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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 culture & mad luv

虚饰的觉醒,真正的问题

今天读到一篇写于 2018 年的评论文章 The ‘Nanette’ problem,实在感触很深,十分推荐大家读一读,借此也刚好整理记录一下这篇文章引起的以及之前我零散的想法。

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 Peter Moskowitz 的讨论对象是 2018 年引起热议的单口喜剧——Nanette,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同性恋喜剧演员 Hannah Gadsby. 我记得当初这部 Netflix 专场即使是在中文互联网也获得了很多的讨论和赞美,看过的人都称赞 Gadsby 的勇敢无畏,很多人给出的评价也如美国的主流媒体那样,认为她冲破了喜剧的形式,用性少数的视角挑战了主流意识。

我个人对这部喜剧的感受其实还好,因为在一个喜剧专场中 Gadsby 以她的性别身份出发带来的女权议题探讨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在 Moskowitz 的这篇文章里,指出了一个关键核心问题:“Comedy is at its best when it helps audiences underst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rauma, not when it makes them feel comfortably woke.” 这个批评我认为很一针见血,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问题。

Moskowitz 指出,在 Nanette 里,Gadsby 以一种非常严肃,愤慨且道德上十分正确的态度,否定了 “self-deprecation“ 的意义,“I built a career out of self-deprecation, and I don’t want to do that anymore. Because you do understand what self-deprecation means from somebody who already exists in the margins? It’s not humility. It’s humiliation.”

“self-deprecation“在这里可以简单理解为自嘲,但我们都明白这种自嘲包含的不仅仅是开涮或者插科打诨式的玩笑。在很多情形语境下,self deprecation 其实就是展现自己的伤痛将它转换为另一种对立的(幽默的)效果。这种方式在单口喜剧中太常见了,而 Gadsby 旗帜鲜明地反对它,因为在她看来边缘群体的自嘲并不是谦卑,而是一种羞辱。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在道德上是十分正确的,但问题也来了:Gadsby 确实有资格因为自己性少数的身份来拒绝自嘲式的喜剧,因为除了她之外,我们都无法感同身受她所经历的伤痛,我们应该尊重她这一立场。可使用自嘲来对抗伤痛,尤其是在喜剧中,就像她所说的,只是一种自取其辱吗?难道这不应该是喜剧的魅力所在吗?Gadsby 是不是在用一种正确的道德观在审查喜剧的表达?

我完全赞同 Moskowitz 对此的批评,要知道作者本人就是一个犹太裔同志,他不仅可以自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也会用种族屠杀这件事作为喜剧的素材(并不是开种族屠杀的玩笑,这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懂得自嘲是性少数群体内部非常普遍的,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尊,而是属于边缘群体自我疏解的方式。我作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我选择用什么方式表达自我,解决我的问题,是我的权利。如果我们都在使用一种道德上很纯洁没有丝毫瑕疵的方式来抵抗,那不正是落入了respectability politics 的陷阱吗?在这种限制中,我要牺牲自我,审查自己才有资格与你对话吗?只有这样的阉割我的声音才可以被听到吗?

我们都懂,自嘲是需要技巧的,糟糕的自嘲不仅丢掉了原本表达的意图,也不会有幽默的效果,但自嘲这种自我调节,消解概念的方式并没有错。否则喜剧只会变得规规矩矩,挑战也只能在既定的框架里打出无用无力的拳头。

反对“self-deprecation“除了在表达自由上加了更多的限制,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它让喜剧不再锋利。我们普遍认为,喜剧是一种“冒犯的艺术”,这个冒犯当然不仅仅是通过讽刺来让人不舒服,它有一个关键的目的,就是让冒犯这个事实得到审视和思考。如果只是哈哈一乐,那这最多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搞笑材料,但一定不是好喜剧。技巧高深的喜剧大师从来不避讳自嘲和冒犯别人,而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懂得如何把自嘲和冒犯转化成让人思考的幽默。Moskowitz 就说,认为 Nanette 具有挑战性,革新性的人,根本没看过好喜剧,你要是看过并理解 Richard Pryor 和 Dave Chappelle,就不会觉得她做了什么真正挑战大众的事。

Hannah Gadsby 的这个专场,仍然是在大众舒适圈内的隔靴搔痒,因为她点到了一些问题,却采用了最安全不出错,甚至迎合大众的方式。用作者 Moskowitz 的话来说,之所以收获了普遍好评,就是因为当下环境的一种 “wokeness industrial complex”. 觉醒都是表面功夫和表现出来的姿态,你完全可以预测到woke 人群的反应,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他们可接受的范围内再次给了他们安慰罢了。

这又让我想起近期我读到的另一篇批评 Hamilton 音乐剧的文章,You Should Be Terrified That People Who Like “Hamilton” Run Our Country 也很精彩。这篇文章中说到,当代的进步主义,已经演变成了用表面上的代表性来代替事实的不公。选择用黑人演员来扮演白人国父就是进步了吗?那为什么在 Hamilton 里,故意省略了美国建立在对奴隶惨无人道的迫害上这个事实,也丝毫不提 Thomas Jefferson 强奸了女黑奴并非正直这件事呢?甚至,还要让黑人演员来扮演白人当权者,用属于黑人自己的,具有反抗精神的音乐形式 Hip-Hop 来歌颂他们?历史上为人权自由作出贡献的黑人有那么多,为什么不去讲述他们的故事?

这种讨好的,投机取巧的进步主义,对历史,真正存在的问题和建设性的进步毫无用处。或许在几年前,我们都还可以享受所谓“进步”带来的自我慰藉的感动,但现在,这种虚饰的觉醒应该被重新拿出来嘲笑一番了。



最后,我还想再附上之前看 Dave Chappelle 2021年的专场 The Closer 时自己写的的随笔:

在我见识了太多复杂和荒唐之前,我曾天真地坚信,玩笑是有边界的,喜剧是有底线的。但这样的逻辑却让喜剧这个形式越来越受限。禁忌的话题越来越多,而这正是群体政治审查的后果,不是社会道德的选择。因为社会道德如果可以做出公正的判断,那又何惧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大放厥词呢?

如果我们评价一个喜剧的标准简单直接一些:它是个好笑话还是一个糟糕的笑话?会不会才是评价喜剧更合适的标准?

而好与坏的区别,我想就是它是否真实。

种族歧视的笑话为什么这么好笑,苏联讽刺笑话为什么好?因为它的真实,没有修饰,没有写作意义上的那种精巧。它只陈述事实,哪怕这个事实背后还有更多值得挖掘和反复推敲的根本原因,但事实就是如此,而这种事实如果被我们选择性忽视,装聋作哑,或者冠冕堂皇地掩盖过去,那它被直白得讲述出来的喜剧效果会更令人震撼。

事实是性少数群体的处境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相对而言),已经达到了非常大的进步,而黑人遭受的歧视和压迫持续了400多年,至今仍然在继续,并且这种不公是性命攸关的。

事实是当性别认知有了越来越多的标签,无所谓是L,是G,是B,是T,是Q,还是他妈的non binary,是abcdefg,在一些特定环境下,女性的权利竟然随着这种认知上的进步被削弱了。一个因为生理原因而天生并且将一直享有男性特权的人,因为性别认知与你一样是女性,TA (THEY) 是否真的可以体会你的处境,TA (THEY) 究竟算不算你的女权同盟?

你能给出肯定回答吗?

所以你为什么要气急败坏地给一个说出事实的人,扣上一顶 homophobic,transphobic 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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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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