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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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是一生行為總和:敬悼李怡

李怡(1936-2022)是香港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編著等身,他的文風平白、直接、清晰,不論是老、中、青,許多香港人都是看他的書和文章長大,從而受到思想上的啟發。李怡是社會理念的啟蒙者,也是自由思想的傳遞者,總是站在時代的浪尖上,有轉變,也有堅持。

李怡,原名李秉堯,另有舒樺、齊辛、李心台、李無言、舒之暢等筆名,父親為粵語片導演李化。李怡1936年生於廣州,童年居於上海、北京,經歷了抗戰及內戰。1948年李怡來香港讀中學,畢業於香島中學,1956年開始投稿報刊,他在五六十年代所寫的詩文,見於《文匯報.文藝》及《文藝世紀》等。

左派內外:

從《伴侶》到《九十年代》

1963年,李怡和吳羊璧創辦綜合型雜誌《伴侶》,銷量不俗,1966年,伴侶雜誌社創辦純文藝的《文藝伴侶》月刊。《文藝伴侶》的發刊詞提及出版《文藝伴侶》之目的:「在我們心目中,不希望把文藝打扮成一個使人愛而遠之的貴婦,也不希望把文藝當作是一個使人敬而遠之的神明,而只希望文藝和你的生活發生關係,使它成為你的親切的伴侶。」從創刊號所見,《文藝伴侶》刊登了陳福善的畫、舒巷城、李怡與亦舒的小說、柳木下的詩與翻譯、史得(三蘇)連載小說《不及格的人》、何達的散文與詩評等等,內容相當豐富,水平也比較高,可惜純文藝雜誌畢竟曲高和寡,出版四期就停刊了。

1970年,李怡創辦《七十年代》雜誌,創刊號的封面表明「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這是左派的外圍刊物,注目於國際政治、反美宣傳、香港社會,《七十年代》雜誌為沉滯已久的左派陣營作者和讀者,打開了一線窗。

《七十年代》雜誌令李怡成為左派的一員要角,1976年更擔任天地圖書總經理兼總編輯。可是,自從李怡得罪了主管香港事務的廖承志,李怡在80年代初離開左派的出版文化界,《七十年代》雜誌在1981年脫離天地圖書繼續出版,1984年改名為《九十年代》,一直至1998年停刊。

文藝反映現實:

《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

回望80年代,李怡離開左派陣營,身分變得獨立自由,而他的影響也是有增無減。李怡與愛荷華大學的關係較深。1979年,李怡第一次去美國,參與了在愛荷華舉辦的「中國週末」討論會,就當時中國的文學狀况發表演講,1980年,李怡參與第二次「中國週末」討論會,也參與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IWP),同年參加者還有艾青、王蒙、吳晟等等。1982年,李怡再去美國,先在愛荷華訪問中國作家劉賓雁及台灣作家楊逵,再到耶魯大學所在的新港,訪問余英時。

李怡關注中國當代文藝的發展,文革以後,「傷痕文學」率先冒起,繼之又有新寫實主義文藝,李怡主編的《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1980,同年再有《續編》),就收錄了1979至1980年間的新寫實主義小說、詩、話劇、電視劇、電影文學劇本。這本書更是1980年第二次「中國週末」小說組的討論材料。

李怡在代序〈文藝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國現實〉中指出:「在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們在中國大陸的文藝作品和新聞報道中,所見到的是一個全然不同的現實世界,是一個美好的世界,理想化的世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海外不少人了解中國,正是透過中國大陸的新聞報道和文藝作品去認識的。其後,大陸的某些真實情况逐漸藏不住了……直至四人幫倒台後,黑暗現實已逐漸被中共報刊自己揭露了。許多人雖不情願,卻又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

《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一書的內容,就是反映出鄧小平取代華國鋒,再次上台後,1979至1980年之間中國大陸的真實面貌,當中包括了農村和工廠的真實面貌,不同類型幹部的狀况。李怡觀察到「幾乎所有新寫實主義作品,都是幹部特權和官僚主義作為故事衝突的焦點,讀了這些反映生活真實的作品,任何不帶偏見、敢於面對現實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中共各級幹部的官僚主義和特權問題,已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另外,「在新寫實主義作品中,批判的對象是各級官僚主義幹部,那麼在這些作品中被歌頌和肯定的,就是許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李怡閱讀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顯然是要了解久已封閉的中國大陸,尋索中國的真實面貌,也是為了提出問題,從而引伸社會批評。所以,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的藝術成就,並不是李怡的重心關注,作品反映的現實圖景,才是他的重心關懷。例如高曉聲的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中,李怡分析的當然不是小說作者運用的幽默筆法,而是〈李順大造屋〉提及的土改、全民大煉鋼、文革等30年來的時代背景,令李順大造屋波折重重。李怡的關注是當代中國的政策問題、幹部問題、特權問題。

做一面鏡子,讓人照去:

《知識分子與中國》

李怡的訪談錄《知識分子與中國》(1983年初版,1990年新版,本文從新版),收錄了徐鑄成、徐復觀、勞思光、劉賓雁、余英時、劉心武、柏楊、白樺、方勵之、劉述先、杜維明的訪問。

如果說主編《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是從文學了解當時中國,那麼《知識分子與中國》就是李怡從知識分子對話了解中國。在自序中,李怡回顧了自己的轉變,在文革後,他對於左派的信仰和信念受到衝擊,他要重新去認識中國、了解中國。

