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鷙
楊鷙

過了憤世嫉俗的年纪,只想瀟灑走一回。 主業:臨床心理與心理治療

别了,我的故园| 小寨十字 番外篇:关中大书房

像在混沌中沉睡已久,刚睁开眼睛的小兽,我在这里,惊奇地看着世界复杂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

下了奥数课,和同学们挤着拥挤的电梯,从百隆广场逃出来,深吸一口气,左拐一个弯,不到二十米,就到了我的童年乐园:万邦书店。

万邦书店,又称关中大书房。书店门口的招牌是一个雕着“关中大书房”的大车轮。小时候,老师总叮嘱我们,西安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我们应该为之自豪。我联想到四四方方的城墙和灰蒙蒙的天,我想,“厚重”,一定是这样需要掸掉上面的浮沉、呈土黄色、又厚又重,有防御功能的东西,比如这个“关中大书房”的标示。

厚重的东西总能提供安全感,我喜欢被厚被子紧紧压住的感觉。关中大书房也一样,它像一个坚固的堡垒,让我可以安心地窝在二楼宽敞的椅子里,抱着一本厚厚重重的书,保护我远离日常的恐惧和纷扰。

在网上找到的旧照片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从四年级开始,我们就得开始准备“小升初”的秘密考试。西安的“四大名校”从不公开招生,有渠道有钱,才能获得一场考试资格。这些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奥林匹克数学/语文竞赛”题,简称“奥数”和“奥语”。为了获得考试资格,也为了能通过这些入学考试,几乎每个孩子都被迫去和“五大名校”有合作关系的补习班学习。雁塔区的胡XX、张XX几大“奥数巨头”,是通往师大附中、铁一中、高新一中的“秘密”通道。胡巨头的本职是师大附小老师,身在师大附小,我们年级的同学,尤其是七班的,几乎都在胡巨头处渡劫。

之所以说是渡劫,是因为来这里“上课”和学习关联不大,与其说获取知识,倒不如说是听脾气暴躁的胡巨头发泄他的怒气。印象中的这位胡老师,讲课从来都用陕西话,总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每到练习时间结束,所有的同学都战战兢兢地等他点名,谁要是被他点到,却又没有解出正确答案,那就是要被当众执行死刑,无论男孩女孩,他都毫不客气地用陕西话怒骂一通,尽是些污秽贬低之言,对男生他甚至会上手上脚“教训”。在他那里渡劫的两三年,我目睹了无数次女孩被骂哭,男孩被打后敢怒而不敢言的场景。

遇到这样的奥数老师,当时本来就对学习毫无兴趣,且周一到周五已经在学校受尽折磨的我,因为恐惧与厌恶,只把这每周近三个小时的课程当作需要想尽办法熬过的劫难,从来没有听过他在讲什么。和同桌下五子棋、从按下主机开机键那一步开始想象自己打开电脑玩、和好友传纸条聊天、发呆……总之,除了听课,我几乎什么都干过。但可能是因为我看上去已经足够弱小无助,“杀鸡儆猴”这一招吓得我从不敢和他对视,他也就似乎没怎么为难过我,当然,看着我从来没有及格过的奥数试卷,他肯定是骂过我智障的。

来上课就是受侮辱,换谁也不乐意。我也跟妈妈表达过,我不想来上课,但妈妈可能会说,既然放弃了学琴,奥数总得继续学吧,小升初都要考奥数的,不学可怎么上师大附中。不过,具体妈妈说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了。也可能习惯了“忍辱负重”的我,并不觉得一周多一天的忍耐能糟到哪里去,毕竟上奥数课之前,我还能和妈妈一起去我喜欢的餐厅吃一碗桂林米粉加酸贡菜,去历史博物馆逛逛新的特展,后来,还能上完课去万邦看书。

妈妈是个有“小资情调”的人,和小姨一样,喜欢看书。可惜,妈妈喜欢的总是一些谈情与爱的文学作品,什么张爱玲、三毛、顾城、严歌苓。稍大一点后,我就总笑她耽于儿女之情,惰于深谋远虑。不过,对一个小孩来说,这都没什么区别,重要的是,妈妈爱看书,也会带我去看书。

