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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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的爱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5%90%91%E6%97%A5%E8%91%B5%E7%9A%84%E7%88%B1&fr=pb&ie=utf-8&id=tb.1.1cd9ae0f.nzrRWDC8MqXgN29zPMwuCA

[一种声音]爱国主义者屈原的诞生

作者:@南郭刘勃




屈原的为人,算不算“爱国”,是每年端午都要被拉出来扯一次的老题目。


要争论屈原是否爱国,先要说清楚屈原是否有国可爱。


当今世界上的这些“国家”,界定时有一整套复杂的标准,复杂到学者也没有办法精确定义。但譬如下面这几种要素,大概应该具备:


(1)明确的国境存在;


(2)国家主权意识;


(3)以领土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


(4)专门化的政府机构与制度;


(5)处于理论上平等的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中;


古代的“国”,当然不可能完全符合这些标准。而且,历史并不是一条直线向着这个方向发展。而是有时距离这个标准近些,有时却又离它远一些。





爱国的楚国人


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过的“国”,最接近现代国家特质的,大概就是先秦的这些诸侯国。


当初周朝建立的时候,诸侯当然要服从天子。但从西周中后期开始,诸侯国就越来越独立,到春秋时代,人们普遍已经认为,这种国家林立的状态,才是正常的。


拿楚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霸主楚庄王说,他曾经打下郑国,但是没有把人家灭掉,订立两国友好盟约的时候,还特意让楚国军队后退三十里,表示不是城下之盟,体现了对人家的尊重。


后来楚庄王又攻下了陈国,他曾经考虑把陈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但就有贤德的大夫出来劝谏,认为这样做很不道德。楚庄王就让陈国复国,后来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还特别赞许楚国君臣真是深明大义。


总之,理想状态下,不但还存在的国家不应该灭掉,最好已经灭掉的国家还能够恢复。这叫“兴灭国,继绝世”。当时的诸侯国交往,还有一整套复杂的国际规范。读《左传》里的外交官发言,有时感觉还真的挺现代。


这和秦汉以后再出现割据势力,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拿大家熟悉的三国说,魏蜀吴要争“正统”,正统的意思就是,虽然迫于某些不可抗力,除我以外还有其他政权存在,但其实它们不该都存在。一直到三国归晋,大家才觉得世界恢复了正常。


而春秋战国的这些诸侯国中,楚国大约又是国家意识最强的。


这很大程度上是被歧视出来的。


因为中原各国彼此之间有很强的文化认同,号称“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而楚国却被当作蛮夷。楚人的祖先,究竟来自华夏还是南蛮,它和殷商文化和周文化哪个亲缘关系更近一些,是很专业的学术问题,但对当时的普通人而言,这不重要。在中原的史书里,楚国就是蛮夷,所以《春秋》提到楚国国君,绝不理会楚国已经称王的事实,咬紧牙关叫“楚子”;北方的学者如孟子,会把楚国人称为“南蛮鴃舌之人”,这是对楚国人不论尊卑贵贱开地图炮。


我们知道,一群人觉得大家是自己人(学术化的叫法是“共同体意识”),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敌意。


法国人原来觉得自己是巴黎人、勃艮第人、奥尔良人……但英法百年大战,圣女贞德一出,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我们都是法国人。


近代以来,原来普通中国人对自己的了解,也是我来自哪个村哪个镇,知道自己是哪个县就算不错,能弄清楚自己家属于哪个省的,就堪称见多识广的人物了。但和洋大人一接触,被叫两声支那人,脑袋后的辫子被嘲笑两句“猪尾巴”,就没法不意识到这一点:哦,原来我是中国人。


同理,被骂多了,楚国人也就会干脆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楚武王出征随国,出兵前感觉心脏不舒服,他的妻子告诉他:“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只要战争能取得胜利,即使大王您在军中去世,也是国家的福分。我们知道,一般女性是比较反战的,可楚国女人就是这么斗志昂扬。


楚文王在外面打了败仗,回国时发现城门紧闭不让他进城。看门人说:我不接受一个战败的国君。楚文王只好再上战场,打了胜仗才得以回家。


楚康王即位,五年时间没有北伐,他就担忧的问臣下:人们会不会认为我贪图安逸,忘记先君的大业?


