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wn

一个多余的人,喜欢写过期的日记。

两种挣扎

下午六点,咖啡喝完了,我枯坐在 IDC,写作陷入绝境。几位客人围坐在吧台,和咖啡师兼老板聊天,他们是这里的常客,总是结伴而来,永远靠近吧台,永远有人聊天,和我这类来路不明又远离吧台的客人形成鲜明对比。

写作者的挣扎

2022年1月22日,下午五点,我走进檀溪路“IDC 咖啡”,点了18.8元的单人现磨咖啡套餐,继续写“无业游民日记”。套餐包含一杯拿铁和一块司康,可以当作晚餐,我吃得很简单,维持生命即可。重要的是写作,只要活着,就不能放弃写作,今天我要写到这家咖啡馆打烊。

我在重新加工去年三月八号的日记草稿,一份不忍卒读、无法示人的文本,四百余字,它的标题是“人物素描|女神节在星巴克偶遇女神”。可是我无从下手,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无法回到去年三月八日,女神早已不知去向,当天没写好的日记只能永远维持“没写好”的状态。时隔三百多天再“重新加工”,说明作者已经黔驴技穷,为了收割一点可怜的流量而不择手段。

下午六点,咖啡喝完了,我枯坐在 IDC,写作陷入绝境。几位客人围坐在吧台,和咖啡师兼老板聊天,他们是这里的常客,总是结伴而来,永远靠近吧台,永远有人聊天,和我这类来路不明又远离吧台的客人形成鲜明对比。

晚上七点,客人差不多都走了,我问老板,“你们是八点打烊吗?”老板说现在就打烊了,冬天提前一小时。我走出咖啡馆,外面雪下得正紧,今天下了一天雪,很适合写作的天气,但我的写作计划还是泡汤。

阅读者的挣扎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阅读(或写作)而苦恼。家里没有氛围,容易被干扰,失业以后我没有机会在办公室“摸鱼”阅读,也不再适合出入咖啡馆。偶尔按耐不住冲动,以阅读的名义去星巴克,事后我充满罪恶感,因为一杯咖啡的钱可以买十斤大米,够全家人吃一星期。

新建的市图书馆本该是绝佳的去处,但疫情肆虐,进馆人员需全过程佩戴口罩,这个规定让我窒息。我曾负隅顽抗,对维护秩序的礼仪小姐说:“人这么少,保持社交距离就可以了吧?”她断然否决,“口罩是必须戴的!”我心里有了阴影,不再去图书馆。

我像急于觅食的流浪狗,到处找地方阅读。天气允许的时候,我常常呆在户外,广场,公园,大型购物中心周围的空地,都有我“觅食”的踪影:一个背双肩包的中年男人,盯着手上的电子产品,长时间站立或来回踱步。我有洁癖,不敢在户外随便坐,有时找一辆共享单车坐着阅读。

公交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尽管也要求戴口罩。坐到终点站,再坐回来,花三块钱可以阅读一两个小时。越堵车我越喜欢,阅读时间延长了,缓行或静止的公交车对视力更友好。但是弊端明显,坐车本身很累,状态不好时闭着眼睛睡觉也累。

我考察过共享自习室,那里最安静,有最纯粹的学习氛围,但逼仄的空间让我不适,我联想起监狱。这些自习室价格并不便宜,愿意买单的大多是急于“上岸”的考试一族,祝他们好运。

在极热或极寒的季节,或遇到刮风下雨,我的处境最为窘迫。户外阅读的路被堵死,室内空间几乎没有免费的,我不计后果的冲动型消费频频发生。

说明:本文是修订后重发的,将原来的两篇文章捆绑在一起了。与其说为了收割流量,不如说我有洁癖—无法克服“这两种挣扎真的应该在同一个页面呈现”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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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在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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