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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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的房子都卖给了谁?

有人往猪肉、牛肉里注水,你义愤填膺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 但有人天天往你脑子里“注水”,你却千恩万谢并由衷的赞美。往猪肉、牛肉里注水的发小财,往人脑里注水的发大财。

他们像是买了一张通往更好生活的入场券。


这是很多县城的图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县乡,去往更高线的城市,但他们又依赖家乡的资源保障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活。他们掏空几个钱包回县城买了房,像是买到一张通往更好生活的入场券,而那些房子本身,大多数时候,可能是鲜少居住的钢筋水泥。

 

 

文|冯颖星

   编辑|楚明



冷清

这个夏天,在河南驻马店平舆县卖房的卫峥遭遇了职业生涯里最惨淡的销售季。循着既往的经验,这原本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五一、端午假期轮番上阵,在外地工作的人们趁着这几天返回老家,带着在外辛苦打拼积攒的积蓄,只用20万元左右,便可首付县城的一套住宅。更多的时候,县城的人们不喜欢贷太多款,他们的首付款会付得更多,甚至达到六到八成。假期的几天时间内,能卖出平日20天的销量。

这几日,售楼部会被一种节日的氛围包裹。各种小游戏一轮接着一轮,比如吃西瓜大赛;小蛋糕、太阳伞等各种小礼物免费送,以此聚拢门店的人气。地产商们甚至还会占领县城居民们的朋友圈——转发点赞就有礼物拿。房子的折扣降到了最低,买房还送家电,但这些动作在2022年似乎都失效了。

当我抵达平舆这座位于豫东平原的县城,楼市的热度已经不在,从城东到城西,售楼部几乎都清清冷冷。有销售极力给我推荐房源,说「今年卖了几百套」,但她所在的售楼部四下无人,我是这天下午唯一的看房客。

当地楼市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激起水花了。今年5月,首付门槛从30%下降到20%,利率一降再降,卫峥却愁眉不展,他深谙老百姓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前几年,开一栋、清盘一栋,客户看了当天没下单,我说没关系,下个月继续涨,等他再来看,真的涨了,咬牙也要上车。」那几年的钱太好挣了,卫峥所在的楼盘,大多数销售自己都会买下两三处房产,「钱跟捡来的一样」。


他极力说服自己适应目前的境遇,「一家大开发商上个月也就卖了两套」。可卖不出房和公司考核的压力一并袭来。没有成交的日子里,考核也更加严格,他每天要拨出70个电话——有人专门检查他的通话记录,还要下乡去做宣传,说服村子里还没有买房的人家。大多数时候,到了村里,他只能见到几个没有经济能力的老人,再空返而归。


不止一次,卫峥把电话拨出去,电话另一端的声音传来,说自己还在外地,「回不去」,还有人说,「从春节离开家到现在,没挣到钱,咋买?」卫峥理解他们的无奈,「他们也不是不想买,回不来啊。」


县城的一套房子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当地体制内的人士告诉我,「没房,姑娘连你的面都不会见。」他是县城人,家里有一栋4层的自建房,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相处3年的女朋友还是以他在县城没有商品房为由和他分手。


在河南驻马店地区,2020年平舆县房地产开发增速为14.6%,是该市房地产开发增速最快的区县。与房地产快速发展对应的是,2021年,这个县城的GDP增速为10.56%,超过驻马店地区所有区县。


经济增长和城市容貌的改观会激发县城人的身份认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会得意地跟外来的人说,平舆要比周边县城发展得都好,「周围县城的人也会来这儿买房」。但当夜幕降临,往西面的新城走去,道路宽阔而空旷,高楼林立,却又不见几户亮着灯光。在老城区里,有的小区除了一楼底商,楼上甚至漆黑一片。


平舆,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县,却浓缩着很多县城的这幅图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县乡,去往更高线的城市,但他们又依赖家乡的资源保障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活。他们掏空几个钱包回县城买了房,像是买到一张通往更好生活的入场券,而那些房子本身,大多数时候,可能是鲜少居住的钢筋水泥。