事例实在太多。总之可以看出,在和中原华夏的对抗中,“我是楚国人”,至少在楚国的贵族阶级里,是相当普遍的共识。





贵族爱祖国,士人走四方


不过应该注意,春秋战国五百年,这种爱国心从大趋势看,是在淡化而不是强化。


毕竟,楚人对中原文化是仰慕的,“我蛮夷也”的口号听着霸气,其实很大程度也是求关注失败后的发泄。而楚人几百年来锐意进取,不光是武力强盛,文化上达成的成就也令中原列国不得不佩服。如春秋后期,鲁襄公访问了一趟楚国,作为公认是礼仪之邦的鲁国的国君,竟然一下子成了楚文化的粉丝,回家后就仿照楚国的式样修建宫殿,最后还死在里面。


这种融合,其实就在屈原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他的作品里一片楚地风光,但说到价值观,那就妥妥是中原的了。


更关键的是,越到后期,时代特点就越是所谓“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国际关系风云变幻,高端人才频繁流动。


比如曾在楚国推动重大改革的吴起,他是卫国人,到鲁国求学工作,娶了齐国老婆,然后跳槽到魏国,被排挤后才到了楚国。


比如大名鼎鼎的商鞅,他和吴起是卫国老乡,据说还有卫国国君的子孙。长期在魏国打工,后来才到秦国,有了震惊天下的商鞅变法。


又比如楚国人李斯,他投奔了秦国,还在那篇很有名的《谏逐客书》里,跟秦始皇说,你不能把我们这些外国人都赶走,你秦国能够强大起来,外国人是有功的,然后一口气举了好多例证。这么些人都在为秦国效力,那反过来说,就是他们都为灭掉自己的祖国出了力。


不止政治人物如此,思想界更没有国家观念。


事实上,这种喜欢在国际间奔走搵食的风气,要溯本追源,恰恰就在孔丘老夫子哪里。周游列国,“干七十二君”,可正是他老人家带的头。


又如孟子是邹国人,但他重点游说的对象,却是魏(梁)惠王和齐宣王。孟子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定于一”,统一是天下安定的必由之路,这分明是要把所有诸侯国从地图上抹去了,看来保守的老夫子其实前卫得很。


各家各派的子们,都把从一个国家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当作家常便饭。比较重要的例外好像只有庄子,他大体算待在家乡不怎么爱动(虽然也至少到过魏国和赵国),可能是灵魂已经逍遥游,肉身挪不挪,就无所谓了。


但和这些没有国家观念的士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贵族的爱国心,往往还比较旺盛。


如著名的平原君赵胜,就总是站在赵国的国家利益上考虑问题。他因为贪图上党之地引爆了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固然被人认为是个蠢主意,但动机也还是为赵国好。


赵国都城邯郸为秦军包围,有人对平原君说:情势这么危机,你生活质量却还挺高,赵国真要完了,你还能保住这一切吗?赵国要是逃过这一劫,你又何患没有这些?平原君立刻也就散家财招募死士了


类似的如信陵君魏无忌,他几度帮魏国渡过劫难。后来得罪魏王,住在赵国,不想再搭理老家的事。可是魏国被秦国攻打,人有劝他说:“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吓得信陵君立刻就叫车回国了。


这类例子,也无法遍举。总之,各国贵族和自己的祖国利益绑定比较紧密,他们通常也总有一个爱国的心。


其实他们就是打算卖国,也很冒险。韩非子本来极得秦王政的赏识,但人家说他坏话,不需要拿到什么具体罪证,只需要强调一句: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


韩非就被丢进大狱了。有意思的是,构陷韩非的李斯,对秦国而言也是外国人,但因为他的身份是士,就没有忠于祖国的嫌疑了。


屈原的出身和韩非类似,是楚王的同姓,他做过的官,“左徒”是什么学者争论多,但“三闾大夫”涵义是清楚的:管屈、昭、景三个大贵族的事务。屈原虽然一再被楚王伤了心,也不愿意出去乱跑,只愿意留在楚国骂大街和哭哭啼啼。司马迁对屈原为什么不出国表示过疑问,“以彼才游诸侯,何国不容?”其实考虑到身份因素,一点不难理解。