我历经磨难,而她无所事事的那几个小时,她都会在书店看书。小寨附近的书店除了万邦还有汉唐嘉汇。汉唐嘉汇书城是当年西安最大的连锁书城,从教辅考卷、专业书籍再到文学哲学,这里都能按图索骥找到。它就像一个朴素的社会主义超市,维持着自己“书城”的中性身份,既不通过提供舒适的阅读环境讨好读者,也不制作精美展台吸引消费者。与之相对,万邦书店走在时代的前列。它先于一众书店,学习发达地区,实行“会员书吧”制度。每年办一张会员卡,只要在书店二层的书吧点一杯饮品,就可以随便在书店拿上已经开封的书阅读。时髦的妈妈就办了这样一张会员卡,也允许我使用她的会员卡,和朋友一起来书店看书。

“满书店的书,这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啊!”,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第一次获得“随意拿书上楼看”的特权,我激动地不知如何是好:“《冒险小虎队》是我最想看的,最新的《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摆在展台上诱惑着我,《纳尼亚传奇》的第三本我还没看…….每一本都是那么吸引人,都比可怕的奥数课和令我沮丧的学校好上千万倍”。

贪婪的我无法衡量自己一下午能读完多少,总是拿着四五本书上楼,直到书店的姐姐告诉我:“小朋友,一次最多只可以拿三本书哦”,我的脸随即发烫,只好低下头,匆匆跑下楼把多余的书放回原处。

一楼与二楼的楼梯设计成阅读阶梯的形式,供读者休憩阅读


即便是匆匆下楼,我也得万分注意大书房的台阶。架空的台阶,每一节对一个小朋友来说都很高。这样设计,可以方便读者在台阶上休憩阅读,却对儿童老人不大友好。胆小的我每次下台阶,都担心自己踩空从缝隙中摔下来。不过,台阶两头通常都坐着正专心阅读的人,“既然他们不都怕,那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我总会这样安慰自己,再小心翼翼地踏下每一步,尽快通过,以到达自己向往的童书区。

于是,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个背着书包、总低着头、沉默寡言的小女孩踏入关中大书房,在书架前入迷地挑选,再捧着书、认认真真地踏上台阶,点一杯小孩子可以喝的奶茶或者柠檬红茶,坐在沙发上看书。

这个小女孩知道,不管在一个星期的其他日子里,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在书吧阅读的时刻”都会到来。这份切实而可靠的期待,就像避风港的灯光,在危险莫测的黑暗中,闪闪发光。

从四年级到五年级,奥数课越上越难,我读的书也越来越杂。写给孩子的冒险故事很快就让我感到厌倦,我走出童书区,着迷于充满隐喻的日本童话。在这些童话中,善与恶不再只是对立的英雄与恶魔,山林河流富有灵性,哀伤与喜悦被同样细腻入微地描写。人性映照于万物,光辉与阴影让一切立体起来。我沉浸在其中,像在混沌中沉睡已久,睁开眼睛的小兽,惊奇地看着世界复杂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那些曾在昏睡中模糊梦见的事情,在书中被赋予了色彩、情节与秩序。道德、情感、意义从光亮中浮现出来,我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于是,我开始思索自己所经历的,与将要经历的一切。

带着这份对意义的好奇,我开始阅读更复杂的文学作品、随笔与传记。跟随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沉浮思考自己脱离”群体恶”的可能路径。有一天,在我合上一本书后,我看着书店墙上的书法作品,下定决心:“我不要再只是浑浑噩噩地,低着头、蜷缩着身体,熬过每个压抑的日子了。” 我要开始思索与追问,开始了解这个世界和人性。 我希望自己能通过独立思考,保持清醒,不随波逐流,即使被孤立也不懦弱地躲入人群中、蒙上自己的双眼并闭紧自己的嘴巴,对其他弱小者犯下平庸之恶;也希望自己不要因为霸凌经历,就让愤怒与恐惧殃及他人,成为被憎恶控制的恶魔。