高楼林立,抬头不见几盏亮着的灯光 冯颖星 摄


100万


平舆城区不大,中国县城常见的「三纵三横」结构在这里同样适用。三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三条纵穿南北的道路,大致就勾勒出了县城的形状。如果骑电动车沿着县城的最外环行驶上一圈,只需半个小时。


在这个县城,城乡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沿着市区的主干路向西一直走,甚至不用穿越村庄,便能直接抵达隔壁的汝南县城。只是在这条路上,有几条不起眼的分叉,钻进去,现代的钢筋水泥楼房越来越少,高楼连着农田,平原一望无际,这便是平舆的乡镇与村庄了。


在当地,流传着一个说法,一个儿子100万。如果家里有儿子,那么构成他婚姻的必要条件是100万元的启动资金。


把这100万元拆开,县城的房子是首要必需品,一套普通的商品房大约五六十万元,毛坯。装修或者买车还要花去15万元左右,最后才是彩礼。大多数时候,彩礼需要分两次给,确立关系要给一次,订下结婚的日子要再给一次,两次要给出16-20万元不等。至于三金、婚纱照与摆酒席的钱,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三万五万的,都是小头」。如果县城没有房子,后面的一整套程序都跟你没关系了。


这种金钱绑定婚恋的窒息感,将在过年的那几天里集中爆发。返乡的年轻人,会在家人的要求下,尽可能完成相亲、确立关系的婚配环节。速度更快的,可以在十几日内走完定亲与结婚的全部流程。村里的女孩比男孩少,当地的一位村干部王怀礼很认真地跟我说:「下手要趁早,晚了,姑娘就被挑走啦。」


在这个县城里,你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年龄压缩、人生折叠之感,人生节奏都在尽可能地往前赶。有时候你跟当地的年轻人谈起他们的婚姻,有人会特别强调,「我是合法婚姻」。在他们出生的村镇里,十八九岁就举办婚礼,再正常不过。


王怀礼20岁时经人介绍跟邻村的姑娘组成家庭,他的两个儿子又分别在20岁的时候成了家。现在,50岁出头的王怀礼已经是4个孙子的爷爷,最大的孙子今年13岁。


2017年五一假期,王怀礼的大儿子从外面回乡,首付25万元,在县城买了套110平米的三居室,「是给他2009年出生的大儿子买的」。这个1990年出生的小伙儿要给自己的孩子提前筹划,好让他7年后,不会因为房子,输在择偶的这条必经之路上。


这似乎是这个家庭难以摆脱的人生沿袭。在子女成家这件事上,当地的父母有种无法脱卸的强大责任感。这种责任与压力,又会直接传导到下一代身上。


王怀礼的大儿子成绩原本不错,初中去了县上最好的初中,高中又考上了县城最好的学校,让王怀礼很是得意。但读到高二,大儿子再也不愿读下去了。他眼看着父亲辛苦——自己还在读初中,父亲便开始攒钱给自己在村里盖房子,每攒到一点钱,自家一块宅基地上的房子就叮叮咣咣地再长高几尺。


因为有两个儿子,儿子们的婚房是这个家庭茶余饭后避免不了的话题。「我的娃太懂事了,他们听了心理都有压力」,王怀礼说。但他也不愿儿子放弃上学,任凭怎么劝说,大儿子还是辍学了,离家进了南方的电子厂。「他心疼我,『咱们不是城里领工资的家庭,一年只能种两季粮食,一季没收成,这一年就只够个吃饭』,他要自己去挣盖房子的钱。」


一年后,王怀礼初中还没有毕业的二儿子也走上了哥哥的老路。提起自己的两个儿子,王怀礼直了直腰,「懂事,能干,没有城里孩子娇生惯养的毛病,有时候两年才会回来一次」。


现在,两个90后儿子都在外为他们的孩子们奔波。他们要给自己的儿子攒出100万的「老婆本」。在当地,100万的「结婚标准」是2017年之后划定的,王怀礼将此解释为「随行就市」。也是在2017年,县城的四邻八乡突然掀起一阵进城买房的热潮,房子一天一个价格。邻里之间,谁家在县城买了房,其他有男孩的家庭便捏了把汗,生怕自己家给儿子攒的「本钱」要输给行情。买的人多了,县城房便成了谈婚论嫁的「最低标配」。