但如果屈原只是一个这样的爱国者,那他也就没啥值得特别关注的了。





反秦与抗暴


《史记·屈原列传》:楚怀王想去秦国,屈原劝阻他时说了一句话:“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屈原反秦的立场,极其鲜明。


虎狼这个词,是形容人贪婪,残忍,毫无信义可言。虎狼之国,这个名词在战国时代几乎是秦国的专属。有学者专门写过《秦称“虎狼”考》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很多人一提到秦国想到的就是虎狼,虎狼一词也很少被用来形容其他国家。


我们站在后世的立场上复盘,当然明白除了秦国,当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成统一大业。但当时的山东六国人,即使认同统一,也没几个人愿意被秦国统一。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变成了一架无比高效的战争机器。秦军将士想的是“首功”,砍下一颗人头可以提升一级爵位改善多少待遇,战场上异乎寻常的嗜血。所以秦国的统一之路,只能用六国人的尸骨做路基。


而且,这个国家只需要战士和农民,其余各所人等,都视为可能腐蚀国家机器的蛀虫。“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 是商鞅之法认定的“六虱”。这个国家反对精神追求,扼杀思想自由,也尽可能把个人财富压到极低的水平上。这样,国家控制最大份额的资源,才能战无不胜。


所以山东六国人都很害怕成为秦国治下的子民。


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军把韩国的上党地区和韩国本土切割开来,希望用这种方式迫使上党人投降。结果,“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上党人的选择是投降赵国,我们韩国人变成赵国人没关系,变成秦国人可不行。


一个齐国人,有天下高士之誉的鲁仲连,发表过“义不帝秦”的宣言。他强调说:秦国对士人奸诈,对民众暴虐,如果一定要让秦国成为天下的统治者,他就宁可投海而死。


到战国末期,有人给秦王提建议:秦国地广人稀,而赵魏韩三晋的土地则已经无法容纳本国的人口,因此希望秦国能作出一些政策调整,吸引三晋的百姓向秦国移民。其中说到:民众的心理,总不过是追求有地有房,但东方人明知道秦国的房和地都很充足,“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这是一封讨好秦王的上书,它也这么说,显得尤其有说服力。


总之,那个年代对秦国的憎恨,是六国人自然不过的反应。而屈原生活的时代,又恰恰是楚国被秦国荼毒最惨痛的时候。屈原刚走上仕途的时候,楚怀王做了合纵联盟的盟主(“纵长”),算是楚国最后的高光时刻,之后就一败再败。怀王时代的楚军出击能够逼近咸阳,好歹还可以说是惜败,到了屈原被彻底放逐之后,他能听到的消息和目睹的境况,就只是楚国不断的割地输城,祖宗的陵墓被焚毁,国家的都城被攻陷,这已经不是战争,楚人只是屠刀下瑟瑟发抖的羔羊了。


这一切如果没有被写下来,这段历史就只是秦军功劳簿上的一串数字:某年,取城若干座,斩首几万级而已。失败者的抗争,殉难者的血泪,就只能沉没在历史的黑幕之中,被永远遗忘。


这时屈原的笔,就显得异常重要。“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有了这样的诗句,屠夫留下的血污,就永远不能抹去。而《国殇》中的悲歌: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在天地间回响的声音,凛然亢直之气,穿越千古,仍旧震撼人心。反秦的如椽巨笔,就是对民生和人性起码的尊重,就是反抗侵略直到最后一刻的决心。


然而屈原的这一面,恰恰是到了汉朝就几乎被刻意忽视了。





屈原的许多面孔


汉代以后,楚歌非常流行。毕竟,刘邦君臣很多都是楚地的人,徐州沛县一带,正式纳入楚国版图虽然挺晚,却早在春秋中期就有楚军在这里驻扎,这个地方和楚文化的因缘,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深厚得多。


但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


楚国亡了,秦国也亡了,更重要的是周代以来的那种诸侯国模式已经亡了。天下同时有许多诸侯国并存的局面,绝不再被视为合理,甚至到后来人们慢慢忘了,它曾经是被视为合理的。