就这样,我醒过来了,小学生涯也结束了。

没有学过奥数的我,自然无缘“四大名校”。而是去了一所地处郊区的研究所子校。那里没有城里名校的攀比风气,同学、老师们也都朴素亲切得多。在学校,不再有令我恐惧的班主任和指使我的同学,我不再需要时刻绷紧身体,警觉一切危险信号,而是可以放心地听课、甚至和同桌闲聊。我开始交友,考试名列前茅,也有了喜欢的男生。一切都在变化,而雷打不动的是,每周末,我还是会去万邦书店阅读,雷打不动,就这样持续到了初中毕业。

上了高中后,我认识了同样爱书的老刘,我多次邀请她一同去万邦读书。但她父母管得很严,一放学,就赶紧开来车把她接走,几乎不给她放学在外闲逛的机会,我也只好悻然识趣。

和她同去万邦,是我大学休学那年的事了。那个夏天,我们频繁在书店相见,每次她都拿着图纸,唉声叹气地画图,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我仍是继续悠闲地看书,只是从文学变成了哲学。她说她喜欢万邦书城充满设计感的装潢,我对万邦的选书连连称赞。我们约好,等以后有钱了,就一起开一个书店,从图纸、装修到选书都自己完成,这个书店一定要是幽静而舒适的,并且只买设计、文学和哲学类的图书,为阅读服务,但不讨好消费者。

休学结束,我返回南方,在每个潮湿的天气里,独自阅读、散步。第二年的夏天,当我再次回到西安,得知了万邦书店要倒闭。

“严肃书店活不下去,这书店尽卖一些大家读不懂的书,谁还来啊”,大家都这样评论。那一年,国内的书店流行“诚品模式”,无论是老牌书城还是独立书店,都纷纷学习台湾诚品书店的经营模式,用大量文创、书店周边产品创收,引入咖啡吧台。突如其来的竞争使万邦书店一下失去了市场,无法再支付市区核心地带的房租,倒闭了。

很快,“万邦重新开张”的传闻散播开来。万邦书城,要做大兴善寺的邻居了。“届时,万邦书城将以全新面貌重新回到新老顾客的身边“,而这所谓的“全新面貌”,也正是千篇一律的,集文创品、放映室、咖啡厅于一身,在最显眼处摆着畅销书的新型书店模式。当然,它还保留着典雅古朴的装修风格,只是我怀揣着第一份勇气和梦想,捧着书,小心翼翼地走过的木质楼梯,永远地成为了回忆。





后记:感谢老刘@刘斯 ,邀请我写“别了,我的故园”系列的番外篇。这是我第一次写回忆文。以地点为锚,追忆在不同时空,穿梭在那里的身影。这让我联想Matters举办的“在场”征文活动--- 身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们都在场,或者说,都“曾在场”。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不曾知道追忆往昔如此耗费精力,每次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告诉自己:“开始回忆吧”,那些有关的、无关的记忆碎片,就像情绪狂风中席卷的冰雹,乱糟糟地向我砸来,让我迷失了方向,不知从何处下笔。

我佩服老刘的勇气,能写下这一系列非虚构记录文。我们都曾在场,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勇气清醒地去体会“在场”的每一瞬间,一旦寻着机会,就躲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囫囵吞枣式地过活。回忆、剖析自己的“曾在场”,是一场溯源冒险,需要不怕秩序解体的胆量、愚公的坚韧。而记录、讲述自己的“曾在场”给别人听,则需要像一个导演那样,敏锐地把握镜头切换,像一个画家那样,刻画入微地描摹,以及,像诗人那样,将百感千虑化为传神的寥寥几笔。我实在没有此天赋,只能慢慢练习。

这篇文章是我在Matters上书写并公开发布,共计字数刚好满十万字的那一篇。尽管因为一些突发事件,如急诊就医、海德堡大学枪击案,导致进度一再耽搁。好在今天终于完成此文,可以当作是给自己和读者的新春礼物。来年,让我们继续坚持书写,记录自己每个“在场”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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