這些訪談對象,一方面是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李怡的訪問重視受訪者第一身的經驗和觀察。另一方面是海外的知識分子和台灣作家,如李怡所說:「他們的着眼點多不限於政治現實,而是將政治現實結合歷史傳統、政治文化和民主理想來加以分析。不是一般地褒貶時政,而是透過時政去發掘造成中國政治似乎永難上軌道的真正原因。」例如余英時的出色訪談,就是從民族性與政治傳統開展討論,最終以知識分子與抗議傳統為出路,知識分子扮演着批評者的角色,又以專業和知識促進現代化。余英時提綱挈領地點出:「做知識分子的等於做一面鏡子,讓人照去。」

余英時提出的知識分子角色,正好就是李怡所做的事。李怡的文章,就是時代的鏡子,有批評,也教人自省。這樣的知識分子愈來愈少了,現在的知識分子已跟傳統的精神和責任分離,知識分子已失卻了自身的批判角色,只剩下實用角色。

悼亡與懷想

李怡曾經在《經濟日報》和《蘋果日報》撰寫專欄文章,《經濟日報》專欄的文字結集為《變臉》(2000)、《情色男女》(2000)、《人生網絡》(2002)、《情愛連線》(2002),由天地圖書出版。至於《蘋果日報》專欄的小品文,結集為《對應.謬思生命的異趣》(2009)、《思緒.靜夜低迴的心曲》(2009)、《段子.反思反諷的反響》(2010)、《遐想.徜徉世事閒情間》(2011)、《念。情》(2011),由次文化堂出版。

《對應》有悼亡與懷想八篇為附錄,事緣李怡妻子梁麗儀在2008年逝世,李怡撰寫悼念散文,回首亡妻及自己的生平,算是開了回憶錄的先聲,《思緒》有走過傷痛八篇為附錄,到比較近期,李怡在《失敗者回憶錄》,也有再述這些往事。

《對應》的自序中,李怡說道:「我一貫崇尚理性,讀過許多也寫過不少參透生死的文章,但勸說別人都比較容易,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困難了。人與人之間的痛苦是難以相通的。『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這是我二十年前在一篇文章中寫過的一句話。這句話在今天我才有真切的體驗。一時間我萬念俱灰,覺得這世上沒有了她,甚麼事對我都不重要了。我只想早日與她重聚,或在天上,或在來世。

我相信人死後是還有靈魂存在的, 而她若有靈, 我這樣的對應會使她靈魂不安。於是我抖擻精神,勉力要做些事。讓這本書稿成書,至少可表示我沒有在感傷中沉淪,也許可使她的靈魂得到慰安。」

再讀這些散文,還是感到李怡的真摯,散文的力量,來自真情和實感,當然,懷人散文相對於他大量的雜文,數量上實在相當有限。相對於寫下一時感興的專欄文字,以至回應當下時局的社評文章,李怡留下的回憶錄,以及他的知識分子反思,顯然更為重要。

李怡的人生反思

80年代初,李怡有詩見證《七十年代》雜誌創刊10年:「是非混沌與誰評,回首十年悲喜驚,世事翻騰觀念改,今朝探索啟新程。」人生最後的10年,李怡轉向本土,站在本土民主和年輕人一方,他從左派走出來,成為自由派的公共知識分子,又成為本土民主派的支持者。世事翻騰,觀念改變,李怡抱持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走過了許多年。

最近重看李怡為袁天佑牧師《走進時代的信仰》所寫的序文,不禁一嘆。李怡提到年輕時就讀過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他看得深刻,反思也多,更交織了人生的經驗,李怡寫道:「我經歷數十年生命波濤的衝擊,見盡了也論盡了政治的污穢和人們不得不在這污穢中翻滾與受折磨。共產思想早已離我而去,今天我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相信有靈魂存在,也相信宗教的普遍教義,相信人是有罪的。人性非善,因為人類社會永遠受權、錢、色這三大關係支配。人在宗教信仰中尋求救贖,但置身在人類社會中就很難不沾上罪惡。至於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社會的悲慘、詭異、可怕的程度,就更甚於托翁筆下的帝俄時代了。」

李怡在序文中提出了拋棄共產思想,轉而相信有靈魂存在、人是有罪,似乎與基督宗教比較接近,這是李怡經歷了許多風浪之後,作出的人生反思。

一個人是一生行為總和,李怡一生寫作、出書、辦雜誌、發表言論,他所做的事加起來,非一般人可比,實在精彩而豐富。可惜事與願違,李怡在《失敗者回憶錄》的題記中感慨道:「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尤其是我寫作的時間如此長,面對的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轉變如此大,回想我一生推動的不同時期的目標來說,我想到的無疑就是一個個挫折,是實實在在的『失敗的人生』。」

李怡在晚年連載《失敗者回憶錄》,都是智者之言,他生前寫了多篇,已見成書出版的規模,曾經主編《余英時評政治現實》的顏擇雅女士公告,台灣印刻已緊鑼密鼓準備推出李怡的回憶錄。這個消息足以告慰李怡的忠實讀者,而李怡的回憶錄,也將成為香港文化社會史重要的一頁。

李怡過了一個知識分子的人生,他的行為總和,就是崇高的形象,正如李怡最滿意的香港電台《星期五主場》訪談,展現出他的形象:一個雄辯而不屈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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