当然,汉代仍然有一些同姓诸侯王。实际上楚辞较早的收集整理工作,也正是他们做的。但他们会回避屈原爱国的问题。你爱哪个国呢?爱你所在的诸侯国?这简直就是谋反!爱汉朝?大汉天子的权威无远弗届,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和汉朝平等的外国,虽然仍可以把汉朝称为一个“国”,但这距离屈原的国,或者我们今天理解的国家,都实在太远了。


于是屈原式的爱国情怀,自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所以汉代文人读屈原,感受最深的,是“悲士不遇”,也就是一个忠心而有才华的士人,得不到君主的赏识。汉人对楚辞的仿作,许多篇章洋洋洒洒涕泗滂沱,但归结起来,不过是《离骚》中就一句话:“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大家嫉妒我美美哒,所以都在说我坏。


还有人则关注《离骚》的后半段,那部分屈原写得比较放飞自我,什么“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什么“扬云霓之暗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怎么看都不像人间。


这些文字的章法,其实和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相似,火柴点亮时的幻象越美,越能突出幻灭之后,现实的冰冷黑暗。但这批人把“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个惨淡结局掐掉,沉浸于楚辞提供的奇幻的世界里,于是阅读楚辞就仿佛是在修仙。


以班固为代表,批评屈原也是一股不小的声浪。他们强调屈原“扬才露己”,把自己看成宇宙中心,没有和人家好好相处的能力。自杀这个行为,尤其要不得:一来,班固们把保全自身看成最了不起的成就;二来,你绝望自杀,引发社会反响,等于是公然骂国君是个昏君,群臣都是奸臣,闹得大家都知道了,属于泄露国家机密。


总之,这派人的意见大概是嫌弃屈原政治素质太低,自己则是一副情商过人的鸡贼相。联系班固最后的结局恰恰是在政治斗争站错队被整死,这可是真令人感叹。


汉以后漫长的古代史,相比较而言,文人的精神情怀和屈原能够比较接近的,是宋朝。


宋朝理学盛行,想想范仲淹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定劲儿,就知道宋朝人和屈原肯定很难对接的地方。批评屈原的态度不够平和中正的议论,名人名言确实也是一抓一箩筐,甚至于,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没提屈原,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他瞧不上屈原那副中二的样子,所谓“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况君臣之际乎?”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同时,宋朝人有和屈原特别相似的心事。


先后要面对辽夏金元这些北方政权,宋朝清楚自己很难代表天下,和强盛的汉唐相比,宋朝更像一个“国家”。宋朝的经济、文化无比繁荣,宋人对此也非常自信,但宋朝对外作战,却总是落在下风,这种处境,也很容易让人回忆起楚国面对虎狼之秦。


所以也正是在宋代,研究楚辞的著作大量涌现。把屈原的精神品质概括为“忠君爱国”,这个提法第一次出现,是在理学宗师朱熹的《楚辞集注》里。而南宋最后灭亡的一幕,是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入大海,这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屈原的怀沙自沉。





横空出世的《屈原》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的这个命题,不断被反驳,但始终展示出对事实强大的解释力。


当然,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要托古改制,从传统里找资源的。西方国家的酝酿期,有文艺复兴,绕开中世纪上溯到希腊-罗马;有宗教改革,绕开教会直奔《圣经》。中国从天下转型为国家,要发掘传统资源,几乎从任何角度看,最值得重视的都是先秦。先秦时期的诸侯国哪一个都不能代表中国,但是它们又确实比更能代表中国的后世王朝,更接近一个“国家”。


各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被应用到先秦史上,或者纯粹是瞎开脑洞,也可能造成极大的反响。关于屈原,也自然众声喧哗。


正如人们常说的,一个脑残粉胜过十个高级黑。反过来看,低级的黑,也有助于提升关注度和美誉度。


晚清以来,什么屈原并不存在,屈原是个小丑弄臣,屈原是同性恋……之类说法层出不穷。这些假设,有的根脚不牢,有的无关宏旨。而认真的学者一反驳,倒是把很多史料中含混暧昧的信息,梳理得较为清楚了。


突然又并非偶然的,1942年,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横空出世。


在剧中,屈原爱国反侵略的一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面对恐怖强大的敌人,唤起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1942年的观众,最真诚的感情。楚国本不能代表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爱国之心的共鸣,是可以超越时空的,所以在剧本中我们可以不断发现这样的台词:


屈原(沉着而沉痛地)大王,我可以不再到你宫廷里来,也可以不再和你见面。但你以前听信了我的话一点也没有错。你要多替楚国的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老百姓都想过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山河。你听信了我的话,爱护老百姓,和关东诸国和亲,你是一点也没有错。你如果照着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的大一统是会在你的手里完成的。


屈原哼,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中国呵!