尽管心里并不乐意,但王怀礼的家庭也只能跟着行情去走,「没办法,你在这个环境里,村里的人,爱比」。

曾有房地产商打出「结婚先买房,轻松做新郎」标语 图源视觉中国



出走


为了挣到这100万,很多年轻人要离开老家。


今年5月,平舆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当地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这轮全员核酸,共检测了60万人,这也被当地人们当作该县常住的实际人口数量。在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平舆县共有户籍人口117.24万人。也就是说,近两年里,全县将近一半的人口都在外地。


这种出走,更多是「亲帮亲,邻带邻」的方式。在卫峥工作的楼盘,近半数女销售员的丈夫在南方做防水,这也是平舆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90年代,沿海城市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平舆人卷上铺盖,拎起沥青壶一路南下。凭借着25万防水大军的劳务输出,平舆也有了「防水之乡」的称号。


防水不是轻松的工作,技术门槛虽然不高,但需要手脚并用、烟熏火烤。楼顶是防水重要区域,雨天做不了工。卫峥听外出做防水的朋友讲,脚要不断往前推防水卷材,推过的卷材还要用火枪去烤。太阳就在头顶晒,楼顶的水气又往上蒸发,脖子上搭着的毛巾卷都浸透了,汗水还是顺着眼睛往下流,最热的时候,「头一栽,就啥也看不见了」。


当然,收入也丰厚。做其他工作,一天或许能挣到一二百的工钱,但干防水,「一天能挣450块,还是日结」。卫峥给我算了笔账,假如一家4个劳动力,留下一个看孩子,其他3个人都出去做防水,一个月能挣3万多元,不到两年就能在平舆县城买套房子,「生活的基本保障就有了」。更有头脑活络的,早早完成从「打零工」到「揽工程」的角色转变,成了平舆最富有的一批人。


浩浩荡荡的防水大军扎扎实实刺激了平舆的房地产。卫峥16岁就南下打工,2015年回到平舆,开始进入房地产行业。他的第一任老板是广东顺德人,瞅准平舆这个县城的商机,在县城西北面拿了一块地,取名「城市之心」。也在这个楼盘里,这个县城的人们第一次见到样板房,对未来的家有了具体的想象。


卫峥跟同事们背上统一的双肩包,穿着笔挺的制服,骑着统一的单车在县城里穿行。那是从大城市带来的全新营销方式,销售们的书包里背着「给平舆人的一封信」。信封贴着邮票,外观精致。信上写着,平舆人值得拥有更好的居住环境,他们应该在这座县城里享用到跟大城市一样的房子,并将在平舆这座县城里,建立新的地标。人们郑重地接过信封,把信仔仔细细地收藏了起来,「没人把它丢在垃圾桶里」。


这个楼盘里有91栋联排别墅,经卫峥之手销售出14套,「其中一半是在外地做防水的老板」。


后来,城市之心落成,有着罗马柱和西班牙风情,确实成了平舆新城的中心。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在城市之心的周边,越来越多的农田长出新楼盘,房价也跟着蹭蹭往上涨,2000元、3000元,后来涨到了4000多元。每开一栋楼立刻售罄,行情最好的时候,客户需要摇号,「拿着钱都买不到」。在县城北部,硬生生长出了一座新城,与城中村一路之隔,新旧之间,形成显著的对比。


这些年,很多县城都在大张旗鼓建新区,现代楼房开始成为县城人群的标配。人们从大城市返乡买房,而后继续涌入大城市,进行新一轮的打拼。县城的房子,某种程度上是这些人们衣锦还乡的标志物。

