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宇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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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气稀薄的时代 必须自己制造氧气

恶的平庸 -- 浅读阿伦特

汉娜 阿伦特的两本书,《人的境况》和《极权主义的起源》,一直在待读书目的清单上,只可惜自己读书不肯按部就班,待读的书单越来越长,在读的书却又不在清单上。说来惭愧,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还是没有开始看这两本书,只是看了Simon Swift的《导读阿伦特》,仅有极其粗浅的认识 -- 如果可以大言不惭地使用”认识“这个词的话。

但还是有一些话想说。在Matters关于这场讲座的介绍文章里,对于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观点的介绍似乎有些过于简化了。从Swift的介绍来看,阿伦特强调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并认为自由思考作为一种活动只有在他人在场时才能进行,这一观点是出于她对于故事和叙述的强调。但是,行动者天然是片面的,个体的故事无法为过着这一生活的本人讲述,意义的凸显需要旁观者的在场,这些人因为不参与其中而能够看到故事的全貌,而这种由旁观者中产生出的,故事的意义为共同体所有,而非故事的主角本身。因此,生命的意义的展现依赖于他人的在场,而如果没有了这种他人组成的公共场域,意义本身也就无法产生。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提出,权利乃是国家的作品,民族国家赋予个人拥有权利的权利,而非服务于保障个人“天然”具有的权力。因此,权利只有通过一个真正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得到保障。然而,何为“真正的政治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如何建立,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即使是在古希腊的城邦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着复多性,从柏拉图的《申辩篇》和《美诺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在当时的雅典城邦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阿尼图斯在《美诺篇》中表现出的,对智者们毫无了解但又充满厌恶的态度,指向当时的雅典城邦的自由民中某种普遍态度,也正是这种态度导向了苏格拉底的死。我们不能说苏格拉底的死是当时雅典的民主制的例外,恰恰相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大众行动的必然结果:当公共领域中的个体拒斥思考,选择听信他人的意见和观点,任何政治制度都有成为极权主义的可能。而思考本身所天然需要的,长久的逼视和反复的追问,是一件极耗精力的事,也因而只能成为少数人的活动。

最近的美国大选,选票能够呈现如此胶着的态势,无论最终是谁当选,这种深刻的分裂和对立本身已经表明民主制度本身在当下的美国所面临的困境。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让希特勒的同时代的人迷恋的不是他所说的内容,而是尽管他常被证明是错的,尽管他显得非常不切实际,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这种独断的,坚定的意见本身对社会具有一种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摆脱不同意见所产生的纷扰,困惑和喧嚣的一种途径,它清晰,直接,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赞同。换句话说,真正的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独立思考的公民,天然地需要对抗人们的这种思维的懒惰。而因为思维的懒惰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更加“自然”的状态,这种对抗必然永恒持续,而建立真正的政治共同体本身则成为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

与需要真诚的思考和参与的真正的政治共同体或公共场域相对的,是平庸的恶。阿伦特认为,“思想总是力图抵达某种深度,去追根究底,而一旦涉及恶,它就遭遇挫败,因为恶那里什么也没有。那就是恶的‘平庸’”。(《导读阿伦特》,p.156)这种“平庸”,是缺乏反思的,空洞的,本能式的,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默认的状态。在Edward Snowden的Permenant Record中,他写到父亲对911事件的回忆,他的同事从走廊里跑过来,喊道,"They bommed the Pentagon"。 而Snowden的困惑是,”他们“是谁?在人们遭到现实的迎面撞击时,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并立刻将“他们”异化,变为我们的愤怒的对象,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在这种意义上,恶是平庸的,因为它存在于每个人身上。

因此,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追求,更近乎柏拉图式的理念,而这种公共领域在现实中的实现,首先要面对的是话语的权利本身的不稳定性,绝对的意见的天然吸引力,与无处不在的平庸的恶。这并非是说,建立公共领域是不可能的,但它的确极其困难,需要巨大而持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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