楚国和中国,完全实现了无缝对接。


其实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楚国还是中国,1942年的屈原对战国的屈原夺胎换骨,最关键的是爱国的方式。


在古代,君主既是国家的所有者,也是国家的象征物。所以爱国和忠君当然无法分割。在屈原身上,这一点尤其明显:楚辞中大量内容都饱含着对楚王浓烈的爱,即使怨愤同样激烈,也带着因爱生恨的意味。1942的屈原,则不再是一个忠君者了。这个剧本郭老只写了十天,由于写得太快,战国的屈原对楚王的敬爱,开始还没有删汰干净。后来反复修改,追求的效果之一,就是让楚王在屈原的精神世界中,越来越没有什么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爱国和对人民的歌颂,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


古代世界里,爱国和爱民可以是两件事。比如商鞅的著作里,旗帜鲜明的把国家和人民当作对立的两极,认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经常被拿来和屈原对比的西方大诗人但丁,那么热爱自己的佛罗伦萨祖国,但提起佛罗伦萨同胞,却说“这班人民是负心的,凶恶的”,“他们是盲目的,是贪鄙、嫉妒、傲慢的民族”,骂得极其难听。


又或者,虽然爱国也爱民,但是对民的爱,是居高临下的,认为人民就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保护,但不必尊重他们的意见,必要时还要打几下屁股。儒家的立场就是这样。战国的屈原说过“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也说过“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对人民的态度,大抵也正是如此。


这就完全不符合现代爱国主义的需要了。古代对民众没有爱国的要求,但现代国族意识,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爱国是一种超越阶级的感情,“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既要求人民爱国,又认为人民愚蠢,就成了对爱国的一种污蔑。


所以1942年的屈原,就完全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学生了。屈原教宋玉写诗时,有这样一段议论:


屈原所以有许多人说我的诗太俗,太放肆了,失掉了“雅颂”的正声,我是一点也不介意的。我在尽量地学老百姓,学小孩子,当然会俗。我在尽量地打破那种“雅颂”之音,当然会放肆。那种“雅颂”之音,古古板板的,让老百姓和小孩子们听来,就好像在听天书。那不是真正把人性都失掉干净了吗?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自己究竟比你们出世得早一些,我的年青时代是受过“典谟训诰”、“雅颂”之音的熏陶,因此我的文章一时也不容易摆脱那种格调。这就跟奴隶们头上的烙印一样,虽然奴隶籍解除了,而烙印始终除不掉。到了你们这一代就不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受过烙印,所以你们的诗,彻内彻外,都是自己在做主人。这些地方是使我羡慕你们这一代的。


这自然不是战国的屈原,而是一个白话诗人的感言。更重要的是,话剧《屈原》中,人民高度理性,并且在修改中这一点越来越被强化。在最初发表的剧本里,楚国官方放出屈原发疯的谣言,还能让楚国人民上当,后来的修订版里,楚国人民就自觉不信谣,不传谣,完全不理会反动政府对屈原的污蔑了。


最后,人民的女儿婵娟喝了毒酒替屈原死了,来自人民的卫士则给屈原指明了方向:


卫士甲 先生,我们楚国需要你,我们中国也需要你,这儿太危险了,你是不能久呆的。我是汉北的人,假使先生高兴,我要把先生引到汉北去。我们汉北人都敬仰先生,受了先生的感召,我们知道爱真理,爱正义,抵御强暴,保卫楚国。先生,我们汉北人一定会保护你的。


于是1942年的爱国主义者屈原,自然也就不必投入汨罗江,而是可以投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了。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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