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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后的智利-为什么无法战胜新自由主义

我们只是在简单地分享它的故事,向全世界每个愿意聆听的人传达它的讯息,这是一个跨越几代人和他们所抗争的宏伟画卷,现在仍然化作了苦涩的回忆,我们想问这样的变革究竟有没有可能成功?
在宪法草案被否决后不久,圣地亚哥的学生们抗议改善学习条件。(图片:REUTERS/Pablo Sanhueza)

作者:Katja Maurer 译者:阿K 来源:medico international

社会运动组织和左翼政府在面对反对派和他们利用恐惧和焦虑煽动出的反政治情绪时,遭受了惨败。

智利新宪法公投失败两天后,几百名文法学校的学生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示威。他们跳过地铁站的站台栅栏,聚集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大路--阿拉米达。这些文法学校的学生早在2019年秋天就以这样的一场运动引发了智利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浪潮。 Estallido Social,即社会性爆发,仍然是近几十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反复重现的事件。在扔出排球和石头的同时,文法学校的学生们强调,无论是否有新宪法,人们都有充分的理由继续为智利更深刻的变革而努力。他们的行为彷佛在诉说着,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将中产阶级的沮丧和底层阶级的愤怒同时平息。

无政府主义网络杂志 "Lobo Suelto"(野狼脱缰)对新宪法公投惨败后发生的示威抗争作了如下解读。"这场大变革的运动继续在街头和投票站聚集力量,'rechazo'(拒绝)已经达到了异议的程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一个主权、平等和基于人权的国家拒绝宪法草案"。这股力量不位于政治光谱的“左右”之间,而是介于“上下”之间。

文法学校学生的社会背景弥合了传统左翼和无政府主义、向上流动的阶层之间的鸿沟,是从一开始就反对 2019 年 11 月谈判达成的宪法妥协的力量之一。当时,现任总统加布里埃尔-鲍里克在夜间签署了协议,使皮涅拉政府免于被推翻,那时候抗议运动的声势已经变得无比强大,右翼政府处于随时被推翻的边缘。

这样的妥协并没有征得街头抗争力量的认可,但因为导致 了2020 年 3 月开始的长时间宵禁的新冠大流行,肯定会让街头上的社会反抗声音暂时销声匿迹。此外,社会运动和左派政党在制宪会议前的所有投票中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导致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似乎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即他们实际上是在代表绝大多数智利人发声。而在今年3月我们采访的制宪会议成员中,对强制投票取胜的信心非常足。而如今,在压倒性的失败之后,只有不到40%的人投票支持新宪法草案,60%的人去投票反对它,这就很明显体现了政治代表权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即使是大型的示威活动,最近的一次是9月1日有50万人参加,或者是2020年3月8日有100万妇女示威,就其规模而言可能令人印象深刻,但实际上只是在推动某个独立立场的议程。


投票结果的细节


左翼人士和左翼自由主义政党以及社会运动组织在这次失败后,面临的挑战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们能够理解在被否决后的第一反应是 "继续战斗"。在投票之前,鲍里克政府已经计划根据投票结果改组内阁。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智利将由一个至少有六名新部长的政府领导,这个政府更像拉戈斯和巴切莱特总统领导下的旧的中左翼 "Concertación "联盟,而不是进入一个不同过去、尝试去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财政部长马里奥-马塞尔(Mario Marcel),前智利中央银行行长,将在新政府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他将阻止任何可能会对主要基于采掘主义的商业产生负面影响的倾向。这标志着智利一个周期的结束,这个周期从 2006 年开始,学生起义一直到学生、环境和妇女运动,这看起来似乎是动员了绝大多数人去参与脱离新自由主义体系。

关于投票细节的种种显示出失败有多惨痛,与上次总统选举中55.6%的投票率相比,85%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因为投票本身是强制性的,不投票将被处以重罚。在超过346个城市中,只有8个城市的 "Apruebo "获胜,即使在那里,也是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获胜。在34岁以下的女性中,反对票超过了58%的比例;在所有其他年龄段的女性中,压倒性的反对甚至更加显而易见。她们不仅拒绝了第一部基于平等的宪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拒绝了她们的生殖自决权。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智利的原住民,他们至少可以通过现在被拒绝的宪法草案中获得一个多民族国家政策和集体权利以及属于自己的民事司法系统。但是在像比奥比奥省的蒂鲁阿这样的地方,有70%的马普切人口,77%的人投了反对票。甚至在佩托尔卡小镇,其居民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当地的供水被引向鳄梨种植园,而城市的居民和小农甚至不再有自来水,大多数人却都投票反对新宪法。对这样的情况,新宪法也规定了供水的国有化和重新分配,从源头开始就拒绝私有化,以保证所有公民的基本用水供应。

即便是他们的法律地位和处境将在各方面都会得到改善,但监狱里的囚犯也拒绝了 "Apruebo"。初步的选举分析表明,如果再次排除那些最富有的阶层,人口越穷,对宪法的拒绝就越明显。在最后一次集会上,50万名示威者聚集在一起,群众们再次高唱凯歌:"El pueblo unida jamás será vencido. (团结的人民永远不会被打败。),这种 "人民 "的概念现在必须被扔进碎纸机了。如果单纯从数量上来看,"apruebo "获得的选票比第二轮总统选举中的选票多20万张。假如没有强制投票这样的设置,"Apruebo "很可能就会获胜。


