始了。我在浦西,有幸多了几天屯粮的时间。最近,买菜APP也渐渐不再打开。出门没走几步,看到隔壁小区提前拉上警戒线,而进超市的队伍排到了马路上。

超市里的人比想象中少,除了蔬菜和部分耐存储的食物,还不至于奇货可居。但与此同时,那些躁动、激烈的视频也许就拍摄于几公里以外。

身边偶发的阳性,随即就会招来兴师动众的连坐。回国两年来,第一次被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笼罩。我想我的生活还不至于崩溃,纯粹是因为得过且过的侥幸。在一座21世纪的城市,「听天由命」成了需要复习的生存哲学。

在每一条抗议过度防疫的动态里,都会有针锋相对的立场之争。但辩论之后,一方止步于「牢骚」,另一方也无非是「理解」。我们又有多少话语权呢?

我想起疫情初期,给修方舱医院的挖掘机起昵称,把学习政策叫「抄作业」,最近又开始称呼医生为「大白」。我不知道这是对学生时代的恋旧,还是实在无法驾驭更复杂的思维过程。争先恐后地自我儿童化,仿佛是在一声声地召唤「爹」。

但这位老爷却总是一言不发,让人怀疑究竟是胸有成竹还是大脑宕机。只不过在任何情况下,他却总会条件反射似的,在下课铃响的时候捂上你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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