县城气派的新楼盘  冯颖星 摄


分离


房子买在县城,人却在外地。大多数时候,他们不得不与子女分离。


如果带着子女一起去大城市,则意味着更多的家庭经济消耗 ,「100万」目标的实现时间要被拉长。此外,他们的子女在大城市难以享受优质教育,也不能在异地参加高考。无数的案例也在提醒他们,许多在外地读过书的孩子,在高年级时回到老家,因为不适应新的环境,学习成绩可能一落千丈。


王怀礼对此也很无奈,在没有太多就业机会的县城,这近乎是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两难困境:留下,搞不了自家的经济;离开,又守不了孩子。


「不出去怎么办啊,他们的孩子还要留下来读书。县城里的房贷要还,以后结婚也要花钱,他们留下来陪伴,就没法挣钱。」 他说。


1997年出生的程好,是分离家庭后遗症的波及者之一。父母打小就不在身边,他不得不跟着亲戚们生活,小学转了三次学校,从村里转去县城,又跟随亲戚转回村里,常常刚熟悉学校的环境就要离开。到了初中,他进了县城的私立寄宿学校,才算终结了自己动荡的生活。


读初中时,程好周围都是跟他一样的「留守儿童」。10天放一次假,学生们极少回家,衣服都是自己洗。进入青春期,很多人一度不知道目标与方向在哪儿,「也不知道为啥学,不想学了就玩」。他的身边没有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样本。电话的另一端,父母也会对他叮嘱两句,但起不到引导作用,「离得那么远,他们也不知道你的真实状况,敷衍两句就过去了」。


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很短,甚至他们过年也不回来,他还是会想在深圳的父母。很多次,程好都在电话里跟父母提出,想去他们工作的地方看一看,最后得到的答案都是拒绝。「他们住得不好,说是瓦房,到处都是蚂蚁,睡觉又热。」


特岗教师吴凌玉在平舆的一所乡村小学任教,工作第一年教的是五年级。令她惊讶的是,一个班级里54个孩子,会背乘法口诀的只有20多个。她留心一数,班里的留守儿童,将近40个。少数几个孩子父母其中一方出去打工,留下一人照看他们,还不算完全的留守。


多次家访后,乡村小学校长李学智发现另一个现象:这些早早结婚又常年在外打拼的年轻父母中,离婚者的比例正在升高。他所在学校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孩子的父母已经分开。


他关注到自己班上的一个男生,经常考第一名,但几乎不与同学打交道。「性格就像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在课间,他不止一次看到这个孩子蹲在角落抱住自己,用手指抠地上的石块与沙子。有同学试图靠近他,这个孩子会立刻朝对方丢石头。经验告诉这个校长,当孩子出现这种性格孤僻的状态,多半是家庭出了问题。

 

留守儿童与母亲依依惜别  图源视觉中国


虹吸


100万装备赛里,程好是略显幸运的人。他的妻子是自己的高中同学,免去了相亲的烦累,岳父也格外体贴自己,彩礼一共「下」了8万6千元,极大地减轻了他原生家庭的负担。房子总归是要买的,在深圳收废品的父母拿出大约20万元的首付,剩下的贷款全家人一起还。


程好跟我说,自己在西安打工的岳父,没有像县城里的大多数家庭一样,要求他一定要在县城买房。只是,一想到自己儿时的留守经历,他觉得房子不管怎样都得买,「我得让我的孩子在县城好好上学」。


买房是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最直观的手段。近两年,平舆县推行划片入学,城区里有房及住、户一致的孩子会优先录取。教育资源在房子上产生的溢价,在县城也普遍存在。距离平舆县50公里的另一个县城上蔡,一所小学附近的一个次新小区,房价高出县城平均房价约三分之一,而且一房难求。


新学校和新校区伴随着新开发区出现,几年的时间里,常住人口60万人的平舆县,城区里小学的数量已经扩建至27所。县城因房地产而对乡镇生源的虹吸也更明显。


城区学校的体量愈发庞大。2021年秋季招生,平舆实验小学一年级共招收了18个教学班,入学第一天,学生家长发现,一个班里居然塞了100个学生。卫峥的女儿就读的小学,情况比实验小学稍好,一个班的学生数量在90名左右,但教室还是不够用,后来学校索性租了附近的一片空地,建了铁皮房,当作学生的临时教室。


