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ome

44孕妈日记 (2)瑞金医凶

愿我永远能够保有悲悯之心,哪怕自我保护,永不踩界造成对他人的伤害。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每晚凌晨两点左右会热醒。热到什么程度?腿在床的任何地方停止几秒钟,就觉得被单要烧起来,只能不停翻滚、不停翻滚,滚清醒了、滚起来,躺倒薄薄的瑜伽垫上,然后张开五指,把手心贴到冰凉的地板上散热——真好像喝了雄黄酒的白素贞啊。开始冤枉空调,想是不是上海佰伍拾年历史高温,室外机罢工了,但哪儿有夜半凌晨搞罢工的?连着热醒几天,若有所思,一搜“怀孕、夜、热”,哗哗跳出文章来,孕妇荷尔蒙失调。See,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我从前看外国同学,挺着个大肚子,该上学上学,该考试考试。下课去医院生了个孩子,第二天照样来实验室。总觉得中国人谈十月怀胎太矫情,老天就“焦”你个泯顽不灵。


睡得不好,上个7点半的闹钟起床。约了9点的医生。今天要做B超,看看宝宝有没有奋力往子宫里游。到了医院,B超接单台前排队。我前面那位女士,要取环,需要B超。但今天已经没有名额,加号都加了十几个,医生已经超额工作。

问:“上周我做B超好像不需要等?”

护士答:“你没听说瑞金砍人么?”

“哦,知道知道,那时我正3号楼在办住院。”

护士和我交换了一个“懂”的眼神,说:过一个小时你再来看看,能不能再加一个人。


常常我觉得自己有“招事儿”体质。明明就想过个TVB式太太平平温温馨馨的小日子,时不时就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从天而降。就像上周六,因为宫角妊娠,医生通知我8点到9点之间来医院住院。前一晚小麦和我还特地到瑞金医院做了个单管核酸——必须持有24小时核素检验报告才能进入住院区。平时瑞金医院出报告是全上海最迅速的,3~4小时就有结果了,偏偏这一天迟迟不出。幸好我前一天早晨去医院路上,看到有不排队的核酸厅(起名长樱亭,很有农民起义高举红樱枪的时光倒流感,灰常灰常中国,)做了一个。所以小麦只能送我到门口,我自己推着大箱子去探秘。有极具反抗精神的朋友,一直拒绝做核酸——我非常赞同。但为了每周回家探望父母,为了进医院,不得不频繁做核酸。甚至有出差焦虑症朋友,每天找两个不同核酸亭检测。凡我四十四年之经验,从没见过岁月静好的上海人,这么焦躁过。


医院床位紧张,只有前一个人出院了,那张床位的下一个患者才能办理入住。我的前任迟迟到截至时间十一点半才出现。后来听同房病友说,这位老太太子宫出血,在家乡的诊断,说她有高血压、糖尿病种种并发症,极度凶险。吓得她熬到可以进上海,千里迢迢赶来,缴了六万块钱押金。结果医生一查,那些所谓并发症,统统不存在。手术完了出院,五千块钱都没用掉。我住的六人房,除了我都不讲上海话,有两个是安徽赶来的。这还是因为封城之故,阻挡了相当多的患者。我心忧伤。这几年反复品味privilege这个词儿,翻译成特权实在是不妥,妨碍了交流。但在二元制的中国,每一张城市户口都是privilege,而生来有上海户口,更是生来与其他人拉开了十万八千里的人生起跑与补给距离。从包邮的点点滴滴,到比如看病的巨大风险与成本差异(60000/5000),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甚至远远不足的待遇,在超过十亿的其他中国人看来就是刹帝利与吠舍,乃至首陀罗的距离。


Anyway,十一点半办完入院手续,我已经很饿了,很想去医院对面的永和大王吃一碗咸豆浆。听得街上好吵,被晒得无力,转身还是去了六号楼病房。产科的病房有门禁。我按门铃,门铃不响,也没人应答。又很想下楼去吃午饭,但实在不想拖着个大号旅行箱走来走去,丢在楼梯口又不安全。这时候,正好有个护士开了门。我进去,坐在前台,一个护士风一样冲进来,说:“儿科有个神经病,砍人了砍人了。我们忙都忙死了,怎么还要出这种事。大家门关关好,不要出去不要理睬神经病。” 她的口气如此云淡风轻,以至于我怀疑自己耳朵出问题了。可能有个医闹,没出什么大事儿?办理完手续,到我的床位躺下,收到好邻居红房子的医生微信:“没遇到歹徒吧?” 一搜,乖乖隆的咚,竟然有个医凶,从二楼儿科砍起,一路砍到七楼妇产科,并在那里劫持了人质。最后幸好有万能的警察,果断开枪爆头,救出人质... 儿科有男医生也去帮手抢救。到我出院,至少那位被割喉的护士和四个孩子依然在ICU(和新闻报道的4人平安,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因为经历劫持、目睹行凶,有些医生必须休假一周,做心理康复,乃至于今天的B超荷载严重不足。我能够理解医闹医凶,但绝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冤有头债有主。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体制问题。不敢反抗体制,心理扭曲,甚至不去想体制之下具体施害的人是谁,捡软柿子捏。特别是瑞金这个凶手,砍杀未成年人。他们是恶体制的受害者,也是恶体制的螺丝钉。


昨天上海发生一件让全民愤怒的事,彭浦新村的居委诱骗强迫92岁有老年痴呆的奶奶同意给她和98岁有多种基础病的老伴打疫苗。老爷爷第二天进了医院,开刀不开刀都是生命危险。老奶奶自责得要上吊。虽然网络上家属的视频与发言都不能做病理的解释,但作为公民,我们不需要是医学专家。我们有权质问过程的透明性,无论是疫苗的研发还是应用。我们有权做出选择,并承担风险。我的身边就有平时非常健康、坚持锻炼的人在施打疫苗后患急性白血病去世的人,更有许多人患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甚至进了ICU。我对所有摆出医学/生物学专家姿态解释为什么疫苗不会引发白血病的人都表示极大的歧视——你们他爹的到底能接触到什么数据?对工艺有多少了解?而且这里的关键是,程序的不义!而程序正义才是一个社会建立信用的基础。我在父母小区的群里说:“这种居委最好想清楚。对你,这是一份工作;对家属就是私仇。一命偿一命的私仇。” 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不想温文尔雅地靠讲理解决问题、甚至赢得尊重,但社会经验告诉我,在此间,必要的时候就得耍泼。上海还有一个privilege就是政府相对讲道理,适度得耍泼在上海有一定自我保护能力,但是到泛儒教区?到北方?你泼人比你泼一百倍,你恶人比你恶一千倍。书生百无一用。


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上海人,我有资源打听到应该挂哪位专家的号。168元的挂号费对我丝毫不敏感。护士说礼拜六还剩下一个专家B超号,我想如果今天加不上就挂这个专家B超号呗。但那个要取环的女人,一点也不想付出额外费用,转身走开了。不过因为我是高龄高危孕妇,医生安排了我在产科区一间B超室做了检查。孕囊基本长进了子宫。医生笑眯眯跟我说:你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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