认清现状


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要看一眼圣地亚哥以北300公里的洛斯莫里斯市,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该市在淡季有3,000名居民,夏季是这个数字的10倍。这个曾经的渔村现在以旅游业和大麻种植为生。2013年,在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担任第一任总统期间,为了保护智利七个特权家庭的利益,捕鱼权被私有化。从那时起,该村的渔民只能出海一英里为自己家里的餐桌捕鱼,为了生存,渔民们逐渐做到了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他们把海滩上的土地租给小卖部,靠着位于湿地保护区的停车位向游客收取租金。环保主义者鼓动村里的大多数人反对政府和政策,可他们现在可以靠旅游业生存,并寄希望于通过旅游业过上更好的生活。

虽然环境保护问题仍在争论不休,或许人民正在处于一个意识提升的过程中,但非法贩毒同时也在通过暴力和猖獗的男子气概行为破坏着这个小镇的社会结构。人们设法在大麻成熟的季节里,在非法大麻的种植园找到一份暑期工,收割着被机枪守护的大麻,甚至足够他们转头买一辆小卡车。在Los Molles,MODATIMA环境运动(Medico合作伙伴)曾经实力强大,在全民公投失败后,这些活动家的日子会很难过,而就在全民公投之前,MODATIMA女权运动的发言人Lorena Donaire的房子已经被纵火犯付之一炬了。

中下层人民生活的不稳定是一个摇摇欲坠的,由合法和不合法的工作、Pitufos(通过关系获得的工作)和贷款组成的破败大厦,新宪法预示着的重大变化动摇了这些阶层。尤其是年轻选民,他们处在无法拥有面向自己阶级的媒体网络的政治环境里,消费着属于最富有家庭的私有化电视频道,这些频道充斥着廉价和低俗的垃圾节目。正是在这些媒体上,智利右翼在2021年6月制宪会议连少数派阻挠都没有的情况下,展开了公然的谎言大反攻。在线门户网站CIPER在全民公投结束后的几天内,在圣地亚哥的贫困地区对败选的原因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右翼分子的媒体宣传推动了人们的选择,他们担心会失去他们的房子和养老金,也不想要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任何社会住房或基于公平团结原则的养老金制度概念都可以被重新解释为最微弱的私有财产权终结,那么认真渴望一个 "社会人权国家 "的宪法改革就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就算最贫穷的阶层也会拒绝任何形式的变革。

女权运动Coordinadora Feminista的发言人之一Karina Nohales认为,制宪会议犯下的大错之一是没有在早期考虑好最后的全民公投阶段,从而将这个宣传阵地拱手让给右翼势力足足几个月。当制宪会议陷入了长达一小时的辩论中,人们都尝试为新宪法找到一个共识点,所有的代表和他们背后的社会团体都试图让宪法内容与他们各自的具体诉求保持一致。其结果是诞生了世界上最进步的女权主义、生态学和反抗后殖民主义的宪法之一,但现在的它已经一败涂地了。


网络上的激烈争论


直到现在网络上到处都还在议论纷纷,语气用词十分刺耳,人们谈论着社会运动各个方面散发出的自满和自恋,可这种无意义争论本就不应该出现。真正的问题是所谓新宪法草案拥有人数庞大的支持者,社会改革的基本盘是否真的存在,即使如阿根廷女权主义者丽塔-塞加托(Rita Segato)在投票前几天在圣地亚哥的Caupolican剧院所宣称的那样,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女性都是改革的基本盘。可是就像在智利,如果一个声势无比浩大的左翼诉求,不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那么这对那些迄今为止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变革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许多人时至今天都还能与 "反政治 "联系起来,将所有的政治妖魔化为自上而下的政治作为一种抗议的形式,而现在Rechazo(反对派)已经利用和煽动起了这种情绪。问题是:对政党政治的全面拒绝到底能有多少左翼思想从中体现?还有这种情绪是否也可能更多体现了一种右翼民粹主义?后者正如我们从经验中知道的,既不关心政治上的紧迫性,也不关心现实的挑战,这也是一种 "反政治 "的体现。

正当社会运动组织在舔舐着他们失败的伤口,未来还是一片迷茫的时候,鲍里克政府已经开始了新的政治准备工作。政府的高级成员匿名表示,他们将专注于社会措施的变革和更明智的监管政策,来遏制犯罪的发生。在他们眼里,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防止右翼民粹主义者卡斯特在下一次选举中当选。批评宪法程序的左派人士将这次投票解释为全新的阶级斗争产生的标志,他们认为最贫穷的那五分之一的选民是最坚决的宪法草案反对派,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已经变成了某种左翼中产阶级的游乐场,如果人们仔细观察并分析会发现,这些草案并不构成与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决裂,而这种论点可以从历史学家Sergio Grez等人那里听到,我们无从知道这些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左翼民粹主义以外的思考去定义阶级斗争。智利围绕宪法进程的推进与失败引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对所有致力于世界的根本性变革,并认为自己在女权主义或环境运动中想找到了破局公式的人来说,都是具有启发性的。我们只是在简单地分享它的故事,向全世界每个愿意聆听的人传达它的讯息,这是一个跨越几代人和他们所抗争的宏伟画卷,现在仍然化作了苦涩的回忆,我们想问这样的变革究竟有没有可能成功?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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