在平舆县下辖的13个乡镇,则是另一番景象。近些年来,乡镇学校撤点并校,王怀礼的大孙女在村子里读到三年级,就不得不转去镇上的学校就读。村里的小学只开到三年级,再往上,班里的学生和老师都凑不够了。


王怀礼所在的村子,户籍人口共有3000多人。村里的小学,幼儿园与小学合并在了一起,也仅有60个学生。


李学智谈及他学校的状况时,感到很无奈。为了留住学生,一年中至少有4个月份,他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去村里家访,去说服那些想要转走但又有些犹豫的家长留下孩子,继续在村里接受低年级的教育。大多数时候,自己口干舌燥的劝说并不能够打动他们。回头看看自己的学校,这些年来,校舍的条件越来越好,分过来的特岗教师是清一色的本科学历,但上级学校的强大虹吸作用,一次又一次让他败下阵来。聊天过程中,他不止一次自嘲道:「不知哪一天,自己的学校就没了。」


王怀礼隔壁村的一所小学,情况也如此。目前,镇上最大的学校被称为完全小学,「完全」在这里的解释是,所有的年级都开全了。

 


陪读奶奶


在平舆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孩子都是给奶奶生的」。年轻父母离家,养育孩子的任务就落在爷爷奶奶身上。


每天早上,吴凌玉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们入校,总会看到这样的场面:一辆由爷爷或奶奶驾驶的三轮车上,腾腾腾下来三四个甚至四五个孩子。每次学校开家长会,台下坐的也是一群爷爷奶奶。


王怀礼的养孙任务繁重。大儿子的小女儿与二儿子的小女儿在同一年出生,孩子四五个月,儿媳们便把孩子留给了他和老伴儿,返回南方打工。为了照顾孩子,两三年的时间里,他和老伴儿没睡过一个整觉。孩子体质弱,时常生病,他们三天两头带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白天为孙儿做饭、接送上下学,回家再洗四个孩子的衣裳。当年他们做父母,也不过只带两个孩子,现在年纪大了,却要带四个,「体力和精神双重折磨」。


早些年,王怀礼会在农闲时候去县城周边的工地打零工贴补家用,「一天总能挣到一两百块」,自从照顾这些孙辈,几年没有出去挣过钱。儿子们也知道他辛苦,及时打钱回来供孩子吃喝读书。


见到我当天,王怀礼刚拜托村民从县城取回大儿子的房产证。这套努力够到的房子,直到现在还没装修,已经闲置四年。


王翠萍的女儿也在县城买了房,去年,趁着春节回来的间隙,女儿女婿从新疆回来,找人把房子装了。王翠萍带着两个孙女住了进去。从此,她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陪读奶奶。


去年8月,12岁的大孙女面临小升初。儿媳与王翠萍商量,还是想送两个孩子去县城读书,大孙女读县里的私立寄宿学校,小孙女插班进公立学校。习惯了村里的生活,王翠萍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但她习惯了隐忍,还是点了点头。


做陪读奶奶,意味着她原本的生活将被打破。因为老伴儿也跟着女儿去新疆打工,她不得不往返于县城与村庄,独自完成带孙陪读和料理10亩地的重任。


陪读之前,王翠萍去县城的次数屈指可数。儿媳临走前领她在县城里走了几遍,王翠萍的陪读生涯就算开始了。


从女儿家到小孙女学校是两个方向,骑电动车需要20分钟,无论严寒酷暑,王翠萍一天不落。带孩子的这些年,她的身体落下了一身的毛病,体重掉了30多斤,心脏和肠胃都不好。


好几次,送完孙女,骑车回家的路上,王翠萍都觉得撑不下去了,把电动车扔在一边,吞下速效救心丸,就在马路边上的树荫里倒下去,缓个十几分钟,起来拍拍土,继续骑行。


我们交谈时,王翠萍脖颈后面的膏药清晰可见。她今年57岁,头发灰白相间,脸上的皱纹堆叠在一起,自嘲说自己看起来像「七八十岁的人」。


在女儿家的小区里,王翠萍认识了一群跟她一样的陪读奶奶。送完孩子,她们围在小区的门洞里打牌。牌桌上,一群乡下来的奶奶们诉说着各自的苦,时常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到了下午5点,不管是否收拾好了情绪,她们起身就走,赶去接自家的孩子放学。

 



回归


对很多从县城出去的人来讲,家乡还是要回去的。


一到春节,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像候鸟一般,从四面八方集中迁徙回乡。大多数时候,他们不会在县城停留,而是直奔村子里的老家。这时,村里会比县城更热闹,本就不宽的乡道被堵得水泄不通。在平舆农村,不管商品房买在哪里,人们总归要把老家的房子修得漂漂亮亮。


在当地,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这里是你根啊,你不可能永远漂泊在外。」


「只有穷鬼才不修老家的房子,那些没修的,都是在县城买完房,没钱再修了。到那个份儿上,很尴尬的。」


「家里热热闹闹,房子至少能修200平,为什么要在县城『坐牢』。」


于是,你会在县城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有人买了多年的房子,一天都没住过。有人买房时为了舒适,多加好几万去买梯户比少的房子,结果入住了很久,发现压根儿没几个人乘电梯。


对于县城里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来说,在房价上涨的年代,房产是他们最重要的投资。「手里有点闲钱,不买房还能干什么?」至于入手的那些房子,「家里那么多房子,住不过来,再买谁去住啊」。


90后的父母走出县城,在更高线的城市开阔了视野,愈发感知到教育的重要作用。很多妈妈会在孩子临近中考、高考的时候回来。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开始意识到家庭教育以及父母陪伴的重要作用,试图寻找回乡的机会。


为了还房贷,程好21岁那年办完婚礼,就和妻子一起跟随父母去深圳打工。如今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他下过决心,不管如何都不要再让自己的孩子做留守儿童。他想过回县城开家炸鸡店,但看中的品牌被别人抢了先,只得暂时待在深圳,再找一些别的能带回去发展的机会。


眼下他遇到新麻烦。他举全家之力在县城购买的,承载着婚姻与教育双重功能的房子有了烂尾的风险。每维权一次,工地便零零星星进去几个工人,敲敲打打几日,然后又没了声响。在平舆这个县城,烂尾楼的数量并不多,他希望自己不会成为不走运的那一个。


我遇到当地的一位中产男士,买了市中心的商铺与公寓。在他买的那个楼盘,地下室都能被开发成格子铺来卖。后来,地产商险些造成烂尾,拖了几年之后,尚未达到交付标准也交房了。在这场博弈中,业主的期待已经越降越低,「已经不在意交付质量了,只要能交,我们也就认了」。后来,这名男士的两套公寓刚到手,转手就买了出去,「亏了十多万」。其中一套接手的,是一个从外地返乡的单亲妈妈。


最近河南其他县市的大蒜换房、小麦换房的戏码并未在平舆上演。在南方的一些县城,还有西瓜换房、水蜜桃换房,销售手段同样怪异,但也不难理解这背后的鲜明意图:吸引农民来买房。


房地产商知道县城的房子到底要卖给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农民是县城城镇化的强大助力者,几乎撑起了县城的楼市。


早几年,每隔一阵,王怀礼总能见到城里来的中巴车,楼盘销售员们天花乱坠地讲上一通,便带走村民们进城看房。现在,销售们开来的小汽车已经没多少人再上了。


王怀礼粗略地盘算了一下,在他们村,以最小单位的「生产队」计算,共有80户人家,他知道的,有50多户在县城里已经买了房。他感觉,留给县城房的农村购买力,已经远不如从前那么充足了。


经历了楼市的高潮和落寞,卫峥此刻觉得茫然无措。身处平舆小城,他身边的同龄男性也不多了。待在县城的他,不得不继续跟外地的老乡们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向他们推销家里的房子。

新城区与城中村一路之隔 冯颖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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